利國偉，廣東開平人，生於澳門。港澳著名財政金融家、社會活動家、教育家、世界經濟著名人士。 父親利樹培（1892-1964），字耀世，號植庭，曾在港經商，是香港著名鴉片煙商利希慎的堂弟。母親梁蕙卿。 國偉是長子，有三個弟弟一個姐姐，姐姐利婉雲，弟弟利錦桓、利錦光、利錦輝。國偉自幼隨家人返回香港生活，少時入讀敦梅學校，後升讀聖約瑟書院。1937-1940年，他未畢業，加入在港開設分行的國華銀行任見習生。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期後，主要在澳門和中國內地活動。1945年香港光復，他返港生活。 1946年，在何添的引薦下，國偉加入恆生銀號，擔任會計，兼負責處理海外黃金買賣。他通曉英語，深得何善衡和何添等人倚重。 恆生最初是一家找換店，並非正式銀行。國偉加入恆生時，中國內地政局動盪和經濟衰落，二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濫發金元券，造成貨幣大幅貶值。恆生看準時機，大力開拓外幣兌換業務，業務迅猛發展。 1952年，恆生向港府註冊成為私人有限公司，何善衡任董事長，何添擔任總經理，正式開展商業銀行業務。1950年，國偉升任助理經理，1953年出任副經理，1957年任經理，1964年任副總經理。何善衡每到歐美考察，帶上國偉做翻譯。1960年，恆生銀號改組為公共有限公司，並正式易名為恆生銀行，國偉獲委任為首批董事之一。除恆生工作外，他身兼美麗華酒店企業等多家公司董事。 1965年1月，香港發生明德銀號擠提倒閉事件，明德銀號屬於小規模的華資銀行，但事件引起公眾恐慌，使擠提風潮席捲多家華資銀行。繼明德銀號後，另一家華資的廣東信託銀行在2月出現擠提，最終被接管。而恆生等多家華資銀行首當其衝，相繼出現擠提。 1965年4月初，再度傳出對恆生不利的流言，恆生出現大規模的擠提潮。4月5日，恆生在一天內被客戶提走8000萬港元存款，佔存款總額的1/6，銀行累積損失二億港元，陷入破產邊緣。4月8日，董事長何善衡迫於無奈，在緊急董事會會議上決定把恆生賣給自擠提風潮以來一直給予支援的英資滙豐銀行，並指派通曉英語、時任副總經理的國偉全權負責洽談工作。翌日，賣盤建議得到財政司郭伯偉首肯後，國偉立即與滙豐方面展開談判，促成恆生於4月12日作價5100萬港元售出51%股權給滙豐銀行。 恆生銀行賣盤給滙豐銀行的決定，避過了結業倒閉的危機，但成為滙豐銀行的附屬銀行。這對何善衡、何添和國偉等人而言，是經營恆生銀行多年來最艱難的決定。滙豐銀行入主恆生銀行後，繼續保留恆生的華資銀行格局，滙豐主席桑達士除派出四名董事入局外，還讓何善衡、何添和國偉等人繼續打理恆生銀行，主持大局。 1967年，國偉接替何添出任恆生銀行總經理，1976年兼任副董事長，1983年接替退休的何善衡兼任恆生執行董事長。1987年，他卸下總經理一職，但仍繼續擔任執行董事長至1996年，後留任非執行董事長至1997年。國偉擔任總經理和董事長期間，積極拓展銀行業務，包括1969年宣導和向外界推出恆生指數，使該指數從此成為香港股市的參考指標及恆生銀行在香港交易所上市；1981年，成功取得在地鐵車站開設分行的專營權，1984年收購永安銀行和擴大本地分行網絡。 中國改革開放，在利國偉的主持下，恆生銀行回大陸發展，1985年率先在深圳開設代表處，先後在廣州和上海開立分行。 1978-1984年，國偉兼任滙豐銀行非執行董事；1984-1992年改任滙豐銀行董事局顧問；1991-1997年任滙豐控股董事局顧問。1997年底，服務恆生滿51年、年近80歲的國偉卸任董事長一職，由艾爾敦接任，他仍留任董事，1998年初獲委任為名譽董事長。2004年，他正式退出董事局，辭去名譽董事長，再獲委任為名譽資深顧問。 早在60年代初，國偉在銀行界嶄露頭角，獲香港政府委任為租務法庭委員、民航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彩票管理委員會委員和主席、香港旅遊業協會董事及公務員薪俸委員會委員，多次率領貿易代表團外訪。 1968年7月，他獲香港總督戴麟趾爵士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任內關注金融和經濟事務。順應“中文運動”的興起，1970年，他率先在局內提出中文應該和英文一樣成為香港的法定語言。另外，他在局內供職期間又任香港心臟基金會主席、香港腎臟基金會主席和亞洲防盲基金會副主席；1976年獲港督麥理浩爵士正式任命加入行政局，1978年8月，他以健康為由辭去兩局議員職務。 1983年8月，國偉獲港督尤德爵士邀請再度擔任行政局非官守議員，成為兩度加入行政局的非官守議員。時值中英兩國政府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香港前景不明朗，香港人信心動搖，引發信心危機。1983年9月，港元兌美元匯率急跌，引發市民恐慌，市面更出現搶購白米等生活必需品的情況。在國偉的協助下，財政司彭勵治爵士迅速採取行動，同年10月宣佈實施聯繫匯率制度，將港元跟美元掛勾，從而穩住港元幣值。 國偉與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爵士和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鄧蓮如，被中方視作私下就香港前途問題斡旋的對象之一。在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馬臨教授介紹下，國偉隨鍾士元、鄧蓮如自1983年8月起，定期會見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就香港前途問題交換意見，及探討三人訪問北京的可行性，而會談內容都由鍾士元負責向港督尤德彙報。 1984年6月，三人應邀訪京，反映港人意見。期間，他們首先會晤國務院港澳辦秘書長魯平，6月23日在人民大會堂拜會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港澳辦主任姬鵬飛、副主任李後、李鍾英等人。 中方最初反對三人以兩局非官守議員名義訪京，幾經交涉，三人最後只好單方面宣佈以有關名義訪京。鄧小平接見三人時，若有所指地對他們以個人身份訪京表示歡迎，但鍾士元隨即強調他們是以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身份訪京。三人向鄧小平表達港人對香港前途的憂慮，6月25日返港召開記者會。會上，雙方一度就事件爭持不下，最後在報章同時發表各自記錄的會談內容，讓公眾自行判斷。 國偉在香港步入主權移交前的過渡期期間，始終與中方維持良好關係。1994年5月，他獲中方委任為第三批港事顧問之一；1996年11月獲委任到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代表“工商及金融界”，成為400名推選委員之一。 1988年，他再次退出行政局後，參與社會公職，並把焦點投放到他專長的金融事務。1987年10月，香港爆發股災，香港聯合交易所宣佈停市四日，引起廣泛爭議。 1988年10月至1991年12月，國偉接受聯交所主席一職，著手應港府指示改革聯交所。當時，香港證券行大多以“T+1”作為交收日數，與海外證券行的“T+3”不同。為聯交所訂定一個中外都接受的交收日數安排，成為他上任後的其中一項重要改革。有見及此，他多次前往英國與當地業界展開談判和遊說，成功爭取聯交所無需跟隨國際做法，採用“T+2”作為交收日數。 在改革聯交所架構的過程中，他又確立聯交所在處理新股上市申請方面的監管權和審批權；經過他與證監會主席區偉賢（Robert Owen）多番交涉，最終成功為聯交所爭取從證監會取得上市申請的最終否決權。 1993年4月，港府設立金融管理局，負責強化監管香港日益成熟的金融市場。國偉在金融界聲望較高，獲委任為金融管理局轄下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其中一名委員，就港府外匯基金資產方面的管理提供意見，支持金融管理局的初年運作。他在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任職兩年多，1995年9月離職。1991-1997年，他擔任香港銀行學會會長；1992-1997年，應港督彭定康的邀請，他擔任總督商務委員會成員。 1964年11月20日，國偉獲港府奉委任為非官守太平紳士；1969年獲授OBE勳銜；1977年獲授CBE勳銜；1988年獲頒爵士勳銜。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後翌日，他成為首批獲特區政府頒授大紫荊勳章的人士之一，充分肯定他在香港主權移交工作的突出貢獻。 多年來，國偉特別關注香港高等教育發展，1963年獲港府委任為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首任司庫兼財務委員會主席，為當時一切都尚待規劃的香港中文大學管理財政和制訂財務政策，對香港中文大學早期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他兼任香港中文大學校址籌建委員會委員、大學聯合薪俸委員會委員等職，負責跟進沙田馬料水校址的發展計劃、處理有爭議性的大學教職員薪酬改革、以及主導大學合辦電腦計算中心工作。他擔任大學司庫近20年，1982年10月，他獲港府任命接替簡悅強爵士，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主席兼榮譽學位委員會委員，1997年10月卸任。 在國偉的推動下，香港中文大學與恆生銀行建立起密切的關係，大學內多項設施都與恆生銀行相關，包括何添樓、何善衡工程學大樓和2006年創辦的香港中文大學善衡書院。國偉自己為香港中文大學捐建設施，包括以其父命名的崇基學院學生宿舍樓利樹培堂、善衡書院內的學生宿舍樓利國偉堂及利國偉法律圖書館。1994年11月，他獲委任為香港中文大學終身校董，以表揚他對大學創校以來一直支持和傑出的業績。 從1970年起，國偉長期擔任香港大學校董、1972年出任香港理工學院（香港理工大學前身）創校校董及首任司庫、1987年出任尤德爵士紀念基金信託委員會首任主席、1992年為新成立的尤德學者協會擔任名譽顧問；1976年獲港督麥理浩爵士委任接替胡百全出任教育委員會主席。 1981年4月，港府應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建議，宣佈成立一個以英國文化協會前會長呂衛倫爵士為首的四人國際顧問團，負責全盤檢討香港的教育制度。在一年時間裡，國際顧問團詳細審視香港的教育情況，並兩度訪問香港會見各界人士和實地視察，瞭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1983年，國偉卸任教育委員會主席；1984年4月獲得港府委任為教統會首任主席，在教統會主席任內，1984年10月、1986年8月和1988年6月，他發表教統會第一號、第二號和第三號報告書，內容參考《呂衛倫報告書》的建議，除提出研究推動母語教學，又促成香港公開進修學院（香港公開大學前身）於1989年成立。. 1988年6月，國偉發表《第三號報告書》，支持港府的“四改三”方案後，港府對香港中文大學落實“四改三”的態度顯得更堅決。國偉身兼教統會主席和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主席，角色顯得相當尷尬，有輿論更批評他未捍衛香港中文大學的核心價值。 面對輿論壓力，他解釋說落實“四改三”是出於財政原因，而香港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學制不同；香港中文大學又實施“暫取生制度”，把好的中六學生優先取錄，對只招收中七畢業生的香港大學不公平。不過，他坦言“建議有政治、財政、社會、教育理由”，暗示報告書受到港府的壓力而支持“四改三”。國偉嘗試遊說香港中文大學師生接受“四改三”，但建議依舊引起師生們的強烈反響。 1989年12月，國偉卸任教統會主席一職，由范徐麗泰接任。在改制後多年，香港中文大學師生一直有聲音要求“三改四”，爭取重新引入“四年制”學制。經過多年發展，特區政府在2009年實施“新高中學制”後，包括香港中文大學在內的所有本地全日制大學終在2012年由“三年制”學制統一改為“四年制”學制。 為響應恆生銀行董事長何善衡的號召，1980年，國偉與其他恆生元老創辦恆生商學書院，並獲委任為創校校監兼校董會副主席。70年代初，國偉支持聯合世界書院運動，捐款資助香港學生入讀海外的聯合世界書院。1992年，他與殷商李寶椿後人李兆增創辦香港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1992年起擔任首任校董會主席，2000年卸任，同年改任校董會名譽主席。 國偉未接受過大學教育，先後獲得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香港城市理工學院（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理工學院、香港浸會學院（香港浸會大學），以及香港公開進修學院等多家本地和海外高等院校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晚年時期，他積極參與慈善事業，與妻子易海倫共同成立偉倫基金會，並自任主席；1994年，他與何善衡、梁銶琚和何添共同成立何梁何利基金，兩個基金都以推動香港、中國內地和海外的學術發展為宗旨。歷年來，他對家鄉五邑捐款達2.2億港元，而祖居地開平佔了近1.5億元人民幣。 2002年2月，國偉因中風被送入瑪麗醫院，一度在深切治療部留醫；身體健康每況愈下。2012年，他應邀到亞洲協會香港中心新會址參觀。這是他最後一次出席公開場合。 2013年8月10日，中風多年的利國偉在沙田威爾士親王醫院病逝，享年95歲。行政長官梁振英、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前任總裁任志剛和香港交易所主席周松崗爵士等均發聲明致哀，而恆生銀行於8月13日起一連三日全線下半旗哀悼。 8月21日，利氏家人在香港殯儀館設靈，到場致悼的知名人士包括前任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長江實業主席李嘉誠爵士、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爵士、前布政司鍾逸傑爵士、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前行政局召集人王鳴女爵士、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以及多名現任和前任滙豐銀行和恆生銀行高層等各界人士約1400人出席。曾為何梁何利基金主持頒獎禮的前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致送了花圈。[3] 1947年，利國偉與易海倫（Helen Hoi-lun Yick）結婚，生育二子二女：兒子利永立、利永志，女兒利劍虹和利宛虹。利永立和利永志分別於1971年和1973年畢業於英國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利永立於1988年因心臟病去世。為紀念兒子，1989年利國偉夫婦向聖安德魯斯大學捐款，為利永立曾入讀的電腦科學院設立利永立電腦實驗室（Philip Lee Computing Lab），兩人親身前赴校園出席實驗室的開幕儀式。 利國偉喜愛收藏古玩，1990年促成美國的亞洲協會在香港設立中心，是該會首個設於美國國土以外的分會，以促進中西學術文化交流為宗旨。該中心邀請他到新會址參觀，特別把會址其中一個展廳命名為利國偉廳，以紀念他多年來對中心的支持和貢獻。利國偉喜歡研究中國哲學和書法。他是香港賽馬會名譽遴選會員，擁有馬匹“長春樹”、“蘋果樹”、“金蘋果”、“大蘋果”。他的外甥陸觀豪曾在恆生銀行擔任要職，1994-2004年擔任該行董事兼副行政總裁，1991-1995年擔任立法局委任議員。[1] [1]（香港）鴻碩、賓加：《巨富與世家》，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3，第138-148頁。 [2]《曾任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大紫荊勳賢利國偉辭世》，載“人民網＂，2013年9月3日，http://hm.people.com.cn/n/2013/0813/c42272-22544780.html。 [3]《香港資深銀行家利國偉辭世》，載“亞太日報＂網，2013年9月3日，http://www.apdnews.com/news/31731.html。

馮成，又名馮鳳韶，南海縣官窯鄉（今屬佛山市南海區官窯鎮）人。[2]澳門富商、澳門近代工業的開拓者之一。[1] 馮成早年因往返澳門做絲茶生意，接觸到天主教，後來定居澳門，加入葡國籍和天主教，教名為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2] 1880年6月17日，馮成與曹有同時獲得葡萄牙王室御賜聖母金星，當時成為最早獲此殊榮的晚清澳門華商。 馮成先後經營澳門多項專營生意，其中以賭博為主，1875年、1878年、1881年成為澳門闈姓承充人。1874年、1875年、1878年，馮成承充氹仔、過路灣（今路環）賣鴉片煙和番攤攬頭生意。1877年，馮成承充澳門白鴿票生意兩年。 1875-1882年，馮成是一位善於承充專營生意的商人。1882年4月，以馮成和何桂、陳六、何德昌、黎才、林含蓮、胡袞臣、盧九、何連旺等為首的一眾商人，承充專營生意的華商聯名，向澳門總督察控華政衙門，“緣商等如遇有人違反承充合同條款，即行察控華政衙門，惟該官屢次阻礙承充之益等情”，為此，眾華商請求嚴查違反承充合同者，華政衙門對此應嚴加處置，“商等深知大人可能傷令將商等與貴公物會所立各合同之各款而行，是以特為聯察，伏乞設例防備，庶免商等再加受虧可也”。 馮成是澳門近代工業開拓者之一，1882年4月，他向澳葡政府申請在蒲魚地和隆園西邊設立兩間繅絲廠。 馮成與何連旺、盧九、陳六等人合作創辦另一間較大的織造匹綢廠，男女工人八百多名，每人每日工資八九分。同時，馮成投資多家工廠。 1882年農曆六月初五，馮成去世。 馮成居住大堂坊醫人院街第一號屋，妻子亞納‧若敬納‧梁‧沙勿略（Anna Joaquina Leong Xavier），生育三子：馮洛泉、馮嘉端、馮嘉恩，其中長子馮洛泉生於1878年。 馮成去世時，三個兒子尚小。[1] 馮成生前的“十友”，即陳六、羅澄波、胡袞臣、潘禮臣等及其弟馮覺芬代理代管生意。[2]馮成早年投資金融業，成為著名的泰和銀店股東之一。 之後，馮成的兩個兒子與潘三益（禮臣）共同擁有營地大街四十六號泰和銀店，該銀店於1908年3月倒閉。1889年，馮洛泉接管父親的銀業等生意。[1]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4-176頁。 [2]馬光：《論近代澳門鴉片專營、貿易與禁煙問題（一）》，載“碧雲飄鶴＂網，2012年6月18日，http://www.maguang.net/archives/116。

蕭瀛洲，又名蕭登，葡人稱為“亞登”，廣東省香山縣人。清末民初澳門著名賭商、澳門華人領袖。[1] 父親蕭五，母親楊氏。[2]1898年，蕭瀛洲加入葡籍。 1903年7月，蕭瀛洲承充澳門白鴿票生意，五年為期。1905年11月，他與盧廉若、崔壽宸合作，承充澳門半島、氹仔、過路灣（今路環）闈姓生意，五年為期，每年繳承充規銀62000元。1906年6月，他與盧九合作，承充澳門半島、氹仔、過路灣（今路環）白鴿票、山票生意，五年為期，每年繳承充規銀162900元。 1907年3月，蕭瀛洲與孔詠裳、黃大經、盧廉若合作，承充澳門半島、氹仔、過路灣（今路環）一期闈姓生意，每月繳規銀5167元。同年，他與盧光裕合作，承充澳門番攤生意，五年為期，每年繳規銀450000元。蕭瀛洲經營白鴿票、闈姓、番攤等賭博項目，經營時間十年以上。同時，他與林蓮等華商創辦時豐銀號。1896-1903年，他與各個股東合作七年。1909年，他投資創辦寶裕銀號，並擔任司事。 1909年5月，澳葡政府將鴉片經營權收回，由政府統一經營，同時委託蕭瀛洲代理。此次，他代理煮賣鴉片，時間不長，至同年7月22日。當時，因他不依時將鴉片存項呈交，澳葡政府庫務司催逼甚急。 1910年8月，澳門鴉片專營權重新出投，以三年為期。蕭瀛洲與李世桂以139500元報價，結果不敵吳廣、馬池龍，後者以148750元競得。[1]1911年，蕭瀛洲以德成公司名義向澳門政府承投澳門番攤總公司。由於經營有術，頗有發展，成為各攤館之首。 1911年，澳門納公鈔至多之人，在30人中，他以納業鈔1367.4元、息鈔12.24元，共1379.64元，名列榜首。[2] 蕭瀛洲與人合股組建澳門時豐銀號、三記號，承批土地構築物業。經商之餘，他積極參與澳門時事政務及華人事務，是澳門最早期慈善機構同善堂創辦人之一。 1903年，蕭瀛洲出任澳葡政府業鈔公會副會員；1905年出任澳葡政府業鈔公會會員等職；1909、1910年以寶裕銀號司事“未掛號商人”身份，成為當年度澳門理商局局紳候選人。 1909年5月，蕭瀛洲等20多人代表澳門華商，出席在議事亭大堂召開的中葡政商各界會議，此次會議鑒於中葡勘界及香洲開埠對澳門構成的影響，與會者著重討論改良澳門治理政策問題，“華商薛棠、蕭瀛洲等則演說前三十年澳門興盛，近三十年之衰敗”。 會議再次提出華人設立商會問題，從而蕭瀛洲初步奠定華商領袖的地位。[1]1911年，署理澳督馬揸度（Á1varo de Melo Machado）宣佈成立慶祝葡萄牙民主革命成功周年的“總辦盛典大公會”，蕭瀛洲被推定為副會長，兼負責“辦理華人公眾禮節”第一分會會長，成為所有任職華商中地位最高者。[2] 1912年4月，孫中山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5月下旬，他回到闊別17年的家鄉香山，順道訪問澳門三天。他先往蕭瀛洲府第（今澳門百老匯大廈），下榻盧園春草堂，與園主盧廉若等人合照，會見澳門各界人士。[3] 蕭瀛洲一直是革命黨人採購洋軍火發動武裝起義的負責人之一，惠州起義、廣州起義等大部分槍支彈藥，都是他出錢出力購買。他給港澳同盟會首領謝英伯“藥商兼賭商經紀”身份和金錢，以便他在兩地活動。他出資幫助澳門同盟會員、疍家人梁鏡清開魚欄和攤館，掩護採購和走私軍火。[4] 1912年12月14日，澳門華商組織獲葡萄牙政府批准立案，名為“澳門商會”。1913年1月8日，該商會正式成立，蕭瀛洲擔任第一屆總理。[1]1930年，以他為首組建的“澳門番攤總公司”專營番攤承充到期，他擔任澳門華商總會主席兼鏡湖慈善會值理，因身體欠佳，決定退出賭壇，之後退出商場。[5] 他愛好古玩、珠寶鑽翠，清末在澳門、香港、上海、北京等地，收買不少古瓷和翠鑽等古物，收藏有宋鈞窯、汝窯瓷器和明清官窯瓷器等。他的長女與上海新惠人梁培（字植之）結婚。梁培青年時留學法國，回國後在上海寓居。受岳父的影響，梁培也喜愛收藏古玩。[6] 民初時期，澳門賣草地街巷口的“勝記”，憑“絲苗白粥”和“勝利牛脷酥”出類拔萃。老闆蕭姚氏是蕭瀛洲族侄媳婦。她原是蕭瀛洲家中廚婦，長得漂亮，擅長烹飪，被蕭瀛洲堂侄娶為妻子。據說勝記生意紅火，與蕭瀛洲關係很大——勝利牛脷酥的“神奇翻勝”功效，就是蕭氏旗下的賭場散佈出來的。[7] 澳門十月初五街12號有間金風燒臘棧極為有名，出品金銀膶（肝）尤其矜貴，豬膶甘香起砂又細膩無筋，肥豬肉如冰似玉，鮮爽不膩，肉香中帶出酒香。金風棧的創店老闆黃元鑫是新寧（今台山市）人，從小跟師傅學廚，廚藝不出色，卻學到著名的新寧臘味製作技藝。後黃元鑫來到澳門謀生，輾轉進入蕭瀛洲、盧廉若等經營的澳門番攤總公司當廚師，盧廉若大為讚賞黃元鑫製作的臘味，就叫他到盧園專門製作臘味。 黃元鑫嗜賭，欠下不少賭債。蕭瀛洲暗中將他的賭債全部承攬下來，又暗中唆使黃元鑫辭工，出來幫自己搞臘味作坊，以抵償賭債。於是，十月初五街金風棧創立。幾年後，金風棧臘味創出口碑，生意大好，黃元鑫欠蕭瀛洲的債還清了。之後兩人合股經營金風燒臘棧，蕭瀛洲佔大股，但一切經營全交黃元鑫管理。 1917年金風燒臘棧停業。因黃元鑫見賭心喜，舊癮發作，無心做臘味生意，多次央求蕭瀛洲給他打理一間攤館。蕭瀛洲細算後答應了，他將金風燒臘棧的三層樓作坊店鋪物業，改作金風攤館，交由黃元鑫打理，分紅提成，賭館收入比臘味生意要多。 30年代，蕭瀛洲等大賭商去世。黃元鑫受到高可寧等排擠，金風攤館不得不將結業。十月初五街12號整幢樓又改回經營金風燒臘棧生意，黃元鑫當時是業主兼老闆，親力親為，使金風臘味再度聲名鵲起。[8] 教育家蕭悔塵畢業後，經奔走募捐得款30多萬美元，回到香山覓址籌建醫院。當時得到蕭瀛洲後人支持，自願割讓水關街的“蘭陵別墅”，使院址擴大。1922年，蕭悔塵把醫院建成，定名為“僑立醫院”，成為當時珠江三角洲一流的醫院。[9]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80-181頁。 [2]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270頁。 [3]鄧開頌、謝後和：《澳門歷史與社會發展》，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第129頁。 [4]金英傑：《靈芝藥房秘密搞革命》，載《新報》，2012年12月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92090。 [5]《新中央酒店僭建開賭》，載《新報》，2013年8月1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257427。 [6]陳重遠：《鑒賞述往事》，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296頁。 [7]金英傑：《勝利牛脷酥民初領風騷》，載《新報》，2013年6月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202765。 [8]金英傑：《金風棧燒臘滋味一世紀》，載《新報》，2013年2月12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214749。 [9]趙榮芳：《拓展中山教育事業的蕭悔塵》，載《中山文史》（第22期），中山：中山政協，1991，第80-82頁。

林含蓮，又名林蓮、林連、林蓓生、林倩生。澳門著名富商。 林氏家族是澳門望廈、龍田一帶的世家望族，很早時候就家財萬貫。 1848年，林含蓮家族在龍田、望廈等地購置土地“壹拾三畝五分七厘四毫八絲”，其中不少購於清嘉慶年間。1839年9月16日，林含蓮購買受王國賓田一段，坐落在龍田村前土名中塘。大小二丘，該下稅二畝七厘。又土名深泥，大小八丘，該下稅三畝四分。又土名塔石界仔，大小八丘，該下稅七分。以上三處共該下稅田六畝一分七厘。其稅在番南末甲王炯昌瓜，今割歸四二七甲林植穀瓜。[1] 林含蓮熱心時事政治和社會公益事業。1877年，他和顏心發、陳瓊光等擔任重修澳門媽祖閣的值事，參與澳門媽祖閣修建工作。[2] 1891年4月2日，為迎接俄國皇儲到澳門，澳門總督特邀集澳門紳商，聯為公會。華商何連旺被推為該會副主席，盧九為管銀，華商陳芳、曹善業、何連勝、何蕘階、蔡森、柯六及林含蓮等為董事，並且所有備辦費用之銀兩，都是商人自己捐獻。[3] 1896年1月，林含蓮出任公鈔局書吏（局紳），1909年1月，擔任業鈔公會副會員。 林含蓮擁有物業許多，包括板樟堂街十間、河邊新街3.5間、陳樂里11間、通商新街兩間、新埗頭街兩間、柯高街一間、中里一間、爐石塘街一間、敦和里一間、下環街一間、沙梨頭街一間、涼水街一間、定安街一間、南灣街兩間、皇家新街114號屋之一半、116號屋之一半、118號屋之一半、大街三間、草堆橫街三間、公局新市西街兩間、海邊升街一間、又95號屋之一半、97號屋之一半、連丁圍一間、木橋橫街兩間、果棚街一間、大堂街兩間、蓬萊新街六間、木橋街一間半。 林含蓮經營生意，當時以時豐銀號最為知名，他擔任時豐銀店司事。1910年4月，時豐銀店倒閉，他的物業被拍賣抵債，估價銀113650元。[4]據1910年4月4日《華字日報》報導“澳門時豐銀號東主林含蓮，又名林倩生，因有人紛紛到店取回積項，不能應付，以致倒閉”。 關於時豐銀號倒閉的原因，說法不一。據林含蓮本人稱，銀號並非倒閉，只是暫停營業。因他本人吸食鴉片，煙癮日深，巡店漸少，以致被銀號正副司事乘機捲款19萬逃走，銀號因此陷入困境。5月4日，時豐銀號的正、副司事被拘後，因證據不足，無罪釋放。時豐銀號倒閉後，林含蓮家族的生意急轉直下。 林含蓮娶妻妾多，妻吳氏，妾方氏、馮氏、勞氏、黃氏、梁氏。生育兒子多個，長子林煥章（少文），住在三巴仔街第一號屋，元配妻子吳氏所生；次子林煥斌（少寬），住在爐石塘街第57號屋，妾馮氏所生；三子林煥玻，在自置之南灣第67號屋出生。之後，林含蓮加入葡籍，又生三子：林煥玻係妾黃氏所生；林煥瀾係妾勞氏所生；林煥琨係梁氏所生；林煥炳是妾方氏於1872年所生。三子都與父母居住。[1]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8-179頁。 [2]近代史資料編輯部：《近代史資料總100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第199頁。 [3]查燦長：《轉型、變項與傳播澳門早期現代化研究鴉片戰爭至1945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第347頁。 [4]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42頁。

何善衡，祖籍番禺縣（今屬廣州市海珠區）茭塘司石溪村，生於澳門一個貧困家庭。港澳實業家、銀行家、慈善家。 母親挑擔上街販賣棕繩度日，善衡在半饑半飽中度過了幼年；因無力支付昂貴的學費，十歲前未能入學讀書。之後，父母將他送回鄉下，入讀學費不高的私塾，期間，他學習《三字經》、《幼學瓊林》等古典啟蒙書籍，他刻苦攻讀，勤學不輟，能夠對課文背誦如流，深得老師喜愛。幾年後，他認識了許多字，明白一些為人處世的傳統道理。後來，家裡發生了變故，連低廉的私塾學費也交不起，他被迫輟學。 之後，善衡到了廣州一間鹽倉當雜工，負責清理場地，工薪低，生活艱苦。兩年後，他辭掉鹽倉的工作，轉行到一間金飾店當學徒。在金飾店，他學會了一門手藝，學到一些接待顧客的門道；同時，通過苦修自學，涉獵經濟、法律、市場行銷、心理學等方面知識，他22歲時被升任為金店司理（經理助理）。 善衡24歲時，決心自立門戶，辭去金店的職務，借了一筆錢與人合股於廣州上下九路開設了匯隆銀號，從事港幣買賣業務。經營六七年後，他與友人林炳炎、盛春霖、梁植偉在香港中環永樂街70號開辦恆生銀號，當時是1933年3月3日。銀號業務是買賣貨幣和黃金。 1941年，日寇侵華的戰火迫近香港時，善衡當機立斷，把全部資金調往澳門，使恆生銀號得以保存實力，避免了一場浩劫。恆生銀號遷往澳門，改名永華銀號，善衡與何鴻燊合辦大美洋行，優勢互補。何鴻燊利用官商的權利，爭取限額生意；善衡通過融資，保障資金正常周轉。大美洋行生意興隆，財源不斷。[1] 抗戰勝利後，善衡攜帶大量資金返回香港，參與黃金買賣業務。經過三年的“黃金大戰”，恆生獲得巨額利潤，並且成為香港黃金業界的權威。1960年元旦，恆生銀號正式改名為恆生銀行，註冊資金增至3000萬港元，在中環興建起恆生大廈，在九龍、旺角開設多間分行。[2] 善衡領導編制的“恆生指數”，作為股市升跌的參考係數，以其科學性和權威性而為世界所接受，並且一直沿用至今。 1965年，香港發生擠提風潮時，善衡毅然以讓出51%控股權為條件，引進滙豐銀行的大量資金，使恆生銀行安然度過危機，得以繼續發展，而他仍任董事長。在他領導下，恆生銀行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每年業務都保持兩位數增長。1972年更成為港內首家上市銀行。2008年，連同總行在內，恆生銀行已發展到1401家。市價總值次於滙豐，居於香港銀行第二位。善衡本人積累了逾百億港元的個人資產。 善衡富不忘本，造福桑梓。1937年，當他手頭稍為寬裕時，出資在家鄉興建劬勞小學，為家鄉學童提供免費教育，一直堅持到“文革”期間才被迫中斷；“文革”結束後，他立即匯來29萬港元重建該校。20世紀80年代開始，他先後給家鄉捐贈一大批車輛和縫紉機，支持家鄉發展生產； 1984年捐資150萬元在家鄉興建幼稚園、敬老院和文化室；之後又出資66萬元將劬勞小學全部校舍改建為混凝土結構，另撥款270萬元興建風雨球場；又捐出多處在廣州的房產，將租金作為教育基金，供學校永久使用。為了整治石溪河涌，他捐資100萬元；為籌建劬勞中學，他捐資250萬元；為將石溪衛生院改建為設備先進的石溪中醫院，他捐資546萬元。並且，他不顧自己80多歲高齡，親自審定醫院的選址、設計、施工和設備購置，使該院成為一間設備先進、功能齊全、具有現代化特色的醫院，造福家鄉人民。 善衡積極支持祖國的人才培養和福利事業。1985年，他捐資2000萬港元成立中山大學何氏基金會，以每年100萬港元利息資助中大管理學院的教學、科研和師資培養經費；並且為該院建造教學大樓和教師宿舍，購置一大批先進的設備，使之成為一所頗具規模的學院。 另外，1992年他捐資1500萬港元給廣州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興建“何善衡腦科中心”；同年捐資1000萬港元給番禺理工學院興建教學大樓，捐資2000萬港元給中山醫科大學興建教學實驗大樓；1994年捐資1500萬港元給廣州海珠區第一人民醫院興建醫療大樓；同年又與梁銶琚博士、何添博士、利國偉先生一道各捐資一億港元成立“何梁何利基金”，作為科學技術優秀獎基金，專門獎勵為國家作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和科技工作者。 善衡平日簡樸節儉，一生不改其慈善為懷、急公好義的稟性。1983年，他以年事已高，辭去恆生銀行董事長一職，仍任名譽董事長，堅持到行辦公，享受高額的報酬，卻將全部酬金撥作教育和慈善事業的經費。 善衡先後獲得MBE勳銜、香港中文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和榮譽法律博士、中山大學榮譽顧問、OBE銜和CBE銜、泰國白象勳章、日本瑞寶章等多項榮譽，1990年和1993年先後被番禺市和廣州市授予榮譽市民稱號。 1997年，善衡因病在香港去世，享年97歲。 何善衡故居在海珠區石溪村涌邊街八號。[1] 1969年，何善衡著有《閱世淺談》一書；1983年出版《閱世淺談‧續篇》。 1998年10月23日，何善衡捐助800萬港元興建的清華大學土木館“何善衡樓”落成，教育部副部長周遠清、國家貿促會會長俞曉松及香港何善衡慈善基金會主席何子焯等出席落成典禮。 “何善衡樓”建築面積4000多平方米，總投資1600萬元人民幣。大樓由教學樓和大型結構實驗室組成，其中大型結構實驗室長48米，高22米，跨度30米，可進行大比例結構模型的三向靜力和擬動力實驗，成為目前國內外最大的一流結構實驗室之一。“何善衡樓”的建成，極大地改善清華大學結構工程教學與科研條件，並促進學校教育科研事業的發展。[3] 香港科技大學（簡稱“科大”）何善衡體育館因何善衡基金會得名，表達科大對何善衡基金多次大力捐贈的衷心謝意：1992年、2004年何善衡基金會分別捐贈科大1000萬港元。[4] [1]《海珠區政協何善衡故居》，載《廣州文史》（第68輯名人故居專輯），廣州：廣州出版社，2008，第133-136頁。 [2]《何賢的名氣與何厚鏵一樣響亮》，載“百家樂官方網＂，2012年8月21日，http://www.vshan.net/ty/291.html。 [3]江濤：《香港何善衡捐建清華土木館落成》，載《人民日報》，1998年10月26日。 [4]謝友國：《送你一座玫瑰園香港科技大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149頁。

柯正平，又名柯平，廣東省海豐縣人。澳門富商、社會活動家。柯麟弟弟。 正平出身於一個小商家庭，1927年，在廣東省海豐縣參加工農革命軍；1929年在香港從事愛國進步活動。抗日戰爭爆發後，在香港從事抗日救亡活動，為當時東江縱隊提供後勤服務。 1934年，正平到澳門繼續從事抗日救亡工作，創辦南光公司，為解放海南島和抗美援朝、打破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封鎖作出重要的貢獻。1936年，正平在香港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澳門共產黨組織機構的創建人之一。 1945年，正平領導和主要參與澳門同胞“光復回歸祖國運動”，1947年“澳葡和中國漁船事件”、“澳葡打死單車工人朱文彬事件”，1948年“澳葡頒佈工會合法化事件”，1947-1948年“澳門各界為粵省災民賑災捐款運動”等。 正平是中共在澳門的最高負責人，成為原中央港澳工作委員會主要負責人，是分治後的中共澳門工委的第一把手。20世紀30年代始，他參與澳門歷史上社會政治的一切大事件，並且都身處在關鍵位置。從營救失陷在港澳的數十位中國文化精英，到組建澳門抗日救亡隊伍，組建東江縱隊港澳支隊，他都是組織者和主要幹部。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正平策動澳門社團在澳門升起了五星紅旗。 1951年，正平發起澳門各界，開展慶祝“十一”國慶活動。 1953年“澳葡驅逐國民黨勢力出澳門”，就是正平運籌帷幄的結果。1955年澳葡企圖藉“澳門開埠四百年紀念活動”宣佈澳門改稱“葡國澳門省”，他領導澳人舉行大規模的抗爭行動，使澳葡的陰謀不能得逞。 1963年，他參與決策“中澳邊界劃定談判”。 1966年，他實際領導了澳門爆發著名的“一‧二三”運動。1967年澳葡向中共無條件妥協後，全賴於他主導澳門的善後穩定工作。 正平參與推動澳門回歸的歷史進程。 1975年1月葡國與台灣國民黨政權斷交；年底撤走駐澳門軍隊，解散葡國駐澳陸軍和海軍司令部。1976年葡國公佈《澳門組織章程》，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 1977年，葡國開始與北京進行建交談判。1979年2月8日中葡正式建交。 70-80年代所有有關中葡、澳葡政治大事，都是他主要參與推動。1984年開始中葡談判澳門回歸問題；1986年中葡正式談判，這其中的中方官方代表團名單中，第一名團員就是正平。 經過三輪談判，1987年3月26日，中葡兩國正式簽署《中葡聯合聲明》，正平在場見證這個歷史時刻；1988年開始起草《澳門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正式頒佈《澳門基本法》，期間，他就是主要立法者，他的地位和作用，遠超那些法律專家、草委。 在澳門回歸祖國的歷程中，正平先後擔任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談判中方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參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起草、制訂和宣傳工作。在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期間，為籌建特區、實現澳門政權順利交接和平穩過渡，他傾注了大量的心血。 澳門回歸後，正平努力推動“一國兩制”的實踐，堅決反對“台獨”，關心祖國經濟建設，支持特區依法施政。1999年12月20日，他以極為重要的位置見證了澳門回歸。[1] 建國初期至60年代初，正平先後主持創辦南通銀行、澳門中國旅行社，它們和南光公司成為澳門最早的三家中資公司，至今一直重要影響著澳門經濟發展。 南通銀行開辦初期，不過是一家小銀號，行址僅數十平方米，職工20餘人，只能經營存款、匯款和小額貸款等銀行業務，運作中困難很多。正平作為董事長，多方奔走呼籲，終於換來澳門同胞的理解，紛紛以到南通銀行儲蓄的實際行動來支持愛國銀行開辦。1987年，南通銀行全行職工670人，分行15家，總資產100多億元。 為適應澳門主權回歸的需要，澳門南通銀行全部資產無償轉讓給中國銀行，並於1987年完成法律程序，澳門南通銀行改名為中國銀行澳門分行。中葡兩國簽訂聯合聲明，1995年，澳門政府通過法律授權中國銀行可發行澳門鈔票地位。 正平積極為內地的經濟發展“牽線搭橋”；為推動廣東基礎建設發展，1981年，他多次與廣東省長劉田夫同志磋商，決定與廣東省人民政府合作，參與投資興建廣珠公路的沙口、洪奇、容奇等大橋；為此成立澳門聯合發展公司，向廣東方面投資港幣1.5億元，他被推舉為董事長；1984年11月，四座大橋全部竣工，令全長137.6公里的廣珠公路暢通無阻，不僅促進珠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的繁榮與騰飛，同時在全國創立“集資建橋、過橋收費、以橋養橋”的範例。[2] 1956年，正平在北京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1984年春節，鄧小平同志視察廣東，在中山溫泉賓館聽取他和有關人士彙報澳門工作；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再次接見他；1997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廣東廳，江澤民總書記與他親切握手。 2003年1月，正平榮獲澳門特區政府授予大蓮花榮譽勳章。 正平被選為全國人大第四至九屆代表、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柯正歷任澳門南光公司總經理、南通銀行董事長、澳門中國旅行社董事長、新華社香港分社顧問、南光（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銀行常務董事、新華社澳門分社顧問等職。在澳門回歸歷程中，先後擔任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談判中方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等職；在澳門工作60多年，生平猶如一部澳門近代史書，人稱“澳門王”。[1] 2005年9月30日，正平在澳門逝世，享年94歲。 近百位前任和現任的國家領導人發唁電悼念柯正平。 柯正平夫婦生育兩子兩女，但他創造的財富、地位並沒有代代相傳。女兒柯瓊說，父親從小對孩子特別嚴厲，我和妹妹從來都沒有甚麼特權，父親配有車，小時遇到颳風下雨，我想坐一下，但父親不肯，呵斥說這是國家配給的車，是用來開展工作的。二哥一直在做一名義務兵，大哥也只是在農村當幹部，都沒受到特別照顧。她自己畢業後在南光公司工作12年，後辭職出來。[2] [1]《不能忘記澳門的柯氏二兄弟——柯麟與柯正平》（轉“人民網＂），載“廣東省柯麟醫學教育基金會＂網，2012年3月20日，http://www.gdkelin.org/view.php?id=777。 [2]余彥君：《柯正平：心系祖國造福澳門的“地下澳督”》，載《晶報》，2010年5月18日。

盧光裕，字聖珍，號舜渠，諱光裕，廣東省新會潮蓮鄉（今屬江門市蓬江區潮連街盧鞭村）人。澳門富商。盧九的長兄盧華錦第三子。[1] 盧光裕少年老成，勇作敢為，深得叔叔盧九所器重，待之如子。他經營商業，逐步致富。盧光裕與堂兄盧廉若多次承充澳門闈姓生意。1899年，他和盧廉若、葡人伯爵‧飛難地合作，承充澳門闈姓。1901年，內地義和團運動興起，恩科奉旨延遲，以致所收銀票，全部退回。 1886-1896年，盧九與林西、何連旺連續三屆承充澳門番攤生意，擔保人是亞納伯爵妻子晏拿爹厘士‧飛難地，每年上交規銀升為150000元。新合同是舊合同期滿後延期。 1897年7月28日，各股東與新三記公所簽訂合同，經營澳門闈姓生意。該項生意分成300股，每股1000元，李升佔80股，盧光裕佔17股，何連旺佔40股，尤勉之佔30股，盧九佔43股，Lu-Lau-Shan和盧廉若佔60股，飛難地妻子（Anna Thereza Ferreira）佔30股。盧氏家族共佔120股，控制著新三記公所和此項生意。 1897年，盧光裕、盧九與另一名賭商柯六合作創立恆和公司，承充包售仁慈堂彩票，合作經營十年。盧光裕擔任該公司司事，“盧光裕做該公司司事多年，所有公司所得每百元票價一十二元之利益及中票不到收銀之遺彩，均由其一手收存”；寶行銀號是盧九一手創建的最重要的家族企業之一，1905年初，盧九委任盧光裕為該銀號司事，掌管銀號日常事務。可見盧九對盧光裕的倚重。[2] 1906年1月，盧光裕和盧廉若成為澳門業鈔公會副會員。 1907年3月，盧光裕與蕭登合作，承批位於馬蛟石炮台相連之山腳一塊空地。 1909年1月2日，盧光裕被柯六控告，暴露經營仁慈堂彩票的內幕。恆和公司三大股東，盧家佔了兩個，而且盧光裕長期擔任公司司事。但盧光裕已去世，該案不了了之。 同年11月20日，柯六登報請求將恆和公司解散。[1] 盧光裕是澳門第一批的住宅電話使用者。[3] 盧光裕在商業上獲得成功後，通過捐錢做官。前清時為候選道，賞戴花翎，誥授中憲大夫。盧光裕去世時，女兒盧梅君14歲，妻子侯氏是女兒代理人。妾秦氏，兒女盧亞蘇、盧芳姑不到14歲，秦氏是兒女的代理人。妾伊氏，女兒盧波詳不到14歲，伊氏是女兒的代理人，都不在澳門。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62-173頁。 [2]林廣志：《盧九家族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第28-29頁。 [3]程惕潔：《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社會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第185頁。

朱梅官，原名朱作寧，字雪溪，西名Choo Mie-Kwa，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早期著名華商。 清乾隆年間，朱梅官來到澳門開店經營絲茶貿易，逐漸致富，由監生捐官為納州同職銜，時人稱為“朱梅官”。 朱梅官在澳門開辦商行，同時經營銀號，成為澳門當時著名的華商之一。他與澳葡判事官眉額帶嚦關係密切。眉額帶嚦是當時澳門的重要葡商，擔任澳葡判事官一職16年，與英國的大鴉片商比爾勾結，大規模地經營鴉片貿易。 在巨額利益的驅使下，朱梅官成為清嘉慶年間澳門主要的華人鴉片商。[1] 朱梅官等六人用布匹、茶葉兌換葡萄牙人安多利的胡椒、海參，除貨抵外，安多利還應找回梅官番銀3480元。安多利擬於1814年9月底回國，所乘之船停泊於香山縣外海。朱梅官等人趕至逼索欠銀。適逢有葡萄牙船駛到，安多利當向船長借銀。該船長回答無銀，僅有鴉片。結果，朱梅官等應允收下鴉片120筒（每筒約二斤七兩）。因鴉片是禁品，朱梅官等擔心不得上岸，碰巧有小舟經過，乘機把鴉片轉賣給一夥不相識的人，得銀3840元。 海盜張保仔被清廷招安，他深悉鴉片貿易實情。在緝獲若干鴉片走私船後，通過審訊，他獲悉澳門有個鴉片窩子。福建方面就把情報移送廣東當局。1815年春，兩廣總督據此查拿涉案的澳門居民紀申官、王侖官、朱梅官等20人。 香山縣官員乘機敲詐，透出口風：若交八萬銀元即可放人。勒索金額太大，鴉片商拒絕。於是，朱梅官等六人依法被解送到廣州。在一番行刑逼供後，他們被迫供認販賣鴉片的事實。[2] 朱梅官獲罪充軍後，致函眉額帶嚦借錢，照例贖罪。 朱梅官等人後被革去職銜，在犯事地方各枷號一個月後，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賣鴉片銀兩被充公。朱梅官一案，成為清政府禁煙政策變化的一個契機。 澳門華商走私鴉片，無不與澳葡有關，清政府對澳葡採取了較為嚴厲的管制措施。之後到澳門貨船，均須逐船查驗，如一船帶有鴉片，即將此一船貨物全行駁回，不准貿易。若多船皆帶有鴉片，也必將各船貨物全行駁回，都不准貿易，立即逐回本國。[1] 現今，澳門新馬路爐石塘街口，1918年開闢新馬路之前，有一條小巷弄名曰“賦梅里”，就是朱梅官大宅所在。因他極愛梅花，在家中花園植梅百株，為當時澳門華商津津樂道。朱梅官犯事被抄家後，香山縣丞將他的大宅拍賣所得款項入庫。“賦梅里”不復有梅花，但巷里名稱仍存留至今。[3]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2006，第43-44頁。 [2]雪珥：《腐爛的帝國》，載“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網，2012年8月11日，http://zgrmdx.dooland.com/wap/article.php?id=176747&verify=&m=。 [3]金豐居士：《盧氏娛園慘遭商家摧殘》，載《新報》，2012年8月1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64897&scid=21。

前中央駐澳聯絡辦官員。陝西人。畢業於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國際金融專業、高級經濟師。長期從事經濟金融研究、實務和領導工作。歷任廣東省金融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中國人民銀行廣東省分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廣東省分局副局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政策研究室主任、行長助理，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中國銀行董事長，全國港澳經濟研究會會長，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研究生部兼職教授，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95年來澳任新華通訊社澳門分社社長、2000年任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2001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