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五年（1866年2月15日─1867年2月4日）9月，工程兵出身的澳督阿穆恩主持的望厦炮台（又称莲峰山炮台）重建工程完工。该炮台重建始于1864年，两年后完工。炮台占地约650平方米，四周筑以石墙，入口在南面，厚木作屏，须拾级而登。内设监视亭，有军火库，布置以“安式”炮，炮火射程，可远越关闸。与马蛟炮台适成前后呼应之态势，是澳门北面军事攻守的重地。Jorge Graça, The Fortifications of Macau, pp. 97—98.

光绪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2月17日，氹仔一疍家女生火时不慎将用棕榈叶建的棚屋燃著而引起一场大火，北风更加助长火势，尽管炮台向澳门发出两次求救信号，但均受耽搁。当地华人亦未来救助，因此损失极大：火头燃著60间店铺和许多棚屋，包括乞丐住处。火场面积达2万平方米，有些造船厂亦被波及。消防水车只有一个且已损坏，一群疲惫不堪的士兵手拿水桶救火，后来警卫队、工务局及消防监督均派出队伍赶来救火，才将这一范围广泛的火灾控制。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07页；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ca de Macau, p. 225.

光绪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5月6日，大西洋署澳门管理华人事务官飞良绍（Leôncio Alfredo Ferreira）为奉大宪命示谕澳中华人知悉：凡有出会耍菩萨，不论由何庙所出，在街游行者，该值事人等应先赴本衙门报明，领取准纸，并赴巡捕营报知，一体准行。如违，不领准纸报明，定即饬巡捕兵将会逐散。《澳门政府宪报》1879年5月10日第19号。

光绪二年（1876年1月26日─1877年2月12日）12月30日，澳门议事公局大楼重建竣工。1874年的台风将议事公局大楼摧毁，屋顶、墙壁及门窗全部损坏。1875年即已动工重建，拨款61993元，至本年完工。这次重建不仅建筑材料比以前更为优良，而且建筑风格更为简洁、现代，其正门尤其体现这一风格。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 1, p. 63.

光绪十年（1884年1月28日─1885年2月14日）广东顺德诗人简朝亮游澳门，感澳门闱姓赌博之盛，赋《澳门》诗一首记之：大海鱼舵泛海家，澳门海岸阻浮沙。万人争入葡萄国，市利何如卜榜花。简朝亮：《读书堂集‧诗集》卷8《澳门》，第7—8页。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8月18日，炮兵营中校阿尔梅达．巴坡沙（Almeida Barbosa）上呈的报告中透露，因为大炮老化，他已下令处理掉48门各种口径的大炮，其中不能服役的铜铸炮是被锯掉的。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91－192页。

光绪十二年（1886年2月4日─1887年1月23日）11月23日，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到达里斯本，以赫德私人代表身份与罗沙及葡萄牙外交大臣巴果罗美（Henrique de Barros Gomes）商谈，葡方一再坚持要占领对面山与撤销清政府在澳门附近设立的常关厘卡，双方磋商达月余，都没有任何结果。最后，赫德提出警告称：“目前的大好机会是不可能再有的。如果错过了就不会有条约，中国将永远不肯承认葡萄牙在澳门的地位。”葡萄牙政府在探清中国政府底线后知道已无可退让。遂准备召开国务会议准备立约。《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0—1907）》第4册，第431页；谭志强：《澳门主权问题始末：1553—1993》第3章，第172—173页。

同治六年（1867年2月5日─1868年1月24日）2月11日，法国青年旅行家王室贵族卢德维奇‧德‧波瓦（Ludovic de Beauvoir）公爵与庞蒂埃弗尔公爵（Due de Penthièvre）一起周游世界。两人于1866年4月启程，经澳大利亚、爪哇岛、暹罗、香港，于本日抵达澳门。到澳门后，受到澳门政府的热情款待，为方便他们游览，澳督柯打为他们提供了一艘小艇，他们得以游遍当地名胜，如南湾、望厦、议事公局、炮台、教堂及网球场，还参观了贾梅士洞。14日离开澳门。卢德维奇回国后，相继出版了两部游记，其中一部为《爪哇、暹罗与广州》，该书的第13章即其所见的澳门：经过三个半小时的航程，我们也就到了氹仔锚地附近。借着夕阳余晖，澳门半岛映入眼帘。葡萄牙国旗在建在陡峭悬崖上的要塞上空飘扬。这陡峭悬崖总有七八处之多。悬崖上方是用红花岗岩堆砌而成的雉牒。光秃秃的山头一个接着一个，高出海平面两百来米。屋顶呈南国式平台的房屋鳞次栉比，有的漆成蓝色，有的漆成绿色，有的漆成红色。教堂钟楼共有十来个。每幢房屋窗户都装着铁条。城内各个街区呈圆锥状，一条条仅有两米宽的小巷都铺着方砖。山城脚下是一个半圆形的港湾，停泊著几千条小木船。我们上岸，码头上挤满苦力。沿山势而建的“高楼斜巷”（Calçada de Bom Jesus）和“巴掌围斜巷”（Travessas do São Agostinho），带有典型的葡萄牙特色，狭窄的街道两旁是用花岗岩砌成的平房，看上去酷似一座座监狱。被征服者占据的这座城市，居民成分相当混杂。阿丰索‧阿尔布科尔科（Afonso de Albuquerque）的后裔，有的挎著战刀，有的脖子上围着围巾，走在街上成群结队，步履迅疾。他们是葡萄牙人和中国人的混血儿，而那些中国人原来已带有马来人、印度人和黑人的混杂血统。总之，他们身材矮小，显得相当瘦弱。浅褐色的脸膛上，长著两只大大的杏仁眼。他们就生活在这半基督教半巫术，也即半文明半亚洲型的社会中！城里有两家英美式小旅馆。我们在昏暗的小巷里走了很久，总算在其中一家找了个栖宿之地。旅馆好似一座没有窗户的谷仓，不但潮湿，而且臭气熏天。难以数计的蟑螂已先我们一步，在这里安营扎寨。我们住的地方实在恶劣透顶，为了避免虫蚁的骚扰，我们让旅馆老板给找了个中国苦力，带我们去演中国戏的地方看看。这些戏场是该城唯一的消遣去处。山城的每一条街，都要爬上爬下。石头阶梯旁标有本街道名字的告示牌。后来，我们总算进到一幢喧闹不已的木头房子里。大厅两边摆着一排小桌，每桌坐了四个中国人。他们正在那里吃著、喝着，有的还抽著烟。我们在前排找位置坐下。舞台上正在演出插入杂耍的戏。这场戏自上午10时开场，现仍在继续中。可是，由于声音嘈杂，我们捂住耳朵，这场耐人寻味的戏刚看了约一小时，戏场里忽然一阵骚动，桌椅板凳被打翻在地，一帮人从门外拥进来。场内人纷纷给他们让道。进来的几位不速之客中，有几位是总督的副官，还有一位是轻型巡洋舰舰长。他们全都穿着正式的礼服，帽子上插著羽饰，胸前挂满勋章。这个阵势自然非同寻常。由於戏场里只有我们两个欧洲人，穿着又非常随便，场内的中国观众随即交头接耳，甚至大声鼓噪，断定这些人定是来抓我们的。不料却见这几位先生十分谦恭地走到公爵面前，向他转达了总督的问候，邀请他住总督府。双方约定，明天中午去拜访总督。考虑到一旦进入总督府，我们作为一个旅行家将难以再有什么真正的发现，为了利用在澳门最后一点自由的时光，我们带着那位苦力，又到了中国人所聚居的街区。这里环境整洁，茫茫黑夜中点着的各色灯笼，十分迷人。该城最有意思的地方是赌场，因为澳门有“天朝的摩纳哥”之称。海南、广东和福建的中国富人常会不惜一切地跑到这儿来，在“三十和四十点”赌局（此赌法在他们的家乡是禁止的）上，把钱输得精光。主持赌局的庄家是一位年已花甲的老者，银白的辫子垂于脑后，指甲留得很长，几根稀疏的胡须闪闪发亮。四周下注的赌客竟达几百人之多。时近午夜。只见那些中国人身上穿着丝绸，走在路上，每人都提着个大纸灯笼，样子很是奇特。我们对自己今晚这趟赌场之行深感满意，于是让身边那个苦力带我们回到那家蟑螂成群的旅馆。第二天上午，由总督副官唐‧欧索里奥（Don Osório）陪同；下午由原任炮兵军官的柯打总督本人陪同，游览了澳门市容。这其实无须费多少时间，因为整个领地看来只有5公里长，2公里宽。小小半岛完全像是一个人的脚印，后跟向着海面。大脚趾与另一个400公尺宽的狭长半岛接壤，因而与香山大岛连成一体。后跟部分由9座岩石遍布的山岭组成，山下就是烧灰炉炮台、妈阁炮台、圣若奥（São João）堡垒和雀仔园（Forte de S. Jerónimo）炮台。脚板底长长的内曲线地带，是中国人居住区，有房屋12. 5万间（此处应理解为12. 5万人，此处人口资料明显夸大，当时澳门华人人口应为6万—7万人）。2000余葡萄牙人则住在另一侧曲线的外延地带。“南湾”即滨海空地，是其繁华干道。装有铁门的宅第、总督官邸、警察局、政府机关和商店都集中于这条干道上。五颜六色的拱形建筑和一座座修道院呈现出浓厚的葡萄牙风情。脚背像是一堵由低而高的围墙，把两个居住区截然隔开。其他几个脚趾则像是突然蜷缩而翘了起来，形成一长条拔地而起的高山峻岭。山上有嘉思栏炮台、东望洋炮台和大三巴炮台。此外还有七八座规模稍次的炮台。城外是阡陌纵横的菜畦及望厦村。一道16英尺高的铁丝网，把这块殖民地同中国大陆隔了开来。我们走的大路是沿山腰石壁开凿出来的，风景十分优美。百余座大口径火炮，捍卫著半岛四周的海域，并可在12. 5万条“辫子”所住街区一旦出现反叛，便向那里轰击。接着我们参观了南边的“大堂前地”（Praça da sé）的大教堂和议事公局。在议事公局的门上，自1654年以来便挂著一块匾额：上帝圣名之城无比之忠诚（CIDADE DO NOME DE DEUS. NÃO HÁ OUTRA MAIS LEAL）。我们还去各兵营、修道院、圣保禄教堂、“穷人收容所”（Asilo dos Pobres）等处，走马观花地看了看。圣保禄教堂是1594年由耶稣会教士修建的，今已大部被火焚毁。这些古代教会建筑，钟楼上竖有十字架，壁龛里绘著圣人画像。至于大幅壁画，更是趣味横生。除此之外，你还可看到，妇女脸上都罩着面纱，头戴椭圆形黑帽的修士则在那里慢慢地走着，另有一些戴着白色圆帽的修女，在忙着赈济穷人。下午3时，几条彩旗飘扬的小船载着我们穿行于数百条喧闹不已的木船间，把我们送上“卡洛斯王子”（Príncipe Carlos）号炮舰。大家在炮舰上喝了几杯酒，祝“皇家海军”（L'Armada）一切顺利。随后，我们弃舟登岸，沿着滨海林荫道驱车前行。傍晚我们到了贾梅士洞穴。洞穴地势偏僻，荒无人烟，四周是巨石。遗憾的是，当地市政官员却将这富于诗意的庄严肃穆的场所给白白糟蹋，因为他们在这名垂青史、供后人凭吊并给以众多启迪的地方，建了一个很俗气的书亭。书亭外侧乱糟糟地张贴著一些诗文，里边放著一尊样子非常滑稽的半身塑像。人们从中看不到一点诗人当年惨遭放逐，但仍心向祖国的博大情怀。一位法国诗人也曾遭流放，来到这荒僻的角落。有感于同样不幸身世，他曾命笔在洞穴北面的石壁上写下这样几个字：“教会诗人路易‧里安济（Louis Rienzi）于1827年3月30日来此凭吊。”随后，我们策马扬鞭，在山上飞奔一程，很快来到山下的望厦村。村内一座宝塔，远看很是不错，及至走到跟前，却觉得并不怎样。庙里的和尚对前来观光的客人是要讨赏的。且这儿还有一怪，由于本地成为殖民地已很有年头，不但中国人已相当地葡化，葡人也已相当地汉化。比如这些和尚口中的菩萨，如今已用的是我们那些圣人的名字。因此在那些三头六臂、膀大腰圆的菩萨中，叫“圣法兰西斯科”或“圣奥古斯丁”者比比皆是。第三天，我们去对澳门的热门行当——从事贩人的“猪仔馆”（又称“巴拉坑Barracons”）——作了番详细调查。我们进的第一家人贩商店，外表十分高雅。门前鲜花簇簇，两旁点缀著大型中国瓷瓶。客厅里摆放著名贵的家俱。不过这是接待官员的地方，拐角处一张办公桌上堆著一摞业已翻烂的大本帐簿。因此，一切看来似乎都非常美好。然而在同皮肤黝黑的店主寒暄几句后，我们很快发现左右两边的长长过道里，一个个“库房”已装满“即将移民”的中国人。他们被集中在那里，正在等待启程，但个个面色惨白，神色悽惶，其衣着褴褛蓬首垢面，显示出他们是生活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中。这贩卖中国人的交易实在是一部催人泪下的历史。此交易自开始至今虽然还只有19年，但为获得所需“货物”，人们是展开了多么可怕的杀戮，进行了多么无耻的投机，因此此交易比它所取代的黑奴买卖还要残酷千倍！每一笔买卖都意味着不知牺牲了多少无辜！澳门每年约有5000华工前往哈瓦那，8000华工前往卡亚俄（Ca-llao）。如果移民由正直无私的机构负责办理，这对食物匮乏或劳工不足的国家无疑都是一大好事，应该十分感激这些救急救难的船只帮助因土地贫瘠而养不活全体居民的中国卸脱过重的人口包袱。但是，那就首先不能让强盗、骗子从中插手，使此事打上无法抹掉的罪恶胎记。毛病的根子就在于成千上万的苦力是被硬拉或诱骗而来的，事后在澳门追问他们是否出于自愿，纯属多此一举。就算他们作出正面的答复，那又能够说明什么问题？一旦受骗负债，落入募工者的魔爪，这些可怜的人便被送到债主的巴拉坑，募工者与帝国官吏签订协约，前者每送一名华工可得40—50法郎；后者从中抽取小费。因而，当葡萄牙巡视员问及华工是否自愿时，他们也就不得不以谎言搪塞。他们知道，如果拒绝出海，债主、掮客和官吏全都饶不了他们，会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报复；他们走投无路，恐惧不安，饥肠辘辘，备受折磨，几乎必定还会落到挨打遭罪的境地。总之，只要中了第一个圈套以后，厄运便接踵而来。从事拐卖人口的掮客每交出一名华工可得50法郎，卖身者自己得300法郎。我们曾去一个巴拉坑看过，其主人是带一半黑人血统的葡萄牙人，他今天就从来自广东、广西和湖南的掮客手里取得上百名苦力，总共付出3万法郎。这名巴拉坑主十足是一副人贩子的模样：肥胖、五短身材，扁平的鼻子，凶狠的双眼，杂乱的胡子，手里还拿着一根粗大的丧命棍，这自然是用来对付奴隶的了。在把苦力送进舱底之前，巴拉坑主必须先让他们在葡萄牙管理华人事务官面前列队甄别，然后再与船主拍板成交。正是在这时候，政府才开始履行职责，现行法规才开始发挥作用。恶有恶报。贩卖华工既是一本万利的大生意，使用欺骗和强暴的手段似乎在所难免，可是在执行新法律以后，这些手段就成了增加开支和减少收益的原因。当华工在殖民当局问他们究竟愿意返回中国或出洋去哈瓦那时，1000人中往往总有200人鼓起勇气，不顾巴拉坑主报复的危险，拒绝出洋。如果不进行残酷的报复，出钱收买、运送和养活苦力的巴拉坑主们岂不因苦力的临时变卦，让开支的费用全部泡汤！经当局派员核实后，同意出洋的华工又返回巴拉坑。新法律禁止他们在6天之内外出，在此期间，殖民当局再次派员甄别，并对苦力说：“请拿定主意，你们还是自由的！”苦力们在船只起锚前往往要等待一二个月，他们在落船前还要经过两次甄别，公开表明他们完全出于自愿。地方当局在等待期间要求进行视察和调查，这固然值得给予高度赞扬，但应该肯定，苦力受到商人的控制越来越紧，他想脱身的可能也就越少。因为他寄人篱下，还欠著无从清偿的债务！如果他在白吃白住两个月后声称：“我不愿出洋！”那该遭受怎样的对待？他就必须先向为他提供吃住的巴拉坑主付清欠帐。船只终于整装待发，即将起锚，庄严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就在出发的前一天，卖身契在管理华人事务官面前当场签字。苦力们陆续上船，巴拉坑主以每人约750法郎的价格把苦力卖给西班牙航运局的代表。经对我们的伙伴再三询问后，我们终于对卖身契的内容有所了解，契约用中文和西班牙文写成，由应募华工、皇家检察官和西班牙领事签字画押，其主要条款叙述如下：“我许诺为本契约持有人服役8年，每天工作12小时，并放弃在此期间的一切自由。我的雇主答应每月给我4皮亚斯特（20法郎），有饭吃，有衣穿，并在契约期满之日让我自由。”从澳门的巴拉坑到古巴的甘蔗种植园或鸟粪采集地，苦力的身价也从300法郎涨达1750法郎，这笔差价由经手人平分，就是说，募工者得50法郎，巴拉坑主得400法郎，船主得500法郎，当地的售主得500法郎。看到这些脸色苍白衣衫褴褛的可怜虫横七竖八地躺在巴拉坑里，我真感到有说不尽的心酸。唐‧欧索里奥领我们看了附近的几所花园洋房，我完全知道，它们的主人20年前曾作为苦力外出，如今已经衣锦回乡！我完全知道，苦工们如果在8年当牛做马期间，能经受住每天12小时强迫劳动的折磨，在棍棒的驱使下搬运鸟粪，他们随后可能发财致富，因为在获得自由以后，他们的劳动报酬十分可观！但在这些被半拉半骗地塞进船舱冒死出洋的成千上万名华工中，究竟有多少人能衣锦回乡？招募华工是19世纪最有利可图的活动之一，经营此业“先生们”从每一名苦力身上大约可得l400法郎，在我看来，他们的行径与海盗无异，只是装扮成“道貌岸然”而已。香港的英国殖民当局率先明令禁止在其陆地和海域从事“苦力移民”，我对此感到由衷的欣慰。港英当局已隐约觉察，苦力们在中国蒙受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之苦必定比他们离乡背井所受的苦难有过之而无不及。澳门的情形比较微妙，犹如吸附在中国巨人身上的蚂蟥，这个水陆码头的基本构架始终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澳门不全归葡萄牙人统治，又不全是华人作主，既不信奉基督，又不信奉菩萨。葡萄牙总督与盘根错节的旧官僚势均力敌，有时偏向我们欧洲在远东的政策，有时又对来自广州和北京的威胁诚惶诚恐和束手无策。只是经过亚马留的努力整顿，澳门的地位才算真正确定，但葡华混杂留下的烂摊子却不是一下子就能收拾干净的。我们离开巴拉坑不到五分钟，正气喘吁吁地沿着“圣母玛利亚斜巷”（Calçada da Buenita Maria Virgem）拾级上行，街面铺着光滑的石子，两侧排列著整齐的绿色小屋，装有栅栏的窗户像是监狱的气孔。这时突然见到前方有一个年轻的华人，死命拉住管理华人事务官的坐轿，号啕大哭。我们对“阁下”（这里对所有人都称阁下，包括我在内）行礼后就问，颈上套着号牌的那个仆人为何哭得如此伤心可怜。这位大人身穿官服，正从市政厅打道回府，刚在那里签发了700名苦力的契约，苦力们次日即可出洋。可是，眼前这名可怜青年不满18岁，根据法律，他的申请遭到拒绝。落选者跪在管理华人事务官面前，不断苦苦哀求，有人把他的话翻译给我们听：“他求大人让他出洋，如果把他退了回去，出钱买他的主人就丢了利润，他会因此受到最恶劣的对待。”可怜的孩子，居然因别人不让他出洋去挖鸟粪，就此断了一切生路！澳门约有华人12. 5万名，葡人2000名。1865年出港的船只已从30年前的1000次下降到206次；贸易几乎仅限于进口鸦片7500箱（价值1631万法郎）和出口茶叶（340万法郎）。正如你们可以想到的，澳门的所有捐税全由华人负担，不论他们是常住的或暂住的。亚洲民族的一大致命伤是从其恶习嗜好抽取最多油水。50万法郎来自赌场；30万法郎来自鸦片和贩卖人口的巴拉坑！这在118. 8万预算收入中占了相当的比重。至于支出，澳门官员俸禄不高，仅达97. 3万法郎，余下21. 5万法郎上交葡萄牙国库，据说国库随时可供这些收益存放。卢德维奇的游记以中葡两国之外的第三者立场十分客观地记录了l9世纪60年代的澳门，特别是对澳门华人生活及葡萄牙人卖猪仔之活动进行了真实的描绘，给我们留下了这一时代其他档案文献不可能记录的且十分珍贵的细节，作者十分痛恨“美其名曰为苦力移民牵线搭桥”而公开进行的人口贩卖勾当，并对此行为展开无情批判。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描述的望厦村的宝塔及村里中国人的葡化，这是其他文献所未见载者。据德立‧龙巴（Denys Lombard）的介绍，他们游览澳门时，见到了澳门的网球场，这应是网球传于澳门的最早记录。德立‧龙巴（Denys Lombard）著，李长森译：《德‧波瓦公爵在澳门：1867年2月》，载《文化杂志》第23期，1995年。

同治二年（1863年2月18日─1864年2月7日）三街会馆自道光十五年（1835）重修后已日渐废圮，澳门800余家商人店号遂“商议醵金数千有奇，爰集鸠工”，在其旧址重修三街会馆。由三街会馆值理总领其事。从馆内保存的买卖房屋契约看，重修之事应始于咸丰八年（1858）前，而告成于同治二年（1863）。这次重修将会馆有所扩充。重修竣工后，立有《重建阖澳公所碑记》，撰碑者为国史馆协修、前兵部主事黎翔。《重建阖澳公所碑记》，载谭世宝的《金石铭刻的澳门史：明清澳门庙宇碑刻钟铭集录研究》，第267—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