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0年1月21日应变协调中心成立开始，记载着澳门三年间抗疫的每个关键时刻。

“日据时期，广东、香港的一些著名品牌都纷纷将药厂转移来到澳门，有流传到如今的著名药品品牌，就是那些避难到澳门的药厂，当年日据时期在澳门所创立研发出来的。比如至今仍畅销港澳和国内外的京都念慈庵川贝枇杷膏，就是当年在新马路喷水池附近的药厂生产的；再比如胃仙U，是当年日本在澳门开设的药厂生产的，后来转移到香港，至今仍然畅销不衰；再比如我们澳门人更加熟悉的幸福伤风素系列，当年也是澳门的药厂生产，后来再将药厂搬到香港，如今已经成为了香港人消费最多，也是最耳熟能详的药品之一。所以，澳门的制药业，特别中药业盛极一时。”

藉记录与回顾近千帧图片和影片，结合走访多个前线地方的访问内容等珍贵的资料，铭记及思考这场艰难且不平凡的防疫抗疫考验。

天花已于1980年代绝迹，今天只能在长辈的手臂上看到当年接种牛痘的印痕… 你可有想过，200年前的种痘，是一个接力的过程？

同治元年（1862年1月30日─1863年2月17日）卫生局长卢西奥‧施利华医生关于本年霍乱流行的报告称，此次霍乱在澳门造成了很多人死亡。当时有28名华人接受葡萄牙医生的治疗，其中12人死亡，占43%。然而有328名华人接受郎中治疗，死亡人数只有73人，百分比为22. 2%。阿马罗：《澳门医学：名医、药房、流行病及医务治疗》，载《澳门史新编》第3册，第1005页。

在《澳门流动小贩》明信片第一辑中，见到《草药小贩》及《跌打医生》两帧老照片，引起我一些模糊的回忆。街头卖药在数十年前仍很流行，晚上常见在康公庙前地、司打口前地及南湾等处大笪地开设摊档。江湖卖药师父与几个伙计开档，燃点大光灯，敲锣打鼓，表演武术及“心口碎大石”、劈砖等硬气功，有声有势，吸引观众围观，颇为热闹。演出至高潮时，就开始售卖膏丹丸散之类医治跌打刀伤药物，师父在介绍药物时，伙计在旁和应，大力推销，虽然围观者众，但购药者寥寥。一般跌打药摊档较为简单，档主单人匹马走江湖，揹着一个大药箱，选定热闹街道，就地开档，在地上铺一块写有药名药效的白布，放置药物，静待客人光顾，档主还会替人诊病。售卖蛇药的摊档也无助手，档主用布袋盛载几条蛇，开档时将蛇拉出布袋，让牠在地上爬行，作为生招牌，途人好奇地驻足观看，听着档主介绍蛇药好处。不过，售卖春药的，多是晚上在街上开档，档口简陋，在地上铺了一小块红布，上置火水灯及数小瓶药物，档主扬言自夸药效神奇，途人多是匆匆而过，档口冷清，偶尔有人上前与档主交谈、购药。药物中以售卖草药较多，除店铺外，还有流动摊档，档主熟悉药性，自采生草药摆卖，挣钱谋生；有的还懂得一点医术，替人诊病。其中干草药档摊，除了自制药油供销外，还陈列各种干草药，在药草上加上药名、药效的简单标签。随着时代变迁，西医药普及应用和当局管制药物，江湖卖药及草药摊档逐渐消失，今已鲜见了。

康熙十三年（1674年2月6日－1675年1月25日）3月27日，方济各会中国教区会长文度辣神父在澳门写信给在马尼拉的塞巴斯蒂昂·罗德里格斯（Sebastião Rodrigues）神父称：“艾脑爵神父和方济各会传教士、圣家辣修道院的修女一起，坚守贫困，坚持医疗工作。我要不是有病在身，也想和他们一起参加救助工作；因为这里的医生医疗方法极不科学。”。Manuel Teixeira, Macau e n Sua Diocese, Vol. 3, p. 495.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2月1日─1547年1月21日)耶稣会士保禄•卡梅尔特(Paulo Camerte)在圣信学院附近建起了一座贫民医院(Hospital dos Pobres)，以治疗贫穷的印度教徒，也有专门的地方收留痲疯病人。 Leopoldo da Rocha, As Confrarias Goa, Séculos XVI—XX, pp. 80—81，转自董少新的《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第41页。

澳门所在的岭南地区自古就是传染病的高发地，被历朝历代称为“瘴疠之地”。1820年全球第一次霍乱大流行波及澳门，澳门开始有相关瘟疫的文献，期后的两百年间，澳门经历了众多的传染病肆虐，霍乱、鼠疫、天花、麻疯、爱滋病、肺结核等不同的瘟疫，夺去不少人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