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2月3日─1602年1月22日）9月27日，三艘荷兰武装商船在范．纳克的指挥下，于8月间到达中国海面进入珠江口，要求进贡。由于荷兰人过去未曾向明王朝进过贡，且无明朝所规定的进贡表文，加上主管对外贸易事务的广东官员均受正德末年佛郎机要求进贡而酿成祸乱的教训，主张不可开此先例。但当时在广东执掌市舶大权的李凤认为这是一个对澳门葡人报复的良机，遂自作主张，热情邀请荷兰船酋领进广州城，并给予热情款待，即郭棐所言：“时李榷使召其酋入见，游处会城，将一月。” 王临亨则言：“税使宴客（海珠）寺中，呼其酋十余人，盛两盘饼饵，一瓶酒以献。” 以此勾结荷兰，并诱说荷兰人去劫夺澳门，将祸水引向澳门，“一雪三巴和尚不遂索骗之耻”。 荷兰船队在李凤唆使下于九月初二（9月27日）来到澳门。耶稣会神父记录了当时情况：有3艘船朝澳门驶来，其中2艘大船，1艘较小，是帕塔素船（Patachos）。澳门人马上意识到来的是敌人。当时澳门既无城墙和堡垒，也无炮兵和步兵守卫，当地人感到呆在家里不安全，所以把所有的银两和财物都藏在学院里，并且向院长提出要求说，如果敌人试图登陆，请允许他们的妻子儿女躲到学院栅栏内，如果敌人占领了海滩，他们就退到学院内，那里地势较高，易守难攻。当时出任澳门地方兵头的为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薄加图，他当机立断，把当地所有的人组织起来，对敌人可能登岸的地方进行严密防御。 由于海岸防御甚严，荷兰人亦不敢轻举妄动，只派一艘小舢板去打探消息，后被澳门葡人俘虏，第二天又派一艘帕塔索船去打探消息，又被葡人俘虏，先后“执杀红夷二十余人”，还缴获荷兰人4门火炮和一些军用器械。荷兰舰队尝试用各种方法去解救被俘之人，但均未成功；而要用武力征服澳门，则是“以数万众与二百人敌”，亦绝无成功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下，荷兰船队于10月3日撤离澳门回国。王临亨：《粤剑篇》“辛酉九月间，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亦不知何国人，人呼之为红毛鬼，其人须发皆赤，目睛圆，长丈许，其舟甚巨，外以铜叶裹之，入水二丈。香山澳夷虑其以互市争澳，以兵逐之。其舟移入大洋后，为飓风飘去，不知所适。” 这次荷兰人被葡萄牙人俘虏的共20人。范．纳克企图通过写信救回俘虏，但信未获任何回复。范．纳克见营救无望遂于10月3日返航前往北大年，其中17名荷兰俘虏在该年11月被葡萄牙人以海盗罪处决，此前他们为了求生曾努力要皈依罗马天主教。这次澳门大屠杀的3名幸存者，两名男孩是年轻的佣人，还有代理人马丁．阿丕乌斯（Martinus Apius），他们被经由马六甲送到果阿，之后马丁．阿丕乌斯在1604年返回荷兰。 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69《外志》3《番夷》。 王临亨：《粤剑篇》卷3《志外夷》。 朱吾弼：《皇明留台奏议》卷14《参粤珰勾夷疏》。 帕塔索船是一种与大黑船相似的老式三桅船。 费尔南．格雷罗神父：《耶稣会神父事务年度报告》，载《16和17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第168—169页。 汤开建：《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包乐史：《中荷交往史（1601—1999）》，第34页。 王临亨：《粤剑篇》卷3《志外夷》。 C.R.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p.49.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2月11日─1604年1月30日）10月6日，菲律宾西班牙军队进攻马尼拉城外帕西格（Pasig）河北边的“八连”（Parian，即中国城），遭屠杀的华人估计有1.5万至2.5万人。先是，马尼拉有谣言传开，称中国人为了寻找马尼拉海湾卡维特（Cavite）半岛的金山，准备派军队入侵马尼拉，马尼拉的华人则里应外合。于是，华人与西班牙均处于紧张的对垒状况下。10月初，八连华人首先策划出击，并由恩康（Eng Kang）担任指挥，但未成功。10月3日，在帕西格河被捕的一家西班牙人被杀，许多房屋被烧。西班牙人击退了华人对通多（Tondo）教堂的进攻。至本日，西班牙人联合日本人及当地土著人发动反攻，华人溃败，西班牙人为报复，遂对华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崔瑞德、牟复礼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第7章，第335—336页。

崇祯七年（1634年1月29日─1635年2月16日）10月3日，由于一艘赴日贸易的商船被中国海盗刘香劫获，征得市民同意，决定用典押手段从马尼拉的西班牙库存中提出7000印葡金币，用以赎出被刘香扣押的人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41—42页。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2月16日－1723年2月4日）9月29日，穆经远神父在广州参加完艾若瑟神父的葬礼后，率领100余名随员到达澳门。康熙帝的意大利籍外科医生艾国祥（Dionisio Gagliardi）也作随员一同抵达澳门。澳门西洋人纷纷感激皇恩，称：我等无以报称，谨觅西洋方物数件进献。10月3日返回广州后，穆经远于11月16日将在澳门西洋船中寻觅到的九大瓶产自小西洋的米交给艾国祥先行带回北京请康熙帝品尝。据小西洋人讲，食用此米甘甜芳香，滋补身体。穆神父还致函小西洋，要他们明年多带些米来。另外，还找到了一些医治热病的药。穆神父患热病两次，皆用此药治好，故将一半的药及药方托艾国祥带进京，另一半自己带回。《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穆敬远奏报艾国祥自澳门返回遣往京城进献西洋米等物折》，第181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穆敬远奏报艾国祥自澳门返回遣往京城进献西洋米等物折》，第180—181页。按：此折原无时间，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者将此折考订为雍正时期，据葡文资料，穆敬远这次来广州、澳门参加艾若瑟的葬礼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疏中又称“皇上今年甚好”，故可定此折应为康熙六十一年。文德泉：《作为皇家使者的一名耶稣会士墓葬》，载《文化杂志》第21期，1994年；文德泉：《耶稣会士于澳门开教四百周年》，第52页。

清乾隆元年（1736年2月12日－1737年1月30日）10月3日，广东提督张溥再次奏请仍令外来洋船照旧湾泊于澳门内港（拉青角）。先是，本年粤海关入口外国洋行商船10余艘俱泊于广州黄埔，其中法兰西船上大班、夷目及船员上岸行走，有夷人用鸟枪打伤乡民莫伦志，后死亡。张溥检查洋船，每年8-9艘或10余艘不等，每船装载400-500人，人配鸟枪一杆，船上又有火炮，多至30余位。洋船停泊黄埔，每夜施放枪炮，声震数里，附近居民，十分不安。再加上洋夷赋性强悍，不知中国风俗，五六成群，往来省城，身带器械，登岸伤人，民人畏怯，省城隐患。而澳门原为外商洋船码头，商货出入要道，故请奏，今后来粤洋船俱令照旧湾泊澳门内港。但此议遭两广总督鄂弥达否决，鄂氏认为，莫伦志案全系误伤，不能因为误伤一乡民而不准外国商船湾泊黄埔。《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广东提督张溥奏请仍令外来洋船照旧于澳门内拉青角湾泊折》，第181—182页，张溥称，澳门拉青角原设立过海关监督公署。《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鄂弥达奏覆莫伦志案查系误伤不便因此不准洋船湾泊黄埔折》，第183—184页；鄂弥达亦误以为拉青角即是十字门。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2月11日─1794年1月30日）10月3日，澳门同知韦协中给发在澳门住冬苏喇国商人吗哆士．雅梅斯(Matheus Joarmes)上省贸易牌照。[1] [1]此份档案在刘芳辑《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中漏收，该档现存东波档案馆《汉文档》 缩微胶卷第4卷中，值得注意的是该档后附葡文题记：Licença de M. Casa Branca O Armenlo Maehas Vay a Cantao. 1793，译文：白屋大人发出亚美尼亚人吗哆士前往广州的执照，1793年。Casa Branca，意为白屋，指前山寨澳门同知衙署，因该衙署用石灰刷粉成白色。转自刘迎胜《乾隆年间澳门的亚美尼亚商人》，载《文化杂志》第45期，2002年。

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2月18日─1807年2月6日）10月3日，回澳之第十六号额船装载硝砂4000包，第三号额船装载硝砂1378包， 第十七号额船装载291包，共计5669包，抵达澳门，现洋砂存于夷屋。待硝商领照备价下澳赴买。《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澳门同知王衷为饬查明十六号及三号船存贮咸砂实数事下理事官谕》，第165页。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10月3日，澳门葡人五六人擅自潜出乡间，在香山五桂山脚、雍陌、后门、遥径等处地方，掘毁居民薯芋，并抢人鸭只。《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知县马德滋为饬查禁蕃人擅出关闸外乡村滋事下理事官谕》，第434页。

1813年（清嘉庆十八年）6月28日，遣使会会士冈萨维斯（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抵澳门。他汉学造诣颇深，编著了10余本语法、词汇、字典。他用清朝官话翻译的《新约圣经》，在1841年10月3日出版。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1月23日─1842年2月9日）10月3日，著名的葡萄牙汉学家澳门圣若瑟修院教师江沙维神父病逝。江沙维，1780年生于葡萄牙特拉兹．多兹．蒙德斯省多若镇，早年加入遣使会，1814年6月28日到澳门，后一直在澳门圣若瑟修院从事研究与教学，从1828年至1844年间，他出版了一批汉学著作，每天辛勤工作达16～18小时。他生前还是加尔各答亚洲学会的理事，并于1840年11月18日当选为里斯本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但尚未接到证书和颁给他的无染受孕（Conceição）圣母勋章就去世了。作为一名汉学家，他令人吃惊地完成了如此之多的著作。1828年，他在澳门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是一本16开本的小型著作，其书名为《拉丁语法》。该书是为圣若瑟修院的学生学习拉丁文而编的。1829年，写成了他的代表作——《汉字文法》（Arte China）一书。1831年底，出版了《葡华字典》，它为8开本，装成厚厚一册。1833年出版《汉葡字典》，是一部同样的著作，其主要长处没有其他书可以媲美。他同时还出版了四部拉丁文字典。第一部是1836年出版的《拉丁文一汉语袖珍字典》，它主要收集会话中的最重要的词汇。第二部书名为《拉汉小词典》，只是将以前的著作重印，但增加了大量的冷僻与不常用的词汇。它为8开本，1839年在澳门印刷。第三部书名为《拉汉大辞典》，弥补在《拉汉小词典》中的不足；里面还包含了许多词组和句子，为中国学生学习拉丁文提供简易的练习。总之，仅《汉字文法》、《葡华字典》和《汉葡字典》就足以确立江沙维成为杰出汉学家的地位。4日清晨，许多市民在未获邀请的情况下，主动前来参加他的葬礼。江沙维神父获得了所有澳门人的爱戴，他们认为，他是一名好神父、一位优秀市民和一位朴实的哲人。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721; Chinese Repository, Vol.15, No.2, pp.69—80.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10月2日，澳葡总督席尔维拉．边度出席议事会会议，并作告别演讲。3日，澳门新任总督海军上校彼亚度在大炮台宣誓就职。彼亚度于9月30日坐乘葡萄牙兵船“特茹河（Tejo）”号抵达澳门。当晚彼亚度登岸时，受到依据其级别的仪仗队迎接。彼亚度履任澳督不久，钦差大臣耆英来到广州，即邀彼亚度到广州做客，酒宴之间，彼亚度向耆英提出欲在氹仔岛修建房屋，耆英未予理睬。宴席后品茗闲话时，彼亚度再次提出请求耆英批准葡人在氹仔岛盖房居住并占有该岛。耆英回答称：“天朝官员无权将尺土让与外人。不过，贵总兵官知尊卑、识大体、温文尔雅。本大臣深有感触，岂有拒绝之理！本大臣不日即出城与总督大人（指祁埙）酌商，并嘱其对葡人住居氹仔不予过问。”而彼亚度返澳后，在并没有获两广总督祁𡎴、广东巡抚程矞采准许的情况下，擅自在氹仔开始大兴土木，建起永久性房屋。氹仔又名潭仔，土名三沙，中一小山，具牛形，曰牛山，名上沙。过峡处，南与大山相连。西一岛孤立，与牛山隔水，曰千山、曰十字门山，名西沙。大山西出一嫩枝，尽头处峰石昂然，曰龙头湾，名下沙。大山东一带，矮岗远伸入海，曰鸡颈。大山南脊，挺出甚陡，旁无居人，与龙头湾，与牛山回环成峡，中含农田数十丘，村落数处，街道附于龙头湾山下。闻潭仔未开埠以前，本属渔人出没之乡，仅有林家村、卓家村两处，道光初年以后，渐成市铺，系香山沙尾乡林光远堂为税主，每年收租银约数百金，转向香山县纳粮。Chinese Repository, Vol.12, No.10, pp.553—555.Ta-Ssi-Yang-Kuo, Vol.2, pp.303—304.《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幕客程佐衡著〈勘地十说〉》，第337—338页。

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7月29日，葡人向钦差大臣耆英提出九点要求，试图改变澳门管治状况。10月3日，彼亚度（José Gregório Pegado）总督开始执政。他上任后，开始逐步进占氹仔岛。他礼节性拜访耆英时，获得葡人占领氹仔的默许。10月10日，前总督边度被任命为葡萄牙全权公使。11月4日，前总督边度乘“特茹”号到达黄埔，然后换乘小船进入广州，与清政府官员耆英在法国领事馆进行会谈。葡方提出的免交地租、取消三巴门界等7项要求被拒绝，中方被迫同意给予澳葡政府和中国地方官府公文处理同等待遇，减少葡船只税收；规范中国从澳门进口货物的税收，取消各种繁琐手续；自由修建房屋，打造船只，购买物品，雇佣工匠；葡萄牙船只也可以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岸通商。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1月27日─1847年2月14日）10月3日，管理华人事务官小俾利喇向亚马留总督建议：所有快艇（客货两用的中国船）都应该注册登记，每月向澳府财政交纳1元税款。总督采纳了这一建议。拒绝付税的驳船全被扣押。中国驳船船主们开始在石角嘴卡（Pago de Novo）集中商议对策，集市里的小贩也加入进来。同时，中国官员致函澳门，四处张贴布告煽动叛乱。老百姓向海关报复。亚马留毫不犹豫，做好预防措施，海关戒备森严，军队增加了戒备。10月7日、8日两天，有36艘驳船驶近澳门湾。一些武装大船运来了3门炮，他们和地面上的人汇合，结果导致了一场冲突。1500多中国人和列阵对峙的葡军士兵交手，澳葡方面还加入了海关人员、三巴门炮台的兵丁和一些市民。双方相持激战了一段时间，中国船民败退。船民们退上船后，葡兵继续向他们开枪射击，大炮台和葡方兵船也开炮射击。当他们乘船出逃时，澳葡方面派船追击。一些船被俘获，一些船沉没，还有8条船搁浅，大批船民惨遭杀害。中国商民闻讯后，相继罢市，停止供应葡人食物。亚马留颁布告示，扬言如果在24小时内不停止罢市，他将下令三巴门炮台将街市夷为平地。9日，英海军上校多萨尔（Dausal）指挥的“秃鹫（Vulture）”号军舰驶近澳门，称香港总督特派此舰来协助澳督，听从澳督的调遣。这当然是亚马留求援的结果。该舰后于12日离开澳门，未及进行任何干预。10日，香山县官员进入澳门查处此事，澳督不允许官员的武装随从入澳。11日，两名官员不带随从进澳，并强调来向“澳督表达友好情意”。会谈开始后，中国官员指出，如果将中国船只停泊澳门的问题提请广东大吏处理，定能获得妥善的结果。亚马留便悍然声称，他拥有对在澳所有中国居民的管辖权，他采取任何行动，都没有与中国官员磋商的必要。在享受一顿珍馐招待之后，结果这一严重事件竟不了了之。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93页；在J. F. Davis, China: During the War and Since the Peace中，对此事件情形过程有详细描述：“事态好像已从广州蔓延到了澳门，那里的新任命的葡萄牙总督阿玛拉尔（即亚马留）先生，一位精力充沛的军官，正在从事各种改革以使这块殖民地获得与香港同等的、独立于中国政府的地位。但是，无论这块殖民地本身，或是其宗主国的资源都不足以扭转该地自从他的英国对手出现后就开始的每下愈况的局面。对中国船只征税是澳门用来补充其财源的方法之一，而船主们仍只认为（如他们一向所认为的那样）不受制于葡萄牙政府而只服从他们自己政府的官员。他们（也许是在最近发生的广州事件的鼓舞或是激励之下）组成了一股可怕的反抗力量，在内港架起大炮，作出威胁的姿态。总督预感到暴力的紧急事件即将来临，给我发了一封信，请求得到我可能给予的任何援助。我还记得，1839年，当我们的同胞被中国人从澳门驱逐时，要求保护而遭到他的前任拒绝的那段往事，但我从不计前衍，认为阿马拉尔先生是一个不同的人物，因此他及时得到了可能给予的一切援助。国内来的非常严格而明确的指令禁止在葡中之间进行任何武装干涉。但是，无论如何，在危急时刻对葡萄牙居民提供避难和庇护同完全的中立没有任何矛盾，因而皇家炮舰‘秃鹫’号的热情的指挥官把他的船紧靠在离澳门仅几小时路程的地方。总督了解我所接到的指令的性质，因而对这种支持非常感激。他说，单凭英国军舰的出现就足以防止中国方面采取任何进一步的对抗行动。中国方面当然不可能知道英舰已事先被禁止采取任何反对他们的积极行动。事情的结局对葡萄牙人来说，可谓是非常值得庆幸的，因为不管我们在香港这块征服得来的领地上的征税权和司法权是多么天经地义，澳门的情况毕竟完全不同，那儿是靠每年向皇帝交付地租才被允许占用的，而且从一开始这里就一直驻有一名朝廷官员作为中国臣民的独立政府的代表。”见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第265—266页。Marqus Pereira, As Alfandegas Chinesas de Macau, pp. 41－43；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206－207页。

清光绪元年四月初十日（1875年5月14日）澳门政府公布的《澳门港口章程》，因并未经与粤省协议而要求广东方面遵守，两广总督刘坤一经与部属商议后认为实难按西洋规定章程办理，特于光绪二年（1876年1月26日─1877年2月12日）10月3日签覆如下： 第一款，此款抛船处所，止可议本澳商民船只，不能议及各国官兵船只，致碍邻国体制。查各国贸易埠头，商船抛泊就近行店买卖处所，官兵船只到埠抛泊，各国亦有一定规矩，惟不能与生意船一起抛泊者，因生意船日有来往，恐有与官兵船相碰，致滋事端也。此款所立妈阁庙自东至西无界线，实属有碍商船来往。再查澳门地方及海道并未奉有大宪文行，与西洋国分定界址之案。合并注明。第二款，缉私各船，若风晴时，在兵船所泊地方停泊亦可，若遇风涛骤起，必须驶往湾仔之内湾泊。此系为保护人命起见也。第三款，因中国官船无夹板船名目，是以未签覆。第第四款，妈阁海面之内，因生意船多，是以中国官船不在妈阁之内查私缉私，以免窒碍。若船货已出妈阁之外，恐有奸商偷漏税项及不遵查验，自应照中国例查拿。至马骝洲税厘两厂所查出入货船，商人自请查验。若货多船大、食水较深者，则有深水地方稽查；若货少船小、食水较浅者，则在浅水地方稽查，系为利便商人起见，不能定以浮泡为限，以致阻滞商船，有稽时日。第五款，各厂查私，已分饬各厂官船，勿到妈阁之内查私。若税厘两厂虾笱艇往妈阁之内办理别项公事，并非查私者，不能凭巡河洋差一面之词，即指为查私之据。如果该艇等有在妈阁之内查私，确有商船船主质证者，应由澳门总督照会前来，由中国自行察究，不能将管驾之人解交华政衙门查办。第六款，此款各厂虾笱艇不过渡人往来及采买伙食，到澳收取饷银办公起见，各埠大街与及水路码头任人便捷来往，不能限以一处。该艇无论泊何处码头，总之送人上岸办公，其艇即放开离岸数丈湾泊，待其办完公事，即唤此艇泊岸，其人落艇，即时回厂，免在该埠头阻塞上港货物之盘艇。至澳内商民，亦任从各处码头上客，岂有官船反为限制之理？《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署碣石镇彭玉等为葡人所拟澳门港口指定中国官兵船湾泊处所碍难照办事致两广总督刘坤一禀文》，第94—96页。

光绪二十年（1894年2月6日─1895年1月25日）10月3日，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近已竣工，计用料费4000元有奇。该路系由澳中绅商捐资修建，以便往来，香山人陈芳首捐洋银2000元。荷兰园街道建成，政府共拨银19600元，其中13200元为所拆各民屋之补价，另6400元以兴修沟渠街道。《镜海丛报》1894年10月3日《车路已成》及《拨帑兴修》。

宣统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10月3日，夜晚，葡萄牙爆发推翻君主制度的革命，卷入这场革命的有陆军、海军和共和党的各个革命组织。10月5日，葡萄牙宣布成立共和国，国王曼努埃尔二世（ManuelⅡ）及王室流亡。临时政府由特奥斐洛．布拉加（Teófilo Braga）执掌。随着共和革命的胜利，政府宣布将教会与国家分离并由它继承东方保教权，颁令驱逐耶稣会会士。取消1901年4月18日批准宗教结社之法令，禁止宗教结社。封闭修道院。众多宗教人士避难西班牙。10月11日，澳门议事公局庆祝共和国成立。10月15日，在议事公局首次升起葡萄牙共和国国旗。 萨拉依瓦：《葡萄牙简史》，第346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44—45页。

民国十年(1921年1月1日─1921年12月31日)10月3日，澳葡的侵略行径，引起广东各界人士民情激愤。是日，香山县各界民众1万多人，在前山福善堂举行大会，声讨澳门政府的侵略行径，并商讨对付澳门政府办法，最后决议自5日起停止向澳门提供食物，断绝水道，直至澳门政府接受四项条件为止，并决定组织领土保存会，作为外交后盾。广州各团体也于10月11日在素波巷某总会集议，痛诉澳葡行径，要求政府对澳葡采取更坚决的措施。邓开颂等主编：《粤澳关系史》，第407页。

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10月3日，位于镜湖马路与连胜马路交界处的消防局大厦建成启用，总局即从板樟堂迁至新址，由市政厅管理。当时，广州及香港消防队均派出代表参加剪彩仪式。该大厦高两层，由澳门设计师陈焜培设计，屋簷呈三角形，方柱粗大，门窗拱形，厚墙米色，百叶窗褐色，富有南欧风格。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213；李鹏翥：《澳门古今》，第110─111页。

位于澳门连胜马路和镜湖马路交界处2至6号的消防队博物馆，坊间不少书籍将其写成消防博物馆，实为笔误之故。这里原址是消防总局指挥大楼的一部分，由第一代华人建筑师陈焜培所设计，建于1920年，延至1923年10月3日揭幕，当时的消防局局长为江世生，出席仪式的还有广州及香港消防代表团。后于1992年3月进行改造，只保留外壳，内部则作全新改建。整座建筑具有南欧风格，楼高2层，黄色为其主色，外型古朴庄严，该建筑亦成为澳门具建筑艺术的保护文物之一。过去澳门的消防工作是由葡国驻澳门军队所负责。19世纪中期加思栏兵营已拥有一台人手操作的灭火机，1883年通过了澳门消防服务规章，便组成了一支60多人的消防队伍，1939年为了符合社会发展需要，消防队成为一支军事化部队。当时澳门岛有3所消防站，离岛则有2所。1994年，消防总局（即博物馆连后方的消防站）扩建，占地面积约3,700平方米，亦成为消防队的中央行动站。在消防历史发展的同时，市民对与自身息息相关的消防工作的兴趣日益增加，常有学校及社团组织前往参观。有见及此当局陈列了一些具代表性的消防工具及过去多场大火灾的珍贵图片，希望借此提高市民对防火知识和消防员工作的认识。1999年12月11日消防队博物馆正式运作并对外开放。整个博物馆共分两个不同风格的展厅，面积约350平方米，展品约有700余件，而这些展品除了是消防局自身保留或市民捐赠外，亦有不少是从外地采购的。主展厅墙身上镶嵌着一块澳门消防局成立的百年纪念碑石，展场中央位置则有20世纪50年代的英制古董消防车，车牌为M-01-25，可见其历史之悠久。展厅同时还展出了两台中国制造的手摇水泵（1884年和1908年），及一台英国制造的手摇水泵（1877年），其中一部红色的古老水泵车是路环居民在广州购买的，作为坊间灭火设备之用，一直放置于路环天后古庙内，原属路环四庙慈善会保存之文物，后于消防队博物馆成立时借出。此外还有假人握杆从楼上滑下的真实情景、历史资料图片、大量历年消防队队旗队徽、勋章、旧式头盔及一套1940年消防员节日穿上的灰色礼服等展品，值得驻足。内展厅展品包括了中央行动站模型、显示新旧消防局（站）地方的电子板、水靴、3枝中国古式喉笔、报火警钟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有一个模拟从前澳门木屋区大火之场景，其用心的设计是为了让澳门市民警惕火患。

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1日─1924年12月31日)10月3日，1913建造的“泰山”(Taishan)号轮船在蚊洲(Wengchau)附近海岸遭遇海盗袭击，共掠去9.7万两白银。其匪首为林翠善(Lan-Choi-San)，巢穴在澳门周围的对面山岛附近。事后，部分海盗被捕获，追回若干银两。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180页。

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1日—1929年12月31日)10月3日，澳门政府报告称，葡萄牙秘密员警揭露了澳门两个共产党人的身份：方云生和陈方凯。两人均受雇于清平街一家印刷公司。警方在该二人处发现大量已经印刷好的敌视民国政府的文件和一些亲共的带有煽动性的材料。广州警方强烈要求澳门警方将此二人监禁起来。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民政厅档案：AH/CGM/16，1929年10月3日的报告，转引自杰弗里．C．冈恩：《澳门史：1557—1999》第5章，第165页。

1931年（民国二十年）7月11日，澳门电报局与上海、广州及厦门电报局在上海签订合作协议。8月11日，二龙喉新火药库的爆炸造成24人死亡、50人受伤。二龙喉宫完全被摧毁。9月1日，《澳门之声》（A Voz de Macau）报面世。该报第5系列一直出版至1947年8月16日第4648期。10月3日，确定十月十日中华民国纪念日定为澳门节日。南湾填海工程开始。

民国二十年 (1931年1月1日-1931年12月31日)10月3日，周报《澳门土生回声报》 (O Eco Macaense)创刊，至1932年10月24日停刊。此报以为在澳葡人争取澳门地区独立、反对葡国以中央集权方式管治澳门为创刊宗旨。1932年10月曾经两次被澳门政府控告其诽谤，并勒令停刊，合共出版54期，社长为阿道夫．佐治 (Adolfo Adroaldo Jorge)，主编为小哑宋生 (João Correia Pais de Assumpção Jr.)。 由飞南第家族澳门商务印字馆 (Topografia Mercantil)印刷。小哑宋生为哑宋生之孙，宋次生之子，其葡文名与哑宋生完全相同。1889年10月12日生于大堂，1944年2月21日在风顺堂区逝世。参见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1, p.298.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158—159.

梁捷，原名梁鼎捷，字皆智，香山县乾务乡（今属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干北村）人。[1]烈士。 梁生于农村，读书不多，1936年赴澳门昌泰银号当雇员，做过工人、商店售货员。他18岁时结婚，五年后生下女儿梁宝琼。[2] 抗战爆发，群众纷纷组织抗日救国团体。在国内人民和澳门同胞奋起抗日救亡的感召下，梁义愤填膺，满怀爱国激情，1939年夏，毅然三次申请加入澳门四界（学术界、体育界、音乐界、戏剧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第三队。 同年5月1日，梁随队出发至东莞、宝安等县工作。8月中旬，全队编入第四游击区纵队司令部政治工作队，梁负责谍报、民运、武装等，被派到宝安观澜工作。他工作负责，甘于奉献，从一个组员升为组长，负责整个地区工作。 10月，日寇大举扫荡东江南岸，为达到聚歼日军和截断日军从南头增援的目的，司令部决定把在观澜附近的一座大木桥（大沙河桥）破坏，因为时间紧迫，任务重大，一定要有政工人员领导和鼓舞士气。队长转达司令部的命令，动员队员接受这个任务。梁自告奋勇，率领四个政工人员、八个举火把的民众和一连担任火力掩护的官兵迅速到达目的地，梁与同伴们趁著下弦月的月色，奋不顾身，敏捷爬向木桥。 不料，任务将完成之际，被日军发觉，以机枪密集扫射，梁临危不惧，马上指挥同伴开枪抵抗，击毙日军多人。他自己不幸身中数弹，光荣殉国，当时是3日深夜。梁捷牺牲时，年仅28岁。[1] 噩耗传来，同胞无比悲愤。10月下旬，战区（中山县第八区）抗先队部接到澳门四界救灾会来函，要求在斗门地区开追悼梁捷烈士大会。抗先队在小濠涌乡召开各乡抗先队长会议，决定在乾务乡举行追悼梁捷烈士大会，并要求各乡抗先队员必须参加追悼会，还发动该乡妇协会员、农民代表、学生代表等致送挽联、花圈等。 会后，抗先队长梁其颖将澳门四界救灾会寄来的信件，报纸刊载有关梁捷烈士的事迹、照片等有关资料，交给乾务乡抗先队办理。乾务乡抗先队以该乡时代小学教师和抗先队骨干组成追悼梁捷烈士筹备会，编写印发《梁捷烈士史略》，刊印及唱《梁捷烈士挽歌》，出版壁报，发动募捐，布置会场等。 10月25日，在乾务乡忠义祖祠举行追悼梁捷烈士大会，各地各界都派出代表参加追悼会，集会人数之多，代表性之广，在乾务地区来说是空前的，表明人民群众对梁捷烈士寄予无比的敬仰和怀念。[3] 11月5日，澳门各界在湾仔乡校大操场举行追悼会，庄严肃穆。当日，澳门各界人士和湾仔各乡如南屏、北山、翠微、前山等乡抗先队都派出代表参加，各机关团体致送很多挽联、花圈。12月，斗门人民在乾务忠义祠前举行“梁捷烈士追悼会”，八区抗先队和机关团体踊跃参加。游击队司令王若周呈请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抚恤烈士家属。[1] 梁宝琼珍藏着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梁捷《革命烈士证明书》。证明书上写到“梁捷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2] [1]《梁捷》，载“珠海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1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洪储闻等：《河山沦陷歌姬捐献陪酒钱抗战时期澳门四界救灾会力促救亡活动》，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2月15日。 [3]中共斗门县委党史研究室：《斗门英烈》，珠海：斗门县委，1992，第58-60页。

拍摄时间：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月三日 前排左三起：姚景槐、源晋初、林炳炎、邓晴隆、陈立民、何善衡； 第二排左一、二：黄文、何添 第二排左四起：李宽、潘毓华、区国梁、曹子珊、曹子光、柯麟、周介眉； 第三排左二起：朱给、王炳炜、梁启荣、彭伟田、戴文渭 第三排左八起：梁心尧、陈日华、蔡忠启； 后排左起：杨应芬、周泽寰、容显扬、黄苏（右一）。

刘逸生，原名刘锡源、又名刘日波，香山县谿角乡（今属中山市沙溪镇云汉村）人。学者、诗人、资深报人、作家。 祖父是一个鞋匠。父亲刘祥盛九岁时[2]，祖父去世，祖母独力带着父亲弟妹三人艰难生活。父亲在家乡中山读完小学，就做木匠学徒。 父亲带着全家，从家乡前往香港，以补鞋为生。兄弟姐妹多个，逸生居长。他小学毕业后，因父亲在一场意外中去世；后母亲李惠坤病逝，无法升读中学。之后，他当过木匠、报贩、搬运工，过著流浪般生活。但他自强不息，勤奋自学，刻苦用功，1931年进入香港《大同日报》当勤杂员，同年冬在香港《中兴报》当见习校对。不久到澳门任职员。 1938年8月，逸生考入香港《星岛日报》做校对、编辑；1939年考入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学习，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教育；1942年任佛山第五中学语文教员；1943年赴梧州任《言报》编辑主任。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广州《晨报》任编辑主任；同年底，前往香港《正报》任副总编辑；1949年任香港《华商报》编辑。 解放前，逸生著有通俗读物《“国大”演义》。他从排字工人、校对员开始，经过长期艰苦自学，终于成为著名的编辑、诗人和研究古典文学的专家。 1950年，逸生回到广州，先任《南方日报》副刊副主编。1957年《羊城晚报》创刊，他担任第二副刊部主任；1958年加入省作协，1962年加入中国作协。1974-1978年，他在广东中山图书馆工作；1979年调任暨南大学新闻系工作；1982年离休。 1984年，逸生被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长期致力古典诗词研究和赏析工作；担任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广东诗词学会副会长、岭南诗社副社长等职。 逸生主要著有《元剧史话》、《唐诗小劄》、《宋词小劄》、《龚自珍诗选》、《龚自珍己亥杂诗注》、《龚自珍编年诗注》、《唐人咏物诗评注》、《微型诗品》、《漫话三国》、《艺林小劄》、《事林小劄》、《史林小劄》、自传《学海苦航》、长篇小说《珠水龙蛇传》、《诗经》等40种，主编《小说轩》16种，个人诗集《刘逸生诗词》等。 逸生的书法作品获得日本书画院第51回国际文化交流书道展特选奖状；广东“四大”名园之一、顺德清晖园等藏有其书法楹联。 逸生没受过多少正规学校教育，在学术界没有“同门”或师承关系，全凭自己自学成才。他为人谦逊，没有将自己当作学术权威。父子、兄弟之间亦师亦友，家庭聚会时，家人自由发表意见，非常民主。 逸生妻子吴畹华，原是香港富商女儿。为了嫁给刘逸生，与家里断绝关系。吴畹华从小接受新思想，对旧式家庭里种种不良风气，深恶痛绝。她宁愿离开安逸的家庭，与一贫如洗的逸生共同生活。从此，无论生活怎么困难，她从不向家里要钱。 许多年之后，年迈的吴父来广州探望吴畹华，父女和好如初。吴畹华喜欢看书，更喜欢古典诗文，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生活的艰难，把她磨练成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只有在教孩子读古典诗文时，她的兴趣才得以发挥。她一生最爱教孩子们读古典诗文，起初是教儿女，后又教孙子。 2001年10月3日，逸生在广州去世，终年84岁。[3] 长子刘斯奋担任广东省文联主席、广东画院院长、广东省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刘斯奋所著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1997年获全国长篇小说最高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98年获广东省宣传文化精品奖、1999年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论文《朝阳文化、巨人精神与盛世传统》，1999年获得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出版《黄节诗选》、《苏曼殊诗笺注》、《陈寅恪晚年及其他》、《快活的蝙蝠》等。 同时，他精研绘事，尤其擅长中国人物画，出版《刘斯奋人物画选》、《刘斯奋画集》等画册，并在广州、香港、深圳、台湾等地举办个人画展。 次子刘斯翰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化研究，曾任广州《学术研究》主编；治诗、治史，出版《曲江集校注》、《海绡词笺注》、《汉赋：唯美文学之潮》、《史与诗》等著作十余种。 女儿刘圣宜读书时年年得奖，恢复高考后，直接考取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现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岭南文史研究所所长；著有《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广州近代开放史话——抵抗与吸收》，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广东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长孙刘一行，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现为岭南美术出版社编辑，工作之余致力于漫画、中国画创作，专长现代水墨画，出版《刘一行画集》。[4] 30年代，刘逸生客居澳门，80年代忆诗。这首忆诗写出30年代澳门的一个生活侧面。潮声歌声交混，令人对自然、道德的判断也有所混淆。 《内港西堤杂咏》[5][6] 内港西堤涨晚潮，一声一歇到深宵。 月华醉人花寮去[7]，夜夜珠喉紫玉箫。[8] [1]《刘逸生》，载“沙溪旅游文化网＂，2012年9月30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deailaspx?personId=259。 [2]王晓吟：《我与唐诗小劄》，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第147页。 [3]王远明：《风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289-291页。 [4]郭毓玲：《“名门望族刘逸生家族”父子兄弟亦师亦友谈诗论艺书香渐醇》，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7月9日。 [5]李畅友：《港澳诗选注》，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249-250页。 [6]内港：澳门西部的天然港湾，由澳门半岛南端之妈阁起，一直伸展到西北端的青洲止。 [7]花寮：妓院。 [8]珠喉：形容歌声清圆婉转。

拍摄时间︰2003年10月3日 前排左起：贺一诚、胡顺谦、冯志强、马有礼、许世元、何鸿燊、白志健、何厚铧、马万祺、欧文龙、彭彼得、廖泽云、张祖奇、何华添、何厚炤； 中排左起：黄国胜、余健楚、黎世祺、尹一桥、周金陵、张旭明、吴培娟、梁秀珍、颜延龄、高开贤、何荣标、梁桂华、吴仕明、潘玉兰、黄枫桦、吴汉畴； 后排左起：罗肖金、高东明、梁仲虬、邱汉荣、林金城、张伟基、吕强光、吴志诚、李莱德、李志强、陈明金、叶启明、梁少培、黄志成、岑展平、马志毅、卢德华、飞安达、陆永根、何少金、郑文定。

中央赠澳大猫熊“心心”开枝散叶，顺利诞下“健健”与“康康”。名字经由公开征集而得，寄托了澳门市民的美好祝愿。

江沙维是19 世纪葡国、中国及澳门之间文化关系上的主要人物，对汉学有深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