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三年(1569年1月17日─1570年2月4日)7月12日，香山地区刮飓风，大水坏屋。暴煜：《(乾隆)香山县志》卷8《祥异》。

万历十六年（1588年1月28日─1589年2月14日）7月12日，由于葡萄牙人采取措施通过方济各会内部葡萄牙会士取代西班牙势力，圣格列高利教区代理教区长马蒂尼奥•罗耀拉神父不得不离开澳门，乘船赴墨西哥。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Vol.3, p.431.

崇祯十六年（1643年2月19日─1644年2月7日）7月12日，英国科尔亭商业贸易公司属下高勒（Gorle）船长指挥的“好望（Boa Esperança）”号装载红珊瑚、木材、肉桂、象牙等价值63462.78荷兰盾货物从果阿驶向澳门，船上载有新委任的澳门总督刘易斯•苏沙（Luís de Carvalho de Sousa）、果阿大主教任命的澳门署理主教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Manuel Fernandes）神父和葡萄牙贵族费莱尔（Friel）。此外，还有许多传教士，总共有100名葡萄牙乘客。英船试图溜过马六甲，在马六甲海峡的普洛皮桑岛（Pulo Pisang Island）附近被荷兰人截获。马六甲总督范•弗里将船上的40名英国船员释放，但没有区分英国人和葡萄牙人的货物而统统没收。最后，引发英国人的申诉，荷兰人被迫赔偿该船的利益人40500荷兰盾。维因克：《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葡萄牙关于葡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协定》，载《文化杂志》第13—14期，1993年。

顺治元年（1644年2月8日─1645年1月27日）7月12日，澳门葡人与郑芝龙秘密协商，共同经营对日贸易。由郑芝龙派船来到澳门，装载葡萄牙运往日本的货物。当时澳门耶稣会也将存放在圣保禄学院的几箱快要腐烂变质的货物冒险置于中国船只上赴日交易。这次贸易十分顺利，中国船只从日本返回时载满了货物，澳门葡人从中获利甚丰。郑芝龙十分重视与葡人的友谊，贸易中十分守信，而且他只收运输费用。 佚名：《1643年末—1644年末东印度公司大事记》，转引博克塞（C. R. Boxer）：《郑芝龙（尼古拉一官）兴衰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3年10月；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51页。

康熙三年(1664年1月28日－1665年2月14日)6月12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派“苏拉特(Surat)”号离开万丹港驶往澳门。船上载有蓝靛、胡椒、铅和木香，总价值为9573八单位雷阿尔。7月5日，在路上与新委任的葡萄牙澳门总督施万奴(Manuel Coelho da Silva)相遇，在他的陪同下于7月12日到达澳门。但在广州地方官来征收船钞、签发入港许可证之前，葡萄牙当局禁止“苏拉特”号在澳门的一切行动，并要征收船上货物价值的6%作为关税。同时还要求补交五年前“国王费迪南(King Fernandes Reformation)”号和“理查一马萨(Richard and Martha)”号潜逃致使中国人罚澳门重税的款项。商船大班拒绝了这一要求，不得不滞留澳门。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33—35页。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2月3日－1708年1月22日）7月12日，贾修利主教下令没收并关闭圣多明我会和奥斯定会修院与教堂，不准向公众开放，因为这两个修会的教徒属于铎罗一派。多明我会会员抵制主教的命令，被关押进大炮台。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75页。

乾隆九年（1744年2月13日－1745年1月31日）7月12日，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葡萄牙耶稣会士吴直方（Bartoloméu de Azevedo）、波希米亚耶稣会士艾启蒙（Ignace Sichelbarth）、圣衣会士那永福（Wolfgang de la Nativile）抵达澳门。蒋友仁、吴直方“通天文”，艾启蒙“能画”，那永福“能知律吕”。11月1日，因钦天监正戴进贤（Ignace Kögler）保荐，乾隆批准上述4人进京。1745年10月8日香山县派巡检护送蒋友仁等4人离澳进京。《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西洋人戴进贤等奏请允许西洋人等来京效力折》，第203页，该档案称乾隆九年（1744）六月内蒋友仁4人来澳门。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70页称，蒋友仁1744年7月12日到澳门，故定此时间来澳。与蒋友仁同时抵达澳门者应还有法国耶稣会士杨若望、王若望（Jean-Baptiste Wang de St. André）和葡萄牙耶稣会士杜纱微（Edouard-Xavier Duarte）。 《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署香山县丞顾嵩为教士蒋友仁等进京事行理事官牌》，第532页。

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1月25日─1812年2月12日）7月l2日，美国船“丹佛斯（Putnam Davers）”号抵达澳门。该船因从荷兰贸易，在安波那岛港口被英国皇家战船俘获。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138页。

清道光九年（1829年2月4日─1830年1月24日）7月12日，澳门议事会发函圣若瑟修院柏尔雅神父，要其将印刷厂连同所有铅字以及借贷转让接收的印刷厂财产清单所列所有物品交给议事会理事官奥利维拉·菲格莱多上校。13日，菲格莱多上校接收上述印刷厂及其他物品。文德泉：《澳门报刊业的起源》，载《文化杂志》第9期，1993年。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1月29日─1836年2月16日）7月12日，澳门第二任海邮局局长文森特·科英布拉在澳门病逝。文森特出生于澳门，为澳门富商，曾多次出任澳门议事会议员，还担任过议事会理事官和主席。Luís Virgílio de Brito Frazão, História e Desenvolvimento dos Correios e das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Vol.1, p.48.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1月26日─1839年2月13日）7月l2日，英国远东舰队的旗舰“威里士厘（Wellesley）”号在一艘皇家方帆双桅船、船长为托马斯的“阿尔吉利恩（Algerine）”号的陪同下，上午通过澳门，在铜鼓外洋抛锚，该船指挥者为英国远东舰队司令马他伦（Maitland）少将，带家眷3人，士兵500名，称“来粤稽查贸易事务”。18日，马他伦少将携家眷乘坐舢板前往澳门义律夷馆居住，妻在澳门治病，因医治无效于23日病故，并在白鸽巢新教坟场安葬。“威里士厘”号的引航员被澳门同知投入监狱和处罚。因为他没有报告马他伦少将此行的目的。24日，马他伦带着两名女仆回到了“威里士厘”号上。10月4日，离开澳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67页；Chinese Repository, Vol.7, No.3, pp.174—175; Vol.7, No.6, p.336；《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广州将军德克金布等奏报筹办堵逐英国巡船现在候风开行折》，第311页及《两广总督邓廷桢奏报英国夷目巡船候风开行片》，第315页。

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7月12日，英国海军少将马他伦（Maitland）乘军舰到达澳门，受命前来保护英国人在远东的贸易。9月5日，《澳门、帝汶、梭罗省政府公报》开始出版发行。仅出版5期，1839年1月9日停办。9月28日，葡萄牙颁布了规范海外省各地总督职权的法令。12月15日，清朝官府命令将所有非葡籍的天主教传教士从澳门驱逐出去。中华医药传教会建医院于澳门，可容病人二百，由伯驾（Peter Parker）医生主持。

同治二年（1863年2月18日─1864年2月7日）7月12日，“亚马逊”号船在一海湾遭遇海盗，双方展开激战。在安东尼奥‧卡米亚（António José Caminha）中尉指挥下，海盗被击退，纷纷跳海向陆地逃命。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52页。

光绪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7月12日，强台风袭击澳门。台风使氹仔部队的营房遭受严重破坏。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30—231页。

宣统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7-8月，发生路环惨案。先是，在5月5日晚，以梁意华为首的路环海盗将新宁县东坑等三乡学童18名绑架，勒索3.5万元赎金。乡中父老先禀告两广总督袁树勋，袁因“澳界尚未勘定，既不能照会澳督往拿，承认为彼之属地；又未便派兵往缉，致启交涉。”正在筹办之际，事主又禀求澳督往拿。7月12日凌晨4时，澳门总督马奎斯遂派遣两支部队——以上尉阿吉亚尔（Aguiar）为首的45名陆军和在中尉阿尔比诺‧里巴斯（Albino Ribas da Silva）率领下的氹仔及路环小分队进攻路环。由于海盗的抵抗，葡兵被击毙数人，炮台亦为占据。澳督闻讯后，又增派一炮兵部队，“澳门”号炮舰以及由巡捕司令、上尉马丁斯‧马德拉率领105名巡捕亦前来增援。然而，葡兵屡为匪党所败，复死伤多人，乃于l3、14等日，调集水陆各军全力合攻。因路环各村民人为盗所挟，不愿迁避，导致炮击损伤人物不计其数。至7月17日，105名“唐娜阿美利亚（D.Amélia）”号巡洋舰上士兵在中尉卡瓦略‧布兰登（Carvalho Brandão）的率领下在路环岛登陆。7月18日，“祖国”号炮舰及“澳门”号炮舰炮击华人海盗阵地。7月19日，剿匪大军全面出击至路环九澳地方。许多海盗于前天夜间乘暴风雨窜逃，多人丧生。救出18名人质，其中成人7名，儿童11人及另外40余被海盗俘获者。10月12日，根据1910年10月12日公布的法令，6月24日为澳门节日。在路环，7月13日为“路环战役纪念日”。11月，开庭审判路环犯有绑架罪的海盗，判以20年流放监禁。据当时有消息称：葡兵此次并非剿匪，实系剿民，不过借题发挥耳。洋兵轰毁村乡，惨毙多命，均是无辜良民。至于贼匪，其凶狠者逃走殆尽，擒获者不过一二余党。而第二次剿过路环匪之葡兵，仍留住该岛约有百名，并未退出。粤督为此电请外务部要求撤退路环葡兵，“此次剿匪，虽由事主所请，然事前并未知照，事后华兵商往会剿，彼又固拒。澳门界务未定，路环难认为葡属地。按照中葡条约第二款内载，未经定界以前，一切事宜彼此均不得有增减改变之事，现葡擅向路环用兵。不合条约者一。华人居住西洋属地，生命财产照约应由葡官保护，况路环并未属葡，该处居民虽不乏与匪交接之人，而安分良民亦尚不少。此次葡人剿匪，不分良莠，悉将居民轰毁，华人生命财产损失甚巨。不合条约者二。葡人从前驻守路环之兵只十余名，葡使称匪已肃清，前剿匪之兵自愿全退。乃续派葡兵留驻该岛，竟有百名之多，大背不得增减之约。不合者三。现粤民与葡感情最恶，此次路环居民被葡兵焚杀，民情更为愤激。而葡人增兵驻守，显为强占路环张本，与日后议界尤多窒碍”。路环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无比愤慨，纷纷要求政府废除条约收回澳门。清政府鉴于群众强烈要求，再派驻法大使刘式训赴里斯本，再次提出划界谈判问题，但此事最后不了了之。《香山旬报》，粤督为葡人剿匪事布告各省电文，第67期，第67—68页；《香山旬报》，葡兵攻过路环详志，第66期，第49—52页；《申报》1910年7月25日《葡兵炮攻过路环海盗详情》；《申报》1910年8月1日《葡兵搜围海盗之尾声》；《申报》1910年8月2日《葡兵攻击过路环海盗余闻》；《申报》1910年8月25日《粤督电请撤退路环葡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42—46页。

从19世纪初开始，葡国就有军舰派到澳门协防。直到1964年3月28日最后一艘驻防的通讯舰“查尔高号”离开澳门为止。以前的军舰是轮流从葡国派到澳门换防的。直到1909年才决定向澳门派驻两艘常驻砲舰“祖国号”和“澳门号”。“澳门号”砲艇是在狄格士英属船厂建造后，拆散运到香港再组装好。于1909年7月正式在澳门服役。“澳门号”于1910年7月12日在铲除盘踞在路环的海盗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关于“澳门号”的归宿，一种说法是此砲艇于1941年9月11至16日的台风中，被摧毁而迅速沉没。另一种说法是此砲艇于1943年粮荒时期，以16公吨白米卖与当时占据湾仔一带的日军。把换得的米粮分发给饥饿的灾民。

1910年7月在这个位置发生了可能是葡萄牙君主王国体制下最后一次大规模海战，澳门号战舰在凼仔的轰炸几乎将整个村庄夷为平地。 之后一队步枪手从唐娜阿美利亚号巡洋舰上登岸，这艘巡洋舰一直在远处游弋，因为附近的水域太浅而不能靠近。 但是究竟轰炸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影响珠江三角洲的海盗劫持了距离澳门不远两个学校的几个富家女孩，并把她们带到路环要求巨额的赎金。

民国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7月12日，陈箓、庄允懿等人抵达澳门进行实地考察，至16日回省，共得摘抄案卷、图书资料等计16种之多。8月5日回京。8月7日，就澳门界务为时一个月的调查情况，陈箓提出“以加强军事实力为基础，在谈判中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方针，并向外交部提交了《调查澳门界务情形报告书》和《调查澳门界务情形意见书》。同时陈箓根据调查所掌握的情况，针对葡人侵占土地的意图，在《调查澳门界务情形意见书》中提出，应分别对于银坑、湾仔、马骝洲、大横琴和青洲对面海附近，加派军队和警察以壮声势，防止葡人趁机侵占领土。与此同时，恢复民国以来被胡汉民裁撤的前山海防同知，并派出谙熟外交事务的官员常驻前山，与葡官员办理交涉事务。陈箓又指出，当勘界谈判开始之初，必须抓住以下三个要点： (1)海权──宣布澳门海道作为公海，中国船只可以自由停泊，中国还有办理水上巡警、维持地方安全之责，同时禁止在海道走私军火； (2)海岛──对面山之湾仔、银坑、青角、大小横琴、九澳等岛屿，必须力争，决不放弃； (3)关闸──葡人无理要求将关闸以北10里范围内，宣布为“公地”，必须坚决反对。建议勘界之后，在关闸以北二三里内建造另一关闸，则澳门以北界务永远可无侵占之处。《澳门专档》第4册《外交部收驻墨西哥公使陈箓函》，第111─114页。

民国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7月12日，葡萄牙红十字会澳门分会成立，澳门加入并成为葡萄牙红十字会的分会之一。《赈灾助学，救死扶伤：体现红十字精神》，载《澳门杂志》总第54期，2006年10月。按：娄胜华认为，葡萄牙红十字澳门分会1944年成立，属于半官方组织，以救济葡人为主。参见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第72页。

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1日─1924年12月31日)7月12日，位于荷兰园正街89号的利宵中学教学大楼落成启用。该建筑是澳门历史最优秀的西方古典券廊式建筑物，被誉为“二十世纪远东典型的公共建筑楷模”。建筑面积15000平方呎，楼高3层，呈长矩形平面，中部有山花门廊，左右对称展开有券廊，券廊下层为塔什干式壁柱，上层为爱奥尼亚式壁柱，配以铁花栏杆，典雅优美。原设于峰景酒店的利宵中学学生迁往新大楼上课。峰景酒店原属仁慈堂所有，上年，澳门政府 以82585元澳门币的价格将其收购，故有利宵中学搬迁之举。金丰居士：《文化局大楼是“玉麒麟”吉穴》，载《新报》2007年5月17日；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177及第179页。施白蒂书同页又载1924年6月25日嘉思栏电台关闭。嘉思栏电台何时开设，为何人之电台，方济各会何以设电台，来龙去脉均不清晰，且疑资料有误，不录。

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1日─1924年12月31日)7月12日，澳门无线电报暨无线电话局开办，13日，举行落成揭幕典礼，局址设于马交石炮台，其业主为“东方无线电有限公司”。该机电力充足，为东方所设最大者，可与里斯本直接通电，为澳门与葡萄牙间主要联络线。《(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5日；《中华民国十三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1925年3月5日)，载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347页；何大章、缪鸿基：《澳门地理》，第62页。

1924年（民国十三年）7月12日，设于马交石炮台的澳门中央广播电台启用。其业主为“东方无线电有限公司”。南湾街铺设水泥路面。

民国二十年（1931年）七月十二日例会，1931年镜湖医院例会，宣读广州商善各界筹赈会来电及清远四会等求赈函，众议此次广州商各属，惨遭水灾情形急重，应由镜湖医院联合同善堂商会等，设立筹赈会。以三机关之值理为职员，即日刊发捐册，向澳内劝捐，并先由镜湖医院垫出四千元，同善堂垫三千元，先行汇省托方便医院代为发赈，将来募捐所得即除回垫款，倘仍有余则续行汇省，募捐不及七千元，则由镜湖医院与同善堂均任填抵。

拍摄时间：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七月十二日 前排左二、三：陆镜辉、戴显荣； 前排左五起：徐伟卿校长、梁彦明、李雁云、姚笃周、容炳文； 中排左六起：梁钰兴、姚标、刘耀墀； 后排左二起：陈伯强、曾奇玉、曾锡祺、姚满、姚应江。

1956年7月12日，护督施维立准将向致贺之机构回拜，受到镜湖医院慈善会何贤主席欢迎。 前排右三︰护督施维立准将 前排右二︰镜湖医院慈善会何贤主席

1990年7月12日，澳门国际机场专营公司宣布，中联公司出售部份股权，由何鸿燊、何厚铧及吴福认购。

2003年7月12日，运输工务司司长欧文龙结束访京后透露，京珠高速公路澳门连接段的路线走向和融资具体方案已初步确定。

图中为旧水上街市，于2013年拆卸，原有街市的档贩迁到临时沙梨头街市继续经营。2015年8月，沙梨头街市（水上街市）重建工程正式动工。

2022年6月18日，澳门爆发新一波社区疫情，进入即时预防状态，按照分区分级精准防控方案，将不同区域列为红码封控区和黄码防范区，当中红码区隔离日数为五日。红码区实行全限制封闭式管理，除工作人员外，其余人士只准进入不准外出，只能最低限度活动。维生小组每两天向红码大厦住户派发一次蔬菜冻肉食物包，对于行动不便的独居长者、长期病患者等需要特殊照顾的人群予以特别照顾。随着疫情的不断扩散，澳门的红码封控区越封越多，红码大楼遍布全澳各区，共有近百幢大楼被红码封控、两百多幢大楼被列为黄码区。这波疫情累计阳性个案一千八百多例。

澳门自2022年7月11日零时至18日进入“相对静止”状态，其后再延长至7月23日。这段期间暂停所有非必要的工商业公司和场所运作，包括赌场与建筑地盘等也要停工，市民如非必要亦要留在家中，违者可被处以最高两年徒刑。这段期间，澳门非封城也不是禁足，一些人仍然需要上班，市民有必要原因仍可以出街，是处于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