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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十年(1582年1月24日─1583年1月23日)7月6日,一艘中式帆船從澳門出發前往日本貿易。該船船主是葡萄牙人文氏奴(Bartoloméu Vaz Landeiro),船長為安德烈•費優(André Feio)。該船很大,滿載澳門貨物,有乘客300餘人,還有4位歐洲神父及1位修士,其中包括著名西班牙耶穌會士阿隆索•桑切斯神父及克里斯托旺•戈麥斯神父,還有阿爾瓦羅•托陸(ÁlvaroTouro)和克利斯托旺•摩列拉(Cristóvão Moreira) 神父則是陪巡視員范禮安一同來澳門,現返回日本述職。16日,遭遇颱風,船觸礁石,斷成碎片,乘客被拋在台灣島的海灘上。遇難者在台灣島停留了兩個半月,後用沉船的材料打造了一艘小帆船於10月4日返回澳門。周婉窈:《1582年美麗島船難餘生記》,載《艾爾摩薩:大航海時代的台灣與西班牙》,第26—34頁。
崇禎十三年(1640年1月23日─1641年2月9日)6月22日,劉易斯•帕切科(Luís Paes Pacheco)、桑切斯•帕德雷斯(Rodrigo Sanches de Paredes)、貢薩洛•卡瓦略(Gonçalo Monteiro de Carvalho)及西蒙•擺華(Simão Vaz de Paiva)等4名有日本貿易經驗且在澳門頗有聲望的市民帶著靠典當物件向市民借貸的6000兩白銀的活動經費及40萬兩歸還日本商人的欠款,乘一艘商船離澳赴日。船上共載員74人,其中葡萄牙人61人,黑人13人。7月6日抵達長崎,到埠後即被扣留,船上的大炮也被拆卸。4位使者通過長崎奉行三郎左衛門向幕府將軍遞交了外交備忘錄及相關文書,其文稱:“聞之陛下禁止葡萄牙人入國,我處居民陷於難以筆墨形容之慘境。彼等困窮不能救其妻子,因饑餓而死亡,是為悲慘經驗所明示,在我等出發之前,亦有陷入極度悲哀者,以編成卡斯特羅•布蘭科(D. Francisco de Castelo Branco)船隊,將皇帝禁令與我等苦狀報告西班牙、葡萄牙及印度。同時澳門市主要人物及教會與實業界鉅子召開會議,以為澳門市賴陛下之恩惠,如同赤子受養,是故遵從陛下之命令,自屬當然之事。又西班牙國王陛下違背日本皇帝之意,不予禁止傳教士及其宗教進入日本,乃屬事實。我們又對馬尼拉通知我等之決議。已於(1639年)11月15日由澳門派2人至馬尼拉,馬尼拉方面已下令任何人切勿派神父及其他宗教相關者至日本,違者處以罰金4000兩,不繳納者處以死刑。”而在幕府答覆前,他們即被關進監獄。8月2日,由日本皇帝自江戶派遣之特使2人,即加加爪忠澄(かがつあただすみ)和野野山新兵衛(ののゃましんべぇ)抵達長崎,即時召見葡萄牙人全員及黑奴13人,葡人大喜,以為會受到厚待,誰知日本政府不僅拒不接受葡萄牙人的請求,還將4名澳門使者及57名隨行人員全部處以“有情之死刑”,燒毀葡萄牙商船,僅讓l3名醫師水手僕役乘坐一艘小船返回澳門,轉達日本政府的諭令: 寬永十七年(1640)誅耶穌邪徒諭阿媽港。……阿媽港之蠢蠻,平素尊天主教,欲弘其邪法於本朝。比年所來之船中,或雇唐船,以載耶穌之徒號伴天連者至於此。蓋是以此教唆我里民,竊有覬覦本朝之志。故大君震怒,捕伴天連及其徒,悉斬之磔之,下令禁之。有信其法者,罪及三族。……去歲使節至長崎,諭汝國人,向來必無向於本朝,若有再來,悉戮其舯人,以無孑遺云云。而今背其嚴旨,詐乞和平者,重到於此地。官事無監,制令何變。某等謹奉鈞命,不知其它,不敢赦之。即壞其舟,執其徒若干人,梟首長狥於市,其餘者無少長皆誅之。但船子及醫師者,准彼則其罪輕,且欲令汝國覺知此事,故免其死刑,別造小船放還之。使此狀告於本國也。凡阿媽港近鄰首長聞之者,宜仰本朝之德,以察武威之嚴也。文德泉:《伊納西奧•薩爾明托》(載《文化雜誌》第9期,1992年)一文稱:6000兩白銀從滿清官員手中借貸。村上直次郎原譯,郭輝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第2冊,第266—267頁。村上直次郎原譯,郭輝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第2冊,第269—270頁;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6章,第142—143頁。在這些殉難人員中有2名來自帝汶和索洛的奴隸,他們都是澳門葡萄牙商人的財產。(C. R. Boxer, Francisco Vieira de Figueiredo e os portugueses em Macassar e Timor na época da Restauração 1640—1668,轉自蘇一揚:《澳門與帝汶:殖民管理,貿易與傳教》,載《澳門史新編》第2冊,第604頁。)林復斎:《通航一覧》卷182《南蠻》。
天主教傳教士。葡萄牙埃武臘(Évora)人。1767-1770年間在埃武臘大學學習。1769年入聖方濟各教會一教派。1773年12月2日在里斯本正式入會。1779年獲科英布拉大學數學博士學位。1782年被選為北京主教。1783年2月7日在里斯本郊區一修道院中領主教神品。1783年4月離里斯本東來。1784年7月28日入澳。1785年11月8日抵達北京。葡女王唐娜‧瑪麗婭一世(D. Maria)遴選湯氏出任北京主教時向其下達宗教、政治雙重任務。前者為緩解因1780年意大利神甫若昂‧達馬塞諾‧薩魯斯蒂(D. João Damasceno Salusti)被祝聖為北京主教而引發的葡萄牙王室與梵蒂岡的矛盾,但堅持葡萄牙王室的東方保教權。後者則為結束中國當局對澳門的壓制,尤其《張汝霖制夷十二條》所規定的嚴厲管束。為此,海事及海外國務秘書卡斯特羅(Martinho de Melo e Castro)於1783年4月4日為統治澳門的葡印總督F. G. 索札(Federico Guilherme de Souza)下達了41條詳細的指令,令其為湯士選入華作好準備。除此正式的指令外,尚有一題為《在果阿應為北京主教提供的指令的札記及消息》的備忘錄,其內容更加細緻。葡印總督接卡斯特羅指令後,亦起草一指令並於1784年4月7日正式下達。同時責成澳門議事會為湯士選執行政治任務準備材料。湯士選抵達澳門後,議事會於1784年9月12日又為他提供了一份由19條組成的指令。雖然接受了上述指令,湯氏的北京主教身份在華從未公開,他僅以數學家和天文家學的身份為清廷服務,自然無法執行那些為他下達的指令。1808年7月6日卒於北京南堂,享年57歲。賜葬柵欄教堂。
清嘉慶十三年(1808年1月28日─1809年2月13日)7月6日,葡萄牙籍方濟各會士、北京主教湯士選在南堂逝去,享年57歲。湯士選,1751年生於埃武拉,年輕時即加入方濟各會。1772年畢業於科英拉布大學,獲數學學士學位。其後,在里斯本耶穌會修道院教授哲學和數學。1782年7月被任命為北京主教,1785年1月抵達北京。在赴京之前,里斯本宮廷賦予他重要使命,要他赴中國朝廷保護葡萄牙和澳門的利益。抵達北京後,湯士選發現,由於中國政府採取嚴厲禁教政策,他根本無法完成里斯本賦予的使命。1787年,湯士選出任欽天監副,他定期向清政府主要大臣提供自己從澳門和印度用特權收到的鼻煙和鴉片,以博清政府官員的歡心。湯士選管理北京教區的大量財產。在其任北京主教期間,北京教區教友對他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主教亞立山(即湯士選)秉政之時,因其德表,眾皆悅服。至論其傳教救人之靈,無不周詳;且為國當差之事,亦盡勤勞,自以君臣皆敬皆喜。”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出使北京時,乾隆帝命令他與索德超、安國寧檢驗馬戛爾尼送來的天文儀器。他們利用各種機會挑撥離間,誣陷英國人,以挫敗英國人對華的出使。湯士選去世後,9月,葡王即任命葡籍遣使會士若阿金·薩賴瓦神父繼任北京主教,但薩賴瓦仍然無法去北京赴任,於是薩賴瓦任命在北京擔任欽天監副的李拱辰出任署理主教,代他管理教務,而他自己則在澳門對北京教區進行遙控。樊國陰:《遣使會在華傳教史》,第132頁;《汪若瑟等致葡萄牙國王書》,載《葡萄牙圖書館檔案館藏中文文獻:1726—1855》,第78頁;亞卡西奧:《18—19世紀葡萄牙傳教士在中國》,載《文化雜誌》第18期,1994年;阿布沃雷(António Graça de Abreu):《北京主教湯士選與馬戛爾尼勳爵使團》,載《文化雜誌》第32期,1997年;趙慶源:《中國天主教教區劃分及首長接替年表》,第30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79頁。而樊國陰及柵欄湯士選之拉丁文碑均稱1808年湯士選逝世為67歲,誤。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2月12日─1851年1月31日)7月6日,海軍上校、總督官也感染霍亂,8小時後不幸逝世,終年49歲。他被葬在聖保祿墳場的教堂後面。魯安達市(Luanda)特為他立了一座半身雕像,紀念他在安哥拉任總督期間所做的突出貢獻。卡洛斯.卡爾德拉(Carlos José Caldeira)的《札記》稱:官也總督執政不幾天,便獲得了葡萄牙人的尊敬,甚至在華人中亦頗有威望。儘管官也在澳門任職時間短暫,但他為推動地方貿易、增加歲入、善待華人,以及求得和睦氣氛所做的貢獻,均能說明他的逝世是澳門一大損失。有消息稱,官也對中國欽差大臣提出了非常強硬的要求,這是毫無根據的,在他任職期間,沒有與廣東當局進行過任何聯繫。Chinese Repository, Vol. 19, No. 7, p. 404;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第179頁。
咸豐七年(1857年1月26日─1858年2月13日)7月6日,聖奧斯定修道院原址被改造成陸軍醫院,醫院大樓由四部分組成,整個形狀為正方形,裡面有一庭院,內設68張床位,每年可接待士兵710人。由於舊軍人醫院十分簡陋,故促使政府考慮建新醫院,而且奧斯定修道院因驅逐傳教士後一直閒置,故將修道院改為軍醫院,主要是外科主任醫師佩雷拉.克雷斯伯(António Luís Pereira Crespo)的建議。原1789年所建軍人醫院樓房出售。當時的衛生局長盧西奧.施利華(Lúcio Augusto da Silva)是澳門非常有名的醫生,他反對將陸軍醫院建在奧斯定修道院內,因為奧斯定修道院過於陳舊。他呼籲,應該將陸軍醫院從修道院中搬出來,並建一間現代化的新醫院。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587; 阿馬羅(Ana Maria Amaro):《澳門醫學:名醫、藥房、流行病及醫務治療》,載《澳門史新編》第3冊,第1000—1001頁。
光緒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7月6日,澳門政府批准華人何連旺開設粵和昌繅絲廠,廠在和隆園內東便附近二龍喉花園馬路。該廠四至:北向茶倉,東南向馬路,西向街上。同日,亦准華人潘禮臣在沙梨頭開設複和隆繅絲廠。其廠四至:北向田畔街,南向涼水巷,西向硝皮鋪,東向田地。其中有規定蠶繭渣不得貯在廠內,亦不得在廠開曬,每日該廠主應分飭令工人將蠶繭渣挑往別處,該處要少人居住,方可安放。另應分將所有圍廠之溝渠蓋密,並要設法將圍廠之水疏通急流。何連旺開設“粵和昌繅絲廠”後,他將其開設的彩票總廠及分廠全部取名為“粵和昌”。繅絲廠停辦後,該廠之二龍喉總部即建成“粵和昌”彩票總廠,為一幢南歐風格的三層樓大宅。這座彩票總廠實際上為一“貴攤”,由何老桂的第十個兒子何連鐘主持。參見金豐居士:《文第士街“粵和昌”》,載《訊報》2007年10月12日。《澳門政府憲報》1882年7月8日第27號。
民國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7月6日,澳門土生葡人富商布拉斯.博特略 (Braz Joaquim Heitor Botelho)在澳門大堂區 (sé)逝世。布拉斯為澳門土生博特略家族第六代。1876年2月26日生於香港,其父輩是最早去香港發展的澳門土生葡人之一。布拉斯同其兄弟佩德羅 (Pedro Vicente Heitor Botelho)和安東尼奧.博略特 (António Alexandrino Heitor Botelho)在香港共同創辦“紹和洋行” (Botelho Bros),成為香港早期重要的企業。該公司總部設在香港亞歷山大大廈,並在上海、三藩市和紐約等城市設有分公司,這在當時已經是規模很大的跨國公司,主要經營進出口貿易和航運業,專營西班牙皇家運輸。其兄安東尼奧1920年在香港病逝。其弟佩德羅曾任香港九龍娛樂總會主席,後在天津去世。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Ⅰ, pp. 548-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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