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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七年(1494年2月6日─1495年1月25日)6月7日,罗马教宗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re VI)与葡萄牙、西班牙两国国王在托德西利亚斯(Tordesillas)达成协议,规定在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s)西面370里格处,从南极到北极,画出一条直线,这条线以东所有找到的和将来找到的一切地方属于葡萄牙;该线以西,则属于西班牙。两国君主的委托人还保证,不向规定区域之外派人从事发现、贸易或征服活动。史称《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ratdo de Tordesillas)。7月2日,在阿雷瓦洛(Arévalo)由西班牙国王批准,9月5日,在塞图瓦尔(Setúbal)由葡萄牙国王批准。教宗亚历山大六世划定的这一分界线,即著名的“教宗子午线”。 里格(league)是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使用的距离单位,不同的国家里格长度不同,同一个国家不同时代或地区也有差异,陆上和海上又可能不同。1里格在不同的情况下,介于3. 9~7. 4公里(2. 4~4. 6英里),在英语世界,一般1里格=3英里,即4. 8公里;大体上,葡萄牙1里格=6. 174公里,西班牙1里格=5. 556公里,法国1里格=4. 445公里。此处应为葡萄牙里格。科尔特桑(Jaime Cortesão):《葡萄牙的发现》第4卷第4章,第974—975页。关于“教宗子午线”,H. チ一スリク:《キリシダン时代にぉけゐ司教问题》(载《基督教研究》第9辑,1964年)一文中有详细的介绍,他公布了保存在《关于非洲、亚洲、埃塞俄比亚教会的葡萄牙王国的保教权的敕书集》中教宗尼古拉斯五世(Nicolaus V)、卡利卡斯特斯三世(Calixtus III),西克塔斯四世(Sixtus IV)及亚历山大六世的五份敕书。亚历山大六世签署敕书的时间是1493年5月3日,称“亚速尔群岛至佛得角以西100海里的经线为某点,划分出贯通南、北极的分界线,规定此线向西、向南发现的所有岛屿和陆地归西班牙国王所有。同年9月26日又签第二份敕书规定,于此线向西、向南航行时所发现的土地,如果由基督徒领主统治,那么即使它位于东部区域,亦允许西班牙国王领有”。
万历六年(1578年2月7日─1579年1月26日)7月2日,由佩德罗•阿尔法罗(Pedro de Álfaro)率领的15名西班牙方济各会士从墨西哥来到马尼拉,并在当地建立了第一所会院。方济各会为欧洲天主教古老的四大托钵修会之一,创始人为意大利啊西西城方济各(Francisco de Assis),始建于1209年。方济各会建会初期,明确规定会内不置恒产,会士以托钵乞食为生。到16世纪时,欧洲方济各会教徒多达165000人,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天主教修会。FERE, Antolin Abad, OFM, Cyatano Sánchez Fuertes, ofm: Oriente, en Archivo Ibero-American, No. 234, p. 640.柯毅霖:《晚明基督论》,第16页。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1月30日-1711年2月16日)6月23日,澳门议事会的成员们决定由手持火器的奴隶们保护着走出圣保禄学院,举著武器朝议事会走去。那里聚集着手持武器的居民和应邀参加这次聚会的主教及其他神职人员。皮那.法尔康(João de Pina Falcão)和公萨维斯.山度士议员历数总督是造成澳门市公共秩序混乱和骚乱的原因,请求贾修利主教出面调停,让总督清醒,使城市重建安宁。主教回答说他无能为力,总督对他的多次请求都不予理会。应主教和议员们的请求,刚从果阿来到澳门不久的耶稣会神父若瑟.费雷拉(José Ferreira)前往总督居住的大炮台执行人们赋予他的使命。回来后,他讲述了他如何泪流满面地跪着向总督乞求,终于让总督同意了他的一切要求,但要让议事会提出投降的条件。7月2日,总督在议事会投降书上签字,事件遂平息。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80页;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110页。
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1月21日─1766年2月8日)7月2日,华籍世俗神父杨执德(Étienne Laforest)和高仁(Aloys Kao)在洛里昂(Lorient)乘船抵达澳门。杨执德,字德望,高仁又称高类斯,俱北京人。先在蒋友仁(Michel Benoist)神父引领下在北京进修。1751年,两人被保送去法国拉弗莱歇(La Flèche)公学深造,攻读法文、拉丁文和人类学。1759年,入耶稣会,并在路易公学专攻神学。耶稣会解散后,他们在遣使会修院最后完成学业。法国国务大臣佩尔丁(Peletier)先生允诺充当他俩的保护人。1764年,又在法国科学院普礼逊(Brisson)和卡德特(Cadet)两位院士指导下,从事物理、自然史及化学多项研究,他们学会了硝酸制版印刷法,并参观了里昂的丝绸纺织厂、金银器皿制造厂和火器制造厂,最后他们带着法国王室赠送的礼品,其中有一架轻便的印刷机,以及国务大臣佩尔丁的赠言前往中国。两人抵达澳门后,在澳门居停27天,于7月29日到广州,翌年2月2日到达北京。荣振华(Joseph Dehergne):《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749─750页;费赖之:《明清时期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第1141─1142页。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7月2日,为执行澳门总督苏沙的命令,汉语通事伯多禄.施利华(Pedro Nolasco da Silva)在港口司令副官阿古斯托.维西(Augusto Lugero Vichi)的陪伴下,登上一艘泊在澳门港内的中国军舰,称奉澳门总督之命,向中方官员作如下通报:除可留港一艘清军兵船外,其余都应撤走,否则澳门不会与他们进行贸易。对此,清官员表示将下令撤走无关的兵船,并保证他们此行并无恶意,兵船是为打击鸦片走私而来的。伯多禄.施利华(Pedro Nolasco da Silva)为澳门土生诺拉斯库.库尔瓦家族第四代,其父亦名Pedro Nolasco da Silva,本书译作佩德罗.施利华,以示区分。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83页。
光绪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3月6日,因所准填地之人米格尔‧施理华在海边街建屋,未有建造骑楼,未遵守1877年7月2日所立合同内第11款。惟此际该地屋宇经已建成,如复拆毁,必致虚费资本不少。盖其资本非独准填地之人所出,又有别商人见该地经已填好,分开数段,定其街界,故信心购买该地,不惜资本建造铺宇。兹据该新屋主及原日所准填地之人禀称,恳将在新海边街建造骑楼之款更改,并欲送赔补银两,以为另觅便宜地方建造巡捕兵卡。经澳门公物会及总督公会查明,该地建铺已成数街,亦建高耸,实为本澳增辉,且该商用本所费不赀,将来公物会所收公钞亦复不少,大有裨于贸易及船只往来,并有益于在该处佣工之数百人。且有人禀请在该街建造骑楼,但该骑楼太小,有碍往来,且有逼狭海边马路(Estrada da Cacilha),不能宽阔。议准建兵卡屋一间,作为违约之补偿。《澳门政府宪报》1882年3月11日第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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