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2月1日─1594年2月19日）7月7日，孟三德神父再次提修建圣保禄学院工程需要追加30两白银，议事会予以批准，工程负责人伊纳修•莫雷拉于本日收到。Domingos Maurício Gomes dos Santos, Macau, Primeira Universidade Ocidental do Extremo-Oriente, p.11. 关于圣保禄学院建设建造资金问题，各种文献记载十分混乱。范礼安1593年11月12日的信称：完成圣保禄学院全部工程需要3000杜卡多。而1594年11月9日的信则称，圣保禄学院已经完成的部分大约花费34000杜卡多，另外为购买用作神学院菜园的土地和家俱还花费了31000杜卡多。其中澳门富商金特罗（Pedro Quintero）捐赠其遗产约2000杜卡多和2套住房，通过其他朋友的援助获得3000杜卡多；范礼安还期待其他的友好关系获得2000杜卡多（高瀬泓一郎：《キリシタン时代の文化と诸相》，第298—300页及第348—353页）。而据《耶稣会会士在亚洲》钞本49，Ⅳ，66，第85—87页，则称仅“以新的平台至药房这一段工程就耗资一万两白银”。但无论最后花费多少钱，整个澳门圣保禄学院的资金均来自澳门居民，“没有花费日本和耶稣会一分钱”。（参见Domingos Maurício Gomes dos Santos, Macau, Primeira Universidade Ocidental do Extremo-Oriente, pp.13—14.）

天启五年（1625年2月7日─1626年1月27日）7月7日，荷兰大船“瓦彭•热兰遮（Wapen Van Zeelandt）”号离开马尼拉驶往澳门，在澳门海面巡弋时，劫夺葡萄牙快艇“维多利亚（Victoria）”号和“特约旺（Teyouwan）”号，船队司令官梅耶尔（Muijser）并搭乘快艇前往澎湖。江树生译：《荷兰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1622—1626》第l册1625年10月29日《德•韦特寄总督卡本提耳函》，第190页。

崇祯十五年（1642年1月30日─1643年2月18日）1月，新国王若奥四世派遣于1638年离澳回国的菲亚略•费雷拉（António Fialho Ferreira）为使节，去向澳门传达葡萄牙恢复独立的消息。为了防止西班牙人抢先赶到，使当地的市民继续效忠于西班牙，菲亚略•费雷拉作出很大努力，于1642年5月30日率先赶到目的地。31日，澳门议事会为若奥四世举行了盛大的庆典，由方济各会士署理主教本托•克里斯托（Frei Bento de Cristo）主持，并通过了由276人签名的文件。在澳门总督和教会领袖召集的秘密会议上，菲亚略•费雷拉向全体社会名流公布若奥四世即位的消息，作了爱国的演讲。大部分与会者立即表示了对新国王的忠诚，虽然他们明白，承认若奥四世就意味着将失去如今赖以为生命线的澳马贸易。会上，也有一些人提出不同意见。他们倒不是反对拥戴若奥四世，而是因几年前菲亚略•费雷拉在澳居留时与他们有利害冲突，因此不愿受他的左右。由于菲亚略•费雷拉的姻亲、屡次出任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的贾罗布等人态度坚决，会议最终作出了决定。6月20日，澳门总督和所有有声望的市民、宗教人士都在公共广场参加效忠于若奥四世的宣誓仪式。宣誓条文有71人签字，包括澳门署理主教本托•克里斯托及各修道院院长。宣誓以后，儿童们向民众表演戏剧，荣誉团的士兵对天鸣枪，所有的炮台鸣放礼炮，使整个庆典进入最高潮。为了表明澳门对若奥四世的效忠，居民们捐赠了一大笔现金20万两白银给国王，还给国王奉献了澳门生产的200门铜炮和各种弹药。由澳门议事会推选的代表菲亚略•费雷拉和贡萨洛•费拉兹（Gonçalo Ferras）送到里斯本，并以该城的名义向国王致敬。此后的10个星期，在澳葡萄牙人为祖国的光复进行了在所有葡萄牙海外居留地中最为热烈的庆祝活动。尽管阴雨连绵，贵族们都穿上华贵的节日盛装，公共建筑、教堂和富裕市民的房屋都悬灯结彩，各个教堂和修道院都举行感恩祈祷、组织化装游行，市民们更是兴高采烈地观赏以葡萄牙农村方式进行的斗牛表演。7月7日，一场由年轻人组织的盛大的化装游行尤为引人注目，甚至居住在澳门的非葡籍居民都加入了这场盛大的庆典：圣保禄学院的中国学生进行了中国式表演，多明我会学校的学生和奥斯定修道院的学生也聚集起来欢庆这一节日。被驱逐到澳门的日本天主教徒表演了日本伞舞，波斯人表演了灯舞，荷兰人也在表演中展示了他们的民族风尚。参与这场盛典的还有澳门的奴隶们，7月10日，圣老楞佐堂区的奴隶们率先向主人要求举办自己的化装舞会得到允许，他们使用主人提供的面具和各种道具表演了非洲舞；8月10日，澳门的大部分奴隶和圣安东尼奥堂区的奴隶举行了自己的游行演出，其规模完全可以和上一次奴隶化装舞会相媲美。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6章，第85页；C. R. Boxer, The Embassy of Captain Gonçalo de Siaueira de Souza to Japan in1644—1647, p. 3; C. R. Boxer,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o, pp. 163—166, p. 170.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2月10日－1710年1月29日）7月6日，澳门葡商龙博•卡瓦略（Manuel Rombo de Carvalho）的遗孀莫乌拉•瓦斯贡塞罗斯要求古尔露将其外孙女玛丽亚•莫乌拉还给她。贾修利主教命令议事会和副主教将玛丽亚•莫乌拉暂时安置在圣家辣修道院或单独的房间内。次日，修女们答复，不能接受任何非修女进入修道院。孤儿法官与王室大法官要求重新安置玛丽亚•莫乌拉。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62.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2月11日－1718年1月30日）6月25日，澳门议事会会议上宣读主教贾修利的信，准许大堂大司库克依罗斯．佩雷拉（Manuel de Queirós Pereira）证明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从马尼拉带来的珍珠逃避了关税。7月7日，议事会请求克依罗斯出面证明；14日，议事会就此事展开讨论，会议一片混乱，法官科雷亚．加马特（João Correia Garmatte）被威胁扔出窗外。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178.

雍正五年（1727年1月22日－1728年2月9日）7月7日，麦德乐大使最后一次觐见雍正帝，并向其辞行。在接见中，大使再次恳求雍正帝保护澳门，并希望广东官员也照此行事。皇帝点头表示同意。 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103页。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1月30日─1768年2月17日)7月7日，理事官路易士•科埃略通告接到中国官员的公文有关二位西班牙神父(即安当、呢都)的案件。两位神父在广州被逮捕，根据他们的供述，他们是会见来自北京数学方面的神父。中国官员想知道他们是哪国人，于是请求派给他们一位懂中文和西班牙文的翻译。中国官员禁止任何基督徒成为外国船只的导航员。议事会回复没有翻译员，而且教徒并未前往外国人的船只。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535.

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2月18日─1807年2月6日）7月7日，澳关委员曾成龙下理事官若瑟·科英布拉谕，因澳门第十二号、十四号及七号额船回澳，装载货物并非为米石，还载有洋锡、洋布、沙藤、胡椒、棉花、鱼肚等货，故不能免钞，故令它们照例输钞。《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澳关委员曾成龙为奉宪谕十二号十四号船非专载米石应照例输钞事下理事官谕》；《澳关委员曾成龙为奉宪饬七号船隐匿货物应照例输钞事下理事官谕》，第213—214页。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7月22日，澳门第十八号“弗浪斜·朥呢劳”额船，装载海参、洋锡、槟榔子等货，返回澳门。它于5月5日，自小西洋国开行，6月5日，驶至嘛喇呷洋面，遭风漂流，7月7日，寄碇福建塔仔脚洋面。但在福建时，该船番官嘫吗喇在舟次报称船主系咹白唎咬，在澳门报称咹哆哖（António）；船上人员在澳门报称44人，而在福建则报称220人。对于这些不符情形，香山知县马德滋下令澳门方面查清，以防止作弊。《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知县马德滋为催饬查遭风飘至福建洋面小西洋船商梢名数与原报十八号船不符事下理事官谕》，第256页。

清道光九年（1829年2月4日─1830年1月24日）7月7日，依德费基（João Cabral de Estefique）出任澳门总督。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45、314页。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2月15日─1848年2月4日）7月7日，香港《华友西报》报导：澳门，从夏季开始后，大批外国人来到澳门，几乎所有在广州的美国人和部分英国人在圣约翰（St. John）炮台租了房子，这些房子都面对大海，有海景。穿过荷兰园的一条新路即将完工，从早到晚都能看到大车在路上跑。大炮台也修缮一新，街道用上了照明灯，士兵们换上了新制服。我们还听说，在氹仔一座保护船只往来的新炮台正在建设中。如果现在的总督在六年前上任的话，他将拯救澳门于即毁。但是，我们害怕他的精力会被这个显然无可救药的地方耗尽。尽管外国人在此租房数月的房租对某些人有利，但对澳门财政却无补。葡萄牙太穷了，无法支持一个他没有直接推动其进步的殖民地。The Friend of China, July 7th,1847, Vol. 6, No. 54, p. 124.

咸丰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7月7日，在澳门的巴斯商人桑波治．龙拉纳（Cowasjee Samporjee Lungrana）以在华巴斯社团代表的名义将一批竹水管捐给澳门政府。施其乐：《珠江三角洲的巴斯客商》，载《文化杂志》第59期，2006年。

咸丰十一年（1861年2月10日─1861年8月5日）7月7日，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称：“澳门漏税之茶叶，日见其多，每百斤税银二两五钱，抽厘局只征五钱，即可任商绕越走私，无一肯到关纳税。设局抽厘，转于关税有碍。”《清文宗咸丰实录》卷353，咸丰十一年五月丁巳。

光绪四年（1878年2月2日─1879年1月21日）7月7日，香港商人数名以船载火药来澳，领有香港执照，声明前往澳门。驶至急水门，中国关厂不准前往，勒令回港，将火药起回上岸。如欲往澳门，必将其拿获充公。后商人呈禀港督理论其事，港督谓广东省城大究所说以澳门为中国内地，其军器在中国地方例办甚严。澳督称澳门系西洋地方，“按事而论，澳门业有300余年为西洋掌管；以理而论，各国均认澳门为西洋之地”，抗议粤省官宪的这一说法。至于各国运货入澳章程，须凭大西洋律例为则，并按大西洋与该各国所立约款办理，不能拦截阻滞。两广总督刘坤一回文称，火药等项，无论华洋商人，均不得私运进口。即香港亦是应奉督宪发给照会，始准采买，倘敢故违，一经查出，定照通贼济匪之例严拿治罪。近来粤省盗贼抢劫，多用火器。前项商人所贩火药，难保非接济贼匪，更不能不严查禁止也。《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葡国驻澳总督施为急水门华关拦阻由港来澳火药船等事致两广总督刘坤一照会》，第110页；《澳门专档》第l辑《驻澳总督施照会两广总督刘坤一》，第78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澳督为各国运货入澳章程须凭葡国律例并澳门属之葡国事覆两广总督刘坤一照会》，第117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两广总督刘坤一为凡军器概不准贩运进口等事覆葡国驻澳大臣照会》，第111—112页；《澳门专档》第1辑《两广总督照会大西洋国西大臣》，第80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两广总督刘坤一为凡一切军器均不准贩运进出口并澳门系葡人租住事覆葡国驻澳大臣照会》，第118—119页。

光绪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6月下旬，葡萄牙国王特使及全权公使、前澳督罗沙抵达澳门。7月7日乘船至天津，7月13日抵达北京。8月4日，展开中葡立约谈判。经过三个多月的反复谈判，于12月1日，双方签订了条约五十四款、缉私专约三款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各约均用中、葡、英三种文字书写缮就，一式两份。其中有关澳门地位最关键的两款在《里斯本草约》的基础上改为：“前在大西洋国京都理斯波阿所订《预立节略》内，大西洋国永居管理澳门之第二款，大清国仍允无异。惟现经商定，俟两国派员妥为会订界址，再行特立专约。其未经定界以前，一切事宜俱照依现时情形勿动，彼此均不得有增减改变之事。”“前在大西洋国京都理斯波阿所订《预立节略》内，大西洋国允准，未经大清国首肯，则大西洋国永不得将澳门让与他国之第三款，大西洋国仍允无异。”罗沙在条约签字后，迅即南返澳门。这个条约起因于鸦片税厘并征，但清廷最后同意签署的原因，除了鸦片税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害怕葡萄牙人将澳门交给法国或其他欧陆强国，这样才会令中国南疆的形势更为不安。这一条约的签订对葡萄牙人来说虽然没有如愿争取到对面山及撤销澳外关卡，但获得了争取数十年而一直未曾获得的“澳门地位条款”及“最惠国待遇”，故于澳门葡人仍是一大喜事；对中国来说，除了海关的鸦片税大增这一十分实惠的经济利益外，确定澳门地位只不过是承认一个数十年以来存在的事实而已，对清廷损失十分有限，而通过确定澳门地位以落实澳门不会转移到其他欧陆强国手中，这使清政府多年以来的担心变为放心，这更应是这一条约签订后带来的最为正面的效应。中文条款的“永居管理”，其英文为Perpetual Occupation，为“永久占有。之意，而条约又是以英文为准。于是1887年之后澳门的法律地位不是如何如何确定，而是更加含混，对澳门的属性便出现了“割让地（Cession）”、“租借地（Leased territory）”、“占领地（Occupation territory）”及“管理地（Administration territory）”等等多种说法。参见谭志强：《澳门主权问题始末：1553—1993》第3章，第178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奏报葡约已议成请旨派员画押折》，第370一381页；《清季外交史料》卷74之《总署奏葡约现已议成请派员画押折》。

宣统元年（1909年1月22日─1910年2月9日）7月7日，安装由亚罗公司（Yarrow & Co.）在（英国）格拉斯哥（Glasgow）生产的部件后，“澳门”号炮艇在九龙下水。此艇后因战争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于1943年3月12日售让与日本。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35页；施利华：《澳门政府船坞：造船和修船100年》，第20页。

宣统元年（1909年1月22日─1910年2月9日）7月7日，澳门人力车牌费，因议事厅不肯减低，以致激成车夫罢市风潮，后因番摊公司从中补助，方得无事。《华字日报》1909年9月9日《澳门车夫又有罢市之说》。

民国十年（1921年）七月七日议案，莲峰庙庙产处理事宜，请镜湖医院决定。

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1日─1928年12月31日)7月7日，国民政府发表重订条约宣言，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的新约。11日，国民政府再次照会葡驻京公使毕安祺，要求他向葡京转达中国政府另立新约的建议，及要求由中葡两国各派专员，以平等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为基础重行修订并另立条约，以期适合目前形势，促使两国友好关系及共同利益的发展。台湾“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转引自吴志良：《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第201─203页。

民国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7月7日，澳门政府颁布第533号训令，就澳门治安管理作出以下决定： (1)澳门治安警察厅厅长一职为独立职务，不同于澳门镇区行政官兼警长； (2)员警厅长应由受过军事训练之本国陆军中一名上尉或中尉担任； (3)治安警察厅厅长直接隶属于殖民地民政事务局； (4)澳门治安警察人员编制为631人。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p. 47—48.

民国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标志著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地区的开始。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二战全面爆发。英国立即对德宣战，但没有要求葡萄牙援助，因此葡萄牙政府宣布，只要葡萄牙的权利受到尊重，它就保持中立。查‧爱‧诺埃尔：《葡萄牙史》，第395页。

民国三十五年 (1946年1月1日-1946年12月31日)7月7日，上午9时，为响应全国扩大追悼战争死难军民的号召，国民党驻澳支部联合各侨团在平安戏院举行“合澳同胞追悼战死难军民大会”，国民党澳门支部秘书长李秉硕负责主祭，陪祭者有商会刘柏盈、海员党部李伯照、外交部驻澳专员郭则范、同善堂蔡文轩及镜湖医院慈善会何贤等。同日，澳门所有店户一律下半旗志哀，并停止一切娱乐、宴会。同时，发动售旗筹款，慰劳抗战遇难军民家属，筹得国币846142元。《世界日报》1946年7月7日《七七抗战纪念日追悼会今晨举行》；7月8日《合澳同胞昨举行追悼死难军民大会》；《鸟瞰中的澳门侨运》，载《澳门今日之侨运》，第8页。

1951年1月6日，《澳门殖民地政府公报》出刊至1951年6月30日。1951年7月7日改为《澳门政府公报》。

图为柯麟院长向董事会报告离澳赴穗后，镜湖医院及镜湖护士学校行政工作的安排。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卫生系统更需领导干部。1950年10月29日华南分局负责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向周恩来总理请示：因中央医院、中山大学医院及医学院在华南起领导作用，现无适当人选，拟任柯麟医生为上述医院院长，还可兼顾澳门方面的工作。周总理于该年11月7日批覆，中央卫生部人力缺乏，他们要求速调柯麟医生赴京任办公厅主任。……总之，柯麟医生如尚须留澳门，则京粤两处均可不调。柯麟医生于1950年11月14日向周总理请示：镜湖医院业务及澳门各种工作关系，仍需柯医生联系兼管，而华南分局以中大医学院办理不善，拟调柯医生负责整理，又得就近处理澳门工作，柯医生表示接受华南分局的安排，特电请示总理。根据中央及华南分局的决定，柯麟院长于1951年9月赴穗担任新的工作，并兼任镜湖慈善会及镜湖医院的职务。1951年柯麟院长受命赴穗担任中山医学院院长及筹组华南医学院的工作，大部份时间不在澳门。但董事会仍聘柯医生为慈善会副主席及镜湖医院院长。根据柯麟院长推荐，董事会任命郭信坚（召集人）和梁锡光、李端礼、林柳坚、梁秀珍五人领导医院日常工作﹔1951年董事会任命郭信坚为慈善会秘书长，1952年又任命郭信坚、梁锡光为镜湖医院副院长﹔1976年任命饶不辱、梁志辉、梁永德医生为副院长。1984年柯麟院长因年事已高，辞去镜湖医院慈善会副主席、镜湖医院院长职务，镜湖医院慈善会聘请柯麟医生为慈善会名誉主席。聘方大维医生为院长。

1959年，礼记雪糕向星光电器行购买16寸德国抽气风扇一把，支付105元。图为礼记雪糕的购货单据，立于1959年7月7日，编号S04231。该店位于澳门新马路61号，即现时的永光广场。当时的电话号码还是四个位。

1973年7月7日，澳葡政府决定，出口的货物必须由经济局发出产地来源证（输往中国除外）。

1981年台风“林茵”袭澳，民国大马路树木倒塌。

1981年台风“林茵”袭澳，西湾街树木倒塌。

1984年7月7日，第74/84/M号法令设立澳门基金会，这是以“文化、慈善、教育”为目标的机构。

1992年7月7日，中葡土地小组中方发表声明，指南湾工程批地不符合《中葡联合声明》，不予承认。

休渔期停泊在内港的虾艇，以及行进中的电扒，水面满布水浮莲。

休渔期在内港停泊的虾艇和电扒，水面满布水浮莲。

从珠海湾仔加林山观看澳门半岛、氹仔岛、路环岛。

2022年6月18日，澳门爆发新一波社区疫情，进入即时预防状态，按照分区分级精准防控方案，将不同区域列为红码封控区和黄码防范区，当中红码区隔离日数为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