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2月14日─1601年2月2日）12月12日，教宗克萊芒八世撤銷格列高利十三世對中國、日本傳教的限制，允許任何修會的修士，不必考慮其來自哪個民族，都可以到中國和日本傳教。只是要求去南亞和東亞的非葡籍傳教士必須經過里斯本和果阿，以保障葡萄牙的亞洲保教權。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傳教士》，第218頁。

崇禎十六年（1643年2月19日─1644年2月7日）12月12日，澳門決定滿足中國官員通過畢方濟神父轉達的請求，派遣一名炮手去廣州。當時畢方濟和三位炮手正在廣州準備前往南京。同時也決定，除派遣炮手之外，還送去一尊鐵炮作為澳門市的贈品。博克塞：《1621—1647年葡萄牙援明抗清的軍事遠征》，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84年第9期；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50頁。

順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年2月16日─1647年2月4日）12月12日，據統計，澳門有460名已婚葡人，其中三分之一去世，三分之一為老人，還有160名年輕人。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84.

順治八年(永曆五年/1651年1月21日－1652年2月8日)12月12日，瞿安德神父被清軍追殺於廣西、貴州兩省交界處，太監龐天壽命人尋其屍並葬於被害之地。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273頁。

康熙三年(1664年1月28日－1665年2月14日)11月12日，英船“蘇拉特”號被迫將胡椒每擔按18八單位雷阿爾、鉛每擔按8八單位雷阿爾的價格交出，湊足2926.5八單位雷阿爾繳付船鈔，廣東方面才將看守的士兵撤走。12月12日，英船“蘇拉特”號返回萬丹。英商這一次來澳門貿易，只做了一些小生意，但卻交了30.57%的船鈔費。 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33—35頁。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1月23日－1709年2月9日）12月12日，在四川傳教的德國遣使會士穆天尺（Jean Müllener）被捕，並被驅逐到澳門。1709年12月8日，廣東總督下令將外國人逐出澳門，穆神父被送到巴達維亞。樊國陰：《遣使會在華傳教史》，第93頁；方立中：（J.Van Dan Bradt）：《1697—1935年在華遣使會士列傳》，第549頁。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2月17日─1761年2月4日)12月12日，英國商館大班支付澳門租賃房屋租金為144兩。羅伯特．傑克遜(Robert Jackson)船長、喬治．史密斯(George Smith)和約翰．斯賓塞先生(John Spencer)成為最早獲准在澳門居住的外國人。但是，他們常住中國和澳門並未獲東印度公司的批准。除公司的大班外，在廣州的“英國散商”亦實行留下住冬，每年他們和大班們一起離開廣州前往澳門。從本年開始，澳門政府開始正式批准外國人入居澳門，澳門很快成為“供作廣州方面的外國人在夏季月份、生病時期或遇有他們在廣州的行為為中國人所厭惡時的一個歇腳點。澳門，舉例來說，是外國傳教士的避難所，雖則並不是唯一的住所。到中國來的外國婦女只准住在澳門。澳門受葡萄牙管理的情形同馬尼拉受西班牙管理的情形如出一轍。也很像巴達維亞和加爾各答分別受外人管理的情形那樣。不過，因為中國人始終沒有放棄過他們的主權，堅持管轄權一步不讓，所以受到一些限制，當夏季時節，來自廣州的外國人在澳門度着以英國人為首的高度發達、彬彬有禮和豐富多彩的社交生活，同加爾各答和馬德拉斯塔的情形相仿”。馬士(H.B. 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334頁；第5卷，第502及515頁；J. M. Braga, A seller of“sing-song”, Journal of Oriential Studies, Vol. 6, 1961—1964, HKU, press,1967. 羅伯特．傑克遜後在果阿經葡印總督特批加入葡萄牙國籍而定居澳門。泰勒．丹涅特(Tyler Dennett)：《美國人在東亞》第3章，第42—43頁。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1月21日─1796年2月8日）12月12日，印度總督致信澳門議事會，詢問主教座堂修繕工程一事。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702.

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12月12日，由於赤瀝角之戰紅旗幫張保仔被包圍時，黑旗幫首領郭婆帶不出兵相救，而郭婆帶素來就不服自己受制於後起之秀張保仔。新仇舊怨，激起了海盜聯盟上層的火拼。本日張保仔率領其紅旗幫船隊在虎門外洋向郭婆帶黑旗幫船隊發起攻擊，這一仗，郭婆帶大勝，紅旗幫傷亡人數達千餘，並有16艘帆船和321人被俘。郭婆帶早就有歸順清朝之意，擊敗張保仔後，更具投誠之有利條件，遂委託澳門王室大法官眉額帶曆作為他們投誠事宜的調停人。經過眉額帶曆的努力協助，談判進展得很順利。穆黛安：《華南海盜：1790—1810》，第145頁。

清嘉慶十八年（1813年2月1日─1814年1月20日）12月l2日，大西洋船一艘來澳門貿易。因澳門額船第二十一號啷皮囉．哂呀哩（Lampreia Soares）船，於上年十二月內開往大西洋貿易，不復回澳，茲將該船頂補額缺營生。《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知縣彭昭麟為飭頂補二十一號額缺大西洋船遵例投行毋得私起貨物事下理事官諭》，第230頁。

清道光三年（1823年2月11日─1824年1月30日）12月12日，本日出版《中國之蜂》刊登《澳門鴉片貿易法規》：議事會注意到，目前鴉片貿易分散在各處進行，給本城商人帶來了重大的損失。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經市政府與商會領袖協商，認為應當把這種貿易集中到一處進行。因此特頒布以下法規。第一款：葡萄牙以及外國船隻帶來的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生產的鴉片，價格統一為16兩1箱。第二款：銷往內地、進口再出口的鴉片，可以由貨主與買主直接交易，或通過中國人進行交易。第三款：外國商船運來的鴉片，凡是由澳門船隻卸運的，可以免稅，但每次裝運的鴉片不得超過5個澳門元。第四款：對於以上提到的從事鴉片運輸和批發的船隻，本政府給予特別保護，並提供以下優惠條件：1. 供貯存貨物的便利。2. 提供6個月中可多次出入的護照，並辦理簽證。3. 發放簽證後，各船主應對本船及船員的行為負責。採取這些措施，不僅僅是為了保護商人個人的利益，而是為了取消鴉片貿易的障礙。A Abelha da China，No.65，12 de Dezembro de 1823.

咸豐六年（1856年2月6日─1857年1月25日）12月12日，當夜廣州城內燃起大火，城裡所有歐洲人的洋行、商號無不被華人一一點燃，燒成灰燼。僅有基督新教教堂和一小型船塢倖免。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28頁。

同治七年（1868年1月25日─1869年2月10日）12月12日，塞爾卡爾子爵梅洛先生在其私人別墅聖珊澤宮設“賈梅士（Luís de Camões）”博物館，並對公眾開放。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73頁。

光緒十年（1884年1月28日─1885年2月14日）12月12日，澳督批准氹仔、過路環政務廳稟請將龍環醫院改作兵房。據該告示云：龍環醫院乃氹仔、過路環民人捐簽倡建，及澳門公物會撥銀2000餘元幫助建造。原設此院，系為收醫該處貧人起見，第因善後經費無資，故未開辦。旋自光緒二年（1876）至今，鎮守氹仔弁兵在該院駐守，經有八載，期內公物會撥銀修葺，已費頗多。查建造該院所用物料稀薄，以致近年風颶吹爛，現有大半損壞，不堪居住。本廳經招集氹仔、過路環街坊籌議修復，據街坊複稱，費用無出，不得開辦醫院醫人，故無心出銀修復等語。是以本廳將此事轉稟澳督核辦。茲奉鈞命，現該龍環醫院既已大半壞爛，無人修復，是以議定將此舊院迅速興工建複，改作兵房，以為弁兵駐守等因。奉此，合行出示，通諭各人周知，如有關涉人等欲行稟訴辯駁者，准自今日起限30日內呈稟政務廳，以便辦理。《澳門政府憲報》1884年12月13日第50號。

光緒十四年（1888年2月12日─1889年1月30日）12月12日，因澳門著名華商何桂身故，其所遺下之物業，由其長子何連勝為家長管理。何桂，又名何貴、何老貴、何老桂，廣東順德人。生於嘉慶末年（約1818），於咸豐初年，內地太平天國運動時遷入澳門，先在碼頭為苦力，因孔武有力且為人仗義，遂成“苦力頭”，包下白眼塘水口，康公廟側大碼頭水口做裝卸生意；又與澳門水師搭上關係，承包白眼塘、蘆石塘、大碼頭三個避風塘的船隻“泊稅”，遂成澳中富豪。後經營博彩業，開設“致中和闈姓公司”，“承充闈姓、番攤各餉，積財產至百萬”，是最早將闈姓賭博引入澳門的早期華商。何桂在澳門不僅經營博彩業，還經營鴉片及鹽業。他早年加入葡萄牙籍，於本年病逝，共有10子，曰連勝、連旺、連鈞、連漢、連輝、連宗、連煒、連安、連鐘（缺一子名）。尤以長子何連勝、次子何連旺最為著名。《澳門政府憲報》1888年12月13日第50號。澳門政府憲報》1888年12月13日第50號；《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記名道府翰林院檢討潘士釗奏請變通挽回鉅款以濟要需折》，第181頁；《鏡海叢報》1894年9月26日《聲告》；AH/F/433, p.29. MIC: AO589，澳門歷史檔案館；金豐居士：《桔仔巷“端和公司”》，載《訊報》2005年12月20日。何桂十子姓名，散見《澳門政府憲報》。

光緒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12月12日，澳門政府告示：氹仔番攤生意，准陳槐堂承充，由1892年9月1日起，至1894年6月30日止，並允准承充人在氹仔埠頭之海面，開設攤船四隻。過路灣番攤生意，經准沈進（即沈澤英）、何汝華承充，由1892年4月15日起，至1895年6月30日止。氹仔、過路灣豬肉生意，經准黃廣、黃萬、冼樂等承充，由1892年7月1日起，至1894年6月30日止。據《中西日報》早前的報導，上述幾項專營出投時，曾將氹仔番攤底價額定為5600元、肉碼底價額定為1420元，竟然無人下票。4月29日，複行開投，不再限以底價。番攤餉碼仍然寂然，只有一人下票。投肉票者，每年只認繳餉800元，較現屆已少400元之數。由是可知澳門生意冷淡。《中西日報》1892年6月7日《西譯譯錄》。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2月2日─1909年1月21日）12月12日，香港《華字日報》報導︰聞澳門新設雪廠，每十二點鐘內製雪八噸，所有資本及管理均屬華人。查前澳門已有雪廠一間，每日出雪二噸，合此則有雪廠兩間。一為澳門製雪公司，一為謙受公司。《華字日報》1908年12月12日《澳門之雪廠》。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光緒三十四年拱北口岸華洋貿易情形論略”，第256頁。

民國二十五年 (1936年1月1日-1936年12月31日)12月12日，賈梅士人種商業博物館遷入聖珊澤宮。該博物館建於1926年，目的是建立一個商業性的陳列窗，以陳列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特別是澳門和帝汶的產品，它包括一個殖民地博物館組，並增加了漁業委員會的標本收藏品。兩年後，博物以月租1000澳門元租下仁慈堂彩票公司廢棄的大廳作為陳列處，直至1936年。羅伊佩、杜基石編著：《聖珊澤》，第31頁。

1936年（民國二十五年）7月19日，青洲北部河碼頭落成，外港水塘竣工。12月12日，賈梅士博物館對公眾開放。建立紅街市，其建築設計為人津津樂道。

民國二十九年 (1940年1月1日-1940年12月31日)12月12日，教宗庇護十二世任命澳門主教高若瑟為大主教教堂大主教、果阿大主教及總主教。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284頁。

民國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12月12日，澳門市政廳發佈公告，從即日起，除另行公佈指明得持券到購伙食物品之商店外，其餘所有雜貨商店一律關閉。《澳門政府憲報》1941年12月第50號。

民國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 )12月12日，針對在澳漢奸將產業變賣或轉移隱匿之現象，國民黨中央黨部駐澳專員許偉民向澳門商民重申：凡隱匿收藏或冒名代替漢奸財產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華僑報》1945年12月12日。

民國三十六年 (1947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12月12日，澳門政府頒佈黃金進口條例。條例規定： (1)黃金每盎司進口須繳稅2元，出口每盎司須繳稅3元。 (2)每一黃金入口證，不得少於5萬盎司。 (3)申請須繳同黃金出口國主管官署發給之許可證。(4)澳督批准後，即由經濟局發證。但在未發證前，申請人須履行如下條件：甲，繳納稅額：黃金每盎司2元整；乙，答允售與西洋銀行與黃金1%相等價值之美國殷實銀行，支票照黃金公價每盎司35元計算。該銀行以當日美金公價，用葡幣付還。 (5)黃金到澳時，即須售與西洋銀行上還之支票。 (6)在未發給入口證前，須繳交澳門政府銀庫 (西洋銀行)黃金價值10%現銀保證金。 (7)繳納每盎司2元之稅項，及答允售與西洋銀行前述之支票，及得取回保證金之半數，但事先須向澳督呈請發還其餘半數，待用完入口證後，方能領回。 (8)如有持證轉手或作為營業性質等，該證作為無效，繳存之保證金全部或一部則有沒收之可能。《中央銀行駐港代表余英傑委託澳門經濟局長羅保私購黃金案》，澳門歷史檔案館藏縮微膠捲：全宗號35J-174／案卷號3 (2)／盤號1341／影像號297-298。按：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302頁卻稱：12月13日，澳督頒佈關於黃金貿易的立法。有誤。

1988年12月12日，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澳委員舉行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發起人第二次會議，通過諮詢委員會章程。

1991年12月12日，葡萄牙部長會議通過法令，中文在澳門享有官方地位，具有與葡文同樣法律效力。

1991年12月12日《澳門日報》報載戴成功病逝消息。

1994年12月12日，中國民政部閻明復副部長在新華社澳門分社柯小剛副社長陪同下蒞臨鏡湖醫院參觀訪問。 左起：彭彼得、梁志輝、何厚鏵、閻明復、柯小剛。

2002年12月12日，澳門中華總商會附設商訓夜中學舉行建校55周年暨新校舍啟用典禮。

2002年12月12日，澳門中華總商會附設商訓夜中學舉行建校55周年暨新校舍啟用典禮。

2002年12月12日，澳門中華總商會附設商訓夜中學舉行建校55周年暨新校舍啟用典禮，何厚鏵、馬萬祺、白志建等主禮嘉賓主持剪綵儀式。

商訓夜中學的創辦淵源要上溯到抗日戰爭之初。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前後，大量難民湧入澳門，其時包括廣州大學的很多師生亦遷移到澳門以避戰火。1941年高可寧任中總主席期間，為培訓澳門商業人才，邀請了遷澳的廣州大學計政班的多位導師協辦，開辦了“商業學校”。可惜翌年日寇佔領香港，澳門頓時百業凋零，中總會務亦進入艱難時期，課程被迫停辦。抗戰結束以後，澳門人口由二十多萬下降至十多萬人，全澳學生人數亦由高峰的二萬餘驟降至約一萬二千人。這一時期除了鹽的進口和批發在澳門經濟中舉足輕重外，輕工業亦開始復甦，全澳工廠增至166 家，是戰前的1.38倍；在澳門正處於百業恢復生機之際，社會上卻有大批失學青少年。此外中壯年從事買賣者的文化水平也普遍偏低，難以迎合工商業新的發展需要，於是要求工餘進修的社會呼聲高漲。1947年，中總經理事會決定，在會址開辦國語研究班，並多次組織國語演講比賽。大力宣傳學習國語是人人應有的責任，在全澳牽起學習國語的熱潮。兩年後，為適應商業教育的需要，中總將“國語研究班”改名為“國語科”，結合增辦商業實用課程中的簿記、尺牘合共三科設班，定名為“商業訓練班”，並對就讀學生實行只收保證金，其餘費用全免的優惠。據《澳門中華總商會年刊》記載，1950年2月至年底，商業訓練班經費共支出4,457元，其中籌得捐款1,700多元，餘額由中總撥款贊助。由於課程的社會實用性強，報讀者日眾。在社會人士的支持和鼓勵下，中總在原“商業訓練班”的基礎上，於1954年開辦了初中一年級，開始採用“商訓夜中學”的名稱，為社會失學青少年提供重返校園的機會。1997年8月，商訓夜中學獲政府批准加入九年免費教育網，大大減輕學生和家長的經濟負擔。為進一步提高學校教學質量和改善教學環境，經過多屆校董會向政府力爭，終於2000年9月獲特區政府批給馬楂度博士大馬路一幢五層高的樓宇，作為商訓夜中學新的校舍，並於2002年9月正式啟用。參考資料：邢榮發：《澳門中華總商會》，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門基金會，2016年，第113~1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