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2月6日─1599年1月26日）3月12日，菲利浦二世又頒佈特許狀，禁止葡屬印度與菲律賓通航。Boletim da Filmoteca Ultramarina Portuguesa, No.2, p.124.

天啟七年（1627年2月16日─1628年2月4日）3月12日，澳門主教派羅歷山神父離開澳門赴東京開教。19日，抵達東京王國平省瓜邦港（Cua Barat）。由於戰爭影響，直到4月10日，羅歷山才得見東京國王。羅歷山將從澳門帶來的兩架鐘錶及其他歐洲科技產品送給國王，並向國王介紹了同來的耶穌會士和監察員。國王十分高興，下令各地為傳教士提供他們所需的一切。瓜邦港，其越南語對音當為“Cua Barrat”，譯為“巴拉門”，在今越南南定省紅河的出海口。梅迪納：《耶穌會士亞歷山大•德•羅德斯在科欽支那和東京：1591—1660》，載《文化雜誌》第45期，2002年。

康熙五年(1666年2月4日－1667年1月23日)3月12日，香山縣令姚啟聖與李將軍及前山寨的官員再次前往澳門，強令議事會將停泊在小氹仔(Taipa Quebrada)的船隻開到遠一點的地方去。議事會只好遵命將船隻移往安德烈•費奧小海灣(Enseada de Andre Feio)。廣東官吏還補充說，不得將船上的貨物卸下，為此在南灣和北灣一帶佈滿了哨船。 疑為“大井”，見金國平：《西方近代水文資料譯文對澳門方志的影響》，載《澳門研究》第54期，2009年。 TA—SSI—YANG—KUO, Série 1, Vol. 1—2, p. 38.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2月17日－1693年2月4日）3月12日，澳門耶穌會派遣盧依道神父攜同在歐洲長大的華人醫生巴蒂斯塔•利馬（João Baptista Lima）一起離澳赴京，到廣州後由廣東官員遣人伴送，於6月12日抵京。到京後，兩位醫生在宮中行醫並不順利，於次年7月8日，因多次治病無效而被康熙帝遣回澳門。蘇霖神父關於此有詳細記錄：3月12日，“皇上決定從澳門把盧依道神父召到北京，且從住京的耶穌會士中選派一人前往澳門接應盧依道來京。趙老爺（趙昌）立即給徐日昇寫了一個通知，應承這個機會來促進天主教自由之事。為此，趙老爺給皇上的答覆如下：‘其實，盧依道能被邀請來皇宮，且派另外一個傳教士去接應，皇上對傳教士已很是優待。因此，所有的傳教士對皇上也是叩拜以示感恩。他們請求皇上，是否能在此憂傷時日得到皇上的特使殊榮，被派往澳門。這個特使由御前侍衛護守，他怎麼能面對痛苦到極點的其他會士？他怎麼能接受地方官與人民的夾道歡迎，而同時聽到他無法幫助的基督徒的哭聲？他怎麼跟澳門的西洋人謀面？因為他們會懷疑，這些傳教士寧願住在皇宮裡，而不願意留居西洋，是否為了他們所得到的優待，而並不是為了福音的傳播。如果今天皇上要派遣這個特使，這個榮譽會轉變為羞辱，這個命令變為一個酷刑，人們的歡呼成為他的哭泣聲。皇上能否同意，不派任何傳教士前去澳門，而通過一封信把盧依道召進皇宮？不用皇上的護衛，他會覺得更愉快與自由。’通過趙老爺，皇上知道了我們的苦衷，他不再派遣我們到澳門去，但也不容許盧依道在沒有護衛陪同的情況下隻身來京。為此，皇上願意很快恢復天主教自由。”巴蒂斯塔•利馬，中文名高竹，字嘉淇。廣東新會沙堆那伏鄉南霞里人，1619年生。父親高日琮，為清廷七品文林郎。康熙七年（1668），廣東遷民為亂，其父死於亂中，高竹則為土匪劫擄，後流落澳門，被葡人收留。後將其帶往暹羅，並在果阿、巴達維亞等地生活過，其間學會醫療技術。1683年隨方濟各會士伊大任（Bernardino della Chiesa）等回國，後隨伊大任在江南、浙江、湖廣等地傳教。1687年返回新會，在會城豬糠巷開設醫館，用西法行醫，名聞遐邇。1689年後，又在澳門行醫，並受聘於澳門議事會，成為澳門議事會最早聘任的醫生之一。高竹進京後，宮中行醫十分成功，被擢升為養心殿御醫。1693年返回澳門。後又返回新會居住。1733年逝世。陳垣稱其“為吾國人習西洋醫術者之祖”。參見陳垣：《高嘉淇傳》，載《光華醫事衛生雜誌》第2期，1910年10月；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第110—111頁、第224—225頁。BA, JA, Códice-v-22, fls.130b；董少新：《西洋傳教士在華早期行醫事蹟考述》，第 72—73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149; 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 及書目補編》，第390頁稱盧依道7月12日抵京。關於趙昌，參閱金國平，"Amiclssimos"- Tomás Pereira e Zhao Chang, 牛津大學出版社，待出版。《蘇霖神父關於1692年“容教詔令”的報告》，載萊布尼茨（Gottfrido Guilelmo Leibni-tio）：《中國近事：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第31—32頁。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2月16日－1723年2月4日）3月12日，葡商尼古勞．啡嗚味請求澳門議事會允許他的兩艘船隻“聖安東尼奧”號和“福音”號也航行巴達維亞，並保證交納議事會2000擔胡椒的稅款，遭到總督文奴爾（D.Critóvão de Severim Manuel）的反對。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43.

雍正三年（1725年2月13日－1726年2月1日）3月12日，耶穌會士樊西元（Jean-Simon Bayard）在澳門逝世。樊西元，又譯作方西滿，字若瑟，法國人，1661年生於貝亞爾（Béarn）城，1680年入耶穌會。1694年7月18日抵達澳門，後入湖廣地區之長沙、湘潭、武昌傳教，1724年被驅逐到廣州，翌年卒於澳門。費賴之：《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第550—551頁；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65頁稱其逝世于廣州。

雍正三年（1725年2月13日－1726年2月1日）3月12日，澳門土生葡人、商人羅克．利馬（Roque Gonçalves de Lima）去世，留下遺囑稱，本人贈仁慈堂白銀300兩作為海上貿易投資，每年所得利潤一分為三：1/3贈仁慈堂；1/3施捨予孤女寡母；1/3為其本人及父母靈魂作彌撒。澳門仁慈堂手稿鈔件第15號遺囑，1592—1849，第75頁反面。

乾隆十二年（1747年2月9日－1748年1月29日）3月12日，香山知縣張汝霖奉督撫兩院之命發佈“為嚴禁愚民私習天主教，以安民夷，以肅法紀事”告示，要求嚴拏澳門傳教華人林氏父子。並將進教寺（唐人寺）飭令地方官督令該澳夷目嚴加封錮看守，不許擅開。倘有奸民仍敢勾引內地民人入教者，立即嚴拿治罪。其寺內原貯西洋經卷器物，仍著番人自行收回外，所有從前入教愚民，嗣後務俱革面革心，恪遵法紀。從前進教已改番名、服番衣者，許令自首，改業出教，免其治罪。附近各縣民人，敢有私再赴澳禮拜或於私家仍習天主教誘民惑眾者，立將本人按律重治，保鄰不舉，一併坐罪。暴煜：《（乾隆）香山縣誌》卷8《濠鏡澳》。

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2月9日─1786年1月29日）3月12日，巴黎外方傳教會委任克洛德‧勒頓達爾（Claude-François Letondal）神父為澳門賬房，並於本日離開法國前往澳門履任，於第二年抵達。Gérard Moussay et Brigitte Appavou, Répertoire des Membres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1659—2004）, p. 86.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月24日─1793年2月10日)3月12日，澳門議事會理事官諫咧爐稟稱，有葡萄牙人二名：竇雲山，年三十六歲，帶同師從其學習天文的徒弟王天雲；慕王化，年二十七歲，俱諳曉推算天文。該國王著令伊等赴京效力。4月中旬，他們被送到了廣州。5月10日，乾隆皇帝批准他們赴京。《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1冊《廣東巡撫郭世勳奏報葡萄牙人竇雲山等請求進京效力折》，第509頁；《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下冊《澳門同知韋協中為教士竇雲山等赴省事下理事官諭》，第534頁。竇雲山、慕王化，其西文名不詳。

清嘉慶五年（1800年1月25日─1801年2月12日）3月12日，聖瑪麗孤女收容院（Asylum of St. Mary Madalena）因葡萄牙攝政王頒佈的一項法令而被解散。它由馬塞利諾‧施利華主教設立，系專門拘押那些在淫蕩本性驅使之下幹出傷風敗俗之事的婦女的教區監獄。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54頁。

清嘉慶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3月12日，英國東印度公司貿易季度特選委員會成員到達澳門時，他們獲悉，海盜佔據氹仔碇泊所已有幾個星期，騷擾沿岸貿易和捕魚，而且，他們的船隻甚至到達澳門炮台炮火射程之內，不過沒有被擊中。當時澳門駐軍包括100名果阿土著。澳門總督應付突發事件主要依靠奴隸，其中約有400或500名僕役適宜從軍。強橫的海盜圍困了這個口岸，總督和王室大法官不得不想辦法採取必要手段來制止這群無法無天的猖獗海盜。當時，澳門只有1艘船可供使用，於是向英國人購買了l艘雙桅船“南茜 （Nancy）”號，價格為15000元。將船改裝，安上16門火炮，可容納150名船員。4月11日，氹仔及其附近海面約有海盜小艇100艘，“南茜”號雙桅船將其驅逐。4月底，澳門2艘武裝船與清廷20艘戰艦聯合剿捕海盜，遊弋在澳門近海，遊弋船隊在西，海盜們則在東面海上活動；遊弋船隊在東，海盜則往西，很難將海盜船隻捕獲。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729頁。

清嘉慶十二年（1807年2月7日─1808年1月27日）3月12日， 17名被誘拐的澳門黑奴返回澳門。先是，華人唐亞連誘拐澳門各家葡人家中黑奴偷竊衣物銀兩逃去內地。《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縣丞吳兆晉為蕃人稟控唐亞連誘拐黑奴偷竊出逃事下理事官諭》，第316頁。

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3月15日，廣東巡撫韓崶巡視澳門。他於3月12日自省城廣州起程，13日酉刻舟抵香山縣城。次日登陸，於酉刻行抵離澳里許之新廟地方。有澳門王室大法官眉額帶曆等率領葡兵百餘人擺隊出迎，時因天色已晚，韓崶即在廟住宿。王室大法官眉額帶曆與議事會理事官若阿金·巴羅斯二人到廟求見。15日進澳，葡人又各鼓吹焚香，祗迎道左，情形極為恭順，當經犒賞綢匹、牛羊、茶面等物，葡人頌祝皇仁，歡聲雷動。韓崶奏稱：查得澳門現在並無英咭唎夷人在內，（葡人）近年生齒日繁，大小男婦約計共有3000餘名口。其華人在澳開鋪落業者，男婦共有3100餘名口，因葡人只知來往貿遷，凡百工所備，均需仰給予華人，而貧民亦可借此稍沾餘利，歷久相安，從無爭競。全澳東西約四五里，南北半之，東南西三面濱海，惟北面陸路可通縣城。西洋人於澳內，舊設炮台6座，正中曰大炮台、東曰東望洋、西曰西望洋、正南曰南灣、東南曰伽思蘭、西南曰娘媽閣，炮台均系葡人首領帶領番兵10—20名不等自行防守。其自伽思蘭炮台起，至西望洋炮台止，迤南沿海一帶，上年英咭唎兵駛駕舢板由此登岸，該處本有石坎，坎甚低矮，易於爬越，應加築石女牆一道，增高4—5尺，計長200餘丈，俾資防堵。經韓崶面為指示，眉額帶曆等歡忭喜躍，雲當克期興工。現在澳內萬夷安堵，民氣恬愉。詢之居澳耆民，僉稱西洋葡人向來安靜守法，從未滋生事端。惟英咭唎於諸夷之中最為強悍，其赴粵貿易船隻，亦較諸國尤多，此時若遽予禁絕，恐夷情貪狡，激之轉易生變，而澳門處處枕近外洋，西洋葡人又素為英咭唎所藐玩，去歲既有英咭唎兵船入澳之事，即難保其去不復來。防患貴在未形，立法期於可久。因西洋葡人居澳有年，如於澳內添設弁兵，或恐夷人無知，轉生疑懼，而自澳至縣迤北一帶陸路，不可不預籌防範。茲查，距澳東北5里，曰蓮花莖，長約7里，橫寬約50—60丈，兩面皆海，中僅河脊一道，堤邊沙水甚淺，在船亦不能入，於形勢頗為吃緊，沙脊適中之處，向有關閘一座，障以石垣，僅設一門以通行旅。該處向設把總1員、兵28名。自關閘西北行15里為前山寨，其寨本有土城，居民稠密，舊設海防同知1員，額設防兵90名，即歸同知管轄。又，香山協中軍都司、千總各1員，兵丁103名，並巡槳船隻，向俱駐寨防守，因香山協副將頻年出海緝捕，澳門一帶素稱寧帖，是以歷任都司、千總常調赴縣城彈壓，前山衙署無人居住，日久傾圮，僅存廢址，其自何年何任損圮，並無檔案可稽。查閱關閘、前山兩處，均系自澳赴縣最要關隘，今前山僅有文員，所轄兵數無多，即關閘亦止設兵28名，均不足以資防禦。前山寨弁兵均應照舊防守，衙署亦應趕緊修造，現飭香山縣知縣彭昭麟迅將該衙署、兵房趕估詳修，一面檄飭署香山協副將許廷桂遵照，將該都司兵丁等陸續撤回前山駐紮。如該副將出海緝捕，其守城弁兵恐有不敷，另於別營籌議撥補，不致稍有短缺。並於該協兩營內抽撥兵丁32名添戍關閘，足成60名，稽查出入，按時啟閉，庶足以壯聲援而成犄角。距澳北里許有蓮花峰，其巔與澳夷東望洋炮台對峙，且為自澳入縣陸路要隘，又蓮花峰之西內海中有島，名青洲，與澳夷大炮台對峙，其勢可以控制全澳。此二處似應酌建炮台各一座。此外尚有華夷交易章程，均須因時制宜，酌加增改，容俟督臣百齡到日，會同熟商妥議，分別籌辦。至前督臣吳熊光前撥駐澳未撤香山本營兵丁，現在英咭唎夷兵早經遠去，澳夷寧謐如常，無須堵禦，已飭令各回本營，以節靡費。眉額帶曆，中文檔案原文為西洋夷目咪𠺢，此咪𠺢當即眉額帶曆葡文名Miguel de Arriaga Brum da Silveira之“Miguel”的譯音。若阿金·巴羅斯，中文檔案原文為做遮·喏經，當即若阿金·巴羅斯葡文名為José Joaquim de Barros前兩節譯音。《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廣東巡撫韓崶奏報查閱澳門夷民安謐並酌籌控制事宜前山寨關閘仍舊防守折》，第724頁。

清嘉慶十六年（1811年1月25日─1812年2月12日）3月12日，西班牙皇家戰船“貝利奎厄斯（Belliqueux）”號將在澳門收納的40萬元白銀裝入英國船隊運往倫敦。西班牙商船在澳門所收的現金，無疑有一部分是出售鴉片的價款。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138頁。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2月10日─1843年1月29日）3月10日，英國人馬地臣乘坐船長為魯斯（Luce）的三桅飛剪船“韃靼（Tartar）”號，從澳門出發回國。臨行前一日，捐贈5000西班牙銀元與澳門總督席爾維拉·邊度，用於公共慈善事業，以此表達對多年來澳門政府所提供照拂保護的感謝。馬地臣曾於1827年創辦了《廣州紀錄報》，擁有在華英國報刊業創始人的榮譽。12日，澳門總督席爾維拉·邊度在議事會會議上，將馬地臣的慈善捐款交給議事會，同意將此筆款項用於建立一所女子學校，並委託議事會制定相關章程。澳督邊度還說：“在章程制定出來之前，這5000西班牙銀元暫時由我保管。”但這所學校當時並未辦成，故這筆錢加上澳門的其他捐款一共9000西班牙銀元，議事會將其全部存入香港怡和洋行，每年收利息5%。Chinese Repository, Vol.11, No.3, p.181; 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39.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2月15日─1848年2月4日）2月27日及3月12日，亞馬留兩次派人在澳門半島華人居住區張貼佈告，曉諭華人，澳門政府將在界牆外水坑尾門和關閘門之間修築馬路，亞馬留計劃修築的馬路有三條：第一條從新開門（Porta de S. João）直達蓮峰廟；第二條是蓮峰山腳下的環行路；第三條從三巴門起，與第一條路連接，經蓮峰廟直達關閘門。道路經過的東望洋山麓有許多中國民居和墳墓，勒令一月內起遷，不從者夷平墳墓，骸骨拋入大海，為此近700座墳墓被搬遷。一些未來得及搬遷的墳塋則被葡人平毀，暴骨荒野，或棄入大海。林謙《退思齋雜錄》稱亞馬留“開馬也道於東望洋山，山多居民墳墓，夷勒起遷，遷者給洋銀一兩四錢，不從者夷之，棄殘骸於海。”佈告張貼的當日，前山同知陸孫鼎、佐堂汪政一面勒令中止工程，一面強調此舉有違1844年皇帝朱批的新模式，澳城界址僅止三巴門內，並指出這塊土地不屬於澳門的明證是它不向中華帝國繳納地租。海外歷史檔案館，二部，澳門，1847年函盒，附在澳門總督亞馬留於1847年3月24日致海事及海外部內的中國公函內，轉引自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第95頁；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 1, p. 419; 《澳門專檔》第1冊 《望廈鄉紳張耀昌等稟文》，第127－128頁；林謙：《退思齋雜錄》，此書今不見刊本，轉引自王文達：《澳門掌故》，第145頁。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2月15日─1848年2月4日）3月12日，在澳門經商的英國商人馬地臣（James Matheson）在返回歐洲之際，曾向邊度（Adrião Acácio da Silveira Pinto）總督執政時的澳門政府捐贈5000西班牙銀幣用於慈善事業。邊度總督決定將這筆款用於教育，並責成議事公局去辦，包括擬定成立一所女子學校的章程。而實際上，隨著項目的進展，這筆款逐步被用在議事公局辦的初級小學上。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94頁。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3月5日，澳督亞馬留發佈文告，聲稱澳門已經成為自由港，禁止中國海關稅館對自澳門港出口到中國內地的貨物徵收任何關稅，並要求廣東巡撫在8日內撤走這些在澳門執行公務的海關人員。此前稅館官員一直在南灣和北灣行使監管權。南灣的稅館作用不很明顯，而北灣的稅館衙門由於設立時間長，管轄廣而十分有權。3月l2日，在廣東巡撫未命令稅館人員撤走的情況下，亞馬留總督悍然下令在稅館正門前架設路障，禁止人員出入，衙內人員一律從旁門行走。亞馬留還在稅館門前增派了一隊哨兵，架設了一尊大炮，以保護所有出口貨物、日用品的安全運出。此舉結束了中國對該地實施有效管轄的最後一點權利。3月13日，澳門首席翻譯公陸霜（João Rodrigues Gonçalves）率一支四人衛隊前往中國海關。他向在場的人宣讀了這一命令，所有的人收拾了衣服，一聲不吭地走了。亞馬留又率領數十名士兵釘閉澳門的中國海關，推倒關前懸掛中國旗幟的旗杆。 徐廣縉對此威脅說：總而言之，我們應該熱愛和平，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勿謂言之不預。亞馬留云：若中國採取武力行動，他將以牙還牙，決不改變決定。至此，亞馬留消除了清政府對澳門進行管制的最後象徵。有許多學者認為，在亞馬留釘閉中國海關的同時，亦將駐居海關附近的香山縣丞衙門驅逐，此說似有不妥。葡文為Praia Pequena，原文譯作灣仔，但灣仔為今珠海地名，其意應為小海灣，故譯作北灣。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98—99頁。A. F. Marques Pereira, As Alfândegas Chinesas de Macau, p.63.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99頁。兩廣總督徐廣縉於1849年3月5日致澳門總督亞馬留公函。附在澳門總督1849年3月27日致海事及海外部公函內，海外歷史檔案館，二部，澳門，1849年函盒，轉引自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第120頁。關於澳督亞馬留採取武力迫使縣丞衙門遷離澳門的觀點主要見黃鴻釗：《澳門史》第10章，第241頁，劉景蓮：《明清澳門涉外案件司法審判制度研究（1553—1848）》，第54頁；郭衛東：《論亞嗎勒案件與澳門危機》，載《文化雜誌》第45期，2002年，其主要文獻依據為：楊文駿《查複澳門新舊租界情形》：“今三巴門外租界內，尚有佐堂街名可據。自道光二十九年葡人滋事之後，將該縣丞逐出關閘，遂移居前山城內。”厲式金：《香山縣誌續編》卷6《海防》。徐廣縉對香山縣丞被趕出澳城之事向朝廷作了這樣的奏報：查縣丞一員分駐澳門，不過遇有華夷口角細故，排難解紛，誠如聖諭，官卑難恃，耳目恐有不周。惟近處尚有同知都司駐紮前山，距澳門僅二十里，稍遠復有香山縣，香山協距澳門亦不過一百二十里，足資稽察控制，並非專靠該縣丞之彈壓也。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 931/799，轉引自郭衛東：《論亞嗎勒案件與澳門危機》，載《文化雜誌》第45期，2002年。但是上述記載明顯有誤。根據現有文獻來看，亞馬留在釘閉中國海關時並未驅逐香山縣丞。《澳門專檔》，第3卷，第22—23頁：“啞酋橫狡異常，竟於二月二十七日突率夷兵數十人釘閉關門，驅逐丁役……惟有飭知現居澳門縣丞汪政勤探秘稟，隨時查看情形，妥為處置。”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澳門軍人》（Os Militares em Macau），第305頁引1873年1月28日《澳門報》之小巴士度（A. Bastos）文稱：“粵海關部為亞馬留總督所驅逐，但直到這位總督慘遭殺害那天，佐堂仍留在澳門。那天，佐堂前往總督府，親眼證實了總督已身亡。後因為還怕遭到報復，才逃離澳門。”可知香山縣丞汪政離澳是在亞馬留遇刺以後。另參見金國平：《佐堂入出澳考》，載《中葡關係史地考證》，第318—319頁。

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3月5日，亞馬留總督禁止中國税館對自澳門港出口到中國內地的貨物徵收任何關税，並要求廣東巡撫在8日內撤走這些在澳門執行公務的海關人員。3月12日，亞馬留總督悍然派兵封閉澳門關口，驅趕中國海關官員。此舉結束了中國對澳門有效管轄的最後一點權力。8月22日，亞馬留總督在關閘附近遭到沈志亮等七名中國居民襲擊身亡。8月25日，葡人攻佔北山嶺（Passaleão）。攻佔北山嶺的突出人物是一個土生葡人美士基打（Vicente Nicolau de Mesquita）。9月16日，兩廣總督徐廣縉致函澳葡政府委員會，通報殺死亞馬留總督的沈志亮被捕獲、審判、處決的消息。沈志亮被華人視為英雄。澳葡當局允許在澳門設立“番攤”賭博，開澳門博彩業先河。

咸豐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3月12日，澳督賈多素發布告示：照得道光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示曉諭，嗣後如有交涉立合同約單、收單、各樣契券，應赴議事亭立寫等諭在案。惟查此示諭後，蓋有約據等單，未經遵諭辦立。為此再諭：從今以後，無論唐番交涉所立約據、唐人交易約據，應遵前諭赴亭立寫。又查該划艇往各口貿易，與華商立僱船等約，並各樣約單，其中背約多有詭弊難堪之事，不得不設法以杜惡風，庶澳內行船者、貿易者均受裨益。為此示諭：嗣後如有僱划艇事件，欲要妥當，該船主先應帶同梢目並僱船華商，一同將僱船情由，赴報澳口武員以憑注於船牘案內，次憑情由給一票據，然後持往議事亭立寫合約。如不遵此辦理，其划艇主並梢目，定照西洋年1848年12月23日所立不遵澳口章程條款之例究治。合行示闔澳華人等知悉，爾等宜照此示一切妥遵。今特將此諭華人字、西洋字一同發，仰各街張示。《澳門政府憲報》1851年2月15日第13號。

咸豐五年（1855年2月17日─1856年2月5日）3月12日，澳門政府頒佈《澳門港口條例》，共14款。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p.233.

同治二年（1863年2月18日─1864年2月7日）1月7日，葡文報紙《運動報》（O Movimento）在香港出版，由商務印字館（Tipografia Mercantil）印刷。主要撰稿人有澳門土生人埃內斯托‧克魯斯（Ernesto da Cruz）、阿杜‧維加（Artur Veiga）、艾米里奧‧卡瓦略（Emílio de Carvalho）、魯希安諾‧卡斯特羅（Luciano de Castro）、埃熱尼奧‧阿爾梅達（Eugénio de Almeida）、阿爾米諾‧佩雷拉（Armino M. Pereira）及佩德羅‧維森特（Pedro Vicente）等人。該刊為文學週刊，但發行僅兩個多月，於3月12日即宣佈停刊。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 270.

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中華民國締造者。名文，幼名帝象，字德明，號日新，後改逸仙。在日本從事革命活動時曾化名中山樵。廣東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出生於一個農民家庭，青少年時代受到廣東人民鬥爭傳統的影響。1879年（光緒五年），隨母赴檀香山，他的長兄孫眉資助他先後在檀香山、廣州、香港等地接受西方的近代教育。1883-1885年的中法戰爭，激起了孫中山挽救民族危亡的愛國熱情。他目睹清政府的賣國、專制和腐敗，開始產生反清思想。1892年，孫中山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隨後在澳門、廣州等地行醫，結納反清秘密會社，聯絡有志之士，準備創立革命團體。1894年，孫中山從上海去檀香山，組織興中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為誓詞。1895年2月，在香港聯合愛國人士組織輔仁文社，建立香港興中會，並決定在廣州起義。同年10月，廣州起義事泄失敗。孫中山被迫亡命海外，走日本，赴檀香山，後又遊歷美國、歐洲。1896年10月，在英國倫敦曾被清公使館誘捕，經英國友人營救脱險。此後，孫中山詳細考察歐洲各國的經濟政治狀況，研究了多種流派的政治學說，初步形成了三民主義思想。1900年10月，派鄭士良到廣東惠州（今惠陽）三洲田發動武裝起義，因餉械不繼而失敗。1904年孫中山在日本、檀香山、越南、暹羅（今泰國）、美國等地向華僑及留學生宣傳革命，1905年在比、德、法等國的留學生中建立革命團體，也與國內的革命團體建立聯繫。1905年8月，與黃興等人以興中會、華興會等為基礎，在日本東京創建同盟會，被推舉為總理。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刊詞中，孫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從1906-1911年，同盟會在華南各地多次組織武裝起義。1907年鎮南關起義時孫中山還親臨前線參加戰鬥。1911年4月27日的廣州黃花崗之役，在全國引起巨大震動。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各省紛紛響應。孫中山在美國得知消息後，為爭取歐美等國支持革命事業，在美、英、法等國進行外交活動，12月19日，被17省代表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職，組成中華民國臨時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朝宣統帝被迫宣佈退位，中國結束了長達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國。孫中山制定和公佈一系列改革和進步的法令，3月11日。頒佈具共和國憲法性質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1912年2月13日，因革命黨人與袁世凱妥協，被迫辭去臨時大總統職位。8月，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被選為理事長。1913年袁世凱派人刺殺宋教仁，即主張起兵討袁，但黨內意見分歧，倉促應戰，旋即失敗。1914年在日本建立中華革命黨，次年發表《討袁宣言》，1916年又發表《第二次討袁宣言》。1917年段祺瑞解散國會，孫中山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組織護法軍政府，當選為大元帥，誓師北伐。1918年因受桂系軍閥和政學系的挾制，被迫去職至上海，創辦《建設》雜誌，發表《實學計劃》，並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1920年回廣東，次年就任非常大總統。1922年因陳炯明叛變，退居上海。1923年在驅走陳炯明後回到廣州，重建大元帥府。1924年1月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宣言。同年11月，應邀北上討論國是，提出“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兩大號召，同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段祺瑞、張作霖作鬥爭。1925年3月12日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1929年，遺體由北京移葬南京紫金山。主要著作有《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等。其著述在他逝世後多次被結集出版。重要的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的11卷本《孫中山全集》，台北1969、1973、1985年出版的《國父全集》。

同治五年（1866年2月15日─1867年2月4日）12月27日，前任巡捕營長官先拿‧飛南第榮譽少校出任澳門消防隊監督，至1872年3月12日卸任。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214

《知新報》第八十期刊登《中國皇帝與高麗皇帝書》、《意人保舉議員積弊》、《加拿大至澳海底電線》、《英人慮俄法奪遠東商利》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2月19日─1902年2月7日）3月12日，澳門政府出投大量空地，招人承批。計1752平方米一塊，坐落東望洋山，接連二龍喉馬路。塔石空地六段，共計10069平方米（該地內只准起造住家屋舍、局廠鋪戶等屋）。另外尚有新勝街附近兩處，約300平方米。並飭將堅呶圍（Pátio do Aquino）及三巴仔橫街各屋宇，用官價購買，改寬街道，以期清潔而利公用。《澳門政府憲報》1901年3月2日第9號。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2月13日─1908年2月1日）3月12日，澳門主教鮑理諾為望廈小教堂及望廈牧民中心（Asilo de S. Francisco de Xavier）剪綵。這些項目由耶穌會神父阿德利亞諾‧戈麥斯（Adriano de Souza Gomes）負責建造。相傳，這一年的某一天傍晚，鮑理諾主教和幾名神職人員正在西望洋山主教住宅旁的花園散步，忽然看見山岩壁上有一團柔和的白光，光影中有一位白衣女子向他們招手微笑，幾分鐘後，這光影女子就消失不見了。主教和眾神職人員又驚又喜，知道是“法國岩間聖母”顯聖，趕緊跪下祈禱。事後，鮑理諾主教下令在那山岩處修建“法國之岩聖母祭壇”供奉聖母。此事在澳門教區歷史檔案中有記載。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25頁。金豐居士：《西望洋聖母堂，位處天璿麗珠永不衰》，載《新報》2009年5月14日。

民國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3月12日， 吉馬良斯．洛巴托(António Júlio Guimarães Lobato)出任氹仔及路環區統領及政務廳廳長， 直至1923年8月15日。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 第324頁。

民國十年(1921年1月1日─1921年12月31日)3月12日，澳督施利華頒佈第77號及第78號訓令，根據1920年10月16日第7030號法令正式組建澳門行政立法委員會，並解散舊澳門政府委員會(澳門總督公會)，同時組建財政委員會。《澳門政府憲報》1921年3月12日第77號及第78號訓令。

民國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孫中山病逝於北京鐵獅子胡同行轅，臨終前告誡“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尤其“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時間促其完成”。15日，舉行大殮儀式。國人聞訊，莫不悲慟。孫中山逝世當天，澳督羅德禮即派譯務署長施度尼(António Joaquim Fausto das Chagas)前往駐澳委員張繼龍寓所，對孫的離去表示哀悼。澳門國民黨黨員李君達、梁彥明等發起追悼大會，設辦事處於李君達牙醫診所。此事立即引起國民黨香港支部的高度重視，並請求中央派員來澳。國民黨中央遂派人與澳方黨員接洽，由李君達接應，並於其牙醫診所設立國民黨澳門支部籌備處，同時從追悼會職員同志中推舉李君達、梁彥明、馬普全、尹梓琴、劉紫垣等10人為澳門支部籌備委員，李君達兼常務，負責澳門支部籌備工作，並於短期內策動第一至第五分部成立。其中以劉紫垣所領導的第五分部黨員最多，工作最為優異。隨之繼續組織第六至第十三分部，不過正當積極籌備召開成立大會之際，突遇意外而被迫停頓。《國事遺囑》(1925年3月11日)，載《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640頁。《申報》1925年3月12日；屈仁則：《中國國民黨澳門支部沿革史》，載《澳門今日之僑運》，第3頁。按：李君達，別號子上，廣東中山人。舊學國文專修八年，牙醫專科畢業。興中會會員。1911年，追隨民軍統領李就成在中山起義。1925年，奉中央委任為澳門支部籌備委員兼常委。1927年，任澳門支部第一屆常務執行委員兼秘書。1930─1937年，連任直屬澳門支部第三至第七、八屆監察常務委員。1944─1945年，任中央組織部麻章屬交通聯絡站駐廣州灣通訊組組長、澳門中華教育會十餘屆理監事。抗戰勝利後，出任國民黨澳門支部常務監察委員。李氏還曾當選為澳門教育會評議員、精武體育會交際主任、中華基督教志道堂主席等。

孫中山先生於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3月29日以澳門華僑名義在鏡湖醫院舉行追悼會，孫中山先生友人、“四大寇”之一的楊鶴齡主祭。據《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4月2日報導，1925年3月29日澳門華僑在鏡湖醫院開會追悼孫中山先生。是日商界多數下半旗誌哀，休業者亦不在少數，足見先生感人之深也。前一夜至早晨十時，細雨霏霏，路途泥濘，而赴追悼會者，仍絡繹不絕。至十一時驟雨忽止，且微露陽光，赴會者更形擠擁。十一時五十分，開始舉行追悼禮，會場放置鏡湖醫院祭奠花籃﹔追悼會由楊鶴齡為主祭；全體皆為飲泣，至奏哀樂時，而全體之輩聲動矣。隨後到祭者，全澳學校學生七、八千人。各界男女逾二萬人，莫不表示哀感。當年澳門人口約七、八萬人，參加追悼會有學校師生及各界人士逾二萬人，故此對孫中山先生偉大的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和崇高的敬意。追悼會外，還開設演說場，聽眾數千人。據《澳門歷史新說》一書所述，“1925年孫中山先生病逝北京，澳門鏡湖醫院組織大規模的吊唁活動，年邁的飛南第也出席了追悼會。”

民國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3月12日，澳門政府發佈公告，宣佈擬於4月15日上午11時在財政總局大堂內將澳門番攤生意出投招人承辦，以3年為期，即由1937年5月18日至1940年5月17日止。底價為120萬元，押票銀為12萬元。《澳門政府憲報》1937年3月12日第10號。

民國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3月12日，合澳華僑濟難會成立，至6月10日解散，前後不到3個月。《華僑報》1941年3月12日、6月11日。

民國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3月12日，由於原建飛機庫並沒有提供水上飛機合適的條件，因此上落飛機要裝置活動舷梯才可，但這種設施只能在潮漲時才可以升起或降落。甚至在緊急的情況下，飛機仍然要依賴潮汐漲退。為此，澳門政府在外港建成新的飛機庫，並於本日開幕，至此潮汐再不能成為限制飛行活動的決定因素。萊昂內爾‧巴洛斯 (Leonel Barros)：《戰爭中的東方回憶：澳門》，第16頁。

民國三十三年 (1944年1月1日-1944年12月31日)3月12日，同善堂聯合春睡畫院舉辦的“賑濟難童餐書畫展”開幕。高劍父出任主席。知名人士蔡文軒、蔡惠年、黃渭霖首先捐助籌備費數千元，這是高劍父流寓港澳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賑濟”義展。陳繼春：《黎明與折衷派》，載《文化雜誌》第61期，2006年。

民國三十三年 (1944年1月1日-1944年12月31日)3月12日，“馬士弼 (Masbate)”號船離開澳門，前往法屬印度支那運輸急需物資。此前本年初美國開始收緊對日封鎖，且用飛機在外港航道入口佈雷，日軍處境日益艱難，澳門地區亦面臨食物和燃料短缺的現實。為此澳督戴思樂以公共利益的名義，依法要求“馬士弼”號協助政府運輸物資，同時為避免當年在內港發生的“西安”號劫船再現，澳門政府與日本、英國和美國達成協議，同意此船可以前往法屬印度支那載運澳門地區最急需的物料。為防止與交戰雙方的船隻混淆，“馬士弼”號施以標記，懸掛葡國國旗，表示為中立國的船隻，最終順利抵達。可惜半個印支半島為日軍所占，美軍猛烈轟炸該地區，且海上佈雷令船隻無法進港，最後在一個小港口裝載430噸煤，於3月26日起程回澳。此後該船繼續往來運送物資，直至4月26日，英國駐葡大使致函里斯本外交部，聲稱撤銷該船的註冊，理由是該船從香港運載銀塊和其他商品給印支的日本人，違反船隻不載物出發及不停站的最初協議，同時，在澳門還有兩個日本人登船。澳督戴思樂回應稱，該船開赴印支時並不載貨，而前述兩個日本人一個為買手，另一個則為訊號員，是與在海上巡邏的日本船隻溝通的。然而戴思樂的解釋令英國人並不滿意，他們堅持認為這兩個日本人在船上從事情報工作，利用航行，將南中國海上美軍船隻位置記下。澳門政府被迫接受這一事實，改由廣東方面取得走私煤和白米，以解決補給問題。理卡多‧平托：《中立區的炮火》，載《澳門雜誌》第2期，1997年9月。

民國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3月12日，澳門教區紅衣司鐸嚴紹漁在大堂寓所內病逝。嚴紹漁聖名多明我，1887年8月5日生於澳門，早年入官立葡文義校學習。1898年入聖若瑟大修院，任聖母會會長。1911年7月25日修神學期滿，由鮑理諾主教下領受司鐸神品，並留校任監學，後被委為聖母望德堂助理司鐸。1931年出任聖母望德堂司鐸，1936年被眾推為聖心祈禱會值會司鐸。1935年召集信友，成立公教進行會，親自任命男子、女子、男女青年四部會之指導司鐸，領導會友共同發展教務。嚴紹漁亦熱心文化教育事業，曾創建望德女子中學，1941年又創立《醒心週刊》以發揚公教精神，深得澳門市民敬重。《澳門公教婦女進行會金禧特刊 (1935-1985)》之《創會已故指導司鐸嚴公紹漁略傳》。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三月十二日，協英中學校長劉繼祖致函鏡湖醫院，感謝為其員生施種洋痘。

利瑪竇中學舉辦中華文物圖片展覽會，澳門主教戴維理蒞臨參觀。

1986年3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逝世61週年紀念日，鏡湖慈善會於該日隆重舉行“孫中山先生銅像揭幕典禮”。鏡湖慈善會馬萬祺主席和霍英東名譽主席分別致詞。他們都表示，孫中山先生一生為革命，鞠躬盡瘁，偉大功績不可磨滅。他們鼓勵全體員工學習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無私品德和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學習孫中山先生高尚的醫德，弘揚博愛精神。從此，孫中山先生銅像矗立在他曾工作過的鏡湖醫院院內，供眾瞻仰，激勵着鏡湖同寅弘揚博愛精神。

孫中山先生銅像前面鑄造銅書一塊，由著名僑領、書法家、鏡湖名譽董事梁披雲先生撰寫孫中山先生史略。

孫中山先生外孫女戴成功女士在“孫中山先生銅像揭幕典禮”上接受記者訪問。

1986年3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逝世61週年紀念日，鏡湖慈善會於該日隆重舉行“孫中山先生銅像揭幕典禮”。鏡湖慈善會馬萬祺主席和霍英東名譽主席分別致詞。他們都表示，孫中山先生一生為革命，鞠躬盡瘁，偉大功績不可磨滅。他們鼓勵全體員工學習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無私品德和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學習孫中山先生高尚的醫德，弘揚博愛精神。從此，孫中山先生銅像矗立在他曾工作過的鏡湖醫院院內，供眾瞻仰，激勵着鏡湖同寅弘揚博愛精神。

孫中山先生銅像後面一塊銅質碑文，說明孫中山先生銅像由鏡湖慈善會董事暨鏡湖醫院、鏡湖護士助產學校、鏡湖平民聯合小學全體員工敬立。

1986年3月12日，鏡湖醫院慈善會主席及董事於孫中山先生銅像揭幕典禮後合照留影。 前排左起：劉光普、彭彼得、馮文根、黃漢興、霍英東、馬萬祺、陶開裕、盧道和、邱成章、許世元、梁培、梁秀珍； 後排左起：何思謙、劉焯華、陳炳華、何厚鏵、徐壽仁、佘漢偉、梁顯達。

1986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外孫女戴成功等嘉賓在鏡湖醫院紀念孫中山先生銅像揭幕典禮上合照留影。 左起：鄭卓軒*、彭彼得、戴成功。 *鄭卓軒（又名鄭卓，鄭卓德），百歲老人，老同盟會員，曾任孫中山先生侍衛官

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於1892年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同年九月應鏡湖醫院董事邀請為鏡湖醫院義務西醫，並在澳鼓吹民主革命活動。1984年10月27日第十三屆董事會議，秘書長梁秀珍提出、孫中山先生曾在鏡湖醫院義務懸壺創辦西醫之先河，此珍貴史實，應塑像紀念，永留後人仰恭追思，經會議同意，決定聘請廣州美術學院潘鶴教授塑造孫中山先生青年醫生銅像。

“鏡湖”一詞在澳門可謂無人不識，它不單代表着醫者濟世的宏願，同時亦代表着澳門人同舟共濟的高尚品格。“鏡湖”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1871年成立的鏡湖醫院慈善會，初期該會只是單純的賑濟貧苦或捐棺殮葬，後來才逐漸發展成醫院（只提供中醫服務）及義學，據《倡建鏡湖醫院碑記》內所述，其主要目的是幫助需要救濟的華人，“在三巴門外，塵俗不侵，夾以兩大嶺間，清秀可愛。祖師供自中央，神聖由斯。默庇靜齋，整齊左右，疲病借此僑居。”1892年孫中山先生應邀擔任鏡湖醫院的義務西醫，從此開創了鏡湖西醫的先河。而在抗日戰爭時期，鏡湖多有組織救傷隊和開辦難童教養所，受惠者眾。鏡湖歷史紀念館位於連勝街鏡湖醫院內，由鏡湖醫院慈善會倡建，始建於1989年。據慈善會所述，該館的設立是為了誌前賢業績，仰其善德，繼其善志，弘揚民族精神。該館原面積約130平方米，門前有1986年3月12日所豎立的孫中山先生銅像一座，其形象身披醫生長袍，而非平常所見的中山裝或戎裝，甚具特色。此外還有一個鳥語花香的小型中式花園，而主道兩側則嵌刻了醫院的碑誌和一塊刻着光緒十年“炙光希義”的牌匾。這裡原不作對外開放，後經擴建，到2001年時始對外開放，改建後比原來面積大了約4倍之多（531平方米），館內可分為3部分，包括中庭、右展室及左展室。中庭擺放了1872年“鏡湖醫院”石刻、1893年的“旨建坊”、《倡建鏡湖醫院碑記》以及何賢、柯麟、林炳炎三位已故主席的半身銅像和各式印章等。右展室主要是展示鏡湖醫院慈善會屬下之醫院和學校等的發展歷程，當中包括了昔日廟堂式的鏡湖醫院門樓場景，其數百斤重的大門為柚木製造，歷史感十足。此外該室還有昔日鏡湖醫院的醫療設備、1923年創辦的鏡湖護理學院的教學工具和各時期的珍貴歷史照片，其中1949年10月10日鏡湖慶祝大會照片、慶祝大會“會場特刊”，以及華僑協會公章等展品，分外惹人注目。左展室則展示了慈善會橫跨3個世紀的演變歷史，包括各式各樣的牌匾、孫中山先生的手跡和昔日鏡湖醫院的重要文件、總督部堂發給鏡湖醫院的院照等，彌足珍貴。除了長期展覽外，鏡湖歷史紀念館亦曾舉辦過短期畫展，如2006年3月年屆91歲的香港著名嶺南派老畫家趙世光，便應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馬萬祺主席之邀，於歷史紀念館內舉行“嶺南畫派名家趙世光名畫義展”，並進行義賣，為醫院籌募經費添置新型儀器。

1986年3月12日鏡湖醫院紀念孫中山先生銅像揭幕典禮，四位主禮嘉賓合照留影。 左起：何鴻燊副主席、澳門政府斐迪鎏護督、馬萬祺主席、霍英東名譽主席。

1997年3月12日，《現代澳門日報》記者凌晨採訪交通意外新聞時遭三土生人士毆打受傷，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澳門記者聯會分別發表聲明譴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