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2月10日─1549年1月28日)2月5日，浙江巡撫朱紈上疏稱：近年下海之賊，被執於朝鮮者993名，其交通佛郎機、日本、暹羅、彭亨、倭夷如朝鮮所奏。朱紈：《甓餘雜集》卷2《閱視海防事》。

隆慶四年（1570年2月5日─1571年1月25日）2月5日，葡萄牙多明我會士伽斯帕爾．克魯斯（Gaspar da Cruz）病逝於阿塞塘（Azeitão）聖多明我修道院。他曾於1556年冬來過廣州和中國，在中國呆了幾個月的時間。20日，記載他在中國所見所聞的著作《中國志》（Tratado das Coisas da China，又譯《中國概說》）在埃武拉（Évora）出版，這是歐洲出版的第一部專述中國的書。博克塞：《16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之《導言》，第36頁；〈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選文獻編之十一〉，《文化雜誌》第31期。

萬曆十一年（1583年1月24日─1584年2月11日）2月5日，羅明堅等向兩廣總督陳瑞提出申請，讓利瑪竇入居廣東，獲准。利瑪竇2月13日的信亦稱，他不久可以利用廣州春季交易會的機會去肇慶與羅明堅等人會合。不久，兩廣總督陳瑞受張居正案牽連，以依附張居正為由被參劾罷官。他深恐外國人居住肇慶之事給他招惹嫌疑，罪上加罪，遂將羅明堅、巴範濟逐回澳門。裴化行：《利瑪竇評傳》，第86頁及《利瑪竇中國札記》第2卷第3章，第151—152頁。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2月16日─1598年2月5日）2月5日，菲利浦二世國王致函葡印總督弗蘭西斯科•伽瑪，告已知悉澳門市民生活比從前安定，但仍存在無法化解的衝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28頁。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2月16日─1598年2月5日）2月5日，自上年“聖腓力（S. Péli）”號西班牙大帆船在日本海面失事以後，豐臣秀吉與葡萄牙人發生多次衝突，他懷疑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有一個在自己國土上製造叛亂的龐大計劃，再加上他進攻朝鮮戰役失敗而帶來的懊惱，遂於本日下令在長崎西岅之丘將上年12月被捕的26名歐洲傳教士和基督徒釘死在十字架上。有方濟各會修士6人，其中葡萄牙方濟各會士貢薩洛．加西亞（Gonçalo Garcia）曾在澳門經商7年，其他均為日本教友。此即基督教史上著名的“26聖人殉教事件”。澳門聖若瑟修院存有繪於1640年的《日本殉道者圖》，此圖耗費33帕塔卡，並由議事會支付。蘇拉馬尼亞姆：《葡萄牙帝國在亞洲：1500—1700政治和經濟史》第6章，第159頁；文德泉：《澳門的日本人》，載《文化雜誌》第17期，1993年。

崇禎六年（1633年2月8日─1634年1月28日）1月，陸若漢神父一行從京城返澳。這一次返澳雖然仍負有入澳募兵之責，但此次建議並未獲澳門方面的任何回應。74歲的陸若漢經過多次長途跋涉於北京與澳門之間後，已疲憊不堪。2月5日，他口述而請別人筆錄向羅馬駐葡萄牙的官員寫了一封信，介紹了他1628年離開澳門三度訪問北京及每次見到中國耶穌會的活動，以及明朝兵部給他獎勵的特許狀等，還介紹了中國宮廷基督教傳播的情況，有22個宦官入了教。緊接著，他又開始了他的《日本教會史》的修訂工作。マィケルク一パ一著，松本たま訳：《通辭口ドリゲス》第17章，第337頁。

順治四年（永曆元年/1647年2月5日─1648年1月24日）2月5日，永曆帝逃至梧州。不久又移駐桂林，改桂林府署為行宮，並命瞿式耜留守桂林。 計六奇：《明季南略》卷10《永曆抵桂林》。

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1659年1月23日－1660年2月10日)2月5日，南懷仁神父在澳門發願，宣誓恪守四大顯願後，“初由澳至秦傳教西安府”。不久，經湯若望推薦，“於順治十七年蒙世祖章皇帝欽取來京”，五月初九日由西安出發，六月初九日到達北京。 費賴之：《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第385－386頁；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717頁稱其發願時間為2月16日；徐日昇(Tomás Pereira)、安多(Antoine Thomas)：《南先生行述》，第1－2頁，巴黎國家圖書館(簡稱BNP)抄本，編號3033。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1月21日－1690年2月8日）2月5日，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歷山（Alexandre Ciceri）出任中日教區巡視員。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134頁。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1月30日－1711年2月16日）2月5日，澳門議事會稱，每年有20餘艘中國商船前往馬尼拉進行貿易，導致澳門商人幾無生意可做。Benjamin Videira Pires, 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XVI a XIX, p.43.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1月30日－1711年2月16日）2月5日，澳門議事會致函感謝葡印總督下令澳門總督不要介入議事會的政治管理；感謝授予澳門船隻從事帝汶檀香木貿易的優先權；感謝減輕對主教的供款，而將該項供款轉移到達曼和稍烏管區；感謝對去果阿海上貿易的澳門船隻免予抽稅；並請求寄來幾桶火藥。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78—79頁。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2月18日─1788年2月6日）1月3日，由兩艘法國國王船“布佐勒（La Boussole）”號和“星盤 （L' Astrolabe）”號軍艦組成的法國探險隊由拉貝羅塞伯爵佩魯斯（Jean-François de Galaup, comte de la pérouse）率領抵達澳門。他們主要進行天文及一些其他的觀察，並負責探索到達遠東與加拿大北部的西北通道。他們在澳門停留了好幾個星期，至2月5日，在賈梅士公園附近建立觀察台，進行了觀察工作。伽思蘭堂的一條走廊，由拉貝羅塞伯爵的製圖員貝內伊（M. Duché de Veney）在白色的牆上繪了聖方濟各像和該會的會徽。 該畫被視為傑作。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25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88頁；馬士： 《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454頁稱法國船抵達澳門的時間是1月5日。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1月21日─1796年2月8日）2月5日，澳關委員張玉下理事官甘博亞諭，茲查得澳門第十號夷船所載之米石等貨，船鈔尚未完繳，竟膽敢賣與華人，令理事官轉飭該船主月旺•疏夏，立即停止賣貨，速將船鈔繳清。《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上冊《澳關委員張玉為十號船船鈔未清不准賣貨事下理事官諭》，第209頁。

清嘉慶七年（1802年2月3日─1803年1月22日）2月5日，委任眉額帶曆（Miguel de Arriaga Brum da Silveira）為澳門王室大法官。他1776年3月22日生於亞速爾群島，畢業於科英布拉大學法律系，獲副學士學位。1800年起曾擔任里斯本里貝拿區 (Bairro do Ribeiro)刑事法官, 巴西上訴法院上訴庭判官。1802年，以印度高級法院審判官身份調派果阿，出任澳門判事官。1802年6月22日，抵澳門。在中央集權司法改革的背景下，王室法官職位正式恢復，且許可權更大更廣。除原有職權外，還可重審普通法官的判決，並任冤情大使、海關司法官和王家財政的讓渡者。王室法官仍不受總督管轄，亦不得干涉駐澳門中國官員的司法管轄權。眉額帶曆，葡文名Miguel de Arriaga Bruin da Silveira，一般又譯為雅利亞加，澳門俗稱為雅廉訪，“雅”取Arriaga的第一個字母，“廉訪”則採用元代肅政廉訪使之名，因其職為王室大法官。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稱：“判事官掌刑名，有批驗所、掛號所，朔望、禮拜日放告。赴告者先於掛號所登記，然後向批驗所投入。即受詞，集兩造聽之，曲者予鞭，鞭不過五十，亦自小西洋遣來。”又稱“其小事則由判事官量予鞭責”。《澳門記略》所載判事官許可權是1784年《王室制誥》以前之事，1784年王室法官恢復後，許可權擴大。判事官及王室法官，葡文Ouvidor。《英占印度後頒佈的法律、法令、訓令及規章全書》，轉自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45.

清嘉慶二十年（1815年2月9日─1816年1月28日）2月5日，東印度公司澳門印刷所出版了兩本小書，即馬禮遜翻譯嘉慶皇帝上諭的“中文原本翻譯”和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翻譯李漁的小說《三與樓》，這是東印度公司澳門印刷所的第一批印刷品。EIC, G/12/191, Canton Consultation, 5 January 1815, 轉自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第91頁。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2月4日，英艦“海阿新（Hyacinth）”號不顧澳葡政府的反對，趁潮闖入澳門內港，馳抵嘉思欄炮台之前。英艦司令史密斯此前曾說：“不獨為保護在澳居住之英咭唎人，亦可以守著澳門，以為有事時退步之計。”當其時，澳葡並未敢開炮攔阻。後在澳葡總督和議事會的一致強烈抗議下，英艦於第二天離澳。面對林則徐的責問，澳葡辯解稱“恐受首先肇衅之名，須待英夷先自肇衅，再行計議”。而林則徐為“外禦英夷，內安爾眾，鋤強扶弱”，擬派員帶兵進澳，卻被澳葡婉拒。緣“澳內華夷雜處，若兵役圍拿，恐致擾動”。林則徐隨諭令限期驅逐淨盡，若過期尚有英夷在澳，則西洋貿易亦即暫停。而事實上，“海阿新”號起到了一定效果，此後一段時間，“在澳的英國人免除了中國人的威脅與騷擾”。Chinese Repository, Vol.8, No.10, pp.543—547; 《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2冊《兩廣總督林則徐等奏陳諭令西洋人驅逐在澳英夷情形片》，第392—393頁。John Elliot Bingham,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its Termination in 1842. Vol.l, p.123.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2月10日─1843年1月29日）2月5日，澳門議事會開會，討論國王1840年7月13日第109號關於拆毀聖方濟各教堂為澳督邊度建官邸的訓令。議事會成員一致表示，反對拆毀聖方濟各教堂，其理由是教堂狀況良好，是澳門最好的教堂之一，與其相鄰處還有公眾祈禱用的聖事廣場。拆毀教堂在原址上建一官邸要16000澳門元，並且剝奪了教徒去教堂的權利。議事會認為，總督現有住房屬公共財產，最經濟的辦法是進行維修，同時也可保留法官的住房。總督並不同意議事會的意見，並將議事會決定呈報國王。阿馬羅：《1842年澳門市政廳選舉和當地“長老”》，載《文化雜誌》第19期，1994年。

同治三年（1864年2月8日─1865年1月26日）2月5日，在澳門登記編號的第九、第十號貨船從福州至上海途中的近溫州（Unchiu）地方，遭到四艘海盜船的襲擊，雙方激烈交火，兩艘貨船爆炸沉沒。葡領事鄧迪（H. W. Dent）在不知道兩船已被摧毀的情況下，向英國駐福州領事發出了求援信號，後者派出特恩特‧丹瑞爾（Tenente Dayrell）中尉指揮的“金龜子（Cockchafer）”炮艇增援。炮艇在通過“南畔（Lampan）”時，遇到三艘海盜船，交火後，海盜船全部被擊沉。爆炸沉沒的澳門貨船上僅有5人生還。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55頁。

同治四年（1865年1月27日─1866年2月14日）2月5日，澳門高冠圍居民區發生大火，200多間華人居住的茅草屋大火吞噬。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ca de Macau, p. 223.

同治五年（1866年2月15日─1867年2月4日）2月5日，澳門主教管區教長費利佩‧貢塞桑辭去教長之職並返回果阿擔任拉索爾修道院（Rachol）院長。先是任命阿馬拉爾‧皮蒙塔爾（João Maria Pereira do Amaral e Pimental）神父繼承教長之職，但該神父尚未就職，就被轉往安哥拉的赫留斯蒙（Heroísmo）教區任新職，故果阿大主教又任命澳門本地人洛佩斯‧席爾瓦（Jorge António Lopes da Silva）神父為澳門教區教長，並於同年到任。此前，席爾瓦主教在風順堂為神父兼小學教師，曾參與澳門政務委員會。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309頁。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2月5日，瑪麗亞．庫尼亞參事第二次被澳門選區選為葡萄牙議員。其第一次當選議員時間未見資料記載。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81頁。

光緒十五年（1889年1月31日─1890年1月20日）2月5日，澳門新任總督迪施華（Francisco Teixeira da Silva）就職。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57頁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2月2日─1909年1月21日）2月5日，日本“二辰丸”號輪船在神戶由大阪粟穀商會運載香港太古洋行所購煤炭及澳門廣和店華商譚碧理所購槍支94箱2400杆，子彈40箱4萬碼駛抵廣東海域，粵東當局據密報獲悉後，當飭“寶璧”兵輪管帶吳敬榮、委員王仁棠帶同“廣亭”、“安香”二巡輪駛往九洲洋面，分頭巡守。5日傍晚，見有商船在九洲洋中國海面停泊，旁有盤艇數艘貼近，若將載物卸下者。吳管帶等人經會商拱北關員見證，上船查驗，並無中國軍火護照，該船主無可置辯，船械被暫扣。時突有葡國兵輪駛至，往來逡巡，似將與“寶璧”各輪為難，無何又有一葡兵輪至，往來馳駛如前狀。葡兵輪誤以為該處為非中國海面，“寶璧”各輪不應搜索商船，欲與為難，則又眾寡不敵，故逡巡未敢前進。其後，日本政府和澳葡當局聲稱，“二辰丸”並未在中國領水卸貨，其所裝載雖多為軍械，而系運澳之物，曾經由該口葡宮允准在案。因此要求清政府船貨即放、懲罰官吏、陳謝撤旗、賠償損失。中方照會各國擬公請裁斷而日使堅執不允。由於日本政府態度蠻橫，且以武力要脅，清政府被迫屈服，全部接受了日方的條件。據外務部雲：“此案實由當初失之太驟，操切從事，致本系正當之辦法，轉為他人所藉口，使我情理雖足，不能適用法律。”這一事件發生後，粵中士民集合鼓噪，甚有罷市暴動之說，發起了近代歷史上第一次抵制日貨運動，並強烈要求清政府與葡萄牙劃定澳門界址。王彥威：《清季外交史料》第3冊卷210《粵督張人駿致外務部辰丸私運軍火應按約充公電》第1頁及《粵督張人駿致外務部辰丸事請日使照章會訊電》第4頁；《申報》1908年2月19日《續志搜獲私運軍火情形》；《東方雜誌》第5卷第5號，1908年6月23日。據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香山大盜林瓜四之弟林瓜五本想與同盟會首領馮自由屬下溫子純準備搶劫“二辰丸”號運載的槍械，並趁勢起事於香山前山，後來同盟會查悉卸貨地點是在澳門而非華界，怕引起國際糾紛才作罷。鄭煒明：《清末（澳門）路環海盜及其與同盟會的關係》，載《濠鏡：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學報》第4期，1988年9月。

20世紀初發生在廣東境內的一起中國地方政府扣壓日輪事件。1908年（清光緒三十四年）2月，日輪“二辰丸”為澳門廣和店華商譚璧理偷運槍支彈藥，被廣東當局獲悉，遂派出軍艦多艘在澳門附近巡邏。2月5日上午，“二辰丸”駛近澳門，在路環島附近海面被中國官兵截獲。由於罪證確鑿，日輪船主已承認違法罪行，服從懲處。但是，日本政府和澳葡當局卻聲稱，“二辰丸”所航行的水面是葡萄牙的領水，且是經過該口岸葡官允許的，因此要求清政府放船、道歉、懲官、賠償等。英人赫德也站出來干預此案。由於日本政府態度兇橫，且以武力要挾，清政府被迫屈服，全部接受日方的條件。這一事件發生後，全國人民包括港澳同胞都無比憤慨，發起了近代歷史上第一次抵制日貨運動，並強烈要求中國政府與葡萄牙劃定澳門界址。

1908年（清光緒三十四年）2月5日，日本商船“二辰丸”偷運軍火從澳門入境，被中國水師截獲。後在日、葡兩國的壓力下，清政府被迫釋放“二辰丸”。年底，葡人在澳疏浚河道，清政府派駐法公使劉式訓赴里斯本交涉。

民國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2月5日，興中會元老鄧蔭南在澳門逝世。鄧蔭南1846年生。1871年，隨兄長鄧燦前往檀香山。1894年，孫中山到檀香山，並與鄧蔭南相識。同年11月，興中會在檀香山創立，鄧蔭南擔任值理。民國成立後，出任內政部農務局局長、開平縣縣長等職。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發動叛亂，鄧蔭南赴上海晉見孫中山，表示與陳炯明勢不兩立，孫中山遂派其來澳門組織軍事機關，繼續平叛。鄧蔭南來澳後，立即組織華僑，成立華僑炸彈決死隊，在陳炯明高級軍官經常出沒地帶製造炸彈案，有力地支持了孫中山的討逆行動。至本年2月，鄧蔭南因憂憤過度，一病不起，是日在澳逝世。孫中山下令追贈鄧蔭南為陸軍上將。盛永華、趙永房、張磊：《孫中山與澳門》附錄《孫中山與澳門大事年表》(不著頁碼)；陳錫棋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第3卷，第1590頁；陳江濤《“博愛”情深：孫中山與鄧蔭南友誼佳話》，載《檔案春秋》第6期，2005年。

民國三十三年 (1944年1月1日-1944年12月31日)2月5日，澳門大西洋銀行第一次獲得授權印製新幣，但不稱鈔票而稱憑票 (全名為專用貨幣替代證券)，分為100元、50元、25元和10元4種；至7月26日，再獲授權印製500元面額的憑票250萬於市面發行。澳門政府宣佈，“憑票即澳門通用銀幣，不論貿易多少，不得拒用”。為保證憑票的信用價值，由澳門政府宣佈同等貨值保證金由葡萄牙政府支付，儲存於里斯本葡萄牙國家銀行。以往澳門葡幣皆由葡萄牙印備運澳發行，澳門政府無權印發鈔票。太平洋戰爭爆發，海運中斷澳門大西洋銀行庫存葡幣用罄，市面葡幣流通不足，經再三請示後，澳門始獲印製新弊權。Boletim oficial de Macau-Suplemento ao №. 12-22 de Março de 1944；《華僑報》1944年7月26日及8月4日；陳錫豪：《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第33頁。

民國三十三年 (1944年1月1日-1944年12月31日)2月5日，《似水年華》 (Macidade Que Passe)月刊發行，至本年12月2日停刊。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293頁。

1971年7月31日，澳門回力球有限公司成立。該公司於1972年至1989年2月5日獲得經營回力球賽專利權。1974年6月15日，正式舉行賽事。

拍攝時間：1981年2月5日（年初一）； 左二起：澳督伊芝迪、伊芝迪夫人、何賢主席、彭彼德董事。

1989年2月5日，媽閣廟天后大殿重修落成。

1993年2月5日至7日，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於南光大廈澳門展覽中心舉辦“澳門基本法起草與諮詢回顧圖片展覽”。參考資料：《華僑報》1993年2月2日報道。

竺摩，俗姓陳，名德安，法名默誠，字守志，浙江省樂清市人。[2]高僧、書畫家。 父親陳紅梅和母親王氏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兄妹十個，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歲時，在家鄉黃塘壽昌寺隨方丈白雲長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誠，字守志。一年後，白雲長老派竺摩到溫州普覺寺為芝峰法師護關，他得此機緣拜見弘一法師。後在白雲長老等引薦和幫助下，他先到寧波觀宗寺弘法社隨諦閑法師、靜權法師和寶靜法師等天台宗大師學天台教觀，後到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跟從太虛、印順、東初等人學習，深受太虛法師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響，他開始發表積極鼓吹佛教改革的論文，受到太虛法師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閩南佛學院學習期滿畢業，時值太虛法師應廣東潮汕地區的佛教善信的邀請蒞臨弘法，太虛法師讓竺摩隨侍並做文字記錄。此次弘法非常圓滿，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機緣，請求太虛法師幫助創辦嶺東佛學院。這是竺摩首次來潮汕地區弘法，給潮汕佛教界和專程來潮州聽經學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虛法師應閩粵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請，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隨侍並做記錄。當月30日早上，太虛法師一行抵達香港，居住在利園的香港佛學分會。之後，太虛法師一行應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請，分別到東蓮覺苑、荃灣東普陀、大埔墟大光園和菩提場等香港地區的著名佛教道場講經說法，盛況空前，前來聽經學佛的信眾，除香港本地善信外，還有不少專程從澳門趕來的。 12月14日，太虛法師偕竺摩等一行應廣州佛教善信的邀請到廣州弘法，駐錫六榕寺廣州佛教會，先後到廣州民眾教育館、中山大學、廣州居士林、復旦中學、廣州佛學會、廣州覺苑和菩提林等處講經弘法，竺摩始終隨侍在側，並作文字記錄。期間，太虛法師的老朋友金芝軒居士聽聞太虛在廣州弘法，特意從澳門趕來會面，竺摩陪同太虛法師盛情地接待金芝軒居士，並談到澳門佛教問題。 次年年初，竺摩隨侍太虛法師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區弘法，與潮汕和港澳地區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慶寺學習日語，準備赴日本留學。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他毅然中斷學業，與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暮迦、化莊等一起積極參加浙江“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工作，為宣傳抗戰救國奔走呼號。不久，他奔赴武漢，參加由著名愛國寺僧宏明法師領導的“僧侶救護隊”，並擔任幹事。後來，他奉命帶領部分“僧侶救護隊”成員開赴隴海鐵路抗日前線，進行救護工作。 竺摩對於日寇入侵中國領土、蹂躪中國百姓的罪惡行徑非常痛恨，充滿愛國愛教的救世情懷。次年“僧侶救護隊”解散後，他回到武昌佛學院，不久偕慧雲法師南下廣州，轉赴香港弘法，開展救濟難民的募捐和服務工作。他與墨禪法師一起，當選為“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委員兼駐會辦事。 在業餘時間，他撰文給《大公報》文藝版、《宇宙風》、《大風》等報刊，從而結識當時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許地山、葉靈風、蕭乾、蕭紅、陶亢德和陸丹林等人，開始與港澳地區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進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特邀請竺摩前往澳門佛教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讓他擔任教學工作，學生來自港澳地區，澳門學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門佛教功德林“佛學研究班”，針對當時澳門地區居士學習佛教的熱情，首先開講《維摩詰經》，由跟隨他的滿慈法師做記錄。這是竺摩自出家學佛以來第一次登台系統地講授一部佛經。 他開講時說“兩三年前，太虛大師在寧波講《金剛經》、芝峰法師在永嘉一個首刹叢林裡——頭陀寺——講彌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講過好多天，但始終由我個人搭上‘靚’黃綢海青和紅衣來負責講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為始。但這次之所以講經，因少數同學要研究唯識，不久前靄法師和林居士要我來這裡講因明和五蘊論等唯識學的基本典籍，恰巧現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個人講經，有了這種種因緣，自然我也不能推辭了。” 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講《維摩詰經》，對於竺摩個人來說，意義非同尋常。這不僅是他與澳門佛教界結緣的一個重要標誌，而且是他正式從事佛教文化教育、獨立開展講經說法活動的重要起點。40年代末，竺摩相繼在澳門出版《地藏經講話》、《佛學問題座談》等文獻，這些都是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說法的記錄稿。 《覺音》雜誌原名《華南覺音》，是粵港澳地區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於種種原因，《華南覺音》遷往香港後，改名為《覺音》雜誌，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的影響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門編輯出版後，使之逐漸享譽海內外，以至成為抗戰時期與內地著名的佛教文化雜誌《海潮音》、《獅子吼》、《佛學半月刊》一起成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 這不僅擴大澳門和嶺南地區佛教文化的影響，而且極大地推動澳門地區抗戰期間澳門佛教文化的發展。竺摩經常為《覺音》撰稿。在該刊的第10期上發表他的《勝與勝經》、《敬悼常醒法師》等詩文。從第11期起，連續刊登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的講經弘法記錄稿《維摩經語體講錄》。竺摩對香港青山《覺音》雜誌產生重要的影響，加上他個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覺音》雜誌社同仁極力推舉他擔任該刊主編。 當時面臨實際困難很多，竺摩還是勇於接受重任，從第12期起擔任主編，原來負責該刊編輯事務的滿慈法師繼續留任，另聘妙音法師擔任發行部主任。《覺音》第12期後，竺摩接受香港東蓮覺苑的邀請到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兩位法師因故回重慶的漢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覺音》雜誌社的主要文件帶到澳門佛教功德林，交給竺摩負責。 當時出版經費和稿源嚴重缺乏，但出於對滿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關心和強烈的愛國愛教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竺摩不僅積極鼓勵滿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堅定信心，克服困難盡早到達重慶漢藏教理院深造，而且無怨無悔地承擔起全部編輯和出版工作。滿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師離開澳門赴重慶前夕，竺摩特別為他們餞行，並賦詩以相勉勵。 竺摩在編輯出版《覺音》時，先後編發楊慧貞的《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署名記者的《僧侶救護隊搶救難胞》、天軍的《釋理妙從容就義》、西航的《一個忠實的傷兵》、臥秋的《悼念一個聖潔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門弟子捨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為擴大弘法範圍，佛教組織創辦《無盡燈》雜誌，並出版多種講經著述，風行港澳及海外。《太虛大師全書》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續明二師擔任校對，全書64冊，700萬言，出到26冊時，演培、續明二師赴台灣弘法，其餘校對的責任，由竺摩和隆根擔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創辦“棲霞佛學院”，禮聘竺摩為副院長，全書校對工作由隆根法師一人擔任。竺摩在佛學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國龍華佛教社，請他到曼谷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塔開光典禮，他離開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後，在龍華佛教社及中華佛學社兩地講經，並舉行書畫展。同年5月，檳榔嶼的“菩提學院”禮請竺摩擔任導師，兼任菩提中學佛學課程。 1956年，“第四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在尼泊爾召開，竺摩以“馬來西亞佛教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大會，副團長為畢俊輝居士，秘書是黎東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華佛教會禮請，出任檀香山檀華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師辦妥入境簽證，年底飛抵檀島。竺摩在檀島弘法一年，檳城菩提學院及東南亞信眾函電促請，1958年底，返回檳榔嶼。而祖印、泉慧兩位法師在檀島長期居留，按照竺摩規劃的方針，繼續為弘揚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檳城後十多年，經常遊化於馬來西亞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講經說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聰為會長，聘請竺摩擔任該會顧問。1973年9月8日，為竺摩花甲之慶，檳城各界名流及四眾弟子，三千多人為師祝壽，三日間筵開八百餘席，收到賀儀四萬多元，除數千元開支外，其餘三萬七千多元，悉數捐給佛總創辦的馬來亞佛學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灣芙蓉山“太虛大師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禮。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獨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華佛學研究社”社長廖英源居士，禮請竺摩赴澳洲講經。20餘日後，竺摩返回檳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國合艾市的住持釋繼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請竺摩主持開光，並為徒孫顯常、顯性等多人，傳授《沙彌十戒》。6月，應美國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參法師之請，竺摩為慈恩寺主持開光典禮。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講堂閉關百日，編著《心經講話》、《佛學問答第二輯》兩書，並修訂《普賢十願講話》。翌年春，他復閉關百日，編輯著作。同年6月，應加拿大溫哥華市“世界佛教會”呂雒九、馮公夏二居士之請，竺摩前往溫哥華講經。他在世佛會講《阿彌陀經》，圓滿後返回檳城。 1982年4月，他兩度應請赴溫哥華，在世佛會講《天台止觀》。當時世佛會會長呂雒九於四月生西，他參加追悼會，並主持大蒙山法會超薦。 竺摩70歲後，對外活動逐漸減少，在檳城時駐錫三慧講堂，到星洲時駐錫佛緣林，隨緣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時35分，竺摩圓寂於三慧講堂，終年89歲。[1] 竺摩生平除講經弘道外，作書寫畫與人結緣。在澳門期間，師從高劍父習畫，繪畫之餘，勤於詩詞散文寫作，書法別樹一格，1941年在澳門舉行首次書畫展。[3] [1]于凌波：《竺摩》，載“佛教百科＂網，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雜誌〉出版具歷史和收藏價值的“竺摩法師與澳門”專輯》，載“佛教線上＂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中學信仰小組服務日：在聖母安老院協助長者午膳

利瑪竇中學信仰小組服務日：清潔聖母安老院

大興街石敢當行台為澳門最集中打小人的地方。

“合利銅鐵”，主要以售賣及鑄造銅鐵廚具給大型餐飲店為主，如酒樓等，老闆為梁先生。

因應本澳新型冠狀病毒疫情，2020年2月4日，行政長官宣佈於2月5日凌晨零時起，對博彩業及相關娛樂事業採取暫停營業半個月的措施。2月19日，博彩監察協調局表示，翌日（20日）凌晨零時重新開放的博彩娛樂場共有29間，申請延緩開放的則有12間。雖然娛樂場重開，但開放的賭枱在原有數量的30%以下，僅約1,800張，而場內人與人之間亦要保持較遠距離。3月1日，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公佈，2月博彩收入同比急挫87.8%，創下15年來新低。隨着8月12日、8月26日和9月23日起國內分別恢復珠海居民、廣東居民及內地居民赴澳門旅遊簽注；加上國內經濟環境復蘇，對博彩業的回暖提供有力支持。此外，隨着本澳新冠肺炎疫情的緩和，考慮到各娛樂場在檢查健康碼、戴口罩、賭客間分隔檔板、保持距離等各項措施等均能嚴格遵守，所以決定放寬防疫措施。2021年3月2日，應變協調中心宣布翌日起，進入娛樂場所無須再出示核酸陰性檢測證明，相信將進一步助力博彩業回暖。

因應本澳新型冠狀病毒疫情，2020年2月4日，行政長官宣佈於2月5日凌晨零時起，對博彩業及相關娛樂事業採取暫停營業半個月的措施。2月19日，博彩監察協調局表示，翌日（20日）凌晨零時重新開放的博彩娛樂場共有29間，申請延緩開放的則有12間。雖然娛樂場重開，但開放的賭枱在原有數量的30%以下，僅約1,800張，而場內人與人之間亦要保持較遠距離。

因應本澳新型冠狀病毒疫情，2020年2月4日，行政長官賀一誠宣佈於2月5日凌晨零時起，對博彩業及相關娛樂事業採取暫停營業半個月的措施。賀一誠評估目前澳門的經濟可以承擔。他形容本澳現時是痛苦時期，經濟肯定受影響，因為人流大幅減少，再三呼籲商界適當減少經濟活動，在困難時期共度時艱，抵抗疫情，因疫情若大爆發，對日後經營環境更差。

2020年2月4日，行政長官表示，由於第九例確診病例在博彩企業工作，根據專家的評估，決定於2月5日凌晨零時起，對博彩業及相關娛樂事業採取暫停營業半個月的措施。賀一誠評估目前澳門的經濟可以承擔。此外，經與博彩企業商討，六大博企承諾不會要求員工放無薪假，以體現他們對社會的責任，齊心對抗疫情。3月1日，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公佈，2月博彩收入同比急挫87.8%，創下15年來新低。

2020年2月4日，行政長官表示，由於第九例確診病例在博彩企業工作，根據專家的評估，決定於2月5日凌晨零時起，對博彩業及相關娛樂事業採取暫停營業半個月的措施。賀一誠評估目前澳門的經濟可以承擔。此外，經與博彩企業商討，六大博企承諾不會要求員工放無薪假，以體現他們對社會的責任，齊心對抗疫情。3月1日，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公佈，2月博彩收入同比急挫87.8%，創下15年來新低。

2020年2月4日，行政長官表示，由於第九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在博彩企業工作，根據專家的評估，決定於2月5日凌晨零時起，對博彩業及相關娛樂事業採取暫停營業半個月的措施。行政長官賀一誠：“今天第九宗的病症，是一名在綜合體工作的人士，即她會在博彩業的車、食堂會（與他人）共用，因此我們較擔心，所以我們今天上午再開有關的政務會議，我們會推出對有關的博彩業暫停的這個措施。我們根據專家的評估，對有關的博彩業及其相關的娛樂事業，暫停半個月。先暫停半個月，如果這半個月後形勢穩定的話，我們即刻可以復業。當然這是很難決定的事，但我們仍然要做，為了澳門居民的健康，這是我們唯一的目標。經濟的損失，澳門現在還是可以承擔的。”

因應本澳新型冠狀病毒疫情，2020年2月4日，行政長官宣佈於2月5日凌晨零時起，對博彩業及相關娛樂事業採取暫停營業半個月的措施。2月19日，博彩監察協調局表示，翌日（20日）凌晨零時重新開放的博彩娛樂場共有29間，申請延緩開放的則有12間。雖然娛樂場重開，但開放的賭枱在原有數量的30%以下，僅約1,800張，而場內人與人之間亦要保持較遠距離。3月1日，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公佈，2月博彩收入同比急挫87.8%，創下15年來新低。隨着8月12日、8月26日和9月23日起國內分別恢復珠海居民、廣東居民及內地居民赴澳門旅遊簽注；加上國內經濟環境復蘇，對博彩業的回暖提供有力支持。此外，隨着本澳新冠肺炎疫情的緩和，考慮到各娛樂場在檢查健康碼、戴口罩、賭客間分隔檔板、保持距離等各項措施等均能嚴格遵守，所以決定放寬防疫措施。2021年3月2日，應變協調中心宣布翌日起，進入娛樂場所無須再出示核酸陰性檢測證明，相信將進一步助力博彩業回暖。

澳門第一波疫情共有三人曾長時間在社區活動，其中兩人在博企任職，第九例患者任職博企酒店花藝主任，曾多次乘搭發財巴上下班，第十例患者更加任職博企的大巴司機，多次接載顧客，引起社會很大憂慮。為防止新型冠狀病毒在澳門的傳播風險，行政長官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第25條的規定，批示從2020年2月5日零時零分起，關閉本澳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場所，以及其他娛樂設施。

因應新冠疫情變化，應變協調中心於2020年2月5日表示，仁伯爵綜合醫院與鏡湖醫院加強協調與合作，包括在安全情況下將部分病人轉往鏡湖醫院，以期有更多空間應對疫情；同時，與澳門國際醫療隊溝通，由對方提供帳篷，放置在鏡湖醫院急診部門口，以設立臨時分流站，避免有風險病人進入鏡湖醫院，進一步完善防控交叉感染的措施。

因應新冠疫情變化，應變協調中心於2020年2月5日表示，仁伯爵綜合醫院與鏡湖醫院加強協調與合作，包括在安全情況下將部分病人轉往鏡湖醫院，以期有更多空間應對疫情；同時，與澳門國際醫療隊溝通，由對方提供帳篷，放置在鏡湖醫院急診部門口，以設立臨時分流站，避免有風險病人進入鏡湖醫院，進一步完善防控交叉感染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