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1月23日─1556年2月10日)11月20日，努內斯•巴萊多神父與葡萄牙派駐日本使者費爾南•平托和伽斯帕爾•維萊拉(Gaspar Vilela)及其他6名同伴一起抵達澳門。平托是著名的葡萄牙富商冒險家，他於本日在澳門寫給果阿的信中第一次出現“amaquão”這個名字。在1554—1555年出現Macao與amaquão 詞。白樂嘉稱：葡萄牙作家在16世紀中使用諸如Amaqua、Amachao、 Amacao、Amacuao、Amaquao、Amaquam、Machoam、Maquao等變體，偶爾使用Macao這一形式。高美士解釋了從Amacao演變到Macau的過程：Amacao這一形式未經受住時間的考驗，很快通過詞首字母脫落的過程，蛻變為Macau這一簡單形式。 Amacau一詞在16世紀的日文文獻中就直譯為“亞媽港”。而成於萬曆之前的《粵大記•廣東沿海圖》亦譯為“亞媽港”，亞媽、阿媽其廣東語同音，其地即指澳門。阿儒達宫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抄本，49-Ⅳ-49，第237—241頁。羅馬耶穌會檔案館(ARSI)Goa10, Ⅱ, Fl 351．《平托修士致果阿耶穌學院院長巴爾塔札爾•迪亞斯神父信函》。以前關於這一函件的“amaquão”的寫法歧異甚多，很多學者均是輾轉引錄，並未親見函件。吳志良、金國平根據親見函件確證，此函的起始與結尾處出現了寫法完全相同的“amaquão”。“ão”是明顯的尾鼻音，“quão”同“cão”。 “amaquão”念作“amacuão”。葡萄牙語中“Macao”實際上是“Macão”脫落了鼻音符號“～”。參見吳志良、金國平《從葡、西早期檔案資料探究"澳門"各種書寫形式的嬗變》，載《澳門研究》第53期，2009年6月。J. M. Barga, 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o, p. 105.高美士(Luís Gonzaga Comes)：《澳門諸名考》，載《賈梅士學院院刊》第3卷第1期，1969年，第57—72頁。[日]林羅山：《林羅山文集》卷12《諭阿媽港》，《諭阿媽港諸老》，《寄阿媽港文》。郭棐：《粵大記》卷32附《廣東沿海圖》。

1555年（明嘉靖三十四年）11月20日，耶穌會新會員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從浪白滘寫信，描述了他在這一年抵達上川、來到浪白滘的情況。這封信成了第一份提及澳門的已知文獻。平托指出：“阿媽港離我們所在的浪白滘三十餘里格（十里格約5公里）……”。阿媽港即指澳門。12月15日，卡內羅（D. Belchior Carneiro）在果阿被封為主教，於1567年被選為日本和中國的主教。

萬曆十六年（1588年1月28日─1589年2月14日）11月20日，若奧•伽瑪（D. João Miguel da Gama）在澳門寫信給國王，告知他準備從澳門航行墨西哥前往西班牙的計劃。若奧•伽瑪當時具有航行日本的權利，但到了澳門以後，他出任澳門城防司令，並接受了葡印總督運送船員的命令。Boletim da Filmoteca Ultramarina Portuguesa, No.15, p.554.

天啟二年（1622年2月10日─1623年1月30日）11月20日，羅瑪諾（Manuel Lopes）出任聖保祿學院第十任院長。高瀬泓一郎：《キリシタン時代の文化と諸相》，第328頁。

順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年2月16日─1647年2月4日）10月2日，清軍俘獲隆武帝及馬士英、阮大鋮諸臣，隆武政權亡。 11月20日，永明王朱由榔在肇慶即位，次年改元永曆。 計六奇：《明季南略》卷8《清殺馬阮方四人》。 計六奇：《明季南略》卷9《粵中立永曆》。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2月5日－1705年1月24日）11月20日，格勒孟十一世（Clement Ⅺ）教宗通過一項反對“中國禮儀”的宗教裁判所命令，其主要內容：1. 應用“天主”而非“天”、“上帝”來稱呼神。2.“敬天”字樣應從教堂中消除。3. 如果傳信部有過答覆，並非是對原來上訴的真與偽的判定。4. 禁止在廟堂上以隆重禮儀祭祖祀孔，但允許在牌位前或私宅裡舉行私人儀式；至於墳墓前或殯禮中的公共儀式，准許被動性質的列席和提供物質上的協助。5. 禁止在牌位上刻一般人使用的碑文，但准許在牌位上刻亡者的名字，同時注明基督信仰對於死亡的解釋。6. 關於中國宗教的性質，傳信部承認沒有足夠的資料加以判定，宗座視察員可以與中國主教及代牧磋商以後決定。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73頁。

康熙五十年（1711年2月17日－1712年2月6日）10月9日，由於康熙帝的禁教，各地代牧及傳教士流落異方，再加上葡萄牙國王很不滿意傳信部在北京、南京、澳門三大教區外另設九個宗座代牧區的舉措，遂授意海外部派專使侯爵羅德里格．梅內澤斯（D. Rodrigo de Sá. e Menezes）赴羅馬磋商；11月3日，葡王上書教宗，向教宗建議，在中國設三個教區，即福建教區、武昌教區與西安教區，分治九宗座代牧區的領域。11月20日，海外部呈獻三個新教區主教人選名單。傳信部素怨葡國擾亂中國教會的行政，葡王也不履行關於北京、南京兩教區的條約，不修蓋教堂，又不補助經費，故對葡王的建議拒不接納。教宗格勒孟十一世採納傳信部意見，婉拒葡王的請求。門薩爾特（G. Mensart）：《康熙間我國聖統制度之建立》，載羅光編：《天主教在華傳教史集》，第291—292頁；羅光：《中國天主教歷代分區沿革史》，載《天主教在華傳教史集》，第303頁。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2月7日－1713年1月25日）11月20日，晏多尼以果阿總督的名義，要求議事會賠償王室財務部的損失。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126.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2月8日－1721年1月27日）11月20日，《巴西和印度來函》稱：澳門總督文彌壬估計，澳門巴西煙草專賣份額增加到2000阿羅巴，其中一半是鼻煙和黃鼻煙。這些鼻煙和煙草的澳門本地消費份額，其中一部分是被議事會成員購買，作為送給清廷官員的禮物，尤其是廣東政府官員，供他們個人消費或運往北京。《巴西和印度來函》第98劄，澳門，20/ii/1720，轉自索薩：《澳門與葡屬印度：殖民地治理、行政官及商業———以煙草為例》，載《澳門史新編》第4冊，第538—539頁。黃鼻煙（amostrinha）：為一等粉狀煙草（鼻煙），這是澳門總督馬玉實地考察後引進的一種鼻煙，專門迎合中國人的口味。據稱，鼻煙色越黃品質就越高。最初用透明玻璃瓶封裝，後來改為白玻璃瓶，每瓶也由原來的1阿羅巴減到半阿羅巴，最後減到1/4阿羅巴。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94頁有澳門議事會1719年3月送給康熙帝的一份禮單，其中有“正品的阿莫斯特林耶（Amostrinha）鼻煙4小箱，每箱12小瓶”。《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知縣楊椿為採買鼻煙備貢事下理事官諭》（1776年6月30日），第181頁：“照得駐澳夷人商船已陸續回澳，所有帶回鼻煙，該夷目即傳知夷商，預備四百餘辣（鐵盒）。”書中類似檔案甚多。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1月29日－1760年2月16日）11月20日，伊拉利奧•羅沙（Hilário de Santa Rosa）主教向議事會請求支付教區法官和代理主教20萬雷阿爾，這是他們六年應得的；24日得到的回覆是沒有錢，且不能支付這筆錢。議事會沒有這筆退休金，在這個城市的所有代理者中都沒有。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501.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1月23日─1774年2月10日)11月20日，總督沙丹耶致函各修道院，要一份將土地租給中國人的基督教士和非教會人員的名單以及與他們約定的收回由中國人為他們建造的房屋的期限。Manuel Teixeira, "The Macanese", Review of Culture, No. 20, July/September,1994.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月24日─1793年2月10日)11月20日，澳門同知韋協中給發獲准前來澳門討賬的英商啡叻士等上省貿易牌照。《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下冊《澳門同知韋協中為給發英商啡叻士等上省貿易牌照事行理事官牌》，第733頁。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1月31日─1795年1月20日）11月9日，澳門第二十號額船開赴哥斯達貿易，至20日該船船主山度•安多尼又報稱該船壞爛，急需大修，需採買桐油8桶，鐵10擔及竹青4擔，香山縣急需賈奕曾發票批准。《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上冊《署香山知縣李德輿為二十號船稟請給照大修事下理事官諭》及《香山縣丞賈奕曾為轉發二十號船大修牌照事下理事官諭》，第241頁。

清嘉慶十年（1805年1月31日─1806年2月17日）11月20日，晨，歷史上第一艘俄羅斯船“希望（Надежде ）”號駛入澳門洋面，停泊在氹仔。次日晨，為等待攜帶貨物的另一艘俄船“涅瓦（Неве）”號，準備在華貿易，“希望”號船長克魯森什坦恩（中文檔案稱魯臣頓，И. Φ. Крузеищтерн）以“巡船”為名在澳門同知衙門報驗。通事當時將他們譯成“路臣國”人。路臣究系何國，粵海關無從得知，即飭澳門同知及關澳委員會同行商等確查。12月3日傍晚，里相斯基（中文稱爾贊時，Ю. Φ. Лисянский）駕駛滿載皮張、銀子的“涅瓦”號由科迪亞克島抵達澳門，亦泊於氹仔，後經查明，路臣即俄羅斯。克魯森什坦恩與里相斯基會合後，想同“希望”號一同前往黃埔，但此前已以“巡船”報驗， 故未獲准允，只好將“希望”號留在氹仔，自己駕“涅瓦”號前往黃埔，並去廣州。在廣州，克氏經過斡旋，為“希望”號作為貨船交納了關稅，粵海關監督親赴澳門對“希望”號上的炮位、人員查察後，“希望”號獲准於十一月初五駛往黃埔。與克魯森什坦恩相識的英商幫助他們找到了西城黎彥裕作“保商”，並經十三行總商潘啟臣從中協調，黎彥裕向粵海關監督延豐行賄7000西班牙幣使其批准起卸貨物並親自到港量船課稅。最後，黎彥裕買下了船上的皮貨，俄船得貨金176605皮阿斯特（貨幣單位），用此銀通過黎彥裕購置了茶葉、瓷器、絲綢、南京棉布，準備返俄。十二月（陽曆1月下旬）出省巡閱的兩廣總督那彥成認為對於俄船“應俟朱批到日，方准放行”，兩俄船頓時一籌莫展。克魯森什坦恩和里相斯基通過廣州英商德魯蒙德與廣州洋行輾轉周旋，商議對策。致使嘉慶十年十二月十八日（1806年2月6日）兩廣總督吳熊光以“該商等遠赴重洋貿易，貨物業經起卸，海洋風信非常，若候奉到諭旨方准開放，設致船隻阻隔經年，既非體恤遠夷之道，並恐該國阻其貿易，心生疑畏，亦多未便”之由同意放行，並於次日下令准俄船起航歸國。兩俄船得命迅速啟航，海上航行近半年後先後平安返回俄國。在俄船抵澳之後，粵海關監督延豐於十月二十九日奏俄羅斯船來澳貿易，請旨辦理。嘉慶十年十二月初九（1806年1月28日），軍機處對俄船來粵貿易一事寄諭吳熊光，同時理藩院向俄樞密院發文責備俄國違反舊章擅令商船前往廣州。然而事情的發展卻與清廷的意願完全相反，因擅令俄船卸貨貿易和放行俄船，內閣奉上諭將粵海關監督延豐革職，兩廣總督吳熊光、廣東巡撫孫玉庭、新任粵海關監督阿克當阿交部議處。最終，理藩院嚴厲照會俄樞密院，雙方應遵守舊章，並以恰克圖閉市相要脅，明確拒絕俄國對華貿易。Н. Φ. Крузеищтерн,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в 1803, 1804, 1805и1806 годахна кораблях “Нацежде”и“Неве”, cc. 249—257;《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粵海關監督延豐奏報俄羅斯船隻來粵貿易請旨辦理折》，第648頁；《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下冊《香山知縣彭昭麟為尊奉詢問俄船來廣貿易諭旨事行理事官諭》，《香山知縣彭昭麟為恭錄關於俄船來廣貿易諭旨飭遵事下理事官諭抄稿》，《香山知縣彭昭麟為恭錄前任粵海關監督延豐奏俄船來廣貿易折札遵事行理事宮札》，《香山知縣彭昭麟為恭錄路臣國再有夷船來澳嚴行飭駁不得擅與通市上諭札遵事下理事官諭》，第696─700頁；丁則良：《俄國人第一次環球航行與中國》，載《歷史研究》1954年第12期。近有學者提出，俄國“希望”號和“涅瓦”號兩船於1805年11月到達澳門併入廣州貿易，“俄國商人運來價值19萬西班牙銀元的毛皮貨在廣州銷售，然後購買價值11萬西班牙銀元的中國茶葉、生絲等商品，於2月7日離開黃埔港返航。從此，打開了廣州到俄羅斯的海上貿易商路”。（黃啟臣：《廣東開放海外貿易兩年——明清以澳門為轉運港》，載《文化雜誌》第65期，2007年）此說甚誤，這一次俄船來粵本來就是違反中俄貿易協定的行為，清政府予以堅決抵制，船被扣押，人員被監禁，擅自批准其貿易的粵海關監督延豐被撤職查辦，擅自批准俄船返航的兩廣總督吳熊光亦被“交部議處”。當時清政府的態度是十分明確的。“頃奉聖上諭旨，據廣東海關徵收關稅武官楊峰報稱，本年十月有盧欽國名為盧欽東與尼贊石者二人隨同自己商船來到廣東澳門地方，當將二人嚴加查究。查約章規定俄羅斯國通商只准在恰克圖進行貿易，從未准許在其它各地通商，今名盧欽東與尼贊石者二人竟隨同自己商船前來廣東澳門地方進行貿易，俄國是否知曉此事。蓋因貿易應在恰克圖進行，而今則無異於貴國欲禁止在恰克圖地方進行貿易也。必須依照睦誼關係及已訂約章行事，所屬人等以任何方法通過國界前來我國任何地方擅自進行貿易，都不准許，即請貴樞密院認真查明函複為荷。”（《故宮俄文史料》第138號《大清國理藩院致俄羅斯國樞密院函》，第267頁）明明是一次非法而又被禁止的貿易，也僅僅是唯一的一次，從此，俄國商船再無至廣東、澳門貿易者，怎麼可以說成“從此，打開了廣州到俄羅斯的海上貿易商路”呢？

清嘉慶十一年（1806年2月18日─1807年2月6日）11月20日，澳門第二十五號額船從哥斯達貿易返澳，於本日遭風漂至硇洲，被盜賊劫擄。葡人央·麻些度（João Machado）及晏多尼·玉這（António José）在陵水這些地方脫逃上岸，又被清官兵抓獲，並解赴省城監禁。香山知縣彭昭麟下令速查此事是否屬實。《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知縣彭昭麟查詢二十五號船遭風被劫事及晏多尼·玉這被擄事下理事官諭》，第253頁。

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11月4日，即是在清葡聯合捕盜協議簽訂之前，雙方的聯合行動已經開始。鄭一嫂下令讓張保仔率船隊進入內河，自己則以大艦數艘停泊在大嶼山赤瀝角洋面，據守港口，防官軍掩襲。時有3艘葡萄牙船回國，正好被鄭一嫂攔截。鄭一嫂“擊其一艘獲焉，殲夷人數十”。剩下2艘葡船逃回澳門，適逢香山知縣彭昭麟率船100艘西行，雙方合併。彭昭麟“又雇請夷船六隻，賭一嫂船少，往圍之”。廣東政府通知澳門，要求葡萄牙軍兵船拖住鄭一嫂，等候清朝水師前來圍剿。當鄭一嫂發現葡艦進入大嶼山水面時，立即召集張保仔、香山二及鄭保養等率領紅旗大幫大小船艇到大嶼山與其匯合。10日，發生了一場戰鬥，張保仔大敗葡萄牙船。而他船隻“盡逃”。葡人極為憤慨，稟香山知縣彭昭麟“願以夷船出戰”。17日，彭昭麟遂點閱西洋大夷舶六隻，配以夷兵，供其糧食，出洋剿捕。18日，廣東水師提督孫全謀率領的60艘帆船1200門火炮及1.8萬官兵也趕至大嶼山海面。20日清晨，清朝水師向海盜發動突然襲擊，孫全謀守東，彭昭麟扼西，將海盜的出路死死堵住，相互攻擊“連打兩晝夜，不分勝負”。22日，清軍一戰鬥船隻“藥重炮裂”，致使船隻損壞，數十人死亡，清方水師退回港灣。23日，清方水師又折返，戰鬥繼續，“官軍不能敵，失去一舟”。27日，海上刮起猛烈的北風，孫全謀決以火船攻擊困在海灣中的海盜。然而由於風向的改變，火攻船不僅沒有燒及盜船，“反延燒兵船二只”。29日午後，南風大作，浪卷濤奔，鄭石氏與張保仔率數百艘船隻如排山倒海之勢向清軍撲來，清水師無法抵擋，海盜船隊遂突圍而逃，直出仰船洲外洋。葡萄牙船不斷放炮追擊，海盜以數十艘爛船設障，葡船亦無功而返。嘉慶十四年（1809）十月，大嶼山赤瀝角之戰實際上是清朝捕盜戰爭的一次失敗，但為了掩飾這次失敗，在給皇帝的奏摺中誇大殲滅匪盜人數為2400名。袁永倫：《靖海氛記》卷下，第4—7頁；田明矅：《重修香山縣誌》卷22《紀事》；穆黛安：《華南海盜：1790—1810》，第140—142頁所印資料與《靖海氛記》記錄大不同，幾乎所有日期均有差異，特別是11月10日在赤瀝角的第一戰役，葡文資料稱在8日，還稱這一戰役“雙方俱無損傷”。袁永倫對此事記錄屬第三方，既不會褒揚海盜，亦不會掩飾葡人，故其記載為准，而穆黛安不察。《清仁宗嘉慶實錄》卷218，嘉慶十四年九月壬申；穆黛安：《華南海盜：1790—1810》，第140—142頁。

1829年（清道光九年）4月14日，約70～80個海盜進犯澳門。檢察官向香山縣丞通報求援和追擊海盜。4月29日，第一艘蒸汽船到達澳門。11月20日，澳門同知訪問澳門，議事會在高樓街口派兵站崗迎接，三巴門炮台鳴炮。澳門同知發佈告示，重申賭博屬被禁之列。

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3月1日，澳門議事會討論了今後來往船隻進出氹仔及澳門港口海關規則問題， 議事會擬定了15條規章。9月30日，英國駐澳門領事館關閉。11月20日，葡女王宣佈澳門為自由港，向其它國家開放貿易。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2月7日─1846年1月26日）11月20日，根據海事及海外部部長若阿金．法爾康簽署的法令，瑪麗亞二世宣佈澳門內港（Rio）、氹仔（Taipa）和澳門錨地（Rada）為自由港。“不論是內河港還是氹仔的海港”一律向其他國家開放貿易。氹仔港可停泊500噸以上船隻，小噸位船則可進泊澳門。懸掛任何旗幟的船隻向澳門輸入任何貨物和物品均豁免關稅。女王借此措施來確保澳門及其貿易的絕對地位。然而澳門“自由港”徒具虛名，因為中國海關依舊運行。由於葡萄牙海關的裁撤，使澳門政府失去唯一公共收入的來源，財政竭蹶，陷入嚴重的困境。從1845年12月到1846年4月，澳門的公務人員都未領到薪金，孤女院、教堂、修道院也都領不到應得的救濟金。蕭偉華（Jorge Noronha e Silveira）：《澳門憲法歷史研究資料：1820─1974》，第27頁；Manuel Teixeira, Galeria de Macaenses Ilustres do Século 19, p. 211.

咸豐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12月20日，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二世批准海外委員會官員澳門問題文件，全文6項條款全部涉及廢除1845年11月20日取消葡萄牙海關的法令及一系列海關運作所必須的行政措施。其主要內容為，同時恢復澳門的葡萄牙海關及中國海關。里斯本政府批准澳門繼續同廣東政府談判，“促使中國海關及行商返回澳門”。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第212頁。

同治元年（1862年1月30日─1863年2月17日）7月5日，根據葡萄牙王室法令，為取代皇家航海學校，澳門在聖若瑟修院設立“航海學”課程，並開設“貿易”課程，學制兩年，聘請海軍軍官和商船駕駛員負責管理。該校附屬於聖若瑟修院學校。此舉系臨時性措施。11月18日，頒佈《航海課程條例》。1863年11月20日正式開課。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p. 31—32; A. H. de Oliveira Marques, História dos Portugueses no Extremo Oriente, Vol. 3, p. 504.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11月20日，《澳門政府公報》第47號公佈澳督蘇沙委派梅洛．巴拉喬（Francisco de Melo Barachau）上尉為澳門全職行政委員的任命。總督是根據1842年的行政法作出上述決定的。而此前（根據1865年7月5日的法令），出於對澳門非華裔居民的尊重，行政管理職務通常由華人事務檢察官兼任，實際效果很不明顯。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85頁。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11月20日，當日晚7時，“卡洛斯王子”號雙桅船司令維森特．馬西埃中尉與軍校學員安東尼奧．卡米亞（António José Caminha）、炮兵上尉卡塔諾．西爾瓦（Caetano Gomes da Silva）一起在船上晚餐。餐畢乘小艇回岸時，遇到一艘載有六七十人的華人鴉片走私船攔截，後者將小艇系在自己船上後向對面山方向駛去。小艇上的幾名軍官和水手順纜繩爬上華人船，雙方展開激戰，馬西埃中尉被擊後掉入水中，但被一名水手救出水面，兩人抓住一根竹子逃生。學員卡米亞和另一個水手也獲救，僅卡塔諾上尉與其他水手失蹤，次日才在氹仔岸邊找到卡塔諾的屍體，發現其身體遭硬器穿透。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92-193頁；Manuel Teixeira, Os Militates em Macau, p. 336.

光緒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11月20日，梅雷萊斯‧嘉里多（António de Meireles Garrido）以哲學院秘書身份傳達對澳門政府慷慨提供並由噶哋‧唎啞輔政司組織贈送給里斯本植物園一套重要工業品以表謝意。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21頁。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2月2日─1898年1月21日）11月20日，葡文報紙《前景報》（O Porvir）在香港創辦，創辦人為澳門土生商人利斯貝羅‧沙維爾（Lisbelo Jesus Xavier）。利斯貝羅是香港葡裔族群頗有聲望和影響的人物，曾任香港瓦科斯‧達伽馬協會主席和發現印度航路四百周年紀念委員會主席，其在香港德忌笠街13—15號擁有11間頗具規模的印刷廠，名為香港印刷公司（Hong Kong Printing Press）。該報主編為劉易斯‧沙維爾（Luís M.Xavier）。1907年2月9日停刊。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274—275.

民國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11月20日， 《葡人報》(O Português)在香港創辦， 主編為安東尼奧．蘇亞雷斯(António de Vasconcelos Soares)。該報具有明顯的政治傾向， 尤其在鴉片問題上猛烈抨擊澳督美珊枝。最終在澳門政府巨大壓力之下， 不得不於1914年1月10日宣佈停刊， 共發行7期。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 277; 李長森：《近代澳門外報史稿》， 第229頁。

民國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11月20日，澳門政府頒令，禁止18歲以下未成年人出入妓院，即便稱為“琵琶仔”之雛妓亦在禁止之列。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民政管理檔，第385號卷宗，第S-M號文件，轉引自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135頁。

民國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11月20日，高若瑟被委任為澳門主教。高若瑟1880年3月15日出生於葡萄牙亞速爾群島，1903年隨同鮑理諾主教並以主教私人秘書身份來澳。同年7月26日，在聖若瑟修院完成全部神學課程並晉鐸。高若瑟任澳門主教期間修建聖羅撒學校及創建聖嘉辣小堂，修葺主教寓所、西望洋山小堂、主教公署及大堂。聘請耶穌會士重掌修院教職，創建培貞學校、望德學校、公進學校、聖若瑟中學。1940年12月11日，榮升果阿總主教。1962年3月19日，擢升樞機主教。1976年11月29日，在羅馬逝世，享年96歲。林家駿：《天主教澳門教區主教簡介》，第38頁。

民國十年(1921年1月1日─1921年12月31日)11月20日，高若瑟神父在奧爾塔(Horta)教堂領澳門主教神品。高若瑟神父1903年已在澳門，在鮑理諾主教牧訪期間曾四次擔任澳門主教代理員。其在亞速爾(Açores)期間，由奧古斯托．卡爾多佐神甫擔任澳門主教代理員直至其到任。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153頁。

民國十九年 (1930年1月1日-1930年12月31日)11月20日，澳督巴波沙偕夫人自澳門乘坐“淺間丸”前往上海。23日抵達。《有關澳門總督離任報告件》，載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 (下冊)，第2088頁。

1937年（民國二十六年）7月10日，巴波沙（Artur Tamagnini Sousa Barbosa）總督倡議，將政府總醫院易名為仁伯爵醫院。11月20日，香港中文《華僑報》在澳門創刊。它率先在澳門使用電報機。12月28日，在大橫琴島一小廟宇旁，澳門警察臨時設置一“陣地”準備阻止當天清晨在那裡游弋的日本船隻登陸。在抗日戰爭期間，澳門所有醫院、教堂及天主教教會開辦的學校，均闢有難民中心及傷員接待處。澳門愛國人士組織旅澳青年鄉村服務團，赴內地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華僑報為澳門發行量第二大之日報，1937年11月20日創立，創刊時正值抗日戰爭時間，故創刊詞中提到"華僑之民族精神，其發揚程度，至為蓬建，同人等亦華僑一份子，竊願以華僑地位，繼前輩贊助革命之豐功，致力於文化事業，喚起海外僑胞、國內同胞，齊一步驟，向救國之途邁進，因名本報曰'華僑報'。"

華僑報為澳門發行量第二大之日報，1937年11月20日創立，創刊時正值抗日戰爭時間，故創刊詞中提到"華僑之民族精神，其發揚程度，至為蓬建，同人等亦華僑一份子，竊願以華僑地位，繼前輩贊助革命之豐功，致力於文化事業，喚起海外僑胞、國內同胞，齊一步驟，向救國之途邁進，因名本報曰'華僑報'。"

華僑報為澳門發行量第二大之日報，1937年11月20日創立，創刊時正值抗日戰爭時間，故創刊詞中提到"華僑之民族精神，其發揚程度，至為蓬建，同人等亦華僑一份子，竊願以華僑地位，繼前輩贊助革命之豐功，致力於文化事業，喚起海外僑胞、國內同胞，齊一步驟，向救國之途邁進，因名本報曰'華僑報'。"

民國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11月20日，香港《華僑日報》社長岑維休委派編輯趙斑斕、雷渭靈兩人到澳門創立中文報紙《華僑報》，該刊宗旨為“立足澳門，客觀報導，服務社會”，以滿足抗戰時期居民對戰事訊息需求量的大幅增加。該報是澳門首家採用電訊報機收錄中央社電訊、國際及國內新聞的報館，刊載消息快而准，發行不久，銷量便達到三千份，成為澳門影響力最大的日報。《澳門報業史及百多年中文報刊資料》，載陳大白：《天明齋文集》，第421頁；雷渭靈：《漫談華僑報50年的歷程》，載《華僑報50周年大慶紀念特刊 (1937—1987)》。

民國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 )11月20日，蔣介石接張發奎電後，認為所述關於國家尊嚴和國人利益，有關建議亦屬有理，遂於本日訓令外交部長王世傑三日內就張發奎電文內容核議。1945年11月24日國民政府致外交部長王世傑代電，轉引自陳錫豪：《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第86頁。

民國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11月20日，澳門各僑團、學校假平安劇院隆重舉行慶祝勞軍大會，借此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及廣州解放，共千餘人參加。當時各界人士公推柯麟為大會主席，馬萬祺為司儀。其中通衢大道 (Rua do Passadiço)蓋搭牌樓並設獻金台，收集勞軍捐款；所有社團、商戶、住戶、學校皆懸掛五星紅旗，而20日前，志光洋貨店、光明書局、麗都洋貨店、文興隆米店、鑽石鞋店、天津洋貨店均供應標準新國旗。大會當天，各僑團學校代表共千餘人。禮堂佈置紅幕一張，中懸五星紅旗兩面，左方孫中山遺像，右方毛澤東肖像。其中新民協會代表黃健、商會理事長劉柏盈、鏡湖慈善會主席何賢、同善堂主席葉子如、中華教育會代表杜嵐等均有參加。《市民日報》1949年11月21日；《鏡湖醫院慈善會故名譽主席、院長柯麟醫生》，載吳潤生：《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1871-2001》，第229頁。

1949年11月20日上午9時，在澳門新馬路平安戲院舉行慶祝大會，約二千人出席。

1949年11月20日鏡湖醫院慈善會在平安戲院舉行澳門僑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會。大會開始，齊向孫中山先生、毛主席像行鞠躬禮。大會主席柯麟致辭讚頌新中國成立的偉大意義，何賢代表鏡湖慈善會講話，呼籲大家以實際行動擁護新中國，接着由梁培先生代表勞工界、張晴暉女士代表婦女界講話。在大會上演講的還有劉柏盈、黃健、譚任遠、張晉、葉子如、王皓明、戴恩賽等。會上宣讀了鏡湖醫院、中總、同善堂、鏡湖護校、鏡湖平民聯合小學等68個團體，聯名給毛主席、朱總司令的致敬電和給廣東人民政府葉劍英主席的致敬電。鏡湖護士再次演出話劇“小二黑結婚”。1949年11月21日晚上鏡湖醫院全院員工200多人在院內舉行聚餐聯歡會，再次慶祝新中國誕生。此後，鏡湖員工每逢國慶都舉行盛大聯歡大會進行慶祝，從不間斷。圖為1949年11月20日，新馬路上矗立了一座節目牌樓。

1949年11月20日，澳門《大眾報》刊登澳僑慶祝人民政府成立大會的消息。為了籌備全澳慶祝新中國成立的大型活動，柯麟院長和何賢主席親往澳督府，向澳門總督申請舉行全澳的慶祝大會，雖然澳葡當局態度曖眛，但柯院長、何主席據理力爭，終於說服了澳督同意澳門各界聯合舉行大會。於是，由鏡湖醫院、澳門中華總商會、同善堂、勞工界等代表組成的“澳門華僑協會”，立即成立，主席柯麟，秘書王皓明，主要成員：何賢、馬萬棋、郭信堅、林德彰、梁秩智、陳直生、高振武、謝再生、李端禮、甄棠、鄺秉仁、劉伯盈、張晴暉、黃健、梁培、葉子如、馮祝萬、戴恩賽……，立即開展籌備工作。1949年11月8日，由澳門華僑協會、鏡湖、中總、同善堂、勞工界代表二百多人在中總正式舉行“澳門同胞慶祝新中國誕生大會”籌備會議，出席籌備會議的社團名單及代表人數空前，該次會議推舉柯麟院長為大會主席，何賢先生分管財務、募捐部，馬萬祺先生分管總務部，並擔任大會司儀。11月13日晚上，柯麟院長又在其診所主持了慶祝大會的籌備會議，部署具體工作。1949年11月20日上午9時，在澳門新馬路平安戲院舉行慶祝大會，主席台上懸掛孫中山先生和毛澤東主席肖像，兩旁是五星紅旗。約二千人出席，主席台上就座的有：主席柯麟和何賢（代表鏡湖）、黃健、梁培、張晴暉、葉子如、劉柏盈等。當司儀馬萬祺先生宣佈“澳門僑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廣州解放暨勞軍運動大會”正式開始時，全場歡聲雷動。

南灣戲院是位於澳門羅保博士街的一間已結業戲院，於1964年建成，在1995年結業。南灣戲院結業後，原址拆卸重建為28層高的"幸運神商業大廈"，後大廈再改建為現時的澳門廣場。南灣戲院於1964年11月20日開幕，戲院僅只一個放映場，擁有一個全澳最大的60英呎弧形寬闊大銀幕。圖為刊登在1980年5月13日《澳門日報》的港產動作片《懲罰》預告，由李邦臣、潘健君、倉田保昭領銜主演。

廣星攤位展出各式家電，圖中可見半自動洗衣機、大廈對講機等。市民在現場了解產品功能及操作。

當日場面熱鬧，部份市民在加思欄公園上圍觀場內氣氛。

廣星提供各界社團租用法國寶雅牌(Bouyer)高級音響器材。

廣星攤位展出多款大型家電，如雪櫃、電視機等，亦有各式烹飪小家電，如攪拌機、榨汁機等。牆上貼着“駕臨廣星展銷參觀，款式更多，設備更齊”等宣傳文字。攤位牆紙印有“豐澤”商標。

第24屆格蘭披治大賽車舉辦期間，由11月14日至20日，每晚六時半至午夜，在家辣堂街聖羅撒學校至南灣花園一段地帶舉行露天晚會，表演節目有葡國土風舞、舞獅等。此外，還有食物攤檔，並在會場內設有小型商品展銷會，一共39個攤檔參與，當中包括11個商品陳列及小賣檔，類別有電器、葡國土產、澳門紀念品、化妝品及時裝等。參考資料：《華僑報》1977年7月16日、1977年11月9日報道。

展銷會中推出各類優惠電器產品，吸引大批市民圍觀，場面熱鬧。廣星攤位的招牌有“豐澤產品”四字，這是因為廣星於1970年代獲豐澤有限公司委託，成為該公司的澳門區總經銷，故店鋪招牌上會有“豐澤”的商標。

展銷當日吸引大批市民圍觀，場面熱鬧。廣星攤位的招牌有“豐澤產品”四字，這是因為廣星於1970年代獲豐澤有限公司委託，成為該公司的澳門區總經銷，故店鋪招牌上會有“豐澤”的商標。

第24屆格蘭披治大賽車舉辦期間，由11月14日至20日，每晚六時半至午夜，在家辣堂街聖羅撒學校至南灣花園一段地帶舉行露天晚會，表演節目有葡國土風舞、舞獅等。此外，還有食物攤檔，並在會場內設有小型商品展銷會，一共39個攤檔參與，當中包括11個商品陳列及小賣檔，類別有電器、葡國土產、澳門紀念品、化妝品及時裝等。參考資料：《華僑報》1977年7月16日、1977年11月9日報道。

廣星參與設於1977澳門音樂會會場內的小型商品展銷會。攤位外印有廣星電話5522-4、85545、5545，及宣傳用語“現代家庭電器中心　式式俱備”、“工程部　銀行大廈閉路電視　安全防盜”、“豐澤產品　特惠分期”、“廣星公共天線　範圍廣服務佳”、“廣星B.B.傳呼機　24小時不停服務”，足見廣星業務多元。

展覽由中國園藝菊花展覽委員會與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主辦，於1978年11月15日至26日期間舉行。以下引用自《華僑報》1978年11月7日第4版之報道：“今次的菊展，規模較大，有關方面為了使展覽更為隆重和有氣氛，對會場的設計裝置，別具特色，場內中央建有一個古色古香的“賞菊亭”，專門放置大立菊供人觀賞。”會場內並可見“大地牌學生褸”的大型廣告牌。

展覽由中國園藝菊花展覽委員會與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主辦，於1978年11月15日至26日期間舉行。以下引用自《華僑報》1978年11月7日第4版之報道：“今次的菊展，規模較大，有關方面為了使展覽更為隆重和有氣氛，對會場的設計裝置，別具特色，場內中央建有一個古色古香的“賞菊亭”，專門放置大立菊供人觀賞。”

1979年11月11日至25日，“葡國雙週”展覽會於賽車期間在商業學校舉行，參展者有超過12名的葡國出口商與本澳入口商，展出的產品包括有酒類、食品、瓷磚、水松、鋼及木質辦公桌和廁具。參考資料：《華僑報》1979年9月7日報道。

1979年11月11日至25日，“葡國雙週”舉辦。廣星電視行及新力 (Sony) 產品在會場（商業學校二樓）介紹最新電視錄影器材及電視教學器材。參考資料：《華僑報》1979年11月11日報道。

1979年11月11日至25日，“葡國雙週”舉辦。廣星電視行及新力 (Sony) 產品在會場（商業學校二樓）介紹最新電視錄影器材及電視教學器材，吸引不同國籍的人士參觀。

1979年11月11日至25日，“葡國雙週”舉辦。廣星電視行及新力 (Sony) 產品在會場（商業學校二樓）介紹最新電視錄影器材及電視教學器材。參考資料：《華僑報》1979年11月11日報道。

1979年11月11日至25日，“葡國雙週”舉辦。廣星電視行及新力 (Sony) 產品在會場（商業學校二樓）介紹最新電視錄影器材及電視教學器材。參考資料：《華僑報》1979年11月11日報道。

1979年11月11日至25日，“葡國雙週”舉辦。廣星電視行及新力 (Sony) 產品在會場（商業學校二樓）介紹最新電視錄影器材及電視教學器材。會場展覽陳列彩色電視、影片投放、音響及閉路電視等。展場同時提供訂購地毯服務，特價每呎2元，由多多房屋材料中心提供，電話號碼：6314。

會場設有專業人員指導拍攝器材使用操作

1979年11月11日至25日，“葡國雙週”舉辦。廣星電視行及新力 (Sony) 產品在會場（商業學校二樓）介紹最新電視錄影器材及電視教學器材。會場展覽陳列彩色電視、影片投放、音響及閉路電視等。展場同時提供訂購地毯服務，特價每呎2元，由多多房屋材料中心提供。

廣星與新力（Sony）合作展出電視錄影器材和教學電視器材。同時展出的有建築界人士必讀雜誌《建築業導報》，廣星為澳門總代理。

1979年，廣星電視行與新力（Sony）聯合贊助“葡國雙週”的會場音響及閉路電視。是次視聽器材介紹為廣星電視行向各界人士提供之家庭電視及專業用之教學電視器材等其中一部分。

1979年，廣星電視行與新力（Sony）聯合贊助“葡國雙週”的會場音響及閉路電視。

1979年11月11日至25日，“葡國雙週”活動期間，廣星電視行及新力 (Sony) 產品在會場（商業學校二樓）介紹最新電視錄影器材及電視教學器材。參考資料：《華僑報》1979年11月11日報道。

1987年11月20日，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香港新世界酒店集團有限公司及台灣僑福建設企業機構合組“澳門酒店有限公司”，正式接收氹仔凱悦酒店。

1993年11月20日，第四十屆格蘭披治大賽車揭開戰幔。新賽車中心啟用。賽車博物館亦同時落成。

1993年第40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

1998年11月20日，第四十五屆格蘭披治大賽車舉行。11月22日，大賽車發生嚴重意外，消防員李志堅搶救失事車輛時遭後來車衝至撞死。

2001年11月20日，何厚鏵發表2002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公佈減税、撥款援助等10項短期措施紓解民困。

2002年11月20日，行政長官在立法會發表2003年報告，繼續推出税務減免措施、支持中小企發展、促進就業、支援弱勢社群、優化人力資源、加大基建力度、刺激內需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