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1月29日─1597年2月15日）12月10日，弗蘭西斯科•卡布拉爾在果阿寫給耶穌會總長助理的信稱：據來自澳門的人說，那里的事態比果阿更為糟糕，在果阿的行為多少還較為慎重，而澳門則一切都是公開的，無人不曉。一位有聲望的富人在范禮安手下擔任主要的代理商，且長期管理這些商業活動的巴爾塔薩爾•科埃略神父在2～3天前對我說，在澳門，人們對耶穌會存在著巨大的不滿，在那里，日本的司庫米格爾•蘇亞雷斯在學院有自己的交易所，有大量的貨幣進出，中國商人頻繁出入其中，盡管該神父通過他人進行買賣，但他自己也去店里求購貨幣。他還告訴我，除了大量投資於送往日本的商品，米格爾•蘇亞雷斯神父還在當地購買貨幣，高價轉賣，金額巨大，所有的人都在控訴此事，不論是否在澳門的朋友及各個修會，都對此事表示了極度的不滿。為此，會院中的神父們感到非常恥辱，幾個神父流著眼淚對我說，無論自己感到多麼恥辱，也無能為力。因為范禮安神父免除了米格爾•蘇亞雷斯神父在買賣上服從院長命令的義務。高瀬泓一郎：《ィェズス會と日本》卷1，第182—190頁。

耶穌會神父曾德韶關於中國事務的信件【手稿】

康熙十七年（1678年1月23日－1679年2月10日）12月10日，葡印總督帕依斯•桑德（António Pais de Sande）參政大臣之子、葡萄牙貴族、前莫桑比克總督沙加路（António de Castro de Sande）就任澳門總督，但僅在任數月。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60頁。

乾隆十八年（1753年2月3日－1754年1月22日）12月10日，澳門的貧窮迫使議事會向葡印總督塔佛拉侯爵（Marquês de Távra）稟報四件事：1.取消議事會議員的薪酬；2.撤銷老楞佐“堅屋”並該堅屋之官兵；3.停止聘用外科醫生貝爾南德斯．里貝羅（Bernardes Ribeiro）；4.動用已故南京主教的白銀。27日，澳門議事會又向葡印總督稟報，今年又損失了3艘船及船上的財產。另外，澳門已經陷入了極度貧窮，葡國國王如果不救濟，“他的皇冠上肯定會失去這顆寶貴的明珠”。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51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473.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1月31日─1795年1月20日）12月10日，活躍在粵澳兩地的亞美尼亞巨商馬休斯•約翰尼斯在廣州病逝。他的遺囑的執行，在澳門引起極大的關注。因為涉及幾十萬西班牙銀元。根據遺囑，馬休斯贈給澳門主教5000元，用以分發給各教堂及神職人員；又捐其10歲孩子的教父馬努埃爾•巴羅斯（Manuel Vicente Rosa de Barros）5000元，給孩子的保姆埃萊納•格雷亞斯（Elena Gracias）200元，給僕人哈龍（Haron）400元，留下1000元由仁慈堂佈施給澳門的窮人。剩下的財產分為五個部分：將第一部分留給其妹妹的女兒瑪麗亞•比古姆（Maria Begum），馬休斯規定，這一部分財產投資一樁有保障的生意，賺錢用來維持他這位侄女的生活。第二部分財產用來安撫他本人的靈魂。它將交付一家有名望的公司用來進行可靠的投資，其利潤分成 四份分別交給耶路撒冷、阿拉拉特（Ararat）、俄羅斯及尤爾法城（Julpha）的亞美尼亞教堂。剩下的三部分即財產的3/5留給他兒子約翰尼斯（Matheus Johannes）投資所用，但馬休斯規定，這一部分遺產由他的生意夥伴佩古斯 •亞當（Pegus Adam）、約翰尼斯的母親沃塔尼斯（Vertannis）及馬休斯的兄弟拉紮羅•約翰尼斯（Lazaro Johannes）共同管理。他的遺產中有12張債務單據，分別為亞美尼亞、英國、瑞典、荷蘭、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總值為112500元。他留下的內港附近的豪宅價值6000元，馬休斯生前的財產遠比澳門的年度財政預算要大得多，許多澳門政府部門都要依賴於他的資金，以致掌握這座城市命脈的人們不允許他轉移走他的財產，以防這座城市的財政崩潰。他的兄弟拉紮羅繼續留在澳門來照看未完成的生意， 當然也試圖積累起自己的財富。馬休斯的家族對澳門與廣州有巨大的影響。在1802年，拉紮羅和他的家族移居到了加爾各答。其子小拉紮羅•約翰尼斯（Lázaro Johannes Jr.），出生在澳門，由兩位中國籍天主教徒撫養大，並教他中文。施其樂、范岱克：《追尋澳門亞美尼亞商人的足跡》，載《文化雜誌》第55期，2005年；施其樂：《一位18世紀澳門亞美尼亞富商》，載《文化雜誌》第50期，2004年，文稱馬休斯逝世於1794年12月24日。Paul A.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pp. 122—134; 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 23, p. 237; 施其樂：《一位18世紀澳門亞美尼亞富商》，載《文化雜誌》第50期，2004年。

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2月2日─1833年2月19日）10月18日，本日晚及12月10日晚，葡萄牙劇團演出了西班牙戲劇《灰姑娘》。據當時觀眾的記載，“音樂和畫面很好，女主角不算漂亮。派瓦（Paiva）先生為指揮。”Harriett Low,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p.450, 474.

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2月17日─1837年2月4日）12月l0日，葡萄牙海事暨海外部長薩·班德拉（Marques de Sá da Bandeira）向議會提交報告時承認：“該城（澳門）居民近三萬，其中葡萄牙子民僅四五千之多，大部分為華人。中國當局以中國法律對其加以管理。鑒於此種情況，考慮到與中華帝國的關係（本殖民地或商站完全依附中國），本澳具有一種與眾不同的管理方式。任何一種改變將是十分微妙的。”班德拉宣布在葡萄牙全境廢除奴隸制度，並下令禁止從海上進口奴隸。海事及海外部部長薩·達·班德拉於1836年提呈議會的報告，轉自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第1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64頁。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1月23日─1842年2月9日）12月10日，英國人托馬斯·比爾最後一次在澳門露面，直至次年1月12日被發現陳屍在澳門劏狗環，1月14日被移往新基督徒墳場下葬。比爾生前欠下往來公司的11.2萬澳門元巨額債務，因無力償還而走上絕路。他留下一封遺書，請求得到上帝、家人、朋友寬恕。他是因為在加爾各答投機彩票而破產的，那一次他押上了全部財產。比爾於1781年抵達澳門，後因從事鴉片交易而致富。他那幢位於白馬行街的住宅，因有奇異珍貴的植物而聞名遠東。他的私人圖書館也頗有名氣。為他帶來了聲譽。Chinese Repository, Vol.11, No.1, pp.59—60.

咸豐七年（1857年1月26日─1858年2月13日）10月16日，議事公局通知在澳門的基督新教差會，自12月10日起，市區內不得再埋入任何死者，新教徒墳場亦需關閉。1858年，新教徒會在望廈一帶購置了新地塊“卡內羅花園”，以安葬死者。自此，此地被稱為新墳場，賈梅士廣場附近的墳場則叫做舊墳場。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31頁。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12月10日，葡萄牙海外省事務部長安德拉德．科爾沃（Andrade Corvo）頒令禁止利用澳門港口對外輸送契約中國勞工。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93頁。

光緒四年（1878年2月2日─1879年1月21日）12月10日，在八月間，有賣熟洋煙之人違犯公物會與承充人所訂合約條款，該承充人稟請照約懲辦，澳門華政衙門理事宮不允辦理。其時正值澳門餉項大宗番攤招人投充前一日，顯然有礙時宜。而凡公物會酌定事宜，以保護承充人權利，理事官應行遵照。是以澳督飭令改正，並將管理華人事務官撤任停俸。管理華人事務官不服，上告至里斯本，葡廷以為澳督所為實符澳門應行定例及超顯澳門政事緊要，諭令俱著照澳督所議辦理。《澳門政府憲報》1879年2月1日第5號。

1910年（清宣統二年）3月5日，兩廣總督及北京政府要求澳葡港務局撤除在阿婆石與青洲之間設立的一水炮，未遂。5月27日，在帝汶購買白、黑桉樹籽，引植於氹仔及路環山地。7月，海盜在廣州與澳門之間一學校內綁架數十名學生並將其劫持至路環躲藏，向受害者家屬勒索3萬5千澳門元贖金。澳葡政府出動軍警救出人質和被俘者。10月5日，葡萄牙宣佈成立共和國。10月12日，葡萄牙頒佈法令，規定6月24日為澳門節日。11月4日，成立賈梅士博物館。11月19日，耶穌會會士被逐出澳門。12月10日，新建濱海大馬路啟用。被命名為民國大馬路。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12月10日，新建濱海大馬路啟用。按照議事公局提議，將其命名為“民國大馬路（Avenida da República）”。同時又將靠近內港的泗[口孟]街改名為“十月初五街（Rua Cinco de Outubro）”。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47頁；譚志強：《澳門主權問題始末：1553—1993》第4章，第212頁。

清宣統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12月10日，澳門政府租用聖嘉辣堂樓房以安置洛倫索‧瑪爾科斯（Lourenço Marques）民防特遣隊。由於中國內地爆發革命運動，亟需加強澳門的防衛。有士兵約600名由非洲、印度等處調來澳門，並巡艦1艘，載有水軍約200名，亦為駐澳之用。至1911年底澳門擁有：莫桑比克混合炮兵小隊、洛倫索‧瑪爾科斯民防特遣隊、印度土著步兵連。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59頁；《華字日報》1911年12月16日《澳門增兵》。

民國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12月10日， 粵澳政府雖多有努力， 但拱北口外海盜依然猖獗， 以致民船僅離澳門數里之遙， 即遭搶劫， 甚至有海盜揚言攻擊拱北口泥灣門關廠。本日， 一幫盜匪冒充旅客搭乘“廣州灣”號輪船， 剛過三洲堂海面時即行劫掠， 葡人船主當場斃命， 並造成一名帶水華人重傷。另有一隻賊船在附近高瀾島接應， 將辦房之洋銀24000元及其他貨物一概搶去。《中華民國二年拱北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1914年3月30日)， 載莫世祥等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 第288─289頁。按：拱北關稅務司報告稱， “聞船隻往來所不幸者， 係因海盜麇集本口， 時出搶劫”， “民船終歲每遭盜劫， 輪船亦無倖免， 遇事之處多在泥灣門附近地方。故香港民船之往陽江、水東者， 鑒於東澳及高瀾兩處之危險， 即改道轉由馬騮洲駛行。海盜披猖， 肆行無忌”。

民國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11月5日，澳門國課衙門發佈公告，宣佈擬於12月10日上午11時在國課衙門大堂內將澳門、氹仔及路環開收白鴿票、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期限為3年，即自1926年1月1日起至1928年12月31日止，押票銀8000元。《澳門政府憲報》1925年11月5日第45號。

民國十五年(1926年1月1日─1926年12月31日)12月10日，弗雷德里克．巴波沙上尉(Frederico Tamagnini de Sousa Barbosa)出任治安警察廳廳長，直至1930年5月23日。羅巴度(António Júlio Guimarães Lobato)出任氹仔及路環區統領和政務廳廳長(又稱海島市公局局長)，直至1933年在任上逝世。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fas de Seguranca de Macau, p. 53.]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324頁。

民國十九年 (1930年1月1日-1930年12月31日)12月10日，巴波沙預定即日由澳門動身回國，但後來又決定帶夫人到日本訪問，受到日本官民的熱烈歡迎。《有關澳門總督更換件》，載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 (下冊)，第2089頁。

澳門中國青年救護團澳門中國青年救護團成立於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十月二十四日，由澳門社會人士暨鏡湖醫院值理等五十三人，在商會舉行發起人大會，公推鏡湖醫院值理徐偉卿為團長，柯麟為訓練部長，暫借鏡湖醫院一部份為該團辦事處，公開招收第一期學員，取錄男女學員五十人。

民國三十二年 (1943年1月1日-1943年12月31日)12月10日，澳門政府的油船發生爆炸，總督為此改變了反駁日本領事關於“屋島丸”、“公益丸”事件是機雷說的態度，肯定上述事件是因機雷而遭遇害，認定11月15日夜半低空飛來的飛機投下的水雷，並答應掃蕩海域與保障航路安全的要求。不過，總督始終持續反對日本領事提出的陸上謀略團策劃的機雷說，所以否定陸上說，就是要回避責任。從周圍情況看，也是用心思來掩蓋英國領事等的謀略。總督因懼怕招致國際糾紛，而堅持飛機說，對日方說：“相信是美國飛機所為，已用電報向本國政府報告此事。”過些時間，為了進一步確認上述的結論，要求以公文說明承認日本方面保留提出損害賠償的一切權利，正式寫明爆炸原因時，總督不予確定，表示困惑的樣子。日本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國情雜件‧葡萄牙部分》，載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 (下冊)，第2098頁。

民國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12月10日，被召回國的葡駐華公使費雷拉‧豐賽嘉向葡萄牙政府提交了一份關於承認新中國的長篇報告，報告指出“無論從軍事還是經濟的角度看，澳門在海上或陸地上，均無防衛可言。中國如果願訴諸武力，就可以對澳門進行軍事佔領”，為此“既然澳門不具備軍事防禦的能力，而且不能抵抗任何形式的封鎖，那麼，如何保住澳門的問題，就必須從政治和外交方面去考慮”，也即“必須同共產黨中國建立良好的關係，何況澳門只能依靠中國”，“葡萄牙政府只有立即宣佈承認新政府，才會對葡萄牙有利”。與此同時，豐賽嘉還強調葡萄牙政府若要保持在澳門的利益，絕不能依賴美國和英國的支持，“除非在 (澳門)受到攻擊的時候，我們能夠確保得到軍事上的援助，否則必須立即承認”。豐賽嘉的這一立場得到了澳督柯維納、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卡爾韋特‧馬加良斯、駐上海總領事羅博‧西蒙埃斯 (A. Lopo Simões)、駐香港總領事布拉藏 (E. Brazão)、葡萄牙外交部秘書長兼政務司司長法利亞 (A. de Faria)等人的支援，他們均主張從維護葡萄牙在澳門的地位及葡萄牙在華利益出發，葡萄牙應當放棄依靠外援的幻想，儘早承認新中國並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但他們的主張卻遭到希望得到美國支持的薩拉查及其擁護者的強烈反對。《周恩來致葡駐華公使公函》，載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 (下冊)，第2105頁；Arquivo Histórico-Diplomático do Ministério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PEA, M158B.

前排左起：陳菊、胡蘭鈿、周英、黃文生、李晃、張耀、陳忠； 後排左起：何少霞、江珍、麥寶珠、林蘇、盧輝、蘇禮權、陳潮。

1989年12月10日，“公益金百萬行”隆重舉行。2萬人參與，籌得善款290多萬元。

1994年12月10日，中國民政部副部長閻明復應澳門日報讀者公益基金會邀請訪澳。

1995年12月10日，“公益金百萬行”隆重舉行，葡萄牙總統蘇亞雷斯、中國民政部副部長徐瑞新等主持剪綵，參加人數破紀錄，籌得善款560萬元亦破紀錄。

1996年12月10日，中國公安部長助理兼國際刑警中國國家中心局局長朱恩濤訪澳。

拍攝時間：1997年12月10日 左一 ：崔世安校長； 左四起：黎祖智、澳督韋奇立將軍、馬萬祺主席、柯小剛副社長、韋思理局長、梁秀珍院長。

蓮花大橋是澳門第三座大橋，也是陸路通往內地的第二條通道，連接京珠高速公路，對珠澳交通、經濟將會起着促進作用。這是珠澳兩地友好合作、迎澳回歸的大型建設，更顯示澳門與大陸一脈相承，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蓮花大橋命名，因為蓮花是澳門的象徵。它西起珠海橫琴島，東接澳門路氹填海區，橫跨兩地之間的十字門夾馬口水道，全長一千七百多米，寬三十米，雙向六綫行車，氣勢宏偉，宛若長龍。大橋分行車道及行人道，中央是珠澳分界線，兩地共投資二億元人民幣建造（其中澳門段七百二十米，造價近八千三百萬元），一九九八年九月和十月間分別施工，九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合攏，十二月十日揭幕，待各項工作準備妥當，二零零零年三月廿八日通車。由於兩地行車交通不同，本澳車輛靠左行，而內地車輛靠右行，為解決過境換線問題，珠海段橋頭設計了新穎的雙圓引橋，使得雙方車輛經過引橋時完成自動換線行駛。澳門段的配套工程路氹城邊檢大樓，設有旅客出入境櫃台廿八個，水警稽查隊櫃台四個；大樓左右兩側設有出境或入境車輛檢查通道；外圍還有停車場、候車站和巴士站等設施。整座邊檢大樓佔地六公頃，建築面積九千平方米，各項設施齊備。 在大橋開幕禮上，前澳督韋奇立和前新華社澳門分社社長王啟人均表示蓮花大橋是珠澳“雙方努力合作的結果和結晶，象徵友誼、合作和對未來充滿信心。”這麼説，蓮花大橋是一座通向未來的橋。

1999年12月10日，身份證明司宣佈回歸後特區政府將簽發往來香港特區旅遊證，本澳合資格居民可自由往港。

1999年12月10日，蓮花大橋落成剪綵。

乘車經過擴寬後的路氹連貫公路，見到行車線中間的安全島上，設置十二座生肖系列大型石雕塑像，一字排開，頗具氣勢；而雕像之間種植花木，綠化環境，既作分隔來往車輛地帶，也增加了新景點，形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十二生肖是我國古代用十二種動物配十二地支，表示人的出生年的屬相和吉祥之物，按次序是：子屬鼠、丑屬牛、寅屬虎、卯屬兔、辰屬龍、已屬蛇、午屬馬、未屬羊、申屬猴、酉屬雞、戌屬狗、亥屬豬，也稱十二屬。而今，連貫公路上系列生肖雕塑，並不是按地支排列，卻作了調整，由龍開始，據知原因當年二零零零年是中國傳統龍年，而龍又是中華民族的象徵，故以龍為首，以連貫公路氹仔路口作起點，排列開去，每座雕像相隔約一百米，直至路中段蓮花圓形地。雕像一般高約三米，寬約四至七米不等，重量超過三十噸，統一以黑色雲石作底座，更加襯托雕像雄偉。據説，這組雕塑是世界最高最大的同類作品，造價一千三百萬元，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日揭幕。 這系列大型雕塑由本澳藝術家梁晚年設計，河北省曲陽縣石雕廠施工，上海大學美術學院雕塑系主任唐銳鶴敎授當顧問，其中蛇、鼠、兔、馬、羊、豬採用北京房山漢白玉，牛、龍、虎、猴用河南晚霞紅石，雞、狗用河北曲陽桃紅石，利用石料的自然色澤和紋理，運用中國民間石雕技巧，結合西方雕塑手法，塑造各種不同形態的動物，樸素粗獷，形象生動，工藝精湛。

2002年12月10日，“第四屆粵澳消防技術研討會”在澳舉行，國家公安部消防局政委李向華率團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