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年（1582年1月24日─1583年1月23日）12月18日，澳門議事會正式承認西班牙菲利浦二世（Filipe II）為君主，薩主教也向菲利浦二世宣誓效忠。由於阿隆索•桑切斯神父的努力， 澳門合併在卡斯蒂利亞王室管轄之下。根據西葡合併的規定，葡萄牙人 對澳門的管理依舊，仍然懸掛葡萄牙國旗，原有貿易照常進行，還提出條件是在菲律賓與中國的貿易中，必須由澳門充當仲介，並要求不讓中國人知道澳門統治權的變更。 Pablo Pastells, Labor Evangélica de los Obreros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en las Islas Filipinas, Vol. 1, p. 265; H. チースリク：《キリシタソ時代における司教問題》，第391頁。Manuel Teixeira, Primódios de Macau, p. 20; 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21頁。

1582年（明萬曆十年）12月18日，澳門當局正式承認西班牙菲利浦二世（D. FilipeⅡ）為君主，條件是在西屬菲律賓與中國的關係中，必須由澳門充當中間人，以及統治權的變更絕對不讓中國人知道。

崇禎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12月18日，巴城荷蘭總督范•迪門（Antonio van Diemen）的報告稱：現在我們要留心澳門葡萄牙人的舉動，失去日本貿易會使他們山窮水盡。我們相信，他們的貿易很可能由中國人繼續進行，或與英國的“科爾亭（Courteen）”船隊合作。中國人或英國人若通過這種方式從澳門購貨被日本人得知，他們也將遭到禁止，並像葡人一樣被驅逐出日本。同時，還存在一種可能，即葡人在東京或其他海域對我們沒有武裝的船隻發動攻擊，對此我們要加倍提防。我們仍在琢磨，究竟是將葡萄牙人趕出澳門，還是暫時把他們孤立起來，使他們不攻自滅更合適。如果趕他們出澳門，沒有中國人的准許，我們仍無法在那里駐紮。假如我們採取行動（按我們的能力完全可以做到），冒險極大，不但不能在廣州取得貿易權，而且會失去大員。所以事情需倍加謹慎、理智地處理，三思而後行。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1624—1662》，第215頁。

順治十二年(永曆九年/1655年2月6日－1656年1月25日)12月18日，教宗亞歷山大七世(Alexandre Ⅶ)接見了卜彌格神父，並交給他羅馬教會致永曆政權王太后及龐天壽的回信。教宗與卜彌格談話後，即建議他馬上動身返回中國。 愛德華•卡伊丹斯基：《中國的使臣卜彌格》第11章，第127頁。

康熙六年（1667年1月24日－1668年2月11日）12月18日，傳教士廣州會議召開。被驅逐並扣押在廣州的歐洲傳教士在廣州耶穌會舊教堂內舉行會議，與會者23人，其中耶穌會士19人，多明我會士3人，方濟各會士1人。會議主持人為耶穌會中國副省會長成際理（Feliciano Pacheco），意大利耶穌會士李方西（Jean-François Ronusi de Ferraris）擔任秘書長。廣州會議持續一個多月，討論了40多個議題，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傳教工作中的中國禮儀之爭問題。方濟各會士利安當表現最為突出，堅決反對祭孔祀天等中國禮儀，並獲得陸安德、聶仲遷、張瑪諾、汪儒望等4位耶穌會士的支持。但是大多數與會者則表示贊成中國禮儀，在會議最後表決簽名時，連過去一直堅持反對中國禮儀的多明我會士閔明我神父亦表示同意。成際理根據會議決議，用中文整理了一份42條的《聖教規程》，規定了中國教友的信教守則，並表示對中國禮儀的認可。最後，推舉意大利耶穌會士殷鐸澤作為代表赴羅馬向教宗匯報會議通過的議題。 趙殿紅：《“康熙曆獄”中被拘押傳教士在廣州的活動（1662—1671）》，載《澳門研究》第19期，2003年12月。

康熙八年（1669年2月1日－1670年1月20日）12月17日，晚19時，西班牙多明我會士閔明我從廣州拘禁所逃脫抵達澳門，匿藏於多明我會修道院。18日，閔明我來到澳門的消息被公開。幾個中國人在路上看見了閔明我，有人支持他的意見，有人反對他的意見，還有人表示無所謂。但幾名耶穌會士特別發表聲明反對閔明我。耶穌會巡視員甘類思先後兩次見閔明我，對他進行了訪問。澳門主教區的負責人原是閔明我的好友，現在則成了公開的敵人，並極力加害於他，力勸澳門城的總督禁止其離開，但時任澳督的施維路是閔明我的密友。當時耶穌會士希望教區法庭判處閔明我的罪行，但當時澳門兩個教會司法區——主教法庭和聖教會法庭都赦免了他。因為在審判員眼裡，閔明我並沒有犯罪，所以閔明我在澳門根本無需躲藏，完全可以公開活動。翌年元月11日，閔明我在澳門總督施維路的幫助下從澳門乘船往果阿，於1672年3月抵達里斯本。閔明我在澳門期間，將其所見之澳門記錄於1676年在西班牙出版的《中國王朝歷史、政治、倫理和宗教論》一書第17章中：澳門是從島上延伸出來的一小條土地，從中國人立的界牆到此地，整個周長不超過一里格。其中包括高地、窪地、山峰和谷地，除了岩石和沙子什麼都沒有。商人們開始在這裡蓋房。第一座教堂和修道院是我們教派的，命名為聖母玫瑰堂，但被葡萄牙人據為已有。後來，耶穌會奧斯定會和方濟各會的神父去了那裡。一些年後，從馬尼拉來的聖嘉辣苦修女們建立了聖嘉辣苦修道院。建立這個修道院未經陛下的批准，所以他接到這個消息後很不滿意。這裡不信教，地方也小，不需要修女。很多年裡，那座修道院是該城市的一大麻煩。韃靼人佔領中國時，修女們害怕他們來澳門找麻煩，要求市裡將她們送往其他地方。經分析研究後，市民們叫修女們不用害怕，如果發生什麼事情，他們就帶兩桶炸藥來修女院，把所有修女送上天，這樣她們就不用擔心韃靼人的任何不良企圖了。這是安慰修女們的好辦法。城裡有五座修道院、三個教區、一座教堂，還有仁慈堂、拉匝祿麻風院和耶穌會會院，有一個大炮台和七個小炮台。城市的佈局非常差，因為是一點點建的。後來建造了主教堂。第一位主教是我們教派的，到我離去時為止，沒有任何其他房產主獲得確認。……同日本的貿易終止後，澳門開始衰落，而同馬尼拉的貿易終止後，澳門幾乎破產。在那個城市人們是這樣說的，也可以看到（居民們）遭受的貧困。以前供養二十四位教士的修道院現在只能勉強供養三位，同日本和馬尼拉的貿易終止後，澳門商人繼續向中國販賣帝汶的檀香、暹羅的檳榔、安息香、藤條和其他東西，從中國人那裡買絲綢和其他貨物運到暹羅和望加錫賣給西班牙人。澳門一直向中國人繳納房屋和教堂租金，以及停泊船隻的費用。船隻到達澳門港口時，從廣州來的一位官員對此進行估價，按照他計算的貨物量和他認為合適的標準收稅。船離開時，他再來估價徵收一次。他們每年定一個新標準。這與葡萄牙人聲稱是這塊土地的主人相符嗎？他們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因此希望將不屬於自己的土地據為己有。中國人統治時期，澳門人俯首稱臣。現在韃靼人當政，他們又成為韃靼人的臣民。城裡有買賣時，要派人去見駐在離城不遠的官員，跪下向他申請。官員在公文上批示：“這些蠻人乞求此事，准（或不准）。”然後他們肅穆地返回城裡。辦這些事情由紳士出面，胸前佩戴上基督的標誌。那裡現在有一個我熟悉的人，他被人在脖子拴上兩條鎖鏈帶去廣州，投入監獄，交了六千銀幣才獲得自由。如果他的國王知道這些事情，很難允許。自從韃靼人把他的人撤離沿海很遠以擺脫蓄發漢人的襲擊後，對澳門更加嚴厲。在離城四分之一里格遠，這條土地寬度縮小的地方，中國人許多年前建造起一道牆，這道牆從海的一端到另一端，中間開一道有城樓的大門，總有士兵警衛，不讓澳門人過去，也不讓中國人過來。有段時期，中國人可以自由進入澳門，但從不允許葡萄牙人進入內地。大門多年關閉。一開始，每五天開一次門，讓葡萄牙人購買吃的東西。以後，管制變嚴，每月僅開門兩次。這期間，為數很少的富人能夠買足十五天所需的一切東西，但是窮人沒有能力，很多人死於貧困和饑餓。後來又下令像以前一樣每五天開一次大門。中國人賣給他們所需的東西。中國人一直在澳門生活，從事修理行業，賣給城裡商品。（中國）當局多次強迫中國人離開澳門，這是造成澳門大衰敗的原因，因為許多居民，以及一些修道院僅有幾間小屋租給中國人，他們走後就收不到房租。閔明我對當時的澳門給予了真實的描寫，是我們認識這一時期澳門歷史的珍貴資料。 閔明我：《上帝許給的土地——閔明我中國行記和禮儀之爭》第16章，第166—167頁。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p. 164; 閔明我：《中國王朝歷史、政治、倫理和宗教論》第17章，載《16和17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第258—267頁。

雍正五年（1727年1月22日－1728年2月9日）12月18日，麥德樂使團返回澳門。這次出使使澳門負擔了3萬兩白銀的巨大數目。麥德樂交給議事會一封信，若奧五世在信中要澳門居民理解，他將高興地接受為這次出使和送給皇帝的禮物的大筆開支而進行的捐贈。結果是日本會省耶穌會士捐贈1000兩，中國副省耶穌會捐贈500兩，澳門耶穌會捐贈200兩，12名澳門市民捐贈3000兩，其中富商萬威．味先地．羅咱捐贈726兩，澳門議事會財政支出25300兩，總計3萬兩。但這次出使並無收穫，雍正帝繼續禁教，使澳門變成所有傳教士的避難地，到澳門的傳教士不下40人，還包括幾位主教。 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122頁。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1月30日─1787年2月17日）12月18日，澳門市民領袖安東尼奧‧羅咱被授予與越南南方阮氏政權談判的權責。阮氏國王阮福映於本日給果阿葡印總督的信中，要求派遣三十艘戰船和一萬名士兵，並提供一年的軍需品，一萬支槍，一萬個盾牌和一萬套盔甲。而阮福映答應給葡萄牙人最優厚的待遇，或者把他們當作自己的臣民，並允諾給葡萄牙人一塊土地，他們有權在土地上建造堡壘， 並懸掛他們的國旗。1787年羅咱在阮王的一位大臣、一位將軍及60名士兵的陪同下到達果阿，並將草擬的談判條款交給葡印總督庫尼亞‧梅內澤斯（Francisco Cunha de Meneses）。但由於當時葡印政府無法招募和徵集到對方所需要之援軍和物資，故談判實際上失敗。但談判者離開果阿返回時，阮福映還是高興地獎賞了羅咱，並給了他一個榮譽性的官職。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153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88頁稱，這次出使要求派援軍、戰船及槍支之事是黎維祁（Li-Wei-Chi）而不是阮福映，與龍思泰所記差異甚大。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2月11日─1794年1月30日）12月18日，澳門議事會致葡印總督馬蒂紐•科斯塔（Martinho de Melo e Castro）的信稱：從1787年至今，澳門共有十一艘額船沉沒。據統計，當時每一艘船隻的平均損失為2萬元。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 3, pp. 141—143.

同治四年（1865年1月27日─1866年2月14日）前澳門主教熱羅尼莫‧馬塔神父在他的家鄉葡萄牙下貝拉塞爾坦市阿爾諾亞鎮去世。馬塔主教是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皇家學院（Colégio de Cernache do Bonjardim）赴遠東傳教之先驅。生於1804年12月18日，為遣使會傳教士。他18—20歲時就讀於塞爾納謝神學院。1825年10月抵達澳門。又在澳門聖若瑟學院完成神學課程。1829年在馬尼拉晉鐸。返回澳後，在聖若瑟修院教數學和其他課程。1846年出任澳門副主教，並主持澳門大堂的重建工作。1849—1850年還主持澳門政務委員會工作，行使總督職權。1852年返回葡萄牙，途經錫蘭與孟買，他在行使職權時，惹出了一個涉及教會教規的嚴重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返回澳門。1857年最終回到葡萄牙，隨即提出辭呈，到1862年才獲批准，不久去世。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皇家學院是由若奧攝政王於1791年在里斯本創辦。該學院的創辦是應里斯本大教堂主教席爾瓦（Manuel Joaquim da Silva）家族請求的結果。該學院的使命是為塞爾坦市的教堂和教區培養世俗教士。但因為早期掌管該學院的神父也接納在澳門神學院供職的中國傳教團神職人員，因此，1880年，葡萄牙政府將唐‧若奧五世之妻唐‧馬麗亞‧安娜（D. Maria Ana）皇后留給東方傳教團的一筆遺產收益全部撥給了該院，塞爾納謝學院於1834年被取消，1855年又重開且合併了1844年創辦的邦巴拉爾學院（Colégio das Missões do Bombarral），而邦巴拉爾學院曾指定為利用北京耶穌會傳教團留下的資金來培養中國傳教士。正因為該學院與東方傳教團的關係密切，故從19世紀60年代後不斷派畢業生來遠東傳教，特別是澳門與帝汶。白尼奧：《在遠東的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學院的神父》，載《文化雜誌》第57期，2005年。白尼奧：《在遠東的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學院的神父》，載《文化雜誌》第57期，2005年。

清嘉慶年間（1796—1820）兩廣總督吳熊光和廣東巡撫孫玉庭因英軍入駐澳門事被革職一案。1802年（清嘉慶七年）3月，英國以協助葡萄牙防守為名，派兵船6艘、官兵數百駛抵氹仔海面，準備登陸澳門。由於澳葡當局及廣東官府的拒斥，英艦主動撤退。1808年，英國借口法國要侵佔澳門，派海軍少將度路利（William O' Brien Drury）率9艘兵艦於9月11日抵達澳門港口。最初，葡人抵抗，拒絕英軍登陸，後經英國東印度公司澳門分公司經理斡旋，於9月21日准許英軍登陸，300多名英國士兵入駐東望洋山炮台、南灣炮台及被封閉的聖保祿學院等處。10月下旬，英國又從印度調來軍艦，兩批共計兵艦13艘，兵員760人。為了欺騙中國官府，英艦一律懸掛葡萄牙國旗，士兵則改穿葡兵制服，又佔據媽閣炮台、嘉思欄炮台及聖奧斯定教堂等處。面對英軍入據澳門這一重大事變，吳熊光及孫玉庭均掉以輕心，並未積極採取措施。直到度路利於10月下旬率3艘兵船闖入虎門、進逼黃埔，要求清政府同意英軍在澳門駐防，才向朝廷稟報情況，而且是作一般公文發出。嘉慶帝直到11月中旬才獲知澳門發生的事變，大為震怒，急令廣東方面迅速斷絕澳門一切供應，封鎖交通，調集水陸軍隊，準備驅逐入駐澳門的英軍。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英軍於12月18日全部撤離澳門。事後，清政府鑒於吳、孫兩人對英軍入據澳門之事嚴重失職，將其革職。

清嘉慶十三年（1808年1月28日─1809年2月13日）12月11日，英國人見勢不妙，遂委託澳門判事官眉額帶曆作為調停人轉懇香山知縣彭昭麟，澳門葡人亦擔心清朝軍隊開進澳門後，澳門之局面就更難處理。於是，就在本日，以澳督花利亞、新澳督區華齡嘉及判事官眉額帶曆為一方，以韋格納林（Wgnelin）上校、喬治．羅伯遜上校及東印度公司商務監督托瑪斯．帕特爾（Thomas Charles Pattle）為另一方簽訂協議：既然澳門屬清政府保護，眉額帶曆應向清政府提出讓英國貿易享有以前的地位作為撤軍的條件。香山縣令彭昭麟則提出“限以七日下船回國”。18日午夜前，英軍未逾七日之限而掛帆回國。香山知縣彭昭麟以英兵退，作《澳門紀事並序》：澳門舊號濠鏡，自關閘下一線蓮莖突起，蓮峰有廟曰新廟，迤邐乃結。澳門中廣八九里，前明嘉靖初，林富請通蕃市，隨為佛郎機所據，中間雜入倭奴。天啟中，利瑪竇西來，居澳二十年，其徒來者日眾。至本朝，盡易西洋人，而華人亦雜處焉，自此佛郎機遂絕跡矣。英吉利者，紅毛一種，其地無土田，人不耕稼，惟恃貿易及劫掠為生，而貿易以粵東為大。尤重中國茶，彼國人數日無茶，即成雙瞽。向日貨船到粵，由黃埔丈量後，即歸省會洋行定其價值，售畢轉易別貨歸國。司其事者曰大班，隨船來去。至清乾隆三十年間，因洋商貨價未清，始有在澳壓冬者，賃居澳夷屋，不惜重費。初不過一二人，殆後接踵而至，遂有二班、三班及十班之號。蓋彼在澳，既免風濤之艱險，又識貨價之高低，洋商不能上下其手，並有攜家而至不肯歸國者。習見澳夷出洋之船歲僅輸船稅二萬，其餘貨物，聽彼國自行抽分，獲利無算，遂起覬覦，欲為壟斷，計久未得。間會佛郎西與英吉利抅兵，遣人告西洋王母，與英吉利通。英吉利聞知，先遣兵船數十，誘脅西洋王，隨英吉利遷美加利洲。大班拉弗偵知其事，致書伊國孟加刺之總管遣兵頭度路利來澳，以防護佛朗西為名，於嘉慶十三年八月初二日擁入澳門。澳夷弱，不能拒。其理事官委黎多乃稟餘。及餘馳往，已無及矣。餘揣知彼為貿易而來，必不敢妄動，其國所恃者惟炮大船堅。至陸路一無所用，誅之甚易，但恐不服其心，或轉致他患，惟有封艙，俟彼糧盡，並撤買辦禁服役之沙文為上策，因稟請大府，俱蒙允准。八月十九日，前潮州太守陳公鎮及撫標遊擊祁世和至。九月中，香山協許公廷桂亦帶兵駐前山寨為聲援，餘及都閫余公時高進駐北山嶺以為犄角。度路利懼，隨具稟懇太守陳公轉呈大府，詞未恭順。余因劄西洋理事官轉諭度路利，令其速退，否即用火燒船，並捆縛其人，治以違抗，又嚴禁華人與之貿易。度路利益懼，遂將伊國帶來黑鬼暗換夷兵，下船與大班拉弗乘夜半至黃埔，旋赴省，懇請開艙，大府不允，其請奏奉諭旨，用兵驅逐。經廣州府太守福公明及中協張公往黃埔開讀，而東炮台及黃埔一帶俱駐重兵，更飭提標參府寶興撫標遊擊祁世和和右翼鎮都司老格帶兵至焉。度路利之入黃埔也，因恐餘火其船，遂晉省，脅制洋商，俾轉為稟懇可以逞其私計，及見旨意嚴切，進退無路。餘偵知之，乃益嚴拘買辦及服役沙文澳門內。餘又命繪巡船壯勇日夜巡緝。二班叭厘等恇懼無措，乃求西洋國使眉額帶曆轉懇余，餘限以七日下船回國，並諭眉額帶曆乘夜駕小舟，與餘之練總葉恒樹駛至黃埔，見度路利，曉以利害。度路利俯首服罪，隨與眉額帶曆至澳門，夷兵即日下船，掛帆回國。七日之限未逾焉。英吉利夷兵之入澳也，以八月初二日，其去也，以十一月初七日，蓋已三閱月矣。而撤兵善後，又複月餘。餘之在澳不為不久，至帶兵及委員諸公，其官階皆在餘上，使各存意見，不聽餘言，事難告蕆。幸蒙大府垂慈一切，命毋掣餘肘，而諸公亦降心相從，兵雖備而不用，澳門華夷男婦安堵如故，此豈餘之所能為力哉！其在澳出力最久者為黃圃司巡檢張永津，而運籌帷幄，則余友袁君思亭也。因記其顛末於左。一線蓮莖路，天然結澳門。三方樓閣峙，四面海濤喧。貢市前明始，台隍舊跡存。澳門之有蕃市，自都指揮黃慶始。蕃人之入澳，自海道副使汪柏始。事皆在明嘉靖中，其地先為佛郎機所據，殆後倭奴以為逋藪。自利瑪竇入中華，西洋人遂得居澳，安居樂業，二百餘年，無異編戶矣。卓哉形勝地，千古壯籬藩。澳門炮台有六，夷人守之，皆面海，最為形勝扼要。喜人而怒獸，夷性本同科。嗜利膻趨蟻，爭強鼓擊鼉。狡焉思啟土，倏爾欲稱戈。畢竟垂頭去，何曾損太和。英吉利以嘉慶十三年八月初二日入澳，至十一月始去，首尾四月。傳聞英吉利，從古號紅毛。地近黃祈國，人如碧眼猱。干戈為稼穡，枕席藉風濤。英吉利其地無田，人不知耕稼，以船為家，以搶劫為事。外國號之曰紅毛賊，其國與黃祈國相近，人則碧眼黃毛，有如獼猴，貪淫好貨，無複人理。不沐生成德，饑鳶枉自號。英吉利為諸國所畏，近為佛郎西困其貿易，非粵則無地可行，其人非貿易則無以為生，若斷其貿易，必致窮餓，須茶尤急，無則成瞽，彼豈敢與中國抗哉？郎西雖鷙悍，教亦奉耶穌。法郎西即佛郎機，其人鷙悍，為諸夷所畏。然與西洋人同奉耶穌教，固無怨也。本欲依唇齒，寧期致齟齬。佛郎西始意欲西洋拒絕英吉利，殆英吉利聞知，先至西洋挾女王至美加利洲，因借口來占澳門。夷貪其得間，地沃必爭趨。豈識中朝大，前禽不用驅。彼入澳門，不必動兵，只封艙封澳，而該夷已遁去矣。調和難眾口，兵事敢稱能。謹慎師諸葛，危疑仿信陵。青銅朝自鑒，白髮夜來增。佽助伊誰力，西南慶得朋。此次蕆事多藉余友袁思亭及巡檢張君永津之力為多。其在事諸公，位在餘上，幸不掣肘，然亦眾口難調，危疑過甚矣。宵肝嬰宸慮，群公擘畫詳。攻心原上策，服罪本中腸。此次兵備不用英吉利伎倆，俱窮蓋心服而去也。百里烽煙靖，普天日月光。懷柔征□德，萬國盡梯航。彭昭麟記澳門及天主教事多誤，但記嘉慶十三年（1808）英人入澳一役則是當時人紀事之最詳者，於正史實錄多有補正之處。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148頁；彭昭麟：《從征詩草》卷4《嶺南草》之《澳門紀事並序》。馬士在《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88頁稱：“12月10日，喥路唎司令與中國當局達成退出澳門的協議，15日軍隊開始上船，20日上船完畢。24日，開放英國散商船貿易，26日，開放對東印度公司商船貿易。”彭昭麟：《從征詩草》卷4《嶺南草》之《澳門紀事並序》。

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12月18日，在商談黑旗幫郭婆帶投誠事宜時，招降張保仔的工作也在進行。當時澳門艦隊總司令阿爾科福拉多·索薩致信張保仔，規勸其投誠，張保仔於本日復函稱：張某無何所懼，正在考慮與葡人講和，只要你們不與我張某為敵，我張某決不為難你們。但我張某人決不能與中國人和解。Júlio Firmino Júdice Biker, Suplemento à Colecçāo de Tratados, Convençōes, Contratos e Actos Públicos celebrados entre a Coroa de Portugal e as mais Potências desde 1640, tomo XⅦ, p.33; Ângela Guimarāes, Uma relaçāo especial: Macau e as relaçāes Luso-chinesas(1780—1844), pp.108—109.

清嘉慶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12月18日，代理澳門同知香山知縣馬德滋行判事官眉額帶曆劄，答覆英國大班嗌花臣的一些請求：外商來粵貿易，須用民人為挑夫、守門，所用不下數百丁，以十三行及澳門公司館，每處需用若干名，應請移知粵海關，酌定名數；同意前來護送貨船來粵英國戰船在川鼻、校椅、伶仃、鷄頸等洋面灣泊時，照常安排買辦；英國人如有日常交涉事務，需赴澳門同知、香山縣及縣丞衙門就近稟報。各國外商來粵貿易，統歸粵海關衙門經管；其有交涉地方事務，在澳門者則歸澳門同知、香山縣及縣丞經管。《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下冊《代理澳門同知香山知縣馬德滋為飭遵照督憲批行司道議詳覆英國大班嗌花臣稟請各款事行判事官眉額劄》，第724—726頁。

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2月5日─1819年1月25日）12月18日，澳門議事會決定在26日下午3時在議事會前地廣場舉行慶祝若奧六世即位活動。26日，澳門舉行隆重臣服若奧六世的活動。該處爆發出熱烈的歡呼聲。議事會做了主教彌撒，國王肖像在議事會典禮廳揭幕。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3頁。

清道光九年（1829年2月4日─1830年1月24日）12月18日，香山縣下令禁止一些不法之徒在議事會前地和板樟堂附近擺攤收購黑奴偷竊的贓物，重申禁止銅鐵匠向外國人出售各種銅製品。金國平、吳志良編：《粵澳公牘錄存》第7卷，第166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47—48頁。

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12月18日，澳門四處張貼公告，規定將嚴懲窩藏鴉片者。葡萄牙海外領地開始稱為“海外省”。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12月l8日，倫敦會傳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醫生與米憐（William Milne）之子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來到澳門，住在裨治文家中。不久，合信加入澳門醫院工作，成為雒魏林的助手，美魏茶則搬至馬禮遜教育會協助羅賓斯·布朗工作。Chinese Repository, Vol.8, No.12, p.626; Alexander Wylie, Memórials of Protestant Missonnareies to the Chinese, p.122.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1月23日─1842年2月9日）12月18日，澳門議事會理事官埃斯特旺·卡內羅（Bernardo Estêvão Carneiro）致函廣州海關署，抱怨朝廷下旨後，人們停止了鴉片易貨貿易，加上官府設置障礙，致使廣州出口到澳門的茶葉減少。他請求放寬茶葉出口到澳門的限制，不要人為阻撓。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81—82頁。

咸豐四年（1854年1月29日─1855年2月16日）12月18日，葡萄牙王國於1852年通過的刑法典在澳門實施。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21頁。

1854年（清咸豐四年）12月18日，1852年通過的葡萄牙刑法典在澳門實施。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12月18日，澳督歐美德致函兩廣總督，抗議清官府禁止將中國大米輸往澳門。從中透露的資訊，似乎此事是粵東地方為禁止販人出洋而向澳門政府施壓的一個策略。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93頁。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12月18日，澳門又立招工出洋新章。澳門之禁販人出洋，雷厲風行，一時皆以為盡絕根株。不謂近日又有別設出洋新章，共列26款。況聞澳門地方閭閻不靖，盜賊公行，所為整頓計者，正不宜複設招工。《循環日報》1873年12月18日《澳門招工新章》。

光緒四年（1878年2月2日─1879年1月21日）12月18日，葡萄牙政府派遣亞非利加輪船裝載巡捕200名來澳，加強澳門治安巡捕力量。《申報》1878年12月18日《澳門添捕》。

光緒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12月14─21日，華人舉行康公廟建醮大會，澳門華政廳為此出示嚴禁各東洋車通行康公廟前地巴嗉咑爾古街、沙梨頭海邊街、通商街、美基街、伯多祿街，並不准各人在該時間內在以上所禁之街，施放爆竹。澳門西洋政務廳亦出示，在此期間，所有外國人等，如有到該處遊玩者，務須善視華人，不可爭鬧。《澳門政府憲報》1892年12月7日第49號，1892年12月15日第50號。

光緒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12月18日，孫逸仙由澳門紳商吳節薇擔保向鏡湖醫院借款1440兩銀，不久，又借第二筆款為1728兩，共計3168兩。在澳門草堆街80號開設“中西藥局”，向病人贈送西藥，其住所則在仁慈堂近鄰（議事亭前地14號）。該藥局又獲澳門紳商盧焯之、陳賡虞、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穗田、曹子基等人資助，給到中西藥局治病或往孫先生寓所延請診治者，贈送“醫金”。孫逸仙在澳行醫期間，其醫生之品德及高明的醫術獲得澳門輿論的盛讚。後因澳門“葡人定律，凡行醫於葡境內者必須持有葡國文憑，澳門葡醫以此相齮齕。始則禁阻予不得為葡人治病，繼則飭令藥房允有他國醫生所定藥方，不得為之配合。以是之故，而予之醫業之進行猝遭頓挫，資本損失為之不少，旋即遷徙至廣州矣”。馮自由稱：孫逸仙“居澳半載，時欲物色熱心同志如鄭士良、陳少白其人者，杳不可得。只有同邑人陸皓東、楊鶴齡、楊心如等數人往來石岐、香港、澳門間，相與暢談時政，餘人皆不敢引為知己，因之遂有易地廣州另創門面之意。剛好此時當地葡醫因總理醫業興盛，大招所忌遽提出禁止外籍醫生在澳門操業之議。總理早認識澳門一地不能為政治之活動，乃乘機收束中西藥局而移於廣州”。孫中山中西藥局從澳門遷廣州時在1893年9月以後。廣東社科院歷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1卷《揭本生息贈藥單》，第6頁。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1871—2001》，第23—24頁。《會史》稱：“吳節薇後期代孫中山還了一筆，1919年孫中山先生自還1728兩。”吳節薇為楊鶴齡妹夫，而楊又是孫中山之革命同志加密友，孫中山在澳期間，所往來者主要是陸皓東、楊鶴齡、楊心如等數人。參見馮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72—73頁。據鏡湖醫院殘存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年正月二十一日（1907年3月5日）記錄：光緒十九年（1893）由吳節薇擔保，中西藥局還向鏡湖醫院借過一筆2400元的款項，五年歸還，一分息。參見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1871—2001》，第24頁。陳席儒，華僑富商陳芳次子，西名東尼‧阿芳，是陳芳夏威夷的妻子朱麗亞所生，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隨父回國後，在港澳兩地經商，曾出鉅資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1915年任鏡湖醫院主席，又與陳炯明私交篤厚，於1922年任廣東省省長。1936年逝世。參見《珠海市文物志》第3章“陳席儒墓”，第125—126頁。《總理開始學醫與革命運動五十周年紀念史略》，第17—18頁；《鏡海叢報》1893年7月18日《鏡湖耀彩》及9月26日《春滿鏡湖》。《鏡海叢報》1893年7月25日《神乎其技》。廣東社科院歷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1卷《倫敦被難記》，第50頁。阿馬羅稱：“孫中山精通中醫和西醫，由於他的學歷證書是香港的，在當時葡萄牙管治的澳門無法律效力。或是這個原因，或是政治原因，他返回廣州。在澳門，根據當時的法律，他只能是一位郎中。這是當時葡萄牙法律對沒有葡萄牙醫學文憑的中醫地位的唯一規定。參見《澳門醫學：名醫、藥房、流行病及醫務治療》，載《澳門史新編》第3冊，第995頁。馮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72—73頁。

光緒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12月18日，華商蒲文安（Pou Man On）、李福元（Li Fit Un）以及毛和（Mal Vô）申請批准在澳門設立一間葡幣鑄造廠。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71頁。

孫中山先生於1892年9月到鏡湖醫院擔任義務西醫。鏡湖醫院於1892年12月及1893年4月，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先後兩次借給孫中山先生合共白銀3168兩。該金額接近鏡湖醫院當時全年支出經費的一半（鏡湖醫院1892、1893年支出經費分別為7021兩及7152兩）。鏡湖於1892年12月18日借予孫中山先生第一筆款項貳千大[圓]，相當於白銀1440兩。揭單中列明：該款是借予孫中山先生在澳門大街開辦中西藥店，言明百[圓]每月行息[壹圓]，托孫中山先生代辦西藥向貧苦百姓贈藥。擔保還款人吳節薇是“四大寇”楊鶴齡的妹夫（1893年擔任鏡湖總理，也是鏡湖屬下鏡湖學校義務英文教師）。其他借款知見人全部為前任或當年總理。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2月13日─1897年2月1日）12月18日，澳門著名土生畫家畢士達（Marciano António Baptista）在香港凱拉街的住宅中病逝。畢士達，1826年6月5日生於澳門一個貧困的土生葡人家庭，且為私生子。1838年6月入聖若瑟學院小學部讀書，青少年時期一直在澳門生活，少年時即認識著名畫家錢納利（George Chinnery），成天追隨錢納利，為錢氏做各種雜活，結下深厚的師徒之誼。在錢納利的指導下，畢士達很快成為澳門一名優秀的畫家。他以後雖然在繪畫上有自己獨創的風格，但作品中仍可看出錢納利對他的影響。1857年，畢士達全家移居香港，住奧斯瓦爾朵平台路2號，此後，他本人一直居住香港。為了謀生，他身兼數職，有畫家、美術教師、繪圖員、圖書插頁設計師、舞台美工等等，後來還當過攝影師，而且在這些領域造詣都很精深。畢士達留下了很多美術作品，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即是為我們展示一個正在消失的澳門，從他的畫中，我們不僅能看到古塔、城堡和19世紀中國和歐洲的樓宇，而且可以看到澳門、香港、廣州各式各樣、色彩斑斕的帆船。1875年他應該回過一次澳門，並留下了當時在東望洋山的寫生素描。1914年席爾瓦‧門德斯稱他為“傑出的水彩畫家”，更多人評價他為“19世紀以來澳門最傑出的畫家”。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l, p.358; 胡紀倫（César Guillen-Nuñes）：《馬西亞諾‧巴蒂斯塔一生及其藝術》，載《文化雜誌》第11—12期，1993年，胡紀倫認為畢士達生於1826年5月，與福爾加斯異。

民國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12月18日，葡萄牙外交部正式致函中國駐葡使館，明確表示對澳門界務的態度，堅決堅持原澳督馬楂度1909年7月22日於中葡澳門勘界談判第二次會議上提交的文件。《澳門專檔》第4冊《外交部收駐葡萄牙代辦郭家驥函》，第126頁。

民國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12月18日，被稱為“七君子”之一曾被國民政府監禁的史良女士應澳門中國婦女慰勞會、中國婦女後援會、婦女互助社三團體聯合邀請抵達澳門。史良參加了澳門各團體在商會舉行的歡迎會。先在中華總商會發表演說，藉以闡明抗戰的意義以及後方民眾應有之責任。其後史良又參加了全澳婦女界在平安戲院舉行的歡迎大會，發表了題為“抗戰與婦女”的專題演講，說明抗日救亡的責任男女各半，婦女群眾應擔負起自己應盡的責任。《華僑報》1937年12月18—23日。

1961年12月17～18日，印度派出5000官兵收復果阿、達曼和第烏。有些人轉來澳門， 並分乘三艘船返里斯本。上述事件對澳葡官員產生一定影響。

1987年12月18日，澳葡政府與海港管理公司簽署承諾書，興建及經營九澳深水港。

1996年12月18日，司警首次破獲位於慕拉士馬路及氹仔的翻版影碟集團，搜出生產設備及逾百萬張製成品，13人帶署調查。

1997年12月18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主辦，澳門基本法協進會、澳門日報協辦的“澳門基本法講座”開播儀式在北京舉行。

澳門回歸的時間是根據鄧小平先生的指示，本世紀末我們要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其中記得有一輪中葡談判，葡萄牙提出澳門是否可以在2000年之後再回歸，因為是跨入一個新的世紀，中方說不行，因為本世紀末是在2000年以前，所以最後葡萄牙就提出了一個方案——我記得很有趣——提出能不能定於1999年12月31日最後一天，在12月31日舉行政權交接儀式，葡方第二天回去的時候就是新的世紀了，中國就可以宣傳是在本世紀末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而葡方也可如願在新的世紀開始之後回去。後來中方談判說恐怕這也不是太合適，因為過新年了，大家都忙著，就沒有人注意到澳門回歸的事情了。他們提出將回歸日期定於1999年12月31日，中方不同意，總之最後就要在12月份完成，所以周南副部長就建議在12月20號把這件事情完成，葡方可以回去過聖誕節，因為聖誕節對外國人很重要，我們也可以在年底籌辦一些慶祝活動，最後雙方就達成了一致意見，所以1999年12月20日是商量的結果，不是基於歷史上的原因。你可以定在18日，也可以定在25日都可以，因為這是一個雙方協商的結果，同時這也正符合鄧小平先生說，本世紀末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指示。

2000年12月18日，中聯辦主任王啟人及外交部駐澳特派員原燾出席中華總商會慶祝回歸祖國一周年酒會亮燈儀式

2002年12月18日，財政部長項懷誠率領國務院專家小組考察拱北口岸及橫琴口岸運作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