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2月9日─1615年1月28日）12月11日，金尼閣神父抵達羅馬。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680頁。

崇禎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12月11日，澳門議事會召開會議，出席者有澳督多明戈斯．羅郎也、王室金庫代表羅蒙．萊莫斯（Romāo de Lemos）、市議員迪亞斯．埃斯比尼爾（Domingos Dias Espinhel）及澳門富商羅德里格斯．卡瓦略（António Rodrigues Carvalho）、卡梅羅．內托（Jerónimo Camelo Neto）、嘉斯帕．馮塞卡（Gaspar Borges da Fonseca）、阿吉亞爾．埃萬熱略（Francisco de Aguiar Evangelho）、戈麥斯．霍門（António Gomes Homem）。會上建議，由他們出資武裝起3艘或4艘大船和其他一些輕型船隻，以打擊荷蘭人。因這些荷蘭人常常把因沒有艦隊而無法自衛的澳門船隊逐出中國南海海域。這一建議與印度總督利尼亞雷斯伯爵的主張一致，被獲准。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44—45頁。

雍正二年（1724年1月26日－1725年2月12日）12月11日，兩廣總督孔毓珣奏稱，本年派員赴澳門調查人口，共查得澳門西洋人男婦共3567名，另有附近居民在澳居住生理者，男婦共2524名。並查得澳門葡人共有商船25艘，其中舊船18艘，新船7艘。孔毓珣題請將現有25隻洋船，編列字號，即為定額，不許添置。《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兩廣總督孔毓珣題報查清澳門西洋人數並請限定洋船數目本》，第144頁。

乾隆十七年（1752年2月15日－1753年2月2日）12月11日，法國耶穌會士卜日升神父在澳門去世。卜日升，字若望，1678年9月14日生，1712年來華，先在湖廣傳教，雍正禁教時被解往澳門。後又潛入浙江、江南等地傳教，成績甚豐，1746年再次被謫遣回澳，在澳門近處乘船觸礁，卜日升獲救。返澳後在澳門居住六年而歿。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639—640頁。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1月30日─1768年2月17日)12月11日，署香山知縣張德洄給發澳門完納內地租銀收單：現據濠鏡澳西洋理事官委黎多等完解後項銀兩前來。除稅收貯庫外，合給庫收遵照，須至庫收者。計實收濠鏡澳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地租銀五百兩正，院、司養廉銀十五兩正。[案：澳門徵收地租銀始自明代，其初定額為500兩。《澳門記略》稱“澳地歲租銀五百兩，則自香山縣征之”。杜臻亦稱“澳門葡人初至時每歲納地稅五百金”。但明代澳門地租的交納並無詳細資料。入清後，順治、康熙時，地租交納數額不定，時增時免，有交600兩的，有交1000兩的，額定無常。大約自雍正開始加強對澳門的管理後，地租銀額開始固定。即每年交地租銀500兩，分加15兩的養廉銀，或稱“火耗銀”，共計515兩，成為常例，直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保存了12份澳門議事會完納地租銀的檔案，這是其中最早的一份。]《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上冊《署香山知縣張德洄給發完納地租銀庫收單》，第99頁。

清嘉慶十三年（1808年1月28日─1809年2月13日）12月11日，英國人見勢不妙，遂委託澳門判事官眉額帶曆作為調停人轉懇香山知縣彭昭麟，澳門葡人亦擔心清朝軍隊開進澳門後，澳門之局面就更難處理。於是，就在本日，以澳督花利亞、新澳督區華齡嘉及判事官眉額帶曆為一方，以韋格納林（Wgnelin）上校、喬治．羅伯遜上校及東印度公司商務監督托瑪斯．帕特爾（Thomas Charles Pattle）為另一方簽訂協議：既然澳門屬清政府保護，眉額帶曆應向清政府提出讓英國貿易享有以前的地位作為撤軍的條件。香山縣令彭昭麟則提出“限以七日下船回國”。18日午夜前，英軍未逾七日之限而掛帆回國。香山知縣彭昭麟以英兵退，作《澳門紀事並序》：澳門舊號濠鏡，自關閘下一線蓮莖突起，蓮峰有廟曰新廟，迤邐乃結。澳門中廣八九里，前明嘉靖初，林富請通蕃市，隨為佛郎機所據，中間雜入倭奴。天啟中，利瑪竇西來，居澳二十年，其徒來者日眾。至本朝，盡易西洋人，而華人亦雜處焉，自此佛郎機遂絕跡矣。英吉利者，紅毛一種，其地無土田，人不耕稼，惟恃貿易及劫掠為生，而貿易以粵東為大。尤重中國茶，彼國人數日無茶，即成雙瞽。向日貨船到粵，由黃埔丈量後，即歸省會洋行定其價值，售畢轉易別貨歸國。司其事者曰大班，隨船來去。至清乾隆三十年間，因洋商貨價未清，始有在澳壓冬者，賃居澳夷屋，不惜重費。初不過一二人，殆後接踵而至，遂有二班、三班及十班之號。蓋彼在澳，既免風濤之艱險，又識貨價之高低，洋商不能上下其手，並有攜家而至不肯歸國者。習見澳夷出洋之船歲僅輸船稅二萬，其餘貨物，聽彼國自行抽分，獲利無算，遂起覬覦，欲為壟斷，計久未得。間會佛郎西與英吉利抅兵，遣人告西洋王母，與英吉利通。英吉利聞知，先遣兵船數十，誘脅西洋王，隨英吉利遷美加利洲。大班拉弗偵知其事，致書伊國孟加刺之總管遣兵頭度路利來澳，以防護佛朗西為名，於嘉慶十三年八月初二日擁入澳門。澳夷弱，不能拒。其理事官委黎多乃稟餘。及餘馳往，已無及矣。餘揣知彼為貿易而來，必不敢妄動，其國所恃者惟炮大船堅。至陸路一無所用，誅之甚易，但恐不服其心，或轉致他患，惟有封艙，俟彼糧盡，並撤買辦禁服役之沙文為上策，因稟請大府，俱蒙允准。八月十九日，前潮州太守陳公鎮及撫標遊擊祁世和至。九月中，香山協許公廷桂亦帶兵駐前山寨為聲援，餘及都閫余公時高進駐北山嶺以為犄角。度路利懼，隨具稟懇太守陳公轉呈大府，詞未恭順。余因劄西洋理事官轉諭度路利，令其速退，否即用火燒船，並捆縛其人，治以違抗，又嚴禁華人與之貿易。度路利益懼，遂將伊國帶來黑鬼暗換夷兵，下船與大班拉弗乘夜半至黃埔，旋赴省，懇請開艙，大府不允，其請奏奉諭旨，用兵驅逐。經廣州府太守福公明及中協張公往黃埔開讀，而東炮台及黃埔一帶俱駐重兵，更飭提標參府寶興撫標遊擊祁世和和右翼鎮都司老格帶兵至焉。度路利之入黃埔也，因恐餘火其船，遂晉省，脅制洋商，俾轉為稟懇可以逞其私計，及見旨意嚴切，進退無路。餘偵知之，乃益嚴拘買辦及服役沙文澳門內。餘又命繪巡船壯勇日夜巡緝。二班叭厘等恇懼無措，乃求西洋國使眉額帶曆轉懇余，餘限以七日下船回國，並諭眉額帶曆乘夜駕小舟，與餘之練總葉恒樹駛至黃埔，見度路利，曉以利害。度路利俯首服罪，隨與眉額帶曆至澳門，夷兵即日下船，掛帆回國。七日之限未逾焉。英吉利夷兵之入澳也，以八月初二日，其去也，以十一月初七日，蓋已三閱月矣。而撤兵善後，又複月餘。餘之在澳不為不久，至帶兵及委員諸公，其官階皆在餘上，使各存意見，不聽餘言，事難告蕆。幸蒙大府垂慈一切，命毋掣餘肘，而諸公亦降心相從，兵雖備而不用，澳門華夷男婦安堵如故，此豈餘之所能為力哉！其在澳出力最久者為黃圃司巡檢張永津，而運籌帷幄，則余友袁君思亭也。因記其顛末於左。一線蓮莖路，天然結澳門。三方樓閣峙，四面海濤喧。貢市前明始，台隍舊跡存。澳門之有蕃市，自都指揮黃慶始。蕃人之入澳，自海道副使汪柏始。事皆在明嘉靖中，其地先為佛郎機所據，殆後倭奴以為逋藪。自利瑪竇入中華，西洋人遂得居澳，安居樂業，二百餘年，無異編戶矣。卓哉形勝地，千古壯籬藩。澳門炮台有六，夷人守之，皆面海，最為形勝扼要。喜人而怒獸，夷性本同科。嗜利膻趨蟻，爭強鼓擊鼉。狡焉思啟土，倏爾欲稱戈。畢竟垂頭去，何曾損太和。英吉利以嘉慶十三年八月初二日入澳，至十一月始去，首尾四月。傳聞英吉利，從古號紅毛。地近黃祈國，人如碧眼猱。干戈為稼穡，枕席藉風濤。英吉利其地無田，人不知耕稼，以船為家，以搶劫為事。外國號之曰紅毛賊，其國與黃祈國相近，人則碧眼黃毛，有如獼猴，貪淫好貨，無複人理。不沐生成德，饑鳶枉自號。英吉利為諸國所畏，近為佛郎西困其貿易，非粵則無地可行，其人非貿易則無以為生，若斷其貿易，必致窮餓，須茶尤急，無則成瞽，彼豈敢與中國抗哉？郎西雖鷙悍，教亦奉耶穌。法郎西即佛郎機，其人鷙悍，為諸夷所畏。然與西洋人同奉耶穌教，固無怨也。本欲依唇齒，寧期致齟齬。佛郎西始意欲西洋拒絕英吉利，殆英吉利聞知，先至西洋挾女王至美加利洲，因借口來占澳門。夷貪其得間，地沃必爭趨。豈識中朝大，前禽不用驅。彼入澳門，不必動兵，只封艙封澳，而該夷已遁去矣。調和難眾口，兵事敢稱能。謹慎師諸葛，危疑仿信陵。青銅朝自鑒，白髮夜來增。佽助伊誰力，西南慶得朋。此次蕆事多藉余友袁思亭及巡檢張君永津之力為多。其在事諸公，位在餘上，幸不掣肘，然亦眾口難調，危疑過甚矣。宵肝嬰宸慮，群公擘畫詳。攻心原上策，服罪本中腸。此次兵備不用英吉利伎倆，俱窮蓋心服而去也。百里烽煙靖，普天日月光。懷柔征□德，萬國盡梯航。彭昭麟記澳門及天主教事多誤，但記嘉慶十三年（1808）英人入澳一役則是當時人紀事之最詳者，於正史實錄多有補正之處。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148頁；彭昭麟：《從征詩草》卷4《嶺南草》之《澳門紀事並序》。馬士在《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88頁稱：“12月10日，喥路唎司令與中國當局達成退出澳門的協議，15日軍隊開始上船，20日上船完畢。24日，開放英國散商船貿易，26日，開放對東印度公司商船貿易。”彭昭麟：《從征詩草》卷4《嶺南草》之《澳門紀事並序》。

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12月11日，在離澳門不遠的海面上出現了分成三組由張保仔率領的200餘艘紅旗幫海盜船，雙方發生激烈戰鬥，海盜兵敗，在損失15條船後逃遁。高美士：《張保仔船隊的毀滅》，載《文化雜誌》第3期，1987年。

咸豐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12月11日，瑪麗亞二世授予澳門商人梅洛先生塞爾卡爾男爵（Barão do Cercal）稱號。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11頁。

同治元年（1862年1月30日─1863年2月17日）12月11日，葡萄牙國王劉易斯一世對吉馬良士經過不懈努力簽訂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十分高興，使葡萄牙終於實現了300年來歷代國王的夙願，遂於本日頒詔，封吉馬良士為澳門南灣子爵（Visconde de PraiaGrande de Macau）。Diccionario Historico, Chorographico, Bibliographico, Biographico, Heraldico, Numismatico e Artistico de Portugal, Lisboa, 1885, Vol. 5, N-P: "Praia Grande Macau"，pp. 1040一l041.

同治六年（1867年2月5日─1868年1月24日）12月11日，在路環島修建政府辦公署計畫獲得通過，預計開支為1700澳門元。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70頁。

光緒二年（1876年1月26日─1877年2月12日）12月11日，嘉諾撒慈善會修女將仁慈堂託付給她們的、原收養在大三巴街和高園街兩幢小屋中的23名孤女搬至教區在賈梅士廣場附近購置的慈善院居住。潘日明：《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第181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783.

光緒十五年（1889年1月31日─1890年1月20日）12月11日，受澳葡水師提督所托，拱北關稅務司賀璧理（Alfred Edward Hippisley），攜葡人所繪澳門水陸地圖一紙，到前山同知衙署與代理同知蔡國楨爭辯水界。該圖系銅版刻成，先用墨線刻定四圍界限，加填紅線，以示區別。該圖東至九洲洋，南至橫琴、過路環，西至銀坑、拱北灣，北至前山城後山腳，皆加以紅線，認為葡人管理之界。遭到蔡國楨的嚴辭指駁，賀璧理無功而返。《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代理前山同知蔡國楨為拱北關稅司賀璧理替葡人作說爭我水界事致兩廣總督李瀚章稟文》，第412頁。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2月13日─1897年2月1日）12月11日，根據兩廣總督的命令，拱北關為實施禁止大米和稻穀經澳門私自出口運往外洋。又規定允許商人具結保證在澳門消費的大米可以出口。拱北海關編《拱北海關志》之《大事記（1887—1990）》，第266頁。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12月11日，葡萄牙新國旗澳門首次升旗儀式在塔石球場舉行，澳門居民及當局人士應邀出席。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48頁。

位於澳門連勝馬路和鏡湖馬路交界處2至6號的消防隊博物館，坊間不少書籍將其寫成消防博物館，實為筆誤之故。這裡原址是消防總局指揮大樓的一部分，由第一代華人建築師陳焜培所設計，建於1920年，延至1923年10月3日揭幕，當時的消防局局長為江世生，出席儀式的還有廣州及香港消防代表團。後於1992年3月進行改造，只保留外殼，內部則作全新改建。整座建築具有南歐風格，樓高2層，黃色為其主色，外型古樸莊嚴，該建築亦成為澳門具建築藝術的保護文物之一。過去澳門的消防工作是由葡國駐澳門軍隊所負責。19世紀中期加思欄兵營已擁有一台人手操作的滅火機，1883年通過了澳門消防服務規章，便組成了一支60多人的消防隊伍，1939年為了符合社會發展需要，消防隊成為一支軍事化部隊。當時澳門島有3所消防站，離島則有2所。1994年，消防總局（即博物館連後方的消防站）擴建，佔地面積約3,700平方米，亦成為消防隊的中央行動站。在消防歷史發展的同時，市民對與自身息息相關的消防工作的興趣日益增加，常有學校及社團組織前往參觀。有見及此當局陳列了一些具代表性的消防工具及過去多場大火災的珍貴圖片，希望藉此提高市民對防火知識和消防員工作的認識。1999年12月11日消防隊博物館正式運作並對外開放。整個博物館共分兩個不同風格的展廳，面積約350平方米，展品約有700餘件，而這些展品除了是消防局自身保留或市民捐贈外，亦有不少是從外地採購的。主展廳牆身上鑲嵌着一塊澳門消防局成立的百年紀念碑石，展場中央位置則有20世紀50年代的英製古董消防車，車牌為M-01-25，可見其歷史之悠久。展廳同時還展出了兩台中國製造的手搖水泵（1884年和1908年），及一台英國製造的手搖水泵（1877年），其中一部紅色的古老水泵車是路環居民在廣州購買的，作為坊間滅火設備之用，一直放置於路環天后古廟內，原屬路環四廟慈善會保存之文物，後於消防隊博物館成立時借出。此外還有假人握杆從樓上滑下的真實情景、歷史資料圖片、大量歷年消防隊隊旗隊徽、勳章、舊式頭盔及一套1940年消防員節日穿上的灰色禮服等展品，值得駐足。內展廳展品包括了中央行動站模型、顯示新舊消防局（站）地方的電子板、水靴、3枝中國古式喉筆、報火警鐘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有一個模擬從前澳門木屋區大火之場景，其用心的設計是為了讓澳門市民警惕火患。

民國十六年(1927年1月1日─1927年12月31日)12月11日，廣州起義爆發，並很快佔領了廣州政府機關。這一行動獲得香港和澳門政府的鼓掌喝彩，當時澳督巴波沙正訪問香港，巴波沙詢問港督金文泰，他是否應該答應李濟深將軍的要求，為廣州的起義者提供武器和軍火。作為回報，李濟深保證壓制中澳邊境和灣仔島上的“紅色”示威者。澳門歷史檔案館：P11667CX213，“廣州的革命運動”，總領事致澳門總督，1927年12月14日。

民國十九年 (1930年1月1日-1930年12月31日)12月11日，澳門政府給荷蘭駐澳門領事館，宣告荷蘭與澳門港務工程協定已經完成。A. H. de Oliveira Marques, História dos Portugueses no Extremo Oriente, Vol. 4, P. 604.

民國三十七年 (1948年1月1日─1948年12月31日)12月11日，澳門中華總商會舉行下屆理監事選舉，由上午10時開始，至下午3時止，後進行開票揭曉，至7時許完結。到會領票選舉者總計189人，共推選出何賢、劉柏盈等18位理事 (含候補理事)，黃豫樵、曾錫琪等7位監事 (含候補監事)，其中馬萬祺、葉子如為此次選舉的新科理事。與此同時，中華總商會再次進行制度改革，劉柏盈當選為首屆理事長，何賢、黃渭霖為副理事長。《市民日報》1948年12月12日《商會選舉結果多屬舊人蟬聯》；澳門中華總商會編：《澳門中華總商會成立七十周年紀念特刊》之《澳門中華總商會歷屆值理、理事、監事、會董名表 (1913─1984)》。

民國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12月11日，華南海關處轉發廣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頒發的《港澳邊緣區小額肩挑貿易臨時辦法》，拱北海關即按照該辦法對邊境小額貿易進行管理。不過，此臨時辦法並未對邊緣區的範圍和從事小額肩挑貿易的人員做出明確規定，一些投機商人乘機以化整為零的方式運輸貨物進出口，邊境貿易遂出現一個不正常的高潮。為此1950年10月13日，華南區對外貿易管理局又頒發《華南邊緣區對外小額貿易管理暫行辦法》，以取代《臨時辦法》。鄧開頌等編：《粵澳關係史》，第525-526頁。

1957年12月11日，何賢、馬萬祺、崔德祺、崔樂其接待來訪的葡國海外工商視察專員蒙爹路博士。

澳葡當局鎮壓澳門居民事件。1966年11月，澳門氹仔居民自籌經費興建坊眾小學，因事先未向澳葡當局申請而自行架搭竹棚架，澳門市政當局派人強迫停工，當地居民不服，雙方對峙。11月15日，澳葡當局出動軍警毆打民眾，打傷34人。氹仔居民對此表示抗議，並提出5項要求。澳門各界代表亦支持氹仔居民的要求。12月3日，澳門各界代表為氹仔事件赴澳督府請願，澳葡當局派軍警毆打請願代表，致使45人受傷，激起澳門人民極大的憤慨，紛紛走上街頭，抗議當局的暴行，市內發生騷動，而澳葡當局不顧一切地鎮壓群眾，又造成3人死亡，63人受傷，製造了“一二•三”血案。事後，澳門各界舉行罷工罷市，憤怒群眾將紀念曾於1849年率葡軍侵略中國“有功”而豎立於市政廳前地美士基打（Vicente Nicolau de Mesquita）銅像拖倒，以表示強烈抗議。但澳葡當局無視群眾的抗議行動，繼續大規模鎮壓，在兩天內又打死8人，打傷107人。12月5日，澳門中華學生聯合會向澳葡當局提出5項嚴正要求，遭到拒絕。澳門人民的抗議行動，得到中國內地人民的支持。12月9日，廣東省人民政府外事處向澳葡當局提出4項嚴正要求，包括接受氹仔居民的5項要求和中華學生聯合會的5項要求，嚴懲兇手、賠償損失、不許蔣介石特務在澳門活動等等。12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嚴厲警告澳門葡萄牙當局》的評論員文章。1967年1月29日，澳葡當局被迫宣佈無條件接受所有要求，事件遂告平息。

1987年12月11日，葡國國會一致通過批准《中葡聯合聲明》。

1988年，果欄街店舖有：14號洪馨椰子梹蒟發客，16號永利欄 ，18號耀記椰子梹蒟發客。

林茂塘的造船廠和木材廠習慣把原根木材浸泡在水裡，這有利於保存。

1989年12月11日，文禮治（Carlos Montez Melancia）重組澳門政府。

1989年12月11日，蓮峰廟值理會舉行林則徐像揭幕禮。

1991年12月1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澳門簽證辦事處成立。

1997年12月11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王英凡等來澳主持中國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機構大樓奠基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