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是一座华洋杂处的城市，除了世居本地或从远处到来谋生的华人之外，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印度人、黑人及其他洋人也汇集在这座小城。尽管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但大家终归还是人，每日总要食饭，照顾自己的肠肚，而街市正是他们购买每天食材的地方。营地街市所在的地方正是处于华人集市区（Bazar）和葡萄牙人聚居地之间，服务在澳门生活的华洋族群。尽管大多数时间，大家都是很平静地逛街市买?，但也难免发生惊动官府的华洋冲突……

在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一名黑奴在营地街的华人酒铺饮酒，一醉不起¹。在今天来看，醉酒不归宿是件小事，但在那时代，一名黑奴走失可大可小。这不单单是黑奴走失或逃跑，若果黑奴潜入内地，则可能惊动清朝官员，到时将面对更大麻烦。幸好，黑奴只是醉酒不归，事情本该到此为止……但却成为了冲突的引爆点。

葡萄牙人认为醉酒事件归咎于华人卖酒给黑奴，觉得有必要警告这些华人商户，于是总督与葡人官员带着士兵来到营地街，斥责酒铺店主不可再向黑奴卖酒。人家正常地开门做生意，却招来这种无妄之灾，店主当然是不服气，而目睹的华人商户也看不过眼，上前理论，结果引发一场华洋之间的冲突。葡萄牙士兵拆毁营地街的一些华人商铺，又攻击城外村落，而华人则罢市抵抗，澳门城内弥漫一股浓浓的火药味。

在这样的局势下，香山县丞彭翥来到澳门城，要求议事会理事官交出惹事的犯人，但葡人并没有配合。彭翥于是向两广总督福康安求援，广州知府张道源率领官兵进入澳门，又中断供应澳门的物资。这套永不过时的“绝招”面前，葡萄牙人最后选择屈服。

在处理这场因黑奴酒醉而引发的华洋冲突后，张道源认为把街市设在华人和洋人杂处的空间，正是造成这场冲突的乱源。既然如此，只要把街市迁到华人居住的地方即可，于是把街市从城内的营地大街，迁移至城外的沙梨头²。然而，这位外来的官员完全没有考虑过葡人和其他外国人也是街市的用家。

大家不妨想像一下，生活在下环或岗顶的人原本只需步行去营地街市，现在要走出沙梨头才可买菜，这到底多么麻烦！尽管葡人不会亲身逛街市，而是派仆人代劳，但沙梨头位于澳门城墙外，仆人有可能在遥遥的买?路上被抢劫，这对葡萄牙人而言是极为不方便³。

有见及此，议事会向香山县丞彭翥请求把街市迁回营地街，并承诺出钱兴建一座市亭，供摊贩在亭内摆卖，无需再受日晒雨淋，而且也提出街市只在日间开放，晚上关门，防止再有卖酒给黑奴的情况⁴。彭翥考虑到市亭便利居民，于是同意这项工程，他划出一幅官地作市场，而葡萄牙人的议事会则兴建一座墟亭。

在1789年3月至4月间（乾隆五十四年三月），营地街市墟亭终于竣工，彭翥亲自到达墟亭划分和安排摊位。这座营地街市墟亭，是澳门最早的街市（市场）建筑，但它到底是甚么样子？我们并不知道，但能确定的是街市划分成四行，分别售卖鲜鱼、猪肉、鸡鸭和瓜菜，这与街市划分区域摆卖一样。摊贩必须按照彭翥划定的位置开摊。

彭翥非常满意这次建设，营地街市墟亭可谓一次华人和洋人之间的“大和会”，甚至邀请上司——澳门同知侯学诗撰文勒碑，而侯学诗为此事写下诗句：

从这首诗中，清朝官员称把“夷人”同样视作自己的百姓看待，并没有当他们是外人，希望藉恩德教化华民和洋人。

从华洋冲突到华洋大和会，彭翥寄望这座墟亭能教化民夷，以保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但似乎墟亭并没有像彭翥所期待。十多年后，也就是1805年（嘉庆十年），当香山县丞吴兆晋来到营地街市墟亭时，他看到的不是井井有条的样子，而是一片混乱⁶。

原定墟亭仅给瓜菜、鸡鸭、猪肉和鲜鱼四行摆卖，但现在连理发、卖烟、打铁和手艺人的挡摊“进驻”墟亭，让亭内变得挤迫和混乱。除了摊贩之外，有人更私自为墟亭加建，搭盖篷寮，甚至霸占墟亭的中心，架设炉灶来醃制蠔蚬，在墟亭内设了一个醃蠔作坊，完全不考虑发生火灾的隐忧。更过分的是，营地街市是属于官地，一些人竟然把官地霸占作私家地，出售或典租来谋利。

在吴兆晋眼中，营地街市墟亭一时的混乱，随时成为澳门城内的治安隐伏。街市周边的篷寮阻碍街道，很容易引发争执和冲突；而篷寮也成为贼人匪徒藏身的地方，一些人更在这些地方聚赌，成为治安问题。另外，火灾也是一个可怕的隐忧，营地街市是澳门城内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一旦发生火灾，将造成重大的人命和财物损失，后患无穷。实际上，彭翥在建亭不久就见识过这种乱象，所以在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发出四项条款的禁示，用来规管墟亭⁷。

能够把营地街市弄得乌烟瘴气，绝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也不可能是无人知悉。实际上，衙门差役早已知道墟亭的乱象，但他们不但没有上报，反而借机勒索，向违法之徒收“保护费”，造成澳门城内治安的隐伏。有见及此，吴兆晋带同一众绅士们来整顿营地街市，一方面要摊贩归回原位摆卖，另一方面把阻街的篷寮拆毁。至于不妨碍的篷寮，吴兆晋则表示保留下来，然后供人租用，收得的租金将归公家。

经过一番整顿后，营地街市恢复到整齐有序的环境，但这是否意味着再没有问题呢？

在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此时营地街市墟亭已运作近四十年，但在10月的某个晚上，灼热的火炎打破了黑夜的宁静，集市区燃起大火，尽管华人和葡人合力出手灭火，但营地大街、关前街、米糙街等迅速被吞噬，而营地街市也不能幸免，在大火中烧毁⁸。这场大火引发的原因，正是彭翥和吴兆晋一再担忧的篷寮问题。

当时，集市区的街道除了有密集的房屋之外，街道上也兴建大量的篷寮。若果不明白是怎样的“盛景”，大家不妨看看英国画家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的画作，虽然是在汽车发明之前的时代，但街道上充满一座座商贩摆卖的摊档和小木寮，哪怕在营地街市旁的米糙街和板樟堂前地，其热闹情景可见一斑。即使在1818年发生火灾后，王室大法官眉额带历（Miguel de Arriaga）向清朝官员请求拆卸篷寮，但这个问题真的是“野火烧不尽”⁹。

营地街市被烧毁后，香山县丞周鸿飞提出重建墟亭，而因应需求，新墟亭从原来的四行扩大至五行，而新建的第五行由猪肉行、鲜鱼行、鸡鸭行和瓜菜行平分。那么这次重建由谁出资？就如当年建亭时一样，同样由议事会出钱，毕竟澳门城的葡人和外国人都是营地街市的用家。

除了火灾重建之外，议事会也多次承包营地街市墟亭的维修开支，澳门每年的台风不但为大地带来雨水，也造成严重的破坏，墟亭当然也无法幸免。在1835年，营地街市的四大“行长”，包括猪肉行长吴中和、鲜鱼行长何大兴、鸡鸭行长鲍永举和瓜菜行长郑燡南一同向议事会投词，请求捐资来重修被台风吹毁的墟亭瓦顶¹⁰。当然，议事会多次出钱维修墟亭，毕竟这是华洋共用的市场，是居民们购买食物和日用品的场地。

不过，在十多年后，澳葡政府在澳门实施殖民统治后，街市的管理也转到议事会（即后来的议事公局和澳门市政厅）手上，而街市之后的变迁则是另一个故事了。

今时今日，我们看到营地街市综合服务大楼已经历多次重建，街市也不再是街上市集，而是一座结合多功能的现代大楼，过去墟亭的身影也早已彻底消失。不过，从营地街市早期的历史中，我们不但看到这座街市的演变，它也是昔日澳门城的缩影，华人、葡人和黑人等在城内的互动，当中既有合作和冲突，为我们展示古代澳门城的生活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