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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2月18日-1758年2月7日)2月9日,在澳門總督高定玉到場的情況下,議事會決定為了向外國人表示好客,而允許從廣州來的外國人暫住澳門。不久議事會進一步決議,各國商號允許遷入澳門並使用他們自己的行號。來廣州貿易的外國人如何住冬,一直是清政府考慮的問題。在廣州一口通商之前,清政府一直想讓澳門成為外國人住冬之地,但澳門葡萄牙人顧慮重重,視澳門為其獨有的居留地,多次拒絕清政府的要求。而清政府也因讓外國人來澳門住冬,系臨時性措施,並未強制澳門執行。本年乾隆帝決定廣州一口通商後,讓外國人來澳門住冬成為清政府的既定國策,澳門雖然想拒絕,但已無法拒絕,只好同意。雖然在本年也曾頒佈了一些拒絕外國人來澳門居住的法令,但均無法與清政府的國策對抗。只好宣佈取消這些法令。經與果阿方面多次交涉後,澳門居民正式被允許租房給外國人。這一政策的改變對澳門影響極大,也是對澳門政府長期堅持不歡迎外國人入澳政策的重大修改。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48頁;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4, pp.204—210.
巍峨瑰麗,雄冠遠東教區之聖保祿教堂和修院,自一八三五年被燬後,耶穌會士既早遭逮捕,故教堂之重建,實再無人代謀矣。留下斷垣殘瓦,淪作廢墟。遂由議事公局於同年四月八日,委派主教之代辦人佛郎高神甫(Candido Goncalves Franco)將其闢作墳場,蓋其坭墻甚厚,可以挖空內壁,埋棺墻中,一如古代羅馬之宗教葬禮。迨至一八三六年五月十四日議事公局再將之交與仁慈堂管理。令凡來葬者,均須納費以充善款,並指定以五千元另闢貧者墓地。此種辦法雖已獲得仁慈堂同意,但當時之亞馬勒兵頭(Ferreira do Amaral),竟於一八三七年二月九日頒一諭令,着該墳場應按照教會規律,交回教會管理,定於六月一日開始執行。又在一八三八年令將各危墻一律拆矮──至二十五尺高,以保安全。一八四三年海外殖民局曾尋得一記載,茲錄述如下: “大三巴遺址利用作墳場辦法,將各危墻改矮至一半,各廢柱平衡排置,另用磚砌成一小道於其上,直貫全場。教士古墓則開穴墻中,各普通墳則平葬道旁,入路兩傍之拱窿則放置骨石。於教堂舊址另築一小祭壇,以為葬禮前之祭祀處。場內遍植柏樹。凡來葬者均須繳稅,撥充仁慈堂善款。場外鄰近,預留將來擴充餘地。石門牌坊則保存無損,俾資後人瞻仰。此種任務,從一八三七年起,交由聖約瑟修院(College of St. Joseph)之上司負責。”云云。自聖保祿教堂和修院遭焚後,當局迺將其殘址改作墳場。原來教堂背後之鐘樓上,本有大鐘兩面,迺澳門舊日出名之波加勞造炮廠(Tavares Bocarro's Foundry)所鑄者,亦被遷移安置於牌坊之第二層左右兩窗框內,作為葬禮鳴報喪鐘之用。嗣是該墳場一向被沿用,作為教徒及西人之墓地,直至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二日才停止安葬。至一八七八年鴉高士子爵(Viscount Pa ç o d’Arcos)來任澳門兵頭時,迺下令將前時所葬下各墓,一律遷葬於西洋墳(St. Miguel)內。所有斷壁危墻,悉數夷為平地。至是兩個古鐘,亦失其所在。所遺之教堂殘碣及墓碑,或移作鄰近房屋建築墻腳,或用船載往呂宋之馬尼刺(Manila),敷砌古城街邊。後來更將牌坊背後之廢地,闢成花圃草坪,門口加建鐵閘,用以點綴和保護此名勝古蹟。迨至近年各處旅客來遊日衆,澳門工務局遂將該牌坊右側修院廢址(此地曾為貧民巢窟,嘗遭火災多次,後來當局迺將貧民移居台山,尚遺留破屋多間)之破屋拆去,新闢一斜坡馬路,以利汽車來往,從此遊客稱便矣。大三巴牌坊,即為澳門名勝古蹟之一,亦為澳門唯一之突出標誌。歷盡數百烽火風暴,猶安然獨存。曾經吸引多少古今名人,幾許中西遊客,為之興懷,為之歌詠。在中國詩詞方面,前章已略舉例。至於西文詩歌,最能噲炙人口者,當推一八五五年香港總督包令約翰 (Sir John Bowring)所寫之“榮哉寶架”:(In the Cross of Christ Glory!)—歌,其曲譜又為英國音名家康奇(Ithamar Conkey)所作,稱為世界名曲之一,惜其歌詞太偏重宗教。三巴古坊,百年殘闕,已荒廢久矣。豈料當二十世紀初期,還有人想設法重建之者,蓋在一九○二年時,澳門公教會中,有一位長老名約瑟黔枚神甫(Rev. Dr. Antonio Jose Gomes),痛惜梵宇類荒,自願竭力護法,迺不辭勞苦,百方籌募,終捐得白銀一萬六千九百多元。在六十年前,澳門工資物價皆極低廉。募得此項巨款,實較重建預算所差無幾。於是著手策劃,繪備圖則,務求盡可能依據原日之聖保祿教堂模樣,照樣築回一所。詎知其年高任重,積勞成疾,以致宿願未償,身已先死,自後繼志乏人。且聞捐得之款,曾由其經手存於銀行,現在沒人合法提取,致使重建聖保祿教堂之議,終成泡影也。至於聖保祿教堂之本來面目究竟如何?應如何照樣重建?此迺必須解決之問題。據聞當教堂尚未被焚前,曾有一位英國著名畫家佐治千拿厘(George Chinnery)居留在澳門,後來其遺作多珍藏於英倫及羅馬等博物院,或對教堂所繪,有足資參攷者。且在一七二六年還有一荷蘭雕刻,曾顯示該教堂迺在炮台下方,樓高二層,中有一尖塔,但不甚高云云。整座教堂形式,既可研究得之。但吾人如今面對現實,舉頭可見牌坊,堂皇宏偉,留心細看雕刻,精緻玲瓏,其建築之壯麗,其藝術之奇巧,在在令人稱羡,處處足供研究,故再不避愚陋,只就大三巴牌坊之門面所見,分為“藝術建築之構成”,與“宗教雕刻之表現”。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2月9日,葡萄牙政府決定派遣海軍軍官彼亞度(José Gregório Pegado)出任澳門總督,接替席爾維拉·邊度。3月31日,里斯本政府在澳門政府和葡印總督的一再呈請下,為彼亞度總督下達部令,命令他除了執行葡印總督的一切指令外,盡量爭取以下一些特許權:1. 將領土出讓至前山寨,或至少擴至蓮花莖的盡頭。2. 隨著地界的擴展,在中國官吏撤退後,上述地區,連同澳門,將被視為完全的葡萄牙領土,如同荷蘭人在爪哇、英國人在海峽殖民地那樣,對那里的華人居民進行管轄。3. 如同英國人做到的那樣,與中國官吏文書往來中採取完全平等的格式。4. 澳門港同享香港將取得的一切優惠。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Estudos sobre as relações Luso-Chinesas, p.62.葡萄牙外交部歷史一外交檔案館檔案,第10函盒。澳門界址,1843年3月31日部令,轉引自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第14、230頁。
2月6日,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首批10萬劑國藥集團中國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生產的新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運抵本澳。這批疫苗由北京以陸路經過30多小時運抵本澳,運輸過程得到了中聯辦、南光(集團)有限公司及相關部門的全力協助。在衛生局藥物事務廳稽查人員完成入口檢查手續後,在社會文化司歐陽瑜司長、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嚴植嬋副主任等見證下,衛生局於珠澳跨境工業區舉行了疫苗入口檢查手續及接收儀式,由南光集團傅建國董事長移交國藥集團新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並由衛生局李展潤局長簽署接收疫苗文件。隨着首批 10 萬劑國藥新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抵澳,特區政府有序開展疫苗接種工作。應變協調中心2月9日在仁伯爵綜合醫院舉行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接種啟動儀式,首種接種的疫苗是國藥疫苗,行政長官賀一誠當日帶領一眾官員及屬優先接種的醫護、警務、消防、海關、航空及貨運、社服、教育、博彩業的前線人員代表等 80 多人在仁伯爵綜合醫院接種疫苗。他強調,接種疫苗是自願的,但接種疫苗後猶如增加了一道保護屏障,並呼籲市民保障自身健康,共同做好抗疫工作。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在澳門啟動疫苗接種計劃,可建立社會免疫屏障,為市民的生命安全提供更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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