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1月26日─1619年2月13日）9月19日，中日教區巡視員弗朗西斯科•維埃拉神父於日本致耶穌會總會長的信稱：范禮安神父看到日本基督教會獲得巨大發展，需要大批人手，而中國也對福音徐徐打開大門。為了培養人才，他擴大了澳門住院，稱為學院，在那里設置了學習神學、哲學以及倫理神學的課程，還增加了已在進行中的拉丁語課程，由教師和學生構成的機構幾乎可以成為大學。“幾乎可以成為大學”，言下之意，澳門聖保祿學院還不是一所大學，而是一所學院（Colégio）。1618年9月19日維埃拉神父的信，見高瀬泓一郎：《キリシ夕ソ時代の文化と諸相》，第357—358頁，轉自戚印平：《澳門聖保祿學院新探》，第88頁。1994年戈麥斯•多斯•桑托斯：《澳門：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一文發表，他根據嘉爾定（António Francisco Cardim）神父1645年給教宗英諾森十世（Inocêncio X）的《日本教省報告》稱，聖保祿學院具有大學職能，其中教授文法到神學的所有科學課程，並在適當的時候授予博士學位，因此他將聖保祿學院定性為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受其影響，海內外不少學者均將聖保祿學院定格為澳門的西方大學。“大學”與“學院（colégio）”是兩個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的現代教育學概念，根據戚印平研究的結果，可以清楚表明，澳門聖保祿學院是以各種語言學習為主要內容的人文課程，以自然科學知識為主要內容的哲學課程和以基督信仰為最終目的的神學課程為其教學體的學院，與其他耶穌會學院，尤其是鄰近地區的其他學院並無二致。很顯然，澳門聖保祿學院的教育水準尚未達到大學的標準，與《耶穌會會憲》的學院規定完全相符（戚印平：《澳門聖保祿學院新探》，第88頁）。金國平先生提出更進一步的看法稱：Colégio為耶穌會省下一跨區管理機構。教學部分主要為自己培養傳教士，不具為社會育人功能。因此，Colégio既不是學院，更不是大學，只是一教區會而已。當時耶穌會在中國即有杭州教區會（Colégio de Hanchou）、南京教區會（Colégio de Nanquim）和北京教區會（Colégio de Pequin），故Colégio de São Paulo即是聖保祿教區會，而不是聖保祿學院。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1月31日－1700年2月18日）8月26日，英國私商組建的“英國公司”派商船“麥士里菲爾德（Macclesfield）”號在船長約翰•赫爾（John Hurle）和大班羅伯特•道格拉斯（Robert Douglas）的率領下駛抵澳門。葡萄牙人和中國官員都對英國商船的到來表示歡迎，並保證盡力方便他們去廣州的貿易。9月2日，曾經當過“王商”的洪順官（Hunshunquin）從廣州來到英商船上，提出要包購英商的船貨。5日，大班羅伯特•道格拉斯上岸拜訪廣東行商施美亞（Shemea）。7日，海關監督從廣州來到澳門。8日，海關官吏丈量船隻。9日，海關監督通知說，“麥士里菲爾德”號是二等船，本應收費1200兩。為了表示對英商的優待，海關監督命書吏改為三等船，只需繳納600兩。後海關監督又將收費減免1/5，則所交船鈔是480兩。羅伯特•道格拉斯得知海關監督態度良好時，要求發給其三張執照，一張准許所有商人都可以自由和他交易，一張准許他前往廣州，一張允許他將船開入廣州。這三個條件均得到海關監督應允。14日，羅伯特•道格拉斯駕船離澳赴廣州。19日到達。在廣州，羅伯特•道格拉斯住在洪順官的寓所。經過兩三天的討論後，大班們決定與洪順官簽訂合約，並將他們帶來的部分貨物賣給洪順官,共售得白銀36000兩，折合為1.2萬英鎊。回程時購買的貨物有：生絲69.5擔，水銀110擔，松蘿茶160擔，白銅250擔，麝香245兩，胡椒1000擔，扇10萬把，茶桌、鑲貝珠360套，金塊776.5兩及價值13075.8兩銀的絲綢和價值1147.46兩銀的瓷器，總成本為44928.64兩白銀。羅伯特•道格拉斯這一次來中國的貿易是一次成功的貿易。不僅受到中國海關監督的友好歡迎，丈量船隻的條件也非常優惠，他按照東方式的慣例送禮，但沒有受到勒索，他在優惠的條件下將他的全部貨物以信用方式售給一位體面的商人，並訂約購回貨物，滿載而歸。這是英國人第一次在中國成功進行的商業活動，從此開始了英國人在廣州與澳門開展貿易的新週期。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86—97頁。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2月5日─1762年1月24日)9月19日， 由於澳門議事會的財政收入日益好轉，於本日開會決定，除留12000兩白銀作為日常的開支外，將剩餘資金用於支援海上風險投資。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508; 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門史》，第76頁。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1月31日─1776年2月18日)9月19日，多明我會士貝尼托•聖維森特(Benito de San Vicente)奉命前往澳門，於10月4日抵達澳門，後由澳門至漳州傳教。 張先清：《16—18世紀西班牙多明我會士與澳門關係考述》，載《澳門在天主教東進中的地位與作用學術研討會論文匯編》，2009年11月，第532頁。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2月16日─1780年2月4日）2月20日，法國東印度公司“科尼茲王子（Prince de Kannitz）”號商船從里昂出發，於7月間抵達澳門，法國商務代表嗊士噔（Charles de Constant）攜其中國僕人阿高（Akao）在望廈村一帶遊覽，學穿中國布鞋，唱中國歌曲，坐中國轎子，養中國狗。9月19日，“科尼茲王子”號抵達廣州。該船共載287人，除兩名傳教士外，其餘均為各國駐廣州夷館的員工。當年，嗊士噔即往澳門住冬，並留下了對當時澳門最真實的記錄： 常駐廣州的歐洲人，一般都習慣到澳門去住冬，因為他們喜歡這個具有某種歐洲色彩的地區，而且進出也不需要任何申請和准許。住穗歐洲人被迫每年到澳門定居半年。他們在澳門租用和修繕非常豪華的住宅，這些住宅帶有很大的美麗花園。自16世紀以來，葡萄牙便習慣於將莫桑比克的黑人運到澳門，為到那裡住冬的駐穗歐洲人充當僕人，特別是當轎夫。澳門的西洋人轎子有5名轎夫，4人抬轎，1人撐陽傘。澳門半島由一條長1/2法里、寬1/8法里的狹長地帶與香山相連。中國人曾在那裡建築了約15法尺高的厚城牆。該城牆中央是一座酷似城門的大門，駐紮著一支衛隊，有10名兵勇負責阻止中國人經過。在澳門需要記住的第一個詞是“Maetti”，即媽祖。澳門全民信仰著名偶像媽祖，在那裡的山上建有媽祖閣。另一個詞是“馬交港（Amacao，Guad）”，即今天的“澳門”。除了某些海灘之外，澳門在大海一側被乾旱的山嶺所環繞，由堆積起來的山崖所組成，其周長為10海里，城市佔據了這片領土的 1/3。在丘陵之中，有一片由中國人辛勤耕耘的土地，那裡很容易進行灌溉和蓄水。當地中國農民已從極其懶惰的葡萄牙人手中奪回該地區的地產，他們居住在這片富裕平原的三個村莊，望廈村（Mong-ha）、沙梨頭村（Patane）、聖拉匝勒（Saint-Lazore）旁的黑沙環（Areia Preta）。該島中的未耕耘部分被充作中國人的墓地，世人從未見過如此遼闊和具有如此巨大的墓碑的墓葬地。城市的佈局很美觀， 每側均以階梯狀上升到多座丘陵，其中某些山頂由城堡和教堂佔據。 澳門共有13座天主教堂、3座男子修道院、1座烏爾蘇拉修會（Ursuline）或克拉拉（Sainte-Claire）修會的修女們的教堂。大部分教堂都很龐大，建造得也很漂亮，屬於耶穌會士們的大三巴（聖保祿教堂）有三根廊柱的漂亮門面。它們佔據了最美好的地址和最佳方位。澳門城由一個要塞工事或一個城堡所保護，這就是大三巴炮台。城外有一座佔據了一座山丘之最高峰的炮台。它俯瞰鄉間與大海，這就是東望洋炮台。在海港進口處有一座大炮台，船舶必須在其大炮下駛離，在最容易下到大海深處的地方，還有其他幾個炮台，這些炮台均配備150門鑄炮，其炮架的現狀非常糟糕，城牆的保存狀態也很壞，人們很少會對它們加以修繕，當時駐澳門的葡萄牙兵營有150人，由不同民族和不同膚色的人組成，中國人不允許增加駐兵的數量。就這塊殖民地的現狀而言，它很容易被奪佔。若有一支500人的歐洲駐軍，且處於警備狀態，便可以輕而易舉地抵抗中國的任何軍事行動。如果葡軍能保持與海洋的自由交通，那就更容易了。澳門城在陸地一側由厚而高的城牆環繞，係由葡萄牙人在100多年之前，當荷蘭人企圖奪取該城時，抓獲的荷蘭俘虜所築。城外還有一家醫院和一家孤兒院。 當地的葡萄牙政府掌握在一個議事會手中，它原來只接受開赴日本的貿易船隊司令官們定期巡視，從1629年起，又從中加入了葡印總督任命的一個“總督”。議事會由葡印總督任命的“澳門總督”把持，澳門成了一個寶庫，它由對某些從歐洲船上卸下來並由議事會向居民們大量出售的商品徵收的稅款來維持。那裡有一個擁有廣泛權力 的主教。當地居民與印度、菲律賓群島、巴達維亞、交趾支那、馬六甲海峽和法國島從事貿易。這種貿易共用20—25艘船。每年有一艘赴果阿，另一艘赴帝汶，有1—2艘赴孟加拉，同樣多的船舶赴馬尼拉，3—4艘船赴交趾支那。這種情況與1560—1630年間日本貿易的時代相比，則顯得黯然失色了。澳門居民們的最大收入，則來自他們向屬於不同公司的歐洲人出租房屋，或者充當歐洲人的僕人。葡萄牙女王將經營巴西煙草的專營權留給了自己，而巴西煙末正是中國人吸的那種煙。女王在那裡有一個倉庫和一個負責銷售的代理商。每年都 有1—2艘里斯本的船前往中國採購茶葉、南京土布、瓷器和藥材等商品，他們都用皮阿斯特支付。歐洲的葡萄牙政府長期忽略，甚至忘記了一片使它未付出任何代價的殖民地，這片殖民地對它一無所求， 而葡政府於數年前就派遣了一名高級法官，或者一位具有廣泛權力和任期5年的大使，他同時也是海關的關長，負責死者遺留下的財產，為政治事務而與中國政府交涉。總之，他是負責全部民事與法律事務的長官。但他也在澳門從事鴉片貿易，而中國政府本來是禁止這種毒品進口的。此處的鴉片中的大部分都被當地居民消費，它們在澳門獲得了一個可靠的集散地，又通過走私而被輸往中國內地。 澳門政府對該島上的3萬餘名中國人沒有任何司法權，它對其他居民行使權力。當葡萄牙人之間產生某種糾紛時，尤其是當情況非常 嚴重時，則必須與“廣南府”屬下的同知協商，同知駐紮於前山寨。澳門過去曾有一家設備精良的鑄造炮與鐘的工廠，由自日本進口的銅供應原料，於1561年由波加洛（M. T. Bocarro）創建（此為噴士噔誤記），當時為遠東最著名的鑄炮廠。該城居民約有7000名基督徒，其 中2/3都是女子，均為中國人血統。另據估計，1745年澳門的信教居民為5212人，包括前澳門住冬的外國公司經紀人、亞洲非中國人的受歸化教徒；在澳門的8000名中國人中，約有4000名教民。這樣算來，在18世紀中期，澳門共有9000名基督徒，而該地的總人口要高於1. 3萬人。葡萄牙人將收買中國嬰兒並使他們在基督教中成長視為一種“功德偉業”。嬰兒的價格並不高，尤其是在中國內地各省出現荒歲時更為如此。葡人更喜歡收買女童，以供色情業。當時澳門只有一個歐洲女子，即總督夫人。澳門的葡籍居民實際上來自許多民族和各種膚色的人，其中包括1500—2000名黑人女奴。各種工匠都是中國人，葡萄牙人更喜歡祈求施捨而不是去工作。澳門是嘉靖年間的1557年，為感謝葡萄牙人幫助消滅海盜張西老（Tchang-si-lao），而允許葡萄牙人居住在該地。這是未曾由中國史料否認或確認過的說法，但無論如何，在最早純屬地方當局與廣東官吏們的安排，而並非北京政府的正式割讓。因為當時海盜正在騷擾屯門地區。中國人也只允許葡人建造木板房，但葡人善於賄賂負責監察管理的官吏們，不久便在那裡如同現在一樣定居了。他們與中國政府談判，並由此獲准擁有一處軍事工事，一定數目的大炮和100人兵營。葡人每年向中國政府交納500兩白銀（750鎊），廣南府每年都派 人來隆重地接受地租，視察工事和軍事，查詢是否嚴格地遵守條約。澳門港很安全，可以接受吃水量為20法尺的船舶。葡人很少對該港給予關注，使大船很快就無法使用它了，使許多船被迫拋錨於氹仔島，那裡距澳門城有1法里之遠，也是安全港。中國政府保留了出自內地的關稅，並且對不屬於澳門的葡船徵收停泊稅。當時在澳門流行的習慣是，先到達的歐洲夷館成員為後到者舉行晚宴。這都是一些盛大歡慶的日子。1780年，人們都穿鑲補華麗飾帶的服裝，側佩刀劍，乘坐由葡萄牙黑奴抬的轎子，禮儀要求在餐桌上有一隻幾乎是完整的烤全羊，每只羊價值15皮阿斯特，這是當時最 珍貴的菜肴。人們在下午2時用餐，然後便去休息，晚上再返回打牌，9時再進餐，一般都要持續到次日清晨。當新來者安居下來後，一般還要舉行答謝宴會。因此，澳門日復一日和永無休止地舉行宴會。歐洲人於每年2—10月間在澳門度過。當時共包括15—16名英國人、同樣數目的荷蘭人、3名瑞典人、3名丹麥人、3名法國人、3 名奧地利人，此外還有幾名獨立於夷館之外的英法僑民。這些外國僑民於澳門居住期間，完全是無所事事，除在海上遊弋而消磨時光外，無他事可幹。這就是為什麼大部分青年人都過著放蕩的生活，不遵守任何法制，不從事文化活動，只追求粗俗的享受，至少是非常懶惰的原因。當地人往往認為那些返回歐洲的人，都是已暴富的巨賈，是古怪的、好奇的和令人無法忍受的野蠻人（東哥特人）。這種情況後來略有改變和好轉。 1780年，有幾位歐洲婦女常年居住澳門。中國政府不允許任何非中國女子到廣州並在那裡定居，就如同禁止任何歐洲人與中國女子交往一樣。耿昇：《貢斯當與》，載《暨南史學》第2輯，2003年。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1月24日─1782年2月11日)9月19日，澳門議事會提出：澳門沒有外科醫生，雖然安伯老神父出於仁慈行醫，但是他現在也有病在身，而且這也不是他的職責。鑒於這種情況，議事會試圖強行留下船隊的一名外科醫生，但是條件是以400兩白銀為酬勞，並以三年為期限，否則沒人願意留在這裡。此條件得到全體議事會成員的同意。於是，葡萄牙人曼努埃爾•戈維亞(Manuel Francisco Gouveia)遂獲聘為議事會醫生，年俸白銀400兩。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613; 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91.

清道光五年（1825年2月18日─1826年2月6日）9月19—26日，河南唐縣人陳保祿（Paul Tch'en）、江西龍泉人羅清漢（Florian Lo）、河南南陽人靳天西（Jean-Baptiste Kin）、河南確山人白若翰（Jean Pé）、湖北鄖陽人艾彼得（Pedro Ngai）及艾彼得的兄弟Mathias Ngai等6人入澳門聖若瑟修院學習方立中：《1697—1935年在華遣使會士列傳》，第566—567頁。

清道光六年（1826年2月7日─1827年1月26日）9月19日，馬禮遜攜家眷從英國返回澳門，他以前的僕人及老教師都在岸上迎接。第二天梁發來見馬禮遜，並帶來他新近完成的兩本書《希伯來書注釋》及《救世真詮》。馬禮遜夫人：《馬禮遜回憶錄》，第255頁。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2月20日─1834年2月8日）9月19日，來自果阿的保拉·科蒂紐（Francisco de Paula Coutinho）修士獲准擔任澳門聖若瑟修院的風琴師。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54頁。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2月9日─1835年1月28日）9月16日，律勞卑在黃埔染病。19日，廣州舉行由官府、當地商人和英國商人參加的會議，與會者一致贊同請律勞卑離開黃埔，恢複外國在華貿易。21日，律勞卑乘坐一艘由廣東秘密提供的船隻離開廣州。同時，英國軍艦也接到了撤離珠江口的命令。26日，律勞卑抵達澳門。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56—58頁；Chinese Repository, Vol.3, No.8, pp.346—351.

咸豐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9月19日，葡萄牙任命海軍中校吉馬良士為新總督。吉馬良士是亞馬留逝世後不久作為“若奧一世”號軍艦司令官來到澳門，他對澳門問題已有一定的經驗。官也逝世後，他又參加政府政務委員會，與賈多素相比，他沒有賈氏那樣鋒芒畢露，更加主張談判，在對華關係正常化的進程中，他邁出了第一步。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10頁。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第197頁。在賈多素澳督任內，吉馬良士經常受到總督的排斥，他指責吉馬良士無能，太彬彬有禮，外交官風度十足，適合出沒於沙龍，而不適合於指揮軍隊。

光緒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9月1日，澳門所設賭館，向由葡萄牙官吏收取使費，以充地方公用。定例每年投充1次，當眾開票，以價高者准承。現聞該處當道於19日在澳門酌定去取，香港葡國領事署連日由10點鐘代收承充書函，所有章程均可向署中詢問。聞此次有願出重價至洋14萬元者。蓋向年澳門賭館共12家，今則擬開16家，故費亦加增也。賭風之盛如此。《申報》1880年9月1日《賭風更盛》。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1月22日─1899年2月9日）9月19日，澳門著名華商蕭瀛洲稟請加入葡萄牙國籍。蕭瀛洲，又名蕭登、蕭文登、蕭亞登、蕭壯宗，廣東香山人，華人蕭五之子。蕭瀛洲為晚清澳門著名華商，19世紀90年代後始進入澳門商界，主要經營博彩業、鴉片貿易及銀號。特別在金融業方面，蕭氏成就更是突出，1896年創辦時豐銀號，1909年又創辦寶裕銀號，1896年擔任澳門鏡湖醫院首總理，1911年納公鈔達1397元，為全澳第一，是為澳門首富。《澳門政府憲報》1898年8月24日第24號，1903年4月18日第16號，1905年10月14日第41號，1906年6月9日第23號，1909年10月16日第42號，1909年5月15日第20號；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1871—2001》，第246頁。

民國六年 (1917年1月1日-1917年12月31日)9月19日，澳門國課衙門將澳門番攤生意出投招人承充，以8個月為期，即自1917年10月1日起至1918年6月30日止，每月納餉25100元。《澳門政府憲報》1917年第39號，第681頁。

民國十六年(1927年1月1日─1927年12月31日) 9月21日，據《澳門時報》報導，澳門僑胞開始籌備本年雙十國慶日，9月19日，新馬路街假座同善堂開籌備慶祝會議，到會者十分踴躍，幷推出總統酒店司理許祥、國光公司司理楊星顯、先先公司司理林卓棠及協和公司司理黃蘇等4人爲籌備總理，另舉協理、幹事20人，由各店派人負責。計畫搭建牌樓4座，幷裝置多處燈飾。十月初五日街推舉寶信銀號司理李升虬主理，亦搭建樓牌，草堆街因慶祝聖誕，已搭建牌樓數座，故决定存留各牌樓，以便屈時慶祝。《澳門時報》1927年9月21日。按：《澳門時報》目前僅存數份，此據原件錄文。

民國二十五年 (1936年1月1日-1936年12月31日)9月19日，由於美國的壓力，葡萄牙政府開始澳門的鴉片專營進行壓制，葡萄牙殖民地部部長於1935年4月15日敕令澳門鴉片煙商工業按照1931年11月27日在暹羅簽訂的鴉片條約規定重新擬定鴉片煙章程，於本日正式公佈，《澳門鴉片煙總章程》共分9章53款。此章程雖然在很多細節對鴉片煙的銷售、轉運、製作都作出了更嚴格的規定，但從整體上仍然是保證了澳門政府對鴉片煙的壟斷和專營。據英國檔案，1933年12月，澳門政府的鴉片收入到了歷史最低點，僅為5293美元。但制定實行《澳門鴉片煙總章程》後，1937年6月澳門政府鴉片煙收入則上升69000美元，到1937年12月更上升至265000美元。可以反映，新章程制定後，有利於澳門政府的鴉片專營。Ano de 1936—Boletim Oficial de Macau—No. 41—10 de Outubro, pp. 835—840；英國檔案局：CO129/465，轉自傑弗里‧C. 岡恩：《澳門史：1557—1999》第4章，第129頁。

羅明顯的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會員證，分上下學期繳交會費。

1990年9月19日，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第八次會議，正式成立解決澳門過渡期三大問題工作小組和統一換發澳門身份證小組。

2002年9月2日，行政長官批示設立“公共行政觀察站”。“觀察站”於19日正式啟動。

果欄街“耀記椰子”現時由老闆夫婦及其兒子一起經營，是澳門現存唯一一間負責轉售椰子給食店的店鋪。他們每天的工作是一大清早開始開椰子，再轉售給東南亞食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