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2月11日─1604年1月30日）2月11日，徐光啟在南京遇羅如望神父，並經羅如望授洗入教，取聖名為“保祿”。《利瑪竇中國札記》，第469頁。

天啟四年（1624年2月19日─1625年2月6日）2月11日，李相量以都司僉書職銜管分守廣東廣州海防參將事，駐紮在廣東東莞南頭，統領水兵3000名，教習水戰，負責帶兵出海捕剿海倭賊盜、緝捕里水行劫賊船以及彈壓香山、濠鏡等處夷船等事務。《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第1號檔天啟三年《兵部尚書趙彥等為推補廣州海防參將彈壓香山濠鏡等處夷船事題行稿》，第1—3頁。

乾隆四年（1739年2月8日－1740年1月28日）2月11日，若奧五世任命方濟各會修士伊拉利奧•羅沙（Hilário de Santa Rosa，又稱羅主教）為澳門主教，1740年12月19日得到教皇本篤十四世的確認。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378.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1月23日─1774年2月10日)2月11日，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管理會向董事部報告：“我們接獲澳門總督來信，內述關於彿蘭西斯•司各脫(Francis Scott)因被控殺死一名中國人，因而被監禁，但據澳督的意見，認為他是無辜的。他另畫附上漢文稟帖向兩廣總督解釋此事的詳情，希望我們立刻將它轉送，該畫已派人從澳門送來。”12日管理會托行商潘啟官將澳門總督稟帖轉呈兩廣總督。兩廣總督稱：“鑒於議事會已將司各脫作為犯人遞解，假如他是無罪的話， 則在釋放之前，必須將兇手查出，在未查明兇手另有其人之前，他必須顧及法庭的報告，而不能相信其他意見或請求。”兩廣總督與澳門總督之間的爭執，表面上是一種形式問題，但主要的是兩點。第一，除非由中國規定的程式，兩廣總督拒絕收受任何外國頭目(葡萄牙和澳門總督)的信件，即使用稟帖形式也不行；租住澳門的葡萄牙人，可以封給自己動聽的官銜，他們甚至可以封給他們的長官與廣東巡撫同樣的銜頭，但他們必須明白最主要的事情，如主權問題，或那些關於中國人命的案件問題，只不過是隸屬於一個駐在澳門的小官員(佐堂和澳門同知)，後者隸屬於香山縣，而香山縣則要向廣州府報告，廣州府再向省當局如巡撫和總督轉遞報告，而總督、巡撫絕不會收葡萄牙人的總督不經規定程序的稟帖。 第二 ，澳門議事會已經將司各脫遞解給中國法庭，這已足夠認定他是有罪的了， 不管他真是有罪或無罪，他的處死，一命抵一命——被謀殺的親屬已得到滿足；如果議事會後來對於罪犯改變初衷，就會迫使他們再尋找罪犯，或者最低限度另找一名替罪羊。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5卷，第610—611頁。

清道光六年（1826年2月7日─1827年1月26日）2月11日，澳門兵總化挖祖少校家中雇工帝汶黑奴瑪努厄爾將澳門民人嚴亞照殺傷身死。初，嚴亞照之姐進天主教，並嫁瑪努厄爾為妻。嚴亞照經常出入其家。是日，嚴母命其子送水果至其姐家，其姐留弟亞照留宿於家。瑪努厄爾歸，誤以為其妻與外人通姦，遂將亞照殺死，後知為其妻弟，遂分屍潛棄於山腳。這是一種說法。另一說法是瑪努厄爾款留嚴亞照在家飲酒致醉，同往東望洋山玩耍。後嚴亞照與瑪努厄爾發生爭執，雙方鬥毆，瑪努厄爾拔出刀將嚴亞照砍成重傷身死。第三種說法是化挖祖少校因喝醉了酒而將嚴亞照殺死，據說是化挖祖少校的妻子洩露出來的。就這一案件的司法審判權，香山知縣一直堅持要求交給中方審理，但理事官米蘭達·利馬則認為應由葡方按照葡萄牙法律處理。葡方將瑪努厄爾抓捕並審理後，將其帶到香山知縣蔣夢麟處，瑪努厄爾承認自己酒醉後殺死嚴亞照。香山知縣蔣夢麟力圖重新審理此案，但遭王室大法官的拒絕，理由是這個案子已經移交到他手上並已審理完畢，以前也有這樣的先例。香山知縣蔣夢麟只好同意，並發出官樣文章的判決：“將瑪努厄爾依鬥殺律擬絞，飭交夷目牢固羈管。”當時香山知縣還發文要求在行刑前將兇犯交給中國政府，亦被澳門理事官拒絕。祝淮：《新修香山縣誌》卷4《海防·附澳門》。《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2冊《兩廣總督阮元等奏報遵例審辦致斃民命之夷人絞決折》，第183—184頁。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166頁。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166—167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2冊《兩廣總督阮元等奏報遵例審辦致斃民命之夷人絞決折》，第183—184頁。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2月13日─1832年2月1日）2月11日，英商約翰·懷特曼夫婦被迫遷往澳門，並在澳門總督依德費基的允許下，在聖若瑟修院租來一所房子居住。第二天，又從澳門總督處傳來命令要他離開澳門。總督解釋說，從里斯本下達極明確的訓令，禁止英國散商僑居澳門。還說，英國商人的闖入破壞了澳門的繁榮。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卷，第278頁。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2月11日，林則徐責令澳門葡人驅逐英人之後，查爾斯·義律即已出澳，而尚有英商堅喱（Jenner）、臣擔二名逾期未去。林則徐遂將澳門貿易示諭暫停，“一俟英夷全逐出澳，仍即照常通市”。《林則徐全集》第3冊《責令澳門葡人驅逐英人情形折》，第290頁。

荷蘭園，介於進教圍與新花園之間。由雀仔園尾起，直達塔石球場止，其中一帶地區，皆稱爲荷蘭園。攷荷蘭園之得名，自然是因該區與荷蘭人之關舖而起。蓋荷蘭，明人繹稱賀蘭或和蘭，自古已覬覦澳門。《據明史･外國傳》載稱：“賀蘭，明曰和蘭，又名紅毛蕃，地近佛郎機。初就大泥、呂宋、交留巴諸國轉販，未嘗敢窺中國。自佛郎機據呂宋，市香山，和蘭聞而慕之。萬曆二十九年，駕大艦，攜巨炮，直薄呂宋，呂宋人力拒之，則轉薄香山澳。澳中人數詰間，言欲通貢市，不敢爲寇。當事難之，税使李道，即召其酋入城，遊處一月，不敢聞於朝，乃遣還。澳中人慮其登陸，謹防禦，始引去。”嗣後，至天啓時（一六二二年），竟糾集大隊荷艦來襲，卒被澳葡擊敗，將所有荷蘭俘虜，安置於該區之廢園中，日間驅使之築城建壘，至晚復拘禁回園内。時人以該區園地，既爲荷蘭俘虜之收容所，故相沿稱該區園地爲荷蘭園也。清朝同治年間，澳葡拆城開路，將荷蘭園與雀仔園及水坑尾貫通之，成爲荷蘭園正街及荷蘭園二馬路兩條大道，澳葡名之爲菲利喇亞美打大馬路，及亞卑寮奴你士街。路盡荷蘭園，址近青草地，舊有書塾兩間：一爲陳子褒學塾，屬高級者；一爲陳子韶學塾，屬初級者。陳子褒、陳子韶兄弟二人，各立門户，比鄰執教，一時桃李滿門，中以陳子褒最負聲譽，成績斐然，不少時賢硯彦，均出其門下，如冼玉清、李應林輩，比比皆是也。據冼玉清輯之《陳之褒先生教育遺議》中之《陳子褒先生傳略》云：“先生名榮袞，字子褒，號耐庵，别號婦孺之僕，顔所居曰造甎齋，署諸書處曰崇闌書室，牓講學處曰灌根草堂，廣東新會外海人。生於同治元年二月十一日。光緒四年戊寅，年十六入泮，奕奕有文名。庚寅廿八歲，講學廣州，設館於六榕寺花塔後之友石齌，及芥隱堂，學生六七十人,皆年長應科舉者。癸已舉於鄉，選五經魁，名列南海康有爲先生前。讀其文,自謂不及；往謁，大服，即執贄萬木草堂稱弟子。其新思想，新知識即孕育於此。……戊戌公車上書，强學會，保國會之成立，先生恭與其事。八月政變,與韓文舉樹園倉皇東渡,得老教育家橋本海關之導，遍觀該地中小學。……返國後實施改良小學教育，力行孤詣，人因呼之爲福翁。初設蒙學書塾於澳門荷蘭園，其校男女生並收，遠在光緒癸卯，爲全國男女同學最早之學校。創辦蒙學會，編輯婦孺報，刊印婦孺須知，婦孺淺解，婦孺釋詞，婦孺三四五字書，婦孺新讀本，婦孺詞料七級字課，及諸史小識等書。盧湘父君謂其編書，由康氏鼓勵，例言亦康氏手定云。民國七年，遷校香港，從學者益衆。以民國十一年壬戌卒於香港。”當陳子褒在荷蘭園正街開設學塾時，澳門之辦教育者多採私塾制。及學校制度興起，陳子褒隨將書塾改良，遷往荷蘭園二馬路，擴充校舍，更名爲灌根學校焉。陳子韶學塾則仍在荷蘭園正街，但亦改名爲沃華學校也。陳子褒以極力提倡婦孺淺説，故自號爲婦孺之僕，其對報章亦然。嘗在康有爲、梁啓超當年在澳所辦之“知新報”上，撰有《論報章宜改用淺説》一篇，其文曰：“今夫文言之禍亡中國，其一端矣。中國四萬萬之人中，試問能文言者幾何？大約能文言者不過五萬人中得百人耳。以五百分一之人，遂舉四萬九千九百分之人置於不議不論，而惟日演其文言以爲美觀。一國中若農、若工、若商、若婦人、若孺子，徒任其廢聰塞明，啞口瞪目，遂養成不痛不癢之世界。彼爲文言者，曾亦靜思之否耶？……”清末，荷蘭園二馬路，初有“原生學舍”一所，亦迺康、梁等之宣傳機關，後基督教會人士假此創立嶺南學堂。嗣因地小不堪發展，遂遷往廣州康樂，成爲有名之學府焉。故荷蘭園二馬路迺嶺南學校之發軔地也。 至陳子褒之灌根學校，亦擇地於此，學風爲之重振。迨至民國七年，陳子褒遷往香港，改名爲子褒學校，於是荷蘭園二馬路之文風遂戢矣。

同治六年（1867年2月5日─1868年1月24日）2月11日，法國青年旅行家王室貴族盧德維奇‧德‧波瓦（Ludovic de Beauvoir）公爵與龐蒂埃弗爾公爵（Due de Penthièvre）一起周遊世界。兩人於1866年4月啟程，經澳大利亞、爪哇島、暹羅、香港，於本日抵達澳門。到澳門後，受到澳門政府的熱情款待，為方便他們遊覽，澳督柯打為他們提供了一艘小艇，他們得以游遍當地名勝，如南灣、望廈、議事公局、炮台、教堂及網球場，還參觀了賈梅士洞。14日離開澳門。盧德維奇回國後，相繼出版了兩部遊記，其中一部為《爪哇、暹羅與廣州》，該書的第13章即其所見的澳門：經過三個半小時的航程，我們也就到了氹仔錨地附近。借著夕陽餘暉，澳門半島映入眼簾。葡萄牙國旗在建在陡峭懸崖上的要塞上空飄揚。這陡峭懸崖總有七八處之多。懸崖上方是用紅花崗岩堆砌而成的雉牒。光禿禿的山頭一個接著一個，高出海平面兩百來米。屋頂呈南國式平台的房屋鱗次櫛比，有的漆成藍色，有的漆成綠色，有的漆成紅色。教堂鐘樓共有十來個。每幢房屋窗戶都裝著鐵條。城內各個街區呈圓錐狀，一條條僅有兩米寬的小巷都鋪著方磚。山城腳下是一個半圓形的港灣，停泊著幾千條小木船。我們上岸，碼頭上擠滿苦力。沿山勢而建的“高樓斜巷”（Calçada de Bom Jesus）和“巴掌圍斜巷”（Travessas do São Agostinho），帶有典型的葡萄牙特色，狹窄的街道兩旁是用花崗岩砌成的平房，看上去酷似一座座監獄。被征服者佔據的這座城市，居民成分相當混雜。阿豐索‧阿爾布科爾科（Afonso de Albuquerque）的後裔，有的挎著戰刀，有的脖子上圍著圍巾，走在街上成群結隊，步履迅疾。他們是葡萄牙人和中國人的混血兒，而那些中國人原來已帶有馬來人、印度人和黑人的混雜血統。總之，他們身材矮小，顯得相當瘦弱。淺褐色的臉膛上，長著兩隻大大的杏仁眼。他們就生活在這半基督教半巫術，也即半文明半亞洲型的社會中！城裡有兩家英美式小旅館。我們在昏暗的小巷裡走了很久，總算在其中一家找了個棲宿之地。旅館好似一座沒有窗戶的穀倉，不但潮濕，而且臭氣熏天。難以數計的蟑螂已先我們一步，在這裡安營紮寨。我們住的地方實在惡劣透頂，為了避免蟲蟻的騷擾，我們讓旅館老闆給找了個中國苦力，帶我們去演中國戲的地方看看。這些戲場是該城唯一的消遣去處。山城的每一條街，都要爬上爬下。石頭階梯旁標有本街道名字的告示牌。後來，我們總算進到一幢喧鬧不已的木頭房子裡。大廳兩邊擺著一排小桌，每桌坐了四個中國人。他們正在那裡吃著、喝著，有的還抽著煙。我們在前排找位置坐下。舞台上正在演出插入雜耍的戲。這場戲自上午10時開場，現仍在繼續中。可是，由於聲音嘈雜，我們捂住耳朵，這場耐人尋味的戲剛看了約一小時，戲場裡忽然一陣騷動，桌椅板凳被打翻在地，一幫人從門外擁進來。場內人紛紛給他們讓道。進來的幾位不速之客中，有幾位是總督的副官，還有一位是輕型巡洋艦艦長。他們全都穿著正式的禮服，帽子上插著羽飾，胸前掛滿勳章。這個陣勢自然非同尋常。由於戲場裡只有我們兩個歐洲人，穿著又非常隨便，場內的中國觀眾隨即交頭接耳，甚至大聲鼓噪，斷定這些人定是來抓我們的。不料卻見這幾位先生十分謙恭地走到公爵面前，向他轉達了總督的問候，邀請他住總督府。雙方約定，明天中午去拜訪總督。考慮到一旦進入總督府，我們作為一個旅行家將難以再有什麼真正的發現，為了利用在澳門最後一點自由的時光，我們帶著那位苦力，又到了中國人所聚居的街區。這裡環境整潔，茫茫黑夜中點著的各色燈籠，十分迷人。該城最有意思的地方是賭場，因為澳門有“天朝的摩納哥”之稱。海南、廣東和福建的中國富人常會不惜一切地跑到這兒來，在“三十和四十點”賭局（此賭法在他們的家鄉是禁止的）上，把錢輸得精光。主持賭局的莊家是一位年已花甲的老者，銀白的辮子垂於腦後，指甲留得很長，幾根稀疏的鬍鬚閃閃發亮。四周下注的賭客竟達幾百人之多。時近午夜。只見那些中國人身上穿著絲綢，走在路上，每人都提著個大紙燈籠，樣子很是奇特。我們對自己今晚這趟賭場之行深感滿意，於是讓身邊那個苦力帶我們回到那家蟑螂成群的旅館。第二天上午，由總督副官唐‧歐索里奧（Don Osório）陪同；下午由原任炮兵軍官的柯打總督本人陪同，遊覽了澳門市容。這其實無須費多少時間，因為整個領地看來只有5公里長，2公里寬。小小半島完全像是一個人的腳印，後跟向著海面。大腳趾與另一個400公尺寬的狹長半島接壤，因而與香山大島連成一體。後跟部分由9座岩石遍佈的山嶺組成，山下就是燒灰爐炮台、媽閣炮台、聖若奧（São João）堡壘和雀仔園（Forte de S. Jerónimo）炮台。腳板底長長的內曲線地帶，是中國人居住區，有房屋12. 5萬間（此處應理解為12. 5萬人，此處人口資料明顯誇大，當時澳門華人人口應為6萬—7萬人）。2000餘葡萄牙人則住在另一側曲線的外延地帶。“南灣”即濱海空地，是其繁華幹道。裝有鐵門的宅第、總督官邸、警察局、政府機關和商店都集中於這條幹道上。五顏六色的拱形建築和一座座修道院呈現出濃厚的葡萄牙風情。腳背像是一堵由低而高的圍牆，把兩個居住區截然隔開。其他幾個腳趾則像是突然蜷縮而翹了起來，形成一長條拔地而起的高山峻嶺。山上有嘉思欄炮台、東望洋炮台和大三巴炮台。此外還有七八座規模稍次的炮台。城外是阡陌縱橫的菜畦及望廈村。一道16英尺高的鐵絲網，把這塊殖民地同中國大陸隔了開來。我們走的大路是沿山腰石壁開鑿出來的，風景十分優美。百餘座大口徑火炮，捍衛著半島四周的海域，並可在12. 5萬條“辮子”所住街區一旦出現反叛，便向那裡轟擊。接著我們參觀了南邊的“大堂前地”（Praça da sé）的大教堂和議事公局。在議事公局的門上，自1654年以來便掛著一塊匾額：上帝聖名之城無比之忠誠（CIDADE DO NOME DE DEUS. NÃO HÁ OUTRA MAIS LEAL）。我們還去各兵營、修道院、聖保祿教堂、“窮人收容所”（Asilo dos Pobres）等處，走馬觀花地看了看。聖保祿教堂是1594年由耶穌會教士修建的，今已大部被火焚毀。這些古代教會建築，鐘樓上豎有十字架，壁龕裡繪著聖人畫像。至於大幅壁畫，更是趣味橫生。除此之外，你還可看到，婦女臉上都罩著面紗，頭戴橢圓形黑帽的修士則在那裡慢慢地走著，另有一些戴著白色圓帽的修女，在忙著賑濟窮人。下午3時，幾條彩旗飄揚的小船載著我們穿行於數百條喧鬧不已的木船間，把我們送上“卡洛斯王子”（Príncipe Carlos）號炮艦。大家在炮艦上喝了幾杯酒，祝“皇家海軍”（L'Armada）一切順利。隨後，我們棄舟登岸，沿著濱海林蔭道驅車前行。傍晚我們到了賈梅士洞穴。洞穴地勢偏僻，荒無人煙，四周是巨石。遺憾的是，當地市政官員卻將這富於詩意的莊嚴肅穆的場所給白白糟蹋，因為他們在這名垂青史、供後人憑弔並給以眾多啟迪的地方，建了一個很俗氣的書亭。書亭外側亂糟糟地張貼著一些詩文，裡邊放著一尊樣子非常滑稽的半身塑像。人們從中看不到一點詩人當年慘遭放逐，但仍心向祖國的博大情懷。一位法國詩人也曾遭流放，來到這荒僻的角落。有感於同樣不幸身世，他曾命筆在洞穴北面的石壁上寫下這樣幾個字：“教會詩人路易‧里安濟（Louis Rienzi）於1827年3月30日來此憑弔。”隨後，我們策馬揚鞭，在山上飛奔一程，很快來到山下的望廈村。村內一座寶塔，遠看很是不錯，及至走到跟前，卻覺得並不怎樣。廟裡的和尚對前來觀光的客人是要討賞的。且這兒還有一怪，由於本地成為殖民地已很有年頭，不但中國人已相當地葡化，葡人也已相當地漢化。比如這些和尚口中的菩薩，如今已用的是我們那些聖人的名字。因此在那些三頭六臂、膀大腰圓的菩薩中，叫“聖法蘭西斯科”或“聖奧古斯丁”者比比皆是。第三天，我們去對澳門的熱門行當——從事販人的“豬仔館”（又稱“巴拉坑Barracons”）——作了番詳細調查。我們進的第一家人販商店，外表十分高雅。門前鮮花簇簇，兩旁點綴著大型中國瓷瓶。客廳裡擺放著名貴的傢俱。不過這是接待官員的地方，拐角處一張辦公桌上堆著一摞業已翻爛的大本帳簿。因此，一切看來似乎都非常美好。然而在同皮膚黝黑的店主寒暄幾句後，我們很快發現左右兩邊的長長過道裡，一個個“庫房”已裝滿“即將移民”的中國人。他們被集中在那裡，正在等待啟程，但個個面色慘白，神色悽惶，其衣著襤褸蓬首垢面，顯示出他們是生活在怎樣惡劣的環境中。這販賣中國人的交易實在是一部催人淚下的歷史。此交易自開始至今雖然還只有19年，但為獲得所需“貨物”，人們是展開了多麼可怕的殺戮，進行了多麼無恥的投機，因此此交易比它所取代的黑奴買賣還要殘酷千倍！每一筆買賣都意味著不知犧牲了多少無辜！澳門每年約有5000華工前往哈瓦那，8000華工前往卡亞俄（Ca-llao）。如果移民由正直無私的機構負責辦理，這對食物匱乏或勞工不足的國家無疑都是一大好事，應該十分感激這些救急救難的船隻幫助因土地貧瘠而養不活全體居民的中國卸脫過重的人口包袱。但是，那就首先不能讓強盜、騙子從中插手，使此事打上無法抹掉的罪惡胎記。毛病的根子就在於成千上萬的苦力是被硬拉或誘騙而來的，事後在澳門追問他們是否出於自願，純屬多此一舉。就算他們作出正面的答覆，那又能夠說明什麼問題？一旦受騙負債，落入募工者的魔爪，這些可憐的人便被送到債主的巴拉坑，募工者與帝國官吏簽訂協約，前者每送一名華工可得40—50法郎；後者從中抽取小費。因而，當葡萄牙巡視員問及華工是否自願時，他們也就不得不以謊言搪塞。他們知道，如果拒絕出海，債主、掮客和官吏全都饒不了他們，會對他們進行無情的報復；他們走投無路，恐懼不安，饑腸轆轆，備受折磨，幾乎必定還會落到挨打遭罪的境地。總之，只要中了第一個圈套以後，厄運便接踵而來。從事拐賣人口的掮客每交出一名華工可得50法郎，賣身者自己得300法郎。我們曾去一個巴拉坑看過，其主人是帶一半黑人血統的葡萄牙人，他今天就從來自廣東、廣西和湖南的掮客手裡取得上百名苦力，總共付出3萬法郎。這名巴拉坑主十足是一副人販子的模樣：肥胖、五短身材，扁平的鼻子，兇狠的雙眼，雜亂的鬍子，手裡還拿著一根粗大的喪命棍，這自然是用來對付奴隸的了。在把苦力送進艙底之前，巴拉坑主必須先讓他們在葡萄牙管理華人事務官面前列隊甄別，然後再與船主拍板成交。正是在這時候，政府才開始履行職責，現行法規才開始發揮作用。惡有惡報。販賣華工既是一本萬利的大生意，使用欺騙和強暴的手段似乎在所難免，可是在執行新法律以後，這些手段就成了增加開支和減少收益的原因。當華工在殖民當局問他們究竟願意返回中國或出洋去哈瓦那時，1000人中往往總有200人鼓起勇氣，不顧巴拉坑主報復的危險，拒絕出洋。如果不進行殘酷的報復，出錢收買、運送和養活苦力的巴拉坑主們豈不因苦力的臨時變卦，讓開支的費用全部泡湯！經當局派員核實後，同意出洋的華工又返回巴拉坑。新法律禁止他們在6天之內外出，在此期間，殖民當局再次派員甄別，並對苦力說：“請拿定主意，你們還是自由的！”苦力們在船隻起錨前往往要等待一二個月，他們在落船前還要經過兩次甄別，公開表明他們完全出於自願。地方當局在等待期間要求進行視察和調查，這固然值得給予高度讚揚，但應該肯定，苦力受到商人的控制越來越緊，他想脫身的可能也就越少。因為他寄人籬下，還欠著無從清償的債務！如果他在白吃白住兩個月後聲稱：“我不願出洋！”那該遭受怎樣的對待？他就必須先向為他提供吃住的巴拉坑主付清欠帳。船隻終於整裝待發，即將起錨，莊嚴的時刻馬上就要到來了！就在出發的前一天，賣身契在管理華人事務官面前當場簽字。苦力們陸續上船，巴拉坑主以每人約750法郎的價格把苦力賣給西班牙航運局的代表。經對我們的夥伴再三詢問後，我們終於對賣身契的內容有所瞭解，契約用中文和西班牙文寫成，由應募華工、皇家檢察官和西班牙領事簽字畫押，其主要條款敘述如下：“我許諾為本契約持有人服役8年，每天工作12小時，並放棄在此期間的一切自由。我的雇主答應每月給我4皮亞斯特（20法郎），有飯吃，有衣穿，並在契約期滿之日讓我自由。”從澳門的巴拉坑到古巴的甘蔗種植園或鳥糞採集地，苦力的身價也從300法郎漲達1750法郎，這筆差價由經手人平分，就是說，募工者得50法郎，巴拉坑主得400法郎，船主得500法郎，當地的售主得500法郎。看到這些臉色蒼白衣衫襤褸的可憐蟲橫七豎八地躺在巴拉坑裡，我真感到有說不盡的心酸。唐‧歐索里奧領我們看了附近的幾所花園洋房，我完全知道，它們的主人20年前曾作為苦力外出，如今已經衣錦回鄉！我完全知道，苦工們如果在8年當牛做馬期間，能經受住每天12小時強迫勞動的折磨，在棍棒的驅使下搬運鳥糞，他們隨後可能發財致富，因為在獲得自由以後，他們的勞動報酬十分可觀！但在這些被半拉半騙地塞進船艙冒死出洋的成千上萬名華工中，究竟有多少人能衣錦回鄉？招募華工是19世紀最有利可圖的活動之一，經營此業“先生們”從每一名苦力身上大約可得l400法郎，在我看來，他們的行徑與海盜無異，只是裝扮成“道貌岸然”而已。香港的英國殖民當局率先明令禁止在其陸地和海域從事“苦力移民”，我對此感到由衷的欣慰。港英當局已隱約覺察，苦力們在中國蒙受貪官污吏的敲詐勒索之苦必定比他們離鄉背井所受的苦難有過之而無不及。澳門的情形比較微妙，猶如吸附在中國巨人身上的螞蟥，這個水陸碼頭的基本構架始終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澳門不全歸葡萄牙人統治，又不全是華人作主，既不信奉基督，又不信奉菩薩。葡萄牙總督與盤根錯節的舊官僚勢均力敵，有時偏向我們歐洲在遠東的政策，有時又對來自廣州和北京的威脅誠惶誠恐和束手無策。只是經過亞馬留的努力整頓，澳門的地位才算真正確定，但葡華混雜留下的爛攤子卻不是一下子就能收拾乾淨的。我們離開巴拉坑不到五分鐘，正氣喘吁吁地沿著“聖母瑪利亞斜巷”（Calçada da Buenita Maria Virgem）拾級上行，街面鋪著光滑的石子，兩側排列著整齊的綠色小屋，裝有柵欄的窗戶像是監獄的氣孔。這時突然見到前方有一個年輕的華人，死命拉住管理華人事務官的坐轎，號啕大哭。我們對“閣下”（這裡對所有人都稱閣下，包括我在內）行禮後就問，頸上套著號牌的那個僕人為何哭得如此傷心可憐。這位大人身穿官服，正從市政廳打道回府，剛在那裡簽發了700名苦力的契約，苦力們次日即可出洋。可是，眼前這名可憐青年不滿18歲，根據法律，他的申請遭到拒絕。落選者跪在管理華人事務官面前，不斷苦苦哀求，有人把他的話翻譯給我們聽：“他求大人讓他出洋，如果把他退了回去，出錢買他的主人就丟了利潤，他會因此受到最惡劣的對待。”可憐的孩子，居然因別人不讓他出洋去挖鳥糞，就此斷了一切生路！澳門約有華人12. 5萬名，葡人2000名。1865年出港的船隻已從30年前的1000次下降到206次；貿易幾乎僅限於進口鴉片7500箱（價值1631萬法郎）和出口茶葉（340萬法郎）。正如你們可以想到的，澳門的所有捐稅全由華人負擔，不論他們是常住的或暫住的。亞洲民族的一大致命傷是從其惡習嗜好抽取最多油水。50萬法郎來自賭場；30萬法郎來自鴉片和販賣人口的巴拉坑！這在118. 8萬預算收入中占了相當的比重。至於支出，澳門官員俸祿不高，僅達97. 3萬法郎，餘下21. 5萬法郎上交葡萄牙國庫，據說國庫隨時可供這些收益存放。盧德維奇的遊記以中葡兩國之外的第三者立場十分客觀地記錄了l9世紀60年代的澳門，特別是對澳門華人生活及葡萄牙人賣豬仔之活動進行了真實的描繪，給我們留下了這一時代其他檔案文獻不可能記錄的且十分珍貴的細節，作者十分痛恨“美其名曰為苦力移民牽線搭橋”而公開進行的人口販賣勾當，並對此行為展開無情批判。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描述的望廈村的寶塔及村裡中國人的葡化，這是其他文獻所未見載者。據德立‧龍巴（Denys Lombard）的介紹，他們遊覽澳門時，見到了澳門的網球場，這應是網球傳於澳門的最早記錄。德立‧龍巴（Denys Lombard）著，李長森譯：《德‧波瓦公爵在澳門：1867年2月》，載《文化雜誌》第23期，1995年。

光緒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1月2日，里斯本塞爾納謝神學院畢業的佩德羅．公薩維斯（Francisco Pedro Gonçalves）神父抵達澳門，3月赴帝汶傳教。1883年返回澳門出任澳門聖若瑟神學院副院長。1885年任命為大堂議事司鐸，1886年任澳門大教堂典禮師。1892年任神學院院長，1897年2月11日明德祿主教去世後被任命為澳門教區代理主教，同年8月出任教區教長。白尼奧：《在遠東的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學院的神父》，載《文化雜誌》第57期，2005年。

光緒十二年（1886年2月4日─1887年1月23日）2月11日，澳門議事公局發佈公告：凡各人建屋，或複造或另行新改別式，必須呈請本局允准方可建造；並不准在澳門城內及各村建造板屋或茅寮。如違反上例，罰銀5—10元不等。《澳門政府憲報》1886年2月21日。

《知新報》第四十三期刊登《擬更銀幣》、《思拓香港》、《大同政府》、《意倡異黨》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民國四年(1915年1月1日─1915年12月31日)2月11日，孫中山兄長孫眉在澳門寓所病逝。孫眉字德彰，號壽屏，1854年12月6日生於廣東香山縣翠亨村，9歲入學，聰敏好動，12歲失學回家。1871年，因家境貧寒經澳門漂洋過海前往檀香山，以開墾農業為生，逐漸興辦起畜牧場和商店。1879年，孫中山隨母親經澳門遠赴檀香山，並受孫眉支持入學讀書與開展革命事業。孫中山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創辦興中會，同年冬，孫眉即加入，並擔任興中會茂誼分會主席。因長期支持革命，1906年8月17日，夏威夷聯邦區法庭正式宣佈孫眉破產，孫眉被迫返回香港、廣州等地繼續經營農業。辛亥革命成功後，廣東各界要求推舉孫眉代替陳炯明出任廣東都督，孫中山當即表示反對，以為孫眉“不能當此民軍大任”，並電請孫眉立即離開廣州。孫眉不久來澳門寓居，1912年又因參與“扶正同盟會”一事遭孫中山反對，事敗後，一直隱居澳門，直至逝世。歿後先葬在西洋墳場，1934年自澳門遷葬至故土翠亨村。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第936頁；黃健敏編著：《孫眉年譜》，第1、15，24、26、105頁。

民國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2月11日，國課衙門在本署大堂內將總代售澳門仁慈堂彩票生意以暗票出投，招人承充，以8年為期，由立實合同之日算起，來投者須先交押票銀8000元，並列開投章程8款、合同章程6款。《澳門政府憲報》1924年第50號，第978─980頁。

圖為1950年2月11日，鏡湖醫院慈善會第五十四次常務會議紀錄，記錄柯麟醫生義務續任鏡湖醫院院長。新中國成立後，百廢待興，衛生系統更需領導幹部。1950年10月29日華南分局負責人、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葉劍英向周恩來總理請示：因中央醫院、中山大學醫院及醫學院在華南起領導作用，現無適當人選，擬任柯麟醫生為上述醫院院長，還可兼顧澳門方面的工作。周總理於該年11月7日批覆，中央衛生部人力缺乏，他們要求速調柯麟醫生赴京任辦公廳主任。……總之，柯麟醫生如尚須留澳門，則京粵兩處均可不調。柯麟醫生於1950年11月14日向周總理請示：鏡湖醫院業務及澳門各種工作關係，仍需柯醫生聯繫兼管，而華南分局以中大醫學院辦理不善，擬調柯醫生負責整理，又得就近處理澳門工作，柯醫生表示接受華南分局的安排，特電請示總理。根據中央及華南分局的決定，柯麟院長於1951年9月赴穗擔任新的工作，並兼任鏡湖慈善會及鏡湖醫院的職務。

1975年2月11日大年初一，廣星刊登賀年廣告，農曆新年期間公共天線修理部仍照常為顧客服務。廣告文字由右向左讀，廣告中間的圓形圖案寫有“恭喜發財”，中間有'ks'廣星商標。廣告文案：廣星電視行及公共天線可收睇翡翠、明珠、麗的中、英文、廣州（無須改機）及佳視（即將增加）全部齊備。廣星天線範圍最廣　服務最佳地址：關閘馬路十四至十八號、台山大馬路一百零七號請電視用戶注意，本行在春節期間年初一、初二、初三日，公共天線修理部仍照常為閣下服務，歡迎來電5545。敬謝本行客戶一年來惠顧、公共天線客戶支持與合作、同業先進指導及關懷，閣下對本行服務、修理、安裝及接線等工作，務請多提意見。

展覽由中國牡丹花展覽委員會及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主辦，於1978年春節期間（2月6日至2月14日），在葡京酒店對面的銅馬廣場上展出牡丹、蘭花、桔果等。

展覽由中國牡丹花展覽委員會及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主辦，於1978年春節期間（2月6日至2月14日），在葡京酒店對面的銅馬廣場上展出牡丹、蘭花、桔果等。

1988年2月11日，廣東省與澳葡政府達成協議，建立粵澳邊境會晤制度，各派4名成員成立協調小組，處理兩地邊境事務。

阮章競，又名阮洪荒、阮嘯秋，筆名洪荒，生於香山縣象角鄉（今屬中山沙溪鎮象角村）。中國現代著名詩人、作家、畫家。 章競出身於一個貧農家庭，家境貧寒，唯讀四年小學。輟學後，他一直刻苦自學，13歲時當學徒，與繪畫結下不解之緣，20歲失業。 後來，章競前往上海，1934年在南京的《大道日報》發表第一部小說《割稻的故事》。1935年秋，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他參加抗日救亡歌詠活動，在工人學員中教歌，擔任指揮。1936年，他參加上海職業界革命活動，當時，他的第一首自由體詩《故鄉》發表在上海《青春》上。 1937年抗戰爆發後，章競來到太湖一帶進行抗日宣傳，年底北上太行山，擔任八路軍劇團指導員，太行山八路軍劇團政治指導員、藝術指導員和團長，並兼任民族革命戰爭藝術學院和前方魯訊藝術學院教員。1939年1月1日，章競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成為他寫作最勤、作品最多的時期。日寇瘋狂推行“三光”政策，保存下來的只有《未熟的莊稼》（四幕話劇）、《比賽》（小歌劇）、《糠菜夫妻》獨幕話劇三個劇本。1939年，章競被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晉東南分會常務理事。 抗戰勝利後，章競創作大型歌劇《尺葉河》，成為新歌劇運動中的一個亮點。後來，他寫成長詩《圈套》，獲得晉冀魯豫邊區文學特等獎。1949年，他撰寫長篇敘事詩《漳河水》，以其優美的意境，流暢和諧的節奏，清新活潑的語言，豐富多彩的民歌曲調，受到廣泛的好評，被文書史界視為延安文藝座談會後出現的重要作品之一。 新中國成立後，章競擔任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文藝處處長時，創作四幕話劇《在時代的列車上》和優美的童話長詩《金色的海螺》，獲得全國兒童文學首次評獎的一等獎。詼諧風趣的《馬猴祖先的故事》和富有嶺南風情的《牛仔王》在此時誕生。 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章競深入工廠、礦山，以滿腔熱情謳歌社會主義建設者，創作大量作品，先後出版詩集《虹霓集》、《迎春桔頌》、《白雲鄂博交響詩》、《踁談者》等。 我國著名文學家茅盾在評論他這一時期的作品“造句渾脫，想像瑰麗”、“用字煉句，殘突不群”、“氣勢剛健、奇特、俊逸”等評價。國家有關部門為章競出版專集。 1949年北京新華書店出版章競的詩歌《圈套》；1950年，他發表長詩《漳河水》，更引起廣泛注意；同年新華書店出版《漳河水》；195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漳河水》；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虹霓集》；195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迎春桔頌》；196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白雲鄂博交響詩》；198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阮章競詩選》；1991年出版敘事詩集《漫漫幽林路》；1993年出版散文集《新疆憶旅》；他的美術作品入選《中山市美術書法作品選集》等美術專集。 晚年時期，他專心從事抗日戰爭題材長篇小說《山魂》創作，第1卷《霜天》於1997年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 1999年，章競在家鄉《香山報》上，發表歌頌澳門回歸祖國的長詩《我終於來得及為你歌唱——澳門》。這是他詩歌創作的絕筆。 章競擔任北京市文聯副主席，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名譽主席，全國作家協會第一、二、三、四屆理事，中國文聯第四屆全國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等職。 80年代，章競回到家鄉探親，《中山詩社》接待了他，並邀請他給大家談寫詩的經驗。他談到：寫詩要抒發感情，寫詩要有目的，要歌頌祖國大好河山，要歌頌好人好事，還要敢於揭露時弊，更不要怕打擊報復。寫詩最重要的是深入生活，學習人民群眾的好形象、好歌曲、好語言等。 幾十年來，章競創作大量為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作品。他在文學創作的探索、實踐和創新，為中國新詩發展史添上極富個性的一筆。他在音樂、書法、繪畫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這使他的文學創作得到藝術的多方涵養，取得顯著的文學成就。 2000年2月11日，章競在北京病逝，終年86歲。[1][2]遺體安葬在沙溪崗背公墓園。 之後，親屬將阮章競的遺作、新時期創作的300餘首詩編輯成《晚號集》；並將其畫作60幅和篆刻20件作為該書配圖，由其女阮援朝協助人民文學出版社於2001年1月出版。[3] 2004年6月，中山市有關部門舉辦“阮章競先生畫展”。[4]2014年月9日下午，“阮章競紀念文集《永遠的阮章競》首發式暨紀念阮章競先生誕辰100周年座談會”在沙溪隆重舉行。省作協副主席、市政協主席丘樹宏，省作協副主席楊克，市政協副主席劉傳沛，著名畫家李延聲，著名詩人葉延濱，《文藝報》副總編輯王山，沙溪鎮黨委書記周小川，市文聯主席陳旭，市社科聯主席胡波，阮章競兒子阮洪鷹、女兒阮援朝，相關專家學者，中央省市媒體記者等近100人參加活動。[5] [1]《阮章競》，載“沙溪旅遊文化網＂，2011年12月25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detailspx?personId=254。 [2]黃聯安：《黨的忠誠文藝戰士阮章競同志》，載《中山文史》（第50輯），中山：中山政協，2002，第3-5頁。 [3]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264。 [4]盧德銘：《畫壇名家——阮章競》，載《中山日報》，第3377期，C2版，2004年4月5日。 [5]《中山紀念阮章競誕辰100周年座談會日前在其故鄉沙溪鎮舉行同時〈永遠的阮章競〉紀念文集首發》，載《中山日報》，2014年1月13日。

2003年爆發非典型肺炎（SARS）期間，市民到連勝巷21-23號同益百花魁購買白醋消毒殺菌。

利瑪竇中學小學信仰小組同學探訪聖母安老院（2005年）

新葡京娛樂場於2008年落成。

新葡京娛樂場於2008年落成。

新葡京娛樂場於2008年落成。

現今俗稱的北區大部分區域在20世紀之前仍是海洋，翻看19世紀末的澳門地圖，可以看到澳門半島與今天的珠海拱北有一條稱為蓮花莖的堤路連接，其南面就是西北—東南走向的蓮峰山（望廈山），山的東西兩側都臨海，分別有黑沙環海灣及沙梨頭以北的海灣，今日的青洲山仍是內港海中的一個小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