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1月26日─1553年1月13日)10月22日，彿兰西斯科．沙勿略在上川致马六甲老友迪奥戈．佩雷拉的信中说：葡人曼努埃尔．查维斯(Manuel Chaves)从广州监狱中逃出时，藏匿在一位华人家中。这位华人答应彿兰西斯科．沙勿略，如果彿兰西斯科．沙勿略出200担胡椒，他就将彿兰西斯科．沙勿略带进广州。约期已届，所约华商不至，于是进广州希望完全断绝。Georg Schurhammer, Episolae S. Francisci Xaverii Aliaque eius Script, Vol. 2, pp. 509—512.

清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1658年2月2日－1659年1月22日)10月22日，葡萄牙奥斯定修士米格尔．安若斯第二次被选为澳门奥斯定堂本堂神父及修道院院长。其第一次被选在1645年4月。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604.

康熙六年（1667年1月24日－1668年2月11日）10月22日，香山县丞奉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命抵澳取证，证明姚启圣下澳索贿之罪。澳门议事会认为姚启圣的建议和所作所为给澳门带来了好处，他们不仅没有指控姚启圣，反而为姚启圣讲了不少好话。 John E.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pp. 100-101.

清康熙九年（1670年1月21日－1671年2月8日）1月10日，方济各会利安定（Augustinus a S. Paschale）和拉．卡马拉 (Juan de la Câmara）神父从马尼拉乘船前往帝汶传教，同年10月22日又转往巴达维亚。八个月后，在巴达维亚通过一艘来自澳门的商船得知，中国皇帝已经同意关押在广州的传教士重返各地的教堂。于是，决定前往澳门。 D. E. Mungello,The Spirit and the Flesh in Shandong, 1650—1785, p.55, 转引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第242页。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2月15日－1685年2月2日）10月22日，清政府收复台湾后，随之解除海禁，同时开放同海外各国的贸易，称：山东、江南、浙江、广东各海口除夹带违禁货物照例治罪外，商民人等有欲出洋贸易者，呈明地方官，登记姓名，取其保结，给发执照，船身烙号刊名，令守口官弁查验，准其出入贸易。并先后在全国设立江、浙、闽、粤四大海关。“天下海关，在福建辖以将军，在浙江、江苏辖以巡抚，惟广东海关专设监督，诚其重任也”。可见，对清廷而言，四大海关，唯粤海关为重。《清圣祖康熙实录》卷116，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丁丑；《清会典实例》卷629《兵部》88 《绿营处分例》；梁廷枏：《粤海关志》卷7《设官》。

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1月24日－1717年2月10日）9月7日，两广总督赵弘灿派一名官员下澳，接会天文的戴进贤及会天文并会弹琴的严嘉乐进京。9月11日，乘官船离澳至广州。9月21日，清朝钦差大使李秉忠等人到达广东，并到肇庆向两广总督赵弘灿传旨：“西洋人无照者不许出境。”随后，由两广总督赵弘灿家人陪同至澳门购买西洋物件。10月22日，通晓天文的倪天爵从澳门赶至广州。11月9日李秉忠携三名天文学家戴进贤、严嘉乐、倪天爵离广州进京。《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 《广东巡抚杨琳奏报伴送手艺人及西洋人进京并到粤洋船数目折》、《两广总督赵弘灿奏报遵旨传宣西洋人无照者不许出境李秉忠已赴澳门寻买西洋物件并续到澳门船数折》，第110页；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669—670页；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6）》，第26—30页。

雍正三年（1725年2月13日－1726年2月1日）7月24日，教宗本笃十三世（Bento ⅩⅢ）派遣两名圣衣会士葛达都（Gottard Plaskowitz）、易德丰（Ildefonso de Nativitate）为使臣，向新即位的雍正帝祝贺。两圣衣会士又携带三名方济各会士于本日抵达广州。10月22日进京，献各种杯、瓶、盒、盘及显微镜、火字镜、照字镜数百件及厚福水、巴尔撒吗油、阿噶达片、鼻烟等药物。11月7日，雍正帝接见使臣，并回赐绸缎、绫、丝、貂皮、人参、瓷器、茶叶、纸、墨等物，并接受教宗的请求释放德理格（Teodorico Pedrini）、毕天祥（Ludovicus Antonius Appiani）、计有纲（Antoine Guignes）三人。阿葛达片很可能是圣保禄学院秘方中的Pirolas Contra a gotta，即治疗痛风的药片。参见《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第116页。 梁廷枏：《海国四说》之《粤道贡国说》卷4《意大里亚国》；和坤：《大清一统志》卷423《西洋》；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69—170页。

雍正六年（1728年2月10日－1729年1月28日）10月22日，西班牙多明我会士费若用（又称费若望，Juan Alcobel）从马尼拉抵达澳门，住板樟堂。数月后，被白多禄主教派遣福安传教。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33《福建漳州府漳浦县袁本濂、邵武府建宁县王文昭会审福安天主教案招册》，第101页；José Marí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2, p.187。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1月25日─1763年2月12日)10月22日，葡萄牙人库斯托迪奥．孔塞桑(Custódio da Conceição) 被选为澳门奥斯定堂本堂神父及修道院院长。不久，改由路易斯．圣安娜(Luís de S. Ana)神父出任院长。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605.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月24日─1793年2月10日)10月22日，收到交趾支那和东京国(Tonquim)的信称，愿将其港口供澳门贸易使用。但澳门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认为交趾支那人粗暴且见利忘义。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690.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1月28日─1809年2月13日）10月22日，又从孟加拉来了英国兵船4艘，载士兵400余人，两批共计来澳兵舰13艘，兵员760人。来澳英军军纪很坏，醉醺醺的英国兵寻欢作乐，非法闯入私人住宅，印度兵到处抢劫，甚至挖华人坟墓。一片混乱中，几名印度兵被杀。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142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吴熊光等奏访讯英兵入澳系图占据澳门已严谕回国等情折》，第673—674页。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10月22日，一艘俄罗斯外洋货船“吥地杓”号，湾泊鸡颈洋外。先是，它由俄国装送哑嘞孟国货商前往大西洋国贸易，由大西洋装载麦子运至小西洋发卖。适小西洋被别国围困，因而缺麦。今自小西洋扬帆经过哑嗔国地方，买得槟榔5000石，欲进广州拨换茶叶等货。中途被风打坏舵尾，寄碇十字门外潭仔修整。该船外商曾赴澳门理事官处，请求理事官呈禀中国政府，批准其前往黄埔贸易。但未获批准。《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判事官眉为转禀恳准俄船进黄埔贸易事呈中国官员禀》，第701页。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2月16日─1818年2月4日）10月22日，两广总督蒋攸铦巡视澳门。两广总督蒋攸铦已得到将调任四川总督的消息后，决定对澳门进行一次巡视。他10月15日从广州出发，于20日抵达香山县，并检阅前山寨官兵。22日赴澳门，住议事会为其准备的“大公馆”，视察三巴、伽思兰、东望洋、西望洋、娘妈阁及南湾等6座炮台，并检查澳门藏匿中国天主教徒的“弊端”。《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澳门同知兼署香山知县钟英为两广总督临澳饬备公馆等事下理事官谕》，第372页。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1月26日─1839年2月13日）10月22日，舰长为拉．普雷斯（La Place）的法国军舰“阿尔特密瑟 （L'Artenmise）”号到达澳门，该船上有52门大炮和425名船员。Chinese Repository, Vol.7, No.6, p.336.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10月31日，两广总督耆英和粤海关监督文丰通知澳门理事官维森特．佐治称：我于8月15日将阁下提出的关于“外国商船可以前往澳门贸易和在澳门租房存储货物、商品税完全按新税率执行、不愿前往澳门的船只听便”的要求呈报皇上。10月22日，皇上批文如下：“关于葡萄牙的请求，鉴于其长期居住澳门，并一贯遵纪守法，他们要求允许外国商船前往澳门从事贸易，考虑到总督和海关的意见，其中无欺诈或不良企图，可按总督的意见办理。”为了执行皇帝圣旨，以本函件通知理事官，即可实施。《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卷第3编，第1043页。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10月18—22日，耆英针对中法谈判中法方强请他弛禁天主教事连续上奏，请求道光帝对天主教弛禁。道光帝与耆英等人反复商议，最后，于11月26日由耆英拟写一“简明节略”的奏报，而由道光帝批复“依议”，于12月14日正式公布称：“原所以禁中国借教为恶之人，并非禁及于西洋各国所崇奉之教也。今据佛兰西使臣拉萼尼请将中国习教为善之人免罪之处，似属可行，应请嗣后无论中外民人，凡有学习天主教并不滋事为非者，仰恳天恩，准予免罪。”这是清政府正式发布的解除教禁的公文，从此，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获得了合法地位。《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6册卷72，第2900页；《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534页；郭卫东：《清朝基督教弛禁的澳门交涉》，载《文化杂志》第54期，2005年。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2月7日─1846年1月26日）5月，美国长老会哈巴安德（Andrew P. Happer）牧师在澳门开办一所男子寄宿学校， 预计招生30人以内，结果有50人报名，最后录取27人。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宗教教育，为将来培养教牧人员，并教授西方科学，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大约花费了1万美元兴建了一所约70平方米的房子作为校舍。哈巴安德牧师是上年10月22日抵达澳门的。Missions Correspondence and Reports: Richard Cole to Board, April 2th,1845, 香港浸会大学特藏组保存：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 S. A.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1833-1911, China;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4, No. 4, p. 200.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11月2日，葡萄牙王室法令撤销了费利西安诺．佩雷拉（Feliciano António Marques Pereira）上校代理澳门政府事务的职务。费利西安诺是在海军上校、总督亚马留被中国人杀死后，根据同年10月22日颁布的法令，受命担任此职的。法令还任命海军上校官也（Pedro Alexandrino da Cunha）为澳门新任总督。Chinese Repository, Vol. 19, No. 6, p. 344;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01页。

咸丰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10月22日，政务委员们又与澳门商业巨头们召开联席会议，与会者有埃斯特旺．卡内罗（Bernardo Estêvão Carneiro）、贝尔南多．古拉尔特、维森特．佐治、小俾利喇、阿西斯．费尔南德斯、劳伦索．佩雷拉（Lourenço Pereira）、若瑟．佩斯塔纳（José Ferreira Pestana）、梅洛等。众人一致认为，有必要迈出促使商行与中国海关返回澳门的第一步。于是，澳督贾多素利用一些同华人的老关系开始与各商行进行非正式接触，并通过管理华人事务官马葵士向两广总督徐广缙建议，清政府在澳门设立一“商业代表”。徐广缙因贾多素上任时对他的漠视仍耿耿于怀，故对贾多素的建议完全置之不理。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第208—209页。

光绪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10月22日，吉廖梅‧彼加多在里斯本去世。彼加多1803年5月23日生于澳门圣老楞佐堂区（S. Lourenço），1820年进入科英布拉大学学习，1824年获得数学学位，1825年取得哲学学位，1826年6月27日获得数学博士学位，1827年1月23日起在科英布拉大学天文台工作，但不久因其自由主义思想，被流放到布莱斯特（Brest），1834年返回葡萄牙，任王国教育领导委员会委员和数学系讲师。1837年1月，任新成立的综合理工科学校的讲师。1842年11月13日，经澳门选区推荐，彼加多首次当选为葡萄牙宫廷议会议员。但1843年6月12日被废除议员职务。1852年3月7日，彼加多第二次被澳门选为议员。1853年4月9日，彼加多第三次被澳门选为议员。1855年10月8日，彼加多第四次被澳门选为议员。他经常参与殖民地和教育事务，曾任殖民地军队官员，是澳门国家兵营名誉少校。1852年进入里斯本科学院，1853年创办气象台，附属于综合理工科学校。1860年作为综合理工科学校的元老级教授退休。彼加多在数学、物理和气象学领域成果卓著。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p. 977;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84、112、117、123页。

清宣统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10月22日，澳门政府对刚刚爆发的革命党人的武昌起意对澳门可能带来的影响采取了紧急防范措施，澳门步兵司令席尔瓦‧罗萨（Augusto Carlos Cabral da Silva Rosa）转达了澳门总督的机密命令：警报信号方面规定，除突然袭击我有生力量的特殊情况外，警报信号只能在得到总督阁下的批准之后才可以发出。警报信号发出后，若是在白天，大炮台将根据具体情况在一个或者多个地方悬挂出各种旗帜；若是在夜间，则将在一个或者多个地方点燃起火炬以便全市及外港都能清楚地看见。如果是从地峡发起的进攻，便悬挂三面白旗；如果进攻是从内港发起的，便悬挂两面红旗和一面白旗；如果进攻是从拉塔石发起的，便悬挂一面红旗和两面白旗；如果是市内发生暴乱，则悬挂三面红旗等。司令部方面，司令部将在澳督府办公，或者说如果认为适当的话，也可以将其办公地点设在大炮台。下达警报命令的司令部将由总督阁下和作为其副手的海军部部长及军士处处长，以及总督阁下事务助理和两名司令部属下在总部任职的军官组成。一旦有了紧急情况，司令部全体人员都应立即携带武器和必要的弹药来到总部。在澳门的武装部队和消防及电话服务：殖民地海军将随时做好准备，等侯命令，以便及时出航战斗；欧洲炮兵连将负责防守其兵营所在的城堡及其各支队所驻守的要塞；一旦有了意外员警部队将立即在兵营集中待命，都必须立刻从所属连队中派一个班去那里增援，与此同时立即将这特殊情况报告司令部。志愿兵团：一旦有事，应迅速携带武器弹药在圣家辣兵营集合，等侯命令。水警：一旦看见警报信号，必须立即回到其军营，并随即携带上武器弹药等侯命令。在被认为有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海军部部长不管是否得到上级的命令，都可动用水警中的一些人员。华人事务行政代理处也要尽可能了解华人内部发生的暴乱情形，同样必须将其及时报告司令部。防范规定非常详细，可以看到澳府之目的乃是防范中国的军队武力收复澳门。卡洛斯‧高美士‧贝萨：《澳门与共和体制在中国的建立》，附件十《澳门司令部、军事处、澳门省总督阁下对警报问题下达的指示》，第95页。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10月22日，上午，海贼袁带乘海军兵舰赴澳，澳门政府鸣炮20余响，以示欢迎。其时，袁带率领军队共数百名，且抵达鸡颈洋面时，鼓动一切土匪预备向应。下午3时，袁军劫走停泊于湾仔海面的纠察大队长冯剑光所租商轮“智德”号及船上第8支队守轮队员2名。其他人获悉后，纷纷前往前山躲避，随之第5、7、12等三支队亦暂时移入前山，请该处驻防国民革命军加以保护。《(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29日。

收集于1928年之1927年的物业税公钞收单

民国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10月22日，署理港督史美 (N. L. Smith)乘坐军舰“花而蒙 (Falmouth)”号访问澳门。史美访澳，有着十分重要的使命，就是商谈港澳两地一旦发生危急事故时的合作事宜。来访者并向澳督巴波沙透漏了一个令葡萄牙人喜悦的讯息，香港防务计划会考虑将澳门纳入其中，并透漏英国军事代表团在不久会访问里斯本，届时再与葡国政府商讨澳门的防务问题。1937年9月14日葡萄牙外交部长致驻伦敦葡大使馆电报，B—24及1937年10月29日葡殖民地部转澳门总督第137号电报给外交部，B—4；转自陈锡豪：《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第19页。

民国二十七年 (1938年1月1日—1938年12月31日)10月22日，日军攻陷广州。难民潮一波接一波地向澳门涌来，曾经一天之内，有两万人齐集在拱北关口，准备涌入澳门。澳门政府一方面尽量安抚民众，令大家保持冷静；一方面维持和平时期的措施，既不采取总动员令，也不下达戒严令，并将后备兵团维持在一个适当的数量。理卡多‧平托：《中立区的炮火》，载《澳门杂志》第2期，1997年9月。

拍摄时间：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十月二十二日 前排左起：何自强、周镜廷、柯麟夫人陈智英、黄榕增夫人、黄榕增、柯麟、孟宪民、李端礼、潘毓膺、饶不辱； 中排左起：李可珍、冼洁瑜、杜佩德、梁秀珍、卢凤仪、麦佩斯、黎玉清、郑庆移、龚杏芳、周金陵、陈美玉（稍为靠后）、王炳炜； 后排左起：李筱玉、刘翠芳、李泽芬、容秀玲、何惠璇、区贵云、刘金凤、李仲兰、马雪贞、钟慧卿、周泽寰、黄东明、陈日华、黎玲、林如庆。

1993年10月22日，“恐龙在澳门”展览开幕。这是全东南亚最大规模的恐龙展览。

1996年10月22日，澳门基本法协进会主办的“澳门基本法研习班进阶课程”开学典礼上，嘉宾与学员合照。主协办单位负责人崔德祺、李康、贺定一、陈继春、饶不辱、杨允中，以及新华社澳门分社的许潮生、张栋、许光任和街总、中华敎育会负责人陈景垣、伍华佳等莅会。参考资料：《华侨报》1996年10月23日报道。

2001年10月22日，政府公布22份竞投赌牌投资意向书，有投资额达天文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