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元年（1621年1月22日─1622年2月9日）5月13日，去年脱难的“圣巴尔托罗梅乌”号帆船的船员们履行诺言，向澳门奥斯定会的龙嵩堂捐赠了一些钱，由他们代建和管理隐修院。当时约定，若不建造，捐赠取消。捐赠者终生为隐修院的管理人。l4日，澳门主教平托•比埃达德（D. João Pinto da Piedade）批准起造隐修院。由于捐赠钱数不够，奥斯定会又斥资300帕塔卡用于建设。1622年4月29日正式建成启用，定名为“法国之岩圣母（Nossa Senhora de Penha da Franca）教堂”。法国之岩圣母信仰在1587年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昂征北时传入葡萄牙，16世纪末，里斯本市内东部即出现了“法国之岩圣母堂”。至此，法国之岩圣母信仰亦传入澳门，由于奥斯定会从教宗处获得“法国之岩圣母”信仰的垄断权，故所建堂交澳门奥斯定会管理。该堂建于西望洋山山顶，初冠名为“卑拿教堂（Penha Church）”。“卑拿”葡文意为“山岩高岗”。“卑拿教堂”后经修葺，并在大堂屋顶处竖有大理石雕刻的圣母像，故澳人又称其为“西望洋圣母堂。”这是当时澳门唯一的一座不是由天主教区或天主教教会教士所主持兴建的教堂。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9, p.271; 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1, p.89; 金国平、吴志良：《西望洋外文名称的由来》，载《东西望洋》，第287—288页；金丰居士：《西望洋圣母堂，位处天璇丽珠永不衰》，载《新报》2009年5月14日。

崇祯十四年（1641年2月10日─1642年1月29日）5月13日，若奥四世颁布法令宣布恢复行会。葡萄牙的炮兵组织雏形始于行会，炮兵是任命的，并且听命于他的行会师傅。他们没有被编入任何团队，而是组成一个享有许多重要特权的行会。而这个法令是正式宣布葡萄牙炮兵军事化的开端，它规定炮手们除了炮长之外还有一位队长。澳门地区虽然面积很小，但炮兵部队有时却很庞大。此法令为澳门炮兵部队增设了一个新职位，即炮兵队长。Manuel A. Ribeiro Rodrigues, 400 Anos de Organização e Uniformes Militates em Macau, pp. 183—185.

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1658年2月2日－1659年1月22日)5月13日，多明我会士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de Navarrete)乘船由望加锡前往澳门，到澳门后，住在多明我会修道院。1659年3月离开澳门前往广州。随后，他先后到福建、浙江等地传教。闵明我留澳期间，在布道和听忏悔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找他。他在澳门看到：清朝的士兵在澳门比在中国内地更放肆，他们在街上甚至在行军时去揭妇女们的面纱，而没有人敢阻止他们。有的士兵则到耶稣会教堂，停留很长时间，超过了看管人的许可。看管人对他们态度很粗鲁。这就激怒了这些士兵，当天下午就在街上游荡时用棍子殴打了两名耶稣会神父，把他们在地上拖，并扒掉他们的衣服，此事震撼全城。一些身强力壮的市民拿起武器，教会中的世俗子弟也执枪出来开始攻击士兵，士兵由他们的队长率领退守到他们驻扎的营房。群众向这座房屋发起进攻，扔进火器，焚烧他们。但房屋临海，他们趁夜间从海上逃走，并向平南王报告。平南王命令澳门的长官及耶稣会神父各自派出两名代表去见他。教士被拘押几个月，澳门继续提出控告，但无法说通王爷。最后耶稣会被迫交纳了3000银杜卡特(Ducats)，才将此事了结。他还看到另一件令他更不能接受的事情：有一名中国官员，葡人给他取的绰号叫“玩偶”。他看到天主教的宗教仪式，遂决定也要为他所崇拜的宗教偶像开庆典。为此，他靠欺骗从葡人那里借去珠宝和圣物匣，用这些东西装扮一副棺材，叫人抬着，并在上面放一尊偶像。又召集异教徒，一边奏乐，一边抬着偶像在澳门城内街道和市场游行。教徒们为之伤心不已，一位名叫德谢拉(Teixeira)的居民是位虔诚的基督徒，愤怒得要拔剑而出，但最后还是控制住自己。他说：“我不在乎粉身碎骨，但我不想因为我，而使全城遭到毁灭。否则我一定会冲出去打烂偶像，杀死那些拜偶像的人。”闵明我还谈到：教堂人员和世俗人在澳门都要为他们的教堂和房屋付地租，这在全中国都是十分正常的事，但澳门的教士们却不认同，他们租用澳门的土地而拒绝向清政府交付任何费用，虽然清政府官员提到其他教会和修道院交付租金的例子，但通统无用。教士们声称：这违反了教宗的谕令，清朝官员提出要交租的理由，但最后还是由议事会付钱。其实教宗并没有关于征收土地税和其他租税方面的谕令。 闵明我：《上帝许给的土地—闵明我中国行记和礼仪之争》第10章，第80－82页；赵殿红：《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闵明我在华活动述论》，载《暨南学报》2009年第5期。

康熙元年(1662年2月7日－1663年2月7日)5月13日，由广东按察司副使吴南岱指挥的一支舰队出现在澳门近海，并率其随从卫队从妈阁码头登陆，横穿澳门城直至关闸，而未向任何人讲明此行的原因。澳门葡人已听到传闻，他们将会被清朝政府强迫离开澳门。但大多数澳门葡人都认为，他们是葡萄牙人，迁海令不会适用于他们。据望加锡葡商维埃拉•菲格雷多的记载，按察使副使横穿澳门城，就是希望澳门葡人给他奉送一笔厚礼，而澳门葡人却未予理睬，致使按察使副使下令关闭关闸，气愤离澳。 John E.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p. 87.

康熙四十年（1701年2月8日－1702年1月27日）5月13日，澳门议事会开会讨论菲利佩•古德罗斯和戈麦斯•布兰道（Domingos Gomes Brandão）两位葡人的16名奴隶逃入中国内地的问题。最后决定两位主人必须拿220澳门元交给顺德（Son-Tak）的官员，才能要回这些奴隶。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17.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2月14日－1715年2月3日）5月13日，澳门葡商里斯本．阿尔梅达（José de Lisboa de Almeida）在天主圣母教堂的沙勿略小教堂安葬，他是孤儿法官、澳门富商，并将遗产全部捐给了慈善事业。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140.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2月16日－1723年2月4日）5月13日，葡印总督致函澳门议事会，暗示王室大法官加斯巴．法兰古不服从葡印政府的命令。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81.

雍正二年（1724年1月26日－1725年2月12日）5月13日，澳门主教堂的唱诗班领唱弗莱雷．卡萨尔（Manuel Freire de Casal）宣布，为稳定、保护和扩大中国教会，主教堂成立无原罪天主圣母会（Confraria da Conceição Imaculada da Mãe de Deus），因为本年1月雍正皇帝颁布诏令，禁止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天主教。无原罪天主圣母会每周六在主教堂举行弥撒活动，活动经费先是由教士会和在俗神父支付。议事会7位官员捐出7澳门元，可举行7场弥撒。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66.

清嘉庆元年（1796年2月9日─1797年1月27日）5月13日，葡印总督维嘉•卡布拉尔（Francisco António da Veiga Cabral）关于在澳门居留外国人致澳门议事会函：重申里斯本王室发给本首府关于禁止外国人在澳门居留的命令。此事在贵市议事会于去年12月19日致我的信中亦曾提及，而我的前任亦在1793年4月29日回复贵市议事会时称，1792年12月29日函时所发布的命令应全部得以落实执行。如果让这些外国人在澳门居住，他们带给澳门居民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为了避免这些危害继续下去，我特此致函澳门总督，命其尽可能付诸实行我的前任于1793年4月29日写给议事会信函中最末一段的规定。据此及前述重申的命令，除了现时在澳门的公司商务代表以外，不管何种身份的外国人都不得与土生人士通婚及居留此地。Luís Virgilio de Brito Frazão, História e Desenvolvimento dos Correios e das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Vol. 1, p. 32.

清嘉庆五年（1800年1月25日─1801年2月12日）5月13日，澳门议事会任命德梅特里奥‧西拉梯（Demétrio Cinatti）中尉出任澳门港口事务负责人。直至1835年3月14日卸任。施白蒂：《澳门编年史：l9世纪》，第319页。

议事亭，古之称号也，时人多以“金巴喇”(Camara)名之。查金巴喇，本迺葡语发音，其释义可作“屋”，或“办事处”解。若只以“金巴喇”称之，说来实在不通者。在葡文上亦应写作Camara Municipal De Macau，即澳门市政局，迺合也。盖自澳葡于一五九五年组织“澳门市议事局”(Senado，Macau)后，所有一切有关澳门政事，当时皆在此议事局商议或执行，曾为澳葡做过不少事情，为葡国立过不少功绩，故葡王约翰六世(D.joão vi.)尝于一八一零年五月十三日，特颁谕旨，赏赐澳门市议事局以“公忠”(Leal)荣衔、嗣是遂称议事局(Senado)为“议事公局”(Leal Senado)。攷其所以获赐原因，据谓当议事亭判事官雅廉访(Ouvidor Arriaga)在任时，尝以无数资金救济葡属印度；并于一八一零年前后，以澳葡有限之海军力量，帮助中国满清官吏剿灭海盗，尤以与清兵联合，迫降当时海上剧盗张保仔，致立大功云云。据朱萨士之《澳门史》尝以第十五章全章，叙述澳葡海军与张保仔及郭婆带等海上剧盗，历次交战经过;并谓尝接纳广州满吏要求，拨款建舰招兵等事；曾协助清兵围剿海盗；更谓后来张保仔向广州满官投诚，实由澳葡海军迫降所致云。又传说张保仔投降后，澳葡海军驶回澳门时，受到盛大迎接之凯旋礼，教堂鸣钟，堡垒鸣炮。市议会曾提议，拟立两块纪功碑，中葡文各一块，树立在议事亭内，惟后来终未有实行云。澳葡迫降海上剧盗张保仔事，此不过是朱萨士之《澳门史》上片面记载耳。盖自来澳葡每谓其所以得居澳门，迺因曾经帮助中国，平定海盗有功，所以说到海盗一事，倍为详晰。但根据日人名著，藤田丰八之《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攷》内之《葡人入居澳门攷》一章，尝引遍中西典籍，谓自明末清初以来，皆寻不出有何实据，可以证明葡人曾助中国剿灭海盗。要之，惟有于嘉靖四十三年之柘林兵变，葡人尝请参加镇压事。后来俞大猷尚有《论商夷不得恃功恣横》文中说：“功成，重赏其夷目。贡事，已明谕其决不许。”既然事后，澳葡请免贡事，尚且不许，更何得谓以澳门作酬劳乎?及至清朝乾嘉间，张保仔雄踞香炉峰，寇掠海上，朱萨士亦尝有说：“乾隆末年，广东海盗纵横，清吏尝请澳门协助，以保护水道治安。惟澳门葡人以要求恢复被满清取销之地方统治权时，该事就被搁置起来矣。”《香山县志》对张保仔横行海上，澳葡议事亭判事雅廉访请随师协剿事，亦尝载云：“嘉庆六年，琼雷间海盗滋扰，澳夷请备二舶，随舟师海捕，且以九事乞格外恩。知县许乃来以其非制，且挟故要求也，却之。”统上观之，当年炫说迫降海盗张保仔事，前因后果，就是如此。

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5月13日，葡萄牙颁布了成立摄政王营保卫澳门城的敕令。400多名士兵入营，作为澳门驻军。同时法令还明确规定：摄政王营不但有王国的士兵，同样也有澳门土生人。该营设4个连，2个连驻扎在红窗门税馆，2个连驻扎在大炮台。第一任指挥官为欧布基（José Osório de Castro de Albuquerque）上校。Eduardo A.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p.39─40. 李长森：《明清时期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发展与变迁》，第284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4页；Manuel A.Ribeiro Rodrigues, 400 Anos de Organização e Uniformes Militares em Macau, p.231.

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5月13日，在巴西的葡萄牙王室在里约热内卢颁布敕令，批准澳门同巴西各港口的自由贸易。敕令全文如下：鉴于地处中国的澳门市议事会诸官员和其他市民们的功绩，不仅派一艘船来本港（里约热内卢）庆贺我顺利抵达该州所表现出的忠贞，更由于他们努力挫败了企图进犯那块殖民地的海盗，以及对我的印度各州首府给予的金钱援助，为促进该市之繁荣起见，我决定豁免所有属于我的葡萄牙臣民或由其支付费用的本国船只从中国直接出口到本州各港口的商品和物品到达巴西的进口关税；同样，准其海上贸易独立于果阿，但必须每年向那里派去交通船以便与宗主国联系。财政委员会应照此办理，并发出所需之批示着令执行。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No.11, p.281.

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5月13日，发自里约热内卢的摄政王唐·若奥敕书同意澳门议事会前加上“忠勇”字样。唐·若奥给澳门此殊荣是为表彰澳门葡人在打击威胁澳门利益的海盗张保仔行动中取得的功绩和澳门在很多危急时刻向印度提供的重要援助。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4页。

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5月13日，由于新任澳门王室大法官吉马良斯·贝绍托无法接任眉额带历在招降海盗中所承担的职责，王室法令又重新任命眉额带历继续担任王室大法官，没有任期下限，直至其去世。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158.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1月29日─1836年2月16日）5月13日，葡印总督福尔图纳托·梅洛致澳门议事会函称，必须采取措施在澳门开设数学教育课程，为年轻军人提供数学教育。当时澳门军人如果想要读军事学校，就必须去果阿。葡印总督还给澳门送来数学课程的教材。并准备聘用4名教师，薪水由议事会支付。但这一命令仅为一纸空文，并未付诸实行。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36.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2月10日─1843年1月29日）5月l3日，从孟买出发的蒸汽船“奥克兰（Aukland）”号抵达澳门港。该船带来有关欧洲的消息。得悉本年2月10日在里斯本对宪章进行宣誓。司法部长科斯塔·卡布拉尔（António Bernardo Costa Cabral）赴波尔图发动拥护宪章的革命，没有发生流血事件。阿马罗：《1842年澳门市政厅选举和当地“长老”》，载《文化杂志》第19期，1994年。

咸丰六年（1856年2月6日─1857年1月25日）5月13日，埃斯特旺．卡内罗逝世两年后，其家族将位于下环街1号的“卡内罗花园”公开拍卖，底价为2万澳门元。为英国驻澳门领事克雷威尔利．奥斯穆德（Cleverly Osmund）拍得。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27页；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1, pp. 661—662; Manuel Teixeira, Toponimia de Macau, Vol. 2, p. 335.

《知新报》第一百一十八期刊登《闻星嘉坡林君文废请免华人扭辫事感而书此》、《欲禁无权》、《催命鬼符又见》、《仰光新设英华藏书楼章程》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民国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5月13日，因现承充澳门收垃圾人要求将合同注销，澳门政府遂将收垃圾生意招人承充，每年61元为底，承充期至1922年7月10日。《澳门政府宪报》1914年第18号，第199页。

民国八年(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5月13日，澳门玫瑰圣母堂(板樟堂)举行“花地玛圣母巡游”。从下午6时开始，信徒们先在圣堂作弥撒，然后将“花地玛圣母”的圣像从教堂祭坛移入一小轿，抬至广州，上街巡游，神职人员、修女、执旗助祭及女学生队伍随其后，浩浩荡荡，场面庄严壮观。这是澳门第一次“花地玛圣母巡游”，当时澳门万人空巷，信徒们全都走上街去参加巡游，即使不是信徒，也都伫立街旁观看巡游，而不敢大声喧哗。金丰居士：《玫瑰圣母堂“怪诞庙堂”》，载《新报》2007年4月12日。

民国二十九年 (1940年1月1日-1940年12月31日)5月13日，因日军相继占领拱北各支关，拱北海关人员被迫于本日全体撤离至澳门，并停止征税，该处商务自此即告停顿半年之久。直至年底，沦陷区当局将岐关车路修好，准许长途汽车在其管理之下往来通行，于是进出口贸易始见恢复。同时，随着广州、江门、中山的相继沦陷，澳门即成为沦陷区与后方交换物资的最大中心区，尤其1941年，澳门与邻近地区利用各式船只交换物资，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此项贸易乃告停顿，除悬有葡国旗帜的两轮船外，其余全被敌人劫持。民国二十九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拱北关部分》 (1940)、《民国三十年至三十四年中外贸易概况报告‧拱北关部分》 (1941-1945)，载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1887-1946)》，第387-388页。

民国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5月13日，日军突然下令封锁澳门、湾仔交通，禁止艇户往来，并为防止走私，加派汽艇数艘在两地附近海面逡巡。15日，日军扩大封锁线，临时封锁岐关车路，并加派军队在三厂执行封锁任务，禁止行旅往来，只准汽车通行，但除载货外，不准搭客。自此，澳门与三埠、湾仔、四邑及中山等地海陆路全部遭到封锁，澳门市内鱼菜等生活供应严重不足，物价狂升疯涨。乡民冒险偷渡者，一经发现，均遭日军枪杀。此次封锁至6月初方得松弛，不过亦时松时严。《华商报》1941年5月15、16日及6月5日。

民国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5月13日，《澳门政府宪报》刊登行政局兼警察局布告，米石只准由澳输出至路环、氹仔两地，并需有该两地的商人的报单书列明种类及数量，同时有海岛市行政局长签署方为生效。傅玉兰主编：《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第191页。

1952年7月24日，双周刊《号角报》创刊，直至1983年5月13日维持两星期出版一次，随后转为周报至今。

1984年5月13日，澳门电视台首次以葡语和粤语正式广播。

1993年，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在澳门基本法研讨会上讲话。参考资料：《华侨报》1995年5月14日报道。

1993年5月13日，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结束活动酒会中，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与澳门总督韦奇立(Vasco Rocha Vieira)双双祝酒。随着基本法的正式颁布，咨委会的历史使命亦顺利完成。参考资料：《华侨报》1993年5月14日报道。

2002年5月13日，应国家卫生部邀请，社会文化司司长崔世安以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五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