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印船即指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至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间持有幕府将军朱红印执照、可以从事海外贸易的日本商船。1608年11月30日， 一艘日本“朱印船”的船员在澳门的码头上与葡萄牙人发生纠纷，接着，他们上岸寻衅，打伤了前来劝解的澳葡官员。澳葡中日贸易船队司令佩索阿（André Pessoa）和愤怒的士兵、市民一起进行反击，杀死、俘获近百名日本船员。1609年秋，消息传到日本，日本政府决定惩罚正在长崎进行贸易的佩索阿。他们调集军队于1610年1月3日对佩索阿的船队发动围攻。战斗持续四日，直到1月6日晚，最后，佩索阿点燃船上的火药库将自己连同价值上百万的金银和近3000担生丝全部炸沉海底，事件遂告平息。

顺治二年（1645年1月28日─1646年2月15日）1月3日，意大利耶稣会士毕方济（François Sambiasi）抵达南京，给弘光帝上《为远臣久切祝圣之忱谨修方物之贡并陈一得仰佐中兴盛治事疏》：臣西极鄙儒，以格物穷理为学，以事天爱人为行，洁己修身。自神宗朝偕先后辈利玛窦等，浮海八万里，阅三年所始观光上国，荷蒙恩泽屡加，亡者与葬，生者给田，即在先帝时，同辈占星修历，制器讲武，效有微劳。又蒙宠锡洊加，礼数隆重，更赐钦褒天学匾额，顶踵戴德三十余年。今幸皇上龙飞，仁明英武，立就中兴大业，访道亲贤，问明疾苦，振武揆文，遐迩毕照，远臣不胜欣戴，向天虔祝，圣寿无疆，敬制星屏一架，舆屏一架，恭献御前，或可为圣明仰观俯察之一资，附贡西琴一张，风簧一座，自鸣钟一架，千里镜一筒，玻璃盏四具，西香六炷，火镜一圆，沙漏一具，白鹦鹉一只，助于礼备乐明者，伏乞皇上俯赐敕收。臣尤蒿目时艰，思有所以恢复封疆、裨益国家者，一曰明历法以昭大统，一曰辨矿脉以裕军需，一曰通西商以官海利，一曰购西铳以资战守。盖造化之利，发现于矿，第不知脉络所在，则妄凿一日，即需一日之费，西国格物穷理之书，凡天文地理，农政水法火攻等器，无不备载，其论五金矿脉，征兆多端，似宜往澳取精识矿路之儒，翻译中文，循脉细察，庶能左右逢原也。广东澳商受廛贸易，纳税已经百年，久为忠顺赤子，偶因牙侩争端，阻遏上省贸易，然公禁私行，利归于奸民者什之九，归于府库者什之一，宜许其照旧上省，在于何地栖止，往来有稽，多寡有验，则岁可益数万金钱，以充国用，况中商出洋，每循海岸，所以多险，西商惟按度数行止，故保无虞，亦可推而习之，所利非小也。西铳之所以可用者，以其铜铁皆百炼，纯粹无滓，特为精工，切照天启元年，东酋跳梁，兵部题奏，奉有取西铳西兵之旨，是以臣辈陆若汉等二十四人，进大铳四位，未及到京，而虏已遁。后奉旨援登，发铳击虏，奇功屡叙，既而辽兵反戈，同伴死节，惟陆若汉带伤赴阙，随蒙兵部题覆，恩蒙圣旨，将已故公沙•的西劳（Gonçalo Teixeira Correia）等，赠官赐葬，陆若汉赏劳南还调理，老死广省，至今未葬，察得澳中三巴寺旁，有海隅僻地，恳祈皇上恩赐一区，掩其枯骨，俾同伴垦种供祀，得以葺筑斗室，焚修祝圣，以报盛世泽枯之仁，而诸商慕义，益以永久矣。更乞敕部取习铳数人，以传炼药点放之术，实摧锋破敌之奇也。至于七政推历，交蚀不爽，必取明习天文西士数人，会同钦天监测算，尤足光示四裔，垂则千秋，臣感恩图报，无有穷已，伏乞圣明敕赐施行。臣即奉命驰澳，矿书必译详明，铳师必访精妙，星速入都，不敢少缓，其明历识矿西士、善铳西将，乞敕量给应付廪粮，起送入京，不致稽缓。庶于时艰有济，而臣之微忱，亦得少效于万一矣，臣曷胜瞻仰祈祷待命之至，伏候敕旨。 《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2册《毕方济奏折》，第911—918页。按：原疏无系年，只有上疏月日，黄伯禄：《正教奉褒》，第479页将此疏系于崇祯十二年（1639），学界多同黄说，误。此疏实应上于崇祯十七年（1644）十二月初六日。详细考证，参见汤开建、王婧：《关于明末意大利耶稣会士毕方济奏折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顺治八年(永历五年/1651年1月21日－1652年2月8日)1月3日，清军占领广州。次日，广东官府致澳门议事会谕文：“鉴于葡萄牙人在香山之澳门居住经营历有年所，若能安守本分并情愿投诚，归顺大清，皇帝亦将其视为子民，与汉人无异。葡萄牙人仍可安心继续在澳门居住经营，一切如旧。”并送来新任广东巡抚李栖凤的正式公文以及他的一件官服和帽子，以示亲临。这些象征性的物品受到了放礼炮的隆重欢迎。议事会指定理事官瓦斯•巴万罗(Diogo Vaz Bávaro)、曼努埃尔•佩雷拉(Manuel Pereira)神父和佩德罗•戴施腊(Pedro Rodrigues Teixeira)带着投诚书和贡品前往广州，表示愿意归顺大清，瓦斯•巴万罗一行受到了广东官府的热情款待。广东藩王给澳门方面很多荣誉和恩宠，藩王当面赐座，设宴招待。这在中华王国是天大的新闻，因为他们平时跟海道及其他官员讲话都要求他们下跪。理事官必须手持权杖，双膝跪地，然后站着说话，但海道却坐着。这在葡萄牙人看来，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孟安娜(Anabela Monteiro)认为：广东政府之所以竭尽全力保持与澳门的睦邻关系，是因为当时澳门的处境朝不保夕，不足以对当时的新朝廷构成威胁；当时澳门有博卡罗铸炮厂，其军工产品受到周边国家君主的青睐；或许因当时的精英是中国和周边国家贸易的仲介人。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91；1651年1月4日，广东官府致澳门议事会谕文及澳门议事会1651年1月24日致葡印总督函；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53页。 C. R. Boxer, Estud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 Vol.1, pp. 151—152. 孟安娜：《1640—1680年之间的澳门经济》，载《澳门史新编》第2册，第435页注7。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2月13日－1707年2月2日）1月3日，清朝内务府奉旨派遣笔帖式布尔赛将西洋人白晋、沙国安（Sabino Mariani）经福建护送前往罗马，称若福建无船则送至澳门，布尔赛俟其登船即回；若澳门也无船，则将白晋、沙国安暂时安置在广州的天主教堂，布尔赛自行返回，白晋、沙国安等次年搭船前往澳门。《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总管内务府为护送西洋人白晋等搭船回国并派拨驿马送往赏物事致兵部咨文》，第68—69页。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2月4日－1716年1月23日）1月3日，澳门议事会讨论帝汶檀香木贸易事宜。根据葡印总督“不让任何檀香木外流至任何其他地方，只能由澳门船只运输”的命令，决定派代表前往帝汶，与帝汶总督商谈如何贯彻果阿的指令问题。然而，帝汶总督拒绝执行果阿的命令，称：澳门商船不足，其船经过巴达维亚时又卸去大部分货物。因此，他们只好允许中国和别国的船只进入帝汶。澳门议事会企图阻止檀香木流往别处的计划落空。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151.

乾隆四年（1739年2月8日－1740年1月28日）1月3日，马德拉斯塔巨商巴尔托罗梅乌•萨（Bartoloméu de Sá）在澳门定居，并立下遗嘱，把在阿尔多纳（Aldona）购置财产的长子继承权给予他兄弟若奥•萨（João de Sá）的子女，条件是每年举行100次弥撒。除此以外，从澳门寄出相当于2000印度金币的2万色勒芬给果阿司铎祈祷会，以建立四座小教堂和救济婆罗门教徒的孤女们。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27页。

乾隆六年（1741年2月16日－1742年2月4日）1月3日，里斯本成立王家丝绸公司。为了促进其贸易，该公司建议在澳门设立一家分公司。该公司营业期限为16年，由各董事和经理经营。里斯本公司每年可向中国派出船只，但其数目必须与前往印度船只数目相等，该公司不得与巴西通商。《以上帝圣名命名的城市澳门建立一个新丝绸公司的根据》，第22页，转自雷戈：《澳门与巴西的直接关系：一个不可实现的梦想》，载《文化杂志》第22期，1995年。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2月2日─1765年1月20日)1月3日，粤海关监督方体浴给发澳门十九号船“类斯•山治”号往吕宋贸易船牌；十九号额船番梢28名，剑刀4把，还有火药、大炮及子弹等。《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粤海关监督方体浴给发十九号船类思山治往吕宋贸易船牌》，第244页。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2月18日─1788年2月6日）1月3日，由两艘法国国王船“布佐勒（La Boussole）”号和“星盘 （L' Astrolabe）”号军舰组成的法国探险队由拉贝罗塞伯爵佩鲁斯（Jean-François de Galaup, comte de la pérouse）率领抵达澳门。他们主要进行天文及一些其他的观察，并负责探索到达远东与加拿大北部的西北通道。他们在澳门停留了好几个星期，至2月5日，在贾梅士公园附近建立观察台，进行了观察工作。伽思兰堂的一条走廊，由拉贝罗塞伯爵的制图员贝内伊（M. Duché de Veney）在白色的墙上绘了圣方济各像和该会的会徽。 该画被视为杰作。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25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88页；马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2卷，第454页称法国船抵达澳门的时间是1月5日。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2月11日─1794年1月30日）1月3日，澳门同知韦协中给发在澳门驻冬及收账的咟悲喱（Robert Berry）等英荷商人上省贸易牌照。[1] [1]《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澳门同知韦协中为给发咟悲喱等英荷商人上省贸易牌照事行理事官牌》，第709页。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1月21日─1796年2月8日）1月3日，北山村民人杨亚熙装柴草来澳门发卖。偶将葡人小舢板碰著，被葡人黑奴拖至门口，用棍打伤，复又打伤旁人刘亚千等。《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县丞贾奕曾为黑奴打伤杨亚熙等事下理事官官谕》，第321页。

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2月18日─1807年2月6日）1月3日，香山知县彭昭麟行理事官若瑟•科英布拉札，令其将不准进京效力的洋人苏振生、马秉干（又称金神父）搭船回国。《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香山知县彭昭麟为发回不准进京效力洋人苏振生、马秉干事行理事官札》，第562页。

清道光四年（1824年1月31日─1825年2月17日）1月3日，澳门土生葡人安东尼奥·罗沙在《中国之蜂》停刊后创办一份新的葡语周报《澳门钞报》（Gazeta de Macau），官印局印刷，费用由议事会支付。该报与《中国之蜂》版式完全相同，为两栏小报，主要内容有：官方法令，来自葡国的消息及贸易讯息等，其中商业内容较《中国之蜂》大大扩充，该报名义上以罗沙为社长，实际负责编辑工作则为费里耶·孔塞桑（Frei José da Conceição）。而且该报名义上由议事会印刷，实际上编辑部与印刷所均设在奥斯定修院内。1826年12月停刊。《澳门钞报》停刊后，印刷机转借于圣若瑟修院。文德泉：《澳门报刊业的起源》，载《文化杂志》第9期，1993年，认为罗沙虽然住在奥斯定修道院，但他既不是奥斯定会士，也不是天主教徒，他是一个世俗之人。又称罗沙只是负责人，真正的编辑是一位奥斯定会士。José Augusto dos Santos Álves，A opiniáo pública em Macau: a Imprensa Macaense na terceira e quarta décadas do século；ⅩⅨ，pp.87—162. 林玉凤：《澳门新闻出版四百年》，载《澳门史新编》第4册，第1215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32页，而A.H.de Oliveira Marques，História dos Portugueses no Extremo Oriente，Vol.3，p.544认为停刊在1828年12月30日第62期。

1824年（清道光四年）1月3日，取代《蜜蜂华报》的《澳门报》周刊第一期出版。该报一直发行到1826年12月底。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1月3日，法国遣使会士石伯禄（Pierre Lavaissière）和林安当（Jean Antoine Simiand）两神父抵达澳门。后石伯禄进入江南传教，而林安当则进入北京传教。樊国阴：《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185页；方立中：《1697—1935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第577页。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1月3日，法国青年画家奥古斯托·博尔杰（Anguste Borge）抵达澳门，于同年6月20日之后离开澳门赴马尼拉，在澳门居停近半年时间，留下了一批有关澳门题材的美术作品，如《澳门鸟瞰》、《妈阁庙内的小祠》、《澳门妈阁庙牌坊》、《澳门港湾》、《澳门内港——贫民住宅区》等。除美术作品外，博尔杰还写下了其居停澳门时期的日记，其中很多内容都是记录当时的澳门：南湾的南侧有一座很高的山丘，山丘顶上的修道院，与城墙相连。城墙一直延伸到海滩，尽头是一座炮台。我从炮台的另一侧下山，来到沙滩。这儿有一股泉水，中国（人）和葡萄牙人常来这里洗衣服。在澳门周围巡游的中国战船常常在这荒凉的港湾停泊。每当官吏们下船或回到船上时，总要升旗、敲锣、鸣礼炮三声欢迎。这是最为荣耀的时刻。尽管葡萄牙城市的街道也弯弯曲曲，我们仍然无法想像中国居住的那些难以形容的迷宫式的街巷，特别是在内港一带。这里的房舍犹如人们的生活一样，时时变化。昨天看到的小胡同今天变成了大街；昨天你经过时还是大街，今天却变成了胡同。越是走进中国居住的城区，豪华的商店越少，仅有的几家商店充其量说还算干净，货物摆放整齐。斜巷上铺的石块也越来越少，有时候残缺不全，留下一个个小坑。城区再贫穷也难以和水域街道及搭在水上的房舍相比。首先到这里的人们占据了一块地盘，把已经无法再在水上航行的木船放在上面作为住宅。后来的人们则在四周打上木桩，支起他们的木船，没有船就搭上木板，围上草席，上面再盖一张席当屋顶，就算在前一家住宅一面建成了一层阁楼。再后来的人们没有地盘、没有破船、没有木桩，只好挤在别人的棚子中间，架上吊床。当然很难保证全家人都能住下。有时候，一层台阶挤著五六个这样住所。这里不讲究先来者有权占领地盘，也谈不上后来者从属于前者。每家房前都有一小块平地用来晾晒席子和五花入门的破衣烂衫，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在下边来往穿行。澳门半岛是澳门的一部分。与之相连的是一条300～400米的堤。堤中间修有一堵不算太高的隔墙，墙中间开了扇任何欧洲人不能通过的门，门的另一侧有清朝官吏的岗哨。离隔墙不远，在围墙中间有座漂亮的庙宇。进入内港那边的庙宇正门便是一个院子，院子的漂亮半墙向两边延伸，人们常常在此来往穿行。寺庙左边靠著一座小山，山上苍松翠柏，枝繁叶茂，我第一次来这里写生，竟没有发现掩映其间的一座小庙。破烂的台阶直通庙门。拾级而上，庙门上往日的铭文依稀可辨。进到庙里只见四根木头柱子支撑著屋顶。里边连祭台都荡然无存，更不要说什么装饰了。在这一无所有的地方，只能看到一些不留辫子一贫如洗的中国人。小庙已变成了罪人的避难所。澳门最大的前地——议事亭前地——把中国人居住区和葡萄牙人居住区分开，当然也是外国人和当地人最混杂的地方。前地的一边是议事局，另一边凹进去的地方是板樟堂。教堂旁是一条中国人的街道的街口。我们走出城门，城门边上有一座教堂和一座欧洲式医院，朝东北方向走去，路经几个花园便来到一座小山顶上。内港和绿葱葱的湾仔山尽收眼底。如果不是那两根顶端有三个全球的旗杆表明庙宇隐匿在树冠下岩石间，我还不知道此地离庙宇很近。道路的尽头，有一排十分宽阔而陡峭的台阶，走下台阶便是庙宇，半道有一幢小屋，住着一户人家，在门口摆卖食品。在那里，人人都能买到自己希望的东西。酒鬼、闲人、干活人都到这里喝酒。有钱人到这里买点心，孩子们买嫩竹笋和甘蔗，凡是到这里来的人都会买些大米。台阶后边岩石附近有三块镶嵌在灰色石头上的黑色墓碑。墓碑上刻着密密麻麻的铭文。离坟墓不远，有一块半圆形的空地，这是高出海面一公尺左右的庙宇地基。在庙前和中央，各有一根红漆旗杆立在六英尺高的旗座上，旗杆上三分之二高处，有一件兵器，旗杆顶端装有三个金球。陈继春：《濠江画人掇录》，第56—62页；夏德新：《1839年的澳门：博尔杰的记叙和绘画》，载《文化杂志》第10期，1992年。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1月3日，澳门总督发布公告，在莲峰山下划定华人坟场，即后来的望厦坟场。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98页。

光绪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十一月二十七日，即西历1894年1月3日，由于澳门镜湖医院绅董何仲殷（即何穗田、何连旺、何廷光）等对内地捐款赈灾有功，光绪帝下旨令澳门建坊予以表彰。[1]今澳门镜湖医院内仍保存着该年的“奉旨建坊”匾。《清德宗光绪实录》卷330光绪十九年十一月乙巳。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1月3日，葡萄牙政府任命阿尔瓦罗‧弗内洛斯（Álvaro Maria de Fornelos）为澳门地区大法官，6月28日抵澳履任。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182.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1897年1月3日）集院，议雷州难民女萧亚秋、吴桂英约八岁，经西宪判交镜湖医院发落，可否送回原籍或觅殷实人领为配合，是否祈为卓夺。

《知新报》第四十二期刊登《窥天巨镜》、《联兵藩属》、《新式快鎗》、《衡论矿产》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2月4日─1906年1月24日）1月3日，澳门公钞局长阿尔贝尔托‧纳瓦罗（Alberto de Gusmão Navarro）宣布本年度公钞局会员名单。正会员为：律政司宪阿美利戈‧索萨、国课衙门书吏、状师阿尔毕诺‧叭之咕、弗兰西斯科‧黎登（Francisco Felippe Leitão）、柯六、萧登。副会员为：爱德华多‧玛琪仕、若瑟‧司利华（José da Maria da Purificação Silva）、蔡康、李弼。《澳门政府宪报》1905年1月7日第1号。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25日─1907年2月12日）1月3日，广东反美爱国运动蓬勃发展，正式成立广州拒约会，曾任临时主席的郑观应被推为主席。旋因继母病重，辞去主席返回澳门。但在返澳前，拟订了拒约措施4条。2月3日，继母病逝，“丁忧”，在澳门“守制”。《郑观应集》下册《致广州拒约会同人书》；夏东元：《郑观应年谱》下卷，第626—627页。

宣统元年（1909年1月22日─1910年2月9日）1月3日，《新生活报》（Vida Nova）在澳门创刊，该报为政治新闻周刊，逢星期日出版，社址在水坑尾街9号。由澳门著名律师卢意士‧施利华（Luís Gonzaga Nolasco da Silva）创办。卢意士‧施利华是著名澳门土生汉学家伯多禄‧施利华（Pedro Nolasco da Silva）之子，该报秘书是施之古（Francisco Xavier Anacleto da Silva），总监是殷理基‧施利华（Henrique Nolasco da Silva），主编为路依士‧施利华（Luís Aires da Silva）。1910年11月27日停刊，共出版100期。殷理基‧施利华是伯多禄‧施利华与伊迪斯‧玛丽亚（D.Edith Maria Angier）的儿子，1884年2月9日生于澳门大堂区，1906年毕业于果阿医学院药理学专业，并获果阿地区律师委任状。回澳后成为澳门著名的报人，创办多份报刊，从1930—1933年先后三次当选为市政厅主席，1969年11月17日逝世。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2, p.798.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74.

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1日─1924年12月31日)1月3日，孙中山将澳门交涉员蔡成章免职，并裁撤澳门交涉员。《(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3日；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784页。

民国二十九年 (1940年1月1日-1940年12月31日)1月3日，因人手不足，耶稣会决定放弃圣若瑟神学院的领导，将其交给世俗教士管理，只负责协助教学和宗教事务。1930年曾有此议，可其时未果。潘日明：《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第182页。

民国三十五年 (1946年1月1日-1946年12月31日 )1月3日，澳门教区委任吕子修神父出任望德堂本堂神父。林家骏：《澳门第一座华人堂区》，载《澳门教区历史掌故文摘》，第82页。

同善堂至今共设有5间托儿所。此为1976年1月3日同善堂第一托儿所开幕，值理与托儿所职员于托儿所门前合照。

1997年1月3日，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两名中方人员遭殴伤，中葡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强烈谴责，澳警方即日拘疑殴人三凶徒。

“周华富”跌打医馆由周华富先生开办，并另设武馆授徒。

曹思泉，又名曹军，原籍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生于澳门。曹善业第十五子、曹有之孙。 1939年，曹思泉从澳门回广东参加抗战，后来加入共产党。几十年来，他几乎没有提及自己家族的情况。 曹思泉之女曹海燕回忆说，2011年母亲节，她带着快95岁的父亲外出吃饭。回家后，父亲显得特别高兴，很有兴致地对家人说，他的父亲叫“曹善业”。 曹海燕的儿子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用“曹善业”这个名字在电脑上进行搜索，结果意外发现就在几年前，珠海有一座古墓被发现，而古墓的主人就叫“曹善业”。 这个意外的发现，让曹思泉的子女和孙辈们激动不已。他们瞒着老人寻找了更多资料，并与珠海市博物馆馆长张建军取得联系，最终证实古墓主人“曹善业”就是曹思泉的亲生父亲。[1] 2011年6月27日上午，曹思泉的四个儿女一行，专程从广州来到珠海市博物馆，对珠海文保工作者对其先辈曹子基（善业）夫妇墓的发现和抢救性保存，表示衷心感谢。[3] 曹有后人被找到的消息，引起了澳门特区民政总署的关注。2011年9月17日下午，澳门特区民政总署文化康体部文化设施处技术员梁毅鹏和珠海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特意来到广州，拜访这位著名华商的后人，一同前来的还有澳门大学历史系的两名学生。他们在向广州曹氏家族成员了解更多资料的同时，也给曹思泉带来一份特殊的礼物：两张很可能是曹军老人的爷爷和奶奶的照片。梁毅鹏介绍说，这两张照片是澳门特区民政总署在曹家以前的住宅中发现的，“现在还无法确定他们究竟是曹军老人的爷爷、奶奶还是其他亲戚。” 曹思泉坐在轮椅上，捧起这两张泛黄的老照片仔细端详，连父亲的面孔都记不清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95岁大寿这天，意外看到很可能是自己祖父母的照片。作为回赠，老人将自己的一幅书法作品送给澳门民政总署，字画盒上写着“曹善业第十五子曹军九十五岁送”。梁毅鹏表示，他会将这份来自广州的珍贵礼物带回澳门，作为澳门民政总署获得的一份历史资料保存起来。[1] 2013年1月3日，曹思泉去世，终年96岁。葬于广州银河革命公墓。[2] [1].《95岁老人梅花村贺寿》，载《广州日报》，2011年9月18日。 [2].《厚德传世》，载“族谱录纪念网＂，2011年12月3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69141。 [3].《祖籍珠海的澳门商人，曾资助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曹子基后人珠海寻根》，载“珠海视窗＂网，2011年12月30日，http://info.zhuhai.gd.cn/News/20110629/634449361873687664_1.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