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年(1524年2月4日─1525年1月22日)1月1日，葡萄牙驻马六甲长官若尔热•阿尔布克尔克(Jorge de Albuquerque)上书葡国王若奥三世称，一支复仇的中国舰队可能会来进攻马六甲。如果中国人真的来临，他们将会造成极大的危害，除非马六甲的总司令官能及时赶到。《印度古物志》卷30，第433页，转引自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第66页。

万历十九年（1591年1月25日─1592年2月12日）1月1日，澳门青年钟鸣仁与黄明沙为利玛窦接纳正式进入韶州初修院，成为最早的中国籍耶稣会士。钟鸣仁，字念江，教名为Sebastião Fernandez，1562年生于澳门（又说新会），为一富商人家子弟。黄明沙，其名为方祭，字明沙，教名为Francisco Martins，1573年生于澳门，与葡萄牙人有亲谊。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53—55页。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2月1日─1594年2月19日）1月1日，范礼安神父在澳门写信给耶稣会总会长罗道尔富•阿桂委瓦，提出六个理由证明在澳门建造一所学院的必要。但与此同时，他已经先斩后奏地开始了圣保禄学院的建设工程。这在他1593年11月12日的信里讲得十分明白：“我想我主是为了这一目的，才命令我今年从日本返回，并滞留于当地（澳门）。如果我不在当地，肯定会一事无成。如果失去这一机会，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了。建筑工程的进行没有任何不满和反对，本地市民认为，我让日本修士习惯我们的习俗而将他们送来本地是极为正确的措施。所以，到目前为止，世俗之人和修道士中没有一个人反对或妨碍这一工程。根据我主迄今为止的所有帮助，我想我主会施以恩惠，让这项工程继续下去，并说服国王，给予它某些良好的固定资产，让它确立经济基础。我觉得我不应该等待阁下的回信，就完成这一工作。”对范礼安的一意孤行和胆大妄为，耶稣会印度管区表示强烈的反对。果阿方面写出了一份有15条不应兴建澳门修道院的冗长文件，谙熟日本事务的专家弗兰西斯科•卡布拉尔神父对将日本修道院迁往澳门更是大动肝火。此事甚至惊动了菲利浦二世，他命令葡印总督及果阿副主教说明修建修道院的必要性。范礼安坚持自己的意见，为了化解与果阿的矛盾，他给果阿方面送去了《关于建造澳门修道院与答复印度省的反对意见》的详细报告，进行了有效的解释，范礼安神父提出了创建澳门圣保禄学院（Colégio de São Paulo de Macau）的四条理由：1．日本的教友人数已日渐增多，他们需要这所学院。2．办起这座学院，在日本传教团就可以有一个培养自己人才的学院。这些人员一经毕业，就可以供日本省会长调遣。这所学院之所以选在澳门，就是要来自印度与欧洲的耶稣会士和日本人交往，从而学习日文和日本风俗习惯，为进入日本传教作准备。3．由于日本的传教环境已变得十分险恶，异教徒的统治者一旦对天主教进行迫害，在日本则无法维持一座学院的正常工作，故选择澳门建立学院。4．为了促进耶稣会在日本的发展，在澳门建立一所学院是使教会能在日本蓬勃发展的唯一策略。正是因为范礼安的先斩后奏与毅然决断，在他的推动与监督下，只花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完成了圣保禄学院的主体工程。起初，适合建新学院的土地是个问题，几经努力，后来就定在圣保禄山坡之上，离耶稣会住院不远的地方。特聘葡人伊纳修•莫雷拉（Inácio Moreira）为建造工头，并绘出了修道院的蓝图，就开始平整土地和打地基。山坡上全是巨大的岩石，没有可以打地基的平地。他们又从青洲请来了一批熟练的中国工匠来到澳门，他们用这些岩石和切割好的石头在陡峭的山边建造了巨大坚固的墙，这座墙围成了一个很大的、非常平坦和舒适的场地，这样就建造了一座有舒适庭院的修道院。高瀬泓一郎：《キリシタン时代の文化と诸相》，第224—234页，转引自戚印平的《澳门圣保禄学院新探》，第28—35页。卡布拉尔与范礼安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范礼安首次视察日本期间（1579—1582），由于传教策略上的重大分歧，范礼安撤销了卡布拉尔日本传教区传教长的职务，并派往日本附省属下的中国传教区任传教长。一向看重权力的卡布拉尔对范礼安极为不满。卡布拉尔在澳门职位上呆了近10年，1592年并任果阿传教区管区长，这一地位的改变，导致了争斗双方力量对比的倾斜。参见戚印平：《澳门圣保禄学院新探》，第40页。魏若望（John W. Witek）：《着眼于日本：范礼安及澳门学院的开设》，载《文化杂志》第30期，1997年。Domingos Maurício Gomes dos Santos, Macau, Primeira Universidade Ocidental do Extremo-Oriente, p.11.

顺治八年(永历五年/1651年1月21日－1652年2月8日)1月1日，南明使臣卜弥格与沈安德一行乘坐“圣卡塔琳娜”号船从澳门出发前往果阿。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91.

康熙五年(1666年2月4日－1667年1月23日)1月1日，利玛弟神父再次出任澳门圣保禄学院院长兼本堂神父。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378; 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401页。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2月3日－1708年1月22日）1月1日，葡萄牙国王若奥五世在里斯本即位。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76页。

雍正十年（1732年1月27日－1733年2月13日）1月1日，广东布政使杨永斌上奏，按大清律令，铁器不许出禁货卖，而洋船私带，禁止尤严。粤东所产铁锅，每连约重20斤。查雍正七、八、九年，夷船出口，每船所买铁锅，少者自100、200、300连不等，多者至500连，并有至1000连者。计算每年出洋之铁一两万斤。嗣后铁锅应请照废铁之例，一概严禁。无论汉夷商船均不许货卖出洋。违者，照捆载废铁出洋之例治罪。雍正帝批覆，嗣后稽查禁止，永著为例。《清世宗雍正实录》卷113雍正九年十二月癸巳；《清会典事例》卷629《兵部》88《绿营处分例》。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1月21日─1796年2月8日）1月1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沃波尔（Walpole）”号从普利茅斯 （Plymouth）驶抵澳门。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2卷，第571—572页。

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2月18日─1807年2月6日）1月1日，嘉庆帝寄谕两广总督吴熊光，西洋人在澳门地方，除贸易外，不得逗留传教。《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寄谕两广总督吴熊光澳门地方西洋人除贸易外不得逗留传教》，第655页。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1月1日，在澳门洋面“窝拉疑”号兵船上的英国领事查尔斯·义律，寄信与澳门总督席尔维拉·边度，“以英咭喇国家之名，恳请求准将英人剩余货物运至澳门，囤贮栈房，依澳门章程纳税。”经澳门总督与议事会商议后，16日回信予以婉辞拒绝。Chinese Repository, Vol.8, No.9, p.494；《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陈谕令西洋人驱逐在澳英夷情形片》，第394页。

咸丰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1月1日，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密奏：查澳夷疲敝已甚，并无大兵船，九月烧毁之船系辗转托词向他国借来者，今全被毁，既无力赔偿，而澳内夷兵本不过三百余名，又复烧毙殆尽，穷蹙情状，更甚于前。该夷素尚恭顺，唯有夷目陆嚷（即公陆霜）一人，生长澳门，粗通中国语言文字，最为狡黠，频年种种作耗，皆其所为，现澳内各夷惹事招非，致干天谴，一切公事不令与闻，所以顿觉安静。《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两广总督徐广缙等奏报遵旨饬查澳夷情形折》，第586页。

咸丰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1月1日，亚马留总督的遗体从澳督府移往方济各修道院的嘉模小教堂（Igreja de Nossa Senhora do Carmo）安葬，并举行正式的安葬礼。澳门议事公局在葬礼上致悼词，举澳伤悼已故王室大臣亚马留，并由澳门议事公局奉其骨殖移送于嘉思栏圣女嘉模小教堂安置，执绋者法国公使、美国领事官、议事公局主席、海军与妈阁炮台司令等。其舁柩者兵梢6人，前导者兵丁1旗，兵梢1部。扈从者议事公局众议员并执卷旗以及各国公使领事之办公人等，且内外民人，又有副总兵官带领兵丁押后。至嘉思栏教堂门首，有主教暨众神父迎入圣女嘉模小教堂，诵经一路，哀恸之情，令人见之悲楚。《澳门议事亭为被刺澳督亚马勒举行葬礼时发表的悼词（1851年）》，原件藏海外历史档案馆，见《葡萄牙图书馆档案馆藏中文文献：1668—1871》第1册，第144页，又见《澳门政府宪报》1851年1月11日第8号。

咸丰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1月1日，香港《华友西报》发表文章指出，澳门政府强行关闭澳门中国海关，对于澳门居留地来说，无异于自杀和致命一击，这完全是由于错误地理解什么是一个欧洲强国的尊严造成。J. F. Marques Pereira, Ta-Ssi-Yang-Kuo, Vol. l, p. 29; A. F. Marques Pereira, As Alfândgas Chinesas de Macau, pp. 63—64.

咸丰三年（1853年2月8日─1854年1月28日）1月1日，一场大火焚毁氹仔大部份村屋。咸丰年间的氹仔已有“铺肆二百余，民居百余”。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221.厉式金：《香山县志续编》卷16《纪事》。

咸丰三年（1853年2月8日─1854年1月28日）3月19日，澳门政府豁免氹仔岛居民支付物业什一税。原因是1月1日的大火吞噬了他们的房屋。为支持居民重建家园，政府还免收向该岛运送木材、石灰等材料船只的抛锚费。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16—117页。

咸丰九年（1859年2月3日─1860年1月22日）1月1日，澳督吉马良士任命“蒙德格（Mondego）”号军舰军官费尔南德斯．库尼亚（António Fernandes da Cunha）署理海岸守备指挥官之职，以暂时替代出使暹罗的总督秘书、二等海军中尉、澳门港务厅厅长若瑟．冯塞卡（José Maria da Fonseca）。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35页。

同治六年（1867年2月5日─1868年1月24日）2月2日，澳门总督柯打宣布，考虑到仁慈堂收容遗弃女婴对社会风俗有害无利，禁止再从事此类善举，并拆除孤儿院收置婴儿的柜子。数字显示，1857年1月1日，仁慈堂收容45个弃婴，1866年12月31日时达到107个，10年间收容总数为2286名。负责研究论证仁慈堂设立之必要性的委员会主席洛佩斯‧席尔瓦在他的报告中说：“弃婴死亡率之高十分少见，10年中死亡婴儿占95. 5﹪，几乎全部是中国儿童。”总督新法令于当年2月8日生效。至此，仁慈堂只负责照料此前已收容的婴幼儿。然而法令并不能改变现实，柜子虽被取消，但仍有很多弃婴被抛弃在仁慈堂大门口，后者亦不得不收容他们。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66页。

同治十三年（1874年2月17日─1875年2月5日）1月1日，在负责公共工程的官员热罗尼莫．鲁纳（Francisco Jerónimo Luna）的指导下，大主教堂的修缮顺利完成。该教堂重建于1850年，但1862年就开始出现破损。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93页。

光绪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1月1日，澳门教区新主教索萨．埃内斯正式履任。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97页。

光绪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12月26日，澳门总督贾拉沙发布告示：据氹仔、过路湾各行铺户及居民人等禀称：氹仔、过路湾鱼生意，今准人揽头承充，在公物会定立合同，于1880年1月1日起行。此虽似有利于国课，而实有损于两湾各项生理之人等情。据此，查该承充人必定折磨渔户，以抽规银填足应纳之价，该渔户等无力完缴，业有舍弃氹仔、过路湾，迁徙大西洋不辖地方营生，致不协助兴旺两湾各项生理。盖此两湾各铺户，所特赖者，系渔户交易为最。若使渔户失散，该铺户必致歇业，舍弃两湾而迁徙别处营生求食耳。至该两湾规项公钞，大约出自各项生意之人，如或各项生意之人歇业，该二处必然失其兴旺，变为无用之区。今查承充人所应纳规价，虽大损于己，亦须缴纳，明见此规必有进入，惟别项之规银公钞定有减少，则其害者多而利者寡。立睹其害之将至，必须筹躇杜绝，或与承充人酌量，或用严法蠲免。查今承充抽收氹仔、过路湾鲜鱼、咸鱼规银之人禀称：己卯年八月二十九日与公物会所立合同，有窒碍于百姓，并于承充人获利无多，求将合同销废等语。又查，凡有地方之责，其最要者使百姓平安而兴其利，并非以百姓受累亦独图国课之裕，况加增此规项，屡非能久远耳。据与公物会商议，无创出销废合同之意，惟如承充人禀求，将合同销废，自应准行等因。今据承充人禀请销废合同，本大臣拟以氹仔、过路湾抽收鱼规，著仍照经拟章程办理，所有己卯年八月二十九日公物会立定于1880年1月1日起行之合同，今即销废。《澳门政府宪报》1879年12月27日第52号。

光绪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10月8日，该日澳门公报通知：1876年11月8日法律批准的葡萄牙民事诉讼法典从1882年1月1日起在海外各省生效。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23页。

1881年（清光绪七年）10月8日，葡萄牙宣布，民事诉讼法典从1882年1月1日起在海外各省生效。

光绪十年（1884年1月28日─1885年2月14日）1月1日，澳门华政衙门出示公布澳门注册律师名单：阿尔毕诺．叭之咕（Albino António Pacheco）、若阿金．巴斯托、维森特．吡喇喇（Vicente Saturnino Pereira）、租遮．施喇吡（José Maria da Purificação da Silva）、弗兰西斯科．吵喇士（Francisco Maria do Sales）。除以上5位外，不许别人在本衙受人请托代办衙内之事。并称有数人常以大言欺人，图骗钱财，自称有能力，并有人事可以代人包揽词讼等谎。盖此等人固无律师之权，亦无代办之责，实为欺诳之徒，如有此等人到署，定行斥逐。《澳门政府宪报》1884年1月5日第1号。

光绪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1月1日，澳门教区《信徒之声》（A Voz do Crente）周刊创刊，该报由圣若瑟神学院神父克鲁斯‧西蒙（José Maria da Cruz Simeão）创办，并由该院印刷所出版，主编安东尼奥‧伯杰斯（António Borges），主要撰稿人有纳尔西索（Narciso）和伊利迪奥（Ilídio）两神父，欧拉修‧波亚雷斯（Horácio Afonso da Silva Poiares）及律师小若阿金‧巴士度，1894年12月29日停刊，共出版419期。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50—51.

《信徒之声》周刊第1年第1期（1887年1月1日)——第4年第172期（1890年4月5日）

《知新报》第一百一十期刊登《论训蒙宜用浅白新读本》、《记吐兰士哗总帅逸事》、《江西明达公学缘起》、《纪华商祝寿请归政事》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2月19日─1902年2月7日）11月14日，葡萄牙颁布一项法规对海外军事组织进行新的调整。澳门巡捕营（Corpo de Polícia）早年成立于1861年10月11日，后于1879年1月18日解散并设立澳门巡捕兵营（Guarda Polícia de Macau）。后者亦于1895年11月8日解散。1901年11月l4日颁布一法规，对军队进行改组并成立具有军事性质的澳门巡捕营。从1901年1月1日起根据第113/1901号省训令的规定得到实施。军队有如下编制：一总兵营、一欧洲卫戍炮兵连、一欧洲步兵连、一巡捕营（包括两个步兵连及一马队）、一土著军乐队、一军器局、一澳门及帝汶卫生连（尽管帝汶已从澳门分离，此称谓一直保留至1919年）、大炮台军事监狱、一退役连，大炮台为军事要塞。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7—8页。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2月19日─1902年2月7日）1月1日，澳门官印局（Fundação da Imprensa Nacional de Macau）成立，新机构的首位领导人为船舶工程师若玛利亚‧洛佩斯（José Maria Lopes）。其继任先后为罗德里戈‧沙维斯（Rodrigo Marin Chaves）、雅伊梅‧罗巴尔特斯（Jaime Robarts）等。从4日起，《澳门政府公报》开始由官印局印行。《澳门政府宪报》1900年11月17日第40号；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5—6页。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1月1日，澳门官印局成立。1月，《知新报》刊印最后一期。《濠镜报》面世。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月8日─1903年1月28日）1月1日，1901年11月14日颁布的法令第一百九十五款实施，再次成立武装巡捕，配备两个步兵连，1个骑兵排。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8页。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1月1日，帝汶马努法伊省(Manufahi)爆发叛乱，为此澳门政府于本日派遣“祖国”(Pátria)号炮舰运载一连莫桑比克士兵前往协助帝汶政府平叛。在澳门政府的支援下，叛乱最终得以平息。René Pélissier, Timor en Guerre Le Crocodile et les Portugais(1847-1913)，转引自苏一扬(Ivo Carneiro de Sousa)：《澳门与帝汶：殖民管理，贸易及传教》，载《澳门史新编》第2册，第603页；澳门历史档案馆藏民政管理档，转引自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62页。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民国肇始，“外交内政，百绪繁生”，尤其内地未靖，逃往港澳避难者颇多，致使拱北关口仅鸡蛋出口，就比上年增加了一倍，几乎存货一空。迨至本年岁末，单单鸡蛋一项缺口竟高达100余万只。不过拱北关税务司1913年3月28日报告仍称，本年该口“虽岁首大局未定，然生意仍循序进行。计春初数月，商业稍形竭蹶，继则逐渐安稳，终则迈往直前，其发达之象，远胜于去年未靖之时”，“至禾造之丰、银价之贵，可为民国纪元振兴之兆”。中华民国政府自1912年起以“中华民国”纪元，废除旧历改行“阳历”，故本卷标注时间均采用民国纪年、阳历纪日两种形式。[参见《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1912年1月2日)，载《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页]《中华民国大总统孙文宣言书》(1912年1月1日)，载《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页。《通告粤中父老昆弟书》，原载《民生日报》1912年6月8日，转引自《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1页。

1912年（民国元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定都南京，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5月，孙中山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从香港转来澳门，受到澳门各界人仕欢迎。

民国六年(1917年1月1日─1917年12月31日)1月1日，警司沙梨士．施利华(José Francisco de Sales da Silva)出任治安警察厅厅长。此人任职仅10天，11日，改任警司达尼埃尔．费雷拉出任治安警察厅厅长，直至1918年1月11日。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53.

民国八年(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1月1日，《青年半月刊》(A Juventude)创刊，至1919年7月1日停刊，发行仅半年，共出版13期。该刊主编为阿尔杜．戈尔德伊罗(Artur Cordeiro)，总监为卡洛斯．马律萨(Carlos Marçal)。从3月15日起，总监改为安东尼斯．卡洛斯(António Carlos)，6月1日改为维森特．努内斯(Vicente Nunes)。该报办报人多为圣若瑟修院并非准备将来做神父的学生，目的在于通过出版一本小杂志，以便为将来成为作家打好基础，故该刊更多体现了文学性和艺术性。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102-103.

拍摄时间：壬申年（1932年）元旦 第一排左起：冯泱、冯养、督宪随员、许祥、麦督宪、李际唐、晏警厅长、卢焯孙、崔诺枝； 第二排右二：卢怡若； 第四排左起：容炳文、高可宁、曹子珊（右二）。

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1月1日-1932年12月31日)11月15日，奥利维拉．萨拉查领导的葡萄牙政府第23228号法令通过《葡萄牙殖民地帝 国组织章程》 (Carta Orgdnica do Império Colonial Português)，于1934年1月1日开始生效。同日，第23229号法令亦通过《海外行政改革法》 (Reforma Administrativa Ultramarina)。葡萄牙在新政下所推行的殖民地改革，主张无须为每一个殖民地制定本身的组织章程，取而代之的应是制定单一的《葡萄牙殖民地帝国组织章程》。借此，希望强调各殖民地之间的团结及葡萄牙帝国的一体性。该组织章程共8章248条，对殖民地内部管治的各方面的组织运作、中央 (议会、政府、部长会议、殖民地部部长)与殖民地政府的关系作出详尽、系统、全面的规定。《海外行政改革法》第9条规定，殖民地部长成为殖民政策的主要指导者和领导人，在殖民地高等委员会 (Conselho Superior das Colónias)、殖民地总督联席会议 (Conferência dos Governadores Colonials)和葡萄牙殖民地帝国经济联席会议 (Conferência Económica do Império Colonial Português)等咨询机构的协助下，代表中央政府对殖民地帝国行使除议会保留立法权之外的所有权力，俨然“总督的总督”。政务委员会则成为一个纯咨询机关，可向总督提出议案，但本身没有立法创制权 (第76条)。同时，章程重新界定了两者之间的分权制衡关系，总督立法和制定重大行政措施时，必须咨询政务委员会的意见，两者在立法事务上有歧见时，由殖民地部长仲裁；在行政措施上有分歧时，总督可以不接受政务委员会的意见，但须将有关决定知会殖民地部长 (第39、45条)。这一法规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地方行政的权限受到很大的制约，从此形成了澳门现行市政区制度的基本框架。同时本年的宪法肯定了《殖民地法案》的内容，在其后20年内，各殖民地都没有单独的组织章程，一概依《葡萄牙殖民地帝国组织章程》和《海外行政改革法》进行内部管理。这是继1783年《王室制诰》后又一强化中央、总督权力的法令。其中，《葡萄牙殖民地帝国组织章程》在1937年曾进行若干细节性修改，随着1945年葡萄牙修宪，又于1946年被修订 (5月29日第2016号法律)。经此修订，殖民地部长权力有所减少，其权力大多转交部长会议及其主席，或直接授予总督。 萧伟华：《澳门宪法历史研究资料 (1820-1974)》，第56-62页；吴志良：《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第218页。按：查·爱·诺埃尔《葡萄牙史》第391页称：“1933年葡萄牙承认了新的宪法，并根据这个宪法宣布为‘新国家，。这个宪法所依据的社会学理论是把‘团体，放在个人之上。最小的团体是家庭，只有一家之长有选举权，因而普选权被废除了。总统经直接选举选出，任期七年，政府部长由总统任命，并完全对总统负责。”由此可知，《葡萄牙殖民地帝国组织章程》、《海外行政改革法》与葡萄牙宪法改革所体现的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理念一脉相承、相辅相成。吴志良：《澳门政制》，第54页。

拍摄时间：癸酉年（1933年）元旦 前排左一、二：冯泱、容炳文 前排左五起：范洁朋、美兰打督宪、马警厅长 前排左九起：戴显荣、郑衡石； 后排左二起：黄豫樵、高若汉、谢再生（左五）、高辉德（左六）。

民国二十三年 (1934年1月1日-1934年12月31日)1月1日，西蒙．布利托 (João Maria Simões Pereira de Brito)中尉出任氹仔和路环区统领及政务厅厅长，直至1936年4月23日。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324页。

民国二十三年 (1934年1月1日-1934年12月31日)1月1日，澳督美兰德首次在电台发表讲话，由此开启了历任澳门总督在新年之际向全体市民致辞的先河。飞历奇：《澳门电影历史：有声影片时期 (1932-1936)》，载《文化杂志》第23期1995年。

民国二十九年 (1940年1月1日-1940年12月31日)1月1日，一艘注册编号为63521A澳门船满载货物从南湾新填地码头出发，准备开往广东都福地方。将行至氹仔时，两艘海盗船拦截澳门船，并开炮射击，澳门船亦以火炮还击。这时，港务厅派遣的5号艇及B2号哨艇赶赴现场，与海盗船发生了激烈的枪战，B2号哨艇发炮击中海盗船，海盗船迅速逃亡，失去踪影。这次事件中，澳门方面共发射枪弹24枚，机枪及冲锋枪子弹近百发，警员无伤亡，但澳门船上有3名华人船员受伤。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p. 136—143.

民国三十三年 (1944年1月1日-1944年12月31日)1月1日，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宣告成立，大队长欧初，政委谭桂明。不久由罗章友出任大队长，欧初任政委。五桂山区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时，游击队先后派遣郭宁、冯彬、郑秀、黄乐天等同志赴澳门，建立秘密办事处，散发游击队的宣传材料、战斗捷报等，动员当地青年参军。为适应形势，游击队专门为这些青年开办训练班，代号为“纽约桥”，参加训练班的澳门青年多达20余人。其时 (1943年底)澳门葡籍安神父在五桂山区石门路村传教，大队政委欧初派人前去联络，并通过安神父致函澳门的黄槐，希望他支持抗战事业。黄槐，中山县人，在澳门和中山颇具地位，为澳门四界救灾会名誉顾问。抗战初期，曾与欧初有所交往。同时，游击队派员进入澳门，建立秘密据点，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吸引澳门的进步青年投身抗日工作。同年7月，澳门纪中中学生李嘉联同十多名师生投奔五桂山和凤凰山等抗日游击队。澳门著名牙医刘光普医生和夫人叶金彩等也曾参加五桂山和凤凰山的抗日活动。此外，镜湖医院护士学校的李铁、曾还、任艳华等分别奔赴五桂山和东江纵队参加战地救伤工作。欧初：《前山高处指南环：关于澳门的往事杂忆》，载《广东党史》第1期，2007年。

民国三十三年 (1944年1月1日-1944年12月31日)1月1日，《团结》 (União)周刊由澳门国民联合会 (União Nacional)创办，至1945年5月26日停刊，共出版74期。该刊宣扬民族主义，其编辑全为民族主义者。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181-184.

民国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1月1日，公共救护队转归市政厅，并入消防队。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295页。

民国三十五年 (1946年1月1日-1946年12月31日 )1月1日，按照葡萄牙《海外行政改革》第501条规定，澳门公共救援队 (不含卫生队 )转属市政厅管辖，并改名为市政消防队。同日，澳门政府取消鸦片管理处 (亦称鸦片专卖所 )。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c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188.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 )》，第298页。

民国三十七年 (1948年1月1日-1948年12月31日)1月1日，澳门各界举行庆祝大会庆祝元旦。国民党澳门支部同时拨动售旗筹款慰劳前方戡乱将士，共捐得国币57488000元。《鸟瞰中的澳门侨运》，载《澳门今日之侨运》，第9页。

民国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1月1日，氹仔柯维纳总督马路 (Rua do Governador Albano de Oliveira)正式开幕启用。马路依原小路开辟，由炮台仔直接通往市中心。为此，由澳门开往氹仔之船只的乘客，在炮台仔码头登岸后，可直接乘坐汽车直入市中心，以免驳艇之麻烦。《世界日报》1948年9月19日《氹仔柯维纳总督马路明年开幕》。

星光书店成立于1950年1月1日，是澳门现存最悠久的书店之一。这是上世纪70年代购买书籍时获得的包装袋，已保存了50年。

1950年6月21日，澳门南通银号设址新马路成立营业，1987年1月1日，南通银行改名为"中国银行澳门分行"。这本南通银行的存摺内页清晰地看见当时提款的日期是1970年7月23日，至今已半个世纪。

1950年6月21日，初期以经营简单金融业务的南通银号在本澳成立。随后，在1974年获澳葡政府发出银行牌照，正式重组经营银行业务，并易名为南通银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银行常在报章刊登广告"澳门南通银行，地址：新马路一号L，电话：三三四八，二零四八。儿童学生储蓄存款，培养良好习惯，存储节约零钱；用于正当用途，增进智识体力。三元开户，随时存取；多少不拘，零活便利"以招揽客户。直至1987年1月1日，南通银行被中国银行收购，易名为中国银行澳门分行，最终南通银行完成历史使命。

该会属下的侨校包括：中德中学、仿林中学、连胜仿林联合学院、行易小学、知行中学、致用小学、崇新中学、东莞小学、陶英小学、博文小学和铁城中学。

此为1962年出版之《劝学因果善书》，编者苏菊庵为菊庵国文专科学校校长，书中多为学校记事，亦有不少劝学篇章。

1962年1月1日，澳门旅游娱乐公司组成并开始运作。初期，总办事处设在爱都酒店内，股东有霍英东、何鸿燊、叶德利、叶汉等。

《公教小读物丛书》第一集由澳门慈幼印书馆出版，共十二册，分别是《圣都小英雄》、《飞翔集》、《圣若瑟月》、《忠实的一天》、《慈母心》、《真有地狱吗》、《迪嘉兰》、《莫斯科·滑鐡卢·圣赫肋纳》、《主保汇编》、《传教花絮》、《安琪儿的泪》、《圣诞故事》。原著录：《公教小读物丛书》（1946年始）1946年慈幼印书馆印制之系列丛书―《公教小读物丛书》。

1965年1月1日，根据台湾地区、香港和澳门的主教决定，做弥撒、洗礼、坚振礼、婚礼和病人涂油礼均可使用中文。

黄仪的妇联会员证，编号为69032。

中华总商会在1975年元旦举行酒会，何贤、郑巩、何鸿燊、陶开裕、柯正平等向来宾们共祝新年快乐。

1976年1月1日，因驻军撤走，新建的保安部队由司令部、治安警察、水警稽查队、消防队和司法警察等组成。

1987年1月1日，南通银行改名为“中国银行澳门分行”。

1988年1月1日，葡京酒店新翼二楼商场发现土制炸弹，由军火专家拆走。

1991年1月1日，保安部队司令部正式撤销，保安工作归保安政务司管辖。

1992年1月1日，澳门政府征收离境人头税，每位20元。

1995年1月1日，澳门最大的南湾戏院停业。

1996年1月1日，新《对外贸易法》正式实施。

“皇宫大旅店”是历史悠史的特色旧旅馆，虽然房间没有空调，但走廊设有透气木窗，以及价格亲民，于2015年2月结业。

“皇宫大旅店”是历史悠史的特色旧旅馆，虽然房间没有空调，但走廊设有透气木窗，以及价格亲民，于2015年2月结业。

“皇宫大旅店”是历史悠史的特色旧旅馆，虽然房间没有空调，但走廊设有透气木窗，以及价格亲民，于2015年2月结业。

“健龙酒庄”虽名为酒庄，但却是澳门典型的旧式“士多”，其招牌更为特色手写样式，主要卖烟酒。当年，因附近为人流兴旺、赌客聚集之地，隔壁亦有一间名为旧金兴的麻将店，营业时间长达为24小时。店主为何女士，籍贯为中山人，她承接父亲的店铺继续营运。

已结业的河边新街“云中子”命相，其老板为中山村人，后因移居美国而结业。

“美的雪糕”老板名为黄有成，现已结业。

“美的雪糕”老板为黄有成，现已结业。

下环街市附近，图中的黄色建筑是已被拆卸的均益炮竹厂。均益炮竹厂于2013年宣布清拆，当时引起不少公众和媒体的关注。

2002年1月1日，民政总署成立。

2002年1月1日，第四届东亚运动会澳门组织委员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2002年10月17日，韩国宣布延长澳门特区护照持有人免签证入境逗留期至90天，2003年1月1日生效。

2003年1月1日，特区政府开始实施为期一年的减免税项措施以纾民困。

2004年1月1日，《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正式实施，具体实施领域主要包括：在货物贸易方面，共有273项本澳产品，可享受零关税打入内地市场。服务贸易方面，内地共有18个主要服务行业的市场对合资格的本地服务提供者放宽准入条件。在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则有7项措施简化两地之间的贸易程序。

“添福”长生店于1915年开业，现时老板是张业先生，是创办人的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