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2月10日─1549年1月28日)5月3日，由于驻泊双屿港的华人海盗许二(许栋)、李光头与葡萄牙人及倭寇勾结，势力越来越大，以致无法无天，“大为福兴诸府沿海患”。并对沿海居民杀掠抢劫，恶行不断，受害者呼声强烈。地方奏报频传中央，明廷降旨，命朱纨在福建组织一支强大舰队，把海盗(包括葡人、华人、倭人)从宁波沿海驱逐出去。并张贴告示：有获许二、许四一名者，赏银一千两，举官万户侯。许二、许四逃去西洋。朱纨遂于本日命海道副使沈瀚及把总俞亨率福建兵船开始对双屿港进行围剿。9日，获大贼船一艘，攻杀番贼，落水不计其数，生擒倭酋稽天、新四郎二名及海盗林烂四等53名。5月12日，把总指挥潘鼎、张维四又擒获双屿港海盗头目李光头及徐锦、徐鹏等。5月14日，双屿港内各国海盗船突围出港，朱纨遂命指挥张汉等兵船追敌，又督委定海卫千户王守元等带兵入港清剿余匪，将港内10余间天妃宫(教堂)、20余间寮屋及大小船只27艘全部焚毁。明追兵至海闸门糊泥头外洋及横大洋二处，齐放铳炮，击沉海盗船2艘，落水溺死盗贼无数。又与盗贼草撇船、叭喇唬船战，斩贼首姚大总，获黑番3人，其他贼首10余人。费尔南•平托称，这次双屿之战“基督徒死亡人数达12000人，其中800名葡萄牙人。这些人分别在35艘大船和42艘中国帆船上被活活烧死。据说仅白银、胡椒、檀香、豆蔻花、核桃及其他货物就损失了150万金”。费尔南•平托记载这次海战的资料明显夸大，基督徒死亡者绝达不到12000人，葡人死亡数也没有800人。其实大部分葡人均逃出了双屿港，一部分在走马溪之役被俘，一部分逃回广东海面。胡宗宪：《筹海图编》卷4《福建倭变记》。郑舜功：《日本一鉴》卷6《流逋》。叭喇唬船，简称唬船，即Prahu，一种爪哇人制造的多橹船，船体轻巧灵便，船速轻疾，明代沿海水寨中多用叭喇唬船充当哨船。“底尖面阔，首尾一样，底用龙骨，直透前后，阔约一丈，长约四丈，末有小官仓，橹面两旁各用长板一条，其兵夫坐向后而棹桨，每边用桨十支或八支，其疾如飞。有风竖桅，用布帆。桨斜向后，准作偏柁。亦能破浪，甚便追逐。哨探倭奴号曰软帆，贼亦畏惮。”(王鸣鹤：《登坛必究》卷25《水战》。)朱纨：《甓余杂集》卷2《捷报擒斩元凶荡平巢穴以靖海道事》。费尔南•平托：《远游记》第221章，第700页。汤开建：《平托Liampo纪事考实》，载《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第50—51页。据郑舜功的《日本一鉴》卷6《流逋》称还有一部分“番人(葡人)”与贼首朱獠复回浙海。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2月7日─1607年1月27日）5月3日，出生于安哥拉的土生葡人巴蒂斯塔•马沙多神父来到澳门，在澳门居停3年，1609年赴日本传教。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Ⅶ, p.9.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2月4日─1621年8月27日）5月3日，那不勒斯耶稣会会士熊三拔在澳门逝世。熊三拔，意大利人，1575年生，字有纲。1606年来华，曾以发明水利机械备受宠信。1617年，他与庞迪我神父一起被从北京驱逐到澳门。他把欧洲医学和蒸馏法带到了中国。同时著作《泰西水法》，集欧洲古典水利工程学之精华，是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方农田水利技术的专著。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82页。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第169—171页。

1620年（明泰昌元年）5月3日，熊三拔（Sebbatino de Ursis）在澳门逝世。他以发明灵巧的水利机械而赢得皇帝的好感。1617年，他与庞迪我神父一起从北京被驱逐到广州，后到了澳门（1618年）。他把欧洲医学和蒸馏法带到了中国。7月，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将西书7000部运抵澳门。这些集西方学术之大成的作品，后来被部份译成中文，促进了为西学东渐。

天启三年（1623年1月31日─1624年2月18日）5月1—3日，澳门议事会理事官称：澳门至马尼拉的航海贸易收入大约为150万比索。从这些收入中，澳门既要支付地方的军事开支，又要支付士兵军饷和城堡维护的费用。澳门商人透露，澳门议事会将澳门至马尼拉两次航行获得的利润全部用于购买大炮、军火及修建炮台方面，估计花去40万帕塔卡。C.R.Boxer, O Grande Navio de Amacau, pp.241—245; 罗里多：《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澳门和马尼拉看中国》，载《文化杂志》第53期，2004年。

崇祯五年（1632年2月20日─1633年2月7日）5月3日，鉴于澳门市民遵从国王陛下命令并向王室金库交纳赠品1000担铜，果阿终审法院大法官塞巴斯蒂昂•帕伊斯（Sebastião Soares Paes）以菲利浦四世名义下令宽恕于1623年反抗弗兰西斯科•马士加路也总督的市民。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39—40页。

崇祯七年（1634年1月29日─1635年2月16日）5月3日，时任陕西道监察御史的广东人胡平运为广东深受澳夷之患上疏称： 澳夷占住濠镜，而阑入之路，不特在香山，凡番、南、东、新，皆可扬帆直抵也。其船高大如屋，上有楼棚，叠架番铳，人莫敢近。所到之处，硝黄、刀铁、子女、玉帛，违禁之物公然搬载，沿海乡村被其掳夺掠杀者，莫敢谁何？官兵间或追之，每被杀伤，而上司亦莫之敢问。往者番哨不过数只，今打造至于近百，出入无忌，往来不绝，藐视汉法，挟制官司，居然有据防以叛之意矣。往者夷不满数千，近且报至数万。试思此数万人者，日食若干，无非粤人之膏血。犬羊桀骜之伦，肯贴然相安乎？人知澳夷叵测之为害大而烈，不知其名为忠顺，实则日日抢犯害久而且长也。一旦有事，此数万夷人，何逞不得。此大可忧者也。而大蠹则在闽商。其聚食于粤，以澳为利者，亦不下数万人。凡私物通夷，勾引作歹，皆此辈为之祟。官兵盘获其船，则以匿金匿宝诬捏反噬。财力所至，鬼神为通。官司亦被其播弄。乞勒督臣，严责道将，设法禁制，不许纵容番哨出入内地，仍行牌责令澳夷将番哨进行拆毁。凡通夷勾夷者，拿获审实，即行重典，庶犬羊稍戢乎。兵部批复称： 以粤人谈粤事，自言慎切可行，为今之计，惟有驱蠹以弭忧而已。澳夷所恃者，巍舰巨铳也，而以闽商之勾连，番哨之名目，益肆无忌，为害最深。第查该省沿海一带，向有哨船分守，使能课其实用，足为捍御之资，又何藉于番哨？今欲绝弊源，宜禁闽商之勾引，番哨而不用。倘不遵守，立置三尺，则奸宄屏迹，澳夷之害杜矣。明朝利用葡人“番哨”防海不知始于何时？而至天启末、崇祯初，番哨对广东珠三角地区的为害已频见于文献。据胡平运之疏，澳门人口已发展至“数万”，与当时大量的福建人进入澳门有关。《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兵部尚书张凤翼等为广东深受澳夷之患等事题行稿》，第16—19页。《崇祯长编》卷34，崇祯三年五月丙戌卢兆龙称：“闽之奸徒，聚食于澳，教诱生事者不下二三万人。”

康熙元年(1662年2月7日－1663年2月7日)5月3日，广东6名低级官员抵澳，并携带有清廷全部实行迁海令的诏书。 John E.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p. 87.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2月12日－1688年2月1日）5月3日，澳门教区署理主教莫拉斯•萨门托致函荷兰人弗兰斯•弗勒廷格（Frans Flettinges）称：罗马天主教将由法国人用武力推进，两年之内，将不必再请求荷兰人允许天主教在他们的地方公开传教；故建议设法让一个来自巴达维亚、有写作和语言知识的人去澳门当秘书。卫思韩：《关于1662—1687年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的一些荷兰史料》，载《清史资料》第6辑，1990年。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2月16日－1704年2月4日）3—4月，澳门地区发生旷日持久的干旱，接下来又是一场灾荒。澳门人认为这是受上帝的惩罚，他们或忏悔，或列队出游来请求宽恕。教堂与教堂之间，行走着对天祈祷的忏悔队伍，场面异常壮观。但还是滴雨不下。人们又抬着圣安多尼像出来游行，贾修利主教则跪到药剂圣母像前乞求帮助。5月3日，人们抬着药剂圣母像在澳门城中庄严游行。4日，下了一点雨。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一直下了几天。这使澳门异教徒惊奇万分。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104页。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2月3日－1708年1月22日）5月3日，康熙南巡抵杭州，浙江、福建传教士11人在杭州候驾，这11人为浙江代理代牧弗朗索瓦•孟尼（François de Montigny）、福建代理代牧董默觉（François Le Breton）、多明我会士巴禄茂（Bartolomeu Carvalho）、万多默（Tomás Croguer）、万济国（Francisco Cantero）、赖鸣远（António Diaz）、罗森铎（Francisco Gonzales de San Pedro）、山兰若（Juan Caballero y Esquivel）、艾毓翰（Juan Astudillo）、山若谷（Francisco Caballero）、郭多禄（Pedro Muñoz）。直郡王多罗接见11名教士，盘问是否愿意遵守利玛窦规矩，教士们回答不能遵守。又问是否愿意留在中国修道而不传教，回答仍是不愿意。直郡王将此事禀告康熙，康熙大怒，下谕：将弗朗索瓦•孟尼等10人驱逐前往澳门，郭多禄在广东天主堂居住。6月18日，这一批多明我会士抵达广州，7月24日夜抵达澳门，但至澳门者只有7名多明我会士。到澳门后，这批支持铎罗主教立场的多明我会士立刻感受到了澳门政府的敌意，澳督戴冰玉及一些澳门的高级神职人员处处为难他们。25日下午3时，这批多明我会士才住进板樟堂内。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22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总管内务府为知照颁给印票与否西洋人等名单事致礼部咨文》，第82页；José Marí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2, pp.63—64.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2月4日－1716年1月23日）5月3日，先是，若奥五世下令葡印总督：禁止船队将“妹仔”从澳门运往果阿或其他地方，否则严惩不贷。葡印总督遂于本日命令澳门议事会必须向果阿主教提供从澳门前往果阿的中国男女的名单，以便他在适当时候处理这些人的自由问题。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89页；文德泉：《关于澳门土生人起源的传说》，载《文化杂志》第20期，1994年。

雍正八年（1730年2月17日－1731年2月6日）4月7日，广东巡抚傅泰前往顺德、香山、新会及澳门等地勘查防务。5月3日，在奏报中称：“前山寨系西洋人及内地之人往来隘口，关系紧要，距县甚遥，其在澳贸易民人或有作奸走漏等弊，武员止司防守，不能弹压，似应于此处添设同知或通判一员，与武职协同稽查，遇有争殴、偷窃、漏税、赌博等事，便可就近发落，而文武互相牵制，其巡查亦必倍加谨慎。至原驻都、守二员，若添设文职，应酌撤一员回驻县城。”即雍正八年（1730）时，傅泰已提出添设澳门同知一职。《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署广东巡抚傅泰奏报亲赴地方确勘请在前山寨添设同知或通判以便稽察控制折》，第159页。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2月11日─1794年1月30日）5月3日，印度总督写信给澳门议事会，次日写信给主教，关于大教堂、圣老楞佐堂以及圣安东尼堂的修缮问题：议事会决定修缮大教堂；而 圣老楞佐堂和圣安东尼堂则应弄清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再进行。[1] [1]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692.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2月12日─1851年1月31日）5月2日，官也总督乘坐葡萄牙战舰“若奥一世（João I）”来澳，该舰携带22门大炮，舰长吉马良士（Isidoro Francisco Guimarães）。3日，携带32门大炮的战舰“玛丽亚二世（Maria Ⅱ）”抵达澳门，舰长阿西斯．席尔瓦（José de Assis Silva）随船还带来部分陆军，以保护澳门；第三艘“彩虹（Iris）”号正在赶往澳门的途中。《中国丛报》的记者猜测，当第三艘战舰来到澳门后，葡萄牙政府的行动计划和意图将会公布。自从去年8月的悲剧事件后，澳门一直十分平静，昔日商业繁荣的街道到现在还没有恢复，目前，澳门重现先前的重要和买卖交易地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Chinese Repository, Vol. 19, No. 6, p. 344.

咸丰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5月3日，澳门政府规定在澳华人有欲搭盖篷棚，为唱戏、打醮等事，从今以后，应先赴议事公局领取牌照，牌银10元。《澳门政府宪报》1851年5月10日第25号。

咸丰十一年（1861年2月10日─1861年8月5日）5月3日，小佩德罗‧罗利路（Pedro José da Silva Loureiro Jr. ）被任命为葡萄牙驻长崎领事，以代替伊文思（J. H. Evans）。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45页。

光绪十二年（1886年2月4日─1887年1月23日）5月3日，澳门主教明德禄同意将青洲部分以1200两年金租与英人青洲水泥有限公司（Green Island Cement Company）。7日，圣若瑟修院与青洲水泥有限公司香港法律代办伊文斯（Creasy Ewens）签订合约。四天后澳门政府把在青洲建立上述工厂的许可证交给了伊文斯。由英国商人向圣若瑟神学院租地建立的水泥厂于本年在青洲投产，附带生产砖瓦石灰。程佐衡《勘地十说》称：（青洲）山南麓，英洋灰泥公司新建粉红色洋房二所，淡黄色窑房一所，黄黑色砖砌高方烟囱一座。山西及北，小屋数处，为工人居住。闻去年（1886）三月始向葡人承租，每年纳洋蚨一千五百元，约以五十年为期。居山总办灰泥者为蔡清石，澳门人。山东西各有一井汲淡水，供饮馔。衡在香港时，即闻同船唐姓者说，葡人初尚不敢公然盗典，自开英葡协办洋药之议，葡遂夸传澳门附近一带将来皆为葡有，遂与公司狼狈为奸。山东南隅大石上，新凿方局数尺，尚未雕字，闻俟中葡和约定后，便拟镌为铁券矣。山东北破碎数十丈，露出红土，据土人云，系灰泥公司建造房屋所掘，山边开凿石条，丁丁之声不绝于耳。衡假风水之说，扣之蔡清石，乃于山西丛莽中辗转觅得容氏祖墓四棺，皆咸丰己卯重修。据蔡云，即副陈荔秋使美之容闳祖坟，春秋祭扫者，现居南屏乡沙尾村。然山有窑基，代石挖土，终日煆炼，恐碍民坟。中国以重民为心，官地近民坟者，尚不忍出此，况盗非其有而典之。澳门青洲英泥厂是中国境内出现的第一家水泥厂，水泥品质极优，其所制“砵仑”号士敏（Cement）土驰名于东方各地，凡有建筑伟大工程如船坞、水塘、港口、工厂、炮垒、政府机关、道路等莫不用之。青洲水泥系用澳门之泥、英德县之灰石合炼而成，其水泥品质可与英国名牌水泥媲美，产品除本地使用外，还输往中国内地和帝汶。Green Land（Ilha Verde）Cement: Hong Kong's Key Industry had its Beginning at Macao, By J.M.Braga. The Macao Review, February, 1930, p.2. 关于青洲水泥厂创办者，最早应是华商余瑞云，据《转呈香山县邑绅禀》称：“光绪八九年间，商人余瑞云拟于青洲地方倡办红毛泥公司，成立后办理未善，复顶与美商旗昌洋行。”（见靳智辑《澳门界务交涉史料选编》，载《近代史资料》第89号，1996年）光绪十五年（1889）唐廷枢给李鸿章的禀帖亦称：“嗣于光绪十二年冬间，请假回粤，路经澳门，知有余姓友人合资十万元，开办细棉土厂，询其所用物料，系用澳门之泥、英德县之灰石合炼。去年购存澳门厂所制细棉土一桶，经送天津军械局试用，作锭秤核，其力之坚，不亚英国希敦字型大小佳土。再查澳门细棉土厂，资本十万元久已用罄，其厂现已停工，现闻香港有人复行招股接办。”（见梅士敏《中国水泥工业百年，第一家是本澳青洲》，载《澳门日报》1986年12月14日）可知青洲英泥厂创办时间应在1882—1883年，创办最初是华商余瑞云，创办资本为10万元。到1886年资本用尽，后卖给美商旗昌洋行，因旗昌洋行1891年后易主，主要是英商参股，故施白蒂称英国商人建水泥厂。1886年作为外国人正式创建青洲水泥厂的时间，1922年《澳门年鉴》上刊登该公司出产“翡翠牌”英泥广告，其商标注明：“工厂：青洲、澳门、一八八六年建立。”这里省去了华商余瑞云创建之原始阶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47页；金国平、吴志良：《青洲沧桑》，载《镜海飘渺》，第453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幕客程佐衡著（勘地十说）》，第337页。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第20页；王燕谋：《中国水泥发展史》，第38页；1932年《澳门指南》，第395页；梅士敏：《中国水泥工业百年，第一家是本澳青洲》，载《澳门日报》1986年12月14日。

光绪十五年（1889年1月31日─1890年1月20日）5月3日，澳门政务委员会（Conselho do Província）同意将政府专营权收益的2%拨给澳门教育事业。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58页。

光绪十五年（1889年1月31日─1890年1月20日）5月3日，首任拱北关税务司法来格离任，由英国人贺壁理继任。拱北海关编：《拱北海关志》之《大事记（1887—1990）》，第264页。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5月3日，拱北海关税务司帛黎卸任，由美国人柯尔乐（F.A.Carl）接任。拱北海关编：《拱北海关志》之《大事记（1887—1990）》，第267页。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2月13日—1908年2月1日）3月11日，葡萄牙政府任命马奎士‧韦达尔（João Marques Vidal）为澳门地区大法官。5月3日韦达尔抵澳履任。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182.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末腐政民生难，国内各地水灾、风灾叠来，米珠昂贵，百姓陷于困境，澳地与国内唇齿相依，镜湖医院总理发起筹办“平粜”工作，并将澳门各庙宇存款及善长担保之按揭，筹集巨款由外地购米平价售予贫苦市民。图为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1907年5月3日）额外堂期集议。

宣统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5月3日，澳门按察司判定汇通银店东主兼司事李镜波倒盘。李镜波，又名李昭，字公甫，住花王堂坊沙梨头街。1904年任镜湖医院值理。《澳门政府宪报》1911年2月25日第8号及1905年12月9日第49号；《镜湖医院征信录》上，第17页。

清宣统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5月3日，葡国颁令：澳门被判流放刑者的服刑地由安哥拉及莫桑比克改为帝汶。6月30日，再次颁令修订上令：帝汶判流放刑者发往澳门，澳门判流放刑者则发往印度受刑。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53页；《澳门政府宪报》1911年8月26日第34号。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5月3日，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为王和顺等人平反，认为陈炯明“据所布罪状，一谓仆私买枪支与石锦泉、王和顺等，可谓冤极矣”，但是也警告其不得利用“扶正同盟会”进行第二次革命，反对广州政府。因胡在民军中没有太大号召力，“扶正同盟会”依然存在，为此孙中山决定亲自前往澳门进行调停谈判。《黄世仲在押留中遗书》，载《(香港)华字日报》1912年5月3日。《广东电报》，载《(上海)民立报》1912年5月23日。

民国八年(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5月3日，葡文报刊《自由报》(O Liberal)出版，至1924年1月20日停刊，共出版199期。报纸初为独立共和派周报，自1922年1月5日起改为双周刊。报社设在议事亭前地17号，主编为马丁斯．施利华，从1922年1月5日起，改由前参议员恩里克．瓦尔德斯(Henrique Valdez)担任主编，康斯坦修．施利华(Constâncio José da Silva)担任社长，巴波萨．皮雷斯(Barbosa Pires)担任编辑部秘书。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103-104.

培名白眼，柳没垂青；冤结黄魂，水尝为赤，此历史之纪念地，实足资一谈者。偶忆《两行堂诗钞》有：“自陈炯明请孙下野后，余走澳门，行经白眼塘旧地，感怀五二九事件及死难同胞。”七言绝句二首云：“工潮劫后总无声，土味犹闻带血腥。咫尺关河呼不应，谁能遣此可怜生。”“人为刀俎我衔冤，喋血街头气象严。太息国家民族泪，却随潮夕自年年”白眼塘，即今澳门工会联合总会之地址，古时该处本是一泓清水，三面泥矶，中湾成坳，为濠镜墺北湾中之一环。潮来时，击砂作白沫，故名白眼塘。昔日北湾中之水上人家，多碇舟于此，倘遇飓风暴雨，更以该处作避风塘。清朝同治年间，澳贾何老贵，尝向当局承批得此白眼塘，向渔艇征收停泊租税，方准船艇泊于此间。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王禄父子填筑福隆新街及清平直街之海时，及至白眼塘，因地权关系，不得不与何老贵洽商，合股填塞该塘。王氏以塘中艇户众多，填塞后无地湾泊，故斥资另在沙梨头土地庙右侧，新筑一石围塘，以安置原来之艇家，然后始填塞此白眼塘。攷白眼塘，其原来面积颇广，计由福隆下街、沿蓬莱新巷，直达深巷口一带地段，俱属旧日白眼塘址。同治十一年，经王氏填塞后，成为一片濒海旷地。当时之澳葡兵头，为使该区繁荣起见，嘱在该处建立一街市，故曾择蓬莱巷口，筑成一个市亭。惜亭内摊档之生意有限，日渐零落，不久，迫得将市亭改回铺户耳。市亭侧之空地，旧时称为白眼塘前地。白眼塘前地，即今之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及澳门酒店等地址也。该处初时建成，三面皆是铺户，只余西面临海，中成一幅广场，风凉水冷。渐且货摊食档，蓬帐匝地；卖武弄法，锣鼓喧天。虽届黄昏，尤胜白画。更有唱木鱼、讲故事者，燃香计时；照田鸡，论相命者，持灯掩映；售药卖榄，聚赌评棋，不一而足。盖昔日澳中甚鲜娱乐消遣地，故工余闲暇者咸集其间，备极热闹焉。后商人利其地渐繁盛，遂于濒海隄前，建成一所电影院，称捷成戏院。捷成戏院，迺当年澳中实业巨子容穆堂及古嘉南二人所合办者。戏院当时只有放映默片，设备简陋，门面更质朴无华，建筑宛如仓栈，无楼上楼下之分，有前座后座之别。后座看黉背面，收价廉宜，适合大众化，初时亦颇兴旺。继以澳中戏院渐多，且设备落后，因而不数年便告歇业。后由澳葡政府将院址收回，改作警察分署焉。当年白眼塘前地，前为火船头街，有省港澳轮船码头；后有人昌押，该押本迺昔日澳商何老贵之物业。白眼塘尚未填塞时，人皆称后者为人昌押护池，盖何老贵曾承得船艇停泊白眼塘之租税权，故直视白眼塘如己物也。迨白眼塘被填塞后，蓬莱新巷及十月初五街直达白眼塘前地，其时两傍，左有江南酒家，右有濠镜酒店，娼寮妓寨，环设其间。尝读清末之《镜海丛报》，曾有一段新闻云：“西兵不法——白眼塘妓寮，烟花之下薮也。某日有某甲在该处妓寮寻芳取乐，方横短塌，呼吸烟云，突遇西兵履声橐橐而来，闯进其房、拔刀喧逐。盖其时客座已满，无可盘桓，西兵故以怒目金刚，为秦庭之逐客。始已登明该兵号数，嗣缘畏究求宽，以护名娘，各宜深警。”似此，足见当年澳门之弛娼禁，肆鸦片，兵无法纪也。白眼塘前地海滨之捷成戏院，歇业后改作澳葡警察分署。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事缘菲兵肇祸，致拘禁工人，各团体到警察分署请愿释放工人，一时聚集于白眼塘前地逾万人。后因与警兵冲突，伤毙多人，遂引致全澳各界罢市，罢工，罢课，为澳门之一次严重事件。据中国历史记载，称此次事件为“五二九事件”。攷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在白眼塘前地发生之事件，中葡双方均有记载：且先将中国方面所纪始末，照录如下。据曾如梦编之《五二九事件哀思录》有云：“起初澳葡政府由菲洲招来一帮黑兵……初来时，不懂人性，肆无忌惮，途人见之，畏如蛇蝎……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七时，迺在万目共睹之区——新马路新光公司门口，居然明目张胆，拦途强抱我国妇女调戏，以偿其兽性行为。于是妇女疾声乞援，致使激动公愤，羣起上前阻止。尚敢恃势殴人，呼警协助，肆乱摧残，反诬我们违犯警律，扰乱治安，电召陆战队于九时四十分钟蜂涌而来，如临大敌……即逮捕理发工友周苏一人……工人睹此情形，即夕立开紧急会议，议决一致联赴海傍旧日捷成戏院之警署，请愿释放囚禁者，通宵达旦，非达到目的不止。延至二十九日，全澳一致罢工，罢市，罢课……不料至上午十时九分钟，彼军警突然发枪，向赤手空拳之工人射击，是时血肉横飞，尸骸枕藉……“最后我国提出交涉……结果失败，但是次失败之原因，却因为陈炯明中途叛变……上则倾覆政府，下则破坏罢工。罢工因此受其淘汰，无所措施。先后不及半载，顿归无形，自消自灭耳。” “五二九事件，在中国文献记载，既如上述。至于葡人方面则另有一种说法，据朱萨士所编之《澳门史》关于此次事件纪称：“……在澳门因与一菲兵争执，而导致一场反葡示威运动。愤怒的羣众在街上游行，封锁交通，左右各方，皆为‘暴动’者。当时一在职军官，为维持秩序被羣众袭击，且被丢去佩刀，军队因此向暴动羣众开火，一时死伤多人。经此弹压后，众皆恐惧，不一刻便解散而平静下来。最后仁慈堂尝为死伤者尽一点力焉。澳门正遭遇极度骚动，适因孙中山下台，广州政变，已无暇兼顾，而澳门遂得到复原状态也。”以上就是中葡双方记载，当时澳门之罢工事实，是无可隐讳者。盖斯时澳中之各行各业工会，异常蓬勃，正孙中山先生回粤护法时期也。白眼塘之五二九事件，实迺当年全澳华人自行发动之罢工，罢市，罢课风潮，为广东仅有两次大罢工中之一次。根据邓中夏所编之《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述及之广东罢工潮有云：“……广东自发罢工也有，均无若何结果，大约罢工有两次：即盐业罢工和澳门罢工。”“五月二十九日澳门全体华人总罢工……此次罢工，因西人侮辱中国妇女，有华工见而殴之，被租借地政府拘捕。华人请愿释放，遭枪击，大愤，全体华人罢市罢工，由广东政府交涉。但广东内部，不久发生政变，无结果，罢工自行溃散。”查当年澳中之工会团体颇盛，据民国十五年五月初三日，在前山举行各界追悼澳门五二九事件之死难同胞大会，澳门之工会团体赴会者，计有：保生、保益、工羡、同心、酒楼、炮竹、打铜、羣达、百货、旅业、宏艺、白钱、上架、联庆、车衣、理发、油漆、同合、康羣、兴和、文艺、励进、仁达、茶居、超明、东乐、缝业、联永胜、打石、联义、广结、广义、协安、革履、公诚、协研、罐头、维业、协进、叙贤、果菜、械器、固泽、联和、协源、志羣、爱羣、利羣、合庆、羣友、公义、药材等，实极一时之盛者也。白眼塘前地，自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五月二十九日之“五二九事件”后，翌年，澳葡当局便将该处海傍之警察分署拆去，扩展火船头马路，一改旧观，致过此者，无复认识当年之血印也。及一九二七年，岐关车路建筑完成后，岐关车路有限公司又在白眼塘前地中心，兴筑一所五层洋楼，作为澳门办事处，更以门前作为岐关车总站焉。岐关车路有限公司背后，随后亦建成一幢高楼旅馆，即今澳门酒店。于是整幅白眼塘前地，遂为两所洋楼高踞矣。而环绕该两所洋楼之白眼塘余地，成为三条短巷。据“澳门市街名册”释称：“白眼塘前地——原日座落在十月初五街附近，该地现由私家房屋两间及十月初五巷、蓬莱新巷、道德巷等占用，现已不存。”我国解放后，澳门各行业之工会复兴，澳门工会联合总会，于一九五零年在白眼塘前地成立，于今不觉又十余年。“工联十年福利文体成绩展览会简介”有云：“工联在一九五零年成立，十年来祖国不断的跃进，日益强大的鼓舞下，全澳工人的团结努力，工联的正确领导下；和各界人士的协助，工联团结了澳门各行业工人，大力发展了工人福利文教康乐体育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

1989年5月3日，青年委员会举办青年节专题讲座。何厚铧副会长和贺定一副主任在专题讲座主席台。

1989年5月3日，中总青年委员会举办青年节专题讲座，青年委员会向主讲嘉宾李鹏翥致送纪念品。

物理治疗师龙绮汶表示，小儿麻痺症感染者大部份为不明显感染，约百分之一的感染者会出现麻痺症状，严重时可能会影响呼吸，而小儿麻痺的死亡率可达百分之五至十。小儿麻痺症的幸存者会出现例如疲劳，新发生的肌肉无力，肌肉与关节疼痛等问题，称为“小儿麻痺症后期症候群”。物理治疗是其中一种可以辅助患者成长的疗法，运动训练，生活模式改变，使用辅具和仪器治疗可以提升小儿麻痺症幸存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减轻症状。例如改善了脊椎侧弯，减低脊柱及胸腔被压迫的情况，有助提升心肺功能，减低两侧肢体的不对称性，预防未来跌倒及劳损的机会。龙绮汶提醒，踏入中年之后，肌肉会逐年流失，小儿麻痺症患者更应提防肌肉提早老化。故此，当年曾受感染的人士，如今都已50岁左右，就更需要注意小儿麻痺后期症候群。患者如发现本来步行两小时没问题，近期发现无法负荷同样的运动量，就要用今日的感觉来推测前一日活动量会否过量，从而再订立日后的运动量，一旦发现体力急测下降须立即求医。同时若患者跌倒的话，非常容易发生骨折，且恢复期亦会较长，所以适时的休息及预防跌伤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