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四年（1631年2月1日─1632年2月19日）1月8日，前任澳門兵頭賈羅布提出由他出資負擔本市防衛部隊的費用，條件是允許其在適當時間收回所出資金。澳門市民在議事會開會，拒絕了他的建議，因為城市負債累累，他不能擔負這項義務，特別是當時有消息說歐洲敵人還準備派強大的艦隊和更多的人進攻澳門，並且同日本的貿易幾乎中斷，貧困非常普遍和嚴重。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39頁。

崇禎九年（1636年2月7日─1637年1月25日）1月8日，議事會決定將那些攜帶市民交出的錢去日本貿易而負了債的人全部關押。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43頁。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1月25日─1763年2月12日)1月8日，瑞士遇難商人雪兒滿等135人分搭瑞士商船回國。先是，瑞士商船一艘在陸豐縣白石礁被颱風擊碎，溺死3人，121人在陸豐甲子港登岸，尚有17名漂至澳門，在南環上岸，獲救者共138人。除阿兒木已於1761年11月12日附搭澳門月旺•疏夏(João de Sousa Magalhães)第十號額船先行回國，哈哩、色綠(Senna)2人於1763年1月22日後回國外，其餘135人均於當日回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1冊《兩廣總督蘇昌題報清乾隆二十六年分發遣難番歸國日期本》，第365—366頁；《廣東巡撫明山題報清乾隆二十七年分發遣難番歸國日期本》，第370頁。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2月2日─1784年1月21日)1月8日，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一世頒佈敕令，鼓勵在亞洲開展貿易與航海事業，以利葡屬印度和澳門。其中規定葡萄牙、巴西貨物，若用葡萄牙船載運回澳門只交納4%的轉運稅。同樣，葡萄牙船載運澳門貨物回葡出售，也納4%的轉運稅，從事中國及其他港口的葡萄牙船不享受這一優惠。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80頁；Arquivos de Macau,1a Série, Vol. 2, p.203.

清嘉慶四年（1799年2月5日─1800年1月24日）9月3日，葡人萬威味‧先地（Manuel Vicente）派通事率黑奴數十人蜂擁衝入蕉園圍，喧嘩拆屋，男婦驚惶，孩童嚎哭。蕉園圍閘門被拆，近閘圍牆被拆，圍內居住男婦跪懇，黑奴才停止拆屋，並稱，限俟月底，務要盡遷。澳差徐超（又名徐璋），在旁為葡人爪牙，喝令民戶搬遷。蕉園圍住戶黃玉成、鄭德如、林祥高、陳華昌、林元、陳彩明、吳啟祥、林譚氏、區鄭氏、張劉氏及地保韋運林赴香山縣衙稟告。據稟：上述人等世居澳門蕉園圍，現住房屋係各承祖父遺存或後來頂受，並非葡人之屋。只是地屬葡人管，每年共納地租銀30兩零3錢，由葡人味嘰收取，往年居住均無事。後味嘰將蕉園圍地賣與萬威‧味先地為業，萬威準備重建新屋，故於本年四月通知住戶要增加地租，以圖將居民迫遷。七月再次威脅居民“不遷則拆”，遂有八月初四日蕉園圍拆屋案發生。時任香山知縣李德輿根據澳門華民的控狀，於10月5日發文通知澳門議事會理事官，要求理事官查明事實，如果華人所控屬實，則議事會應嚴行禁止拆屋事宜，但並沒有採取處理此案的辦法。11月新任知縣許乃來上任，遂對此案加強處理。對萬威申明朝廷規例，不許違例拆屋另建，蕉園圍仍由黃玉成等人居住，照舊收取租銀。萬威不服，又由議事會理事官出面再次提出，要求趕走黃玉成等居民，許乃來於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00年1月18日）批駁理事官的請求，並指責理事官沒有“約束夷人，毋令滋事”。並要求理事官轉飭萬威，“毋得妄思押遷，擅行拆毀，倘敢不遵，嚴行究辦”。該案直至嘉慶五年（1800年1月25日─1801年2月12日）始定。傳稱：“許憲到任，始得斷遵，至今華人獲安，其後不致夷人加租押遷者，皆其德賜。”乃來，號菊船，浙江仁和人，以名孝廉做宰香山，蒞任三載，百廢俱修，合邑士民，咸被其德。王廷鈐等纂輯：《香山縣下恭常都十三鄉採訪冊》卷上《經政門．案牘》，第8385頁，及卷下《宦績》，第69頁；《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知縣許乃來為萬威味先地逼遷蕉園圍黃玉成房屋事下理事官諭》，第260—262頁。

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1月29日─1817年2月15日）1月8日，英國鴉片商人托瑪斯·比爾因欠債高達402485元無法償還而逃跑並躲藏起來，東印度公司特選委員會分別致函澳門總督、美國領事和公司船隊隊長等，希望他們幫助將其找出來。15日，特選委員會前往澳門稱7個鴉片保管人中有5個推卸責任。29日，對托瑪斯·比爾的財產交由一個委員會進行清理。清理比爾財產時發覺，比爾的財產絕大部分是和澳門王室大法官眉額帶曆的賬目混在一起的，他們似乎雙方約定從事鴉片投機，並將貨物運往巴西和其他地方。葡萄牙政府的法令是禁止法官從事任何貿易的；而像比爾這樣的外國人是不能從事澳門與巴西或歐洲任何口岸之間的貿易的，結果這些交易都是不合法的，卷入這種交易的財產將被沒收。當時還存在一種懷疑，即眉額帶曆挪用澳門委託他經營的孤兒基金和其他慈善基金。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237頁。

1816年（清嘉慶二十一年）1月8日，《澳門帝汶省公報》的官報再次出版發行，內容有很大變化。在瑞典東印度公司任職的瑞典人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1759年生）來到澳門，同年被任命為瑞典駐華總領事。其著作《早期澳門史》影響巨大。龍思泰1835年11月10日在澳門逝世，葬於基督教墳場。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1月8日，兩廣總督林則徐等將拿獲的出洋潛買鴉片煙土、運物接濟夷船奸徒鍾亞二、彭亞舍及吳亞平審明定罪。鍾亞二籍隸香山縣，向在澳門找換銀錢度日，與各國夷人多有認識，通曉夷語。彭亞舍籍隸番禺縣，向在澳門傭工度日，略曉夷語。吳亞平籍隸香山縣，向在澳門居住，略曉夷語。鍾亞二勾通外夷，潛買鴉片入口發賣圖利，為首犯，在虎門海口正法，傳首沿海地方，懸竿示眾。彭亞舍發遣新疆給官兵為奴。吳亞平受僱與夷人士嘽咈私充買辦，得受工銀，並聽從載運食物私越出洋，杖一百，流二千里。《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2冊《兩廣總督林則徐等奏報拿獲出洋潛買鴉片煙土運物接濟夷船奸徒審明定擬折》，第374—379頁。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1月8日，林則徐等將興販鴉片之澳門縣丞衙門弓役譚陞、媽閣稅口書吏謝安拿獲究辦，發遣新疆為奴。據御史袁玉麟奏摺，澳門縣丞衙門弓役譚陞，設立琪華館，為奸匪囤販鴉片之地。又勾串媽閣稅口書吏謝安、兵丁盧意及土棍馬老六等，各設長龍、三扒、快蟹等船，以辦案緝私催輸為名，盤運煙土歸澳，得受窰口（販運鴉片的機構）月規三元五元至八元十元不等。又鴉片一箱在媽閣報稅十餘元，私給大關委員銀二元，附近合各衙門使費每三月三四千元。每年煙土到澳，悉經譚陞等分派窰口，所賣銀鈔夷人得六，土人得四。有一種華艇，送給規銀，大者百元，小者三四十元。賭館娼寮及河下疍戶，名為咸水妹，皆有規銀，名曰妓花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2冊《兩廣總督林則徐奏報革役譚陞等起意興販鴉片得銀縱放審明定擬折》，第370—371頁。

咸豐九年（1859年2月3日─1860年1月22日）1月8日，政府官員勞倫索．席爾瓦（João Lourenço da Silva）由於濫用權力，私自對辦理行船執照的每位中國船主收6澳門元而被司法委員會一致認定有罪判刑。執照費應由繳納處統一收取，且每位僅為2.2澳門元。檢察官依據刑法第315、第451款指控其有罪，並責其支付訴訟費用。若瑟．阿澤維多（José Joaquim de Azevedo Júnior）亦與此案有牽連。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36頁。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1月8日，兼署通商大臣署兩江總督張樹聲奏稱：十一年（1872）七月間，秘魯國瑪也西船擅在澳門拐去華民至二百餘人之多，行抵日本橫濱地方，有華人自船投水，經英國兵船官員朴仁雕救起，詢係被人拐賣，由駐日本之英國公使知會，經日本官將該船扣留，被拐之人盡收上岸。日方其後將瑪也西船從寬釋放，並知會中國派員前往，將華民悉數帶回，資遣還籍。後在1875年春夏間，秘魯發公使到日本索賠，經兩邊議明請俄國居中酌斷，結果東洋無須賠償秘魯。《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3冊《兼署通商大臣署兩江總督張樹聲奏報華民被拐出洋派員全數帶回折》，第57頁。《申報》1875年6月29日《東洋查放豬仔》。

光緒四年（1878年2月2日─1879年1月21日）1月8日，澳門土生人教育促進會創辦“澳門商業學校（Instituto Comercial de Macau）”，有四位教師執教，校舍設在聖若瑟修院中。潘日明：《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第181頁；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p. 86—87.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2月2日─1898年1月21日）1月8日，澳門政府佈告：自本日起，限五個月內，嚴禁由澳門載運軍器、彈碼等出口前往中國各內地。16日，又頒佈告示，禁止由澳門載運軍器、彈碼等出口前往菲律賓各洲島。《澳門政府憲報》1897年1月9日第2號及1月16日第3號。

經過營地大街與新馬路交界處，望着大豐銀行總行商廈，很自然想起該址前身的域多利戲院。記得戲院正門有兩級石階，進門是大堂，兩邊是售票房。院內近千座位，散場時，將兩側面向新馬路及水巷的橫門打開，觀眾很快就疏散。大門左側設美術部，專門繪畫上映新片的巨型宣傳畫。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該院增設下午五時工餘場，放映二輪名片，票價較平，前座只收五角，學生們常往光顧。域多利戲院是本澳往昔一家大戲院，一九一零年一月八日開幕，原開設在東方斜巷（舊稱監牢斜巷），至一九二一年遷到營地大街（今大豐銀行總行現址），建築宏偉，設備先進。上世紀二十年代的電影還是“默片”，既無字幕又無聲音，由專人在場解説影片內容，俗稱“解畫”。有聲電影於一九三零年傳至澳門，域多利戲院率先放映有聲電影《陽光處處》，頗為哄動，連場爆滿；其時，院名因此改為“域多利有聲電影戲院”，之後，除放映西片外，也選映國語片。抗戰期間，香港淪陷後，片源短缺，域多利與平安、國華等戲院都曾改演粵劇，維持營業；一九三八年間，域多利上演中國首部抗戰電影《熱血忠魂》，以後陸續上映《台兒莊殲敵戰》、《抗戰特輯》等，宣傳抗日。隨着電視影音器材的普及，地產建築業的興起，澳門電影業衰落，域多利戲院於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結業，一九七三年拆建為大豐銀行總行高廈。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1月8日，澳門域多利戲院舉行開幕典禮，9日，正式開業。域多利戲院原址在公共監牢地段（即今東方斜巷），最初是木屋建築，設備十分簡陋。域多利戲院是澳門最早放映電影的固定場所，初期放映默片時，銀幕放在中央，幕前幕後都會安放長凳作為座位。幕前的座票價昂貴，幕後座位則相當便宜。由於大部分華人不懂英文字幕，還在旁邊設一人講解，俗稱“解畫”。直至1921年域多利新戲院在新馬路落成，成為當時澳門最大的戲院。飛曆奇（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澳門電影歷史：有聲影片時期》，載《文化雜誌》第23期，1995年；陳麗蓮：《澳門影業百年回顧》，第10頁。

1910年1月8日，設備簡陋的域多利戲院在東方斜巷開幕；直至1921年，當時本澳最大的，作為最早放映電影的固定場所的域多利戲院在新馬路及營地街交界落成，成為電影院業的龍頭。據1961年12月31日澳門華僑報頭版，域多利戲院刊登接近半版電影廣告，宣傳內容為葛雷哥萊·畢克、詹姆斯·大衛·格雷厄姆·尼文、安東尼·昆及詹姆斯·達倫主演的戰争大片《六壯士》，內容更謂已上影第八天，連日客滿滿車水馬龍盛况空前，由於片租昂貴，要畧增票價，是期特價證及任何贈券一律暫停通用。這宣傳語句，反映出域多利戲院在當年的輝煌歷史。圖為早期域多利戲院贈券。

民國四年 (1915年1月1日─1915年12月31日)1月8日，清平戲院東主何允廷向澳門政府申請，在戲院內放映電影，同年8月17日獲准。 “1915年清平戲院放映電影禀紙”，轉引自陳麗蓮《澳門影業百年回顧》，第10頁。

民國八年(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1月8日，澳督巴波沙為了紀念葡萄牙共和國逝世總統士多紐．拜斯(Sidónio Pais)，決定將二龍喉馬路易名為“士多紐拜斯大馬路”(Avenida Sidónio Pais)。至16日，在澳門大堂為士多紐．拜斯舉行隆重追悼會。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民政管理檔，第578號卷宗，第S-R號文件，轉引自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124頁。

民國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1月8日，香港域多利主教在澳門馬禮遜基督教小禮堂舉行重建開幕禮，該堂為基督新教傳入中國時在澳門初建之教堂，鄰近東印度公司之辦公處。港澳來賓，濟濟一堂，開幕禮為一盛典。《中華民國十一年拱北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1923年3月5日)，載莫世祥等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第340頁。

民國十六年(1927年1月1日─1927年12月31日) 1月8日，澳門政府取消立法委員會，幷據《澳門殖民地組織章程》 成立政務會。與此同時，取消財政委員會，成立審計兼平政院。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206頁。

民國三十七年 (1948年1月1日-1948年12月31日)1月8日，國民政府中央銀行駐港代表余英傑由香港再次來澳門。9日，余英傑約同國民政府外交部駐澳專員郭則范拜會澳門經濟局局長羅保。《中央銀行駐港代表余英傑委託澳門經濟局長羅保私購黃金案》，澳門歷史檔案館藏縮微膠捲：全宗號35J-174／案卷號3 (2)／盤號1341／影像號290。《中央銀行駐港代表余英傑委託澳門經濟局長羅保私購黃金案》，澳門歷史檔案館藏縮微膠捲：全宗號35J-174／案卷號3 (2)／盤號1341／影像號290。

1988年1月8日，“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成立，附屬於總督，由政府及勞資三方代表組成，其職責是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各項政策及其實施發表意見。

1988年1月8日，澳門中華總商會75周年會慶暨新會所大廈動土。

在杏和堂藥店樓上，一家保存近百年的佛社——佛梵社，多位社內的成員已移民到香港定居，在農曆十二月初八，齊聚澳門舉行酬神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