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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今日
歷史上的
1547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1月22日─1548年2月9日)8月20日,據推官俞柔參言:閩中豪右勢家林希元怙勢恃強,命豪奴,駕巨舶,下海通番。船上掛“林府”之旗,官軍即置而不問,而林府遂成閩中巨富。浙江巡撫兼福興、建寧、漳泉海道朱紈到任後,令沿海居民有素與番人通番者,皆得自首及相告,又窮治閩、浙通番豪右,林希元以渡船載番貨,亦被朱紈整治,遂與朱紈結仇。林希元,任廣東僉事,當時賦閑在家。其《與翁見愚別駕書》為葡萄牙說了不少好話,針對當時以朱紈為代表的禁海派攻擊葡萄牙的海上貿易進行辯護:“佛郎機之來,皆以其地胡椒、蘇木、象牙、蘇油,沉、束、檀、乳諸香,與邊民交易,其價尤平,其日用飲食之資於吾民者,如米麵豬雞之數,其價皆倍於常,故邊民樂與為市。未嘗侵暴我邊疆,殺戮我人民,劫掠我財物。且其初來也,慮群盜剽掠累己,為我驅逐,故群盜畏憚不敢肆,強盜林剪,橫行海上,官府不能治。彼則為吾除之,二十年海寇,一旦而盡。據此佛郎機未嘗為盜,且為吾禦盜;未嘗害吾民,且有利於吾民也。官府切欲治之,元誠不見其是。”但對葡萄牙人收買華人子女之事也進行了批評:“佛郎機雖無盜賊劫掠之行,其收買子女,不為無罪,然其罪未至於強盜。”林希元代表明廷的開海派向朱紈的“禁海、禁通番”政策進行反擊。沈德符亦雲:“嘉靖間,閩浙遭倭禍者,皆起之豪右之潛通島夷,始不過貿易牟利者,繼而強奪其寶貨,靳不與直,以故積憤稱兵。”當時閩南士大夫即有兩種議論:福、興二府主禁,漳、泉二府主通,各不相下。朱紈:《甓餘雜集》卷2《閱視海防事》。談遷:《國榷》卷59《世宗》,嘉靖二十八年四月庚戌。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5《與翁見愚別駕書》。祝淮:《新修香山縣志》卷4《海防•澳門》。

1632

崇禎五年(1632年2月20日─1633年2月7日)8月20—21日,一艘荷蘭武裝船在漳州海域圍頭灣以北附近截獲一艘澳門赴日貿易船“羅薩里奧(Rosário)”號。有十四五名船員和商人逃脫,其中包括有四五名黑人。逃生者到達永寧。鄭芝龍弟弟鄭鴻逵給這些澳門人發放通行證,並賜予盤纏,讓他們返回澳門。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1624—1662》,第121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40頁。

1780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2月5日─1781年1月23日)8月20日,弗蘭西斯科•賈士都再次出任澳門總督。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608.

1804

清嘉慶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8月20日,由於果阿大主教曼努埃爾•卡塔里納(Manuel de Santa Catarina)去世,教宗遂委派澳門主教賈廷諾出任果阿大主教的輔理主教,於本日教宗又批准賈廷諾升任果阿大主教。1806年賈廷諾離開澳門赴果阿任職。在澳門期間,他曾主持教會古舊文獻的恢復整理工作,後由沙辛主教繼續,特別是發掘、鑒別及抄錄有關聖保祿教堂聖器室“73位受人擁戴者”的情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6頁;趙慶源:《中國天主教教區劃分及首長接替年表》,第29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307頁。

1814

清嘉慶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8月20日,澳門佐堂周飛鴻往馬禮遜住所見他並通知他,廣東巡撫下令“禁止本地人替外國人做工的非法行為”。這是周氏對馬禮遜的關照。而事實上,並未對廣州或澳門的英國商館實行這一禁令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216頁。

1816

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1月29日─1817年2月15日)8月20日,前山營遊擊督率一隊官兵突然奔至發瘋寺(即望德堂)山坡下,拆毀一批房屋,又抓捕25名華人,還張貼告示,剩餘未經拆毀的房屋,限10日內搬遷。判事官眉額帶曆上書前山營遊擊稱,發瘋寺該處房屋,本為憐恤貧民,間有貧困葡人房屋,亦由血本所置,故請求批准,免予拆遷。澳門同知鐘英批復:西洋夷人租住澳門地方,原准止在三巴門以內建屋居住。遇有壞爛,止許修葺,不得於舊有之外添建一椽一石,違者以違制律論罪。房屋廟宇拆毀,變價入官。定例森嚴,自應遵守。至三巴門外建設瘋院瓦屋,雖奉前任松筠總督親臨查閱,准免拆毀,原屬法外施恩,並非例准添建。本年七月間,訪聞開平、新會、新寧各縣流民周勝蘭等在水坑尾地方聚眾滋事,拿獲周勝蘭等到案訊明,分別枷責遞籍約束。並將該犯等住屋拆毀。所拆毀房屋均系流民房屋,並未拆葡人之屋。《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澳門同知鐘英為批復原稟前山營遊擊拆毀發瘋寺山坡房屋事下判事官眉額帶曆諭》,第9—10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321—322頁。馬士稱居住在這里的華人都是天主教徒。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42頁,也稱這些中國人為天主教徒,並說有300—400人之多。但他把這次抓捕行動記在1814年,應該是誤記。

1825

清道光五年(1825年2月18日─1826年2月6日)8月20日,一封致澳門總督包也的信稱,有一位名叫李培拉(J.V.Ribeira)的澳門居民,未經總督的允許就將房子租給了一位巴斯人。Arquivos de Macau,3a Série,Vol.19,No.3,p.170.

1827

清道光七年(1827年1月27日─1828年2月14日)8月20日,東印度公司一份文件稱:澳門的葡萄牙僑民已喪失該埠曾主要賴以為生的鴉片貿易,而他們現在則大部分借他們的土地所有權的獨佔為生,通過這個辦法,他們便可以為日漸增加的英美兩國貿易者在澳門提供兩個貿易季度之間的房屋。澳門最近盛行房屋投資,在那些曾經在鴉片貿易中受到巨大損失的人中,會有些擁有足夠資金的人被誘致購買房屋,因此,它提供一個獲得金錢利益的前景。現在留給澳門居民唯一可靠的資本投資辦法,就是出租房地產。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卷,第162頁。

1835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1月29日─1836年2月16日)8月20日,澳門有葡萄牙人4600—4700人,其中2600—2700人為女性,800—900名奴隸;300名為士兵。華人有3萬人。Chinese Repository, Vol.4, No.6, pp.292—293.

1840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8月20日,關閘之戰後的第二天,縣丞湯聘三逃離澳門。許多中國人害怕會發生他們不知道的事情,或系緣於擔心清軍報複而進攻英國人,為躲避似乎迫在眉睫的危險,大批澳門鋪戶商民跟著撤離。撤離持續近一周時間,直到8月28日一份安民告示出現為止。John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1844. pp.83—84; Chinese Repository, Vol.9, No.4, pp.239—240.

1840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8月20日,澳門政府召集各界代表,就以下四個問題進行討論並表決:1. 關閘之戰後,如果清政府以某種藉口派兵進駐澳門,我們怎麼辦?2. 如果英國人不是在我們請求下,而是以某種藉口,在本港停泊兵船或駐軍,我們又該怎麼辦?3. 關閘事件後,如果清政府命令我們驅逐英國人,並以停止貿易和撤出僕役相威脅,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態度來對待?4. 鑒於上述三個問題的存在,本政府必須在交戰雙方之間嚴守中立。此外,為了維護澳門居民的名譽,全體市民是否應該拿起武器,隨時準備好同總督一起保衛自己的財富。對於前三個問題,表決結果為,首先採取謹慎措施,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可以訴諸武力。對於第四個問題,與會者一致表示贊同。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ed, 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ō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Série Especial, Vol.1, pp.330—331.

1843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8月29日,香港立法局與行政局議員馬儒翰在澳門逝世。馬儒翰為馬禮遜牧師次子,1814年4月17日在澳門出生,一直在其父親指導下學習漢語,有“小中國通”之稱。先為在華英商之中文翻譯,後作為英方首席代表參加中英南京談判。香港政府建立後,又出任代理輔政司。1843年8月,任香港行政局及立法局議員。8月20日病重,送澳門醫治,9天后逝世,下葬澳門新教墳場,年29歲。蘇精:《馬儒翰》,載《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第197—200頁。

1845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2月7日─1846年1月26日)7月27日,葡萄牙政務委員會發表一份決議,堅持要賦予澳門議事公局及理事官在處理華務(同中國居民關係)上的發言權。8月20日,葡萄牙國王頒令取消上述決議,將理事官衙署併入政府辦公室。理事官衙署併入政府辦公室後,原理事官均改為“管理華人事務官”,其辦公處稱之為“華政衙門”。 葉士朋(António Manuel Hespanha):《澳門法制史概論》,第51頁。

1847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2月15日─1848年2月4日)8月20日,澳督亞馬留據海外省法令將“華政衙門”從議事公局中分出,併入澳門政府,隸屬於澳門輔政司衙門(即政府秘書處),轉由總督控制,以使澳門政府獨攬一切對華交涉大權。Francisco Gonçalves Pereira, Portugal, a China e a "Questão de Macau", pp. 34-35.

1851

咸豐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8月20日,氹仔遠離市鎮,海盜襲擊,小偷搶劫頻頻發生。應當地居民和船民的要求,賈多素總督下令派兵進駐氹仔。此後,路環島又成為海盜庇護地。為保護氹仔,在此地設立了一哨所。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09頁。

1851

咸豐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8月20日,據8月8日澳督賈多素頒佈豁免農曆六月初五日前澳門城外華人公鈔,故澳門望廈、沙梨頭及龍田三村村民得以免除納稅,三村村民於本日上稟澳門總督賈多素致謝。下錄望廈村村民稟文:具稟人望廈村地保翁元、許廷上,耆老林朝璣、趙宗日、鄭成才、沈振輝、王文衍、梁法長、黃義敬、何慈惠、梁可珍、唐煥方、何光明、沈廷珍暨合村人等,稟為望廈村向無輸納公鈔之例,前貴司打(議事公局)張掛告示,要創收屋宇租銀,經具稟,乞恩豁免。嗣後並未有人到望廈收租之事,可見恩典出自大人,而大人視民等一如赤子,民等當奉大人一如天神。各皆感激下忱。特此具稟,親到貴衙叩謝鴻恩,鼎祝公侯萬代沾恩。切赴總督大人台前電照。咸豐元年七月二十四日。《望廈、沙梨頭、龍田村民等致澳門總督的稟(1851)》,原件藏海外歷史檔案館,見《葡萄牙圖書館檔案館藏中文文獻:1668—1871》第1冊,第138—142頁。

1852

咸豐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8月14日,香港英軍司令乍畏(Jevois K. H.)少將離開香港赴澳門,此行赴澳主要是治病療養。20日晚乘省港輪船公司“廣東”號輪返港,療養之後,其健康狀況得到大大改善。The Friend of China, August 14th,1852, Vol. ll, No. 65, p. 258; August 21st,1852, Vol. ll, No. 67, p. 262.

1852

咸豐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8月20日,澳門法官將著名畫家錢納利的已知和未知的債權人召集在一起,確定畫家留下的遺產,商量以此支付其生前所欠債務的事宜。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13頁。

1853

咸豐三年(1853年2月8日─1854年1月28日)8月20日,葡萄牙海事及海外部部長傑維斯‧阿托烏吉亞(António Jervis de Atouguia)子爵發佈特級絕密部令,命令“若奧一世”號輕巡洋艦迅速前往澳門駐泊,除防止突發事件外,要竭力為葡萄牙國家尋求一切情況允許的優勢。海事及海外部部令,部令的正文見海外歷史檔案館,諮文,第3文檔,第30號資料夾,1853年8月16日文件,轉引自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第223頁。

1881

光緒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8月20日,莫桑比克省總督巴素達爾古子爵請求澳門總督幫助招募勞動力,並寄送兩份給澳門居民的公告,邀請他們到該省定居。11月4日,澳門政府出示,有大西洋帆船“地唔噃地”(Triunfante)號一艘,由莫桑比克啟行,先經帝汶,然後到澳,隨後載搭客回莫三比克。如有本澳西洋人及華人自願前赴彼處謀生,可搭該船前往。如本澳西洋人前去,或辦公當差,或貿易傭工,或當耕農事業,其工價每年至少則有10萬厘士。如華人有守本分之實據者,莫桑比克督憲亦請他前往,或作工程工夫,或作稅關傭工,或巡街巡田事業,其中工匠至少每日1元;稅關挑工、巡街老更工價每月10元至12元。倘果系自願立合同前赴者,可先來掛號。次年3月9日,“地唔噃地”號帆船到澳,3月20日招工結束回航。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23頁。《澳門政府憲報》1881年11月5日第45號《澳門政府憲報》1882年3月11日第10號。

1887

光緒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8月20日,陳紹棠奉粵東督撫憲密札前赴澳門密查關閘以內居住華民錢糧等事:據查,旺廈村應完銀米共三十余兩,向系赴縣投納。龍田等六村,初系外來客民、海旁晝戶,辟荒蓋寮,起屋居住,逐漸湊成村落。當初窮民原無稅業,及被葡人侵佔,除龍田數十戶微具藩籬,望去尚似一村,其沙岡、新橋、沙梨頭、龍環、塔石等村,均已改變。地近澳門,街道房屋疏密相連,該段落約系某村,姑仍以某村名,其地並無界址可劃,亦無專管,耆民大都捕魚使船及各項工作服苦人等。此來彼去,租賃而居,間有作小生意者,既非聚類久居,更無恆產置業。是以,獨旺廈一村向有糧田,完納銀米,而龍田等六村,概無稅畝。直至1887年,望廈村村民還堅持向清政府交納田糧銀米。《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委員陳紹棠等為查明關閘以內居住華民訟案錢糧歸香山縣管理事稟文》,第327—328頁。

1888

光緒十四年(1888年2月12日─1889年1月30日)8月16日,葡國的“印度(Índia)”號運兵船經香港抵達澳門海邊馬路對開海面,聲明船上有兵丁在香港染上霍亂,遂將該兵安置在防病所調治。從8月20日至9月9日由東望洋行動中心劃出一條衛生防疫線以隔離上述地區。行動負責人為消防督察山度士·瓦吉尼亞斯(José dos Santos Vaquinhas)少校, 連他也染上霍亂, 起初症狀輕微,但終因腦部併發症而死亡。在青洲、氹仔,當然亦包括海邊馬路一帶紛紛搭建臨時檢疫站,摩啰人菜園和清真寺都變成了墓地。在澳門天天都有疫情警告,直到衛生司高斯華(José Gomes da Silva)上校宣佈“疫情已被限制在局部地區並得到控制”為止。聖嘉諾撒修女特萊西娜(Teresina)和比安嘉娣(Biancardi)因忘我工作及勤懇奉獻而獲葡萄牙政府頒發勳章。《澳門政府憲報》1888年8月21日第33號附報;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54頁。

1902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2月8日─1903年1月28日)8月20日,據該日香港《進步報》(O Progresso)報導,澳門人口增長,住房奇缺,房租上漲。建築用地的購買及租賃十分興旺。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13頁。

1905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2月4日─1906年1月24日)8月20日,東京同盟會成立。9月8日,在日本東京創立同盟會後不足三星期,孫中山即給馮自由、李自重頒發委任狀,委任二人為省港澳地區同盟會主盟人,在香港、廣州、澳門建立同盟會組織。其委任狀稱:“中國革命同盟會總理孫文,特委託本會會員馮君自由、李君自重二人在香港、粵城、澳門等地聯絡同志,二君熱心愛國,誠實待人,足堪本會委託之任,凡有志入盟者,可由二君主盟收接,特此通知,仰祈察照是荷。”馮自由被委任為香港同盟會分會會長後,“於丙午、丁未(1906—1907年)間(民前五、六年)”先後派遣阮亦周、劉思複、劉樾航等人到澳門,在荷蘭園和隆街21號租下一幢南歐式洋樓,設立同盟會機關,登記註冊為“樂群書室”,招攬青年學生前來閱讀書報,作為宣傳革命之用。樂群書室成立後,主要是劉思複借其地以作製造炸彈炸藥的試驗。由於劉思複的炸彈試驗是秘密進行,故這批香港同盟會會員也未在澳門過多出頭露面,故“成立數月,僅得基本會員數人,不得已宣佈解散。”馮自由:《革命逸史》第4冊《澳門華僑與革命運動》,第74頁;《孫中山全集》第l卷《給馮自由、李自重的委任狀》,第286頁;吳倫霓霞:《孫中山在港澳與海外活動史跡》,第50頁。香港何偉傑君親赴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找到這份委任狀,其原名稱為“委馮自由、李自重為港粵澳主盟人通知書”,參見何偉傑:《澳門同盟會的成立:港粵澳主盟人與樂群書室》,載《澳門歷史研究》第7輯,2008年。

1907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2月13日─1908年2月1日)6月27日,澳門政府將總承代售澳門仁慈堂彩票生意,用封固之暗票出投,招人承充。自1907年11月2日起,至1912年11月1日止。壓票銀4萬元。然而是日未有人到投。8月20日改為明喊出投後,依然未有人到投。澳門政府不得不稍作更改,壓票銀變為2萬元,其用銀以舊承充人所認出照所發票張總數價目每百元8元為底。11月4日,因仍然無人承充,再次改為用封固暗票出投,招人承充。自1908年3月7日至1913年3月6日止。《澳門政府憲報》1907年4月27日第17號。《澳門政府憲報》1907年7月20日第29號。《澳門政府憲報》1907年8月24日第34號。《澳門政府憲報》1907年9月7日第36號。

1908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2月2日─1909年1月21日)8月16-23日,澳門在美少校操場舉行賣物助賑會,以救濟西江災民。署理總督沙‧方濟各在其副官陪同下主持開幕式,慈幼會學校學生樂隊演奏葡萄牙國歌,由常澤基(Chan Che Ki)致開幕詞。意演中有一台粵劇,記者及富家子弟破天荒第一次在澳門演出話劇。8月19日,新總督羅沙達於就職後的第二個晚上攜帶妻女蒞臨意演。由主席陳席儒等迎入會場,環遊一遍,捐款數金而返。意演中有“小電影”助興。僅此一項收入達5000澳門元。會場人眾,時有意外之虞。紅十字會之西醫廖德山及男看護員黎池,與女醫員羅繡雲、林直恩、余美德,看護婦梁科儀,均入場當意務。是會通計集款,為數甚巨。此項應存為水災善後之用,惟是商辦,善後事宜不可不預定規則,以期協力同心,共收善果。澳門紳商二十五日在鏡湖醫院開會,宣佈進支數目,並決定成立“澳門賣物助賑水災會辦理善後所”,以期合理利用善款。此次賣物並捐助之款約得5萬元。《華字日報》1908年8月21日《澳門賣物助賑會展開》、《紅十字會意舉》,1908年10月1日《澳門賑災會善後所規則》。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30—31頁。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光緒三十四年拱北口岸華洋貿易情形論略”,第256頁。

1924

民國十三年(1924年1月1日─1924年12月31日)8月20日,澳門議事公局佈告:按規定將澳門售賣牛肉生意改為自由貿易,從明年3月3日開始實行。《澳門政府憲報》1924年8月20日第35號,第660頁。

1925

民國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11月16日,若阿金.科爾特斯(Joaquim Manuel Cortês)上尉擔任治安警察廳廳長,直至1926年8月20日。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53.

1927

民國十六年(1927年1月1日─1927年12月31日) 8月20日,澳門遭飓風襲擊,這次飓風風力迅速,每小時120英里,將多株百年古樹吹倒,海浪高出高潮綫2.78米。葡艦“共和”號遇險,被吹離停泊處1英里以外,險與西望洋山下之礁石相撞,澳門街道物業摧毀無數,幸無人傷亡。《拱北關民國十六年華洋貿易統計報告書》(1927年12月31日),載莫世祥等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第366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212頁。

1943

民國三十二年 (1943年1月1日-1943年12月31日)8月20日,淩晨2時,日駐澳門領事福井保光 (ふくぃゃすみつ)通知澳門政府稱,日本海軍獲悉“西安”輪被海盜劫走後,全力追截,海盜跳海逃亡,日本海軍已將船完全控制,正由萬山群島拖往香港,由此知會澳門政府派人前往香港認領。實際情況是,“西安”輪到香港後,日軍立即把船上百多桶柴油運走。李福麟:《澳門四個半世紀》,第149-150頁。

1945

民國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 )8月20日,國民黨澳門支部召集澳門各僑團代表在中華總商會舉行籌備慶祝祖國勝利大會,大會成立“澳門華僑慶祝祖國勝利世界和平大會”常務委員會,主要籌備相關慶祝事宜。會議的召開標誌著國民黨澳門支部恢復了對當地華人社群的公開政治統治。支部同時接收南灣街101號《西南日報》社作為黨部辦公場所,原在中山縣從事遊擊活動的挺進第三大隊副司令屈仁則任常委 (初為“特派員” ),李秉碩繼之。此外,國民政府外交部亦在南灣街91號原李根源住宅設立駐澳門專員 (初稱“特派員” )公署,首任專員唐榴,繼任郭則範。專員公署主要負責中葡事務與簽發中華民國護照,並輔助國民黨澳門支部督導華僑團體活動。《華僑報》1945年8月20日;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第79頁。

1947

民國三十六年 (1947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8月20日,國民政府副主席孫科來澳門訪問。孫科日前送母親南返,到故里中山翠亨村慶祝盧太夫人80壽辰。25日,乘“永興”艦離澳去穗。《世界日報》1947年8月20日《熱烈歡迎孫副主席》;8月25日《十萬群眾歡呼聲中,孫副主席今晨離澳》。

1966

在眾多教堂中,九澳七苦聖母小堂是一座建築別具風格的教堂,三角外形,右側附建長方形的尖頂鐘樓,高出小堂屋脊,頗為別致。全座以白色為主調,在青山綠樹碧海的環境襯托,特別矚目。這座教堂在路環九澳聖母村,背海面山,環境寧靜。聖母村往昔建有痳瘋病院,有五幢回廊式平房房舍,因地處海濱崖上,頗為偏僻,仿如隔離病院,雖然風景絕佳,也少人到來遊覽。病人留院治療,甚至闢地種菜,因此被稱為“痳瘋村”。該院由聖母領報天主教女青年志願服務團敎友參與日常行政、護理工作,有關方面供應醫藥食物;其後慈幼會胡子義神父因致力九澳村的傳教和社會事務,接管痳瘋病院,改名“聖母村”。他建議在村內興建教堂,供病人及附近村民舉行宗教儀式,獲澳門主教保祿戴維斯支持,並捐贈五萬元作為興建費用,意大利天主敎團體也有捐款。七苦聖母小堂於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動工,至八月廿日落成。教堂門窗特多,堂內光線充足,設置椅櫈、祭台,供信徒祈禱之用,牆壁懸掛多幅宗教畫,莊嚴肅穆,尤其是斜陽從門窗射進來,形成一束束光柱,更顯氣氛祥和。小堂正門頂上,樹立一座青銅色耶穌釘在十字架的苦像,高二點五米,這是意大利名雕刻家米辛耶捐獻的。而今聖母村雖然病院仍在,但已空置,附近也興建老人中心了,環境適宜長者安居。

2021

鏡湖醫院檢驗室副主任李俊玲表示,全民核檢由決策到落實只有五至六小時,無法事前估計三日的採檢量,並且鏡湖醫院除了在本部設置採檢站之外,亦在鏡平學校及利瑪竇學校設有全民核檢站,化驗室聯同醫院各部門於當晚已即時準備所需的採檢物資。李俊玲指,由於鏡湖醫院本身亦需要處理病人檢測,化驗室需在原有架構騰出部份同事處理核檢樣本,當時只是按平時自費核檢的人員作安排,即每更安排兩人上班,一個負責核檢樣本分析,另一個到採檢禮堂做資料分流。惟核檢首日的人流量超出預期,首日的樣本量基本佔全民檢測整體的一半,傍晚見到樣本量太多便開始增加人手。她指基本一日需要17名人員,其中與檢驗相關的人員佔10人,其他人員是從護士學生及其他部門同事抽調,部份行政同事負責資料輸入。她表示,整體工作人員分了兩條戰線,一條是負責樣本資料登記及拆袋,這些都是技術性不大的步驟,但因為樣本都有傳染性,所以都會安排技術人員來處理。然後將樣本運送至化驗科做PCR核檢。檢測大約兩個多小時完成一批次,按鏡湖醫院儀器數量,一批次有200個樣本,即可做2,000人次的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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