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1月29日─1550年1月17日)2月23日，葡萄牙船及東南海夷船泊於浯嶼，漳州龍溪八九都民反，泉之賈人往貨易焉。巡海道至發兵攻夷船，而販者不止。後被明軍陸續驅逐出境。迪奧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率領葡船返回馬六甲，而其中兩艘未售完貨的大船及30名左右葡人於3月9日返回詔安縣洪淡巡檢司靈宮澳下灣泊。準備在詔安補充給養，賣掉船上的貨物，並追討漳州居民賒貨未還的債款。福建都司指揮使盧鏜、海道副使柯喬率福兵開始對葡船圍剿。先設伏兵於葡船拋泊之梅嶺山頂。梅嶺，在洪淡巡檢司境內。3月18日，福建兵船從走馬溪出發，千舸俱進，進攻靈宮澳。走馬溪，在詔安縣東南，靈宮澳在走馬溪附近。俞大猷言：漳州詔安縣五郡走馬溪，兩山如門，四時風不為患，去縣及各水寨頗遠，接濟者，旦夕往來無所忌諱，無與猾賊一捕藪也。3月19日，葡軍持鳥銃上山，企圖佔領制高點。而被早已埋伏好的明軍用亂石擊傷，遁逃上船。盧鏜親自擂鼓督陣，將葡萄牙大帆船2艘、哨船1艘及叭喇唬船4艘團團圍住。明軍登船進擊，一船先登，眾船蟻附，葡萄牙火炮雖然利害，但人已近逼，未能灼火。葡方大敗，生擒葡萄牙馬六甲王室貴族3人：浪沙囉的•畢(Lançarote Pereira)，馬六甲國王子，名矮王；佛南•波二(Fernão Borges)，馬六甲國王孫，名小王；兀亮•別列(Galiote Pereira)， 馬六甲國王弟，名二王。白種葡人16名，黑種番奴46名，華人海盜則有李貴等112人，番婦哈的哩 (Hadley)等29人，另外斬賊首33級。奪獲佛郎機大銅銃2門，每門重1300餘斤。號稱“全閩海防，千里肅清”。其中500名葡人僅有30名葡萄牙人僥倖在這一戰役中逃生，後在廣東浪白滘登陸。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93《福建》3；費爾南•平托的《遠遊記》下冊第211章第200—201頁載：“填塞雙嶼港發生在後兩年，葡萄牙人欲重新在一個名叫Chincheo (漳州)港口建立一村落，做買賣。當地商人因為可以得到許多好處，他們用重金賄賂買通了當地官員，讓他們對此採取默許的態度。在大約兩年半的時間內，我們在此和當地人平安無事做着買賣。”可知，葡萄牙人在漳州的貿易持續了兩年多時間。博克塞在《16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之《導言》第32—33頁稱，這兩艘船分別屬於佛南•波二(Fernão Borges) 和浪沙囉的•畢(Lançarote Pereira)。朱紈：《甓餘雜集》卷5《六報閩海捷音事》；俞大猷：《正氣堂集》卷2《呈福建軍門秋崖朱公揭條議訂漳山海事宜》、卷5《議王直不可招》。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1卷第4章，第12頁；費爾南•平托：《遠遊記》下冊第221章，第201頁。

天啟三年（1623年1月31日─1624年2月18日）3月18日，葡印總督弗蘭西斯科•伽瑪決定任命弗蘭西斯科•馬士加路也（D. Francisco de Mascarenhas）為澳門首任總督。Documentos Remetidos da India ou Livros das Monçōes, Vol.9, p.178.

天啟三年（1623年1月31日─1624年2月18日）3月18日，兵部發內庫貯存佛郎機神炮80門、神銃250門赴山海關行營。談遷：《國榷》卷85《熹宗》，天啟三年二月戊寅。

崇禎十三年（1640年1月23日─1641年2月9日）3月18日，葡萄牙王室意識到澳門的局勢非常艱難，通過了曼圖阿伯爵（Conde de Mantua）夫人唐•瑪爾卡麗塔（D. Margarida）解除對澳門與馬尼拉之間貿易的禁令。Boletim da Filmoteca Ultramarina Portuguesa, No. 13, 1959, p. 697.

崇禎十七年（1644年2月8日─1644年6月4日）3月18日，葡印總督阿維拉斯伯爵（Conde de Aveiras）批准，澳門居民狄奧戈•蘇亞雷斯（Diogo Cardoso Soares）被委任為葡萄牙王室財務代理人，年薪200帕塔卡。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Ⅶ, p. 79.

耶穌會駐中國省區副主教陳善策神父的字紙（手稿）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1月30日－1711年2月16日）3月18日，巴黎外方傳教會神父伯祿．埃爾韋（Pierre Hervé）在澳門逝世。埃爾韋於1698年來中國，先後在粵北、江西和福建等地傳教。1707年被清政府驅逐並退避澳門，與教宗特使鐸羅一起被澳門政府拘押，後遷居奧斯定堂直至病逝。熱拉爾·穆賽等編：《1659—2004年入華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列傳》，第901頁。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1月31日－1719年2月18日）3月24日，當匡特·西里瓦（Quandt Silva）、華貓殊、尼古勞·啡嗚味和萊梅·施利華（Manuel Leme da Silva）到達廣州時，李若瑟神父已從兩廣總督楊琳處獲准取消對船隻出海的禁令。澳門議事會致信表示感謝， 神父在1718年3月14日回覆說：“我已收到諸位閣下兩封信，一封為本月3日的信，感謝我按照諸位吩咐為讓澳門市的船隻得以出海所作的微薄工作。我沒有回信，因為最近身體不適，至今仍病痛纏身。另一封是本月18日的信，收到後我立即面見總督，商談香山知縣徵收地租事宜，他回答說他已答應免除葡政府500兩白銀……總督正在等待皇帝的詔書，並說不久將把總督寫有同情我的奏摺呈上。諸位閣下可向香山知縣宣告，根據總督親口跟我所說，他已同意免除葡政府500兩白銀之事。”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94—95頁。

清雍正三年（1725年2月13日－1726年2月1日）3月17日晚，在南灣的稅館有清朝差役在吃飯，一名黑奴入館要酒喝，差役見其已醉，推其出門。恰遇葡兵經過，兩相打罵。差役奔報內司，內司派人察看，行至大廟（即主教座堂），又遇葡兵數名，糾纏至稅館。數十名葡兵將門砸爛，衝進稅館，打傷廚子一名，又將稅館翟氏內司家人一名捉到彝屋毆打。稅館把總聞訊，迅即馳往解救，被捉之人旋即放回。18日，為抗議葡兵暴行，澳中鋪戶罷市俱不開張。後西洋理事官委黎多呈文請求廣東政府給予寬宥，原諒此事由不理性又喝醉的黑人引發。廣東政府派人調查清楚此事後，遂派千總鍾應選於20日到澳，勸諭各鋪開張營業，恢復正常貿易。《廣東提督董象偉奏報澳門洋人醉酒傷人業已平復結案摺》，載《香山明清檔案輯錄》，第171頁。

雍正十二年（1734年2月4日－1735年1月23日）3月18日，澳門教區主教歐熱尼奧•特里格依羅斯由南京主教陪同到達廣州，在這一天乘坐1艘法國輪船前往歐洲。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22頁。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2月8日－1759年1月28日）3月18日，果阿宗教裁判所下令，不得容忍澳門華人的任何表演與遊行。但是澳門議事會的主要官員認為，葡萄牙人不能對澳門的華人行使司法權，於是十分謹慎地默許了澳門華人短暫的娛樂活動。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184頁。

清嘉慶五年（1800年1月25日─1801年2月12日）3月18日，香山縣丞吳兆晉下理事官奧利維拉‧馬托斯（AntónioJoaquim de Oliveira Matos）諭，前因衙署倒塌，暫移翠微書院。至此時已有30餘年，該書院房屋亦將就傾圮，急需修整。故在澳門暫賃民房，權時駐足。這是香山縣丞官署第二次進入澳門。龍思泰亦稱：這位地位較低的行政官員，被中國人稱為佐堂，於1800年開始駐在澳門。《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縣丞吳兆晉為在澳地暫賃民房駐紮事下理事官諭》，第399頁。從當時香山縣丞吳兆晉的諭文看，“房屋修理完畢仍回翠微公署”；再從當年六月十五日另一份香山縣丞的文件稱，署理縣丞於六月十六日（8月6日）要來澳門查閱情況（《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署香山縣丞王為臨澳公幹飭備公館事下理事官諭》，第400頁），故知，在1800年8月6日之前，香山縣丞又遷回翠微公署。故第一次縣丞入澳是短暫的幾個月的時間。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129—130頁。

清嘉慶七年（1802年2月3日─1803年1月22日）3月18日，由艦長愛德華‧奧斯本（Edward O. Osborn）指揮的英國皇家船“自大”號，從加爾各答護送3艘商船到達接近澳門的伶仃島。這3艘商船每艘都有一隊歐洲兵和相應的歐洲大炮，武裝力量足夠將它們改變成為戰船，由中校羅伯特‧漢密爾頓（Robert Hamilton）指揮。隨後，又有小戰船“俄爾甫斯（Orpheus）”號和雙桅船“狐狸（Fox）”號加入。東印度公司特選委員會指示奧斯本和漢密爾頓上岸拜訪澳門總督若瑟‧邊度，要求軍隊登陸合作保衛澳門，若瑟‧邊度沒有給以答覆，但強調要求英船仍留在伶仃島。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677—678頁。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2月20日─1834年2月8日）3月18日，英國東印度公司外科醫生郭雷樞與美國少女西拉貝爾·卡露蓮（Caroline Shillaber）在澳門英國小教堂舉行婚禮。錢納利為這對新婚夫婦繪製了肖像。Harriett Low,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p.522.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2月5日─1838年1月25日）4月11日，查爾斯·義律獲准進入廣州。廣州知府於3月18日批准了其請求。英國皇家使團於本月12日，持著中國政府發給的執照，從澳門到達了省城。組成使團人員是：總監義律上校；第二監督參遜先生；秘書及司庫艾姆斯利先生；中文秘書馬儒翰先生；醫生亞歷山大·安德遜先生。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65頁；Chinese Repository, Vol.5, No.12, p.576.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2月5日─1849年1月23日）3月18日，澳督亞馬留以西班牙及荷蘭船隻無視澳門政府對氹仔島的管轄權為由，遂發佈告示，要求所有進出氹仔港的外國船隻，無論兵船、商船，都必須懸掛葡萄牙國旗，到港務局登記註冊並繳納停泊稅。Governo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studo documental ácerca da soberania de Portugal em 1887, nos territóries de Macau e suas dependências, pp. 3-4.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3月18日，澳門政府決心禁止清朝官員進入澳門時鳴鑼。而在內地，官員們出入通常是要鳴鑼開道的。澳門同知接到澳門政府的通知稱，今後凡有清朝官員訪問澳門，澳門政府將以接待外國代表的禮節來招待他們。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99頁。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211頁。

同治六年（1867年2月5日─1868年1月24日）3月25日，葡文報紙《東北風》（O Aquilão）在上海出版，創辦人為僑居上海的澳門土生人奧比諾‧席爾維拉（Albino da Silveira），主編為若瑟‧迪尼斯（António José Diniz），由澳門土生人羅薩里奧家族（C. do Rosário）開辦的印字館印刷。該報創辦一年後，被葡萄牙駐滬領事勒令於1868年3月18日停刊。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 291.

清光緒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3月18日，就日前路環、氹仔統領馬丁斯．馬德拉中尉（João Procópio Martins Madeira）提交的報告，提及計劃在小橫琴島設民防隊及徵稅一事，澳門總督通過其輔政司馬些度作出答覆：“總督閣下十分滿意地看到您為使小橫琴、夏灣和石嶺三個村的居民開始向財政署繳納“什一稅”所做的努力。雖然眼下這些稅收效果微不足道，但無論如何會因此而消弱他們對我們主權的漠視，這是至關重要的。總督同意您對上述村莊“地保”的任命。關於在那裡建一房屋駐紮一支小分隊之事，閣下認為最好暫時不做為妥，因為在與主權有關的談判中需要在某種程度上採取極其謹慎的態度，要一點一點地去獲取利益，而不是使用可能會引起中國當局注意的如此明顯方式。您可以在島上組織一支在所謂“地保”領導下由該幾個村中服從當局的人組成的小型民防隊。這才是目前可以做的事。”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99-120頁。Manuel Teixeira, Taipa e Coloane, pp. 23—24.

清光緒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3月11日，路環、氹仔統領馬丁斯．馬德拉中尉（João Procópio Martins Madeira）報告稱：“氹仔炮台對面是小橫琴島，那裡有三個村子，小橫琴村、夏灣村和石嶺村。儘管這些村子擁有漁網、蠔場和許多捕魚捉蟹的小船，並且在漲潮時將柴草運出小橫琴島，但他們並不向政府納稅。我曾走訪過一個村子，派人叫來一位擔任小橫琴村“地保”的老華人業主，得知1850年6月24日美士基打中校任命他為“地保”，從那時起再未委任過其他人。但這種任命根本無用，因為村民完全不理會這種權威，甚麼也不向其繳納。根據這種情況，我收回了該“地保”的委任狀，並派人通知所有主要村民到本據點來，命令他們應該選出“地保”並從今年起要繳納“什一稅”。於是他們選出一位叫“阿貴”的人做“地保”，我發給他委任狀，由他負責收“什一稅”。他繳納了本年第一季度的稅款9.5元。如果讓小橫琴村的居民免於因無人過問而經常遭受劫掠，那麼這個村子就會變得很重要，就有可能在其大片土地上出現商鋪和船棧。然而只要3名士兵和1名下士就已足夠，村民們也十分渴望得到發展。我認為很快就會有成效，待時機成熟就可去收繳法律規定應繳納的稅項。如果結果並非理想，亦損失很小，因為所建房屋可給亦由我任命的村中民防隊員駐守。”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99-120頁。Manuel Teixeira, Taipa e Coloane, pp. 23—24.

光緒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3月18日，澳門政府收購南灣街27號塞爾卡爾宮為總督府，因塞爾卡爾子爵夫人把塞爾卡爾宮抵押給渣打銀行，而由區法院法官拍賣給能支付其作價金額五分之四的人，即25068. 66元，最後由澳門政府拍得。澳門政府遂將此地正式作為總督府。塞爾卡爾子爵夫人指的是梅洛的妻子，小梅洛僅有男爵銜而無子爵銜。塞爾卡爾子爵逝世前曾將南灣別墅和聖珊澤宮作為遺產劃分給其妻子。關於南灣別墅和聖珊澤宮的產權糾紛，是當時澳門民事訴訟中一件很複雜的案件，詳情可參閱Isabel Nunes, Santa Sancha, pp. 12—14. 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 1, p. 72.

《知新報》第六期刊登《萬國公政說》、《國朝六大可惜論》、《西學課程》、《湘礦起色》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1月22日─1899年2月9日）3月18日，澳門按察司兼理商局局長帕索‧賈華臚（Passo de Carvalho）定斷“成利押”東主及司事鄧翼臣倒盆。並派皇家新街商人何連旺作為該倒盆店總理人，又派三層樓街宋紳、天神巷（Travessa dos Anjos）何連勝作為該倒盆店查理數目人。《澳門政府憲報》1898年3月26日第13號。

民國七年 (1918年1月1日-1918年12月31日)3月18日，葡萄牙駐華公使符禮德對北京政府外交部答覆稱：一、葡艦並未攔阻華艦往來澳門附近海道，且對於華艦與本國船隻及諸聯盟國暨他各友邦所有之船，均屬一律待遇，毫無歧視之處。況昔年巡弋海道之權，獨歸葡官執掌。其澳門領海之界線，原自澳門起點，達於灣仔為止。查管理澳門海道權，既歸葡國所有，則一切華船若往來澳門附近海面，在進口之時，自應照章填寫報單。此種特權，亦各國所認者。葡政府曉然，中國兵艦巡船如開往前山寨及澳門迤北等處之時，必須由澳門附近海面經過，故對該行駛船免其照章填單。以此可見，本國並無攔阻華船之意。但本國既有管理海口權柄，遇有中國用非是兵船而載兵者，經過澳門時，則本國向其要求，必須領取執照，始可放行，以此更能易於顯明澳門海權歸本國所有。二、至於葡輪越過灣仔，勒繳華人船牌費、驅逐灣泊漁船，所指必謂巡船前往查看在灣仔附近海面停泊之大小船隻而言。查按照澳門船政廳所訂立之章程，當然索取執照，並巡視船隻應否停泊地點等事。其船政廳之海權能及於所有澳門之領海，以此足可證明，無論船在於附澳海面之何處，皆在船政廳權力之下。總之，本國所有之海權，在船隻由海道能到之處為止。查現今所行之規條，亦為歷來所用之法也。三、遣艇載運泥土填塞海道一節，想必以為運土等工，定不在於澳門地方，在於附澳海道之處，不知此確為誤會矣。其篩挖泥水之工程，實在澳門葡國領土境內，於澳門海面之西，亞婆石與青洲中心平行線之南，將挖出之泥拋棄海中，其海亦皆在本國所管境內。至於所稱中葡兩國兵船常發生糾葛之言，查所指皆不過為細微之事，此確因數只不大華船之官長意欲嘗試不按照早經規定之條例而行，但豈知此項條例在於各文明國遇有船隻到該國海口時，亦必須如此辦理。船於進口之時，要求其填寫報單一事，不但專對外國而用，至於本國兵艦、商船，亦事同一律。《澳門專檔》第4冊《外交部收葡符使節略》，第313-314頁。

民國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3月18日，當時世界最著名的鋼琴家萊奧波爾多．格多斯基(Leopoldo Godowsky)在伯多祿五世戲院舉行音樂會。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166頁。

1923年（民國十二年）1月11日，《政府公報》頒令禁止在公共場合舉行政治性示威、遊行等活動。新總督羅德禮（Rodrigo José Rodrigues）決定，邀請前被封閉的各社團登記章程，以便開始活動。他還決定，恢復因上述事件被開除的工人的公職，且不留任何紀錄。3月18日，名鋼琴家雷奧波爾多‧格多斯基（Leopoldo Godowsky）在伯多祿五世戲院舉行音樂會。

民國十七年(1928年1月1日─1928年12月31日)3月18日，岐關車路公司第一期工程(即由澳門關閘至中山古鶴段)修至翠微時，業已達7公里，遂於本日舉行通車典禮。是日，澳督巴波沙主持開幕禮，中山縣縣長、省公路處處長、港督金文泰、澳門商會主席許祥等中西人士蒞臨觀禮，非常熱鬧。至10月，第一期工程由澳門關閘至中山古鶴段通車。1929年5月，第二期工程由古鶴至下柵段竣工。1930年5月1日，第三期工程由下柵至崖口段，以經翠亨鄉之山門徑工程最難，工程很久方才通車。1932年1月l7日，第四期工程由攬邊至石岐幾經波折，在修築大環橋後全面竣工，至此東路工程完成。1933年7月5日，第五期工程即西路工程，由蕭家村、三鄉、深灣至石岐，北頭由石岐華佗廟至北台通車。而澳門至三鄉亦於1931年4月5日通車，蕭家村至北台一線延至1936年方全部完成。至此，岐關車路全線完工。全路由澳門至中山蕭家村共20. 3公里，然後，再由蕭家村分東西兩路到達石岐，東路長41. 91公里，西路長37公里，全部合計99. 98公里。拱北關民國十七年華洋貿易統計報告書》(1928年12月31日)、《拱北關民國十九年華洋貿易統計報告書》(1930)、《民國二十一年海關中外貿易統計年刊．拱北關部分》(1932)，載莫世祥等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第370頁、第372頁及第374頁；梅士敏：《岐關車路60年》，載《澳門日報》1988年3月24日；按：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219頁稱：1929年3月10日，澳門─石岐公路開通。又飛歷奇：《澳門電影歷史：有聲影片時期(1932─1936)》(載《文化雜誌》第23期1995年)稱3月18日巴波沙總督在場舉行通車(或落成)儀式。綜合前引諸書，我們採用3月18日落成通車的說法。又《民國二十七年海關中外貿易統計年刊．拱北關部分》(1937)(莫世祥等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第382頁)稱：“中山縣屬汽車公路，年內完好無阻，歲闌之際，其西支線未竣部分亦告完成”，則知直至1937年末，岐關車路方全線竣工。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三月十八日，鏡湖醫院慈善會第三屆值理會歡迎馬師曾暨勝利劇團為鏡湖醫院慈善會籌款合照留影。 前排左四起：黃仲敏、黃福龍 前排左七起：馬師曾、柯麟、何賢、鳳凰女、陳醒章（右一）； 後排左一：朱給 後排左三起：李寬、潘毓華、區國樑、曹子珊、譚福賢。

1987年3月18日，中葡雙方就澳門問題在北京展開第四輪會談。會談結束時，中葡兩國達成協議。

1987年3月18日在北京舉行的中葡第四輪會談，也是最後一輪會談。

1999年3月18日，葡萄牙總統桑帕約（澳譯沈拜奧）、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同時抵澳訪問，出席澳門文化中心揭幕禮。

新口岸何賢公園新建了一座以白色為主調的“澳門回歸紀念亭”，周圍綠草如茵，背襯蒼翠松樹及棕櫚叢，色澤鮮明，顯眼突出；亭子雖然細小，面積只有七十五平方米，僅佔園地一隅，但外形特別，惹人注目，且與園建及環境協調，增添公園姿彩。亭子建築結構簡單，佈局簡潔，設計別具心思。整體建築由大小兩個圓形相連組成，其中大圓建有上蓋，可遮陽避雨，小圓則露天，透明光亮，外圍用綠色網狀欄柵裝飾，視野擴闊；亭內設有座椅，可供遊人休憩歇息。在大圓旁邊，即入口右側，豎立一幅灰黑色花崗石牆，高三米六，寬三米二，牆上部份鏤空，巧妙裝飾成“99”兩字，顯示澳門回歸年份；其旁則刻有“澳門回歸紀念亭”等字樣，説明築亭永久紀念澳門回歸祖國懷抱這一中華民族盛事。據介紹，它的內涵更豐富，大圓代表強大的祖國，小圓代表緊靠祖國的澳門，也寓意“一國兩制”，外形結構雖簡單，卻將精神融入建築設計中，渾然一體。亭子由澳門中華總商會耗資五十萬元興建，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卅日動土，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八日落成開幕，選址何賢公園內興建，也別具意義。何賢是中總已故會長，熱愛祖國，熱愛澳門，為澳門社會發展作出重大貢獻，澳門回歸，也是他生前的願望，今築亭紀念澳門回歸，包含着雙重意義。在亭子開幕時，特首何厚鏵等主持剪綵揭幕儀式外，並在亭旁種植一株白蘭樹，紀念千禧年植樹節。

登上氹仔大潭山公園觀景亭，雖在炎夏烈日當空，酷熱逼人，但在亭內庇蔭，涼風習習，暑氣頓消，令人精神爽快！俯視山下機場，遠眺路環，極目九洲洋，海濶天空，心曠神怡。大潭山高一百五十八米，由雞頸山及觀音山連結而成，山名相對當地小潭山而言。往昔“雞頸風帆”是澳門八景之一，今風帆少見，而港澳噴射船卻穿梭往來，舊景不再。公園處在雞頸公路近機場附近山坡地帶，依山而建，開闢階梯式平台，高低有致；花圃遍設，形狀不同，種植花木，鋪上草皮，一片綠茵；小徑階梯，貫通全園，整體佈局簡約自然，曠闊開朗。公園兩側山坡雖然野生樹木葱蘢，但園中新植樹苗幼小，未能成蔭，除了小亭外，上無片瓦遮頭，寂寥空曠，缺乏遮陽避雨之所。在進園路旁，以花草砌成巨大“大潭山花卉公園”及“歡迎”字樣，異常醒目。園中分佈瞭望台、觀景台、兒童遊樂場、燒烤區及停車場。兒童遊樂場有多種遊樂設施，可供兒童玩樂。進園馬路貫通公園，直達山頂新建的澳門地球物理暨氣象台。這座公園由前海島市政廳耗資百萬元興建，於二零零一年三月十八日正式開幕，這是氹仔第八個公園。年前，增闢環山徑，全長四千公尺，徑內因其特色分成幾個區域，包括生態漫遊區、踏板健身區、自然敎育徑及原生魚類保護區，使公園發揮更大功能。

圖中的“收買佬”已經是澳門最後一個打著銅鑼去收賣舊貨的人。

2014年3月18日舉辦《千里清泉 源繫珠江》短片首播儀式暨對澳供水挑戰與機遇研討會。

2020年3月15日，本澳新增1例輸入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病例，為本澳第11例確診患者，患者為女性，26歲，韓國籍外僱，居住在金峰南岸。3月18日上午，本澳確診第14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42歲女性，為印尼籍外僱隨行家屬，居住於氹仔太子花城第三座；同日，本澳確診第15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病例，患者為31歲男性，菲律賓籍外地僱員，任職酒店侍應，居住在羅神父街25號B奈洪大廈。3月19日，確診第17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病例，患者為11歲男性，學生，是第14例確診患者的兒子，同住於氹仔太子花城第三座。

2020年3月18日，本澳確診第15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病例，患者為31歲男性，菲律賓籍外地僱員，任職酒店侍應，居住在羅神父街25號B奈洪大廈。

2020年3月18日上午，本澳確診第14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42歲女性，為印尼籍外僱隨行家屬，居住於氹仔太子花城第三座； 3月19日，確診第17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病例，患者為11歲男性，學生，是第14例確診患者的兒子，同住於氹仔太子花城第三座。

柿山哪吒古廟值理會理事長馮健富表示，約130年前澳門發生瘟疫，由於沒有醫療技術，死亡人數眾多，但當時全澳只有柿山無出現瘟疫，據前輩所指是因為哪吒菩薩保佑，而當時的民眾認為是將菩薩巡遊，舞龍舞獅燒炮杖，讓神靈顯靈，所以沒有一例傳染病例。馮健富指，大三巴的市民也覺得是柿山哪吒顯靈，所以供請哪吒到大三巴，事隔一個月後，當地的瘟疫亦消失。

大三巴哪吒廟值理會會長葉達表示，建廟原因是當年澳門鼠疫流行，港澳死亡人數很高，百多年前的醫療不太昌明，西醫不發達，民眾希望神明保佑，解救那次瘟疫。有居民聲稱發夢時，有一名小孩來到善信床邊，教導善信可用草藥治病能夠痊癒，消息一個傳一個，最後疫情平息，為紀念哪吒顯靈解決瘟疫，因而向澳葡政府申請興建大三巴哪吒廟。

在澳門這一外向型經濟體內，人們對匯率的感受非常明顯。當個人或家庭出境旅遊或留學，當企業進行國際貿易或投資時，需要在不同貨幣間進行兌換。匯率就是將一種貨幣兌換成另外一種貨幣的比率，即不同貨幣之間的價格。在澳門，為什麼澳門幣兌港元的匯率穩定在 1.03，而兌人民幣的匯率則會波動呢？要回答這一問題，就需要弄清楚澳門的匯率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