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年（1582年1月24日─1583年1月23日）3月14日，为了防止仍忠于葡萄牙王室的人抢先将葡西合并的消息传至澳门，煽动葡人反西情绪，菲督龙魁洛•佩尼亚罗沙派西班牙耶稣会士阿隆索•桑切斯（Alonso Sanchez）从马尼拉启程前往中国。阿隆索•桑切斯此次来华的主要任务是，受菲律宾政府委托，到澳门宣布葡西合并的消息，劝说当地的葡商承认菲利浦二世为葡国君王，并宣誓效忠。阿隆索•桑切斯一行共26人，他们在途中遭遇风暴漂至福建海岸。又经过三星期的航程，于5月2日抵达广州，知府下令召见新来的外国人，但由于察院（chaen）要视察广州，全城要求关闭三日，因此，这批欧洲人被押送到罗明坚神父所住的客栈。桑切斯向罗明坚透露了他来中国的目的。 当时两广总督陈瑞刚赴任不久，其人乃福建人，年过七旬。称自己奉皇命来考察澳门葡人司法及中国海口来的外国人事宜，即传令召集澳门本地首领艾雷斯，门多萨（Aires Gonçalves de Mendoça）及新任萨主教到总督府，并质问其两件事：为何叫许多葡人、日本人及伽夫哩人都集合到澳门？你们葡人怎敢在中国的领土上施行葡国的法律？澳门听到这一传讯，十分慌张。当时范礼安正好在澳门，遂命罗明坚代表萨主教，王室大法官马提亚斯•本涅拉（Matias Panela）则代表驻地首领。为了避免陈瑞总督找澳门人的茬，他们准备了一批宝贵的礼品，其中有纯丝的衣料，带折的衣服，水晶镜子以及其他珍品，总值超过1000金币。陈瑞见到如此珍贵的礼品，傲慢态度顿然消失，并以盛大场面接待澳门代表。最后，陈瑞微笑地通知他们，澳门的情况一切照旧，但当然要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陈瑞为了表示自己的清廉，当着众人的面吩咐该付的银钱总数。因为，政府是严禁官员接受这种礼物的。但是，他又偷偷派人去见罗明坚等人，要罗明坚去澳门另买一份珍品而私下交给他。罗明坚也趁机向他请求安排一个教士的居地。阿隆索•桑切斯的报告则称：两人（罗明坚及马提亚斯•本涅拉）磕过头后，对都堂（两广总督）说，葡人从来是中国国王的臣民及忠实仆人，将都堂大人奉为主人及庇护人。听了此话，都堂的态度缓和下来，怒容烟消云散，还说，想将葡人收作子民。他对两人大加恩施，给了他们几块银牌，上面写着“持有人有出入中国的特权，可晋见总督，任何人不得加以阻拦”。马提亚斯•本涅拉与罗明坚这一次与陈瑞的会见解决了三个问题：1．解释了从吕宋来中国的西班牙人的目的，解救了包括阿隆索•桑切斯及稍后被捕的热罗尼莫•布尔戈斯（Jerónimo de Burgos）等39名西班牙人；2．巩固了澳门的地位；3．获得了批准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居住的权利。《耶稣会神父桑切斯受菲律宾总督佩尼亚罗萨、主教及吕宋岛和马尼拉城官员之命出使中华帝国简报》，转自普加《桑切斯澳门及中国沿海之行（1582—1584）》，载《澳门史新编》第1册，第35页；裴化行《天主教16世纪在华传教志》，第202—203页却称：广州的商人都怀疑桑切斯不是传教士，而是澳门的间谍，故被系于狱中。Manuel Teixeira, Os Ouvideores em Macau, p. 1 称马提亚斯•本涅拉于1592年出任澳门王室大法官。文德泉在该书的“澳门理事官表”中又称1582年马提亚斯•本涅拉是澳门议事会第一任理事官，但议事会成立时间却在1583年。《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卷第3章，第148—149页。桑切斯：《耶稣会桑切斯神父受菲律宾总督佩尼亚罗沙、主教及其他陛下官员之命从吕宋岛马尼拉城使华简志》，西班牙塞维亚东西印度总档案馆，菲律宾档79—2—15，见金国平的《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第254—255页。Manuel Múrías, Instrução para o Bispo de Pequim e Outros Document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 p. 114.

崇祯五年（1632年2月20日─1633年2月7日）3月14日，西班牙王室为了对澳门至马尼拉航线贸易的垄断，于本日重申了过去对这一航线贸易的禁令。Arquivos de Macau 1a série, Vol. 1, pp. 309—310.

崇祯六年（1633年2月8日─1634年1月28日）3月14日，葡萄牙国王批准葡印总督在果阿使用澳门华人工匠铸造铁炮。澳门铸炮厂中的华人工匠来自佛山。而精通铜炮铸造技术的塔瓦雷斯•博卡罗又向中国同行学会了铁炮术，他并向葡印总督汇报说，他已掌握了铸造铁炮的技艺。葡印总督遂同澳门铸炮厂签订100门铸铁炮的合同。完成这一订单后，塔瓦雷斯•博卡罗的铁炮技艺更加嫺熟。为此，葡印总督决定向其颁赠基督骑士团战袍并予以奖赏。Documentos Remetidos da índia ou Livros das Monções, Vol. 30, p. 166. 黄洁娴：《明末葡国铸炮业在澳门与中西关系》（未刊本），澳门大学葡文学院硕士论文，1998年。Documentos Remetidos da índia ou Livros das Monções, Vol. 43, p. 43.

康熙五年(1666年2月4日－1667年1月23日)2月，3艘暹罗船滞留广州，两年后来到澳门，3月13日至14日离澳，该船在澳门装载了货品及乘客前往暹罗。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108.

康熙六年（1667年1月24日－1668年2月11日）2月18日，饥饿中的澳门葡人为了不成为饿殍，不得不答应姚启圣的条件，支付广东方面25万两白银以换取开海贸易。本日，关闸重新开放，直至3月14日，关闸每五日开放一次，让葡人购买食品。由于福建方面出现的问题，清廷再次强调禁海，关闸门再一次关闭。 John E.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p. 97.

康熙六年（1667年1月24日－1668年2月11日）2月，葡印总督努内斯•库尼亚收到澳门的信后，经过磋商，遂于3月14日决定派遣使节出使清廷，同时派遣100名葡兵和100名印度兵（但后来实际只派了50名印度兵），并运来粮食、军火等补给品，但没有给使团准备任何礼品和经费，而是请求暹罗国王给澳门继续提供援助。使节以葡萄牙国王阿丰索六世名义被派遣。使团大使为玛纳•撒尔达聂（Manuel de Saldanha），使团成员共为62人，其中有随团司铎西蒙•格拉萨（Simão da Graça）及秘书白垒拉（Bento Pereira da Faria）。使团于5月14日从果阿启程。 详细研究见：Anabela Nunes Monteiro, Macau no Tempo de Bento Pereira de Faria, tese de mestrado da Uinivesidade de Macau,1998. John E.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pp. 102—103.

康熙三十年（1691年1月29日－1692年2月16日）3月14日，澳门议事会再次重申葡萄牙王室颁布的法令，声明该会有权任命“管理社会秩序负责人”，同时任命一批负责治安的军官，并规定其职责。这个日子后来就被定为治安警察成立的纪念日。Eduardo A.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39；文德泉：《阿尔诺索伯爵笔下的澳门》，载《文化杂志》第7—8期，1989年。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1月23日－1709年2月9日）3月14日，葡萄牙国王覆函澳门议事会，澳门议事会1706年12月14日上书葡王请求准许在苏拉特等地做生意的澳门市民可以派船前往巴西贸易，并请求减免支付主教年金。国王完全否决了议事会的请求。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55.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1月31日－1719年2月18日）3月24日，当匡特·西里瓦（Quandt Silva）、华猫殊、尼古劳·啡呜味和莱梅·施利华（Manuel Leme da Silva）到达广州时，李若瑟神父已从两广总督杨琳处获准取消对船只出海的禁令。澳门议事会致信表示感谢， 神父在1718年3月14日回复说：“我已收到诸位阁下两封信，一封为本月3日的信，感谢我按照诸位吩咐为让澳门市的船只得以出海所作的微薄工作。我没有回信，因为最近身体不适，至今仍病痛缠身。另一封是本月18日的信，收到后我立即面见总督，商谈香山知县征收地租事宜，他回答说他已答应免除葡政府500两白银……总督正在等待皇帝的诏书，并说不久将把总督写有同情我的奏折呈上。诸位阁下可向香山知县宣告，根据总督亲口跟我所说，他已同意免除葡政府500两白银之事。”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94—95页。

雍正三年（1725年2月13日－1726年2月1日）3月14日，清朝兵部议准两广总督孔毓珣的建议，将澳门葡商大小洋船，定额为25只。地方官编列号数，刊刻烙印，各给执照一纸，将船户、舵水及商贩夷人、该管头目姓名填注照内。以此25船为定额。不许增置。若实系朽坏，不堪修补，呈明地方官查验，取具印甘各结申报督抚，准其补造，仍用原编字型大小。又规定：澳门之西洋人所有出洋商船，每年出口时，将照赴沿海该管营汛挂号，守口官弁将船号人数姓名逐一验明，申报督抚存案。如出口夹带违禁货物，并将中国人偷载出洋，守口官弁徇情疏纵者，革职。至入口之时，亦将船号人数姓名逐一验明，申报督抚存案。除头目遇有事故，由该国发来更换者，准其更换外，其无故前来者，不许夹带入口及容留居住。若稽查不到，将守口及地方该管各官，照失察例议处。梁廷枏则称，“向编香字型大小，由海关监督给照，凡二十五号”。25艘船为： 分类 额船中文名 额船外文名 1 央·打华离 João Távares 2 安多尼·古鲁苏 António Grosso 3 万威·必都卢 Manuel Pedro 4 禄地里古·多尼 Rodrigo António 5 尼阿古·西离华 Niagu Silva 6 知古·列地 Chico Leite 7 戎务·名禺 Ivo Milho 8 尼古劳·啡呜味 Nicolau Fiumes 9 若瑟·亚彼留 José Abréu 10 月旺·疏夏 João de Sousa Magalhães 11 毕度卢·山度·地·古鲁苏 Pedro Santo de Grosso 12 利安度路·鲁马 Leandro Lima 13 万威·列味·西华 Manuel Levi Silva 14 马诺·哥斯达 Manuel Costa 15 万威·利瓜路 Manuel Regallo 16 委星的·黎威鲁 Vicente Relveiro 17 素些·变若·加喇华卢 Sousa Beija Carvalho 18 弗浪斜·胜呢劳 França Noronha 19 类斯·山治 Luís Sanches de Cáceres 20 山度·安多尼 Santo António 21 郎皮罗·西牙里 Lebre Serra 22 若望·蒙打惹 João Monteiro 23 华猫殊 Manuel Favacho 24 万威·味先地·罗咱 Manuel Vicente Rosa 25 弗浪西古·打·刺家度 Francisco da Ricardo 对于清政府规定的澳门额船，在关税政策上澳门享有极大的优惠。张甄陶称：“凡关部之例，各番船俱由东莞虎门入口，即时赴关上税，每番舶一只，上税二三万金不等。惟澳夷之舶，则由十字门入口，收泊澳门，并不向关上税。先将货搬入澳，自行抽收，以充番官番兵俸饷，又有羨余，则解回本国。至十三行商人赴澳承买，然后赴关上税，是所课乃商人之税，与澳夷无与。又则例甚轻，每一舶不过收税三四千金不等。故澳夷得住澳之后，震夸诸国，以澳门地图为宝。”魏源称：“澳船额二十五，雍正中奏定，来澳出输船钞，货则听入夷楼；有买者，为出税。非若英吉利诸夷商，船货并税之。”可知，澳门额船外出贸易返澳时，每艘船仅向中国海关交“三四千金”的船钞，输入货物不交货税。值得注意的是，澳门葡人的额船贸易“不与十三行交接，自与香山县牙行互市”。这就是说，澳门葡商与中国内地发生贸易关系是通过香山县牙行完成，而不是通过广州的十三行完成。 《清会典事例》卷629《兵部》88《绿营处分例》；梁廷枏：《粤海关志》卷27《夷商》2；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卷180《经政略》23。郭德焱提出一种观点：“当时清政府规定的（澳门）额船中，应该含有巴斯船。”（《清代广州的巴斯商人》第3章第56页。）并疑第十九号船“类斯·山治”为巴斯人Wesserwanjee。此说当误，25艘额船全为葡人，“类斯·山治”为葡人船主Luís Sanches de Cáceres之省译。表内25艘额船的葡文名对应是在李长森《明清时期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发展与变迁》第4章表36的基础上进行的补译，仅作试译，勿作定名。按：25艘额船保留了25位早期在澳门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之名，此25人仅万威·味先地·罗咱一人被Famílias Macaenses一书收录外，其余24人均不见载。可证，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澳门土生葡人资料，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尼古劳·啡呜味当即文德泉《l8世纪澳门》中经常出现的葡人船主Nicolau Fiumes。他拥有两艘船“圣安东尼奥”号和“福音”号。 月旺·疏夏，阮元的《广东通志》卷180和祝淮的《新修香山县志》卷4均作“月旺”；梁廷枏的《粤海关志》卷27《夷商》作“明旺”；刘芳辑的《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亦作“月旺”。查1732年及1746年先后两次出任澳门议事会的理事官葡商若奥·马加良斯（João de Sousa Magalhães）应即是第十号额船船主“月旺·疏夏”，“月旺”即João之译音，故知“明旺”之“明”为误。 《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568号及569号档有兵总马诺·哥斯达，时在嘉庆元年，应不是一人。 类斯·山治当即文德泉《18世纪澳门》及其他葡文档案中经常出现的葡人船主Luís Saches de Caceres， 华猫殊当即文德泉《18世纪澳门》中经常出现的葡人船主Manuel Favaeho，他拥有的额船葡文名号为“西望洋圣母·圣若泽”号。 张甄陶：《制驭澳夷论》，载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9帙。 魏源：《海国图志》卷53《大西洋、英吉利国广述》下。 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卷180《经政略》23；祝淮：《新修香山县志》卷4《海防附澳门》：“惟澳夷来去无期，自与香山县牙行互市。

乾隆七年（1742年2月5日－1743年1月25日）3月14日，澳门主教伊拉利奥·罗沙（Hilário de Santa Rosa）修士乘坐“圣佩德罗·圣若奥”号战舰前来澳门。同船前来的有四位耶稣会士和两位方济各会士。两位方济各会士是阿尔毕诺·亚宋生（Albino de Assunção）和若瑟·马利亚（José de Jesus Maria）修士。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28—131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XVIII, p.384.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2月5日─1762年1月24日)3月14日，由于澳门圣保禄学院的耶稣会士事先得知庞巴尔(Marquês Pombal)侯爵取缔耶稣会命令的消息，在这一命令尚未传达澳门前，耶稣会士若奥．欧华利斯(João Álvares)将圣保禄书院图书馆的图书、档案分装四个中国式木箱，交安东尼奥．巴切科(D. António Pacheco)船长运到了马尼拉，从而使这批珍贵文献逃过了耶稣会解散之劫。Benjamin Videira Pires, 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ⅩⅥ a ⅩⅨ, p. 64.

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2月15日─1772年2月3日)3月14日，澳督罗德里格•贾士度在议事会联席会议上针对议事会要求撤销全部巡捕房提出建议称，巡捕是凡是形成城市的地方都离不开的特殊条件。城市除了国王供养的军队外，必须拥有一定数目的巡捕来维持城市及居民的安宁生活。澳门拥有炮台和陆军防卫队，但驻守澳门四个炮台的士兵数量很少，不足以应付守卫炮台及其他的防卫工作。澳门城里到处是外国人，特别是华人为多。为了保证葡萄牙居民安宁的生活，巡捕队伍决不能撤销。他还称，澳门巡捕由三类居民组成，一是享有特权并有豁免权者，如法院巡捕、议事会和其他法院的巡捕；二是高等人；三是私人家庭、修道院和其他享有特权的教士所雇的佣人。最后会上一致同意保持巡捕队伍并执行国王的命令。潘日明：《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第116—117页。

清嘉庆八年（1803年1月23日─1804年2月10日）3月15日，据澳门议事会理事官若瑟•科英布拉禀报，因盗船蜂拥劫掠商船，必须昼夜小心防范。近数日更有盗船驶进妈角等处，截劫渡船米石、银两、货物，其往来客船、小艇，被劫者不可胜计，以致水路不通，澳门华夷有绝粮之虞。特禀告香山，恳求救援。《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署香山知县杨时行为复商船被劫禀恳救援事下理事官谕》，第447页。

清嘉庆八年（1803年1月23日─1804年2月10日）3月14日，香山知县杨时行下理事官若瑟•科英布拉谕，令其遵照旧章，专用汉字书写禀文。旧例：澳门葡人向清政府上行禀告文字一律用汉字书写。议事会讨论决议，希望清政府批准今后所用禀文，均用汉葡两种文字合并书写，但遭到拒绝。《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知县杨时行为饬呈禀遵照旧章专用唐字事下理事官谕》，第414页。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2月25日，两江总督耆英就澳葡修建请免领牌照一事奏明道光帝，内称：“查澳门地方，以关闸为门户。自关闸以南，过三巴门至于海滨，约有五六里，统名之曰澳门。从前该夷在此五六里中任意兴造炮台夷庄，情殊叵测，故严定章程，止准照旧修葺，不准添造房舍，其采买木植等项皆须报官，请照立法之初，诚如部议，具有深意。乃意大里亚国因各国通商皆已改照新章，欲求自关闸至三巴门一带地方，俱归该国拨兵把守，并请免领牌照，冀遂其任便修造之私。经臣查明，关闸至三巴门五里，三巴门以内，地势浅而横广，周围约计仅只一千三百八十余丈，内除海关税馆而外，其余栉比皆系夷屋、庙宇，东西南三面滨海，并无尺寸之地可以扩充，北面即系三巴门围墙。是以臣乘此机会，坚持定见，破其奸谋，与之再三辩论，几于唇焦颖秃，始行议定，以三巴门围墙为界，不得稍有逾越。盖基地既已湫隘，该夷虽欲任意兴造，亦无立足处所，即可不致另有他虞。不妨宽其禁令，免请牌照，以示体恤。前淮议驳，臣何敢固执己见，必欲更改旧章。但从前之遇有兴造，请领牌照，尚是补偏救弊之法。今日之画定界址，免请牌照，实为曲突徙薪之计。况现在情形，操纵之难，十倍往昔。臣思维再四，若遵部议飭令仍照旧章，请领牌照，彼亦将藉以有词，侵轶至三巴门外，无所限制，已虑滋生事端。设彼肆其桀骜，不遵请照，更属不成事体，似不若免其请领牌照，宽维絷以顺其情，仍不得于三巴门外擅有建造，严限制以遏其势，以期相安无事。”3月14日道光帝批复：不得于三巴门外擅有建造，现据该督等面与要约，当不致遽有反复，惟事涉外交，必须筹及久远，设使异时该国以三巴门内无可驻足，又于三巴门外妄肆干求，该督如何防范遏绝，正宜远虑豫筹。总须确有把握，毋为将就目前之计。《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两江总督耆英奏报遵驳妥议意大里亚国通商章程折》，第508—510页。《清宣宗道光实录》卷401道光二十四年正月癸巳。

咸丰七年（1857年1月26日─1858年2月13日）3月14日，王室敕令要求澳门政府将芋头种送到葡国，以期在里斯本试种。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30页。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3月14日，总理衙门2月28日照会西班牙署理公使，要求该国以后毋庸在澳门招工。该署理公使丁辩称此举不遵和约，既准英、法两国照二十二款章程招工，何以不准本国一体照办？“近年以来，在澳门招工出洋者，较之他口甚多。今据贵衙门以澳门招工不甚相宜，本大臣无管辖该处之责，亦愿飭令本国民人移于别口招工，无如贵衙门不肯允准，本大臣亦无别法，自可令其在澳门招工”《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日国署理钦差丁为在澳招工往洋事致总理衙门照会》，第65－66页。

光绪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3月14日，任命安东尼奥‧塔罗内（António Talone da Costa e Silva）海军少校为澳门港务局局长。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319页。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2月2日─1909年1月21日）3月14日，经澳门按察司兼理商局判定，大街46号泰和银店并股东潘三益堂即潘礼臣、冯萝川、冯宝川（即已故冯凤韶之子）、关澄川、李兰桂堂、卢焯之（即卢九，已故）、蔡裕堂（已故）、张鸿景堂（已故）等准作倒盘办理。《澳门政府宪报》1908年3月21日第12号。

民国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3月14日，澳门主教鲍理诺牧访西江地区传道会。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76页。

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1日─1926年12月31日)3月14日，前山由于与澳门毗邻，自罢工风潮兴起后，虽经纠察队严密封锁，但走私之事仍层出不穷。为此纠察队第五支队长黄雍率领武装纠察队百余名往前山增防，拟在东关闸附近加筑炮垒，以便于防守杜绝走私。刚刚搭建棚厂，兴工建筑，不料驻关闸之葡兵加以阻挠，指为占界，并勒令拆去，为此中葡之间发生冲突，造成纠察队一人重伤，两人轻伤。纠察队随即派训育主任陈式熹前与澳督马嘉礼交涉。澳督对于冲突表示歉意，遂将肇事葡兵销差，并送伤者前往山顶医院治疗。[1]

拍摄时间：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三月十四日 澳门中华总商会、镜湖医院慈善会、同善堂值理会、中华妇女会、孔教委员会联合欢迎何东爵绅大会合照留影。 前排左起：周赐达、卢荣锡、黄豫樵、高可宁夫人杨咏生、高可宁、蔡文轩、何东、郭则范、刘叙堂、刘柏盈、梁学馨（右一）； 中排左起：黄渭霖、胡煜荣、陈立民、黄杰源、崔养（右四）、崔瑞琛（右三）； 后排左起：曾锡祺、姚景槐、源晋初、莫培樾、叶子如、周介眉、崔乐其、潘毓华、陈毅生、何贤、韦颂、朱给。

利玛窦中学举办中华文物图片展览会，澳门主教戴维理莅临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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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兴牙雕”售卖象牙雕塑，老板是何褔胜先生。店铺后来由草堆街搬至木桥街继续营运。

澳门伤残人士服务协进会秘书长何国明表示，自己在1969年感染小儿麻痺症，当时只出生四个月，发高烧后双脚已经无力，当时的医疗设施还未进步，大家对这个病也不是很认识，不懂得前期处理，后期也护理不好，导致腰椎弯曲，余生也要坐轮椅度过，当时同村也有其他儿童患有小儿麻痺症。何国明指，当时在农村生活，没有医疗辅具，只能爬著行走，父母认为入学对何国明会有帮助，于是四处寻找接收伤残学生的学校，被很多间学校拒绝后，经过天主教区神父的转介，才入读圣德兰小学。他指当时学校并没有无障碍设施，每天上学放学也要老师协助撑扶几层楼梯，相当辛苦。而当时社会对残疾人士也有抗拒，感觉很不好，因此造成他的性格有点内向。

澳门天主教主教公署，又称主教府，位于大堂右侧。1576年由教宗额我略十三世颁下谕旨，确立澳门在远东的教区地位，澳门主教堂便开始成立，曾管辖著中国、朝鲜、日本、越南、老挝、暹逻、马来西亚等地的天主教会，至今已四百多年。据考证，主教府至少建于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前，现有建筑为1987年时扩充和重建，1991年完工。主教府内的图书馆藏有不少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