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1月26日─1553年1月13日)10月22日，彿蘭西斯科．沙勿略在上川致馬六甲老友迪奧戈．佩雷拉的信中說：葡人曼努埃爾．查維斯(Manuel Chaves)從廣州監獄中逃出時，藏匿在一位華人家中。這位華人答應彿蘭西斯科．沙勿略，如果彿蘭西斯科．沙勿略出200擔胡椒，他就將彿蘭西斯科．沙勿略帶進廣州。約期已屆，所約華商不至，於是進廣州希望完全斷絕。Georg Schurhammer, Episolae S. Francisci Xaverii Aliaque eius Script, Vol. 2, pp. 509—512.

清順治十五年(永曆十二年/1658年2月2日－1659年1月22日)10月22日，葡萄牙奧斯定修士米格爾．安若斯第二次被選為澳門奧斯定堂本堂神父及修道院院長。其第一次被選在1645年4月。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604.

康熙六年（1667年1月24日－1668年2月11日）10月22日，香山縣丞奉兩廣總督盧興祖之命抵澳取證，證明姚啟聖下澳索賄之罪。澳門議事會認為姚啟聖的建議和所作所為給澳門帶來了好處，他們不僅沒有指控姚啟聖，反而為姚啟聖講了不少好話。 John E.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pp. 100-101.

清康熙九年（1670年1月21日－1671年2月8日）1月10日，方濟各會利安定（Augustinus a S. Paschale）和拉．卡馬拉 (Juan de la Câmara）神父從馬尼拉乘船前往帝汶傳教，同年10月22日又轉往巴達維亞。八個月後，在巴達維亞通過一艘來自澳門的商船得知，中國皇帝已經同意關押在廣州的傳教士重返各地的教堂。於是，決定前往澳門。 D. E. Mungello,The Spirit and the Flesh in Shandong, 1650—1785, p.55, 轉引崔維孝：《明清之際西班牙方濟會在華傳教研究（1579—1732）》，第242頁。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2月15日－1685年2月2日）10月22日，清政府收復台灣後，隨之解除海禁，同時開放同海外各國的貿易，稱：山東、江南、浙江、廣東各海口除夾帶違禁貨物照例治罪外，商民人等有欲出洋貿易者，呈明地方官，登記姓名，取其保結，給發執照，船身烙號刊名，令守口官弁查驗，准其出入貿易。並先後在全國設立江、浙、閩、粵四大海關。“天下海關，在福建轄以將軍，在浙江、江蘇轄以巡撫，惟廣東海關專設監督，誠其重任也”。可見，對清廷而言，四大海關，唯粵海關為重。《清聖祖康熙實錄》卷116，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丁丑；《清會典實例》卷629《兵部》88 《綠營處分例》；梁廷枏：《粵海關志》卷7《設官》。

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1月24日－1717年2月10日）9月7日，兩廣總督趙弘燦派一名官員下澳，接會天文的戴進賢及會天文並會彈琴的嚴嘉樂進京。9月11日，乘官船離澳至廣州。9月21日，清朝欽差大使李秉忠等人到達廣東，並到肇慶向兩廣總督趙弘燦傳旨：“西洋人無照者不許出境。”隨後，由兩廣總督趙弘燦家人陪同至澳門購買西洋物件。10月22日，通曉天文的倪天爵從澳門趕至廣州。11月9日李秉忠攜三名天文學家戴進賢、嚴嘉樂、倪天爵離廣州進京。《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 《廣東巡撫楊琳奏報伴送手藝人及西洋人進京並到粵洋船數目摺》、《兩廣總督趙弘燦奏報遵旨傳宣西洋人無照者不許出境李秉忠已赴澳門尋買西洋物件並續到澳門船數摺》，第110頁；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669—670頁；嚴嘉樂：《中國來信（1716—1736）》，第26—30頁。

雍正三年（1725年2月13日－1726年2月1日）7月24日，教宗本篤十三世（Bento ⅩⅢ）派遣兩名聖衣會士葛達都（Gottard Plaskowitz）、易德豐（Ildefonso de Nativitate）為使臣，向新即位的雍正帝祝賀。兩聖衣會士又攜帶三名方濟各會士於本日抵達廣州。10月22日進京，獻各種杯、瓶、盒、盤及顯微鏡、火字鏡、照字鏡數百件及厚福水、巴爾撒嗎油、阿噶達片、鼻煙等藥物。11月7日，雍正帝接見使臣，並回賜綢緞、綾、絲、貂皮、人參、瓷器、茶葉、紙、墨等物，並接受教宗的請求釋放德理格（Teodorico Pedrini）、畢天祥（Ludovicus Antonius Appiani）、計有綱（Antoine Guignes）三人。阿葛達片很可能是聖保祿學院秘方中的Pirolas Contra a gotta，即治療痛風的藥片。參見《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第116頁。 梁廷枏：《海國四說》之《粵道貢國說》卷4《意大里亞國》；和坤：《大清一統志》卷423《西洋》；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第169—170頁。

雍正六年（1728年2月10日－1729年1月28日）10月22日，西班牙多明我會士費若用（又稱費若望，Juan Alcobel）從馬尼拉抵達澳門，住板樟堂。數月後，被白多祿主教派遣福安傳教。吳旻、韓琦編校：《歐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獻彙編》33《福建漳州府漳浦縣袁本濂、邵武府建寧縣王文昭會審福安天主教案招冊》，第101頁；José Marí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2, p.187。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1月25日─1763年2月12日)10月22日，葡萄牙人庫斯托迪奧．孔塞桑(Custódio da Conceição) 被選為澳門奧斯定堂本堂神父及修道院院長。不久，改由路易斯．聖安娜(Luís de S. Ana)神父出任院長。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605.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月24日─1793年2月10日)10月22日，收到交趾支那和東京國(Tonquim)的信稱，願將其港口供澳門貿易使用。但澳門對此並不感興趣，他們認為交趾支那人粗暴且見利忘義。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690.

清嘉慶十三年（1808年1月28日─1809年2月13日）10月22日，又從孟加拉來了英國兵船4艘，載士兵400余人，兩批共計來澳兵艦13艘，兵員760人。來澳英軍軍紀很壞，醉醺醺的英國兵尋歡作樂，非法闖入私人住宅，印度兵到處搶劫，甚至挖華人墳墓。一片混亂中，幾名印度兵被殺。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142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兩廣總督吳熊光等奏訪訊英兵入澳系圖占據澳門已嚴諭回國等情折》，第673—674頁。

清嘉慶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10月22日，一艘俄羅斯外洋貨船“吥地杓”號，灣泊鷄頸洋外。先是，它由俄國裝送啞嘞孟國貨商前往大西洋國貿易，由大西洋裝載麥子運至小西洋發賣。適小西洋被別國圍困，因而缺麥。今自小西洋揚帆經過啞嗔國地方，買得檳榔5000石，欲進廣州撥換茶葉等貨。中途被風打壞舵尾，寄碇十字門外潭仔修整。該船外商曾赴澳門理事官處，請求理事官呈稟中國政府，批准其前往黃埔貿易。但未獲批准。《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下冊《判事官眉為轉稟懇准俄船進黃埔貿易事呈中國官員稟》，第701頁。

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2月16日─1818年2月4日）10月22日，兩廣總督蔣攸銛巡視澳門。兩廣總督蔣攸銛已得到將調任四川總督的消息後，決定對澳門進行一次巡視。他10月15日從廣州出發，於20日抵達香山縣，並檢閱前山寨官兵。22日赴澳門，住議事會為其準備的“大公館”，視察三巴、伽思蘭、東望洋、西望洋、娘媽閣及南灣等6座炮台，並檢查澳門藏匿中國天主教徒的“弊端”。《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澳門同知兼署香山知縣鐘英為兩廣總督臨澳飭備公館等事下理事官諭》，第372頁。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1月26日─1839年2月13日）10月22日，艦長為拉．普雷斯（La Place）的法國軍艦“阿爾特密瑟 （L'Artenmise）”號到達澳門，該船上有52門大炮和425名船員。Chinese Repository, Vol.7, No.6, p.336.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10月31日，兩廣總督耆英和粵海關監督文豐通知澳門理事官維森特．佐治稱：我於8月15日將閣下提出的關於“外國商船可以前往澳門貿易和在澳門租房存儲貨物、商品稅完全按新稅率執行、不願前往澳門的船隻聽便”的要求呈報皇上。10月22日，皇上批文如下：“關於葡萄牙的請求，鑒於其長期居住澳門，並一貫遵紀守法，他們要求允許外國商船前往澳門從事貿易，考慮到總督和海關的意見，其中無欺詐或不良企圖，可按總督的意見辦理。”為了執行皇帝聖旨，以本函件通知理事官，即可實施。《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上卷第3編，第1043頁。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10月18—22日，耆英針對中法談判中法方強請他弛禁天主教事連續上奏，請求道光帝對天主教弛禁。道光帝與耆英等人反複商議，最後，於11月26日由耆英擬寫一“簡明節略”的奏報，而由道光帝批複“依議”，於12月14日正式公布稱：“原所以禁中國借教為惡之人，並非禁及於西洋各國所崇奉之教也。今據佛蘭西使臣拉萼尼請將中國習教為善之人免罪之處，似屬可行，應請嗣後無論中外民人，凡有學習天主教並不滋事為非者，仰懇天恩，准予免罪。”這是清政府正式發布的解除教禁的公文，從此，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獲得了合法地位。《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6冊卷72，第2900頁；《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7冊，第534頁；郭衛東：《清朝基督教弛禁的澳門交涉》，載《文化雜誌》第54期，2005年。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2月7日─1846年1月26日）5月，美國長老會哈巴安德（Andrew P. Happer）牧師在澳門開辦一所男子寄宿學校， 預計招生30人以內，結果有50人報名，最後錄取27人。學校的主要任務是開展宗教教育，為將來培養教牧人員，並教授西方科學，用英語作為教學語言。大約花費了1萬美元興建了一所約70平方米的房子作為校舍。哈巴安德牧師是上年10月22日抵達澳門的。Missions Correspondence and Reports: Richard Cole to Board, April 2th,1845, 香港浸會大學特藏組保存：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 S. A.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1833-1911, China;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4, No. 4, p. 200.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11月2日，葡萄牙王室法令撤銷了費利西安諾．佩雷拉（Feliciano António Marques Pereira）上校代理澳門政府事務的職務。費利西安諾是在海軍上校、總督亞馬留被中國人殺死後，根據同年10月22日頒佈的法令，受命擔任此職的。法令還任命海軍上校官也（Pedro Alexandrino da Cunha）為澳門新任總督。Chinese Repository, Vol. 19, No. 6, p. 344;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01頁。

咸豐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10月22日，政務委員們又與澳門商業巨頭們召開聯席會議，與會者有埃斯特旺．卡內羅（Bernardo Estêvão Carneiro）、貝爾南多．古拉爾特、維森特．佐治、小俾利喇、阿西斯．費爾南德斯、勞倫索．佩雷拉（Lourenço Pereira）、若瑟．佩斯塔納（José Ferreira Pestana）、梅洛等。眾人一致認為，有必要邁出促使商行與中國海關返回澳門的第一步。於是，澳督賈多素利用一些同華人的老關係開始與各商行進行非正式接觸，並通過管理華人事務官馬葵士向兩廣總督徐廣縉建議，清政府在澳門設立一“商業代表”。徐廣縉因賈多素上任時對他的漠視仍耿耿於懷，故對賈多素的建議完全置之不理。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第208—209頁。

光緒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10月22日，吉廖梅‧彼加多在里斯本去世。彼加多1803年5月23日生於澳門聖老楞佐堂區（S. Lourenço），1820年進入科英布拉大學學習，1824年獲得數學學位，1825年取得哲學學位，1826年6月27日獲得數學博士學位，1827年1月23日起在科英布拉大學天文台工作，但不久因其自由主義思想，被流放到布萊斯特（Brest），1834年返回葡萄牙，任王國教育領導委員會委員和數學系講師。1837年1月，任新成立的綜合理工科學校的講師。1842年11月13日，經澳門選區推薦，彼加多首次當選為葡萄牙宮廷議會議員。但1843年6月12日被廢除議員職務。1852年3月7日，彼加多第二次被澳門選為議員。1853年4月9日，彼加多第三次被澳門選為議員。1855年10月8日，彼加多第四次被澳門選為議員。他經常參與殖民地和教育事務，曾任殖民地軍隊官員，是澳門國家兵營名譽少校。1852年進入里斯本科學院，1853年創辦氣象台，附屬於綜合理工科學校。1860年作為綜合理工科學校的元老級教授退休。彼加多在數學、物理和氣象學領域成果卓著。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p. 977;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84、112、117、123頁。

清宣統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10月22日，澳門政府對剛剛爆發的革命黨人的武昌起意對澳門可能帶來的影響採取了緊急防範措施，澳門步兵司令席爾瓦‧羅薩（Augusto Carlos Cabral da Silva Rosa）轉達了澳門總督的機密命令：警報信號方面規定，除突然襲擊我有生力量的特殊情況外，警報信號只能在得到總督閣下的批准之後才可以發出。警報信號發出後，若是在白天，大炮台將根據具體情況在一個或者多個地方懸掛出各種旗幟；若是在夜間，則將在一個或者多個地方點燃起火炬以便全市及外港都能清楚地看見。如果是從地峽發起的進攻，便懸掛三面白旗；如果進攻是從內港發起的，便懸掛兩面紅旗和一面白旗；如果進攻是從拉塔石發起的，便懸掛一面紅旗和兩面白旗；如果是市內發生暴亂，則懸掛三面紅旗等。司令部方面，司令部將在澳督府辦公，或者說如果認為適當的話，也可以將其辦公地點設在大炮台。下達警報命令的司令部將由總督閣下和作為其副手的海軍部部長及軍士處處長，以及總督閣下事務助理和兩名司令部屬下在總部任職的軍官組成。一旦有了緊急情況，司令部全體人員都應立即攜帶武器和必要的彈藥來到總部。在澳門的武裝部隊和消防及電話服務：殖民地海軍將隨時做好準備，等侯命令，以便及時出航戰鬥；歐洲炮兵連將負責防守其兵營所在的城堡及其各支隊所駐守的要塞；一旦有了意外員警部隊將立即在兵營集中待命，都必須立刻從所屬連隊中派一個班去那里增援，與此同時立即將這特殊情況報告司令部。志願兵團：一旦有事，應迅速攜帶武器彈藥在聖家辣兵營集合，等侯命令。水警：一旦看見警報信號，必須立即回到其軍營，並隨即攜帶上武器彈藥等侯命令。在被認為有絕對必要的情況下，海軍部部長不管是否得到上級的命令，都可動用水警中的一些人員。華人事務行政代理處也要盡可能瞭解華人內部發生的暴亂情形，同樣必須將其及時報告司令部。防範規定非常詳細，可以看到澳府之目的乃是防範中國的軍隊武力收復澳門。卡洛斯‧高美士‧貝薩：《澳門與共和體制在中國的建立》，附件十《澳門司令部、軍事處、澳門省總督閣下對警報問題下達的指示》，第95頁。

民國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10月22日，上午，海賊袁帶乘海軍兵艦赴澳，澳門政府鳴炮20餘響，以示歡迎。其時，袁帶率領軍隊共數百名，且抵達雞頸洋面時，鼓動一切土匪預備嚮應。下午3時，袁軍劫走停泊於灣仔海面的糾察大隊長馮劍光所租商輪“智德”號及船上第8支隊守輪隊員2名。其他人獲悉後，紛紛前往前山躲避，隨之第5、7、12等三支隊亦暫時移入前山，請該處駐防國民革命軍加以保護。《(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10月29日。

收集於1928年之1927年的物業稅公鈔收單

民國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10月22日，署理港督史美 (N. L. Smith)乘坐軍艦“花而蒙 (Falmouth)”號訪問澳門。史美訪澳，有着十分重要的使命，就是商談港澳兩地一旦發生危急事故時的合作事宜。來訪者並向澳督巴波沙透漏了一個令葡萄牙人喜悅的訊息，香港防務計劃會考慮將澳門納入其中，並透漏英國軍事代表團在不久會訪問里斯本，屆時再與葡國政府商討澳門的防務問題。1937年9月14日葡萄牙外交部長致駐倫敦葡大使館電報，B—24及1937年10月29日葡殖民地部轉澳門總督第137號電報給外交部，B—4；轉自陳錫豪：《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第19頁。

民國二十七年 (1938年1月1日—1938年12月31日)10月22日，日軍攻陷廣州。難民潮一波接一波地向澳門湧來，曾經一天之內，有兩萬人齊集在拱北關口，準備湧入澳門。澳門政府一方面儘量安撫民眾，令大家保持冷靜；一方面維持和平時期的措施，既不採取總動員令，也不下達戒嚴令，並將後備兵團維持在一個適當的數量。理卡多‧平托：《中立區的炮火》，載《澳門雜誌》第2期，1997年9月。

拍攝時間：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十月二十二日 前排左起：何自強、周鏡廷、柯麟夫人陳智英、黃榕增夫人、黃榕增、柯麟、孟憲民、李端禮、潘毓膺、饒不辱； 中排左起：李可珍、冼潔瑜、杜佩德、梁秀珍、盧鳳儀、麥佩斯、黎玉清、鄭慶移、龔杏芳、周金陵、陳美玉（稍為靠後）、王炳煒； 後排左起：李筱玉、劉翠芳、李澤芬、容秀玲、何惠璇、區貴雲、劉金鳳、李仲蘭、馬雪貞、鍾慧卿、周澤寰、黃東明、陳日華、黎玲、林如慶。

1993年10月22日，“恐龍在澳門”展覽開幕。這是全東南亞最大規模的恐龍展覽。

1996年10月22日，澳門基本法協進會主辦的“澳門基本法研習班進階課程”開學典禮上，嘉賓與學員合照。主協辦單位負責人崔德祺、李康、賀定一、陳繼春、饒不辱、楊允中，以及新華社澳門分社的許潮生、張棟、許光任和街總、中華敎育會負責人陳景垣、伍華佳等蒞會。參考資料：《華僑報》1996年10月23日報道。

2001年10月22日，政府公佈22份競投賭牌投資意向書，有投資額達天文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