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七年（1627年2月16日─1628年2月4日）10月16日，澳门圣保禄学院院长兼本堂神父、葡萄牙耶稣会士罗玛诺（Manuel Lopes）神父在澳门逝世。罗玛诺神父1616年即在圣保禄学院任教，1622—1624年及1624—1627年出任澳门教区本堂神父，还先后两次出任圣保禄学院院长。21日，由西班牙人佩德罗•莫雷宏（Pedro Morejon）神父出任圣保禄学院院长。葡萄牙耶稣会士中还有一位与Manuel Lopes完全同名的人，但他是一位修士，且是澳门土生人。参见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383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377; 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384页。高瀬泓一郎：《キリシタン时代の文化と诸相》，第328页。

崇祯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6月25日，英国商船到达澳门附近的麦子山（Monte de Trigo，今珠海市斗门区三灶一带），当时澳门的情况十分微妙，尽管英国同葡印总督缔结条约中允许英国商船来澳门，但由于当时澳门的繁荣全赖于葡萄牙船队的往来贸易，澳门议事会考虑到本地商人的利益，坚决反对英商进入澳门参加对华贸易。故议事会采取种种方法拖延时间，阻止英国商船进入内港。英国商船只得移泊氹仔（Taipa）。7月5日，澳门总督邀请若翰．威德尔上校及随行英国商人进入澳门。7月15日，若翰．威德尔不顾澳门葡人的阻挠，率领商船离开澳门，直奔广州，在珠江口勘查广州河口水道，并找到了虎门入口，还调查了珠江口明军防御力量。但是广州官方声明：英商不得在澳门贸易。7月22日，英国商船返回伶仃洋。7月29日，若翰．威德尔再次率领船队向广州进发。8月6日抵达珠江口，当时广东官员要求等待上级批复，但是若翰．威德尔没有等待中方批覆就率领船队驶进内河，向广州挺进。8月6日，澳门选出四位助理与议事会解决如何对付澳门海岸出现的4艘英国船的问题。8月12日，中英展开炮战。仅仅半个小时，虎门炮台陷落。英军登陆占领炮台，缴获44门小炮以及2艘平底船、1只渔船。8月15日，若翰．威德尔派鲁宾逊、拿塔尼耳．蒙特尼2人与通事番禺人李叶荣（Pablo Noretti）一起去广州谈判通商。到达广州后，受到广东总兵陈谦的热情接待，“红夷到日，即入总府。见万众喧嚣，即发回哨船”。[10]8月21日，通事李叶荣带来海道副使郑觐光和广东总兵陈谦的一封信，称：广东给英国人在国内买卖任何商品的自由，并指定三处为英船的停泊所，还指定由李叶荣为经纪人，派两三个人到广州准备购办货物，并请求英国人将明方的炮和船放还。若翰．威德尔满意有关安排，立即将炮及帆船放还。8月24日，李叶荣返回广州，由首商拿塔尼耳．蒙特尼和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鲁宾逊3人陪同前往。他们携带西班牙银元22000八单位雷阿尔（Reais-de-oito）及两小箱日本银，其中10000送给官员们，其他用作投资。到广州后，购买白糖1150担、糖米50担、米85担、酒100坛，并住在华商揭邦俊家。后在琶洲处被明方捕盗船抓获。[11]8月30日，若翰．威德尔命令船只前移两里，到达大虎岛。[12]9月6日，若翰．威德尔接到澳门总督与议事会的书面抗议，要求英方退出中国海域。若翰．威德尔却依仗李叶荣背后的关系表示反对。[13]当时，两广总督张镜心督促广东总兵陈谦出师浪白，9月10日，副总兵黎延庆等率葡萄牙人支援的3艘火器船对英船进行攻击，“打死夷人数名”。[14]9月26日，若翰．威德尔将船队退回伶仃岛。27日，船行至距离澳门4里格远的地方。然后，船队委员会向澳门葡萄牙人投递了抗议书，阐述了对在果阿和澳门遭到冷遇而不满的理由，指责澳门葡人向中国纵火船提供军需和装备，对扣押英人一事他们要负责。澳门葡人拒绝承认。[15]同时，张镜心又实行“檄道厅亲至澳门宣示汉法，以法绳澳，以澳驱红，节节相促，受我戎索”的方策。[16]10月初，广东市舶司会同香山县差官及驻澳提调、备倭诸官下澳，传唤议事会理事官、通事、揽头到议事会宣谕，要求澳门议事会理事官戎猫州弗黎厨（Francisco de Araújo de Barros）[17]、揽头吕沈西及通事刘德来广州调停处理英商之事。[18]10月16日，几名澳门葡人前往广州调停中英关系。10月18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当时会议试图迫使英商达成以下协议：即刻退出广州，永不再来；对中方给予此次在此经商的特权，应先付给酬金28000雷阿尔。但是，英国商人表示反对。[19]在葡人的调停下，广东方面将英商及其款项、货物全部发还，并完成了他们的贸易。11月22日，中英双方签订贸易协定：“允许（英商）自由经商，扩大贸易，长久居住，但英方每年应缴付（中国）皇帝2万两白银及4门大铁炮和50支毛瑟枪。”11月26日，英商离开广州，回到碇泊澳门的船队上。[20]Monte de Trigo，一般人译为横琴岛，似不妥。Monte de Trigo，意为“麦子山”。葡语及英语文献中均有出现。英语仅见于《芒迪游记》，作Monton de Trigo。Montón为西班牙语，意即“堆”。西班牙语也有Monte，且与葡语同意。显然，芒迪将Monte误作Montón。有人称芒迪懂葡语与西语，不知所据。仅此一例可知其西语水准实很低劣。否则不会将Monte与Montón混淆。葡语中，有图示[图载“A Portugues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Santa Barbara Portuguese Studies（Journal of the Center of Portugueses 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94, VolumeI, p. 241, 但失考]。据图，Monte de Trigo为今三灶岛，但航海资料的文字涉及则是指三灶东侧一小岛。“沿着高澜山航行，可见一圆岛，然后在它的尽处又可见一更长、形成圆湾的大岛。再前面是4个小岛，共中之一便是称为Monte deTrigo的又圆又高的岛屿。（Ms. Cadaval 972, f. 95v°）”这一“又圆又高的岛屿”之汉名暂缺。无论准确度还是可信度，航海资料均高于图籍。前者成于明末，后者乃清初一示意性图示，不很准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8—19页。博克塞：《300年前的澳门》，第51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19页；刘鉴唐、张力主编：《中英关系系年要录13世纪—1760》第1卷，第116—117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44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本月初三（8月22日）日，夷船扬帆直入铳台，兵放铳堵御，自辰至末，夷船不敢径入，泊回原处，打坏小料船一只。”中英双方记录差异甚大。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1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李叶荣带夷目二人进省”，又称“带同夷目二名，夷仔一名”，又称“旧澳夷通事李叶荣往谕，随夷目二名进省投见”，又称“红夷头目三名雇船一只”，又称“其前后羁留夷人五名内，查三名的系头目，一名噧呾缠，一名毛直缠，一名嘛道呧。其夷奴二名，则无名可查”。噧呾缠，应即为蒙特尼（Mountney），而嘛道呧应为蒙特尼之弟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如此，毛直缠则应为鲁宾逊的译名。可知，他们三人应是分两次进入广州的。[10]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3《参镇压庇奸之罪疏》。[11]《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2]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3]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5]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24页。[16]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1《报镇将驱逐红夷疏》。[17]此处理事官葡文名字据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07. 而来，但与“戎猫州弗黎厨”音不合。[18]《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20]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1月31日－1700年2月18日）10月16日，若瑟•孔捷绍修士第四次被选为澳门奥斯定堂本堂神父及修道院院长。为了奥斯定堂的经费，他乘船前往帝汶寻求施舍，船在途中遭遇海难，若瑟•孔捷绍修士身亡。就在其殉难的那一天，澳门奥斯定堂的大钟几乎敲响15分钟。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563—604.

雍正元年（1723年2月5日－1724年1月25日）10月16日，雍正皇帝发布一道诏令，将康熙五十六年（1717）颁布的华人赴南洋贸易的禁令取消，允许华商参与对外贸易的竞争。中国商人于是从帝汶、巴达维亚运回大量的檀香木，在广州出售。售价低廉，以致从澳门到帝汶的航行，几乎无利可图。原来除禁止中国人的海上贸易，澳门商人们也只获准让其船只交替前往巴达维亚或马尼拉。既然中国禁令已经解除，葡萄牙船只的海上贸易再不受任何限制。康熙皇帝禁止了中国人出海，迫使他们把其布匹交由葡萄牙人的船只运往海外，而雍正却撤销了对中国人的禁令。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145页；《清会典事例》卷629《兵部》88《绿营处分例》称：“雍正元年题准，出海商渔船，各照省分油饰，并刊刻某省某州县某字某号字样。沿海汛口及巡哨官弁，凡遇商渔船，验系照依各本省油饰刊刻字型大小者，即系民船，当即放行。”其实，1623年清政府并没有正式下达取消南洋贸易的禁令，应只是放开了华人的出海贸易。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07—108页。

雍正十年（1732年1月27日－1733年2月13日）10月16日，各地驱逐到广州西洋教士全部送往澳门后，耶稣会士戴进贤(Ignace Kögler)上奏雍正帝称，西洋商船都停泊在广州府，澳门地方只能停泊小船，凡重载之船难以到澳门。今广州府不留一西洋人，则信息断绝，贸易亦将废弃。恳求雍正帝批准，留二三西洋人在省城居住，以通澳门音信，决不敢再招摇生事。雍正帝阅戴进贤疏后，于本日下谕，要广东总督鄂弥达了解情况，如果澳门不能停泊大船的情况属实，那就可以同意在广州保留二三名西洋传教士居住。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寄谕广东总督鄂弥达等著查明澳门可否停泊大船以定可否留西洋人在省城居住事宜》，第173页。

乾隆十年（1745年2月1日－1746年1月21日）10月16日，澳门同知厅发给英商央吗喇氏执照一张，准其进入广州搭船回国，但毋许夹带违禁货物。按：所有外国船舶进入黄埔及外商来往省澳，必须先在澳门领取一份“照票”，这一“照票”由澳门同知厅在澳门颁发。《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署香山县顾嵩为转给央吗喇氏入省搭船归国照票事行理事官牌》，第703页。 泰勒•丹涅特（Tylet Dennett）：《美国人在东亚》第3章，第42页。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1月25日─1763年2月12日)7月5日，葡萄牙首相庞巴尔侯爵逮捕耶稣会士的命令在澳门执行。凌晨3时，澳门政府派军队包围圣保禄学院与圣若瑟修院。在圣若瑟修院逮捕了13名耶稣会士，在圣保禄学院逮捕了11名。他们有：属中国副省，驻圣若瑟堂的葡萄牙籍神父纪类思(Luís de Sequeira)、费德尼(Denis Ferreira)、归玛诺(Manuel de Aguiar)、西方济(François da Silva)、西若瑟(José da Silva)、法安东(António Falcão)、习安东 (António Simões)、甘玛诺(Manuel de Carvalho)，葡萄牙籍修士麦西蒙 (Simão de Almeida)，意大利籍神父穆安东(Antoine Xavier Morabito)、 傅方济(François Folleri)，中国籍修士许方济(François da Cunha)、杜兴福(Symphorien Duart)；属日本教区，驻圣保禄堂的有葡萄牙籍郭方济 (Francisco da Costa)、贡西夫(Silvestre Gonçalves)、西多默(Thomas de Silva)，贡玛诺(Manuel Gonçalves)、若奥•欧华利斯(João Álvares)、罗历西(Alexandre Rodrigues)修士；德国籍雅克•格拉夫(Jacque Tiago Graff)、柯约翰(João Coffe Kogler)神父；属法国耶稣会，驻圣保禄堂的有嘉类思(Louis du Gad)、赵加彼(Gabriel Boussel)、纽若翰(Jean Sylvain de Neuvialle)神父。圣若瑟堂的神父先被拘禁于方济各会修道院中，8日被押赴圣保禄堂，与前此拘禁于多明我会修道院的会士合禁一处。由哨兵日夜把守，不许与外间通消息。9月初将中国、日本两教区与法国传教会的杂物悉数拍卖。各修院关闭。1762年11月5日耶稣会士们被关押到“圣路易斯(S. Luís)”号船上，并离开澳门，1763年3月22日，驶抵果阿，又被关押在莫尔莫高(Mormogao)炮台10个月。直到1764年10月16日才抵达里斯本，取缔耶稣会对澳门天主教打击很大，也加速了澳门天主教的衰弱。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725—727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58页；《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香山知县张德洄为催令查报清乾隆二十七年捉拿大小三巴寺僧下理事官谕》，第514页。香山知县张德洄在这一事件发生五年之后才派人来调查情况，并希望了解这些被抓的传教士与刚到省城的“邓类思”有何关系，此事反映：1. 清政府在澳门设立的机构对澳葡情况不清；2. 是证明当时的抓捕为秘密进行。卡拉云：《庞巴尔侯爵之监狱》，转自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813—815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p. 510—512.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1月31日─1776年2月18日)10月16日，葡印总督对来自澳门进口、出口的船只做出规定。在这个规定上签字的人几乎全是澳门的商人。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578.

清嘉庆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10月13日，2艘澳门葡人出洋协助缉捕海盗洋船晚上巡抵电白洋面寄泊。16日夜，台风猛烈，浪涌滔天。2艘葡船失踪不知去向。《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署澳门同知邹为助剿番船在电白遭风被飘事行理事官牌》，第490页。

1808年（清嘉庆十三年）7月4日～12月4日，英属印度总督致函澳门总督，英军将前往澳门以保护这座圣名之城。花利亚（Bernardo Aleixo de Lemose Faria）总督动用了一切外交手段，阻止英军的“支援”。英军强行登陆。澳门总督向广东当局求助，英人在清军威逼下撤退。9月21日，英国舰长度路利（William O' Brien Drury）借口抵御法军入侵，恪守英葡互助条约，率兵在澳门登陆。10月16日，清政府有关当局坚持要求澳葡政府作出努力以使占据澳门的英军尽快撤离。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2月5日─1819年1月25日）10月14日，澳门议事会议员皮奥·马葵士乘坐“尤利西斯”号自里斯本返抵澳门。他曾参加了国王若奥六世的加冕仪式，并代表澳门向国王宣誓效忠；他还带来了海外秘书处的文告，并在10月16日议事会特别会议上宣布。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1—22页。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1月23日─1842年2月9日）10月16日，法国遣使会士龚伯察（Jean Antoine Combelles）与羊铎 （又作翁铎，Joseph-Laurent Carayon）两神父抵达澳门。后两人先后赴蒙古地区传教。樊国阴：《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193页；方立中：《1697—1935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第578—579页。

咸丰七年（1857年1月26日─1858年2月13日）10月16日，议事公局通知在澳门的基督新教差会，自12月10日起，市区内不得再埋入任何死者，新教徒坟场亦需关闭。1858年，新教徒会在望厦一带购置了新地块“卡内罗花园”，以安葬死者。自此，此地被称为新坟场，贾梅士广场附近的坟场则叫做旧坟场。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31页。

同治九年（1870年1月31日─1871年2月18日）10月16日，葡军指挥官特萨拉在氹仔抓获一江洋大盗。此人被船厂开除后，四处流窜，逐步沦为惯偷。晚间作案发出声响时，常模仿猫叫，故绰号为“飞猫”，其真名为阿威（A Wai），由于他溜门撬锁多次得手，使居民们一度非常恐慌。当传出他在氹仔哨所被捕并被杖击75棍时，当地百姓欢呼雀跃。即便如此，该贼仍将牢室门合页上的铁钉拔出准备出逃，幸被发现，被戴上手铐后送往澳门关押。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79－180页。

光绪十二年（1886年2月4日─1887年1月23日）10月13日，意大利驻澳门领事先拿‧飞南第投诉塞尔卡尔男爵遗孀拒绝交出其已故丈夫保管的该领事馆印章及档。可能是由于新任领事过于心急，因为对他的正式任命到10月16日才做出。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46页。

光绪十六年（1890年1月21日─1891年2月8日）10月16日，葡萄牙国王任命布渣（Custódio Miguel de Borja）顾问为澳门总督及葡萄牙驻中国、日本、暹罗公使。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63页。

光绪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7月，有人在澳门张贴街招，诡称巴西已与清政府达成协议，准在澳门招工。该招工公司名为“大巴西国京都公司”（Companhia Metropolitana do Rio de Janeiro），经手人为儒利奥‧卑拿威地士（Júlio Benevides）。随后，据驻在香山县前山的海防同知魏恒、前山营都司黎中配派人至澳访查，发现在澳门最为僻静之水手街，开设了两间工所，名为“华利栈”、“万生栈”，已招400余名，多为新安县属客民。准备载运华工的德国船“地打杜士（Tetartos）”号正往泰国运米，回澳门后“将招聚之人装运出洋”。粤省随即照会交涉, 并要求拱北税务司贺璧理扣留该船。粤省的照会及行动加快了澳门招募华工的速度，澳门辅政司、署理澳督阿尔弗雷多‧莱罗（Alfredo Lelo）令招工尚未满数的“地打杜士”号于10月16日开船，计载华工475人（原合同运载520人）。其后，经两广总督咨请，1894年1月21日，总理衙门转饬各关道及知照各国驻京大臣予以查禁，不准巴西在澳门非法招募华工出洋。但巴西招工一事，曾引起港澳华商的极大兴趣，澳门的何连旺（穗田）即是积极回应者之一。康有为称：“吾港澳商咸乐任此，何君穗田擘划甚详，任雇船招工之事。”而据蒋贵麟《康南海先生轶事》一文称，澳门钜商广西候补道何穗田，熟于葡语，其与当时停居香港的巴西使者十分熟稔，并“相与讲求通商之法”。何穗田“得知康氏早留意于巴西国情，即请筹谋策划，拟结百万殖民公司，先租船四艘往巴西，每船运2000人，三月一期，每期8000人，岁运32000人入巴西，种植甘蔗、咖啡、可可、烟草等物。若得利则岁增其船。巴西四使且许我之取地，以优厚特权。其时港澳商人咸乐往，已得数十万矣。何穗田为通商计，欲请准于外部，而苦于无识外部者。时李相鸿章主外部事，康氏乃赴京都得礼部侍郎于式枚之介，请于李相鸿章，李相对巴西通商事，深表赞同，惟须俟巴西使臣来求可也”。可知，何穗田曾因巴西招工之事请康有为进京疏通，以求成事，后未果。梁鼎芬《康有为事实》称澳门赌匪某某，曾送康有为数千金不知是否与托康氏进京疏通有关。先是在1892年巴西与中国的驻法公使曾就在华招工事务协商，次年巴西派专使来华与议，因甲午战争等变故，巴西使节并未至京，事遂中辍。栾兆鹏等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0册《电稿》，卷14，第5858页；茅海建：《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画之初步考证》，载《史林》2007年第5期；《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第1224—1226页，《照录洋人招贴》，《照录前山同知、前山营都司会禀》。《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照录照会驻澳西洋罗大臣稿》，《粤督为巴西私在澳门招工查禁情形事致总署咨文》，第1227、1220—1221页。《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粤督为巴西私在澳门招工查禁情形事致总署咨文》，《总署为禁澳门外轮载运华工出洋致粤督李瀚章咨文》（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总督为外轮欲在澳载华工去巴西已知照各使查禁请转饬关道晓谕事致北洋大臣李鸿章等咨文》（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第1220—1221、1232页。康有为：《我史》，第11页；蒋贵麟：《康南海先生轶事》，载香港《大成》杂志1984年12月133期；参见茅海建：《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之初步考证》，载《史林》2007年第5期。《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731页，转自茅海建：《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之初步考证》，载《史林》2007年第5期。

《知新报》第三十四期刊登《三先生传》、《日本未足进步论》、《种菩提法》、《天陨钻石》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日（1898年10月16日）堂期集议，由香港保良局饬丁解来被人诱往星架坡，因问话扣留转返回港女子一名，陈好据供二十二岁，自小在香山麻湾刘慎德堂为婢，至十六岁嫁与古鹤乡人曾求为妻，尚有家姑在堂，该女子现已怀孕八个月之久等语，仰祈卓夺。

民国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10月16日，《澳门政府宪报》公布工程公所第10号会议记录。此次会议提出了外港石基及沙沥航道鸡颈头以南泊地工程实施的计画，直至路环以南的总体勘测已完成，据此可完成《澳门省水文总图》。因此，提出了总体工程计画。在氹仔，根据工程计画准备修改部分及鉴于1905年在小氹山及大氹山之间进行的填地工程，考虑暂不在计画建设的船坞以西进行填地工程。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144页。

民国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10月16日，葡萄牙政府颁布第7030号命令，对1917年通过的各项组织章程进行有直接需要的修改。其中，对1911年宪法的修订直接影响到规范海外殖民地组织的普通法例。故而此前同年8月20日第1022号法律亦对第277号及第278号法律作出若干修改，并促使政府将这两项法律合而为一。为此，其后公布10月9日第7008号命令，通过了殖民地在民政及财政方面的新组织纲要。上述命令第3条规定，“按照每一殖民地的发展程度及特殊情况”，为其制定新组织章程。然而，由于考虑到公布新组织章程需时甚久，故10月16日第7030号命令决定因应新的宪制秩序，仅对1917年通过的各项组织章程进行有直接需要的修改。在这些修改中尤应一提的是，对在当时每一殖民地设有的两个委员会规定新的组织方式。同时第7030号命令第2条规定，每一殖民地的执行委员会由总督、检察官、四名部门主管及一名由总督选任的委员组成。而立法委员会的组成则因殖民地而异。在澳门，立法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会的所有成员(第3条)以及下列非官委成员组成(第10条)：(1)议事会主席；(2)一名由议事会推选的议事会议员；(3)一名由30位纳税最多的人选出的市民；(4)两名由总督选任的华人社会代表。该规定使得在澳门宪制史上首次有明文规定由当地居民选出一名省立法机关的成员。然而，此种选举的范围显然仍是很狭窄的。此外，第7030号命令存在着限制殖民地本身机关立法自治的趋势。该命令规定总督在提交法案予立法委员会前，必须将法案的内容及依据通知殖民地部部长，且“提前通知之时间必须是足以使总督接收到宗主国政府认为就有关事宜应作之任何指示”(第24条第1附段)。 上述趋势在随后数年更为明显。最后，对于澳门政治行政组织的其他事宜，则仍继续适用前述第3520号命令的规定。萧伟华：《澳门宪法历史研究资料(1820─1974)》，第47─49页。

收集于1931年之1930年的物业税公钞收单

蔡志昌，香山县隆都永厚环乡（今属中山市沙溪镇永厚环村）人，生于澳门。[1]飞行员、烈士。 少年时代，蔡志昌在广州南武中学读书，1932年6月考入广东航校第六期甲班学习，1933年4月1日毕业，担任广东空军飞行员；后被派往杭州中央空军深造，之后回到广东空军第二中队任飞行员，驻守广州天河机场。 “一‧二八”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陈济棠为了独霸西南，依靠陆军和有一百多架飞机的空军，发动反蒋内战，形势十分紧张。[2] 当时，陈济棠的航空队飞行员陈振兴，擅长游泳，曾获全国百米自由泳冠军，被当时任粤空军总司令的张惠长赏识，收为谊子，送他入广东航校第六期学习，毕业后往来于省港京沪之间。当时，粤海军总司令陈策也酷爱游泳，兼任广东体校校长。张惠长与陈策常有来往，因此认识了陈振兴。陈策和陈振兴经常在珠江畔、东湖边游泳，志趣相同。陈振兴对陈策很尊重，称他为大叔。陈策利用与陈振兴的叔侄关系及平时建立的感情，做通了陈振兴的工作后，又带陈振兴与郑介民秘密磋商。郑介民以12万港币将陈振兴收买，并由陈振兴居间拉线，策反陈济棠的其他空军官兵。 按陈策、郑介民的吩咐，陈振兴陆续收买广东空军人员，并掌握陈济棠空军20多部电台的密码规律。空军少尉飞行员黄志刚与陈振兴是同期同学，感情很好。黄志刚在陈济棠的空军里，感到前途无望，对陈济棠不满，正要另谋出路。经陈振兴搭线，并以上海娥娜舞厅红舞女黄佩贞以色相引诱黄志刚上钓，由黄志刚串连驻天河机场的第二中队飞行员黄居俗、蔡志昌等与之密商反叛。6月16日，蔡志昌等人驾机北飞投靠蒋介石，这在空军内部引起很大震动，推动黄光锐于1936年7月18日，率领六个中队72架飞机北飞南京中央政府，平息内战，一致抗日。[3] 1937年8月14-15日，蔡志昌参加句容会战，他驾驶飞机，英勇作战，冲入敌阵，击落敌机一架，受到敌机群的追击，被迫降落南京郊区。事后，蔡志昌受到南京政府的嘉奖。 日本侵略者于“八一四”空战受到重创后，不甘失败，8月26日，9月19日、22日、27日再次派机袭击南京。 同年10月16日，八架敌机袭击南京，蔡志昌等立即驾机迎战，在南京市郊警戒外与敌机相遇，不久发生激战。蔡志昌击落敌机一架，但寡不敌众，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蔡志昌殉国时，年仅24岁。 事后，蔡志昌的遗体运回广州，由汉中空军总站、广东省政府，负责安葬在广州东郊云鹤岭粤空军坟场。 蔡志昌结婚仅一年六个月，生育一女，妻子居住澳门。[2] [1].《蔡志昌》，载“沙溪旅游文化网＂，2012年11月30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_detail.aspx?personId=185。 [2].《空军烈士蔡志昌》，载《中山文史》（第16辑），中山：中山政协，1989，第113页。 [3].欧大雄：《独脚将军陈策传》，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第312页。

民国三十三年 (1944年1月1日-1944年12月31日)10月16日，《澳门电台俱乐部》 (Rádio Clube de Macau)双周刊面世，至1946年4月1日停刊，共出版34期。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294页。

1983年10月16日，第二届工商展览会现场。1983年10月11日，澳门厂商联合会主办的第二届澳门工业展览会开幕仪式在南湾工人体育场开幕，参展摊位120个，21个行业，82家厂商参加展出，7家银行及多个政府单位在会场内设宣传摊位。

1988年10月16日，“天皇星”号喷射水翼船疑吸入渔网失控撞石基，包括何鸿燊在内的84名乘客受伤。这是港澳喷射船首次意外。

1995年10月16日，中国银行举行盛大仪式庆祝发行澳门币新钞，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陈滋英、澳督韦奇立等出席。

2002年10月16日，行政法务司司长陈丽敏率领代表团前往布鲁塞尔，出席“澳门——欧盟混合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并草签《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与欧洲联盟关于接收未获授权居留人士协定》。

“庆记”服装由麦强先生于1963年开办，其后已搬迁到其他地方继续营运。

“庆记”服装由麦强先生于1963年开办，其后已搬迁到其他地方继续营运。

利玛窦中学幼稚园于邀请市政署到校为幼儿表演以预防鼠患为主题的剧场'再见奥图'。

澳门现行的货币发行制度基本规定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澳门基本法》）第108条，该条规定：“澳门元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货币，继续流通；澳门货币发行权属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货币的发行须有百分之百的准备金。澳门货币的发行制度和准备金制度，由法律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可授权指定银行行使或继续行使发行澳门货币的代理职能。”以《澳门基本法》第108条为依据，1995年1月30日发布的第7/95/M号法令（澳门特别行政区发行货币制度大纲，以下称之为《货币发行制度》），详细规定了澳门的货币发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