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四年(1519年1月31日─1520年1月19日)7月10日，曾任江西巡抚致仕在家的林俊闻宁王朱宸濠叛，当夜立即以锡铸佛郎机铳为铳样，并抄火药方及书信一封交予仆人，从福建莆田赶往南赣巡抚王守仁驻地南昌。仆人至南昌时，宁王已被擒。王守仁闻讯，为之感激涕下，赋《书佛郎机遗事》诗一首：“佛郎机，谁所为？截取比干肠，裹以鸱夷皮。苌弘之血衅不足，睢阳之怒恨有遗。老臣忠愤寄所泄，震惊百里贼胆披。徒请尚方剑，空闻鲁阳挥。段公笏板不在兹。佛郎机，谁所为？”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24《书佛郎机事》。

嘉靖元年(1522年1月28日─1523年1月16日)7月10日，末儿丁•多•灭儿使臣率领的6艘船共300人从马六甲出发，其中4艘是他从印度带来，再加上杜阿尔特•科埃略及安布罗济奥•雷戈(Ambrósio do Rego)各1艘，其兄弟华士古•高丁纽、狄奥戈•梅洛及别都卢(Pedro Homem)、杜阿尔特•科埃略和安布罗济奥•雷戈分别任船长。这一次被视为葡萄牙派往中国的第二个使团：末儿丁•多•灭儿受曼努埃尔一世之命，希望争取同中国皇帝签订一项“和平协议”，并在华建立贸易基地。《若昂•德•巴罗斯亚洲史──旬年史之三》第8篇第5章，第154页。

天启三年（1623年1月31日─1624年2月18日）7月10日，澳门署理主教弗雷•罗萨里奥回欧洲后，继任此位者为另一位多明我会士亚德里安诺•库尼亚（Adriano da Cunha）神父。一直对多明我会士出任澳门主教一职抱有意见的耶稣会士们终于按捺不住，纷纷站出来指责多明我会神父的代理资格，公开以暴力手段威胁多明我会修道院，还擅自推选滞留澳门的日本主教狄奥戈•瓦伦廷兼任澳门署理主教。致使澳门两大天主教修会大动干戈，发生流血冲突。以议事会为后盾的耶稣会士还开炮轰击多明我会修道院。当时刚抵达澳门的新总督弗兰西斯科•马士加路也站在多明我会士一边，率领士兵镇压了这一场暴乱，并将24名为首暴乱分子押送到果阿，被葡印总督判处死刑，但两年后又被国王下令释放。H. チースリク：《キリシタン时代におけゐ司教间题》，载《基督教研究》第9辑，第433—435页；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58页。

崇祯十五年（1642年1月30日─1643年2月18日）1月，新国王若奥四世派遣于1638年离澳回国的菲亚略•费雷拉（António Fialho Ferreira）为使节，去向澳门传达葡萄牙恢复独立的消息。为了防止西班牙人抢先赶到，使当地的市民继续效忠于西班牙，菲亚略•费雷拉作出很大努力，于1642年5月30日率先赶到目的地。31日，澳门议事会为若奥四世举行了盛大的庆典，由方济各会士署理主教本托•克里斯托（Frei Bento de Cristo）主持，并通过了由276人签名的文件。在澳门总督和教会领袖召集的秘密会议上，菲亚略•费雷拉向全体社会名流公布若奥四世即位的消息，作了爱国的演讲。大部分与会者立即表示了对新国王的忠诚，虽然他们明白，承认若奥四世就意味着将失去如今赖以为生命线的澳马贸易。会上，也有一些人提出不同意见。他们倒不是反对拥戴若奥四世，而是因几年前菲亚略•费雷拉在澳居留时与他们有利害冲突，因此不愿受他的左右。由于菲亚略•费雷拉的姻亲、屡次出任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的贾罗布等人态度坚决，会议最终作出了决定。6月20日，澳门总督和所有有声望的市民、宗教人士都在公共广场参加效忠于若奥四世的宣誓仪式。宣誓条文有71人签字，包括澳门署理主教本托•克里斯托及各修道院院长。宣誓以后，儿童们向民众表演戏剧，荣誉团的士兵对天鸣枪，所有的炮台鸣放礼炮，使整个庆典进入最高潮。为了表明澳门对若奥四世的效忠，居民们捐赠了一大笔现金20万两白银给国王，还给国王奉献了澳门生产的200门铜炮和各种弹药。由澳门议事会推选的代表菲亚略•费雷拉和贡萨洛•费拉兹（Gonçalo Ferras）送到里斯本，并以该城的名义向国王致敬。此后的10个星期，在澳葡萄牙人为祖国的光复进行了在所有葡萄牙海外居留地中最为热烈的庆祝活动。尽管阴雨连绵，贵族们都穿上华贵的节日盛装，公共建筑、教堂和富裕市民的房屋都悬灯结彩，各个教堂和修道院都举行感恩祈祷、组织化装游行，市民们更是兴高采烈地观赏以葡萄牙农村方式进行的斗牛表演。7月7日，一场由年轻人组织的盛大的化装游行尤为引人注目，甚至居住在澳门的非葡籍居民都加入了这场盛大的庆典：圣保禄学院的中国学生进行了中国式表演，多明我会学校的学生和奥斯定修道院的学生也聚集起来欢庆这一节日。被驱逐到澳门的日本天主教徒表演了日本伞舞，波斯人表演了灯舞，荷兰人也在表演中展示了他们的民族风尚。参与这场盛典的还有澳门的奴隶们，7月10日，圣老楞佐堂区的奴隶们率先向主人要求举办自己的化装舞会得到允许，他们使用主人提供的面具和各种道具表演了非洲舞；8月10日，澳门的大部分奴隶和圣安东尼奥堂区的奴隶举行了自己的游行演出，其规模完全可以和上一次奴隶化装舞会相媲美。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6章，第85页；C. R. Boxer, The Embassy of Captain Gonçalo de Siaueira de Souza to Japan in1644—1647, p. 3; C. R. Boxer,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o, pp. 163—166, p. 170.

顺治六年（永历三年/1649年2月11日─1650年1月31日）7月10日，方济各会利安当神父率领文度辣、毕兆贤（José Casanova）两位神父及侨居马尼拉的福建顶头华人离开马尼拉，前往澳门。到澳后不久，即进入中国内地，于8月抵达福建安海—郑芝龙故里传教。在天主教友罗文藻的帮助下，利安当一行被安置在郑芝龙澳门葡萄牙女婿安东尼奥•罗德里古斯家中。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Vol. 3，p. 318；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第117—118页。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2月10日－1710年1月29日）6月30日，果阿皇家海军步兵上尉古尔露与玛丽亚•莫乌拉（Maria de Moura）举行订婚仪式。当天，古尔露即将玛丽亚•莫乌拉带出她外婆莫乌拉•瓦斯贡塞罗斯（Maria de Moura Vasconcelos）家。自从玛丽亚•莫乌拉父亲于1702年去世，她一直与外婆一起生活。根据主教的命令，莫乌拉寄住在卡塔琳娜•罗郎也家中，卡塔琳娜•罗郎也即前澳督曼努埃尔•罗郎也的女儿。7月10日，议事会反对将玛丽亚•莫乌拉寄住在卡塔琳娜•罗郎也家中。古尔露，约1682年生于巴西，他是当地总督、一位葡萄牙贵族与一名具有印第安人以及欧洲血统混血女人的私生子。他在澳门任期内，以其聪明才智和依章办事的风格，受到澳门葡人的爱戴。当任期结束后他拒绝了再次的委任，后成为帝汶总督。玛丽亚•莫乌拉也是一个混血出身的葡萄牙土生少女，博克塞在分析这个案例时指出：大多数混有中国血统的澳门土生族群形成于这段时期，他们大部分是葡萄牙及欧亚男主人与他们的妹仔同住下而衍生出来的。而这些妹仔一般都是被遗弃的中国女孩，她们会被她们的父母亲卖身到其他家庭做一段时间（通常约四十年）或一世的佣人，这种把女孩卖给澳门居民的活动在很早时期已经开始，尽管中葡双方的官员不断禁止，这种活动仍然持续了超过三个世纪。如上述所言，当一些女孩被剥削及虐待的同时，一些女孩则如亲生子女般被看待，她们通常还会成为遗产的继承人，这一点可由仁慈堂存有的记录证明。葡萄牙在世界另一边的殖民地（亚速尔群岛及巴伊亚），也有类似对奴仆作出遗产送赠的记述。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62. C. R. Boxer, Mary and Misogyny: Women in Iberian Expansion Overseas （1415—1815） Some facts, fancies and personalities, p.88，《澳门史新编》第3册，第1040页注72。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2月8日－1721年1月27日）7月10日，葡萄牙耶稣会士穆德我神父在澳门出任日本省会长，第二次出任圣保禄学院院长。于本年12月30日在澳门逝世。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379; 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444页。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2月7日─1770年1月26日)7月1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管理会致函居住澳门的英籍私商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船长，称赞他多次为公司效劳，东印度公司董事部为了鼓励他的工作，指令管理会每年给他赠送津贴费200西班牙银元。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5卷，第569页。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2月5日─1781年1月23日）7月10日，有吕宋船一艘直驶入澳门。清政府令理事官公萨尔维斯•葛拉查明该船是否遭风漂入澳门，该船是否有违禁物品，如无，即雇觅火长，完备伙食，催令出口回国。《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署香山知县吴为确查风飘入澳吕宋船仔事行理事官牌》，第653页。

清嘉庆十年（1805年1月31日─1806年2月17日）7月10日，海寇于夜晚焚劫香山内河诸港口。初，海盗张保仔、郑石氏、郭婆带、乌石二、东海八等皆啸聚外洋，商船往来，皆有号税。未敢直窥村落。其后，海盗党类渐盛，香山东则龙穴、蕉门、大沙尾，西则叠石海，南则三门、竹洲、平山、磨刀等处，皆具停泊之所。内地奸民，地方官欲筹办，又以动多阻碍为辞，是以养痈豢虎，势愈枭强。故从本年开始，海盗开始进犯内地。香山知县彭昭麟会绅七建炮台、水栅以防御之。田明曜：《（重修）香山县志》卷22《纪事》。

清嘉庆十年（1805年1月31日─1806年2月17日）7月10日，因澳门理事官摆华禀称他们在哥斯达定做小洋船一艘来澳门，专备擒捕盗匪使用，署澳门同知彭某下理事官谕，令以后澳门番船不必随水师船出洋捕盗，已经参加的四艘澳门洋船，也立即返回从事贸易。《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署澳门同知彭选为饬在哥斯达定做番船不必随师船捕盗事下理事官谕》，《香山知县彭昭麟为饬将捕盗番船顶额营生事下理事官谕》，第499页。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1月29日─1817年2月15日）7月10日，英国派遣以威廉·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勋爵为大使，托玛斯·司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为副使的使团乘坐“奥尔特斯（Alceste）”号皇家战船抵达南丫群岛，当时在澳门的司当东率领使团翻译马礼逊和德庇时等使团人员从南丫岛上船北上进京。8月9日在塘沽上岸。司当东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使华团副使老斯当东之子，曾于乾隆五十七年随父一同来华进京，当时司当东年仅十二三岁。嘉庆四年（1799），司当东再次来粤贸易，因货物未售回，留澳门押冬，嘉庆六年（1801）回国。嘉庆九年（1804）第三次来华，并在澳门押冬，嘉庆十二年（1807）回国。嘉庆十五年（1810）第四次来华，并在澳门押冬，至嘉庆十六年（1811）回国。嘉庆十九年（1814）第五次来华，并被任命为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二班”。至1816年1月升任为“大班”。据洋行总商伍叙元、卢棣万的评价称：“司当东粗通汉话，兼识文字，并不识绘画，凡外夷在粤贸易多年，能通汉话者亦不止司当东一人。该夷司当东前后在澳数年，尚无不妥，亦无教唆勾通款迹。”其实司当东绝非“粗通汉话，兼识文字”的水平，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汉学家。1808年1月司当东回国休假期间，出版了他在中国研究上的代表作《大清律例》（The Penal Code of China），这是一部直接从中文翻译过来的研究作品，因此成为英国对华研究的里程碑。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254页。司当东于1781年5月生于英国上流社会人家，母亲是富有银行家之女，父亲是英属印度高级官员世袭准男爵，他16岁就读于剑桥大学。司当东20岁时，父亲去世，他即继承准男爵称号及丰厚家产。参见George Thomas Staunton, Memoirs of the Chief Incidents of the Public of Life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Bart. 1—34. 转自苏精：《中国，开门！马礼逊及其相关人物研究》，第111—112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两广总督蒋攸铦等奏复遵旨查明英人司当东在澳多年尚无教诱勾通款迹折》，第39—40页。苏精：《中国，开门！马礼逊及其相关人物研究》，第116页。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2月10日─1843年1月29日）6月23日，其地位在澳门颇有争议的澳门地区大法官罗德里格斯·巴斯度斯再次主持议事会的会议，会上仍然争论激烈，被迫命令召集澳门当地的“长老（Homens Bons，即有身份的人）”来解决这些争议。“长老”们召到后，决定敦劝总督边度重新掌管政府，以避免出现无法收拾的局面，但未成功。于是，议事会上出现两种动议，有五名委员建议召开市民大会，有四人则建议任命一个临时政府。后来，任命临时政府的动议获得成功，组成人员中包括少校营长特谢拉·利拉（João Teixeira de Lira）和署理主教，这两人的任命又遭到反对，于是议事会在第二天又举行会议，并将“长老”们再次召集讨论，“长老”们坚持任命临时政府有效，议事会的成员则坚持召开市民大会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双方争持不下，军队哗变，摄政王子兵营的士兵们来到了议事会大楼前的广场，许多市民也聚集在广场的另一侧。士兵们运来了两门火炮，引火绳已经点燃。看到这种情况，皇室代权官若奥·达马塞诺（João Damasceno dos Santos Coelho）起来抗议这种武力施压的行为，并宣布退席。这时摄政王子营三名军官求见，他们呼吁会议秘密进行，并且认为任命一位营长加入政府是不合适的，应该采取措施召开市民大会。在两名议事会法官的请求下，决定召开市民大会。25日，预定的市民大会召开，100多名有资格的市民出席，并邀请前总督席尔维拉·边度出席大会，席尔维拉·边度接受了邀请，并重新执掌政府。席尔维拉·边度任职后，首先宣布废除1842年3月22日训令，即澳门地区大法官在海关行使职权；又宣布解除利拉少校摄政王子营的指挥权，任命科斯达·坎波斯（Joaquim Manuel da Costa Campos）上尉接替。并在会议上任命一委员会来整理以往混乱的法律规章。7月10日，对宪章进行宣誓，张灯结彩进行庆祝，一场危机正式结束。阿马罗：《1842年澳门市政厅选举和当地“长老”》，载《文化杂志》第19期，1994年。

光绪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5月10日，教宗任命劳伦索‧古维亚神父为澳门主教管区教长，取代明德禄神父；而7月10日，明德禄神父则被任命为圣若瑟神学院院长，取代刘易斯‧嘉华路神父。但同年11月22日，明德禄神父又被任命为帝汶传教团巡视员。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391.

光绪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7月10日，上年组建的“伯多禄五世剧院业主联合会”以2072厘士（包括家俱）的价格成功收购伯多禄五世剧院，同时创建“澳门俱乐部”。该俱乐部的唯一宗旨是要使剧院为澳门的葡萄牙人服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14页。

光绪十年（1884年1月28日─1885年2月14日）7月10日，澳门第六届闱姓出投，华商谭志义、杨玉钧以1061000元承充澳门、氹仔及过路环闱姓生意。后转承与香港商人祥安公司黄成兴。澳门历史档案馆：AH/F/433, MIC：AO589, p. 7.

光绪十年（1884年1月28日─1885年2月14日）7月10日，在松山建一石屋以设立“澳大利亚和中国东路电话有限公司”（Eastern Extension Australia and China Telegraph Co. Limited）电报站。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35—236页。

《知新报》第二十四期刊登《拟粤东商务公司所宜行各事》、《察验宜详》、《白鸽传书》、《铁路缘起》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民国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7月10日，葡人派遣小巡船擅自越界停泊湾仔长码头，私租几处民房，此种私自登岸居住之行径，再次引起外交轩然大波。《澳门专档》第4册《外交部发广东省长朱庆澜电》，第243页。

民国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7月10日，高若瑟主教任命马沙多．利马(João Machado de Lima)神父出任澳门圣若瑟修院院长。利马神父1885年12月19日生于亚速尔群岛，1908年12月24日前往澳门，并在澳门入教，成为下级神品修士。 1911年7月25日晋铎，8月14日出任圣若瑟修院的教长及教师，1916年 1月7日至1919年9月为利宵中学的教师，1921年10月15日任修院代理副院长，本年出任院长。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 Ⅲ, pp. 400─401.

民国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7月10日，根据巴波沙总督的倡议，宣布将政府总医院更名为“仁伯爵医院”。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275页。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7月10日，巴波沙（Artur Tamagnini Sousa Barbosa）总督倡议，将政府总医院易名为仁伯爵医院。11月20日，香港中文《华侨报》在澳门创刊。它率先在澳门使用电报机。12月28日，在大横琴岛一小庙宇旁，澳门警察临时设置一“阵地”准备阻止当天清晨在那里游弋的日本船只登陆。在抗日战争期间，澳门所有医院、教堂及天主教教会开办的学校，均辟有难民中心及伤员接待处。澳门爱国人士组织旅澳青年乡村服务团，赴内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民国三十五年 (1946年1月1日-1946年12月31日)7月10日，澳门酒楼茶室业职业公会成立，会址设在营地大街114号2楼，会长梁谦。该会拥有会员800余人，下辖6个分部。该会属国民党澳门支部管辖。《澳门酒楼茶室业职业公会史略》，载《澳门今日之侨运》，第35页。

1991年7月11日，国际舞蹈节开幕。

1991年7月10日，九澳越南难民营关闭。

2001年7月10日，中联办主任王启人在广州病逝，终年59岁。

随着澳门赌权开放，澳门商人吴褔与香港愉景湾航运及其他外地商人共同投资“巨龙船务”，购入可载千人的Marinteknik 65M双体船经营往来氹仔至香港航线，航程约70分钟。因牌照等问题，巨龙于2010年7月10日正式开航。到2011年9月14日，巨龙船务宣布终止营运清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