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三年（1623年1月31日─1624年2月18日）7月17日，葡印政府决定在澳门建立一个混合政府，由教会人士、市民及军人组成。教会人士即主教弗雷•罗萨里奥，市民则是议事会成员佩德罗•卡瓦略（Pedro Fernandes de Carvalho）和奥古斯丁略•戈麦斯（Agostinho Gomes），军人则是新任总督弗兰西斯科•马士加路也，但明显将总督的权力加大。澳门首任总督弗兰西斯科•马士加路也率100名士兵抵达澳门，正式就职。当时葡萄牙人的连队由125名士兵组成，分成5个排，其中有6名滑膛枪手、40名长矛手和25名火枪手。与此同时，马尼拉也派一位上校带领200名长枪手和几门火炮来到澳门。见阿布列马（Francisco de Abliema）整理的《从1625年3月至1626年9月在葡萄牙及西方的东方各省事件总览》，第7页。此书中公布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件和细节。转自莱萨：《澳门人口：一个混合社会的起源和发展》，载《文化杂志》第20期，1994年。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Ⅵ, p.39.Manuel A. Ribeiro Rodrigues, 400 Anos de Organizaçāo e Unifbrmes Militares em Macau, p.180.雷戈：《澳门的建立与强大记事》，载《16和17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第200—201页。

1623年（明天启三年），5月6日，葡印总督以国王的名义下令，任命王室贵族唐‧马士加路也（D. Francisco Mascarenhas）为澳门总督兼兵头。他于同年7月17日就职，成为到任的第一位总督。

天启七年（1627年2月16日─1628年2月4日）7月17日，4艘荷兰战舰在澳门附近出现，停泊在岛屿之间，打算截击赴长崎贸易的澳门船，澳门当时没有一艘战舰。5位澳门富商：马尔科斯•博特略（Marcos Botelho）、安东尼奥•科尔特斯（António Cortes）、罗德里格斯•卡瓦略（António Rodrigues Carvalho）、若奥•特谢拉（João Taixeira）及曾任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托玛斯•维耶拉将5艘改装的商船装上火力，在托玛斯•维耶拉的指挥下，于8月18日离开澳门，向荷兰战舰发动攻击，荷兰指挥舰“奥威克尔克（Ouwerkerck）”号沉没，32名荷兰士兵阵亡，俘获50人，缴获火炮24门，炮弹2000发和一些军需补给，其他荷兰船只逃脱。奥威克尔克号指挥舰舰长马科斯（Marcus Hendricxoon）亦被俘虏，他与其他33名被俘的荷兰人在澳门被囚禁5年，1632年，与在望加锡被俘虏的葡萄牙人作了交换。在荷兰战舰出现之初，澳门总督和议事会给马尼拉写信请求帮助，西班牙人并无回复。菲律宾总督尼罗•塔博尔达（Don Juan Niño de Taborda）派了一支救援小队，内有3艘战船，以若昂•阿尔卡拉索（Don Juan de Alcaraso）为指挥官。当他们到达时，葡人已经赶走敌人，于是这支西班牙船队驶往越南以报费尔南多•西尔瓦（D. Fernando de Silva）的船只丢失之仇。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Ⅶ, p. 46; 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6章，第59页。两书记载的死亡人数及俘虏数不同。而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莎：1624—1662》，第77页称：Ouwerkerck号在澳门附近被葡人袭击并烧毁，船上18人被捕，大炮被缴获，剩余人员遇难。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pp. 103—104.

清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1656年1月26日－1657年2月12日）3月17日，荷兰使团正式启程进京。7月17日，使团进入北京。随后使团代表荷兰国王向顺治帝进献礼品，并向顺治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贡品计有镶金铁甲、镶金马鞍、镶金银刀剑、鸟铳、镶金鸟铳、短铳、细铳、玻璃镜、千里镜、八角大镜等物，其他还有琥珀、珊瑚、铎罗绒、哔叽缎、西洋布、被面、毡、白石画、皮小狗、花鹦哥、蔷薇露、丁香、番木蔻、五色番花、桂皮、檀香等物。澳门葡人得知荷兰使团进京的消息后，十分恐慌，遂请求当时在清宫服务的耶稣会士汤若望、安文思（ Gabriel de Magalhães）等人阻止清朝同荷兰签订贸易协定。耶稣会士们也意识到，如果荷兰人获得通商的特权，那么葡人在中国的贸易及澳门这一商埠将会毁灭。而澳门又是中国传教会的根据地，澳门毁灭，中国传教会亦将同归于尽。因此，在荷使到京之前，汤若望、利类思（Lodovico Buglio）、安文思及汪儒望（Jean Valat）就已商量了阻止办法。一方面这些耶稣会士对朝廷的大小官员散布“荷兰人没有国家，在海上以行盗为业”的舆论，另一方面，汤若望也是不择手段地中伤荷兰人，他对礼部的官员施加影响，说荷兰人是海盗，生活在小海岛上，所带的礼物都是抢劫来的，力劝礼部拒绝荷兰人前来贸易。再加上汤若望是顺治帝的宠臣，在顺治帝最后定夺此事的时候，汤若望给顺治帝上了一份秘密报告，将上述意思告知了顺治帝。致使荷兰使臣出使失败。美国学者马士评价荷兰使臣的北京之行称，他们带来贵重的礼物，并且听凭这些礼物被称为贡物，他们也拜领了优厚的恩赐，他们俯伏在皇帝面前恭行三跪九叩的礼节；他们情愿以一个亚洲藩属向宗主国来朝贡的使臣地位自居。他们希望用这种行为在中国取得贸易特权，但是他们所得到的只不过是准许八年朝贡一次，每次随带商船四艘而已。 包乐史、庄国土：《〈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第53－54页。 《清会典事例》卷503《朝贡．贡物》，第819页。 魏特(Alfons Väth)：《汤若望传》，第353－354页。 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沙：1624－1662》，第484页。 魏特：《汤若望传》，第354－358页。魏特也认为，荷兰使臣未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这大半是应归汤若望负责，因为他曾暗中作梗。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53页。

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1658年2月2日－1659年1月22日)7月17日，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神父与鲁日满神父分别乘两艘葡萄牙船从暹罗抵达澳门。与比他们早几天到达的老朋友卫匡国、吴尔铎(Albert d'Orrille)及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神父重聚。他们居住在圣保禄学院，学习中国语言。这两次抵达澳门的欧洲传教士共14人，还包括苏纳、白乃心、毕嘉(Jean-Dominique Gabiani)、殷铎泽(Prosper Intorcetta)、陆安德(Andre-Jean Lubelli)、瞿笃德(Stanislas Torrente)及郎安德(André Ferran)等。 高华士(Noêl Golvers)：《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之《导论》，第22页；甘易逢(Yves Raguin)：《南怀仁：在中国的伟大传教士》，载《南怀仁逝世3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34页称：南怀仁于1658年7月17日抵达澳门。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716页称南怀仁1658年6月17日到澳门。 魏特：《汤若望传》，第344页。

顺治十八年(1661年1月30－1662年2月17日)1月26日，鉴于数年来有关郑成功将东渡攻打大员(台湾)的谣传不断，荷兰人先后于1660年4月23日和7月17日派出强大的船队和士兵，准备联合大员的军队痛击敌人。巴城总督马特索科尔于本日的报告中称：“我们不能容忍这样一支强大而宝贵的船队到达大员后发现无所事事，一无所获地返回巴城，这样做将使公司遭受巨大损失。评议会因此决定，派最强大的阵容和600名士兵，于10月31日在北风狂起时前往澳门，在那里突袭(葡人)，占领那座城市及工事。因为葡人在澳门境况不佳，势力削弱，对我们来说机会难得。多年来我们一直忙于对印度的葡萄牙人作战，无暇顾及澳门。若非借此派强大舰队前往大员的机会，这一计划将不会在短期内予以实施。我们认为，攻取澳门时机已到，对这一行动我们盼望已久，特别是如果这一计划继续推迟，公司恐怕难以达到将葡人从北部地方赶出去的目的。因为澳门的葡人将寻求英国人或其他外族人的保护，继续占领澳门，养精蓄锐，使衰落的澳门复兴，很可能重新使之成为葡人在东印度的基地。以上种种原因促使我们攻打澳门。为此，我们指派范•德•兰(Joan van der Laen)先生统率这支舰队，并派对广州与澳门极为熟悉的商务员雅各布•凯瑟尔为副手去实施这一行动。”据范•德•兰先生报告，9月2日和3日之间，船队在与澳门同纬度的地方遇到一场风暴，使远征船队受到损失，遂决定将进攻澳门计划向后推迟。 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沙：1624－1662》，第525－527页。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2月7日－1683年1月26日）7月17日，意大利耶稣会土乔万尼·马里尼（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神父在澳门逝世。乔万尼．马里尼神父，1608年生于热那亚之塔吉亚。先在果阿、暹罗、东京等地传教，1649年之前到澳门，并任澳门代牧，1656年出任圣保禄教堂本堂神父。后又赴东京传教达14年。1661年返回欧洲，1666年再次来澳门，1671年佩德罗二世（Pedro II）选拔他为澳门主教，但未获教宗批准。1670—1673年任日本省会长，1671—1676年任澳门主教区施行圣事人。后又往东京、暹罗传教，1675年12月返回澳门。1677年12月被教廷传信部召回，1678年10月10日，出任中日教区巡视员，直至逝世。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75—176页。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2月19日－1701年2月7日）7月17日，澳门议事会因“圣安东尼奥”号船长加斯巴•法兰古（Gaspar Francisco da Silva）在与议事会交涉中“言辞难听，并带有侮辱性”，故将其送往妈阁炮台关押，后由议事会一名代表前往解决。8月7日，加斯巴•法兰古获释。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8.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2月13日─1832年2月1日）7月17日，东印度公司炮兵队长威廉·莱斯特（William K.Lester）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及女仆乘港脚船“布曼治（Hormajee Bomanjee）”号从孟买抵达伶仃岛，又从伶仃改乘一艘澳门黑人驾驶的葡萄牙艇前往澳门，途中遭遇海盗的袭击。海盗把艇上一名澳门水手杀害了，并抢走船上运载的两箱鸦片，还劫走莱斯特现金800元及一些贵重物品。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卷，第284页。

咸丰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7月17日，澳督贾多素颁布华人搭棚唱戏、祭神之有关规定：照得该华人教内所信行诸事，本总督非为轻视而不容之，又不愿禁止，反意从宽，不碍其便习行。但本总督之首分为顾其属下之人防护其身家性命。惟查该华人在临近各房屋之处，每搭棚厂，为唱戏祭神等教内诸事，谕该烧纸焚香等物，不独引火之危，且多人拥挤喧闹，及有滋生事端，临近之家难堪忍受，又碍路上行人。合示谕饬，嗣后凡有搭棚唱戏祭神等事，惟准在妈阁庙前及新渡头宽阔之地，余外不准在别处搭棚。其在两城门之外，可以照旧盖搭，但应如旧先报，候官准行。为此晓谕各人知悉，勿谓言之不先也。将此示贴在常悬告示之处。《澳门政府宪报》1851年7月19日第35号。

光绪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7月17日，粤东水灾，澳门踊跃捐输助赈，刻已捐集银5000余元。《申报》1885年7月17日《澳门助赈》。

光绪十二年（1886年2月4日─1887年1月23日）7月17日，澳门政府批准陈广成在连胜街之僻处一地开设制造爆竹厂，该厂东与北向连胜街，南向桥巷及沙江涌，西向田地。《澳门政府宪报》1886年7月22日第29号。

光绪十六年（1890年1月21日─1891年2月8日）7月17日，澳督札谕表彰入西洋籍华绅曹善业，仰体官意，愿将其自置的妈阁水塘一口送与澳门政府，以为国家小火船及舢板避风船澳。《澳门政府宪报》1890年7月17日第29号。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月8日─1903年1月28日）8月8日，澳门第一家银行大西洋银行（又称“大西洋海外汇理银行”）澳门代办处开始运营，葡萄牙政府与该行签订合同，批准其在海外发行货币。先是1892年9月10日，海外殖民地部部长费雷拉‧阿马拉尔（Francisco Joaquim Ferreira do Amaral）向澳门总督布渣发出公文商讨在澳门设立大西洋银行事宜。11月9日，布渣颁布一个法令在澳门成立一个委员会讨论这一问题。1893年1月31日，布渣复函殖民地部部长，表示赞同在澳门、帝汶设立分行。1901年1月30日，澳门政府代表与大西洋银行代表在殖民地部签署合同决定在澳门设立代办处。1902年2月27日，澳门总督柯高批准大西洋银行章程，7月17日，第一任大西洋银行总理菲利克斯‧科斯塔（Félix Duarte Coata）抵达澳门。至当日，大西洋银行澳门代办处开始运营。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2, pp.431—433; 施白蒂的《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11页称大西洋银行9月20日在澳门开张。李鹏翥的《澳门古今》第135页称大西洋银行澳门分行于1902年8月开设，最初开设的是代办处还不是分行。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7月17日，鲍理诺主教（João Paulino de Azevedo e Castro）创办《澳门教区月刊》。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25日─1907年2月12日）7月25日，澳门船厂东家、西家就船厂行规分歧，经华政衙门调解，达成协议。先是船厂西家伪称经奉官命“凡欲入行者每人每日科银1仙，另入行银2元，其未入行者则每日科银3分6厘”。船厂东家以为不妥。7月17日，双方各举出代表人三位，齐集华政衙门互相议妥：“惟愿入行者照科，不愿入行者听，行中不得强勒。至于行中为收此银定于每礼拜日一次用二人，只在船厂门口收取，不得径入厂内索取。如有收银滋事或迫人入行，一经发觉，俱定以入监之罪。”此时澳门船厂东家有：生和陈结、佑隆吴勇、德源李华、新万利潘闰、生隆亚行、裕隆亚和、新德隆亚永、新万满潘煜、合隆亚敬、海顺利亚绩。《澳门政府宪报》1906年7月28日第30号。

宣统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7-8月，发生路环惨案。先是，在5月5日晚，以梁意华为首的路环海盗将新宁县东坑等三乡学童18名绑架，勒索3.5万元赎金。乡中父老先禀告两广总督袁树勋，袁因“澳界尚未勘定，既不能照会澳督往拿，承认为彼之属地；又未便派兵往缉，致启交涉。”正在筹办之际，事主又禀求澳督往拿。7月12日凌晨4时，澳门总督马奎斯遂派遣两支部队——以上尉阿吉亚尔（Aguiar）为首的45名陆军和在中尉阿尔比诺‧里巴斯（Albino Ribas da Silva）率领下的氹仔及路环小分队进攻路环。由于海盗的抵抗，葡兵被击毙数人，炮台亦为占据。澳督闻讯后，又增派一炮兵部队，“澳门”号炮舰以及由巡捕司令、上尉马丁斯‧马德拉率领105名巡捕亦前来增援。然而，葡兵屡为匪党所败，复死伤多人，乃于l3、14等日，调集水陆各军全力合攻。因路环各村民人为盗所挟，不愿迁避，导致炮击损伤人物不计其数。至7月17日，105名“唐娜阿美利亚（D.Amélia）”号巡洋舰上士兵在中尉卡瓦略‧布兰登（Carvalho Brandão）的率领下在路环岛登陆。7月18日，“祖国”号炮舰及“澳门”号炮舰炮击华人海盗阵地。7月19日，剿匪大军全面出击至路环九澳地方。许多海盗于前天夜间乘暴风雨窜逃，多人丧生。救出18名人质，其中成人7名，儿童11人及另外40余被海盗俘获者。10月12日，根据1910年10月12日公布的法令，6月24日为澳门节日。在路环，7月13日为“路环战役纪念日”。11月，开庭审判路环犯有绑架罪的海盗，判以20年流放监禁。据当时有消息称：葡兵此次并非剿匪，实系剿民，不过借题发挥耳。洋兵轰毁村乡，惨毙多命，均是无辜良民。至于贼匪，其凶狠者逃走殆尽，擒获者不过一二余党。而第二次剿过路环匪之葡兵，仍留住该岛约有百名，并未退出。粤督为此电请外务部要求撤退路环葡兵，“此次剿匪，虽由事主所请，然事前并未知照，事后华兵商往会剿，彼又固拒。澳门界务未定，路环难认为葡属地。按照中葡条约第二款内载，未经定界以前，一切事宜彼此均不得有增减改变之事，现葡擅向路环用兵。不合条约者一。华人居住西洋属地，生命财产照约应由葡官保护，况路环并未属葡，该处居民虽不乏与匪交接之人，而安分良民亦尚不少。此次葡人剿匪，不分良莠，悉将居民轰毁，华人生命财产损失甚巨。不合条约者二。葡人从前驻守路环之兵只十余名，葡使称匪已肃清，前剿匪之兵自愿全退。乃续派葡兵留驻该岛，竟有百名之多，大背不得增减之约。不合者三。现粤民与葡感情最恶，此次路环居民被葡兵焚杀，民情更为愤激。而葡人增兵驻守，显为强占路环张本，与日后议界尤多窒碍”。路环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无比愤慨，纷纷要求政府废除条约收回澳门。清政府鉴于群众强烈要求，再派驻法大使刘式训赴里斯本，再次提出划界谈判问题，但此事最后不了了之。《香山旬报》，粤督为葡人剿匪事布告各省电文，第67期，第67—68页；《香山旬报》，葡兵攻过路环详志，第66期，第49—52页；《申报》1910年7月25日《葡兵炮攻过路环海盗详情》；《申报》1910年8月1日《葡兵搜围海盗之尾声》；《申报》1910年8月2日《葡兵攻击过路环海盗余闻》；《申报》1910年8月25日《粤督电请撤退路环葡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42—46页。

民国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7月17日，澳督巴波沙任职期满，改由副将奥古斯托．山度士署理澳门总督，直至本年8月23日。《中华民国八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1920年2月25日)，载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1887─1946)》，第324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314页。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7月17日，省港罢工开始后不足一月，罢工潮已影响到澳门。因为这次罢工虽然主要是针对英国，但英国政府与葡萄牙政府关系密切，而且澳门和香港一向海上交通往还频繁，对罢工者来说，封锁香港，势必也要封锁澳门。最有效封锁澳门的方法，即发动香山县南部前山一带的工人，正式成立驻前山纠察队，在关闸以北防卫、巡逻。当时前山有自港回省罢工工友百余人，组织临时纠察队，搜查对澳门的粮食出口，防止“轮船等运输粮食由澳门接济香港”。前山工人纠察队成立后，澳门酒楼工会派代表二人，到省港罢工委员会陪同罢工工友，并送回捐款200元接济工友。这是澳门工人受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号召支援罢工，成为澳门地区参与这场罢工的先声。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编：《工人之路特号》第23期《驻前山之工友热心工作》，1925年7月17日及第24期《澳门酒楼工会援助工友》，1925年7月18日。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7月17日，为免澳门境内有缺粮之虞，澳门政府颁布第147号札谕，宣告禁止粮食出口。不过，为方便邻境百姓前来澳门互换食粮，仍准许携带少部分粮食出口，以不过3元为限。《澳门政府宪报》1925年7月17日第18号。

民国二十五年 (1936年1月1日-1936年12月31日)7月17日，圣母无原罪工艺学校 (又称慈幼学校)新教学楼落成，10月17日正式启用。先是，圣母无原罪工艺学校在“十六柱”的校舍已破旧不堪，成为危楼。1935年，在第五任校长温普仁 (João Guarona)主持下，将“十六柱”旧楼拆毁，并在旧楼的基址上建起了一座雄伟的三层高的水泥洋房，这在当时算是澳门著名建筑。Manuel Teixeira, Macauc e a Sua Diocese, Vol. Ⅲ, p. 791；林家骏：《澳门教区历史掌故文摘》，第32页。

民国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7月17日，澳门政府发布命令，将澳门利宵中学 (Liceu Central de Macau)易名为“贾梅士中学 (Escola Luís de Camões)。”《澳门政府宪报》1937年7月17日第29号。

1989年7月17日，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1990年7月17日，澳门立法会通过《反贪污暨行政申诉专员公署法律》提案。

送报长达六十多年的郑先生于卖草地街送报纸，已于2013年退休。

2022年6月18日，澳门爆发新一波社区疫情，进入即时预防状态。澳门自7月11日零时至18日进入“相对静止”状态，其后再延长至7月23日。这段期间暂停所有非必要的工商业公司和场所运作，包括赌场与建筑地盘等也要停工，市民如非必要亦要留在家中，违者可被处以最高两年徒刑。这段期间，澳门非封城也不是禁足，一些人仍然需要上班，市民如有必要原因仍可外出，是处于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相对静止”首日共作出超过一千宗劝喻，主要是涉及在公共地方跑步、在公园闲坐等，其次是外出时没佩戴好口罩、没佩戴符合规定的口罩，而遛放宠物也不被允许。到“相对静止”踏入第三日，警方已经检控了19宗违反防疫措施罪的案件，涉及外出无佩戴口罩、佩戴不符合标准的口罩或非必要外出。当中一宗罪成案件，是有一名市民因没有戴口罩在街上吸烟，被初级法院判刑五个月，缓刑两年，缓刑条件为一个月内向特区捐献一万元。

2022年6月18日，澳门爆发新一波社区疫情，进入即时预防状态。澳门自7月11日零时至18日进入“相对静止”状态，其后再延长至7月23日。这段期间暂停所有非必要的工商业公司和场所运作，包括赌场与建筑地盘等也要停工，市民如非必要亦要留在家中，违者可被处以最高两年徒刑。这段期间，澳门非封城也不是禁足，一些人仍然需要上班，市民如有必要原因仍可外出，是处于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相对静止”首日共作出超过一千宗劝喻，主要是涉及在公共地方跑步、在公园闲坐等，其次是外出时没佩戴好口罩、没佩戴符合规定的口罩，而遛放宠物也不被允许。到“相对静止”踏入第三日，警方已经检控了19宗违反防疫措施罪的案件，涉及外出无佩戴口罩、佩戴不符合标准的口罩或非必要外出。

2022年6月18日，澳门爆发新一波社区疫情，进入即时预防状态，按照分区分级精准防控方案，将不同区域列为红码封控区和黄码防范区，当中红码区隔离日数为五日。红码区实行全限制封闭式管理，除工作人员外，其余人士只准进入不准外出，只能最低限度活动。维生小组每两天向红码大厦住户派发一次蔬菜冻肉食物包，对于行动不便的独居长者、长期病患者等需要特殊照顾的人群予以特别照顾。随着疫情的不断扩散，澳门的红码封控区越封越多，红码大楼遍布全澳各区，共有近百幢大楼被红码封控、两百多幢大楼被列为黄码区。这波疫情累计阳性个案一千八百多例。

2022年6月18日，澳门爆发新一波社区疫情，进入即时预防状态。澳门自7月11日零时至18日进入“相对静止”状态，其后再延长至7月23日。这段期间暂停所有非必要的工商业公司和场所运作，包括赌场与建筑地盘等也要停工，市民如非必要亦要留在家中，违者可被处以最高两年徒刑。这段期间，澳门非封城也不是禁足，一些人仍然需要上班，市民如有必要原因仍可外出，是处于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相对静止”首日共作出超过一千宗劝喻，主要是涉及在公共地方跑步、在公园闲坐等，其次是外出时没佩戴好口罩、没佩戴符合规定的口罩，而遛放宠物也不被允许。到“相对静止”踏入第三日，警方已经检控了19宗违反防疫措施罪的案件，涉及外出无佩戴口罩、佩戴不符合标准的口罩或非必要外出。当中一宗罪成案件，是有一名市民因没有戴口罩在街上吸烟，被初级法院判刑五个月，缓刑两年，缓刑条件为一个月内向特区捐献一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