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1月27日─1600年2月13日）7月30日，孟三德神父在澳门逝世。孟三德神父生于葡萄牙的吉马朗伊希（Guimarães），早年加入耶稣会。大学毕业，在科英布拉大学教授哲学。1578年前往印度，后在印度巴塞姆学院任院长及教区本堂神父。1585年到澳门，受范礼安之命，协助罗明坚、利玛窦开辟中国教区。圣保禄学院创办后，孟三德担任首任院长。凭着他的热情、经验和能力，将学院办得十分成功，受到澳门社会的一致好评。孟神父十分受人爱戴，他逝世时，澳门教区所有神职人员都出席了葬礼，还有许多世俗人士怀着深厚的感情，流着眼泪为他送行。阿儒达宫图书馆藏《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转引自李向玉的《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第102页。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2月11日─1604年1月30日）7月1日，荷兰商船至北大年，有荷兰商人与一位华人相约，同往广州贸易，乃于11日启程，30日抵达澳门。许云樵：《北大年史》，第55页。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2月11日─1604年1月30日）7月30日晚，一艘由贡萨洛•索萨船长指挥的从中国前往日本贸易的葡萄牙大黑船在启航前被韦麻郎率领的两艘荷兰商船“伊莱斯姆斯（Erasmus）”号、“奈索（Nassau）”号和一艘中型舰在澳门港乘虚截获，船上载有1400担生丝和大量黄金，还有其他货品。因为当时人们都在岸上忙于出海前的准备工作，船上空无一人。荷兰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得该船。这样澳门人就先后失去了这两艘大船的所有资本，每一艘都值1科托（Conto）黄金。他们此时还欠日本人巨额货款，日本人赊账把货物卖给了这两艘船。澳门耶稣会士在这两次事故中损失巨大，他们再也无力救济他人反要靠救济为生。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第136页称荷兰截获的这批货物生丝有2800包，每包价值500盾，总值140万盾。C.R.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p.50.

天启二年（1622年2月10日─1623年1月30日）7月30日，根据同年4月22日葡印总督指令，由多明我会士署理主教弗雷•罗萨里奥（Frei António do Rosário）担任主席，和澳门市民佩德罗•卡瓦略（Pedro Fernandes de Carvalho）及奥古斯丁略•戈麦斯（Agostinho Gomes）组成的执政委员会于本日成立，不再受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管辖。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35页。

天启六年（1626年1月28日─1627年2月15日）7月30日，菲律宾主教费尔南多•席尔瓦（Don Fernando de Silva）给国王菲利浦四世的信称，今年有6艘船从澳门抵达马尼拉，运来了大量的货物，仅1艘船的货物价值就超过50万比索。William L.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p. 132.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2月17日－1693年2月4日）7月30日，马丁斯•索萨（Martins Afonso de Sousa）出任澳门王室大法官。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46.

雍正二年（1724年1月26日－1725年2月12日）7月21日，英国东印度公司“麦士里菲尔德（Macclesfield）”号抵达澳门；30日，大班与秀官签订生丝、丝织品及茶叶合约。8月7日，签订大部分粗货合约。同时，亦将他们运来的毛织品售给秀官。合约签订后，“麦士里菲尔德”号驶入黄埔。因康熙皇帝逝世，东印度公司董事部担心中国会出现混乱，故只派1艘船来广州，广州管理会成员由皮特（G. M. Pitt）、理查德．尼科尔森（Richard Nicholson）及罗伯特．哈德森（Capt. Robert Hudson）船长3人组成。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77—180页。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2月7日─1770年1月26日)2月初，西班牙多明我会士潘若色(José Lavilla)、赵叶圣多、安多尼可(António Loranco)因知福建福安信教者甚多，此处又是该会传教之旧地，故改装内地服色潜入。安多尼可由在澳门贸易的泉州人夏若敬引路，于3月5日抵达福安县，住教友黄元鼎家。潘若色及赵叶圣多则由在澳门贸易的福州人陈戴仁引路，于3月28日抵达福安，住教友赵泰廉家。潘若色等人拟在福安传教，黄元鼎等人因福安历次禁教，官府管束甚严，无处招人入教。又因潘若色、安多尼可先后患病，故在福安逗留。至7月30日，三人均被福安县抓获并押送福州。安多尼可到省城后病死。10月23日，福建巡抚兼闽浙总督崔应阶下令将潘若色、赵叶圣多二人解送澳门，交议事会严加收管。《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闽浙总督崔应阶奏报拿获潜入内地方欲图行教西洋人潘若色等解送澳门看管折》，第393—394页。据西班牙文多明我会档案史料，潘若色等人向清政府招供的情况不实，他们应是1766年4月离开澳门，5月即抵达福建，到被捕时，已在福安传教三年矣。参见张先清：《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第2章，第135—137页。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2月11日─1775年1月30日)7月30日，三位中国内地官员持两广总督的命令来到澳门，要求拆除澳督官邸前的一个门卫设施，议事会保证不再开工，但出于澳门总督方面考虑，暂时没有拆除。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569.

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2月17日─1837年2月4日）7月30日，澳门遭受强台风袭击。澳门三桅帆船“苏珊娜（Susana）”号和西班牙船“布格斯克上将（Admiral Bugskes）”号失事，部分船员遇难。还有许多船只在风暴中受损。在这次风暴中，一艘英国鸦片船被毁坏，“烟土漂至濒海村”。Chinese Repository, Vol.5, No.4, p.192; 田明曜：《重修香山县志》卷22《纪事》。

清光绪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7月30日，路环、氹仔统领马丁斯‧马德拉中尉（João Procópio Martins Madeira）强使离岛上一些逃税者向财政署缴纳牌照费和税款，因为他们拥有银湾的松树林、码头、水井及氹仔洼地内一块填海地和七眼水塘。他声称自从葡萄牙人占领氹仔起，小横琴、夏湾和石岭等村就已属葡国。虽然在1860年委任一名“地保”为代理人，但村民仍不缴纳税款，我行我素。为强制执行法律，他叫来这些村的主要人物，命令其推选一名新“地保”。规定“地保”每年向氹仔据点缴纳9.50元。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01页。

光绪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7月30日，傍晚约7时，有匪徒10余人，持火枪器械闯入澳门一摊馆，将聚赌之人拘在一隅，而以火枪拟之，禁其声张，乃搜括银柜，劫去洋400元。幸该赌馆适有人在房，亟将房门紧闭，匪徒不能闯入，故仅掠场上之洋，倏忽散去，而房中所储洋2. 5万元，依然无恙。闻此等匪徒，均系同场赌博者，因侦知馆中存项颇多，起意谋劫。《申报》1881年8月15日《闱姓赌事近闻》。

光绪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7月30日，里斯本塞尔纳谢神学院毕业的安东尼奥‧贝尔纳多（António Bernardo）神父从里斯本启程来澳门，抵澳后不久即派往帝汶传教。1900年1月返回澳门，负责大堂和风顺堂两个堂区，1902年回国。白尼奥：《在远东的塞尔纳谢·多·邦雅尔丁学院的神父》，载《文化杂志》第57期，2005年。

宣统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7月30日，根据宗主国葡萄牙政府的指示，制定在澳门设立无线电的计划。9月6日，香港威廉‧杰克公司（Willian Jack & Co.）提供了在澳门设立无线电的设备。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43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44页。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7月30日，从黎登别墅(Vila Leitão)海滩向东望洋储水塘用提水机器供水施工完成并交付使用。此水源为咸水，用来冲洗街道及消防。它是目前所知澳门最早的供水系统。此黎登当即国家律师曼努埃尔．黎登(Manuel Francisco Leitão)。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69页。

民国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7月30日， 澳门鸦片公司合同行将届满， 乃于7月16日重新招人投充， 以5年为期， 底价为每年洋银46万元， 比往年合同增加三倍， 但并未顾及新订章程限制洋药运进的规定。该日投票请承者共19人， 最终以每年1056666元中标。《中华民国二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1914年3月30日)， 载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 第287─288页。

民国七年(1918年1月1日-1918年12月31日)7月30日，澳门议事公局监督电灯委员称：本委员接准澳门电灯公司知会，称自本月22日起每晨日出后至9点钟之电线一律开放，概不停止，但若经本委员请求，将一部分地方电线停电时则可停电，以便在该线路附近有所兴作，免生窒碍。《澳门政府宪报》1918年第31号，第579页。

民国二十九年 (1940年1月1日-1940年12月31日)7月30日，澳门救济难民兼管理粮食委员会改组，以救济因国难来澳、食宿无依之难民为宗旨，推定葡籍官绅罗保为主席，由澳门政府选出罗保等五人为该会委员，华籍绅商徐伟卿、毕侣俭、陆电明、戴恩赛、刘玉麟等为常务委员，所有给养难民及建设办公费用均由中葡委员平均分担，即双方各筹半数。据统计，当天，收容难民即高达270人。《澳门救济难民委员会组织大纲及难民人数表》，澳门历史档案馆藏缩微胶卷：全宗号35J-175/案卷号116/盘号909/影像号214-231。

在众多教堂中，九澳七苦圣母小堂是一座建筑别具风格的教堂，三角外形，右侧附建长方形的尖顶钟楼，高出小堂屋脊，颇为别致。全座以白色为主调，在青山绿树碧海的环境衬托，特别瞩目。这座教堂在路环九澳圣母村，背海面山，环境宁静。圣母村往昔建有痳疯病院，有五幢回廊式平房房舍，因地处海滨崖上，颇为偏僻，仿如隔离病院，虽然风景绝佳，也少人到来游览。病人留院治疗，甚至辟地种菜，因此被称为“痳疯村”。该院由圣母领报天主教女青年志愿服务团敎友参与日常行政、护理工作，有关方面供应医药食物；其后慈幼会胡子义神父因致力九澳村的传教和社会事务，接管痳疯病院，改名“圣母村”。他建议在村内兴建教堂，供病人及附近村民举行宗教仪式，获澳门主教保禄戴维斯支持，并捐赠五万元作为兴建费用，意大利天主敎团体也有捐款。七苦圣母小堂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动工，至八月廿日落成。教堂门窗特多，堂内光线充足，设置椅櫈、祭台，供信徒祈祷之用，墙壁悬挂多幅宗教画，庄严肃穆，尤其是斜阳从门窗射进来，形成一束束光柱，更显气氛祥和。小堂正门顶上，树立一座青铜色耶稣钉在十字架的苦像，高二点五米，这是意大利名雕刻家米辛耶捐献的。而今圣母村虽然病院仍在，但已空置，附近也兴建老人中心了，环境适宜长者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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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7月30日，中国银行即将发行的新钞由内地运抵中国银行澳门分行。

冠男茶楼于1997年7月30日结业。

行政长官7月20日颁布批示，自7月23日零时至7月30日零时，除维持社会必要运作及居民生活所需的公司或场所继续正常运营外，其他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公司或场所，在遵守卫生当局的防疫指引要求的前提下可有限度运营，但托儿所、购物中心内不具有直接通往公共道路的出入口的店铺，以及楼宇的室内装修工程仍须暂停营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