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善衡，祖籍番禺县（今属广州市海珠区）茭塘司石溪村，生于澳门一个贫困家庭。港澳实业家、银行家、慈善家。 母亲挑担上街贩卖棕绳度日，善衡在半饥半饱中度过了幼年；因无力支付昂贵的学费，十岁前未能入学读书。之后，父母将他送回乡下，入读学费不高的私塾，期间，他学习《三字经》、《幼学琼林》等古典启蒙书籍，他刻苦攻读，勤学不辍，能够对课文背诵如流，深得老师喜爱。几年后，他认识了许多字，明白一些为人处世的传统道理。后来，家里发生了变故，连低廉的私塾学费也交不起，他被迫辍学。 之后，善衡到了广州一间盐仓当杂工，负责清理场地，工薪低，生活艰苦。两年后，他辞掉盐仓的工作，转行到一间金饰店当学徒。在金饰店，他学会了一门手艺，学到一些接待顾客的门道；同时，通过苦修自学，涉猎经济、法律、市场行销、心理学等方面知识，他22岁时被升任为金店司理（经理助理）。 善衡24岁时，决心自立门户，辞去金店的职务，借了一笔钱与人合股于广州上下九路开设了汇隆银号，从事港币买卖业务。经营六七年后，他与友人林炳炎、盛春霖、梁植伟在香港中环永乐街70号开办恒生银号，当时是1933年3月3日。银号业务是买卖货币和黄金。 1941年，日寇侵华的战火迫近香港时，善衡当机立断，把全部资金调往澳门，使恒生银号得以保存实力，避免了一场浩劫。恒生银号迁往澳门，改名永华银号，善衡与何鸿燊合办大美洋行，优势互补。何鸿燊利用官商的权利，争取限额生意；善衡通过融资，保障资金正常周转。大美洋行生意兴隆，财源不断。[1] 抗战胜利后，善衡携带大量资金返回香港，参与黄金买卖业务。经过三年的“黄金大战”，恒生获得巨额利润，并且成为香港黄金业界的权威。1960年元旦，恒生银号正式改名为恒生银行，注册资金增至3000万港元，在中环兴建起恒生大厦，在九龙、旺角开设多间分行。[2] 善衡领导编制的“恒生指数”，作为股市升跌的参考系数，以其科学性和权威性而为世界所接受，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1965年，香港发生挤提风潮时，善衡毅然以让出51%控股权为条件，引进汇丰银行的大量资金，使恒生银行安然度过危机，得以继续发展，而他仍任董事长。在他领导下，恒生银行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每年业务都保持两位数增长。1972年更成为港内首家上市银行。2008年，连同总行在内，恒生银行已发展到1401家。市价总值次于汇丰，居于香港银行第二位。善衡本人积累了逾百亿港元的个人资产。 善衡富不忘本，造福桑梓。1937年，当他手头稍为宽裕时，出资在家乡兴建劬劳小学，为家乡学童提供免费教育，一直坚持到“文革”期间才被迫中断；“文革”结束后，他立即汇来29万港元重建该校。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先后给家乡捐赠一大批车辆和缝纫机，支持家乡发展生产； 1984年捐资150万元在家乡兴建幼稚园、敬老院和文化室；之后又出资66万元将劬劳小学全部校舍改建为混凝土结构，另拨款270万元兴建风雨球场；又捐出多处在广州的房产，将租金作为教育基金，供学校永久使用。为了整治石溪河涌，他捐资100万元；为筹建劬劳中学，他捐资250万元；为将石溪卫生院改建为设备先进的石溪中医院，他捐资546万元。并且，他不顾自己80多岁高龄，亲自审定医院的选址、设计、施工和设备购置，使该院成为一间设备先进、功能齐全、具有现代化特色的医院，造福家乡人民。 善衡积极支持祖国的人才培养和福利事业。1985年，他捐资2000万港元成立中山大学何氏基金会，以每年100万港元利息资助中大管理学院的教学、科研和师资培养经费；并且为该院建造教学大楼和教师宿舍，购置一大批先进的设备，使之成为一所颇具规模的学院。 另外，1992年他捐资1500万港元给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兴建“何善衡脑科中心”；同年捐资1000万港元给番禺理工学院兴建教学大楼，捐资2000万港元给中山医科大学兴建教学实验大楼；1994年捐资1500万港元给广州海珠区第一人民医院兴建医疗大楼；同年又与梁𨱇琚博士、何添博士、利国伟先生一道各捐资一亿港元成立“何梁何利基金”，作为科学技术优秀奖基金，专门奖励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 善衡平日简朴节俭，一生不改其慈善为怀、急公好义的禀性。1983年，他以年事已高，辞去恒生银行董事长一职，仍任名誉董事长，坚持到行办公，享受高额的报酬，却将全部酬金拨作教育和慈善事业的经费。 善衡先后获得MBE勋衔、香港中文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和荣誉法律博士、中山大学荣誉顾问、OBE衔和CBE衔、泰国白象勋章、日本瑞宝章等多项荣誉，1990年和1993年先后被番禺市和广州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 1997年，善衡因病在香港去世，享年97岁。 何善衡故居在海珠区石溪村涌边街八号。[1] 1969年，何善衡著有《阅世浅谈》一书；1983年出版《阅世浅谈‧续篇》。 1998年10月23日，何善衡捐助800万港元兴建的清华大学土木馆“何善衡楼”落成，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国家贸促会会长俞晓松及香港何善衡慈善基金会主席何子焯等出席落成典礼。 “何善衡楼”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总投资1600万元人民币。大楼由教学楼和大型结构实验室组成，其中大型结构实验室长48米，高22米，跨度30米，可进行大比例结构模型的三向静力和拟动力实验，成为目前国内外最大的一流结构实验室之一。“何善衡楼”的建成，极大地改善清华大学结构工程教学与科研条件，并促进学校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3] 香港科技大学（简称“科大”）何善衡体育馆因何善衡基金会得名，表达科大对何善衡基金多次大力捐赠的衷心谢意：1992年、2004年何善衡基金会分别捐赠科大1000万港元。[4] [1]《海珠区政协何善衡故居》，载《广州文史》（第68辑名人故居专辑），广州：广州出版社，2008，第133-136页。 [2]《何贤的名气与何厚铧一样响亮》，载“百家乐官方网＂，2012年8月21日，http://www.vshan.net/ty/291.html。 [3]江涛：《香港何善衡捐建清华土木馆落成》，载《人民日报》，1998年10月26日。 [4]谢友国：《送你一座玫瑰园香港科技大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149页。

潘礼臣，又名潘三益堂。澳门富商。 潘礼臣早年投资金融业，成为著名的泰和银店股东之一。[1]他参与投资炮竹生意[2]，又在沙梨头设复和隆缫丝厂，采用“内用水气机器”。 清光绪八年（1882），澳门有四家机械缫丝厂设立，除潘礼臣一家外，还有葡籍华商曹有设厂在白马行街，葡籍华商冯成设厂在蒲鱼地，两家都“用火器机器转动而为者”，另外一家是在花园马路的华商何连旺的粤和昌缫丝厂。[3] 光绪八年（1882），冯成去世。冯成生前的“十友”，即何桂（老桂）、陈六、罗澄波、胡衮臣、潘礼臣及冯成弟弟冯觉芬代何家管理生意。[4] 之后，潘礼臣和冯成的两个儿子共同拥有澳门大街46号泰和银店，该银店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倒闭。[1]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十四日，经澳门按察司兼理商局判定，澳门大街46号泰和银店并股东潘三益堂即潘礼臣、冯萝川、冯宝川（冯成之子）、关澄川、李兰桂堂、卢焯之（卢九、已故）、蔡裕堂（已故）、张鸿景堂（已故）等准作倒盘办理。[5] 清宣统三年（1911）四月七日，恒和公司股东及司事柯六控告大街泰和银店东主及司事潘礼臣欠49106.46元及利息。之后，华商赵立夫、梁耀垣、卢直南、李业许、文凌州、周端甫、周继英亦相继控告潘礼臣亏欠帐目。而潘礼臣早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从澳门出外埠，所有其名下之产业移交李业许管理，李业许并代潘礼臣出资修整太平轮船。[6]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4-176页。 [2]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39页。 [3]查灿长：《转型、变项与传播澳门早期现代化研究鸦片战争至1945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179页。 [4]马光：《论近代澳门鸦片专营、贸易与禁烟问题（一）》，载“碧云飘鹤＂网，2013年1月20日，http://www.maguang.net/archives/116。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53页。 [6]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99页。

林含莲，又名林莲、林连、林蓓生、林倩生。澳门著名富商。 林氏家族是澳门望厦、龙田一带的世家望族，很早时候就家财万贯。 1848年，林含莲家族在龙田、望厦等地购置土地“壹拾三亩五分七厘四毫八丝”，其中不少购于清嘉庆年间。1839年9月16日，林含莲购买受王国宾田一段，坐落在龙田村前土名中塘。大小二丘，该下税二亩七厘。又土名深泥，大小八丘，该下税三亩四分。又土名塔石界仔，大小八丘，该下税七分。以上三处共该下税田六亩一分七厘。其税在番南末甲王炯昌瓜，今割归四二七甲林植谷瓜。[1] 林含莲热心时事政治和社会公益事业。1877年，他和颜心发、陈琼光等担任重修澳门妈祖阁的值事，参与澳门妈祖阁修建工作。[2] 1891年4月2日，为迎接俄国皇储到澳门，澳门总督特邀集澳门绅商，联为公会。华商何连旺被推为该会副主席，卢九为管银，华商陈芳、曹善业、何连胜、何荛阶、蔡森、柯六及林含莲等为董事，并且所有备办费用之银两，都是商人自己捐献。[3] 1896年1月，林含莲出任公钞局书吏（局绅），1909年1月，担任业钞公会副会员。 林含莲拥有物业许多，包括板樟堂街十间、河边新街3.5间、陈乐里11间、通商新街两间、新埗头街两间、柯高街一间、中里一间、炉石塘街一间、敦和里一间、下环街一间、沙梨头街一间、凉水街一间、定安街一间、南湾街两间、皇家新街114号屋之一半、116号屋之一半、118号屋之一半、大街三间、草堆横街三间、公局新市西街两间、海边升街一间、又95号屋之一半、97号屋之一半、连丁围一间、木桥横街两间、果棚街一间、大堂街两间、蓬莱新街六间、木桥街一间半。 林含莲经营生意，当时以时丰银号最为知名，他担任时丰银店司事。1910年4月，时丰银店倒闭，他的物业被拍卖抵债，估价银113650元。[4]据1910年4月4日《华字日报》报导“澳门时丰银号东主林含莲，又名林倩生，因有人纷纷到店取回积项，不能应付，以致倒闭”。 关于时丰银号倒闭的原因，说法不一。据林含莲本人称，银号并非倒闭，只是暂停营业。因他本人吸食鸦片，烟瘾日深，巡店渐少，以致被银号正副司事乘机卷款19万逃走，银号因此陷入困境。5月4日，时丰银号的正、副司事被拘后，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时丰银号倒闭后，林含莲家族的生意急转直下。 林含莲娶妻妾多，妻吴氏，妾方氏、冯氏、劳氏、黄氏、梁氏。生育儿子多个，长子林焕章（少文），住在三巴仔街第一号屋，元配妻子吴氏所生；次子林焕斌（少宽），住在炉石塘街第57号屋，妾冯氏所生；三子林焕玻，在自置之南湾第67号屋出生。之后，林含莲加入葡籍，又生三子：林焕玻系妾黄氏所生；林焕澜系妾劳氏所生；林焕琨系梁氏所生；林焕炳是妾方氏于1872年所生。三子都与父母居住。[1]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8-179页。 [2]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100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199页。 [3]查灿长：《转型、变项与传播澳门早期现代化研究鸦片战争至1945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347页。 [4]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42页。

利国伟，广东开平人，生于澳门。港澳著名财政金融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世界经济著名人士。 父亲利树培（1892-1964），字耀世，号植庭，曾在港经商，是香港著名鸦片烟商利希慎的堂弟。母亲梁蕙卿。 国伟是长子，有三个弟弟一个姐姐，姐姐利婉云，弟弟利锦桓、利锦光、利锦辉。国伟自幼随家人返回香港生活，少时入读敦梅学校，后升读圣约瑟书院。1937-1940年，他未毕业，加入在港开设分行的国华银行任见习生。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期后，主要在澳门和中国内地活动。1945年香港光复，他返港生活。 1946年，在何添的引荐下，国伟加入恒生银号，担任会计，兼负责处理海外黄金买卖。他通晓英语，深得何善衡和何添等人倚重。 恒生最初是一家找换店，并非正式银行。国伟加入恒生时，中国内地政局动荡和经济衰落，二战结束后，中华民国滥发金元券，造成货币大幅贬值。恒生看准时机，大力开拓外币兑换业务，业务迅猛发展。 1952年，恒生向港府注册成为私人有限公司，何善衡任董事长，何添担任总经理，正式开展商业银行业务。1950年，国伟升任助理经理，1953年出任副经理，1957年任经理，1964年任副总经理。何善衡每到欧美考察，带上国伟做翻译。1960年，恒生银号改组为公共有限公司，并正式易名为恒生银行，国伟获委任为首批董事之一。除恒生工作外，他身兼美丽华酒店企业等多家公司董事。 1965年1月，香港发生明德银号挤提倒闭事件，明德银号属于小规模的华资银行，但事件引起公众恐慌，使挤提风潮席卷多家华资银行。继明德银号后，另一家华资的广东信托银行在2月出现挤提，最终被接管。而恒生等多家华资银行首当其冲，相继出现挤提。 1965年4月初，再度传出对恒生不利的流言，恒生出现大规模的挤提潮。4月5日，恒生在一天内被客户提走8000万港元存款，占存款总额的1/6，银行累积损失二亿港元，陷入破产边缘。4月8日，董事长何善衡迫于无奈，在紧急董事会会议上决定把恒生卖给自挤提风潮以来一直给予支援的英资汇丰银行，并指派通晓英语、时任副总经理的国伟全权负责洽谈工作。翌日，卖盘建议得到财政司郭伯伟首肯后，国伟立即与汇丰方面展开谈判，促成恒生于4月12日作价5100万港元售出51%股权给汇丰银行。 恒生银行卖盘给汇丰银行的决定，避过了结业倒闭的危机，但成为汇丰银行的附属银行。这对何善衡、何添和国伟等人而言，是经营恒生银行多年来最艰难的决定。汇丰银行入主恒生银行后，继续保留恒生的华资银行格局，汇丰主席桑达士除派出四名董事入局外，还让何善衡、何添和国伟等人继续打理恒生银行，主持大局。 1967年，国伟接替何添出任恒生银行总经理，1976年兼任副董事长，1983年接替退休的何善衡兼任恒生执行董事长。1987年，他卸下总经理一职，但仍继续担任执行董事长至1996年，后留任非执行董事长至1997年。国伟担任总经理和董事长期间，积极拓展银行业务，包括1969年宣导和向外界推出恒生指数，使该指数从此成为香港股市的参考指标及恒生银行在香港交易所上市；1981年，成功取得在地铁车站开设分行的专营权，1984年收购永安银行和扩大本地分行网络。 中国改革开放，在利国伟的主持下，恒生银行回大陆发展，1985年率先在深圳开设代表处，先后在广州和上海开立分行。 1978-1984年，国伟兼任汇丰银行非执行董事；1984-1992年改任汇丰银行董事局顾问；1991-1997年任汇丰控股董事局顾问。1997年底，服务恒生满51年、年近80岁的国伟卸任董事长一职，由艾尔敦接任，他仍留任董事，1998年初获委任为名誉董事长。2004年，他正式退出董事局，辞去名誉董事长，再获委任为名誉资深顾问。 早在60年代初，国伟在银行界崭露头角，获香港政府委任为租务法庭委员、民航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彩票管理委员会委员和主席、香港旅游业协会董事及公务员薪俸委员会委员，多次率领贸易代表团外访。 1968年7月，他获香港总督戴麟趾爵士委任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任内关注金融和经济事务。顺应“中文运动”的兴起，1970年，他率先在局内提出中文应该和英文一样成为香港的法定语言。另外，他在局内供职期间又任香港心脏基金会主席、香港肾脏基金会主席和亚洲防盲基金会副主席；1976年获港督麦理浩爵士正式任命加入行政局，1978年8月，他以健康为由辞去两局议员职务。 1983年8月，国伟获港督尤德爵士邀请再度担任行政局非官守议员，成为两度加入行政局的非官守议员。时值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香港前景不明朗，香港人信心动摇，引发信心危机。1983年9月，港元兑美元汇率急跌，引发市民恐慌，市面更出现抢购白米等生活必需品的情况。在国伟的协助下，财政司彭励治爵士迅速采取行动，同年10月宣布实施联系汇率制度，将港元跟美元挂勾，从而稳住港元币值。 国伟与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钟士元爵士和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邓莲如，被中方视作私下就香港前途问题斡旋的对象之一。在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马临教授介绍下，国伟随钟士元、邓莲如自1983年8月起，定期会见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就香港前途问题交换意见，及探讨三人访问北京的可行性，而会谈内容都由钟士元负责向港督尤德汇报。 1984年6月，三人应邀访京，反映港人意见。期间，他们首先会晤国务院港澳办秘书长鲁平，6月23日在人民大会堂拜会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副主任李后、李钟英等人。 中方最初反对三人以两局非官守议员名义访京，几经交涉，三人最后只好单方面宣布以有关名义访京。邓小平接见三人时，若有所指地对他们以个人身份访京表示欢迎，但钟士元随即强调他们是以行政立法两局议员的身份访京。三人向邓小平表达港人对香港前途的忧虑，6月25日返港召开记者会。会上，双方一度就事件争持不下，最后在报章同时发表各自记录的会谈内容，让公众自行判断。 国伟在香港步入主权移交前的过渡期期间，始终与中方维持良好关系。1994年5月，他获中方委任为第三批港事顾问之一；1996年11月获委任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代表“工商及金融界”，成为400名推选委员之一。 1988年，他再次退出行政局后，参与社会公职，并把焦点投放到他专长的金融事务。1987年10月，香港爆发股灾，香港联合交易所宣布停市四日，引起广泛争议。 1988年10月至1991年12月，国伟接受联交所主席一职，着手应港府指示改革联交所。当时，香港证券行大多以“T+1”作为交收日数，与海外证券行的“T+3”不同。为联交所订定一个中外都接受的交收日数安排，成为他上任后的其中一项重要改革。有见及此，他多次前往英国与当地业界展开谈判和游说，成功争取联交所无需跟随国际做法，采用“T+2”作为交收日数。 在改革联交所架构的过程中，他又确立联交所在处理新股上市申请方面的监管权和审批权；经过他与证监会主席区伟贤（Robert Owen）多番交涉，最终成功为联交所争取从证监会取得上市申请的最终否决权。 1993年4月，港府设立金融管理局，负责强化监管香港日益成熟的金融市场。国伟在金融界声望较高，获委任为金融管理局辖下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其中一名委员，就港府外汇基金资产方面的管理提供意见，支持金融管理局的初年运作。他在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任职两年多，1995年9月离职。1991-1997年，他担任香港银行学会会长；1992-1997年，应港督彭定康的邀请，他担任总督商务委员会成员。 1964年11月20日，国伟获港府奉委任为非官守太平绅士；1969年获授OBE勋衔；1977年获授CBE勋衔；1988年获颁爵士勋衔。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后翌日，他成为首批获特区政府颁授大紫荆勋章的人士之一，充分肯定他在香港主权移交工作的突出贡献。 多年来，国伟特别关注香港高等教育发展，1963年获港府委任为香港中文大学校董会首任司库兼财务委员会主席，为当时一切都尚待规划的香港中文大学管理财政和制订财务政策，对香港中文大学早期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他兼任香港中文大学校址筹建委员会委员、大学联合薪俸委员会委员等职，负责跟进沙田马料水校址的发展计划、处理有争议性的大学教职员薪酬改革、以及主导大学合办电脑计算中心工作。他担任大学司库近20年，1982年10月，他获港府任命接替简悦强爵士，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校董会主席兼荣誉学位委员会委员，1997年10月卸任。 在国伟的推动下，香港中文大学与恒生银行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大学内多项设施都与恒生银行相关，包括何添楼、何善衡工程学大楼和2006年创办的香港中文大学善衡书院。国伟自己为香港中文大学捐建设施，包括以其父命名的崇基学院学生宿舍楼利树培堂、善衡书院内的学生宿舍楼利国伟堂及利国伟法律图书馆。1994年11月，他获委任为香港中文大学终身校董，以表扬他对大学创校以来一直支持和杰出的业绩。 从1970年起，国伟长期担任香港大学校董、1972年出任香港理工学院（香港理工大学前身）创校校董及首任司库、1987年出任尤德爵士纪念基金信托委员会首任主席、1992年为新成立的尤德学者协会担任名誉顾问；1976年获港督麦理浩爵士委任接替胡百全出任教育委员会主席。 1981年4月，港府应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建议，宣布成立一个以英国文化协会前会长吕卫伦爵士为首的四人国际顾问团，负责全盘检讨香港的教育制度。在一年时间里，国际顾问团详细审视香港的教育情况，并两度访问香港会见各界人士和实地视察，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1983年，国伟卸任教育委员会主席；1984年4月获得港府委任为教统会首任主席，在教统会主席任内，1984年10月、1986年8月和1988年6月，他发表教统会第一号、第二号和第三号报告书，内容参考《吕卫伦报告书》的建议，除提出研究推动母语教学，又促成香港公开进修学院（香港公开大学前身）于1989年成立。. 1988年6月，国伟发表《第三号报告书》，支持港府的“四改三”方案后，港府对香港中文大学落实“四改三”的态度显得更坚决。国伟身兼教统会主席和香港中文大学校董会主席，角色显得相当尴尬，有舆论更批评他未捍卫香港中文大学的核心价值。 面对舆论压力，他解释说落实“四改三”是出于财政原因，而香港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学制不同；香港中文大学又实施“暂取生制度”，把好的中六学生优先取录，对只招收中七毕业生的香港大学不公平。不过，他坦言“建议有政治、财政、社会、教育理由”，暗示报告书受到港府的压力而支持“四改三”。国伟尝试游说香港中文大学师生接受“四改三”，但建议依旧引起师生们的强烈反响。 1989年12月，国伟卸任教统会主席一职，由范徐丽泰接任。在改制后多年，香港中文大学师生一直有声音要求“三改四”，争取重新引入“四年制”学制。经过多年发展，特区政府在2009年实施“新高中学制”后，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在内的所有本地全日制大学终在2012年由“三年制”学制统一改为“四年制”学制。 为响应恒生银行董事长何善衡的号召，1980年，国伟与其他恒生元老创办恒生商学书院，并获委任为创校校监兼校董会副主席。70年代初，国伟支持联合世界书院运动，捐款资助香港学生入读海外的联合世界书院。1992年，他与殷商李宝椿后人李兆增创办香港李宝椿联合世界书院；1992年起担任首任校董会主席，2000年卸任，同年改任校董会名誉主席。 国伟未接受过大学教育，先后获得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城市理工学院（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学院、香港浸会学院（香港浸会大学），以及香港公开进修学院等多家本地和海外高等院校颁授荣誉博士学位。 晚年时期，他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与妻子易海伦共同成立伟伦基金会，并自任主席；1994年，他与何善衡、梁𨱇琚和何添共同成立何梁何利基金，两个基金都以推动香港、中国内地和海外的学术发展为宗旨。历年来，他对家乡五邑捐款达2.2亿港元，而祖居地开平占了近1.5亿元人民币。 2002年2月，国伟因中风被送入玛丽医院，一度在深切治疗部留医；身体健康每况愈下。2012年，他应邀到亚洲协会香港中心新会址参观。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公开场合。 2013年8月10日，中风多年的利国伟在沙田威尔士亲王医院病逝，享年95岁。行政长官梁振英、财政司司长曾俊华、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前任总裁任志刚和香港交易所主席周松岗爵士等均发声明致哀，而恒生银行于8月13日起一连三日全线下半旗哀悼。 8月21日，利氏家人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到场致悼的知名人士包括前任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长江实业主席李嘉诚爵士、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爵士、前布政司钟逸杰爵士、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前行政局召集人王鸣女爵士、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以及多名现任和前任汇丰银行和恒生银行高层等各界人士约1400人出席。曾为何梁何利基金主持颁奖礼的前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致送了花圈。[3] 1947年，利国伟与易海伦（Helen Hoi-lun Yick）结婚，生育二子二女：儿子利永立、利永志，女儿利剑虹和利宛虹。利永立和利永志分别于1971年和1973年毕业于英国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利永立于1988年因心脏病去世。为纪念儿子，1989年利国伟夫妇向圣安德鲁斯大学捐款，为利永立曾入读的电脑科学院设立利永立电脑实验室（Philip Lee Computing Lab），两人亲身前赴校园出席实验室的开幕仪式。 利国伟喜爱收藏古玩，1990年促成美国的亚洲协会在香港设立中心，是该会首个设于美国国土以外的分会，以促进中西学术文化交流为宗旨。该中心邀请他到新会址参观，特别把会址其中一个展厅命名为利国伟厅，以纪念他多年来对中心的支持和贡献。利国伟喜欢研究中国哲学和书法。他是香港赛马会名誉遴选会员，拥有马匹“长春树”、“苹果树”、“金苹果”、“大苹果”。他的外甥陆观豪曾在恒生银行担任要职，1994-2004年担任该行董事兼副行政总裁，1991-1995年担任立法局委任议员。[1] [1]（香港）鸿硕、宾加：《巨富与世家》，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第138-148页。 [2]《曾任行政立法两局议员大紫荆勋贤利国伟辞世》，载“人民网＂，2013年9月3日，http://hm.people.com.cn/n/2013/0813/c42272-22544780.html。 [3]《香港资深银行家利国伟辞世》，载“亚太日报＂网，2013年9月3日，http://www.apdnews.com/news/31731.html。

萧瀛洲，又名萧登，葡人称为“亚登”，广东省香山县人。清末民初澳门著名赌商、澳门华人领袖。[1] 父亲萧五，母亲杨氏。[2]1898年，萧瀛洲加入葡籍。 1903年7月，萧瀛洲承充澳门白鸽票生意，五年为期。1905年11月，他与卢廉若、崔寿宸合作，承充澳门半岛、氹仔、过路湾（今路环）闱姓生意，五年为期，每年缴承充规银62000元。1906年6月，他与卢九合作，承充澳门半岛、氹仔、过路湾（今路环）白鸽票、山票生意，五年为期，每年缴承充规银162900元。 1907年3月，萧瀛洲与孔咏裳、黄大经、卢廉若合作，承充澳门半岛、氹仔、过路湾（今路环）一期闱姓生意，每月缴规银5167元。同年，他与卢光裕合作，承充澳门番摊生意，五年为期，每年缴规银450000元。萧瀛洲经营白鸽票、闱姓、番摊等赌博项目，经营时间十年以上。同时，他与林莲等华商创办时丰银号。1896-1903年，他与各个股东合作七年。1909年，他投资创办宝裕银号，并担任司事。 1909年5月，澳葡政府将鸦片经营权收回，由政府统一经营，同时委托萧瀛洲代理。此次，他代理煮卖鸦片，时间不长，至同年7月22日。当时，因他不依时将鸦片存项呈交，澳葡政府库务司催逼甚急。 1910年8月，澳门鸦片专营权重新出投，以三年为期。萧瀛洲与李世桂以139500元报价，结果不敌吴广、马池龙，后者以148750元竞得。[1]1911年，萧瀛洲以德成公司名义向澳门政府承投澳门番摊总公司。由于经营有术，颇有发展，成为各摊馆之首。 1911年，澳门纳公钞至多之人，在30人中，他以纳业钞1367.4元、息钞12.24元，共1379.64元，名列榜首。[2] 萧瀛洲与人合股组建澳门时丰银号、三记号，承批土地构筑物业。经商之余，他积极参与澳门时事政务及华人事务，是澳门最早期慈善机构同善堂创办人之一。 1903年，萧瀛洲出任澳葡政府业钞公会副会员；1905年出任澳葡政府业钞公会会员等职；1909、1910年以宝裕银号司事“未挂号商人”身份，成为当年度澳门理商局局绅候选人。 1909年5月，萧瀛洲等20多人代表澳门华商，出席在议事亭大堂召开的中葡政商各界会议，此次会议鉴于中葡勘界及香洲开埠对澳门构成的影响，与会者着重讨论改良澳门治理政策问题，“华商薛棠、萧瀛洲等则演说前三十年澳门兴盛，近三十年之衰败”。 会议再次提出华人设立商会问题，从而萧瀛洲初步奠定华商领袖的地位。[1]1911年，署理澳督马揸度（Á1varo de Melo Machado）宣布成立庆祝葡萄牙民主革命成功周年的“总办盛典大公会”，萧瀛洲被推定为副会长，兼负责“办理华人公众礼节”第一分会会长，成为所有任职华商中地位最高者。[2]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5月下旬，他回到阔别17年的家乡香山，顺道访问澳门三天。他先往萧瀛洲府第（今澳门百老汇大厦），下榻卢园春草堂，与园主卢廉若等人合照，会见澳门各界人士。[3] 萧瀛洲一直是革命党人采购洋军火发动武装起义的负责人之一，惠州起义、广州起义等大部分枪支弹药，都是他出钱出力购买。他给港澳同盟会首领谢英伯“药商兼赌商经纪”身份和金钱，以便他在两地活动。他出资帮助澳门同盟会员、疍家人梁镜清开鱼栏和摊馆，掩护采购和走私军火。[4] 1912年12月14日，澳门华商组织获葡萄牙政府批准立案，名为“澳门商会”。1913年1月8日，该商会正式成立，萧瀛洲担任第一届总理。[1]1930年，以他为首组建的“澳门番摊总公司”专营番摊承充到期，他担任澳门华商总会主席兼镜湖慈善会值理，因身体欠佳，决定退出赌坛，之后退出商场。[5] 他爱好古玩、珠宝钻翠，清末在澳门、香港、上海、北京等地，收买不少古瓷和翠钻等古物，收藏有宋钧窑、汝窑瓷器和明清官窑瓷器等。他的长女与上海新惠人梁培（字植之）结婚。梁培青年时留学法国，回国后在上海寓居。受岳父的影响，梁培也喜爱收藏古玩。[6] 民初时期，澳门卖草地街巷口的“胜记”，凭“丝苗白粥”和“胜利牛脷酥”出类拔萃。老板萧姚氏是萧瀛洲族侄媳妇。她原是萧瀛洲家中厨妇，长得漂亮，擅长烹饪，被萧瀛洲堂侄娶为妻子。据说胜记生意红火，与萧瀛洲关系很大——胜利牛脷酥的“神奇翻胜”功效，就是萧氏旗下的赌场散布出来的。[7] 澳门十月初五街12号有间金风烧腊栈极为有名，出品金银膶（肝）尤其矜贵，猪膶甘香起砂又细腻无筋，肥猪肉如冰似玉，鲜爽不腻，肉香中带出酒香。金风栈的创店老板黄元鑫是新宁（今台山市）人，从小跟师傅学厨，厨艺不出色，却学到著名的新宁腊味制作技艺。后黄元鑫来到澳门谋生，辗转进入萧瀛洲、卢廉若等经营的澳门番摊总公司当厨师，卢廉若大为赞赏黄元鑫制作的腊味，就叫他到卢园专门制作腊味。 黄元鑫嗜赌，欠下不少赌债。萧瀛洲暗中将他的赌债全部承揽下来，又暗中唆使黄元鑫辞工，出来帮自己搞腊味作坊，以抵偿赌债。于是，十月初五街金风栈创立。几年后，金风栈腊味创出口碑，生意大好，黄元鑫欠萧瀛洲的债还清了。之后两人合股经营金风烧腊栈，萧瀛洲占大股，但一切经营全交黄元鑫管理。 1917年金风烧腊栈停业。因黄元鑫见赌心喜，旧瘾发作，无心做腊味生意，多次央求萧瀛洲给他打理一间摊馆。萧瀛洲细算后答应了，他将金风烧腊栈的三层楼作坊店铺物业，改作金风摊馆，交由黄元鑫打理，分红提成，赌馆收入比腊味生意要多。 30年代，萧瀛洲等大赌商去世。黄元鑫受到高可宁等排挤，金风摊馆不得不将结业。十月初五街12号整幢楼又改回经营金风烧腊栈生意，黄元鑫当时是业主兼老板，亲力亲为，使金风腊味再度声名鹊起。[8] 教育家萧悔尘毕业后，经奔走募捐得款30多万美元，回到香山觅址筹建医院。当时得到萧瀛洲后人支持，自愿割让水关街的“兰陵别墅”，使院址扩大。1922年，萧悔尘把医院建成，定名为“侨立医院”，成为当时珠江三角洲一流的医院。[9]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80-181页。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270页。 [3]邓开颂、谢后和：《澳门历史与社会发展》，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第129页。 [4]金英杰：《灵芝药房秘密搞革命》，载《新报》，2012年12月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92090。 [5]《新中央酒店僭建开赌》，载《新报》，2013年8月1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257427。 [6]陈重远：《鉴赏述往事》，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296页。 [7]金英杰：《胜利牛脷酥民初领风骚》，载《新报》，2013年6月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202765。 [8]金英杰：《金风栈烧腊滋味一世纪》，载《新报》，2013年2月12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214749。 [9]赵荣芳：《拓展中山教育事业的萧悔尘》，载《中山文史》（第22期），中山：中山政协，1991，第80-82页。

朱梅官，原名朱作宁，字雪溪，西名Choo Mie-Kwa，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早期著名华商。 清乾隆年间，朱梅官来到澳门开店经营丝茶贸易，逐渐致富，由监生捐官为纳州同职衔，时人称为“朱梅官”。 朱梅官在澳门开办商行，同时经营银号，成为澳门当时著名的华商之一。他与澳葡判事官眉额带呖关系密切。眉额带呖是当时澳门的重要葡商，担任澳葡判事官一职16年，与英国的大鸦片商比尔勾结，大规模地经营鸦片贸易。 在巨额利益的驱使下，朱梅官成为清嘉庆年间澳门主要的华人鸦片商。[1] 朱梅官等六人用布匹、茶叶兑换葡萄牙人安多利的胡椒、海参，除货抵外，安多利还应找回梅官番银3480元。安多利拟于1814年9月底回国，所乘之船停泊于香山县外海。朱梅官等人赶至逼索欠银。适逢有葡萄牙船驶到，安多利当向船长借银。该船长回答无银，仅有鸦片。结果，朱梅官等应允收下鸦片120筒（每筒约二斤七两）。因鸦片是禁品，朱梅官等担心不得上岸，碰巧有小舟经过，乘机把鸦片转卖给一伙不相识的人，得银3840元。 海盗张保仔被清廷招安，他深悉鸦片贸易实情。在缉获若干鸦片走私船后，通过审讯，他获悉澳门有个鸦片窝子。福建方面就把情报移送广东当局。1815年春，两广总督据此查拿涉案的澳门居民纪申官、王仑官、朱梅官等20人。 香山县官员乘机敲诈，透出口风：若交八万银元即可放人。勒索金额太大，鸦片商拒绝。于是，朱梅官等六人依法被解送到广州。在一番行刑逼供后，他们被迫供认贩卖鸦片的事实。[2] 朱梅官获罪充军后，致函眉额带呖借钱，照例赎罪。 朱梅官等人后被革去职衔，在犯事地方各枷号一个月后，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卖鸦片银两被充公。朱梅官一案，成为清政府禁烟政策变化的一个契机。 澳门华商走私鸦片，无不与澳葡有关，清政府对澳葡采取了较为严厉的管制措施。之后到澳门货船，均须逐船查验，如一船带有鸦片，即将此一船货物全行驳回，不准贸易。若多船皆带有鸦片，也必将各船货物全行驳回，都不准贸易，立即逐回本国。[1] 现今，澳门新马路炉石塘街口，1918年开辟新马路之前，有一条小巷弄名曰“赋梅里”，就是朱梅官大宅所在。因他极爱梅花，在家中花园植梅百株，为当时澳门华商津津乐道。朱梅官犯事被抄家后，香山县丞将他的大宅拍卖所得款项入库。“赋梅里”不复有梅花，但巷里名称仍存留至今。[3]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2006，第43-44页。 [2]雪珥：《腐烂的帝国》，载“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网，2012年8月11日，http://zgrmdx.dooland.com/wap/article.php?id=176747&verify=&m=。 [3]金丰居士：《卢氏娱园惨遭商家摧残》，载《新报》，2012年8月1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64897&scid=21。

林炳炎，原名林福新，英文名Lam Bing Yim，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田寮村人。恒生银行创办人之一、港澳知名富商。 父亲林寿汝是一位老实的农民，生育子女多个，炳炎居长。炳炎童年时入读私塾、小学，因家境困难而辍学，在广州一家小钱庄做学徒；后被老板的好友赏识，推荐到汕头的钱庄做店员，负责外出收送汇单和钱币，工作量很大。几年后，炳炎基本学会经营钱庄的本领，就携眷前往上海，自办大昌钱庄。他坚持“顾客至上、服务第一”的宗旨，经过多年努力，仅在常德路街内，就开设多家店铺；又与孔祥熙、宋子文等上层社会名流交往，成为上海颇有名气的富商之一。 抗战初期，炳炎向前线捐献飞机，并购买粮食救济广东旅沪灾民，知名度越来越高。 1933年3月，炳炎与挚友何善衡、盛春林、梁植伟、何添等集资十万港元，在香港中环路创办恒生银号，自任董事长。炳炎在上海拥有产业，在广州十三行开设昆昌银号（抗战胜利后改为汇隆），经常来往于香港、广州、上海等地开拓银号业务。恒生银号是华资银行，从事金银、外币买卖和汇兑、押汇业务，主要为中小客户服务，生意越做越大，入股人越来越多。1937年，恒生银号成为香港银行、银号大户之一，当时《粤华报》称炳炎为“金融钜子”。 1941年12月，日寇侵占香港，炳炎把资金转移到澳门开办“永华银号”。他受到澳门总督的热情接待，让出澳督将军府给炳炎居住，并声言免收房租。[1] 当时，正值澳门镜湖医院因长期性高强度的施济而面临财源枯竭，炳炎受澳门众华商推举出任镜湖医院主席。他除弊革新，促使镜湖医院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他建立自己在澳门社会的影响，推动澳门华人社区的新权力核心的形成，创下了造福万民的功绩。 炳炎接任镜湖医院值理会主席后，认为值理会处理医务行政事务应有医生参加，为此，次年推行领导制度改革，院长专责医务，聘请柯麟医生担任镜湖医院首任院长。 一是改值理制为董事制，医务方面由院长负责。 二是抗战爆发后，镜湖医院施济激增，入不敷出，加上连年捐输，民穷财竭。炳炎不畏困难，除带头捐款外，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银行界发起为镜湖医院捐款，仅1945年募得经费13万余元，创下历年筹款的记录；1948年，他一次捐赠镜湖医院手术室价值1.5万余港元的设备。 三是向澳葡当局争得中国医师与葡籍医师同等待遇。镜湖医院手术室建立后，中国医师尚未取得手术权。按照澳葡政府规定，必须聘请葡籍医师为外科主任，只有得到该主任授权，华籍外科医师才能手术。对此，炳炎无法容忍，与澳葡当局据理力争，终获得澳督同意，使华籍医师与葡籍医师拥有同等的手术权；此举彰显了炳炎的民族气节，华人无不赞佩。 四是以镜湖医院为阵地，形成澳门华人社团新的权力中心。镜湖医院建成后，成为澳门华人集议之地。 1912年，华人社区的权力中心开始从镜湖医院转移到商会。1930年代中期，柯麟进入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师，设法提高共产党在镜湖医院的影响。太平洋战争期间，镜湖医院成为共产党保护下的进步文化人士撤出香港中转回内地的地下交通站。炳炎入主镜湖医院前，向前任值理会提出与柯麟一起加入值理会的条件，得到同意。 为使柯麟顺利进入值理会，炳炎亲自游说澳督，希望澳督批准柯麟加入值理会。当时澳督顾虑柯麟是共产党员，炳炎对澳督坚称，如果柯麟是共产党，自己也是共产党。终于，迫使澳督同意炳炎的要求。 不久，炳炎主持董事会，决定聘柯麟为镜湖医院院长，使柯麟顺利取得镜湖医院医务的领导权。20世纪40年代末，炳炎逐渐将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务委托时任副主席何贤来主持，形成何贤主持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务、柯麟主持镜湖医院院务的权力格局，使镜湖医院成为中华总商会之外澳门华人社团新的权力核心。炳炎有胆有识，敢作敢为，领导镜湖医院慈善会顺利地渡过危机并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个人品德和功绩获得澳门各界人士的敬佩和赞赏。[2] 抗战胜利后，炳炎将资金从澳门转回香港复办恒生银号，并率先拓展南北物资交流及汇兑业务，致力香港经济复兴。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国统区货币贬值，香港黄金、外币炒卖业高潮迭起，恒生银号与同行一样从中获利，资金倍增。 炳炎知人善任，主张“凡能者举之”。有不合条件的亲友要求进入恒生银号工作，他婉言拒绝：“你做生意不够本钱，尽管说，但要求入恒生做事就难了。”多年来，在恒生担任高级职务的不下数十人，却没有一个是靠他私情提拔上去的。有位友人因缺资金办学而愁眉苦脸，炳炎知道后说：“钱还是要捐的，再穷也要办学校。你做一个计划，看要多少钱，我来帮你。”事后，还叮嘱那位朋友不要告诉别人钱是他捐的。 三、四十年代，清远县多次遭受水灾，炳炎向灾民施粥分米、赠医施药；抗日战争期间，资助香港同乡疏散回内地。他捐献钜款支持清远师范、清远中学、清远方便医院、香港东华医院、澳门镜湖医院等建设。在家乡田寮村，他出资建有东兴小学，教学设备完善，当地孩子免费入校读书，教师在校免费用膳。 兴建兴仁小学时，他捐资1000元白银。在兴仁墟、石龙头村、东村，他捐资建三座钢筋水泥桥。修建石泉坑水库，他捐助白银3000元。他成立林炳炎基金会在香港荃湾葵青区大厦街33号；建设洁心林炳炎中学在香港九龙横头磡富美街；建设岭南大学林炳炎楼；帮助在粤港澳一带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等。 1946年，炳炎先后担任香港清远同乡会、清远公会名誉顾问，讲一口石角蛇话。[1] 1947年2月15日，炳炎坐在沙发上因心脏病发而去世，年仅56岁。[2] 送葬之日，香港的花圈被购一空，护棺送葬的人群长达一公里之多。 “文革”期间，林炳炎在乡的祖墓被破坏，房产和没收。“文革”结束后，当地政府一度修复林炳炎祖墓。 林炳炎生育四子一女：长子林秀梁、次子林秀峰、三子林秀荣、四子林秀棠及女林丽冰。林秀梁是美国化学博士，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回港后进入恒生银行，负责外汇业务；后升为副总经理，并进入董事局，1976年5月，因一场小病去世；其妻林李翘如为大学资助委员会主席，当律师和任教于中学，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前房委会主席王鸣及商业电台高层俞琤等都是她的学生。 在兄长去世不久，林秀峰和林秀荣辞退工作。林炳炎逝世后留下三亿港元的遗产，指定其中两亿港元用于文化事业。1976年林秀峰入股佳艺电视台，成为董事之一；他热烈追求港姐出身的无线电视台当红艺人缪骞人；但佳视倒闭后，两人就分手。 四子林秀棠一直保持低调，任职于大昌贸易行。[1]林丽冰嫁与陈姓人家，是岭南教育机构有限公司主席，岭南大学校董及校友。[3] [1]向耀佳：《恒生银行的创办人——林炳炎》，载《广东史志》，1998年第10期，第52-53页。 [2]清城区档案局：《近代金融钜子——林炳炎》，载“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政府＂网，2013年12月30日，http://www.qingcheng.gov.cn/info/73876。 [3]《林炳炎》，载“维基百科＂网，2012年11月26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7%82%B3%E7%82%8E。

前中央驻澳联络办官员。陕西人。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专业、高级经济师。长期从事经济金融研究、实务和领导工作。历任广东省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副局长，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政策研究室主任、行长助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董事长，全国港澳经济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兼职教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5年来澳任新华通讯社澳门分社社长、2000年任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2001年病逝。

柯正平，又名柯平，广东省海丰县人。澳门富商、社会活动家。柯麟弟弟。 正平出身于一个小商家庭，1927年，在广东省海丰县参加工农革命军；1929年在香港从事爱国进步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香港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为当时东江纵队提供后勤服务。 1934年，正平到澳门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创办南光公司，为解放海南岛和抗美援朝、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作出重要的贡献。1936年，正平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澳门共产党组织机构的创建人之一。 1945年，正平领导和主要参与澳门同胞“光复回归祖国运动”，1947年“澳葡和中国渔船事件”、“澳葡打死单车工人朱文彬事件”，1948年“澳葡颁布工会合法化事件”，1947-1948年“澳门各界为粤省灾民赈灾捐款运动”等。 正平是中共在澳门的最高负责人，成为原中央港澳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分治后的中共澳门工委的第一把手。20世纪30年代始，他参与澳门历史上社会政治的一切大事件，并且都身处在关键位置。从营救失陷在港澳的数十位中国文化精英，到组建澳门抗日救亡队伍，组建东江纵队港澳支队，他都是组织者和主要干部。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正平策动澳门社团在澳门升起了五星红旗。 1951年，正平发起澳门各界，开展庆祝“十一”国庆活动。 1953年“澳葡驱逐国民党势力出澳门”，就是正平运筹帷幄的结果。1955年澳葡企图藉“澳门开埠四百年纪念活动”宣布澳门改称“葡国澳门省”，他领导澳人举行大规模的抗争行动，使澳葡的阴谋不能得逞。 1963年，他参与决策“中澳边界划定谈判”。 1966年，他实际领导了澳门爆发著名的“一‧二三”运动。1967年澳葡向中共无条件妥协后，全赖于他主导澳门的善后稳定工作。 正平参与推动澳门回归的历史进程。 1975年1月葡国与台湾国民党政权断交；年底撤走驻澳门军队，解散葡国驻澳陆军和海军司令部。1976年葡国公布《澳门组织章程》，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 1977年，葡国开始与北京进行建交谈判。1979年2月8日中葡正式建交。 70-80年代所有有关中葡、澳葡政治大事，都是他主要参与推动。1984年开始中葡谈判澳门回归问题；1986年中葡正式谈判，这其中的中方官方代表团名单中，第一名团员就是正平。 经过三轮谈判，1987年3月26日，中葡两国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正平在场见证这个历史时刻；1988年开始起草《澳门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正式颁布《澳门基本法》，期间，他就是主要立法者，他的地位和作用，远超那些法律专家、草委。 在澳门回归祖国的历程中，正平先后担任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谈判中方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制订和宣传工作。在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期间，为筹建特区、实现澳门政权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澳门回归后，正平努力推动“一国两制”的实践，坚决反对“台独”，关心祖国经济建设，支持特区依法施政。1999年12月20日，他以极为重要的位置见证了澳门回归。[1] 建国初期至60年代初，正平先后主持创办南通银行、澳门中国旅行社，它们和南光公司成为澳门最早的三家中资公司，至今一直重要影响着澳门经济发展。 南通银行开办初期，不过是一家小银号，行址仅数十平方米，职工20余人，只能经营存款、汇款和小额贷款等银行业务，运作中困难很多。正平作为董事长，多方奔走呼吁，终于换来澳门同胞的理解，纷纷以到南通银行储蓄的实际行动来支持爱国银行开办。1987年，南通银行全行职工670人，分行15家，总资产100多亿元。 为适应澳门主权回归的需要，澳门南通银行全部资产无偿转让给中国银行，并于1987年完成法律程序，澳门南通银行改名为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中葡两国签订联合声明，1995年，澳门政府通过法律授权中国银行可发行澳门钞票地位。 正平积极为内地的经济发展“牵线搭桥”；为推动广东基础建设发展，1981年，他多次与广东省长刘田夫同志磋商，决定与广东省人民政府合作，参与投资兴建广珠公路的沙口、洪奇、容奇等大桥；为此成立澳门联合发展公司，向广东方面投资港币1.5亿元，他被推举为董事长；1984年11月，四座大桥全部竣工，令全长137.6公里的广珠公路畅通无阻，不仅促进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繁荣与腾飞，同时在全国创立“集资建桥、过桥收费、以桥养桥”的范例。[2] 1956年，正平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984年春节，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在中山温泉宾馆听取他和有关人士汇报澳门工作；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再次接见他；1997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广东厅，江泽民总书记与他亲切握手。 2003年1月，正平荣获澳门特区政府授予大莲花荣誉勋章。 正平被选为全国人大第四至九届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柯正历任澳门南光公司总经理、南通银行董事长、澳门中国旅行社董事长、新华社香港分社顾问、南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常务董事、新华社澳门分社顾问等职。在澳门回归历程中，先后担任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谈判中方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等职；在澳门工作60多年，生平犹如一部澳门近代史书，人称“澳门王”。[1] 2005年9月30日，正平在澳门逝世，享年94岁。 近百位前任和现任的国家领导人发唁电悼念柯正平。 柯正平夫妇生育两子两女，但他创造的财富、地位并没有代代相传。女儿柯琼说，父亲从小对孩子特别严厉，我和妹妹从来都没有甚么特权，父亲配有车，小时遇到刮风下雨，我想坐一下，但父亲不肯，呵斥说这是国家配给的车，是用来开展工作的。二哥一直在做一名义务兵，大哥也只是在农村当干部，都没受到特别照顾。她自己毕业后在南光公司工作12年，后辞职出来。[2] [1]《不能忘记澳门的柯氏二兄弟——柯麟与柯正平》（转“人民网＂），载“广东省柯麟医学教育基金会＂网，2012年3月20日，http://www.gdkelin.org/view.php?id=777。 [2]余彦君：《柯正平：心系祖国造福澳门的“地下澳督”》，载《晶报》，2010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