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六年（1626年1月28日─1627年2月15日）7月18日，葡萄牙耶穌會士羅瑪諾（Manuel Lopes）神父從印度返回澳門，複任聖保祿學院院長。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789頁。

崇禎七年（1634年1月29日─1635年2月16日）7月18日，福建水師將領湯日照在漳州汛地擒獲夷人16名，經海澄縣查審，此16名夷人為澳門葡萄牙人，因遭風暴，漂入汛地被俘，後議宥釋。《明清史料》乙編第7本《兵部題行兵科抄出福建巡按路振飛題稿》。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1月25日－1695年2月12日）7月18日，葡萄牙傳教士楊瑪諾神父（Manuel de Sá）作為法蘭西斯科•斯皮諾拉（Francesco Maria Spínola）神父的助手到達澳門，但因受阻無法赴京，後返回歐洲。同天抵達澳門的還有法國耶穌會士樊西元（Jean-Simon Bayard）神父。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65，588頁。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1月25日－1706年2月12日）7月18日，耶穌會助理修士費藏玉（Luís de Figueiredo）在澳門病逝。費藏玉，字爾成，1615年生，澳門土生人，父親為朝鮮人，母親為華人。1638年加入耶穌會，後為傳道員，協助高一志傳教。1663年返回澳門，在澳門任中國副省代理人21年，逝世時已有90歲高齡。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226頁。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1月29日－1760年2月16日）6月24日，清政府明令規定對外貿易只許在廣州一口進行後，英國東印度公司並不甘心。經過精心策劃後，決定繼續派船北上，遂於6月13日命洪任輝率英商12人乘坐一艘三桅小洋船“皮契”號離開澳門，於本日又一次駛入定海。浙江地方官遵照諭令，不許英船去寧波，命令他們返回廣東。洪任輝拿出準備好的呈文，要求浙江官員幫助上奏朝廷，並以此作為同意回粵的交換條件。接著又繼續北上，直奔天津。7月18日，船抵大沽口，揚言要告狀申冤。7月22日，直隸總督方觀承呈報乾隆帝，並遞上英商呈文，其控告內容為：1.粵海關勒索陋規，且年年遞加；2.不許夷商稟見海關監督，使下情不能上達；3.資元行商黎光華拖欠貨銀5萬餘兩不還；4.夷商隨船所帶日用酒食器物來回重徵稅銀；5.夷商往來澳門，吏胥勒索陋規；6.勒補平頭，庫平之外每百兩加平銀3兩；7.保商制度弊端甚多，夷商吃虧受累。控告主要對象就是粵海關監督李永標。呈文還稱，僅去年一年，有六艘英船遲阻，就多費銀達4000餘兩。乾隆帝接到狀詞，馬上派遣給事朝銓帶同洪任輝會同福州將軍新柱赴廣東查辦，並將李永標撤職，家產全部充公。並下令“規禮名目，一概刪除”，對黎光華所欠之銀亦查沒其財產予以歸還。對於闖入天津告狀的夷人洪任輝，“外借遞呈之名，陰為試探之際”，並“勾結內地奸民，代為列款，希冀違例，別通海口，情罪難於寬貸”。“因系夷人，姑從寬在澳門圈禁三年，滿日後逐回本國”。故宮博物院編：《史料旬刊》第4期《浙江定海鎮總兵羅英笏奏英吉利船已回廣東摺》。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天津鎮總兵昌福奏聞英商赴天津海口呈控粵海關監督李永標情形折》，第313—314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303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直隸總督方觀承奏報英船駛至海口請求赴京訴訟情形摺》，第314—318頁。故宮博物院編：《史料旬刊》第4期《新柱等奏審明李永標各款折》。故宮博物院編：《史料旬刊》第5期《新柱等奏曉諭各番商折》。《清高宗聖訓》卷199《嚴法紀》，第10—11頁。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2月7日─1770年1月26日)7月18日，馬尼拉多明我會再次派遣傳教士高若瑟(José García)、張儒里安(Julián de la Peña)、郭若瑟(José Calvo)、劉若翰(Juan Vallenilla)前往澳門，他們抵達澳門後，也在澳門板樟堂居留半年多時間，遂於翌年4至6月分別離開澳門前往福建。張先清：《16—18世紀西班牙多明我會士與澳門關係考述》，載《澳門在天主教東進中的地位與作用學術研討會論文匯編》，2009年11月，第506頁。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1月26日─1790年2月13日)7月16日，澳督李露在澳門富商西蒙•羅咱家中突然去世，因此需要“驗屍”。在場的有陸軍軍官，法官來到後，命令在場的外科醫生進行檢查，證明李露死於慢性疾病，而非中毒死亡後，葬於聖方濟各教堂。18 日，王室大法官費利喇臨時接任澳門總督，與陸軍兵頭馬諾•哥斯達 (Manuel António da Ferreira Costa)共同接管澳門政府。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91頁，第217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671.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2月11日─1794年1月30日）7月18日，載有棉花、檀香木、沒藥及鴉片的英國散商船“國王喬治 （Capt. George）”號從孟買駛往廣州，中途停泊澳門，後駛入黃埔途中被雷電擊中起火，全船燒毀，但所運鴉片已在停靠澳門時卸下。[1] [1]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531頁。

清嘉慶十一年（1806年2月18日─1807年2月6日）7月18日，香山知縣彭昭麟下澳門理事官若瑟·科英布拉諭，令其派撥舢板前往澳門赴省必經之路－芒洲防禦海盜，保護澳門貨船。《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知縣彭昭麟為飭派撥三板前往芒洲防禦事下理事官諭》，第504頁。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2月13日─1832年2月1日）7月18日，《中國差報與廣州鈔報》（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在廣州創刊，創辦人為美國商人威廉·伍德（William W.Wood）。 該報重視歐洲新聞和地區消息，也提供休閒內容。其最重要的特色是辛辣的評論。該報亦是一半時間在廣州，一半時間在澳門出版，直至1833年10月停刊。J.M.Braga, The Beginnings of Printing at Macau, p.96；林玉鳳：《鴉片戰爭前的澳門新聞出版事業：1557—1840》，第137頁。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1月26日─1839年2月13日）7月l2日，英國遠東艦隊的旗艦“威里士厘（Wellesley）”號在一艘皇家方帆雙桅船、船長為托馬斯的“阿爾吉利恩（Algerine）”號的陪同下，上午通過澳門，在銅鼓外洋拋錨，該船指揮者為英國遠東艦隊司令馬他倫（Maitland）少將，帶家眷3人，士兵500名，稱“來粵稽查貿易事務”。18日，馬他倫少將攜家眷乘坐舢板前往澳門義律夷館居住，妻在澳門治病，因醫治無效於23日病故，並在白鴿巢新教墳場安葬。“威里士厘”號的引航員被澳門同知投入監獄和處罰。因為他沒有報告馬他倫少將此行的目的。24日，馬他倫帶著兩名女僕回到了“威里士厘”號上。10月4日，離開澳門。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67頁；Chinese Repository, Vol.7, No.3, pp.174—175; Vol.7, No.6, p.336；《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2冊《廣州將軍德克金布等奏報籌辦堵逐英國巡船現在候風開行折》，第311頁及《兩廣總督鄧廷楨奏報英國夷目巡船候風開行片》，第315頁。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2月10日─1843年1月29日）7月18日早，受雇在西洋划艇幫駕之香山縣疍戶陳亞定、張亞有、龔有太等人，在19日晚駛至新安縣屬鷄翼角洋面，乘各夷人駕船辛苦，困倦睡熟之際，陳亞定等見貨箱沉重，起意將夷人謀害，得贓分用，將西洋水手二人並夷商嗎堅唎一名殺死。後為澳門同知暨香山、新安各縣營訪聞緝獲。《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2冊《兩廣總督革職留任祁貢等奏報拿獲圖財謀殺夷人多命凶匪審明定擬折》，第502—503頁。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2月15日─1848年2月4日）7月18日，教區熱羅尼莫．馬塔主教創建澳門聖母瑪麗亞信徒會。會址設在聖安多尼堂。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95頁。

咸豐六年（1856年2月6日─1857年1月25日）1月28日，代表澳門選區的土生葡人國會議員吉廖梅．彼加多在議會發言中要求增加海外公務員薪金，理由是殖民地生活昂貴，在澳門一所房子租金要300元，而同樣的房子在里斯本僅需10元。加薪方案於1857年7月18日通過。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25頁。

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2月4日─1887年1月23日）7月18日，受粵東督撫委派，委員補用知府德福、試用知府富純赴澳門調查望廈鄉紳士張耀昌等稟控情形。據稱，上年春間，洋人從嚴逼收地租，嗣聞該村民等上控，因而中止。德福本擬尋覓望廈村紳士及地保詢問一切，乃皆避面不見。後經暗訪，望廈村及沙梨頭等村皆已編立洋號，勒收租鈔。惟望廈村住民約四百餘戶，人丁共約一千有餘，稍知大義，不甘從夷，不付租鈔。其餘除塔石村窮民十幾家無可勒索外，如龍田等四村，已照派納租，且為洋人諱匿情形。又查，澳門有炮台大小共九座︰大炮台、東望洋、西望洋、媽閣、劏狗環、嘉思欄、蓮峰廟、竹仔室、燒灰爐，均係洋人防守。馬路六條：水坑尾至劏狗環，蓮峰廟至三巴門，蓮峰廟後至水坑尾門，望廈村前、望廈村內、三巴門至西洋墳。兵房共六座：同治二年（1863）三巴門設兵房一座，該地五分；同治十三年（1874）水坑尾外設兵房一座，該地五分；同治十三年二龍喉設兵房一座，該地十餘畝；同治十三年先鋒廟設兵房一座，該地二分；光緒九年（1883）望廈村內設兵房一座，將該村更館毀拆，建造新橋兵房一座。《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3冊《委員補用知府德福等為澳門之事應聲言斷其接濟以使其就範事稟文》，第214—217頁。

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2月4日─1887年1月23日）7月18日，議定在澳設立婚喪產育之註冊章程，以便澳內未經奉教之西洋人及外國華人等遇有婚喪產育之事，可以照民律註冊為據。所立新章定於本年8月1日創行，該註冊係在華民政務廳。《澳門政府憲報》1886年7月22日第29號。

光緒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7月18日，《鏡海叢報》刊登讚譽孫逸仙先生在澳門行醫濟世告白：陳宇，香山人，六十一歲，患沙麻八年矣，辛楚殊常，頃在醫院為孫逸仙醫生割治，旬日便痊，精健倍昔。又西洋婦某，胎產不下，延孫逸仙治之，母子皆全。又賣麵食人某，腎囊大如鬥，孫醫用針刺去其水，行走如常。又大隆紙店兩伴，誤為毒藥水，焚炙心、胸、頭、面，勢甚危，殆孫醫用藥敷之，旬時就愈。又某客棧之伴，與妻角口，妻於夜半吞洋煙求死。次晨八點鐘，始有人指到孫館，如法救之，亦慶更生。又港之安撫署書寫人，患吐血症，多年不瘳，華醫束手，親造孫醫求治，一月奏效。《鏡海叢報》1893年7月18日《鏡湖耀彩》。

光緒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7月18日，葡漢雙語報《鏡海叢報》出版，葡語全名為《澳門回聲——政治、文學及新聞報》。東主兼負責人為“精通漢語”的澳門土生葡人弗蘭西斯科‧飛南第。該報初為葡漢合璧，“前用西洋字，後用中華字”。逢週二出版，1893年7月18日出版第一期，1899年9月18日出版最後一期，共刊印114期。該報由伯多祿‧施利華（Pedro Nolasco da Silva）擔任主編, 康斯坦修‧施利華（Constâncio José da Silva）擔任總監。1897年4月11日起由飛南第擔任主編。1899年，該報由於批評政府而被勒令停刊。曾刊登許多關於澳門地區及葡萄牙人在華史的文章，還翻譯出版過當時英語報刊的重要文章，被視為澳門歷史研究的重要資料庫。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52—53; Bibliografia Macaense, Macau, p.198.

光緒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7月18日，中文報刊《鏡海叢報》（Ching-Hai Ts'ung-Pao）創刊，該報從葡漢雙語週刊《鏡海叢報》（Echo Macaense）中分出。刊行人為土生葡人弗蘭西斯科‧飛南第（Francisco Hermenegildo Fernandes）。逢週二出版，後改週三出版。1893年7月18日出版第1號，最後一期是1895年12月25日出版。主要內容有綜述，中外報，省港報選登，本澳新聞，官方事告，詩詞，廣告等。該報代派報紙之處遍佈中國內地、香港、新加坡、小呂宋、舊金山、葡萄牙、帝汶等地。該報銷路廣，影響大，對反清思想的傳播起了極大的作用。孫中山先生與該報的關係十分密切，其中的許多報導反映了孫中山在澳門早期行醫及革命活動。影印本《鏡海叢報》之姜義華序，第1—6頁；費成康：《孫中山和〈鏡海叢報〉》，第1—10頁。

《知新報》第九十三期刊登《神戶倡建大同學校公啓》、《美人講求治屬地之法》、《日人論中國人之素質》、《俄國獲蒙古金礦采掘權》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7-8月，發生路環慘案。先是，在5月5日晚，以梁意華為首的路環海盜將新寧縣東坑等三鄉學童18名綁架，勒索3.5萬元贖金。鄉中父老先稟告兩廣總督袁樹勳，袁因“澳界尚未勘定，既不能照會澳督往拿，承認為彼之屬地；又未便派兵往緝，致啟交涉。”正在籌辦之際，事主又稟求澳督往拿。7月12日淩晨4時，澳門總督馬奎斯遂派遣兩支部隊——以上尉阿吉亞爾（Aguiar）為首的45名陸軍和在中尉阿爾比諾‧里巴斯（Albino Ribas da Silva）率領下的氹仔及路環小分隊進攻路環。由於海盜的抵抗，葡兵被擊斃數人，炮台亦為佔據。澳督聞訊後，又增派一炮兵部隊，“澳門”號炮艦以及由巡捕司令、上尉馬丁斯‧馬德拉率領105名巡捕亦前來增援。然而，葡兵屢為匪黨所敗，複死傷多人，乃於l3、14等日，調集水陸各軍全力合攻。因路環各村民人為盜所挾，不願遷避，導致炮擊損傷人物不計其數。至7月17日，105名“唐娜阿美利亞（D.Amélia）”號巡洋艦上士兵在中尉卡瓦略‧布蘭登（Carvalho Brandão）的率領下在路環島登陸。7月18日，“祖國”號炮艦及“澳門”號炮艦炮擊華人海盜陣地。7月19日，剿匪大軍全面出擊至路環九澳地方。許多海盜於前天夜間乘暴風雨竄逃，多人喪生。救出18名人質，其中成人7名，兒童11人及另外40余被海盜俘獲者。10月12日，根據1910年10月12日公佈的法令，6月24日為澳門節日。在路環，7月13日為“路環戰役紀念日”。11月，開庭審判路環犯有綁架罪的海盜，判以20年流放監禁。據當時有消息稱：葡兵此次並非剿匪，實系剿民，不過借題發揮耳。洋兵轟毀村鄉，慘斃多命，均是無辜良民。至於賊匪，其兇狠者逃走殆盡，擒獲者不過一二餘黨。而第二次剿過路環匪之葡兵，仍留住該島約有百名，並未退出。粵督為此電請外務部要求撤退路環葡兵，“此次剿匪，雖由事主所請，然事前並未知照，事後華兵商往會剿，彼又固拒。澳門界務未定，路環難認為葡屬地。按照中葡條約第二款內載，未經定界以前，一切事宜彼此均不得有增減改變之事，現葡擅向路環用兵。不合條約者一。華人居住西洋屬地，生命財產照約應由葡官保護，況路環並未屬葡，該處居民雖不乏與匪交接之人，而安分良民亦尚不少。此次葡人剿匪，不分良莠，悉將居民轟毀，華人生命財產損失甚巨。不合條約者二。葡人從前駐守路環之兵只十餘名，葡使稱匪已肅清，前剿匪之兵自願全退。乃續派葡兵留駐該島，竟有百名之多，大背不得增減之約。不合者三。現粵民與葡感情最惡，此次路環居民被葡兵焚殺，民情更為憤激。而葡人增兵駐守，顯為強佔路環張本，與日後議界尤多窒礙”。路環慘案發生後，全國人民無比憤慨，紛紛要求政府廢除條約收回澳門。清政府鑒於群眾強烈要求，再派駐法大使劉式訓赴里斯本，再次提出劃界談判問題，但此事最後不了了之。《香山旬報》，粵督為葡人剿匪事佈告各省電文，第67期，第67—68頁；《香山旬報》，葡兵攻過路環詳志，第66期，第49—52頁；《申報》1910年7月25日《葡兵炮攻過路環海盜詳情》；《申報》1910年8月1日《葡兵搜圍海盜之尾聲》；《申報》1910年8月2日《葡兵攻擊過路環海盜余聞》；《申報》1910年8月25日《粵督電請撤退路環葡兵》；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42—46頁。

民國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7月18日， 澳門政府決定以官價購買板樟堂街(Rua de S. Domingos)15、17、20、21、23及25號， 並拆平以為擴寬板樟堂街道之用。《澳門政府憲報》1913年第31號， 第355頁。

民國二十七年 (1938年1月1日-1938年12月31日)7月18日，舉行市政廳大樓維修工程競標開投，有8位承建商競投，由承建商區照以68000澳門元的最低價投得。在維修期間，公務員仍留在大樓辦公。古傑龍 (Beltrão Coelho)：《澳門市政廳大樓紀略》，第55頁。

1974年7月18日，葡萄牙駐聯合國大使西蒙（Veiga Simão）在紐約與中國駐聯合國常駐代表黃華建立初步外交接觸，談兩國建立外交關係以及澳門未來地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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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長，字錦威，香山縣大環鄉（今屬中山市火炬開發區大環村）人。中將、航空學校校長、國大代表、立法委員。 父親張泳廉是旅美華僑。為了出國，惠長認一個陳姓的歸國華僑親戚為父。抵達美國後，他改名為陳惠長，1917年回國後，恢復原姓。1914年，林森奉命赴美，1915年在美國成立中國國民黨空軍學校，惠長積極回應入學，與楊仙逸、陳慶雲等成為同學，先在美國加州紅木城飛行學校學習飛行技術，後轉入紐約牡蠣海灣附近寇狄斯航空學校深造。 1917年，惠長畢業，取得畢業證書和美國飛行執照，成為第五百名合格飛機師。他立即回到祖國，參加廣東空軍建設工作。他學識豐富，儀表堂堂，受到孫中山的重用，除參與空軍建設外，擔任大元帥府侍從武官。 1918年初，大元帥府成立航空處，李一諤任處長，惠長任副處長。當時發現譚根留下兩架舊飛機在大沙頭庫房中，惠長進行修理，並和張恢寒、蔡詩杜進行試飛，飛機性能還好。於是，惠長等人以大沙頭為基地，訓練飛行員。 1918年4月，孫中山特命惠長與陳慶雲、李光輝、葉少毅、吳東華等前往漳州組建援閩粵軍飛機隊，楊仙逸擔任指揮。 1920年8月，孫中山下令討伐桂系軍閥把持的軍政府，同年中秋節晚上，惠長和楊仙逸駕機往廣州，對準桂系軍閥設在觀音山的指揮部投彈，把指揮部炸毀，叛軍極為恐慌，岑春煊、莫榮新驚惶逃出廣州。事後，孫中山接見楊仙逸和惠長，大加讚賞。莫榮新率叛軍逃至三水，繼續向西退至肇慶、德慶一帶。飛機隊奉命追擊，但僱來的美國飛行員維納和史密斯不肯再駕大鴨婆機出發。於是，惠長駕駛大鴨婆機，陳慶雲駕小鴨婆機，飛往三水河面作為臨時起降場。 1922年4月，孫中山組織第一次北伐，重新組織飛機隊，委任惠長為北伐軍飛機隊隊長、陳慶雲為副隊長。為適應作戰需要，飛機隊向美國購買四架JN-4型陸上飛機，惠長率領12架飛機進駐韶關。正當惠長和陳慶雲率飛機隊協助陸軍長驅直入之際，陳炯明突然叛變，圍攻總統府，許崇智回師討伐陳炯明。 惠長和陳慶雲同時率隊飛回南雄、始興，打算為陸軍打通道路，回師廣州保衛孫中山。但北伐軍師長梁鴻楷隨後叛變，與沈鴻英相勾結，前後夾擊北伐軍，而飛機隊汽油供應受阻，飛機無法出動，為不讓飛機落在叛軍手上，惠長等人在始興只好將12架飛機燒毀。當時空軍作為陸軍，分別由惠長和陳慶雲率領，隨朱培德、李烈鈞向湖南和福建進軍。 不久，惠長和陳慶雲率隊前往上海，隨即向在上海的孫中山報告作戰經過，孫中山給他們以鼓勵，暫留上海，聽候派遣。留滬期間，惠長認識北方航空界厲汝燕，兩人志趣相投，過從甚密，經常交換發展中國航空事業的意見。1926年直系軍閥孫傳芳自任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並成立航空司令部，以對抗北伐。當時飛行員有不少航校畢業生是厲汝燕的學生。 通過厲汝燕關係，惠長與這些飛行員漸漸混熟，他以孫中山的“航空救國”思想，鼓動他們為民主革命事業效力，這批飛行員仍在軍閥部隊，但沒有一次為孫傳芳完成阻擊北伐軍任務。北伐軍東路總指揮派劉沛泉到上海策反孫傳芳空軍時，惠長和厲汝燕積極協助，並在北伐軍到達上海時，接收孫傳芳空軍全部飛機和器材。 1927年春，惠長與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回來的同鄉薛錦迴女士在上海結婚。同年6月，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兼廣東省主席李濟深，電邀惠長主持廣東航空學校。惠長馬上啟程回到廣州，6月30日就任航空學校校長。 當時廣東航空單位還有航空處，由林偉成、陳卓林任正、副處長，1927年初，林偉成率領航校部分學生和教官赴蘇聯深造，航校實已停辦。惠長接航空學校後，將校名定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航空學校”，他打算招收學生100名，並委任陳慶雲為教育長。 1927年11月17日，發生張（發奎）黃（琪翔）事變，廣州大亂，惠長避走汕頭。 1928年1月，惠長返回廣州復任航空學校校長，招考錄取學生35名。1928年3月26日，他調任航空處處長，航校由周寶衡擔任校長。惠長接任航空處長後，購買一批新飛機，加強對飛行員的訓練，開展飛行全國活動。受到美國飛行家林白用了36小時飛完從紐約至巴黎3600英里航程的影響，為進一步喚起全國各界人士對航空事業的重視，實現孫中山“航空救國”的思想，惠長決心開展這次長途飛行活動。 為了順利飛行，他和陳慶雲親自駕機試飛，之後帶領楊官宇、黃光銳等飛行員練習飛行，熟悉飛機性能。做好準備工作後，1928年冬，惠長偕楊官宇、黃毓沛、楊標三人駕飛機“廣州”號經漢口、南京、北平、瀋陽，轉往天津、上海返回廣州。這次活動受到全國的關注，各大城市報紙每天都有報導，惠長等人一時成為全國的新聞人物。 “廣州”號飛機抵北平時，惠長親自在南苑機場上空作飛行表演。他到達上海時，受到妻子薛錦迴、吳鐵城等各界人士的盛大歡迎，上海中華百合影片公司拍攝現場記錄片，當晚在上海放映，第二天全國報紙都以顯著版面刊登這一特大新聞，引起全國各界人士的重視。這次全國長途飛行是中國航空事業的首創，一度掀起全國的“航空救國”的熱潮。 1929年夏，蔣介石擔任陸、海、空軍總司令，為加強航空署人才建設，徵求孫科的意見。孫科與惠長是同鄉，大家友情好，便向蔣介石推薦惠長。蔣介石委任惠長為航空署長，同年秋就職，但仍兼任廣東航空處長，日常工作委託劉植炎代理。 惠長任航空署長後，主要完成增加經費、增購新機、增加年青飛行員等事宜，其中第一批新購六架可塞式機，在當年底運返。在廣東航校三期畢業生中，挑選20多人，充實南京空軍飛行隊伍。 1929年11月初，原第四軍軍長張發奎對蔣介石要自己的軍隊縮編為第四師，表示不滿，拉隊伍從鄂西經湖南轉往桂北，與廣西李宗仁、黃紹雄、白崇禧所率的桂軍，聯合組織“護黨救國軍”，與南京蔣軍對抗，並企圖進攻廣東。蔣介石當時派何應欽為廣州行營主任，指揮中央軍三個師及陳銘樞、陳濟棠所屬部隊，迎戰張發奎、桂軍。同時，惠長奉蔣介石之命率領航空署人員十多人，駕駛德製容克式機、法製布提士式轟炸機及美製Wdco式飛機六架抵達廣州，指揮廣東空軍，參加對張發奎部隊作戰。 1930年初，惠長返回南京航空署，當時從美國購買的飛機陸續運到，航空署增擴四個飛機隊，加強空軍的戰鬥力。因參加內戰，違背“航空救國”的理想，又沒能制止內戰，惠長感到痛苦。1930年，惠長參加蔣介石對馮玉祥、閻錫山的中原大戰，9月9日上午9時，閻錫山在北平上台當新組成的“國民政府”主席時，惠長奉命派飛機三架，向清廷故宮投擲炸彈，落在“懷仁堂”前湖中，迫使閻錫山退出北平。 蔣介石集中陸、空軍於河北省，主力對付馮玉祥軍時，惠長指揮空軍進行偵察、轟炸和掃射，馮玉祥的前敵總指揮樊鐘秀被第三隊飛機炸死在許昌車站。 1931年，乘蔣介石拘禁胡漢民於湯山時，惠長放棄航空署長職務，隨孫科南下廣州任西南空軍總司令，支持十九路軍於上海抗戰，發出“空軍人員誓不參加內戰，不再為任何人的工具”的通電，在全國產生巨大的影響。1932年淞滬戰幕拉開後，惠長派遣丁紀徐率領混合機隊北上抗日。 1932年4月，陳濟棠突然強行撤銷空軍總司令部，惠長憤然率領一百多空軍人員前往香港，展開航空救國活動。之後，他親筆寫信給蔡廷鍇，先派劉植炎、鄭天健前往聯繫，經蔡廷鍇同意，由楊官宇、劉植炎率一百多空勤人員前往福建，組建十九路軍空軍飛機隊，惠長前往上海。蔣介石本要懲辦惠長，後經薛錦迴在軍政要人中斡旋，孫科、吳鐵城力保惠長，他被派出任古巴公使。 1937年10月，惠長擔任中山縣長，1939年中山人民抗擊日寇初期，他接受中共中山縣委“聯合抗日”的主張，領導中山縣守備隊和中山抗日先鋒總隊隊長，成為中共中山縣委的主要統戰對象。1945年7月，再次擔任中山縣長，1946年11月21日辭職。惠長卸任後，回到家鄉大環村，經營父親留給他的土地田產。 1970年、1977年，惠長偕夫人薛錦迴先後兩次到美國探望親友，抵紐約時，他下榻於誼兄陳慶雲家裡；相約空軍舊友鄭梓湘、容章炳、鄭中興等人到紐約一個海灣尋找50年前學習飛行的航空學校舊址，已面目全非，令人感慨萬千。[1] 1980年7月18日[1]，惠長在台北宴請舊部和摯友時，不幸因心臟病突發而去世，終年91歲。 中山解放前夕，張惠長常來往澳門中山之間，在澳門近西街78號有一幢房子。他把唯一的兒子張道生留在國內，長大後為國效勞。張道生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歷任廣州白雲區科委主任、政協主席，廣州市政協副秘書長；退休後繼續服務社會，並將父親的財產全部獻給國家。 1960年，台灣當局害怕中共的統戰攻勢，請張惠長到台灣。張惠長夫婦取道香港前往台灣後，被列入“不予重用”一族。[2]晚年時，張惠長十分懷念祖國，思念家鄉，1980年初向親人透露信息，準備繞道回國定居。[1]1979年冬，張道生突然接到父親從台灣經親友轉來的口信和一張照片，寄語“會到東南亞一遊”。[2] 1945年10月，國民黨六十四軍一五九師被派赴中山縣受降。張惠長剛接任中山縣長。一五九師進駐中山後，張惠長在各種集會都談到澳門問題，在採取“收復澳門”的行動之前，致力製造了氣氛。[3] 1945年11月，一五九師師長劉紹武、其轄下四七七團團長陳慶斌、第六十四軍軍部少將參謀陳郁萍組成敵前指揮部，到達前山發佈“封鎖澳門”的命令：三個步兵連分駐灣仔、平嵐、香洲，兩個步兵排分駐南屏、古鶴，一個炮兵連和一個重機槍連駐拱北，團部主力分駐翠微和前山。 張惠長帶一個保安警察大隊扼守唐家灣，同時派出兩艘登陸艇架上山炮和輕、重機槍，在澳門南灣西灣巡弋。任何車輛、船隻、人員都禁止進出澳門，一時間，澳門變成“死埠”，不但澳葡驚恐萬狀，而且澳門市民惶恐不安，一日之間，糧食和副食品漲價數倍，工業品價格狂跌，社會秩序大亂。[4] 在“封鎖澳門”幾天後，四七七團部隊連續幾晚在灣仔和前山等地進行實彈射擊演習，駛到澳門南邊海面遊弋，又不時向澳門側面實彈射擊。在前山、拱北等處，又命令炮兵連和迫擊炮連分別實施超越澳門地區上空的炮火夜間射擊。[3]當時澳葡兵力不過一千，炮艇只有兩艘，自知完全無法與國民黨軍隊抗衡；同時馳電里斯本和廣州，要求葡國當局循外交途徑為澳葡緩頰；更請求英美兩國政府出面向南京政府求情。 蔣介石考慮到“港澳一體”及“即收回澳門有擾局之虞”，同年12月下旬下令撤銷“封鎖澳門及攻佔澳門”的軍事行動。但南京政府要求澳葡政府：一，驅逐在澳日人並交粵方處理。二，驅逐共產黨人及其武裝並交粵軍處理，其資產全部查封，並交國民黨澳門支部。三，中國軍民可自由進出澳門。 1946年2月5日，第六十四軍軍長張弛及第一五九師師長劉紹武，以慰問澳門同胞為名，帶領一個加強連並帶有裝甲車等全副武裝操進澳門，同行的還有國民黨中山縣長張惠長，他帶著一個保安警察中隊荷槍實彈地進入澳門。他從陳席儒那裡獲贈一幢位於南灣街的四層英式洋樓，隨即在此設立“廣州行營駐澳聯絡專員處”，後又改為“國民黨中山縣黨部駐澳聯絡處”。[4] [1]《張惠長》，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0年10月15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32484。 [2]《辛亥舊事：護法衛國先驅張惠長》，載“中新網＂，2011年11月30日，http://www.chinanews.com/zgqj/2011/08-31/3297010.shtml。 [3]陳慶斌：《國民黨軍所謂“收復澳門”的真相》，載“廣州文史＂網，2009年10月30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46/200809/t20080917_8559.htm。 [4]金英傑：《瑞國民黨駐澳聯絡處曾作賭窟烏煙瘴氣》，載“澳門文物網＂，2011年11月30日，http://www.macauheritage.net/cn/Knowledge/KnowledgeContent.aspx?whid=183。

1987年7月18日，中華總商會青年委員會舉行成立十周年歷屆委員聯歡餐會，劉衍泉主任和何厚鏵副會長分別在餐會上講話。

1988年7月18日，澳門新福利汽車公司成立，替代已有36年歷史的澳門福利公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1989年7月18日，強烈颱風“戈登”襲澳，9號風球高懸，30年來僅見大海潮浸淹沿岸地區，水深及腰，損失嚴重。

教區慶祝高天予神父及方啓仁神父晉鐸銀禧慶典；聖若瑟教區中學慶祝創校64週年教職員工合照；教友神學普及課程畢業典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