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年(1664年1月28日－1665年2月14日)6月16日，馬亞(Sebastião da Maia)神父在聖保祿學院逝世。馬亞神父，葡萄牙人，1597年生於里斯本，1611年加入耶穌會，獲神學博士學位，曾教授《聖經》及修辭學。先在印度和錫蘭(Ceylon)傳教，1646年到澳門，任聖保祿學院院長及日本省教區長，1650—1658年擔任中日教區巡視員。 Manuel Teixeira, Macaue no Séc. XVII, p. 107.

康熙六年（1667年1月24日－1668年2月11日）6月16日，7艘廣東大船滿載貨物抵澳門，主要貨物是2000多擔大米，每擔售價1.3兩銀，還有麵粉、糖、花生油、日常雜貨、布匹、白鉛、麝香等等。商船到來的目的是運回廣州商人曾購買並滯留在澳門的一半貨物。香山官員說，舊有貨物抽取40%，新購貨物加抽10%，在澳門出售的貨物抽30%。據中文檔案《刑部殘題本》，這次下澳的官員有香山縣令姚啟聖、照磨詹其禎、南海縣丞張遠台、吏目谷某、盧興祖之管家師泰、旗鼓陳得功。隨之下澳的官商有程之復、李之鳳、徐忠、潘鼎臣、沈獻明；私商則有吳培宇、黃拔華、程啟文、方玉、李啟、程萬里、胡六、王慶台等。姚啟聖是帶一船瓷器下澳，商人們買回的貨物主要有檀香、胡椒、木香、兒茶、鐵絲、迦南香及緞子，其中緞子就有17櫃。由此可以反映這次下澳規模不小。這是5年來第一次廣東與澳門方面展開的大規模公開貿易。此後，澳門關閘定期開啟，並可得到足夠的糧食供應。 TA-SSI-YANG-KUO, Sériel, Vol. 1—2, p. 694. 《明清史料》己編下冊第6本《刑部殘題本》。 John E.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p. 99.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2月16日－1704年2月4日）6月16日，法國耶穌會士馮秉正（Joseph Marie 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彭加德（Claude Jacquemin）及龐克修（Jean Testard）神父抵達澳門。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402—403頁；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605—615頁。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2月14日－1715年2月3日）5月23日，議事會向主教控訴大堂區佩德羅．塔沃拉（Pedro Teixeira de Távora）神父沒有親自邀請議事會參加基督聖體節、聖若奧．巴普蒂斯塔（S.João Baptista）節和守護天使節。6月16日，議事會通知大堂區神父，議事會不參加基督聖體節、聖若奧節和守護天使節。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141.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2月4日－1716年1月23日）6月16日，議事會同意多明戈斯．托雷斯（Domingos Torres）辭去船長一職，由法里亞（Manuel Pessoa de Faria）接任。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155.

雍正三年（1725年2月13日－1726年2月1日）6月16日，為籌集欠香山知縣的款項和應支付士兵的餉銀共300兩，澳門議事會出資200兩。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10頁。

清嘉慶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6月l6日，葡萄牙國王敕令在澳門多明我會修道院開辦宗教教育班。 首期培訓5名學生。他們學習合格後，將被派往帝汶傳教。直到1820年，《人民回聲報》（O Echo do Povo）還稱多明我會修士在澳門支持了一所秩序良好的學校。潘日明：《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第154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3.

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1月26日─1820年2月13日）6月16日，遣使會劉方濟神父在河南南陽被捕，同時被捕者有孫瑞錦等十幾名教眾，在北京的南彌德神父也牽入案中，後均被解入武昌審訊。劉方濟被判處絞刑，南彌德被判定無罪，解送廣東澳門。南彌德從廣州來到澳門。之後，他在澳門成立了遣使會修道院。1831年7月5日在澳門病逝。Joseph van den Brandt Frére, Lettres du Bienheureux François-Régis Clet, p.201; 成和德（Odoric Cheng）：《湖北襄鄖屬教史記略》，第16—17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2冊《湖北巡撫張映漢奏報遵旨審明劉方濟各等傳習天主教案分別定擬折》，第149—156頁。另參閱康志傑：《上主的葡萄園——鄂西北磨盤山天主教社區研究（1636—2005）》第2章，第77—79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3頁。

清道光三年（1823年2月11日─1824年1月30日）6月16日，“火神（Salamandra）”號軍艦白果阿來到澳門，寄泊鷄頸外洋，該艦外觀整潔，裝備很差，配備20門大炮，載來葡國士兵200餘人，準備在澳門登陸。同時幾乎所有被押送果阿受審的官員全都返回，這些人興高采烈地喊著“複仇，複仇，複仇”，或是“死亡，死亡，死亡”。A Abelha da China，No.41，轉自程曼麗：《蜜蜂華報研究》，第57頁，程曼麗譯“火神”為“火蛇”；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179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2冊《兩廣總督阮元等奏報查辦大小西洋爭派澳門地方之番差兵頭情形折》，第173頁稱：“五月初八日，有小西洋船一隻，船內夷兵連水梢共二百餘名，寄泊鷄頸外洋，遣通事詢問。據稱：因上年澳夷驅逐番差、兵頭之事，小西洋總管官給發牌照，派令來澳查辦。”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6月16日，葡萄牙全權大臣席爾維拉·邊度致信耆英，稱他持有葡萄牙女王頒發的全權證書，負責同中國政府談判有關葡國的事務。同日上午耆英拜訪澳督彼亞度，了解到有關情況及邊度要上京的事情。是日下午4時，耆英親臨邊度府邸拜會，雙方會晤歷時約一小時。耆英邀請邊度參加兩天后的一個宴會，屆時澳督彼亞度也將光臨。邊度可能認為總督會壞他的事，要求9時即去，完成任務後再接受款待。20日9時，邊度如約而至耆英駐地，耆英因病未能接見，布政使黃恩彤熱情相迎。邊度因未獲耆英接見而感到葡國欽差大臣的身份受到了輕視，大為不滿，拂袖而去。總督彼亞度獲悉邊度的通報後，認為“有人合謀損害葡萄牙人的利益”，但他並未因此不去參加這已預先通知的招待會。澳督午時受到盛情款待，席間雙方起立互敬，氣氛熱烈。《邊度致欽差大臣函，告其欽差大臣身份並請赴北京》，載《葡中關係史資料彙編》第1卷第62號文件，第222頁。《澳門總督致海事暨海外部長及海事暨海外國務秘書之公函，內附與耆英會晤之報告》，載《葡中關係史資料彙編》第1卷第71號文件，第232—237頁。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2月15日─1848年2月4日）6月16日，澳門議事公局創辦的議事公局小學在志願者委員會操辦下，在得到英國商人馬地臣離澳返歐前捐贈的5000銀幣和募集到4000銀幣後正式開學。課程是早日商定的英語和法語。同年9月起由於接受免費教育的孤兒太多，議事公局無力承擔，該校改由彩票收益資助。第一任校長是澳門土生葡人洛佩斯．席爾瓦（Jorge António Lopes da Silva）神父， 他還兼教葡萄牙語文，年薪350澳門元，學校開始設在聖羅薩．利馬收容院。學校共開三門課程。基礎教育由吉爾．佩雷拉（Joaquim Gil Pereira）教授，英文和法文由若瑟．比喇喇（José Vicente Pereira）教授，葡萄牙語則由校長兼教。後於1849年4月遷到聖方濟各修道院，但由於果阿援軍的抵達，學校年內又搬回原址。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 40;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95頁。

咸豐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6月16日，議事公局發佈澳督賈多素頒佈《澳門華人鋪戶照准牌納公鈔規條》，該規定首稱：“照得華人各鋪戶向以照例輸鈔在案，茲查設給准牌，照牌輸鈔。”該規定9款，規定了鋪戶繳納公鈔的流程和手續。要求澳門鋪戶要在政府等級備案，由專人負責“號簿”。每個鋪戶每年領一次准牌（營業執照），然後三個月納一次鈔，一年四次。《澳門政府憲報》1851年6月21日第31號。

咸豐四年（1854年1月29日─1855年2月16日）6月16日，首位來華的英國循道會（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牧師俾士（George Piercy）在澳門寫信稱：由於健康原因，他已來到澳門養病，在廣州創辦的學校，則交由畢治（W. B. Beach）和郭修信（Josiah Cox）管理。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藏：中華循道會檔案膠片第一盒：1851-1872，俾士1854年6月16日在澳門的信。

光緒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6月16日，澳門政府更改1877年10月18日實施的《國家火藥倉貯頓商人火藥之章程》，新章程共計22款，自1892年8月1日開始施行。其中規定，軍裝分有數種，即散火藥、火藥包或俗話逼碼，並爆藥。軍械包括大炮並手帶之槍，鳥槍、六口連、對面笑，均在其內。凡有造軍裝器械生意，必須赴輔政司衙門領牌，方准買賣。商人所有軍裝軍械，須要聽官憲指定地方，設立官倉，以便各商人存貯，並須繳納租銀等費用。《澳門政府憲報》1892年7月18日第28號附報。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1898年6月16日），總督部堂巡撫部院，院照發給鏡湖分院值理何豐年，灣仔三灣爛湴塘熟田、草白坦共壹坵，壹頃正。（院字第伍百壹拾伍號，加蓋民國廣東財政廳驗訖章。）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1898年6月16日），總督部堂巡撫部院，院照發給鏡湖醫院分局值理何豐年，灣仔三灣爛湴塘熟田、草白坦共壹坵，伍拾畝正。（院字第伍百壹拾肆號）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1898年6月16日），總督部堂巡撫部院，院照發給鏡湖分局值理何豐年，灣仔熟田、草白坦共壹坵，陸拾柒畝伍分正。（院字第伍百壹拾玖號，加蓋民國廣東財政廳驗訖章。）

民國四年(1915年1月1日─1915年12月31日)6月16日，國家印字館遷往澳門龍嵩正街77號。28日，澳門所有馬路、街口、斜坡、前地、街巷、園、石級、里村、山徑裝置街牌，共900個。29日，在路環新建尿房一所。《澳門政府憲報》1915年第24號，第380頁；第26號，第422頁。

民國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6月16日，下午4時30分，孫科乘省澳輪船來澳門省親。18日，返回廣州。《(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6月17日。

拍攝時間︰庚辰年五月十一日（1940年6月16日） 前排左起：容炳文、曹子珊、梁孟鴻、周介眉、梁彥明、徐偉卿、李雁雲、姚篤周、區萬勝、劉耀墀、李寶書； 中排左起：周豈凡、周藻、陳亦伯、姚應江、姚滿、姚標、陳雨廷、梁鈺興、戴顯榮； 後排左二起：陳少巖、曾錫祺、曹維聰（右四）。

民國三十二年 (1943年1月1日-1943年12月31日)6月16日，粵華中學舉行畢業典禮暨創校紀念碑揭幕典禮，並請澳督戴思樂親臨頒發畢業證書。校董會主席李際唐隨即宣佈學校易手，今後轉由鮑斯高慈幼會接辦。因校長廖奉基返回內地工作，遂協議將粵華中學交給慈幼會管理。慈幼會為了節省人力、財力，遂將鮑斯高學校中學部併入粵華中學。這是慈幼會接辦之始，由廖榮福出任校長。而原來的聖母無原罪工藝學校仍在原址開辦，並改名為“鮑斯高職業學校”。《粵華中學建校60周年紀念特刊》之《粵華60年》，第16頁；林家駿：《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第33頁。

1948年（民國三十七年）1月，1947年12月14日香港報界報道，中國及澳門葡萄牙當局在廣州已簽訂“大米協議”。據此，廣東政府向澳門供應大米，停止對澳門的經濟禁運威脅。3月4日，澳門總督柯維納與中國中央銀行代表簽訂一項金融協定。該協議於3月13日生效。4月，羅保（Pedro José Lobo）與梁昌組建的“澳門航空運輸有限公司”在香港註冊。首架雙引擎水陸兩用飛機命名為“澳門小姐號”。6月16日“澳門小姐號”遭劫持，機長遇害，飛機墜毀。5月2日，由澳門教區主辦的《號角報》（O Clarim）再次出版。1948～1952年間為週刊，1952～1983年間為雙週刊。1983年起恢復週刊至今。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何賢將“八角亭”捐為公眾閱讀室。

澳門各業工人聲討英帝罪行支援港九同胞抗暴鬥爭大會會後舉行盛大的示威遊行情形。民眾高舉寫着“中國人民宣判英帝死刑”的宣傳畫。

澳門各業工人聲討英帝罪行支援港九同胞抗暴鬥爭大會會後舉行盛大的示威遊行情形。

澳門各業工人聲討英帝罪行支援港九同胞抗暴鬥爭大會會後舉行盛大的示威遊行情形。

澳門各業工人聲討英帝罪行支援港九同胞抗暴鬥爭大會會後舉行盛大的示威遊行情形，遊行隊伍高舉掛着“絞死英帝”標語的人偶。

工聯“支鬥委會”於1967年6月16日下午六時，在（南灣）工人體育場舉行“澳門各業工人聲討英帝罪行支援港九同胞抗暴鬥爭大會”。與會各業工人八千人之眾，由下午四時半開始入場，直至接近六時，方完全入場。

王家禎，又名王福壽，浙江省東陽市佐村鎮桑梓村人。《澳門日報》創辦人。[1] 家禎七歲時入讀私塾，15歲時畢業於東陽縣第三完全小學，當時名師李福臻，對他影響很大。因為家貧，難以維持他上學。翌年，得到李福臻老師的鼓勵和幫助，家禎遠赴麗水，考取公費生。1938年，作為麗水處州中學公費生，他進入福建沙縣福州高級中學讀三年。 1941年，日寇大舉進犯浙南，處州中學被迫解散。離校後，家禎舉目無親，身無分文，背著學校發給的六斤大米，開始艱苦的逃難生活。他先到龍泉，後到閩北沙溪，不久進入沙縣的福州高級中學，輾轉到江西瑞金、贛州。經餘姚一位國文老師高鈴鈿介紹，他進入《青年日報》當助理編輯。該報是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報，有很多進步人士在此工作。 家禎一邊努力工作，一邊勤奮讀書，白天讀大學先修班，晚上到報社工作，期間，開始接觸到中共黨組織和進步書刊及馬列著作。1943年夏，他前往江西省龍南縣創辦《新力日報》；1944年南下廣東；1945年參加韓江抗日遊擊隊，在大南山、大北山一帶活動，創辦《團結報》（今《汕頭日報》），宣傳抗日。 1946年3月，家禎奉命前往香港《華商報》工作，當時《華商報》是一份與重慶《新華日報》一樣重要的報紙。他在報社工作三年，從校對、資料室組長，一直升任社務委員會委員。在繁忙工作中，他經常擠出時間，為當時《群眾雜誌》（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撰稿；參加全國學聯同京、滬、杭、寧、穗等地流亡到香港的大學生一起，編印大量刊物，輸送內地，支援解放戰爭。報社定期邀請郭沫若、茅盾、翦伯贊、鄧初民等著名人士發表演說，號召民眾迎接全國解放。 1950年，家禎在香港工作活躍，引起香港政府不滿，準備遞解出境。幸好，他及時收到風聲，避進新華社香港分社，後從事研究港澳宣傳工作。 1952年3月1日，香港居民與港英當局發生嚴重衝突，引發“三一”事件，許多愛國人士被遞解出境。《文匯報》、《大公報》、《新華晚報》面臨關門威脅。家禎和新華社社長黃作梅、國際問題專家張鐵生、小說家司馬文森、雜文作家聶紺弩被調出新華社，籌備另出新報。後經周恩來總理親自出面干預，港英當局被迫退讓。因此，新華社僅出版了一份週末報。 1958年，家禎調任澳門，籌備創辦《澳門日報》，擔任首任總編，訓練編輯，培養記者，營建報館。澳門辦報條件比香港差，從編輯訓練組班、技工、記者、籌建廠房，都是家禎一手操辦，並與澳門各報社及社會各界搞好關係，廣交社會各界朋友，被大家戲稱為“澳門王”。 1981年1月，廖承志主持召開中央港澳新聞工作會議後，家禎出任香港《文匯報》副總編，1982年初升任總經理兼副總編輯。 後來，家禎與社長一起改革宣傳，拓寬業務，增加經濟收入，改善報紙的發行條件和職工的福利待遇，創辦《中國機械》、《中國石油》雜誌和《國際經濟行情》旬刊；使《文匯報》成為一家在海內外許多地方發行並派駐記者的綜合性大報，報社成為一個綜合性的企業集團。 家禎年過花甲後，身體多病，他經過考慮和多次申請，獲得批准，1986年底退居二線。 家禎向來喜愛書畫，藏畫不少。他利用空餘時間，遊戲於翰墨中。退休後，他積極發揮餘熱，擔任香港《文匯報》董事、《中國石油雜誌》總編輯、湖南省經濟顧問、浙江大學客座教授、杭州經濟發展總公司顧問、金華市經濟顧問、南京市政府屬下深南公司顧問、山東省康有為基金會顧問等職。他日夜為祖國建設操勞，經常奔波於世界各地及祖國之間，出謀劃策，傳遞經濟信息，牽線搭橋，不遺餘力。 1989年4月，家禎偶患感冒，5月初鎖骨上出現淋巴結，經拍片檢查，突然發現右肺有腫瘤，並已擴散，馬上請港澳名醫診治和特邀福建著名治癌中醫提潤進行治療。 6月16日下午8時40分，家禎在香港聖保祿醫院不幸逝世，終年67歲。 香港《文匯報》社長李子誦擔任王家禎治喪委員會主任，《澳門日報》社長李成俊主持喪事，參加追悼會來賓500餘人，包括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新華社香港分社、新華社澳門分社及社長周鼎先生、浙江省人民政府、金華市人民政府、東陽市委及人民政府，還有著名畫家劉海粟、黃胄、黃永玉先生等人，收到花圈400多個、各處唁電30多份。香港《文匯報》總編輯張雪楓先生致悼辭，稱讚王家禎一生在港澳愛國新聞事業上作出突出的貢獻，高度評價他的革命一生。 王家禎曾作一首自敘詩：[2] 似官非官，似民非民，掏盡心血，勞碌一生。 臨老種竹，又學栽松，聊以自娛，樂在其中。 [1]政協浙江省金華市委員會：《金華文史資料》（第8輯），杭州：浙江政協，1994，第7-8頁。 [2]政協浙江省東陽市委員會：《東陽文史資料選輯》（第11輯），東陽：東陽政協，1992，第105-109頁。

1992年6月16日，澳督韋奇立（Rocha Vieira）在盧森堡簽署澳門與歐洲共同體協議。

1994年6月16日，澳門立法會通過《土地法》。

1994年6月16日，澳門國際機場發行12億港元債券。

黃施民，原名黃玉宇，廣東南海西樵（今屬佛山市南海區西樵鎮）人，生於香港。中共廣東省委海外工委副書記、深圳經濟特區市委書記、詩人。 20世紀30-40年代，施民一直在香港從事進步的政治活動。 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中共廣東省委海外工委秘書長、副書記，省委副秘書長，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江門市革委會副主任，1980年任深圳經濟特區市委書記兼副市長，廣東省經濟特區管理委員會副主任，省“三胞”委員會主任等職；歷任廣東省政協常委、全國韻文學會理事、中華詩詞學會理事、廣東中華詩詞學會常務副會長、廣東省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理事等職，享受廣東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正廳級離休幹部待遇，享受副省級醫療待遇。 晚年時期，施民從事詩詞寫作，出版《深圳吟》、《深圳風華詞集》、《南窗詩草》、《南窗詩鈔》等，作品多反映廣東開放改革的新風貌。其中，《南窗詩草》1988年由澳門星光出版社出版。[1] 2003年6月16日下午2時31分，施民在廣州逝世，終年82歲。[2] 1952年7月25日16時，一名非洲裔葡兵擅自進入中立區站立約一小時，中方邊防團指示哨兵迫使其退出。當日下午6時，該葡兵與另外八名葡兵前來關閉木馬（葡方鐵絲障礙物，平時晨開晚閉），竟將木馬抬進中間地帶約兩步，還越過了中方警戒線。中方哨兵見打手勢制止無用，在拖拽該葡兵時將其摔倒在地。隨後有三名葡兵上前，用槍上的刺刀刺傷中方哨兵左臂，同時葡軍碉堡向中方開槍，中方駐軍被迫自衛還擊，戰鬥持續十多分鐘。 此後，中葡雙方進入緊張戒備狀態，關閘關閉，雙方人員停止進出。對於澳葡當局的公然挑釁，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指示駐防關閘的前山邊防局第五分局當即向澳葡政府進行交涉，要求葡方對事件負全部責任。時值朝鮮戰爭時期，國際形勢複雜多變，為避免事態擴大，成為其他國家滋事的理由。葉劍英立刻向中央政府彙報事件整個過程，得到毛澤東“大國從嚴，小國從寬，葡國是小國，可以寬大處理”的指示。 澳門總督史博泰感到事態嚴重，委託經濟局局長羅保全權處理此事。羅保在沒聯繫到中方駐澳門的代表（南光公司負責人）的情況下，找到澳門中華商會代表何賢、馬萬祺，希望他們出面調解。馬萬祺等人瞭解事況後，迅速聯繫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統戰部部長饒彰風，告知葡方希望談判。 1952年7月26日晚，葉劍英在廣州梅花村30號中共華南分局會議室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聽完大家意見及饒彰風的彙報後，葉劍英說，我們對關閘事件的處理，應當把握從寬的原則。這事件的性質畢竟是地方事件，用不著大動干戈。 會議決定，派港澳工委副書記黃施民和省外事處處長曹若茗趕赴拱北，與澳門方面接觸談判，並提出三個談判條件：一澳門當局必須保證不再發生此類事件；二就關閘事件作出正式的書面道歉；三賠償損失。同年7月26日上午，黃施民和曹若茗與澳門各界和中華總商會代表何賢、馬萬祺在拱北解放軍指揮部進行談判前磋商。雙方要求相距甚遠，會談沒有取得任何進展。何賢、馬萬祺回到澳門後轉達中方的態度和要求。 澳督史博泰在權衡過後，答應保證不再發生此類事件的要求，其餘兩個條件不答應。7月27日，何賢和馬萬祺又到拱北向中方轉述澳督的意見，這一意見遭到中方代表黃施民的拒絕。 1952年7月25日事發後，澳葡政府就連夜召開緊急會議，邀請美、英、法及台灣地區顧問參加，以為有美英支持，可以通過軍事、政治、經濟向中方施壓，使中方退讓。 26日、29日、30日，葡軍悍然向中方界內發射炮彈，猛烈轟擊。同時，英國駐葡萄牙大使及駐遠東陸軍總司令在28日對外宣稱“英葡訂有軍事同盟”，並宣佈凍結中方留在香港航空公司的財產。 29日，香港警察又逮捕航空公司員工二百餘人。美國在台灣海域演習的幾艘軍艦，也在去韓國途中折回香港，並大肆造謠生事，不斷圍攻中方軍艦。澳門、香港邊境同時緊張，亞洲和平會議又將召開，如處理不當將造成不良國際政治影響；稍有不慎，都可能導致衝突惡化。 在此關鍵時刻，葉劍英再次以他過人的胸襟和智慧，在何賢、馬萬祺等澳門愛國人士鼎力襄助下，他多次召開會議分析情況，制定相應策略，針對葡軍的軍事行動，中國駐防軍加強準備，反擊堅決果斷，給葡軍以沉重打擊。 1952年7月30日，戰鬥結束，葡方共發射炮彈490發、子彈二萬多發，死亡五人，傷14人；中方還擊炮彈109發，子彈8820發，死亡二人，傷30人。衝突的持續升級對澳門日常生活造成嚴重影響，不少居民逃往香港。當時船運公司票價暴漲，但大家仍然湧往碼頭，爭相上船。 澳門居民的生活陷於一片混亂之中，各種謠言滿天飛，有的說中共已調來一個師的兵力，在關閘北面架起了大炮；有的說中共要將澳門封鎖起來，以後連水也沒得喝啦。澳督不斷發出安民佈告，但收效甚微；又請何賢、馬萬祺出面調解，希望中國政府諒解，寬容處理。在何賢、馬萬祺的斡旋下，8月1日開始，中葡雙方進行15次談判。何賢、馬萬祺為了澳門同胞的利益，不辭辛苦，18次前往拱北的解放軍指揮部商談，有時甚至一天三進三出。 為了盡快平息關閘風波，讓澳門同胞早日恢復正常生活，在1952年8月10日華南分局第90次會議上，葉劍英專門向常委說明澳門關閘事件的經過及處理意見。他認為，澳門事件是由於葡方個別哨兵失誤造成，應予以寬大處理，只要求澳葡政府作象徵性賠償和正式道歉。 史博泰在深思熟慮之後，向葡萄牙政府彙報談判的情況。在1952年8月23日第15次談判中，澳葡當局答應中方提出的全部條件，由經濟局局長羅保為代表簽署澳葡政府致廣東省人民政府公安廳邊防局第五分局的道歉書。[3] 現錄黃施民的詩兩首： 《西灣遠眺》[4] 古堡斜陽舊炮台，榕陰輕拂綠雲開。千帆夜釣西灣月，萬點金星撲眼來。 《念奴嬌‧開放吟》[5] 南天門上，又臨春歲曉，山河金碧。探手雲霄窗口外，摘取星辰咫尺。大業方興，窮根始斷，百倍情懷激。革新開放，浪潮翻卷朝夕。 猶記鎖國當年，戰機頻失，舊路多荊棘。賴有經綸長袖舉，拂起無邊生力。左道讕言，狂詞空調，一例成陳跡。九州重振，八方同奮飛翼。 [1]廖紅球：《廣東當代作家辭典》，廣州：花城出版社，2006。 [2]《黃施民同志逝世》，載“金羊網＂，2008年11月6日，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3-06/19/content_544327.htm。 [3]任莉、盧漢明：《“解密”1952年：澳門關閘事件》，載《南方》雜誌，2012年11月28日，http://www.nfyk.com/qt/ShowArticle.asp?ArticleID=3281。 [4]《近代作品》，載“愛書堂＂網，2013年6月20日，http://www.booksloverhk.com/poetrecent48b.htm。 [5]劉夢芙：《二十世紀中華詞選》（中），合肥：黃山書社，2008，第12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