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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今日
歷史上的
1544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1月24日─1545年1月12日)1月25日,彿蘭西斯科•沙勿略在科欽致羅馬的信稱,由他籌劃的耶穌會果阿聖信學院(即後來的果阿聖保祿學院)於上年成立。並稱這個學院非常大,可以收容500人。該院後來成為耶穌會遠東傳教的基地,並培養出第一批中國和日本的學生與信徒,而其中最為著名的人物,就是後來成為彿蘭西斯科•沙勿略傳教得力助手的中國人聖教安東尼奧•山塔飛(António de Santa Fé)和首位日本信徒彌次郎(やじらう)。河野純德訳:《聖フランシスュ•ザビエル全書簡》,第115—116、第272—274頁;戚印平:《日本耶穌會中的中國人及其行跡考釋》,載黃時鑒:《東西交流論譚》,第206—218頁。

1615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1月29日─1616年2月16日)1月25日,劉易斯•吉朗(Joam Ruiz Giram)在澳門致加布利埃爾•馬托斯(Gabriel de Matos)的函件稱:一艘荷蘭船襲擊當時從占城回來的由澳門葡萄牙人駕駛的中國式大帆船,船上的水手全部是華人同日本人。羅馬耶穌會檔案館,和/漢檔16(Ⅱ),fólio 292,轉自慕容(Isabel Augusta Tavares Mourão):《澳門葡萄牙人與印度支那半島幾個地區之間的關係(16—17世紀)》,載《澳門史新編》第2冊,第655—656頁。

1622

天啟二年(1622年2月10日─1623年1月30日)1月25日,廣東巡按御史王尊德以拆毀香山澳夷青洲島教堂一事上奏朝廷,並敘錄監司馮從龍、中軍孫昌詐等人之功。先是,萬曆三十四年(1606)香山知縣張大猷請求拆毀青洲教堂一事未獲成功,澳門耶穌會擔心廣東方面還會繼續採取行動,1620年時,遂派陸若漢神父利用廣州交易會之機來穗同中國官員談判,希望廣東政府不要拆毀耶穌會在青洲的這一批建築物,並希望通過談判締結一個協定,能夠保證永久佔有青洲島。陸若漢到廣州後,拜會了管理澳門事務的海道副使劉承諏,並與之交涉。這一談判獲得了成功,劉承諏承諾,青洲島上原有建築可以保留,並允許增建兩處聖堂。劉承諏還將此情況告訴了當時來澳門購炮的張燾與孫學詩,通事弗蘭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la)以海道的名義,以書面文件通知了澳門議事會。然而,由於海道劉承諏的突然去世,導致“青洲教產事件”突然轉向。新任海道副使徐如珂再一次要求拆毀青洲所有建築,並派遣官軍戍澳,要求議事會下令拆除神父們在青洲建設的房屋。如果不執行的話,將扣押在廣州做生意的葡萄牙商人及其錢貨。為避免澳門遭受更大的損失,耶穌會同意拆毀青洲建築。正如徐如珂所言:“青洲山事,仰仗威靈,盡撤而毀之,此數十年所姑息養成而不敢同者也。”萬曆四十六年(1618)徐如珂任廣東按察副使,萬曆四十七年(1619)馮從龍任廣東右參政,毀澳城時,二人蓋共事者。《明熹宗實錄》卷11,天啟元年元月丙子。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28《徐(如珂)公墓誌銘》載此事:“(徐如珂)署廣東海道,澳夷奔告,紅毛將犯香山,請兵請餉,請木石以築墉垣。兩院計無所出,公曰:‘此狡夷嘗我也。兵取諸粵,餉取諸澳,墉垣紅夷所規取,可毀不可築也。’已而,夷警寂口,澳垣日築百丈,遣中軍領精兵數千戍澳,諭之曰:墉垣不毀,澳人力少也,吾助若毀,不兩日,糞除殆盡。”マイケルクーパー著,松本たま訳:《通辭ロドリゲス》,第304—306頁;阿儒達宮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抄件49—V—5,第346頁;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日本一中國檔》114號,第268—269頁反面;科斯達(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度報告(1594—1627)》,第236—238頁。徐如珂:《望雲樓稿》卷11《複馮雲沖道尊》。祝淮:《新修香山縣誌》卷4《海防•附澳門》。

1644

順治元年(1644年2月8日─1645年1月27日)11月10日,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與葡印總督特雷斯•梅內西斯(Dom João da Silva Teles de Meneses)簽訂條約。除劃分錫蘭(Ceylon)玉桂產地的臨時協議外,還將“泡烏(Pauw)”號船及其船員、貨物全部歸還荷蘭,荷蘭亦將今年所截獲葡方俘虜及價值30萬荷蘭盾(florin) 的貨物歸還葡萄牙。條約於1645年1月25日在果阿公佈,荷葡之間經過確定在東方的劃界,並實現停戰。 荷蘭盾,是荷蘭王國的貨幣名稱,於15世紀開始流通。 維因克(Marcus P. M. Vink):《荷屬東印度公司和葡萄牙關於葡船通過馬六甲海峽的決定》,載《文化雜誌》第13—14期,1993年。

1698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2月11日-1699年1月30日)1月25日,澳門議事會開會議定:精細商品(指珊瑚、琥珀、珍珠等)和粗糙商品(檀香、胡椒、丁香、鴉片、燕窩等)的稅額為10%,白銀為1%。這些稅款收益的1%歸聖家辣修女,2%歸仁慈堂,其中的一筆用於仁慈堂的花銷,一筆留給議事會使用。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8.

1707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2月3日-1708年1月22日)1月25日,教宗特使鐸羅主教在南京向中國的傳教士發表公告,宣佈羅馬教宗已經禁止敬孔祭祖。公告於2月7日公佈,並立即要求耶穌會中國區區長穆德我(又譯穆若瑟,José Monteiro)通令耶穌會士遵守。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第118—119頁。

1713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1月26日-1714年2月13日)1月25日,康熙帝致葡王若奧五世的信帶到廣東,廣東巡撫滿丕傳召西教士穆德我、李若瑟,將信交付二人帶往澳門,並囑咐務必在澳門停泊船隻啟航西洋之前趕到,以便將信帶往西洋。穆德我因病未去。李若瑟於28日趕到澳門,遂將康熙帝之信函交給船主卡洛斯.托雷斯。同時又將京城西洋人蘇霖寄給澳門西洋人的書信轉交給澳門理事官路易斯.施利華(Luís da Silva)。29日,澳門大船“聖安娜.聖若阿金(S. Ana e S. Joaquim)”號帶著康熙帝給葡萄牙國王的信離開澳門,駛往葡萄牙。《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廣東巡撫滿丕奏聞將遵旨寄往西洋書函交西洋人李若瑟送至澳門交船主帶往西洋摺》,第100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 紀》,第85頁稱赴葡船隻啟航時間為第二年的1月14日,與中文檔案異。

1717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2月11日-1718年1月30日)12月26日,澳門議事會去函葡萄牙海外委員會,稱清朝廷可能會發生皇位爭奪戰,為應付可能的突發事件,請求支援50名士兵、100支火槍和500桶火藥。葡國海外委員會於次年1月25日作出決定,同意支援相應的士兵和槍支的數量,但火藥數量減為300桶。雷戈:《澳門與巴西的直接關係:一個不可實現的夢想》,載《文化雜誌》第22期,1995年。

1727

雍正五年(1727年1月22日-1728年2月9日)1月25日,澳門議事會討論有關船隻關稅的問題。同一天,孤兒院金庫司庫尼古勞.啡嗚味利用自己的職權將議事會3500兩閑置的資金交付給孤兒院金庫。3月5日,尼古勞.啡嗚味被革職,獲准乘“福音”號船前往爪哇。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91.

1775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1月31日─1776年2月18日) 1月25日,在廣州的瑞典商人前往澳門;2月15日丹麥商人也離開廣州到達澳門,並在澳門住冬。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325頁。

1778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1月28日─1779年2月15日)1月25日,澳門“聖若熱一無染受孕聖母(S. Jorge e Nossa Senhora da Conceição)”號裝載3000兩白銀前往巴達維亞、巴厘(Bali,今印度尼西亞之巴厘島)和龍目(Lomok,今印度尼西亞之龍目島)。Benjamin Videira Pires, A Vida Marítima de Macau no Século ⅩⅧ, p. 88。

1784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1月22日─1785年2月8日)1月25日,法王路易十六頒佈詔令:將中國耶穌會士的財產全部撥給遣使會士。樊國陰:《遣使會士在華傳教史》,第117頁。

1839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2月1日,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祁遵旨查明,前給事中許球原奏內聞之在廣州貿易之夷人駕骨治並無其人,威廉·查頓(即渣甸)、蘭斯洛特·顛地、單拿、挖文、軒爾士(Henessy)、架賒治·化林治(Cursetjee Framjee)、打打罷(Dadabhoy Rustomjee)、葛吾等八人已諭令下澳。據總商伍紹榮報,挖文、軒爾士、化林治、葛吾等四人已從澳門搭船回國,顛地、單拿、打打罷三人因商務未竣,請令下澳住或暫時赴省清理。港腳夷商查頓則於1月25日請牌下澳,月底,附搭港腳央船回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2冊《兩廣總督鄧廷楨等奏報遵旨諭逐住省夷人現已下澳搭船即行回國折》,第317—318頁。

1840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1月25日,若阿金·沙維斯、瑪麗亞·羅曼等多位神父自1839年12月18日去馬尼拉學習神學後返回澳門。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75頁。

1846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1月27日─1847年2月14日)1月25日,老楞佐教堂經修整後重新啟用,該工程始於1844年4月,工程由澳門建築師湯瑪斯.阿基諾(José Agostinho Tomás de Aquino)主持。這次重建對原結構採取了大規模的改動,包括兩側的小禮拜堂及16. 83米寬的屋頂。烏戈.布倫特(Hugo Blunt)稱:聖老楞佐堂似乎顯示出一種澳門最精巧最智慧的設計。毫無疑問,這是由具有豐富建築知識卻並不熟悉澳門傳統的人所設計的。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 l, p. 90.Maria Regina Valente, Igrejas de Macau, p. 205.

1849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1月25日,澳督亞馬留致函海事及海外部稱,他十分清楚直屬議事會的理事官設置的雙重意義。既然許久以來華人將理事官視為擁有某種級別的官員,當時,官員的禮遇對於那些對國家尊嚴視若兒戲或根本不知何謂國家尊嚴的人來講是求之不得的東西,而如今,除了將澳門政府最敏感、最要害的部門交給民選人士這一不便外,最好不要讓華人認為這些事務需由一具有中國官員級別的人來辦理。所以,迫切需要在這方面採取措施,徹底使華人完全廢棄管轄澳門的企圖。澳督亞馬留1849年1月25日致海事及海外部公函,轉引自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第103頁。

1849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1月25日,香山縣令催收澳門地租,亞馬留拒收照會,不肯完納。香山知縣張璟槃稱:澳門每年僅納地租500兩,向於十一月冬至前後,照會洋官,由縣派撥書差,前往澳門徵收,附入地丁項內,批解藩庫投納,遞年列入地丁錢糧奏銷。道光二十八年(1848)以前,均已徵收,完解清楚。自道光二十九年起,各前令屢次照會,飭差賚投。隨據差稟,洋官不收照會,不肯完納。詢其何故,並不明說等情。嗣因奏銷期屆,應行徵完造報,均由現任墊解,稟奏批准,照民欠銀米三抵一攤章程攤抵。中國政府在澳門徵收了200餘年的地租銀正式結束。張之洞亦稱:“自道光二十九年以後,並此項銀兩亦未交納。”催收文書原件見葡萄牙國家檔案館藏《漢文文書》AN/TT, Chapas Sínicas—CX. 03, R. 12—CA1494.澳門總督亞馬留於1849年1月25日致海事及海外部公函,轉引自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第114頁。其實亞馬留並非拒納地租,他認為香山知縣每年來函催索地租行政程序不妥,他只與兩廣總督、香山佐堂發生關係,故將來函原封未動退回。厲式金:《香山縣誌續編》卷6《海防》。《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調補香山縣知縣張璟槃為查明澳門地租銀兩事致兼兩廣總督張兆棟稟文》,第79頁。《張之洞全集》卷20《奏議》20《詳陳澳界利害立約尚宜緩定摺》。

1873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1月25日,葡王頒佈第4號敕令,鑒於聖家辣修道院已關閉,聖羅薩利瑪收容院情況特殊,應當結束聖羅薩利瑪收容院而建立一間女子教育學校,即聖羅薩利瑪學校。同時頒佈《聖羅薩利瑪學校章程》。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 281.

1884

光緒十年(1884年1月28日─1885年2月14日)1月25日,澳門無業遊民華人吳帶彩、黃亞九、婦人盧亞六,於上年7月2日,將販賣玉器首飾等物的商人廖亞勝殺斃。經澳門文讞局批斷,吳帶彩、黃亞九兩犯發往非洲東部充軍一世,當苦工,另繳衙門使用及給戳之費。婦人盧亞六,按照刑律部78款第4附款加重懲治,著令發往非洲東部,一世充軍,更須在該處監禁10年。《澳門政府憲報》1884年2月9日第6號。

1922

民國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1月25日,在廣東政府支持下,中國民眾在灣仔銀坑升起一面中國國旗。2月初,澳門政府就灣仔、銀坑樹中國國旗向粵政府提出抗議,粵政府陳炯明則認為澳門政府此舉欺人太甚,決定對澳抗議華旗一事,堅決不撤銀坑灣仔之國旗,宣佈該島即是中國領土,並擬將正在商談的水界問題暫行擱置。《申報》1922年2月7日;傑弗里.C. 岡恩:《澳門史:1557─1999》第5章,第156頁。

1923

民國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1月25日,《澳門政府憲報》副刊對上年動亂期間鏡湖醫院提供的眾多寶貴協助表示公開的感謝。對仁慈堂致以同樣的謝意。新總督羅德禮決定,邀請1922年6月8日被封閉的各社團重新註冊登記,以便再次開始活動,同時恢復因上述事件被開除工人的公職,且註銷其刑事紀錄。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164頁。

1938

天主教鮑思高慈幼會在1906年創立澳門無原罪工藝學校。原著錄:《母校鐸聲》(1931年始)民國時期澳門無原罪學校(慈幼中學)之校刊,初為季刊,後轉為月刊。為該校之同學會會刊。

1939

民國二十八年 (1939年1月1日-1939年12月31日)1月25日,澳門議事公局召開會議,決定將亞美打利卑盧馬路與南灣街之交叉點起,通過奧利威拉路至南灣海灣所填地之圓形地止之所開新路命名為殷理基皇子馬路 (Avenida do Infante D. Henrique)。《澳門政府憲報》1939年2月2日第7號。

1941

民國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1月25日,葡日在香港舉辦了一次學術討論會,題目為“日葡兩國歷史上的親密交往”。澳門政府派出了以經濟局局長羅保為首的代表團,會議在香港日本領事館舉行。羅保這次帶有新澳督戴思樂交付的使命,即告訴日本領事,澳門政府正在加強港口設施建設,以配合未來澳門貿易的發展。Hong Kong News, Jan 26th,1941.

1993

1993年1月25日,澳門首個哥爾夫球場——澳門哥爾夫球鄉村俱樂部揭幕,澳督韋奇立(Rocha Vieira)主禮。

2002

2002年1月25日,南灣湖廣場動工。

2009

澳門科學館座落於孫逸仙大馬路,鄰近澳門藝術博物館、澳門文化中心。由著名建築師貝聿銘親自設計,並以香港太空館為參照,2009年12月19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前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的陪同下,主持揭幕儀式,2010年1月25日正式對外開放。澳門科學館以鋁銀色的鋼板為主體架構,外覆玻璃幕牆,可讓更多的自然光引入館內使用,以達致善用天然資源的目的,建築物由幾何形狀傾斜的圓錐體並配以一個半球體和菱形基座組合而成,整體建築面積達2萬平方米。澳門科學館樓高六層,主要分為3個部分,包括展覽中心、天文館及會議中心。

2009

澳門科學館座落於孫逸仙大馬路,鄰近澳門藝術博物館、澳門文化中心。由著名建築師貝聿銘親自設計,並以香港太空館為參照,2009年12月19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時任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何厚鏵的陪同下,主持揭幕儀式,2010年1月25日正式對外開放。澳門科學館以鋁銀色的鋼板為主體架構,外覆玻璃幕牆,可讓更多的自然光引入館內使用,以達致善用天然資源的目的,建築物由幾何形狀傾斜的圓錐體並配以一個半球體和菱形基座組合而成,整體建築面積達2萬平方米,建築費約為3.3億多澳門元。澳門科學館樓高六層,主要分為3個部分,包括展覽中心、天文館及會議中心。展覽中心共有14個展廳,當中包括12個長期展廳及2個專題展廳,長期展廳主題包括太空科學、兒童樂園、兒童科學、航海科學、機械人、聲學、物理力學、遺傳學、環保、運動健康、運動競技和電學及電磁學廳,各展廳還設有專人介紹展覽情況,以加深市民對該展覽主題的認識。而其餘兩個專題展廳的主題會適時更換。天文館則是一個多功能的球幕影院,當中甚具特色的是15米直徑的半球形天幕和全球首個超高清8000×8000高解析度、立體視覺數碼播放系統,所播放的立體球幕宇宙影片使觀眾感到身臨其境,盡享視覺盛宴。如自2010年推出的3D球幕節目“太陽風暴3D”,從立體的角度展現了每分每秒都經歷着大小爆發現象的動態太陽。會議中心由1個多功能廳和4個小型會議室組成,合共約700平方米。其中多功能廳備有專業音響系統、即時傳譯系統、電影放映設備及視像會議設備。2009年、2010年由澳門科學館和澳門科技創新教育學會舉辦的“第一屆澳門機械奧運會”、“第二屆澳門機械奧運會”即在此中心舉行,該活動旨在推動澳門的科技普及教育,提升學生的機械人科研水平。值得提及的是,澳門科學館於2011年推出“澳門科學館個人活動記錄聯網卡”,參觀者透過該卡可從wifi設備獲得更多展品資訊,這是澳門科學館當年率先使用的設備。此外,澳門科學館館徽是通過澳門科學館股份有限公司於2007年底主辦的“澳門科學館館徽設計比賽”的635份參賽作品中所挑選出來的,並由貝氏建築事務所委派平面設計師為館徽加上配襯的中、葡、英字體及修飾。館徽的圖像部分線條簡潔,呈現出澳門科學館主體大樓的形狀,亦巧妙地勾畫出大樓的內外兩面,恰似一個正被打開、不斷將知識向公眾傳播的書卷,充分表達出澳門科學館向公眾展示各種先進科技和自然現象背後的科學理論的使命。

2020

新冠肺炎主要是透過飛沫和接觸傳播,因此口罩成為防疫的必需品。為了緩解市場的口罩荒,2020年1月23日,特區政府推出保障口罩供應澳門居民計劃,市民和外僱可憑身份文件到政府協議的56間藥房購買,每人每輪購買10個口罩,每輪為10日。為方便市民在農曆新年期間購買口罩,1月25日起,衛生局轄下八間衛生中心及兩個衛生站,提供購買口罩服務。隨後,自第二輪起,市民除了可到藥房和衛生中心購買口罩外,也可於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和澳門婦女聯合總會轄下的服務點購買。7月29日,特區政府保證口罩供應充足的情況下,公佈調整口罩售賣期間至30日,並從第20輪計劃起實施。口罩計劃推出逾一年之後仍然繼續,成為市民其中一項最滿意政府的防疫措施。保寧藥房藥劑師李小姐:“口罩配購沒大家想得那麼簡單,我們每天都會親自去衛生局取口罩,取口罩回店後,同事會互相配合,一部分(同事)會在店面幫助市民配購,另一部分就會先消毒再包裝口罩,十片一包,再出售予市民。工作過程中,我體會最深的是大家對疫情的重視,也提高了防護意識;而最大的體會就是大家同事之間有一種使命感,為了加快和不間斷地提供配購服務,大家會願意減少休息時間,又或者休假時也回店幫手,就是為了不間斷地持續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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