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印船即指1592年（明萬曆二十年）至1639年（明崇禎十二年）間持有幕府將軍朱紅印執照、可以從事海外貿易的日本商船。1608年11月30日， 一艘日本“朱印船”的船員在澳門的碼頭上與葡萄牙人發生糾紛，接着，他們上岸尋釁，打傷了前來勸解的澳葡官員。澳葡中日貿易船隊司令佩索阿（André Pessoa）和憤怒的士兵、市民一起進行反擊，殺死、俘獲近百名日本船員。1609年秋，消息傳到日本，日本政府決定懲罰正在長崎進行貿易的佩索阿。他們調集軍隊於1610年1月3日對佩索阿的船隊發動圍攻。戰鬥持續四日，直到1月6日晚，最後，佩索阿點燃船上的火藥庫將自己連同價值上百萬的金銀和近3000擔生絲全部炸沉海底，事件遂告平息。

順治二年（1645年1月28日─1646年2月15日）1月3日，意大利耶穌會士畢方濟（François Sambiasi）抵達南京，給弘光帝上《為遠臣久切祝聖之忱謹修方物之貢並陳一得仰佐中興盛治事疏》：臣西極鄙儒，以格物窮理為學，以事天愛人為行，潔己修身。自神宗朝偕先後輩利瑪竇等，浮海八萬里，閱三年所始觀光上國，荷蒙恩澤屢加，亡者與葬，生者給田，即在先帝時，同輩占星修曆，制器講武，效有微勞。又蒙寵錫洊加，禮數隆重，更賜欽褒天學匾額，頂踵戴德三十餘年。今幸皇上龍飛，仁明英武，立就中興大業，訪道親賢，問明疾苦，振武揆文，遐邇畢照，遠臣不勝欣戴，向天虔祝，聖壽無疆，敬制星屏一架，輿屏一架，恭獻御前，或可為聖明仰觀俯察之一資，附貢西琴一張，風簧一座，自鳴鐘一架，千里鏡一筒，玻璃盞四具，西香六炷，火鏡一圓，沙漏一具，白鸚鵡一隻，助於禮備樂明者，伏乞皇上俯賜敕收。臣尤蒿目時艱，思有所以恢復封疆、裨益國家者，一曰明曆法以昭大統，一曰辨礦脈以裕軍需，一曰通西商以官海利，一曰購西銃以資戰守。蓋造化之利，發現於礦，第不知脈絡所在，則妄鑿一日，即需一日之費，西國格物窮理之書，凡天文地理，農政水法火攻等器，無不備載，其論五金礦脈，徵兆多端，似宜往澳取精識礦路之儒，翻譯中文，循脈細察，庶能左右逢原也。廣東澳商受廛貿易，納稅已經百年，久為忠順赤子，偶因牙儈爭端，阻遏上省貿易，然公禁私行，利歸於奸民者什之九，歸於府庫者什之一，宜許其照舊上省，在於何地棲止，往來有稽，多寡有驗，則歲可益數萬金錢，以充國用，況中商出洋，每循海岸，所以多險，西商惟按度數行止，故保無虞，亦可推而習之，所利非小也。西銃之所以可用者，以其銅鐵皆百煉，純粹無滓，特為精工，切照天啟元年，東酋跳樑，兵部題奏，奉有取西銃西兵之旨，是以臣輩陸若漢等二十四人，進大銃四位，未及到京，而虜已遁。後奉旨援登，發銃擊虜，奇功屢敘，既而遼兵反戈，同伴死節，惟陸若漢帶傷赴闕，隨蒙兵部題覆，恩蒙聖旨，將已故公沙•的西勞（Gonçalo Teixeira Correia）等，贈官賜葬，陸若漢賞勞南還調理，老死廣省，至今未葬，察得澳中三巴寺旁，有海隅僻地，懇祈皇上恩賜一區，掩其枯骨，俾同伴墾種供祀，得以葺築斗室，焚修祝聖，以報盛世澤枯之仁，而諸商慕義，益以永久矣。更乞敕部取習銃數人，以傳煉藥點放之術，實摧鋒破敵之奇也。至於七政推曆，交蝕不爽，必取明習天文西士數人，會同欽天監測算，尤足光示四裔，垂則千秋，臣感恩圖報，無有窮已，伏乞聖明敕賜施行。臣即奉命馳澳，礦書必譯詳明，銃師必訪精妙，星速入都，不敢少緩，其明曆識礦西士、善銃西將，乞敕量給應付廩糧，起送入京，不致稽緩。庶於時艱有濟，而臣之微忱，亦得少效于萬一矣，臣曷勝瞻仰祈禱待命之至，伏候敕旨。 《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2冊《畢方濟奏摺》，第911—918頁。按：原疏無系年，只有上疏月日，黃伯祿：《正教奉褒》，第479頁將此疏係於崇禎十二年（1639），學界多同黃說，誤。此疏實應上於崇禎十七年（1644）十二月初六日。詳細考證，參見湯開建、王婧：《關於明末意大利耶穌會士畢方濟奏摺的幾個問題》，載《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1期。

順治八年(永曆五年/1651年1月21日－1652年2月8日)1月3日，清軍佔領廣州。次日，廣東官府致澳門議事會諭文：“鑒於葡萄牙人在香山之澳門居住經營歷有年所，若能安守本分並情願投誠，歸順大清，皇帝亦將其視為子民，與漢人無異。葡萄牙人仍可安心繼續在澳門居住經營，一切如舊。”並送來新任廣東巡撫李棲鳳的正式公文以及他的一件官服和帽子，以示親臨。這些象徵性的物品受到了放禮炮的隆重歡迎。議事會指定理事官瓦斯•巴萬羅(Diogo Vaz Bávaro)、曼努埃爾•佩雷拉(Manuel Pereira)神父和佩德羅•戴施臘(Pedro Rodrigues Teixeira)帶著投誠書和貢品前往廣州，表示願意歸順大清，瓦斯•巴萬羅一行受到了廣東官府的熱情款待。廣東藩王給澳門方面很多榮譽和恩寵，藩王當面賜座，設宴招待。這在中華王國是天大的新聞，因為他們平時跟海道及其他官員講話都要求他們下跪。理事官必須手持權杖，雙膝跪地，然後站著說話，但海道卻坐著。這在葡萄牙人看來，是一件很羞恥的事情。孟安娜(Anabela Monteiro)認為：廣東政府之所以竭盡全力保持與澳門的睦鄰關係，是因為當時澳門的處境朝不保夕，不足以對當時的新朝廷構成威脅；當時澳門有博卡羅鑄炮廠，其軍工產品受到周邊國家君主的青睞；或許因當時的精英是中國和周邊國家貿易的仲介人。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91；1651年1月4日，廣東官府致澳門議事會諭文及澳門議事會1651年1月24日致葡印總督函；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53頁。 C. R. Boxer, Estud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 Vol.1, pp. 151—152. 孟安娜：《1640—1680年之間的澳門經濟》，載《澳門史新編》第2冊，第435頁注7。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2月13日－1707年2月2日）1月3日，清朝內務府奉旨派遣筆帖式佈爾賽將西洋人白晉、沙國安（Sabino Mariani）經福建護送前往羅馬，稱若福建無船則送至澳門，佈爾賽俟其登船即回；若澳門也無船，則將白晉、沙國安暫時安置在廣州的天主教堂，佈爾賽自行返回，白晉、沙國安等次年搭船前往澳門。《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總管內務府為護送西洋人白晉等搭船回國並派撥驛馬送往賞物事致兵部咨文》，第68—69頁。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2月4日－1716年1月23日）1月3日，澳門議事會討論帝汶檀香木貿易事宜。根據葡印總督“不讓任何檀香木外流至任何其他地方，只能由澳門船隻運輸”的命令，決定派代表前往帝汶，與帝汶總督商談如何貫徹果阿的指令問題。然而，帝汶總督拒絕執行果阿的命令，稱：澳門商船不足，其船經過巴達維亞時又卸去大部分貨物。因此，他們只好允許中國和別國的船隻進入帝汶。澳門議事會企圖阻止檀香木流往別處的計劃落空。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151.

乾隆四年（1739年2月8日－1740年1月28日）1月3日，馬德拉斯塔巨商巴爾托羅梅烏•薩（Bartoloméu de Sá）在澳門定居，並立下遺囑，把在阿爾多納（Aldona）購置財產的長子繼承權給予他兄弟若奧•薩（João de Sá）的子女，條件是每年舉行100次彌撒。除此以外，從澳門寄出相當於2000印度金幣的2萬色勒芬給果阿司鐸祈禱會，以建立四座小教堂和救濟婆羅門教徒的孤女們。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27頁。

乾隆六年（1741年2月16日－1742年2月4日）1月3日，里斯本成立王家絲綢公司。為了促進其貿易，該公司建議在澳門設立一家分公司。該公司營業期限為16年，由各董事和經理經營。里斯本公司每年可向中國派出船隻，但其數目必須與前往印度船隻數目相等，該公司不得與巴西通商。《以上帝聖名命名的城市澳門建立一個新絲綢公司的根據》，第22頁，轉自雷戈：《澳門與巴西的直接關係：一個不可實現的夢想》，載《文化雜誌》第22期，1995年。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2月2日─1765年1月20日)1月3日，粵海關監督方體浴給發澳門十九號船“類斯•山治”號往呂宋貿易船牌；十九號額船番梢28名，劍刀4把，還有火藥、大炮及子彈等。《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上冊《粵海關監督方體浴給發十九號船類思山治往呂宋貿易船牌》，第244頁。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2月18日─1788年2月6日）1月3日，由兩艘法國國王船“布佐勒（La Boussole）”號和“星盤 （L' Astrolabe）”號軍艦組成的法國探險隊由拉貝羅塞伯爵佩魯斯（Jean-François de Galaup, comte de la pérouse）率領抵達澳門。他們主要進行天文及一些其他的觀察，並負責探索到達遠東與加拿大北部的西北通道。他們在澳門停留了好幾個星期，至2月5日，在賈梅士公園附近建立觀察台，進行了觀察工作。伽思蘭堂的一條走廊，由拉貝羅塞伯爵的製圖員貝內伊（M. Duché de Veney）在白色的牆上繪了聖方濟各像和該會的會徽。 該畫被視為傑作。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25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88頁；馬士： 《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454頁稱法國船抵達澳門的時間是1月5日。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2月11日─1794年1月30日）1月3日，澳門同知韋協中給發在澳門駐冬及收賬的咟悲喱（Robert Berry）等英荷商人上省貿易牌照。[1] [1]《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下冊《澳門同知韋協中為給發咟悲喱等英荷商人上省貿易牌照事行理事官牌》，第709頁。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1月21日─1796年2月8日）1月3日，北山村民人楊亞熙裝柴草來澳門發賣。偶將葡人小舢板碰著，被葡人黑奴拖至門口，用棍打傷，複又打傷旁人劉亞千等。《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上冊《香山縣丞賈奕曾為黑奴打傷楊亞熙等事下理事官官諭》，第321頁。

清嘉慶十一年（1806年2月18日─1807年2月6日）1月3日，香山知縣彭昭麟行理事官若瑟•科英布拉札，令其將不准進京效力的洋人蘇振生、馬秉乾（又稱金神父）搭船回國。《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下冊《香山知縣彭昭麟為發回不准進京效力洋人蘇振生、馬秉乾事行理事官札》，第562頁。

清道光四年（1824年1月31日─1825年2月17日）1月3日，澳門土生葡人安東尼奧·羅沙在《中國之蜂》停刊後創辦一份新的葡語週報《澳門鈔報》（Gazeta de Macau），官印局印刷，費用由議事會支付。該報與《中國之蜂》版式完全相同，為兩欄小報，主要內容有：官方法令，來自葡國的消息及貿易訊息等，其中商業內容較《中國之蜂》大大擴充，該報名義上以羅沙為社長，實際負責編輯工作則為費里耶·孔塞桑（Frei José da Conceição）。而且該報名義上由議事會印刷，實際上編輯部與印刷所均設在奧斯定修院內。1826年12月停刊。《澳門鈔報》停刊後，印刷機轉借於聖若瑟修院。文德泉：《澳門報刊業的起源》，載《文化雜誌》第9期，1993年，認為羅沙雖然住在奧斯定修道院，但他既不是奧斯定會士，也不是天主教徒，他是一個世俗之人。又稱羅沙只是負責人，真正的編輯是一位奧斯定會士。José Augusto dos Santos Álves，A opiniáo pública em Macau: a Imprensa Macaense na terceira e quarta décadas do século；ⅩⅨ，pp.87—162. 林玉鳳：《澳門新聞出版四百年》，載《澳門史新編》第4冊，第1215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32頁，而A.H.de Oliveira Marques，História dos Portugueses no Extremo Oriente，Vol.3，p.544認為停刊在1828年12月30日第62期。

1824年（清道光四年）1月3日，取代《蜜蜂華報》的《澳門報》周刊第一期出版。該報一直發行到1826年12月底。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1月3日，法國遣使會士石伯祿（Pierre Lavaissière）和林安當（Jean Antoine Simiand）兩神父抵達澳門。後石伯祿進入江南傳教，而林安當則進入北京傳教。樊國陰：《遣使會在華傳教史》，第185頁；方立中：《1697—1935年在華遣使會士列傳》，第577頁。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1月3日，法國青年畫家奧古斯托·博爾傑（Anguste Borge）抵達澳門，於同年6月20日之後離開澳門赴馬尼拉，在澳門居停近半年時間，留下了一批有關澳門題材的美術作品，如《澳門鳥瞰》、《媽閣廟內的小祠》、《澳門媽閣廟牌坊》、《澳門港灣》、《澳門內港——貧民住宅區》等。除美術作品外，博爾傑還寫下了其居停澳門時期的日記，其中很多內容都是記錄當時的澳門：南灣的南側有一座很高的山丘，山丘頂上的修道院，與城牆相連。城牆一直延伸到海灘，盡頭是一座炮台。我從炮台的另一側下山，來到沙灘。這兒有一股泉水，中國（人）和葡萄牙人常來這里洗衣服。在澳門周圍巡遊的中國戰船常常在這荒涼的港灣停泊。每當官吏們下船或回到船上時，總要升旗、敲鑼、鳴禮炮三聲歡迎。這是最為榮耀的時刻。盡管葡萄牙城市的街道也彎彎曲曲，我們仍然無法想像中國居住的那些難以形容的迷宮式的街巷，特別是在內港一帶。這里的房舍猶如人們的生活一樣，時時變化。昨天看到的小胡同今天變成了大街；昨天你經過時還是大街，今天卻變成了胡同。越是走進中國居住的城區，豪華的商店越少，僅有的幾家商店充其量說還算乾淨，貨物擺放整齊。斜巷上鋪的石塊也越來越少，有時候殘缺不全，留下一個個小坑。城區再貧窮也難以和水域街道及搭在水上的房舍相比。首先到這里的人們占據了一塊地盤，把已經無法再在水上航行的木船放在上面作為住宅。後來的人們則在四周打上木樁，支起他們的木船，沒有船就搭上木板，圍上草席，上面再蓋一張席當屋頂，就算在前一家住宅一面建成了一層閣樓。再後來的人們沒有地盤、沒有破船、沒有木樁，只好擠在別人的棚子中間，架上吊床。當然很難保證全家人都能住下。有時候，一層台階擠著五六個這樣住所。這里不講究先來者有權占領地盤，也談不上後來者從屬於前者。每家房前都有一小塊平地用來晾曬席子和五花入門的破衣爛衫，人們可以毫不費力地在下邊來往穿行。澳門半島是澳門的一部分。與之相連的是一條300～400米的堤。堤中間修有一堵不算太高的隔牆，牆中間開了扇任何歐洲人不能通過的門，門的另一側有清朝官吏的崗哨。離隔牆不遠，在圍牆中間有座漂亮的廟宇。進入內港那邊的廟宇正門便是一個院子，院子的漂亮半牆向兩邊延伸，人們常常在此來往穿行。寺廟左邊靠著一座小山，山上蒼松翠柏，枝繁葉茂，我第一次來這里寫生，竟沒有發現掩映其間的一座小廟。破爛的台階直通廟門。拾級而上，廟門上往日的銘文依稀可辨。進到廟里只見四根木頭柱子支撐著屋頂。里邊連祭台都蕩然無存，更不要說什麼裝飾了。在這一無所有的地方，只能看到一些不留辮子一貧如洗的中國人。小廟已變成了罪人的避難所。澳門最大的前地——議事亭前地——把中國人居住區和葡萄牙人居住區分開，當然也是外國人和當地人最混雜的地方。前地的一邊是議事局，另一邊凹進去的地方是板樟堂。教堂旁是一條中國人的街道的街口。我們走出城門，城門邊上有一座教堂和一座歐洲式醫院，朝東北方向走去，路經幾個花園便來到一座小山頂上。內港和綠蔥蔥的灣仔山盡收眼底。如果不是那兩根頂端有三個全球的旗杆表明廟宇隱匿在樹冠下岩石間，我還不知道此地離廟宇很近。道路的盡頭，有一排十分寬闊而陡峭的台階，走下台階便是廟宇，半道有一幢小屋，住著一戶人家，在門口擺賣食品。在那里，人人都能買到自己希望的東西。酒鬼、閒人、幹活人都到這里喝酒。有錢人到這里買點心，孩子們買嫩竹筍和甘蔗，凡是到這里來的人都會買些大米。台階後邊岩石附近有三塊鑲嵌在灰色石頭上的黑色墓碑。墓碑上刻著密密麻麻的銘文。離墳墓不遠，有一塊半圓形的空地，這是高出海面一公尺左右的廟宇地基。在廟前和中央，各有一根紅漆旗杆立在六英尺高的旗座上，旗杆上三分之二高處，有一件兵器，旗杆頂端裝有三個金球。陳繼春：《濠江畫人掇錄》，第56—62頁；夏德新：《1839年的澳門：博爾傑的記敘和繪畫》，載《文化雜誌》第10期，1992年。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1月3日，澳門總督發佈公告，在蓮峰山下劃定華人墳場，即後來的望廈墳場。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98頁。

光緒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十一月二十七日，即西曆1894年1月3日，由於澳門鏡湖醫院紳董何仲殷（即何穗田、何連旺、何廷光）等對內地捐款賑災有功，光緒帝下旨令澳門建坊予以表彰。[1]今澳門鏡湖醫院內仍保存着該年的“奉旨建坊”匾。《清德宗光緒實錄》卷330光緒十九年十一月乙巳。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1月3日，葡萄牙政府任命阿爾瓦羅‧弗內洛斯（Álvaro Maria de Fornelos）為澳門地區大法官，6月28日抵澳履任。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182.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1897年1月3日）集院，議雷州難民女蕭亞秋、吳桂英約八歲，經西憲判交鏡湖醫院發落，可否送回原籍或覓殷實人領為配合，是否祈為卓奪。

《知新報》第四十二期刊登《窺天巨鏡》、《聯兵藩屬》、《新式快鎗》、《衡論礦產》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2月4日─1906年1月24日）1月3日，澳門公鈔局長阿爾貝爾托‧納瓦羅（Alberto de Gusmão Navarro）宣佈本年度公鈔局會員名單。正會員為：律政司憲阿美利戈‧索薩、國課衙門書吏、狀師阿爾畢諾‧叭之咕、弗蘭西斯科‧黎登（Francisco Felippe Leitão）、柯六、蕭登。副會員為：愛德華多‧瑪琪仕、若瑟‧司利華（José da Maria da Purificação Silva）、蔡康、李弼。《澳門政府憲報》1905年1月7日第1號。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1月25日─1907年2月12日）1月3日，廣東反美愛國運動蓬勃發展，正式成立廣州拒約會，曾任臨時主席的鄭觀應被推為主席。旋因繼母病重，辭去主席返回澳門。但在返澳前，擬訂了拒約措施4條。2月3日，繼母病逝，“丁憂”，在澳門“守制”。《鄭觀應集》下冊《致廣州拒約會同人書》；夏東元：《鄭觀應年譜》下卷，第626—627頁。

宣統元年（1909年1月22日─1910年2月9日）1月3日，《新生活報》（Vida Nova）在澳門創刊，該報為政治新聞週刊，逢星期日出版，社址在水坑尾街9號。由澳門著名律師盧意士‧施利華（Luís Gonzaga Nolasco da Silva）創辦。盧意士‧施利華是著名澳門土生漢學家伯多祿‧施利華（Pedro Nolasco da Silva）之子，該報秘書是施之古（Francisco Xavier Anacleto da Silva），總監是殷理基‧施利華（Henrique Nolasco da Silva），主編為路依士‧施利華（Luís Aires da Silva）。1910年11月27日停刊，共出版100期。殷理基‧施利華是伯多祿‧施利華與伊迪斯‧瑪麗亞（D.Edith Maria Angier）的兒子，1884年2月9日生於澳門大堂區，1906年畢業於果阿醫學院藥理學專業，並獲果阿地區律師委任狀。回澳後成為澳門著名的報人，創辦多份報刊，從1930—1933年先後三次當選為市政廳主席，1969年11月17日逝世。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2, p.798.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74.

民國十三年(1924年1月1日─1924年12月31日)1月3日，孫中山將澳門交涉員蔡成章免職，並裁撤澳門交涉員。《(廣州)民國日報》1924年1月3日；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第1784頁。

民國二十九年 (1940年1月1日-1940年12月31日)1月3日，因人手不足，耶穌會決定放棄聖若瑟神學院的領導，將其交給世俗教士管理，只負責協助教學和宗教事務。1930年曾有此議，可其時未果。潘日明：《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第182頁。

民國三十五年 (1946年1月1日-1946年12月31日 )1月3日，澳門教區委任呂子修神父出任望德堂本堂神父。林家駿：《澳門第一座華人堂區》，載《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第82頁。

同善堂至今共設有5間托兒所。此為1976年1月3日同善堂第一托兒所開幕，值理與托兒所職員於托兒所門前合照。

1997年1月3日，中葡聯合聯絡小組兩名中方人員遭毆傷，中葡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處強烈譴責，澳警方即日拘疑毆人三兇徒。

“周華富”跌打醫館由周華富先生開辦，並另設武館授徒。

曹思泉，又名曹軍，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曹善業第十五子、曹有之孫。 1939年，曹思泉從澳門回廣東參加抗戰，後來加入共產黨。幾十年來，他幾乎沒有提及自己家族的情況。 曹思泉之女曹海燕回憶說，2011年母親節，她帶著快95歲的父親外出吃飯。回家後，父親顯得特別高興，很有興致地對家人說，他的父親叫“曹善業”。 曹海燕的兒子抱著試一試的想法，用“曹善業”這個名字在電腦上進行搜索，結果意外發現就在幾年前，珠海有一座古墓被發現，而古墓的主人就叫“曹善業”。 這個意外的發現，讓曹思泉的子女和孫輩們激動不已。他們瞞著老人尋找了更多資料，並與珠海市博物館館長張建軍取得聯繫，最終證實古墓主人“曹善業”就是曹思泉的親生父親。[1] 2011年6月27日上午，曹思泉的四個兒女一行，專程從廣州來到珠海市博物館，對珠海文保工作者對其先輩曹子基（善業）夫婦墓的發現和搶救性保存，表示衷心感謝。[3] 曹有後人被找到的消息，引起了澳門特區民政總署的關注。2011年9月17日下午，澳門特區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文化設施處技術員梁毅鵬和珠海市博物館的工作人員特意來到廣州，拜訪這位著名華商的後人，一同前來的還有澳門大學歷史系的兩名學生。他們在向廣州曹氏家族成員瞭解更多資料的同時，也給曹思泉帶來一份特殊的禮物：兩張很可能是曹軍老人的爺爺和奶奶的照片。梁毅鵬介紹說，這兩張照片是澳門特區民政總署在曹家以前的住宅中發現的，“現在還無法確定他們究竟是曹軍老人的爺爺、奶奶還是其他親戚。” 曹思泉坐在輪椅上，捧起這兩張泛黃的老照片仔細端詳，連父親的面孔都記不清了，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在95歲大壽這天，意外看到很可能是自己祖父母的照片。作為回贈，老人將自己的一幅書法作品送給澳門民政總署，字畫盒上寫著“曹善業第十五子曹軍九十五歲送”。梁毅鵬表示，他會將這份來自廣州的珍貴禮物帶回澳門，作為澳門民政總署獲得的一份歷史資料保存起來。[1] 2013年1月3日，曹思泉去世，終年96歲。葬於廣州銀河革命公墓。[2] [1].《95歲老人梅花村賀壽》，載《廣州日報》，2011年9月18日。 [2].《厚德傳世》，載“族譜錄紀念網＂，2011年12月3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69141。 [3].《祖籍珠海的澳門商人，曾資助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曹子基後人珠海尋根》，載“珠海視窗＂網，2011年12月30日，http://info.zhuhai.gd.cn/News/20110629/634449361873687664_1.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