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二十年（1592年2月13日─1593年1月31日）2月3—14日，范禮安神父在長崎召開第三次傳教士總協商會，之後又召開了第一次副主教大會。在這次會議上認為有必要為日本和日本以外的耶穌會士建立一所修院，而澳門處在遠東的中心，是實現這一目的的最理想地方。正好當時日本傳教團總務長在澳門擁有一些財富，他也認為建立一所學校的時機成熟，會議遂決定盡早在澳門建校。Domingos Maurício Gomes dos Santos, Macau, Primeira Universidade Ocidental do Extremo-Oriente, pp.8—9.

天啟六年（1626年1月28日─1627年2月15日）2月3日，巴達維亞城荷蘭總督皮特•卡爾本傑（Pieter de Carpentier）的報告稱：現在中國人和澳門葡人的分歧據說已完全消失，但前提條件是葡人將其向內陸伸展的據點（即青洲建築）拆除，每年向中國政府交納38000雷阿爾。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1624—1662》，第56頁。

順治七年(永曆四年/1650年2月1日－1651年1月20日)2月3日，曾任中日教區巡視員的曼努埃爾•阿澤維多神父在澳門逝世。 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45頁。

康熙五十年（1711年2月17日－1712年2月6日）2月3日，戴冰玉總督時代任秘書長和陸軍兵頭的庫尼亞．埃薩（José da Cunha de Eça）寫信稟報國王說，由於他支持總督而被議事會革職，請求陛下命令議事會向其道歉。這封信中的資料說明陛下曾下旨規定市議員必須年滿40歲，法官必須年滿35歲。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83頁。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1月26日－1714年2月13日）2月3日，按照澳督晏多尼的指令，澳門法官古爾露下令驅逐巴黎外方傳教會士羅若德和梁弘仁神父。先是兩名軍官和8至10名士兵包圍他們的房子，隨後古爾露等人趕到。兩位神父拒絕離開，但純屬徒勞。古爾露下令將他們押上“福音”號船，交給努內斯．卡瓦略（Francisco Nunes de Carvalho）上尉。第二天，他們被送往馬德拉斯塔（Madrasta）。但梁弘仁神父於1714年又潛回澳門，接著又從福建重返四川傳教。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129; 熱拉爾·穆賽等編：《1659—2004年入華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列傳》，第938頁。

乾隆十四年（1749年2月17日－1750年2月6日）2月3日，荷蘭人安屯厘知古附搭澳門商人萬威．利瓜路（Manuel Regallo）的船回國。先是，安屯厘知古等駕船往巴達維亞進行貿易，在澳門海上遇風暴，將船打碎，漂至廣東瓊州海岸，後被中國政府轉送香山縣丞，交澳門議事會收領，於本日被遣送返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兩廣總督碩色題報乾隆十三年分發遣難番歸國日期本》，第249頁。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1月31日─1776年2月18日)2月3日，英國東印度公司管理會成員10人離開廣州前往澳門，在澳門停留4個半月，6月20日乘剛抵達澳門的公司船“莫爾斯(Morse)”號返回廣州。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325頁。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1月24日─1782年2月11日）2月3日，澳門總督高士德逝世，葬於板樟堂。高士德為澳門土生高士德家族第一代，出生於葡萄牙阿蘭特茹省，來澳時間不詳。至少在1747年以前即已成為澳門從事海上貿易的重要船東，並因此而致富。1769年， 高士德從葡人貝爾南多•諾格拉（Bernardo de Nogueira）手中購買南灣宅院“十六柱”物業。高士德逝世後留下子女六人，其中三子均獻身教會，其產業由其長子若瑟•科斯塔(José da Costa)神父接管。1818年，若瑟•科斯塔神父逝世，1823年，高士德家族南灣的物業以12500元拍賣掉。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483; 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 2, p. 214.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2月7日─1846年1月26日）2月3日，安徽婺源縣商人王邦達替澳門外江茶客源泉號代銷茶葉，他與澳門葡人路列（Luné）相識，而路列又與荷蘭大班范花臣（J. Senn van Basel，又作凡花臣、番巴臣）相識，故將茶葉1, 360箱全部賣與范花臣，擬價銀為12, 000餘元，雙方立約，並由葡人路列和蘭吵（Lançao）簽名為證。但賣方茶貨交齊後，買方僅交銀3, 000元，所欠款項，雙方糾葛不清。故王邦達呈詞至澳門理事官，要求澳門王室大法官批准並追還欠款。王邦達，年已70歲，在澳門貿易已達46年。《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下冊《監生王邦達為與荷蘭領事凡花臣交易銀錢糾葛事呈理事官師爺稟》，第684頁。

咸豐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2月3日，賈多素總督到任後，即於本日發佈了一份《告全體澳門居民及軍人書》，在這份文告中，他讚揚了從前的葡萄牙人視榮譽比生命更重要，號召澳門人團結一致，堅定不移地克服困難，保持殖民地的尊嚴，最大限度地尊重國際法，嚴守紀律，決不向無理的要求讓步。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230頁；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No. 2, pp. 110—111.

咸豐八年（1858年2月14日─1859年2月2日）8月，澳門上架行會館重建竣工。先是，咸豐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56年2月3日），上架行會館遭火災，被焚至棟折瓦零。咸豐六年正月二十七日（1856年3月3日），會館諸行友決心重修會館，眾人解囊捐款，集資重修，至本月而成。重建後為一青磚古屋，碧瓦平樓，門楣石刻，刻有“上架行會館”五字，兩旁門聯云：“引繩削墨成材池，蹈矩循規入妙門。”尚留存有咸豐八年（1858）《上架行重修會館碑記》。咸豐八年《上架行重修會館碑記》，載《澳門碑刻錄初集》，第7頁；王文達：《澳門掌故》，第240頁。

同治五年（1866年2月15日─1867年2月4日）2月3日，意大利船“德列舍（Therese）”號從澳門滿載296名華人苦力前往秘魯，船行63天后，將至新西蘭時，船上苦力發生暴動，殺死船員12人，並於本日將船開回澳門。陳翰笙：《華工出國史料匯編》第4輯表6《1850—1872年苦力船海上遇難事件表》，第215頁。

光緒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2月3日，前後延續了46年的仁慈堂值理會解散，教友會事務由其自己管理。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68頁。

《知新報》第一百三十四期刊登《中國布新先除舊論》、《譯林簡明章程》、《自日本與吳中友人書》、《國事難言》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1月25日─1907年2月12日）1月3日，廣東反美愛國運動蓬勃發展，正式成立廣州拒約會，曾任臨時主席的鄭觀應被推為主席。旋因繼母病重，辭去主席返回澳門。但在返澳前，擬訂了拒約措施4條。2月3日，繼母病逝，“丁憂”，在澳門“守制”。《鄭觀應集》下冊《致廣州拒約會同人書》；夏東元：《鄭觀應年譜》下卷，第626—627頁。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2月3日，鄭觀應從上海返回澳門過春節。23日，在澳門致函盛宣懷，托其“繕發”《上攝政王請速行立憲書》。鄭觀應這篇上攝政王書，提出“安內”、“禦外”和“富強”三要政的有效實行，必須“銳行憲政，速開議院”，因而他要求“縮短立憲年期，亟開議院，推誠布公，頒詔天下，以慰民心，以振民氣”。《鄭觀應集》下冊《上攝政王請速行立憲書》；夏東元：《鄭觀應年譜長編》下卷，第704—706頁。

清宣統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2月3日，譯務署署長宋次生向署理澳督咩路‧馬楂度提交對廣澳鐵路計劃簡案的補充意見。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51頁。按，施白蒂前引書第51頁稱：譯務署署長宋次生向澳督馬葵士提交對廣澳鐵路計畫簡案的補充意見。有誤，其時澳督當為馬楂度。

民國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2月3日，據《鐵城報》報導，澳門新近調來葡兵約500名，其中葡人土生兵不過百餘人，其餘為非洲黑人。據澳門葡人向華人介紹，這支軍隊為葡國革命軍，能征慣戰，黑人則最矯捷，上山如飛，下水如獺等。1912年2月3日《鐵城報》，轉自《澳門界務錄》第7卷。

民國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2月3日，原域多利影院負責人黃．菲利蒲在原國華影院同一大廈內開辦澳門動畫影院，經常放映世界主營影院的好電影，品質在澳名列榜首，成為當時最受澳門市民青睞的影院。飛歷奇：《澳門電影歷史“默片時代”》，載《文化雜誌》第17期，1993年。

民國十七年(1928年1月1日─1928年12月31日)2月3日，澳門主教高若瑟牧訪朝鮮及海峽傳道會，同時任命若瑟．戈美士(António José Gomes)神父為澳門教區主教代理員。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218頁。

民國二十三年 (1934年1月1日-1934年12月31日)2月3日，澳門政府通過第1354號訓令，決定海島市應執行1925年5月30日第103號省訓令通過的《自治規約》 (Código de Posturas)，但稍作限制。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262頁。

1970年2月3日，葡京酒店開幕的旅業（住房部）、葡國餐廳、保齡球場於本日午間先行開業。酒店大廳的水晶吊燈為當時世界最大最名貴的吊燈之一，大廳左右兩旁設有14閒售物小商店（尚未建成），所有各處樓梯均用大理石砌成，每層均鋪有名貴地氈，三樓設有葡國餐廳，内有酒吧部、西餐部以及中央舞池等。八樓及九樓共有106間大小套房。保齡球室設在地下層，場内有四條球道。[1]葡京娛樂城於同年6月11日啓用，該娛樂場開業後，十月初五街海源娛樂場將告關門結束。此外，酒店内的樂宮餐廳也於同日開業，由澳督夫人剪綵，是日該餐廳一切營業收入捐贈澳葡母親委員會及同善堂。[2][1]華僑報，1970年2月3日[2]華僑報，1970年6月11日

1987年2月3日，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來澳向各界拜年。

1991年2月27至30日，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姬鵬飛、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抵澳訪問4日。

1994年2月3日，中國交通部部長黃鎮東官式訪問澳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