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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市民分享“滄海桑田──澳門北區圖片徵集”成果,即日起至12月4日於文史網舉辦網上投票活動,並設獎項鼓勵市民大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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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之友”專屬抽獎活動開獎!澳門記憶團隊已發短訊通知得獎者,請得獎者跟着以下安排領獎。領獎期由即日起至2025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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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澳門歷史文化傳承,澳門基金會“澳門記憶”文史網特別推出“澳門中學生歷史文章徵集計劃”。鼓勵全澳中學生撰寫澳門文史相關文章,記錄澳門獨特的歷史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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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記憶”文史網特別推出全新長期徵集項目─“我的澳門記憶”圖片分享計劃,期望激勵更多市民關注身邊的點滴,挖掘和分享各類歷史資源與生活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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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記憶”文史網隆重推出“記憶之友年度積分回饋計劃”,凡參與指定活動可獲相應積分,年末換領豐富禮品,誠邀市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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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今日
歷史上的
1580

萬曆八年(1580年1月16日─1581年2月3日)11月8日,羅明堅神父在澳門致羅馬信稱:“在澳門有我們的一座會院。治理廣東的官吏們准許住在澳門的全體居民,不論住在何區,不論任何身份,不論何天皆可去廣州經商,不必要求特別許可,什麼時候離開任便。但為了避免擁擠產生混亂,每條船只准乘5位葡萄牙人。這樣的新措施為他們葡人太方便了。從此可以更方便、更自由地和中國交易了,因為以往一年只准一次前往經商。”另有資料稱,對澳門葡人開放的廣州交易會由過去一年一次而改為兩次。龍思泰稱:從1580年起,廣州交易會根據兩次不同的季候風,每年開放兩次。貿易經理人,從1月份起採購運往印度及其他地方的貨物,從6月份起採購運往日本的貨物。每年2個月,3個月,有時是4個月。進口的船貨在估價後,以銀元支付稅款,到1582年,則拒收銀子。《利瑪竇中國札記》稱:葡萄牙商人已經奠定了一年舉行兩次集市的習慣,一次是在1月,展銷從印度來的船隻所攜帶的貨物,另一次是在6月末,銷售從日本運來的商品。這些市集不再像從前那樣在澳門港或在海島上舉行,而是在省城之內舉行。由於官員的特別允許,葡萄牙人獲准溯河而上至廣東省壯麗的省會作兩天的旅行。在這裡他們必須晚間呆在他們的船上,白天允許他們在城內的街道上進行貿易。這種公開市場的時間一般規定為兩個月。麥安東(António de Almeida)神父1585年的信則記錄了葡人在廣州交易會上的貿易街區:葡萄牙人在劃分成10至12個區域中從事買賣,很少需要去陸地上買東西的,這裡可以找到一切,雞賣20至30銅錢1只,鴨子的價錢不一,有貴有賤。《利瑪竇書信集》下冊附錄《羅明堅神父致麥爾古里亞諾神父書》,第425頁。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6章,第108頁。《利瑪竇中國札記》第2卷第2章,第144頁。《利瑪竇書信集》下冊附錄11《麥安東神父致羅德里格神父書》,第481頁。

1633

崇禎六年(1633年2月8日─1634年1月28日)11月8日,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徐光啟在京逝世。徐光啟是中國天主教三柱石之一。徐光啟與澳門關係密切,據利瑪竇稱,1607—1610年在上海守制期間曾兩次赴澳門行避靜功,1619年則策劃明朝官員赴澳門購炮募兵,之後在1627年、1630年及1631年三次策劃調澳門葡兵進京。雖然調葡兵進京之事未獲成功,但多次西洋大炮的輸入,為明朝軍事防禦的火器改善起了重大的作用。他還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巴篤利稱,他對中國天主教會作出了偉大的貢獻。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傳教士》第3章,第203頁。《利瑪竇中國札記》,第591頁。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傳教士》第3章,第205頁。

1635

崇禎八年(1635年2月17日─1636年2月6日)11月18日,方濟各會士菲亞略•費雷拉船長給果阿的信稱,12名來自本地貴族家庭的年輕女子已成為修女,因為修道院還在建築中,修道院可以接受她們帶來的財產。當時,澳門有許多年輕女子也同其他的澳門人一樣,將自己的錢財投進對外貿易中,當貿易船隻返航時,她們將所賺的錢捐給修道院。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p. 489—490.

1663

康熙二年(1663年2月8日-1664年1月27日)11月8日,葡萄牙耶穌會助理修士費瑪諾(Manuel de Figueredo)在澳門逝世。費瑪諾,1589年左右生,1622年抵達澳門。先在澳門擔任護士,後出任中國副省澳門代理人,長達28年。 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226—227頁。

1683

耶穌會駐中國省區副主教陳善策神父的字紙(手稿)

1716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1月24日-1717年2月10日)11月8日,澳門議事會討論主教的年金:儘管議事會處境艱難,但果阿總督下令,用弗朗西斯科.多烏特爾和類斯.山治的船隻稅款支付主教今年和去年的年金。議事會決定拒絕支付。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162.

1756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1月31日-1757年2月17日)11月8日,澳門船主若瑟•柯士打(António José da Costa)把“聖卡塔琳娜”號船賣給一位澳門人,爾後自己又買了一艘大的船隻。疑若瑟•柯士打是澳門第十四號額船“馬諾•哥斯達”號之船主,此處葡文全名很可能省去“Manuel”一節。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483.

1781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1月24日─1782年2月11日)11月8日,被指派前往果阿的船隻因故不能航行,其船主阿拉烏茹•羅咱提供了另一艘船“聖安東尼奧一彭•好利(Santo António e Bom Sucesso)”號,船隻可以航行,此船如遇任何損害都由阿拉烏茹•羅咱來負責。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613; Benjamin Videira Pires, A Vida Marítirna de Macau no Século. ⅩⅧ, p. 47.

1793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2月11日─1794年1月30日)11月8日,香山知縣許敦元下理事官甘博亞諭,令澳門政府將擅自扣押的一艘法國船隻交還法國商人。先是,一艘佛啷哂國洋船,自諾羅尼斯得來至澳門。但因葡萄牙與法國當時處於交戰狀態,故澳門葡人將該船並貨物盡行封鎖。許敦元認為:爾等外夷相爭,應在爾等外夷地方,不容在我天朝邊境滋生事端,今佛啷哂國夷船來天朝生理,即應遵我天朝法度,聽其丈輸貿易。豈可因兩國構釁,在於澳門重地擅將船貨查封? 所以,他令澳門葡人立即將人船貨物交還該國夷商,聽其丈輸貿易。但澳門葡人拒絕歸還船隻貨物。許敦元立即來到澳門,一方面命令法國大班與船主面謁澳門總督,一方面親自來到總督處,進行面諭。29日,葡人交出法國船隻,並允許法國船在澳門貿易。後該船將所載炮械卸下後,還前往廣州貿易。它於1794年4月21日開行回國。《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下冊《香山知縣許敦元為飭將所查封法船貨物交還事下理事官諭》,第673頁,《香山知縣許敦元為飭令將擅行搬起之法船貨物給還事下理事官諭》,第674頁,《香山知縣董鳳鳴為查明給還法船槍炮火藥事下理事官諭》,第675頁;馬士(H.B. 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531頁。

1821

清道光元年(1821年2月3日─1822年1月22日)11月8日,兩廣總督阮元奏報鴉片來源:一系大西洋、一系英咭唎、一系咪唎堅。大西洋住居澳門,每於赴本國置貨及赴別國貿易之時,回帆夾帶鴉片,回粵偷銷。英咭唎鴉片訪系水梢人等私置,其公司船主尚不敢自帶。獨咪唎堅國因少國王鈐束,竟系船主自帶鴉片來粵。《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2冊《兩廣總督阮元奏請將經理不善之洋商摘去頂戴責令嚴禁杜絕鴉片以觀後效折》,第159—160頁。

1827

清道光七年(1827年1月27日─1828年2月14日)11月8日,《廣州紀錄報》(The Canton Register)創刊。該報又譯作《廣州紀事報》、《廣州志乘》,由著名鴉片走私商人馬地臣創辦,1831年轉到愛爾蘭籍英商阿爾圖·基廷(Arthur S.Keating)名下,是第一份在華英文報紙。報紙報導外商活動和當地新聞,鼓吹自由貿易,是在華英國散商的喉舌。其第一任編輯是美國人威廉·伍德,後因伍德與馬地臣意見發生分歧,由英國人約翰·斯雷德(John Slade)接任編輯,馬禮遜、馬儒翰、德庇時以及郭實獵等人是報紙的重要撰稿人。報紙初為半月刊,內容包括紀錄報和行情表兩部分;1834年1月7日開始改為週報,行情表退居較次要的地位,不再每期刊登。由於澳門為在華英商的居留地, 每年3─8月在澳門出版,9月至翌年2月在廣州出版,其在澳門的社址是澳門白馬行街1號的麥格尼克洋行(Magniac &Co.)。1839年報社遷到澳門,1843年報社遷往香港,改稱《香港紀錄報》。 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14—15. The Canton Register, Vol.8, March 3rd, 1835.No.9; 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第104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38頁;J.M.Braga, The Beginnings of Printing at Macau, p.89.

1846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1月27日─1847年2月14日)11月8日,為加強女子教育,澳門將施利華主教創建的孤女收容院改名為聖羅薩.利瑪(Santa Rosa de Lima)孤女院。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93頁;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 280.

1858

咸豐八年(1858年2月14日─1859年2月2日)11月8日,澳門富商塞爾卡爾男爵小梅洛(António Alexandrino de Melo)與吉列爾米娜.貢紮加(Guilhermina Palmela Gonzaga)結婚,由於他擁有的財產與物業,男爵的生活十分奢華,他享用著當時澳門最為豪華漂亮的兩座別墅--“聖珊澤”宮和“南灣別墅(即後來的澳督府)”,有時住在南灣,有時則住在“聖珊澤”宮。Arquivo do Tribunal-Proc. n. ∘18875, fol. 116v, 1881, Isabel Nunes, Santa Sancha, p. 14, №. 13.

1868

咸豐六年(1856年)1月1日至同治七年(1868年1月25日─1869年2月10日)11月8日,由澳門移出的中國籍人口共有126947人,其中由澳門直接前往哈瓦那的有81019人,由澳門啟程經香港前往哈瓦那的有617人,前往利馬39690人,前往秘魯蘭巴耶克的聖若瑟港(S. José de Lambaek)225人,前往巴達維亞1396人,前往泗水5人,前往三寶壟30人,前往馬尼拉93人,前往菲律賓蘇安(Sual)60人,經香港前往德梅拉拉(Demerara)760人,前往西貢259人,前往澳洲240人,前往蘇里南500人,前往檳城679人,前往新加坡1344人,前往莫桑比克30人。澳門統計報告《關於此地區的中國籍人口》,轉引自古萬年、戴敏麗:《澳門及其人口演變500年:1500一2000》附表,第129頁。

1871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11月8日,由“帕米拉公爵”號兵船上60名水手、2名海校學員、18名港口稽察和快艇巡邏隊的部分水手組成的一支隊伍,在二級中尉維森特.馬西埃(Vicente Silveira Maciel)指揮下,分乘“塞爾吉奧(Sérgio)”號快艇和海岸稽查隊的兩艘拖船攻佔了橫琴島(Uong-K'am),摧毀了那裡的一個海盜窩點。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85頁。

1876

光緒二年(1876年1月26日─1877年2月12日)11月8日,澳門政府頒佈法令,批准了聖羅薩學校章程,並將已撤銷的聖家辣修道院財產和資金用於該校維修。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05—206頁。

1881

光緒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10月8日,該日澳門公報通知:1876年11月8日法律批准的葡萄牙民事訴訟法典從1882年1月1日起在海外各省生效。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23頁。

1910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11月8日,下午3點鐘,澳門水兵在南灣登岸,會同駐防陸兵變亂。各街住眷鋪戶概行閉門。因葡督不肯宣布政府驅逐教士令,致動公憤,遂群帶槍械圍困澳督衙門,分派水手二名、步兵一名、差兵一名充當代表,進謁澳督,申明要請驅逐耶穌會教士及教女之意,并索辦法數條:1. 在澳門頒行葡京禁止教團之諭。2. 驅逐教團出境,包括方濟各會和嘉諾撒慈善會女教士在內。3. 封禁《新生活報》(Vida Nova)報館。4. 加增兵士糧銀。澳督當將葡京來電內容關於禁逐教士者,對代表說知,謂耶穌會教士已經摒逐出境,其餘別教團所爲大有益於兒童。吾當暫行遵依祖國之訓令,以處置之。此次葡兵之亂,由澳中葡人連禀葡政府,求留教民在澳,該禀內容大綱經《新生活報》刊布於衆,故激動葡兵起事,嫉恨該報,要求澳督將之停閉。查《新生活報》乃葡人羅喇士古‧施路華(Luís Gonzaga Nolasco da Silva)所編輯,迭登論說,勸容教團留住澳地,以爲澳人之益。28日下午兩點半鐘,父母之到尼院取回子女者甚多,所有汕頭、福州、日本前來之女童,在澳中尼院肄業者,已由澳內殷實之家爲之收留安置。澳門巨商陳席儒,因澳門葡兵哄鬧,特於前日電請粵督即派兵輪前往澳門,駐守前山,以防意外。督院接電後,當即商由李水提即日派兵輪數艘前往保護。《泰晤士報》報道有些不同:這些軍人沖進軍械庫,控制了武器與彈藥,行軍到聖家辣堂前的嘉思欄花園,要求驅逐修女。他們又開進格羅拉(Glora)兵營,在這裏的士兵也加入了叛變者的行列,然後他們一起行軍到政府大厦,要求會見總督。總督助手、上尉馬丁斯‧馬德拉試圖安撫他們,在刺刀面前,要求士兵們安靜,士兵們要求政府改正錯誤,增加薪金,驅逐宗教團體,取消《新生活報》。政府爲了止息兵變,後兩項獲得了批准,嘉諾撒和方濟各會的修女們離開澳門前往香港。《申報》1910年12月10日《澳門兵變詳記》。The Times, Dec.1st,1910.

1920

民國九年(1920年)十一月八日議案,提議報載魯、豫、秦、晉、直(山東、河南、陝西、山西、河北)五省亢旱為災,赤地千里災民遍野,鏡湖醫院決議籌捐助賑,因本埠商務冷落異常,沿門勸捐頗難着手,茲聯合商會各董事協同辦理,望籌募有實效賑濟以上災區。

1922

民國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11月8日,澳門國課衙門發佈公告,宣佈擬於1923年1月10日下午3時在國課衙門大堂內將總代售澳門仁慈堂彩票生意以暗票出投招人承充,以8年為期,由訂立合同之日起計。凡欲來投者,須在未投票之前將押票銀8000元交存澳門西洋海外銀行所管之國課銀庫掣取收條,於開投時同暗票一齊呈堂。《澳門政府憲報》1922年11月8日第45號。

1949

民國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11月8日,澳門華僑協會假中華總商會二樓舉行各界籌備慶祝勞軍大會,商討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廣州解放暨勞軍運動。當天商會禮堂懸掛一面五星紅旗,中間左右方分別置放孫中山、毛澤東肖像。會議共200多名代表出席,創澳門社團代表單位最多紀錄。會議公推柯麟為主席、馬萬祺為司儀。何賢、劉柏盈、黃健、梁培、張晴暉、譚任遠、張晉、葉子如、戴恩賽、王皓明先後演講,推選61人為工作委員。《市民日報》1949年9月11日。

1965

原著錄:中德學報(1-10)(1962年-1966年)《中德學報》最早於1962年以手寫形式出版,由該校的學生一力承擔其編輯和出版工作,是公開的園地,頗受歡迎。

1984

澳門與灣仔一水之隔,關係密切。沿着內港堤邊而行,眺望對岸灣仔,新廈矗立,呈現生機勃發景象。記得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前,澳門居民不用甚麼證件,可到灣仔旅遊,而灣仔居民也可以來澳賣花和購買日常用品。兩地交通往來主要靠小艇接載,都是在內港埗頭上落。其後,內地加強邊防建設,本澳人士前往灣仔,須經拱北關,上前山過渡口,繞道南屏,費時麻煩。隨着內地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至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八日起,澳門和灣仔恢復直接通航,澳門固定內港十四號碼頭出入境,設有渡海小輪,一日數班,方便旅客;灣仔花販也恢復來澳賣花,早出晚歸。而今赴灣仔,陸路除了拱北外,還可乘車經路氹城蓮花大橋前往。灣仔是珠海市一個小鎮,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鮮花種植業很有規模,工業尤為興盛。小鎮除改善舊區外,還擴展新區,開闢道路,興建新廈,一改舊貌。新區商貿興旺,建有海味中心、水果市場,旅遊購物中心和農副產品市場。附近新建慶祝澳門回歸的回歸廣場,主體建築為象徵華夏民族九九歸一慶團圓的“九洲方圓”,別致新穎;又將竹仙洞改為“竹仙洞公園”,興建亭台,營造石景,重修廟宇,增添旖旎風光,成為灣仔最大的公園。近年在碼頭海傍興建漁人碼頭、海鮮街,吸引不少澳門居民前往光顧、遊覽。灣仔設對外口岸後,當地客貨碼頭可與澳門直航,進出境旅客大增,一片熱鬧。

1989

李郁榮,祖籍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新會區),生於澳門。中國現代早期電機工程學家。 兄弟姐妹十個。少年時代,郁榮在廣州嶺南學院讀書,1920年轉入上海聖約翰大學,接受兩年高中和兩年大學教育,1924年秋畢業後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留學,專攻電機工程;1927年、1928年分別取得理學學士和理學碩士學位;碩士論文題為《對四條負載單相電流的線路組合效果的近似計算》。 之後,郁榮繼續在電機工程系攻讀博士學位。1929年,他來到位於紐約長島的貝爾電話實驗室,由V. 布希(Vsnnevar Bush)博士指導進行實習。通過布希,郁榮結識MIT數學系教授維納,並開始與他的科學合作。當時,維納剛在廣義調和分析學方面取得一些重要成果。維納請布希推薦一位能透徹領悟高等數學理論的電機工程專業的學生來協助自己進行設計和試驗,布希推薦了郁榮。 後來,維納說:“這是布希替我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我永遠感激他讓郁榮在我的指導下進行研究”。年輕的郁榮已形成細緻穩重而果敢善斷的個性,這與維納的性格互補,達到共同研究所必需的平衡。更重要的是,郁榮深刻理解維納原設想的本質,成功地運用數學工具和電工技術,實現對電子部件的充分利用和基本電路的有效組合。 他在貝爾電話實驗室緊張工作數月,製造出這種網路的模型,其性能達到預期的水準,這就是李—維納網路(Lee-Wienev Network)。1935年9月,他和維納把這項發明出售給貝爾實驗室所屬的美國電話和電報公司(AT & T),並在同年12月獲得了美國專利(專利號:2024900)。 李—維納網路對40年代維納研究防空火炮裝置,解決“黑箱”的分析與綜合問題發揮重要作用,而這一網路的數學實質,也構成郁榮的博士學位論文——《利用拉蓋爾函數的福里葉變換對電網路進行綜合》(Synthesis of electric networks by means of the Fourier transforms of Laguerre’s Functions)。 1930年5月,郁榮獲得MIT授予科學博士學位,成為中國早期的電機工程學博士之一。憑著自己的科研成果,他在華納兄弟公司屬下的聯合研究公司謀到特殊開發工程師一職,對李—維納網路進行改進。1932年,郁榮回國,受聘為上海中國電業公司電機工程師,參與財政部上海—南京無線電話和電報系統的建設。次年9月11日,他與在紐約共事過的伊莉莎白女士(加拿大籍)結婚。 1934年,剛成立兩年的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開始擴建,向國外訂購儀器設備、動工興建電機工程館,並增聘教授。 工學院院長兼電機系主任顧毓琇和郁榮同在MIT電機工程系求學(顧毓琇於1923年由清華學校派往MIT,1928年取得電機博士學位)。應顧毓琇之邀,郁榮在當年7月北上擔任清華大學電工系教授,並負責該系教務工作,三年裡,先後講授“電工原理”(二年級)、“電工數學”(三年級)、“電力傳輸與配電工程”和“電訊網路”(四年級)等課程,指導“電磁測量實驗”、“電工實驗報告”、“電訊研討班”以及畢業論文等。 他指導林為幹、洪朝生和常迥等學生。在他和顧毓琇兩人的宣導之下,該系教學宗旨、課程設置和教材內容都仿效MIT電工系的體制,以教授為中心、吸收助教參與計算和實驗的科研工作也同時開展起來。1936年,該系教學和科研發展進入鼎盛時期,期間成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會”。 1934年10月14日,顧毓琇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郁榮成為首批入會的127位會員之一,學會會刊《電工》雜誌刊登他的博士論文。不久,他又應用在MIT時所獲的實驗資料與顧毓琇等一起探討同步電機的電流問題,相應的論文發表在《電工》雜誌上。 郁榮在清華期間所做的一件大事,就是促成維納的來訪。在美國留學時,郁榮曾向維納允諾,如將來他回國後謀到穩定的職位,一定會邀請維納訪華。郁榮感到時機已成熟,便與顧毓琇、任之恭、薩本棟及曾遠榮等人商議,1935年邀請維納來訪,得到大家一致贊同。 在電機工程系遷入落成的館址後第二天(1934年12月4日),郁榮寫信給維納,表達希望維納來華的迫切心情。1935年上半年,計算學系主任熊慶來、顧毓琇以及校長梅貽琦先後向維納致函或致電,正式邀請他擔任電機和算學兩系的訪問教授。同年6月,維納一家登上東渡的郵輪,兩月後經日本抵達中國。郁榮親自到天津船碼頭迎接,在清華為他們安排好飲食起居,為他們聘請漢語教師,並把維納的兩個女兒送入附近的燕京大學美國人學校。一切安置妥當後,郁榮和維納重新開始合作研究。 他們的合作主題是改進布希所研製出的初級類比電腦(布希機),採用高速電子線路來取代運行速度極低的機械傳動裝置和簡單積分器。改進過程涉及到一種回饋(feed-back)裝置,要把電路的輸出信號作為新的輸入信號返回到過程當中,這是一個全新的課題,他們以前從未仔細考慮過,加上試驗條件的限制,短時間內難以解決,這項研究進展不大,卻使維納第一次對回饋機構產生濃厚的興趣。 過去,在布希機中也有回饋部分,但機械裝置所產生的回饋作用十分微弱。現在維納所面對的是電子線路中較強的回饋作用,他強烈地希望建立一套完整的回饋理論這項在中國萌發的科學創造,終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取得重大進展,構成控制論的核心內容。同時他們又著手改進李—維納網路並研製出一種與電話設備有關的新式繼電器。後來這兩項成果又被AT & T買去。他們在1936年取得兩項美國專利(專利號:2124599、2128257)。 這一年中,維納還為算學系的師生們開課,講授複平面上的福里葉變換,並開始對擬解析函數的研究。郁榮則在《國立清華大學理科報(甲種)》上發表《兩列簡諧波的疊加》、《電網路參數變換示例》等論文。1936年夏,維納的聘期結束,作為MIT和清華大學的代表前往挪威奧斯陸參加“第十屆國際數學家大會”。 1937年暑假,郁榮和夫人前往杭州探望雙親。“七七事變”爆發,使他們耽擱在上海無法返回北平。他們在清華人新南院的寓所被日軍洗劫一空,當成馬廄來使用。郁榮不僅失去全部家產和珍貴的圖書資料,而且無法與南遷的清華大學聯繫,只得靠著存在美國銀行裡的小筆發明專利費以及上海大同大學教書的收入維持生活。 李夫人主動為中國婦女聯合會效力,為救護傷患和安置難民作出貢獻;積極為中國婦女聯合會爭取美國的人道主義援助。眼看戰事無期,郁榮又不願放棄自己所鍾愛的科學事業,便寫信給維納,希望能通過他的幫助,再度赴美,繼續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1941年10月,維納為郁榮在MIT電工系謀到訪問助理教授一職。 郁榮夫婦欣喜萬分,設法預訂11月底從上海赴馬尼拉的船票。由於戰事吃緊,美國方面的一份入境許可批文遲遲未到,他們只得把離滬時間推遲到12月14日。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切斷了海上交通並完全佔領上海,郁榮的赴美計劃變成泡影。此後,他除繼續在大同大學教書之外,經聖約翰大學土木工程學院院長楊寬麟先生介紹,從1943年2月起到該院擔任兼職教授,開設“電工學引論”等課程。 郁榮為人誠懇樸實,工作一絲不苟,給同事和學生們留下很好的印象。在日偽統治時期,社會動盪不安,物價不斷上漲,郁榮夫婦依靠微薄的工資勉強度日,加上李夫人是加拿大籍,更有諸多不便。1945年11月,郁榮收到MIT電機工程系的來信,再次邀請他擔任訪問助理教授。在顧毓琇(當時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長)的幫助下,郁榮失婦於1946年3月搭乘運兵船離開上海,兩周後抵達美國西雅圖。 郁榮重返MIT之後,立即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電機工程學的探索之中。但他面臨著一個巨大的難題:美國的科學技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迅猛發展,而他在專業方面荒廢了八年多,要想在短期內走到最前沿可能性極小。經維納指點,他決定開拓新的研究領域轉向通信工程中的統計理論,從維納所勾畫的思想輪廓中引申出具體的結論。 1947年秋,他為電機工程系的研究生開設“最優線性系統”課程,介紹統計理論在通信問題中的應用,這在當時美國尚屬首次。同時,他還在MIT的電子研究實驗室裡埋頭實驗,取得一些較重要的成果。首先是進一步探究預測過程同濾波之間的關係,提高信息傳送和雜訊檢測的效果。他利用新的誤差衡量尺度設計出一種最優濾波器,其效果超過維納濾波器。 其次,根據維納創立的相關分析法和自相關分析法,與J. B. 威斯納(Wiener)教授等人合作,極大地改進檢測和分析週期信號的裝置——自相關器。維納對此大為讚賞。自相關器是維納等人研究大腦生理結構時所使用的主要工具,在探測雷達反射波和遠距離通訊等方面也有重要的應用。這項成就被MIT列入重大研究成果之中,郁榮因此取得自己的第四項發明專利(專利號:2643819)。 另外,他在與維納以及研究生們的討論過程中,逐步完善以頻率為變數、以傳遞函數為工具考察問題的頻域方法,這種方法的數學過程較為簡單,易於為從事實際工作的工程師們所廣泛接受,成為經典控制論的主要方法之一。僅過了兩年,郁榮被聘為電機工程系副教授。同年,維納綜合多年來分析學、資訊理論、工程技術和生理學領域的進展,出版劃時代巨著《控制論》(Cyberneties),其中特別提到他和郁榮之間的合作對於控制論創立所起的重要作用。 1952年3月21日,郁榮取得美國國籍。 50年代開始,郁榮積極從事控制論的傳播工作,連續發表十餘篇論文,向政府和實業界介紹維納的觀點。他負責組織現代通訊“通訊理論中的數學問題”等大中型夏季研討會並受邀在全美各地以及意大利的研究所、實驗室、學校和企業作了70多場報告,內容涉及自相關理論、技術及其應用最優線性系統以及統計檢測理論等。 整個50年代,他圍繞非線性網路的理論和應用,指導完成十多篇博士論文。1958年初,他提議維納為研究生班作了非線性理論的系列報告。當時維納正患眼疾無法準備講義,他通過在課堂上錄音、照相的辦法,記錄並整理出15篇報告記錄,最終形成維納研究非線性系統的首部專著——《隨機問題的非線性理論》(Nonlinear problems in random theory)。 經過十年的努力,他在1960年7月晉升為電機工程系教授。他根據多年教學和科研經驗,撰寫成專著《通訊中的統計理論》(Statis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1964年3月18日,維納因心臟病突發而去世。美國工業與應用數學學會特地出版《諾伯特‧維納文選》,以示紀念。 作為維納在工程方面的重要合作夥伴,郁榮受邀為該文集撰寫《維納對工程中線性和非線性理論的貢獻》一文。同年6月,MIT聘請郁榮參與“外國獎學金委員會”工作,為期三年。不久,他又與自己指導的博士生、電機系副教授Amar G. Bose創立生產和銷售高保真音響器材的BOSE公司(其產品在中國被稱為“博士”牌音響)。進入70年代,BOSE系列聲器在世界各地贏得很高的聲譽。 1969年6月,郁榮從MIT退休,電機工程系又聘任他為教授,主持該系研究生管理工作。一年後任期結束,郁榮夫婦從麻塞諸塞州遷到美國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亞州貝爾蒙特市。1981年,伊莉莎白女士將其收藏的部分書信整理成《給姑母的一封信》(A letter to my aunt)一書,詳細記述1941-1945年日寇佔領期間,他們在上海的艱難生活經歷。1989年11月8日,郁榮因患白血病去世,終年85歲。伊莉莎白女士在1988年2月先於他去世。他們沒有生育子女。 李郁榮獲得的資格和榮譽還有:Sigma Xi學會會員、Eta Kappa Nu學會會員、美國控制論學會榮譽創始人、Alfred Sloan傑出成就獎。他一生淡泊名利,不問政治。他回顧自己求學以及從事科學研究的歷程,並特別指出,中國的工科大學生都有遠大的抱負,也很刻苦,主觀條件上並不弱於外國學生。他鼓勵中國學生多動手進行實驗,相互之間加強合作,爭取趕超國外的先進水準。[1] [1]李旭輝:《李郁榮博士傳略》,載《中國科技史料》(第11卷),1996年第1期,第63-70頁。

1993

1993年11月8日,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王啟人訪問澳門。

1995

澳門國際機場於1995年11月8日試航,馬來西亞航空一架波音737-400客機在當天12:10順利降落,成為首個在澳門國際機場降落的商業航班。

1999

第二座黃營均圖書館座落白鴿巢公園後園深處,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八日開幕。館前綠樹環繞,曠地建設噴水池及小型兒童遊樂場,景色清幽恬靜;館內窗明几淨,座位舒適,環境安寧,是閲讀的好地方。這座圖書館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間動工,原定翌年六月完成,因要保留原地的兩株連理樹及天然巨石,匠心獨運,克服設計和建築方面的困難,延至十一月八日建成啟用。現今,連理樹橫跨圖書館內外,而館內一株貫穿二樓平台,向高空生長,也點綴館內環境;巨石則在建築物末端,不礙館內空間。整座圖書館與公園環境協調,成為一體。這只是一座小型圖書館,面積僅有七百五十平方尺,盡量利用空間,佈置精簡雅致,地下設閲報室和圖書室,圖書室書架呈“弓”字形排列,可收藏更多書籍,另一側設檯椅,方便讀者閲讀;二樓是文化活動室。此外,還設有供傷殘人士使用的升降機。可能開館伊始,二樓尚未開放,藏書也只有二千本,書架多空檔。據報道該館藏書以研究澳門的書籍為主,如果屬實,則是一所專門圖書館,別具特色。白鴿巢公園黃營均圖書館耗資五百六十萬元,由黄營均基金會捐款四百五十萬元,餘下款項由前市政廳負擔。第一座黃營均圖書館設在青洲紀念孫中山市政公園內,儘管均屬小型圖書館,也為所在區域帶來文化色彩,傳播文化。

2002

2002年11月8日,葡籍大律師華年達被綁架案宣判,8名被告全部罪名成立,分別判囚6個月至16年。

2016

為鼓勵市民多步行,連接新口岸、松山環山徑和東望洋斜巷等地的“焯公亭步行系統”於2016年11月8日正式開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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