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五年(1520年1月20日─1521年2月6日)1月23日，經廣東方面向明武宗三次稟請，明廷批准葡使前往南京。葡使一行26人乘了3艘快船從廣州出發，大使為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使團成員為唐•菲利佩(D. Felipe)、克里斯托瓦•阿爾梅達(Cristóvão de Almeida)、瓦斯科，卡爾沃(Vasco Calvo)等7名葡人，還有一名霍爾木茲的帕西人克里斯托瓦•維埃拉(Cristóvão Vieira)。通事5人，大通事1人，小通事4人，其中一小通事為江西浮梁人火者亞三，華名傅永紀，亞三曾冒充馬六甲使臣來廣州，先行熟悉道路。僕役12人。黃佐稱“佛郎機夷人加必丹末等三十員入貢，至南京”。其貢品“有珊瑚樹，片腦，各色鎖袱，金盔甲，玻璃等物。又有一種如紅線褐，名‘撒哈刺’，三刃劍一口，又一劍，鐵可折轉，放手即直，其鋒甚利”。使團過梅嶺時，使團之葡人隨從杜阿爾特•費爾南德斯(Duarte Fernandez)病逝。留在廣州懷遠驛的還有大使的幾個女人，船長的夫人，翻譯們的妻子，使團其他人員的家眷及其僕役。[10]而“留驛者違禁交通”，以致“掠買良民，築室立寨”。[11]黃佐《(嘉靖)廣東通志》：“洪武初，今番商出集舶所，不許入城，通番者有厲禁，正德中始有夷人築室於灣澳者，以便交易，每房一間，更替價至數百金。”[12]這即是葡商當時在廣州懷遠驛十八甫附近的海邊上“築室立寨”。高德勝：《歐洲第一個赴華使節》，第139頁，明廷由拒絕到批准葡使入京，其中與葡人重金賄賂廣東地方官有關。特別是與“夤緣鎮守中貴”——三堂鎮守太監寧誠有關。(張廷玉：《明史》卷325《佛郎機傳》，顧應祥：《靜虛齋惜陰錄》卷12《雜論》3。)《若昂•德•巴羅斯亞洲史——旬年史之三》稱隨同大使為7個葡人，12個侍從；卡爾沃(Vasco Calvo)：《廣州葡囚信》稱5個葡人，10個青年侍從。火者亞三，《元史》卷120《札八兒火者傳》稱：“火者，其官稱也。”張本《五湖漫聞》(王維德《林屋民風》卷12《雜記》)稱：“正德末年，佛郎太子以(傅)永紀為通事進刀劍於華夏，武宗禮遇優渥，永紀遂勿複去。”此傅永紀當即亞三。張本稱“東山傅永紀”。東山即太湖之洞庭山，則當為江蘇吳縣人。但顧應祥：《靜虛齋惜陰錄》卷12《雜論》3稱其為江西浮梁人。很可能東山為其祖籍，後居江西浮梁？嚴從簡：《殊域周諮錄》卷9《佛郎機》稱“火者亞三，本華人也”。張維華認為“火者亞三似為葡使舌人之回回人名”(《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第10頁)。伯希和亦作此說，並將其名還原為Hoja Asan(Paul Pelliot, Le Hoja et le Sayyid Husain de l'histoire des Ming, T'oung Pao, Vol. 38, 1948, pp. 63—64)。據陳學霖引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第45—64頁稱，張氏斷定火者亞三系葡萄牙使者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之代用名字，二者同為一人。(陳學霖：《暹羅入明貢使“謝文彬”事件剖析》，載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編：《史藪》第2卷，第175頁。)此說實誤。亞三與皮雷斯為兩人。卡爾沃：《廣州葡囚信》，載金國平：《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世紀)》(以下《廣州葡囚信》均轉自此書，不另注)，第90頁及黃佐：《(嘉靖)廣東通志》卷66《外志•番夷》。加必丹末，為葡文Capitao-Mor的音譯，意為“大船長”或“艦隊司令”。我國早期史籍如《獻征錄》及《殊域周諮錄》中均作“必加丹末”，還有《明通鑒》中的“加必丹永”均為“Capitão-Mor”不準確的音譯。《明史》則糾正了這一錯誤，《明史》卷325原文作“佛郎機，近滿刺加。正德中，據滿刺加地，逐其王。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貢方物，請封，始知其名”，這是中文文獻第一次出現“加必丹末”一詞。故《籌海圖編》卷13《經略》3稱：“佛郎機國進貢，其船主名甲必丹。”加必丹今稱甲必丹，英文作Captain， 荷文為Kapitien，馬來文出於葡文作Kapitian，常簡寫為Kap。總之，甲必丹制度起於葡，荷人隨之，於今仍然。惟英人則不採此制。(張禮千著：《馬六甲史》，第182頁注1。)“加必丹末”職能，16世紀發展並演變成為葡萄牙人統治海外領地的特殊制度，隨之詞義擴大，延伸及外交使節、要塞司令、貿易船隊首領以及地區行政長官，金國平認為其職權類同一“海上巡撫”，統治所到之處的文武眾官，故為“西國貴官”，甚至有“海王”之稱。(金國平：《Capitão-mor 釋義與加必丹末釋義》，載《中葡關係史地考證》，第345頁。)而1563年3月7日，葡萄牙國王塞巴斯蒂安在任命若昂•德•門多薩(João de Mendonça)為加必丹末的命令中這樣說，“在履行這一航海之際，他都應當是任何港口或停泊、居住在該港口的所有葡萄牙船隻及葡萄牙人的加必丹末”，很顯然，這一規定不僅使加必丹末具有了“海上巡撫”的權利，而且使他的管轄範圍擴張到沿海港口和陸地上，成為名副其實的“移動總督”(戚印平：《加必丹•莫爾制度與早期澳門的若干問題》，載澳門《文化雜誌》2004年夏季刊)。澳門的加必丹末與葡萄牙人對日貿易有關。通常由印度總督以國王的名義加以任命，作為對有功者的褒獎。(戚印平：《遠東耶穌會史研究》，第268頁下注2。)黃佐：《(嘉靖)廣東通志》卷62《梁焯傳》。鎖袱，為波斯語Suf之音譯，又稱梭服、鎖幅等，意即長毛呢。是當時頗為珍貴的織品。陳元龍在《格致鏡源》卷27《瑣伏》中稱：“哈烈，古大宛地，有瑣伏，花球織鳥毳成文。《一統志》：滿刺加出瑣袱，哈烈亦出，一名梭服，鳥毳為之，紋如紈綺，庶物異名。”“撒哈喇”為波斯語saqulát的音譯，原義作毛料、呢絨。此詞由阿拉伯商人傳入東南亞後，在馬來語和印度尼西亞語中產生了新的語義，即指一種紗布，也作“肩巾”解。此處仍應作毛料、呢絨。見金國平、吳志良：《東西望洋》，第363頁。明初曹昭《格古要論》卷下《灑海刺》稱：“灑海刺，出西蕃，狨毛織者，闊三尺許，緊厚如氈，西蕃亦貴。”灑海刺、撒哈喇，同名異譯也。顧應祥：《靜虛齋惜陰錄》卷12《雜論》3。[10]卡爾沃(Vasco Calvo)：《廣州葡囚信》，第90—91頁。[11]《明武宗實錄》卷194，正德十二年十二月己丑及張廷玉：《明史》卷325《佛郎機傳》。[12]黃佐：《(嘉靖)廣東通志》卷68《外志》5《雜蠻》。

隆慶元年(1567年2月9日─1568年1月28日)1月23日，明世宗朱厚熜病逝。裕王朱載垕即位，是為穆宗，改元隆慶。 張廷玉：《明史》卷18《世宗紀》2。張廷玉：《明史》卷19《穆宗紀》。

萬曆四年（1576年1月31日─1577年1月18日）1月23日，教宗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io ⅩⅢ）發佈大敕書，正式成立澳門葡萄牙主教區，轄區包括中國、日本、朝鮮和所有毗連島嶼，任命剛滿30歲的努內斯•菲蓋拉（Diogo Nunez de Figueira）為澳門教區首任主教。由於努內斯•菲蓋拉堅決辭去主教一職，遂改任萊奧納多•薩（D. Leonardo de Sá）為首任主教。根據此項敕令，原來的望德堂正式升格為主教座堂。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8頁；H. チ一スリク：《キリシ夕ン時代にぉける司教問題》，載《基督教研究》第9輯，第389頁；祝淮：《新修香山縣誌》卷4《海防》附《澳門》稱：“大廟，在澳東南，即望人寺。”大廟即主教座堂，望人寺即望德堂。祝淮所據是前代資料，到1622年之前，大廟（主教堂的俗稱）一直在望德堂。申良翰：《（康熙）香山縣誌》卷10《澳彝》將“大廟”與“望人寺”分列兩處，證明至康熙時，申良翰已瞭解到澳門葡人另建有主教堂。

1576年（明萬曆四年）1月23日，羅馬教皇宣佈成立天主教澳門教區，並任命卡內羅（D. Belchior Carneiro）為澳門主教，統籌中國、日本、朝鮮等國教務。

萬曆二十年（1592年2月13日─1593年1月31日）1月23日，耶穌會神父馬爾蒂斯•費爾南（Martins Fernao）在澳門致函耶穌會總會長稱：“有人將這個住院（指澳門耶穌會住院——引者注）稱為‘修道士的住院’，但也有人當著我們的面稱之為‘交易所’。這個住院很小，所以與中國人進行交易時，數錢的聲音常常連教堂都能聽到。”高瀬泓一郎：《ィェズス會と日本》卷1，第94頁。

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2月16日─1609年2月3日）1月23日，葡萄牙國王頒佈敕令，禁止日本教會人士從事商業貿易，並下令赴日巡航首領不准接受教會人士的商品。Documentos Remetidos da India ou Livros das Monções, Vol.1, pp.185—186.

康熙十六年（1677年2月2日－1678年1月22日）1月23日，葡印總督阿爾梅達•卜圖伽（D. Pedro de Almeida Portugal）向攝政王唐•佩德羅報告，據澳門兵頭和議事會官員稱，在批准澳門與馬尼拉第一次直航後，馬尼拉總督曼努埃爾•列昂（Manuel de León）發佈公告說，之前馬德里有詔令，禁止船隻前往澳門。Benjamin Videira Pires, 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XVI a XIX, p.36.

雍正元年（1723年2月5日－1724年1月25日）1月23日，一名華人在交趾支那被澳門大船“黑男孩”號的船員殺死。該船於1722年赴東京王國進行貿易，船主是弗朗西斯科．若爾熱（Francisco Jorge），後來澳門議事會送給香山縣丞一份禮物而了結此案。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54;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15,p.218.

雍正元年（1723年2月5日－1724年1月25日）1月23日，澳門議事會收到通報清朝康熙皇帝去世的官文，議事會為此命令各炮台兵船鳴炮24小時，官員、士兵和法官穿喪服三個月以示哀悼。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98頁。

1723年（清雍正元年）1月23日，議事會收到通報康熙皇帝去世的官文，為此各炮台兵船鳴炮24小時，官員、士兵和法官穿喪服三個月。3月1日，從這天起的一連三個晚上，澳門張燈結彩、鐘聲齊鳴、各炮台施放禮炮，慶祝新皇帝即位。浙閩總督覺羅滿保提出查禁天主教的建議。雍正皇帝發佈告示，把羅馬天主教的神父趕至澳門。

雍正九年（1731年2月7日－1732年1月26日）1月23日，澳門總督巴力度下令議事會把外國船隻趕出澳門及其貿易市場。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16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321.

1731年（清雍正九年）1月23日，澳門總督下令議事會把外國船隻趕出澳門及其貿易市場。香山縣丞移駐前山寨，專管澳門夷務。

雍正十一年（1733年2月14日－1734年2月3日）1月23日，南京主教熱蘇斯•若澤回覆澳督阿馬拉爾•梅內塞斯的諮詢說：“這對國王不利，因為如此會有成千中國軍官、商人和官吏來到澳門，隨之而來的還有數以百計的官府人員及成百甚至成千士兵。他們難道不會像往常一樣做壞事，對本市市民進行侮辱之事嗎？如果皇帝想把葡萄牙人驅逐出澳門，澳門以其支付餉銀的區區100多士兵怎能抵禦呢？難道數以千計的歐洲人的貪慾不想奪取我們的這座城市？”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19頁。

乾隆二十年（1755年2月11日－1756年1月30日）1月23日，有葡籍或意籍耶穌會士11人、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士6人相繼抵澳。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922頁。

清嘉慶三年（1798年2月16日─1799年2月4日）1月23日，香山知縣堯茂德下理事官科雷亞•李熱爾（António Correia de Liger）諭，外洋船若載有鹹砂壓艙來澳門，立即查實斤重，盡數封貯，飛稟本縣，以便讓省城專營洋商前來購買。《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上冊《香山知縣堯茂德為奉憲批飭仍照舊章交售進口額船鹹砂事下理事官諭》，第163頁。

清嘉慶十三年（1808年1月28日─1809年2月13日）4月4日， 英國皇家戰船巡洋艦將被其俘獲的235噸的美國商船“傑弗遜（Jefferson）”號帶至澳門。美國船“傑弗遜”號載有王家公司財產達252000元，還有一些西班牙人的私人財產。1809年1月23日，粵海關監督聞訊後立即通告英國大班，稱該戰船扣押美國商船並停泊在大清政府的海域內，這是不許可的。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81—82頁。

清嘉慶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1月23日，澳門艦隊總司令阿爾科福拉多·索薩乘勝利之時，再次向張保仔發函招降。本日，張保仔復函稱：我張某現身處海上，權杖在手，統治著一個海上王國，諸多事務需要親自處理，因此，恕不能滿足閣下的願望。目前，張某仍有許多船隻、食品及日常所需，足以維持很長時間。既然閣下以兄弟相待，我張某亦向閣下表達心願，請閣下為我張某撥派武裝船隻4艘，以協助攻占帝國。如今，許多人都在勸我張某投降，此乃徒勞，我張某決不會忍辱求和，苟且偷安。盡管張保仔發誓決不降清，但紅旗幫的實際主政者鄭石氏卻有不同想法，“鄭一嫂見郭婆帶之降而得官，豔之。亦稍自斂，思以就降。常曰：我眾十倍於郭，我若降，朝廷相待，豈止如郭者。”由於鄭一嫂有降意，張保仔亦開始動搖，遂邀請葡艦隊司令阿爾科福拉多前來商議。阿爾科福拉多坦然接受邀請，單槍匹馬赴張保仔旗艦會談，兩人交談十分融洽，最後，張保仔向阿爾科福拉多表示了歸降的誠意。阿爾科福拉多平安返回時，所有的葡萄牙士兵全站在甲板上向這位英雄鳴槍示敬。與此同時，兩廣總督百齡也派來在澳門行醫且與張保仔有舊情的湖南人周飛熊前往勸降。在周飛熊與張保仔、鄭一嫂會面結束後，張保仔同意將所有人口、船艇集中於虎門外的沙角，以待投降事宜的最後商定。 Júlio Firmino Júdice Biker, Suplemento à Colecçāo de Tratados, Convençōes, Contratos e Actos públicos celebrados entre a Coroa de Portugal e as mais Potências desde 1640, tomoX Ⅶ, p.33.袁永倫：《靖海氛記》卷下，第15頁。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159頁；高美士：《張保仔船隊的毀滅》，載《文化雜誌》第3期，1987年；穆黛安：《華南海盜：1790－1810》，不提索薩單身會晤張保仔敦促其投降事。袁永倫：《靖海氛記》卷下，第17頁；穆黛安：《華南海盜：1790－1810》，第147－148頁。

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2月16日─1818年2月4日）1月23日，英威廉·阿美士德使團返抵澳門。英國使團在澳期間，葡萄牙人並沒有給予應有的禮節，使團在澳門駐停5天即離澳赴馬尼拉。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255、272頁。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1月23日，被清朝官府驅逐的英國人大部分重返澳門，並在此安家。查爾斯·義律等英國官員也時常返回澳門處理公務，澳門政府並未採取措施阻止他們進入澳門。此舉招致清朝官府的反感。O Portuguès na China, Macau, Vol.1, No.21, 6 de Fevereiro de 1840, em Alfredo Gomes Dias, Macau e a 1 Guerra do Ópio Colecção Memória do Oriente, p.38.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1月23日，被清朝官府驅逐的英國人離開內地後到達澳門。31日，道台向澳門當局提出要求，限英國人五天之內離開。邊度總督緊急召開議事會會議，並同英艦“海阿新”（Hyacinth）號司令H.史密斯交換意見。後者決定撤出澳門。英國人撤離後，駐紮在媽閣廟的清軍也退回香山。2月4日，英國軍艦“海阿新”號不顧澳門總督和議事會的反對，強行駛進澳門港。2月15日，澳門法官巴士度（José Maria Rodrigues de Bastos）寫信給葡萄牙內閣首相、海外事務大臣，要求加強在澳門的管制。3月3日，道台下令重新恢復由於同英國人交惡而中止的同澳門的貿易。10月29日，葡萄牙行政法在澳門頒佈實施。在葡人富紳馬葵士（Lourenço Marques）的倡議下，賈梅士的第一座紀念碑在白鴿巢公園石洞落成。

咸豐六年（1856年2月6日─1857年1月25日）2月1日，由維森特．佐治指揮的澳門葡萄牙船“義達普（Idhap）”號遇難沉沒。該船於1月23日自馬尼拉啟航駛來澳門。船上有水手、乘客35人，其中有一中國人和一菲律賓人，還有一船員帶到船上的小孩。該雙桅船重375噸，於1847年在法國波爾多（Bordéus）建造。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25頁。

同治二年（1863年2月18日─1864年2月7日）1月23日，澳督吉馬良士發佈第11號訓令稱：巡捕營長官由政府任命，可由軍官或由政府信任的市民擔任。巡捕營分為若干分隊，每分隊74人，設一名前線官。巡捕營長官由先拿‧飛南第少校擔任，兩名前線官由索薩‧阿爾文中尉和洛巴托‧法利亞（Lobato de Faria）中尉擔任。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p. 41—42.

光緒二年（1876年1月26日─1877年2月12日）1月23日，澳門政府第一個“公職人員協會”成立，一年來吸收會員787名。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03頁。

光緒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1月23日，澳門總督科雷亞．施利華自蒞任以來，辦理地方事務，悉臻妥協。以功勳昭著、才德兼優，被授予巴素達爾古子爵（Visconde de Paço de Arcos）稱號。《澳門政府憲報》1879年3月15日第11號。

光緒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1月23日，清朝官員發佈文告，命令店鋪與運米船隻只能將糧食賣給澳門周圍村鎮等地方，禁止中國船隻將大量稻米運出澳門，以避免其落入海盜手中。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28頁。

光緒二十年（1894年2月6日─1895年1月25日）1月23日，里斯本塞爾納謝神學院畢業的阿澤維多‧巴爾托洛（José António de Azevedo Bártolo）神父抵達澳門，同年4月赴帝汶傳教，1900年調回澳門，1901年任風順堂區神父助理，後又任氹仔教區神父，1909年為大堂區副主教。白尼奧：《在遠東的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學院的神父》，載《文化雜誌》第57期，2005年。

光緒二十年（1894年2月6日─1895年1月25日）1月23日，里斯本塞爾納謝神學院畢業的阿爾貝爾托‧馬托斯（A1berto César do Carmo Matos）和雅辛托‧貝爾納蒂諾（Jacinto Colaço Bernardino）神父抵達澳門，同年4月兩人又赴帝汶傳教。前者後來去了莫桑比克，後者則於1900年調至馬六甲工作。白尼奧：《在遠東的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學院的神父》，載《文化雜誌》第57期，2005年。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2月10日─1900年1月30日）1月21日，葡萄牙政府任命阿爾瓦羅‧麻嘎哈斯（Alvaro Pereira Pinto de Magalhães）為澳門地區大法官。23日在澳門正式就職。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182. 按：文德泉原文作“Alvaro”，而《政府憲報》作“Alano”。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2月10日—1900年1月30日）1月23日，澳門政府招人承充澳門、氹仔、過路灣暨各屬地所有出口、入口并售造火藥、硝磺生意，用暗票出投，以14100元爲底。以兩年爲限，自7月1日起，至1901年6月30日爲止。《澳門政府憲報》1899年1月7日第1號。

民國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1月23日，澳門的鴉片問題在海牙國際鴉片大會上被特別提出，要求對澳門的鴉片生意進行管制。中國拱北海關官員對澳門鴉片貿易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其報告稱：“儘管澳門政府已經下令，每年減少大煙店和煙館的數量，並頒佈了規章，強制吸食鴉片者必須取得吸煙執照，但並沒有採取有效的行動，來強制執行這些措施。澳門政府尚未採取有效的步驟，以獲得彌補鴉片收入損失的資金，這使得澳門政府看來好像依然要依賴這筆收入作為今後的收入來源。”英國檔案局：CO129/396，“陸徵祥致朱爾典爵士”，1912年9月7日，第124頁，轉引自傑佛里．C. 岡恩(Geoffrey C. Gunn)：《澳門史：1557-1999》第4章，第126頁。

民國八年(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1月23日，澳門頒佈第18號訓令，批准為完成亞美打利卑盧馬路的建築及其與南灣街的銜接而進行的徵用。此次徵用位於議事亭前地、羅結地巷(Travessa do Roquete)、大堂街(Rua da Sé)及大堂圍的幾座建築物。這是澳門心臟地帶、當時活動的主要地區。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125頁，士多紐．拜斯於1918年12月10日在里斯本遇刺身亡。

民國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1月23日，澳督羅德禮發佈關於“五二九”事件的聲明，並規定：(1)暴動爆發以來，因與事件有直接或間接關係而離開澳門的中國人允許其返回，並保障其人身安全；(2)在各公共機關服務的中國工人及其他勞動者，因事件而辭職的，同意全部無條件複職，並不再追究過去的事；(3)制定新團體條例，各團體必須於30日以內持規則到政廳註冊。日本外交史料館藏：《關於澳門情況的報告》1926年4月10日，載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下冊)，第2087頁。

民國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1月23日，羅德里戈‧平托 (Rodrigo Brandão Guedes Pinto)上尉擔任治安警察廳廳長，直至本年3月4日。又改命葛古諾 (Carlos de Sousa Gorgulho)上尉擔任是職。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53.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1月1日-1938年12月31日）1月23日，澳門政府因中國內地難民入澳者多，有在氹仔和路環設立收容所之意，並通過葡國駐穗領事向廣東省表示。廣東省特派員以“氹仔和路環兩地向屬中國領土，該兩地之任何建設自應由中國當局自為處理”回覆。《國民政府行政院檔案》 (18)第1905號，轉自黃鴻釗：《中葡澳門交涉史料》第2輯，第334頁。

民國三十一年 (1942年1月1日-1942年12月31日)1月23日，天主教救濟會於東區長亭、西區媽閣設立兩個貧民飯場，用低於市價方式售飯於貧民，每天出售貧民飯1000份，澳城東西兩區貧苦大眾多賴此廉價飯充饑。不久澳門政府對該會的救濟工作積極支持，每月撥款2000元及給予購買公米的便利。由於時間持續，食米來源減少，該會經費困難。翌年4月由售飯改為售粥，媽閣飯場則於1944年停辦。《華僑報》1942年1月23日、2月2日、3月13日、6月12日及1945年2月12日。

民國三十一年 (1942年1月1日-1942年12月31日)1月23日，澳門政府在青洲設立“露宿貧民收容所 (又稱青洲難民營)”。該收容所是在澳門商會主席高可寧等人在青洲進行施粥貧民的工作基礎上建成的。這是因為戰爭的持續，難民不斷增加，許多人露宿街頭，對市容、環境衛生，甚至治安都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於是政府建此收容所，規定所有無住宿處的貧民都要進青洲難民營住宿，不得坐臥街頭。青洲難民營最初由政府和同善堂合辦，後來在政府建議下改由澳僑賑饑會接辦。由於經費困難，該收容所又轉交政府辦理。澳門政府還先後在台山及路環建立兩間難民收容所，都是採取與社團合作的方式管理。《華僑報》1942年1月23日、3月13日、6月1日；另參見李俊：《抗戰時期澳門米荒問題研究》，暨南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專業2009年度碩士論文未刊稿，第36頁。

1985年1月20至23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德蘭修女（Madre Teresa de Calcutá）訪問中國，順訪澳門。

1994年1月23日，“龍騰虎躍向明天”基本法宣傳推介活動在澳門松山舉行。

1996年1月23日，刑事法庭突然釋放楊沃亮、李振華兩名被內地通緝的要犯。

1997年1月21～23日，珠海市市長黃龍雲應邀正式訪問澳門。

彭彼得，原籍香山縣神灣鄉（今屬中山市神灣鎮），生於厄瓜多爾。澳門知名人士。 彼得自小聰穎，在厄瓜多爾接受教育，後回到澳門定居，從事工商業，出任寶源光學儀器有限公司經理、蘭香閣經理、廣州埃特尼特有限公司董事。 彼得投身工商界，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熱心公益，樂於助人，無私奉獻，為澳門工商、慈善、體育等事業發展作出突出的貢獻。[1] 1999年9月23日，彼得等人發起創立澳門體育總會聯合會，這是一個非贏利性社團，它的成立，成為澳門體育發展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它是澳門各體育總會和體育界的溝通平台，配合特區政府體育政策的施政，共同促進澳門體育事業發展。 澳門特區政府行政長官何厚鏵到會祝賀，並出席中國澳門體育總會聯合會首屆行政人員就職儀式。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發來賀詞，來自澳門特區政府體育發展局官員、澳門各個體育總會和團體，以及運動員、社會各界嘉賓八百多人，出席中國澳門體育總會聯合會成立大會。[2] 澳門回歸前，彼得獲澳門總督授予經濟功績勳章、體育功績勳章及慈善功績勳章。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祖國後，2001年、2007年，彼得獲授銀蓮花榮譽勳章和金蓮花榮譽勳章。 彼得擔任五屆共20年澳門立法會議員，歷任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澳門中華廠商聯合會理事長、鏡湖醫院慈善會常務會董、澳門旅業商會名譽會長、同善堂值理、澳門第四屆立法會議員及基本法諮委會委員；又擔任澳門中山同鄉會會長、澳門足球總會副主席、青華文娛體育會會長、第六屆世界中山同鄉懇親大會委員會名譽主任等職。[1] 2011年1月23日下午，彼得辭世，享年93歲。 彭彼得靈堂上方橫批寫著“德高望重”，澳門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崔世安，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何厚鏵，中聯辦、外交部駐澳特派員公署，特區政府各部門，中山市各級政府和機構，社會各界社團及友好等分別致送鮮花、花籃，靈堂氣氛莊嚴。公祭儀式由澳門中華總商會秘書長區榮智主持，並宣讀行政長官崔世安的唁函，崔世安贊彭彼得是他的良師益友和尊敬長輩，其精神風範和高尚品德令人敬仰，將永遠懷念；對其家屬表示深切慰問。 中華總商會會長馬有禮、理事長高開賢，廠商聯合會會長賀一誠、理事長崔煜林，鏡湖慈善會主席廖澤雲、理事長馮志強，同善堂值理會主席許世元、副主席崔世昌，中山同鄉聯誼會理事長余幹成、秘書長梁偉權，體育總會聯合會理事長陳永傑、副理事長胡松輝，代表六個團體和澳門眾多社團向彭公敬獻花籃，表示最崇高的敬意。隨後辭靈出殯，安葬在舊西洋墳場。[3]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6頁。 [2]《中國澳門體育總會聯合會成立特區行政長官到會》，載“新華網＂，2010年5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sports/2009-09/23/content_12103488.htm。 [3]《各界公祭送別彭彼得》，載《澳門日報》，2011年1月31日。

新冠肺炎主要是透過飛沫和接觸傳播，因此口罩成為防疫的必需品。為了緩解市場的口罩荒，2020年1月23日，特區政府推出保障口罩供應澳門居民計劃，市民和外僱可以每人每輪購買10個口罩，每輪為10日；為方便市民，特區政府保證口罩供應充足的情況下，於7月29日公佈調整口罩售賣期間至30日，並從第20輪計劃起實施。口罩計劃推出逾一年之後仍然繼續，成為市民其中一項最滿意政府的防疫措施。

疫情初期，市面一度出現口罩荒。2020年1月23日，特區政府推出保障口罩供應澳門居民計劃，市民和外僱可以每人每輪購買10個口罩，每輪為10日；為方便市民，特區政府保證口罩供應充足的情況下，於7月29日公佈調整口罩售賣期間至30日，並從第20輪計劃起實施；截至2021年5月上旬，口罩計劃已進行至第29輪。

疫情初期，市面一度出現口罩荒。2020年1月23日，特區政府推出保障口罩供應澳門居民計劃，市民和外僱可以每人每輪購買10個口罩；其後，2月12日推出的第三輪計劃，加入了兒童口罩的供應，家長可憑合資格兒童（滿3周歲至8歲的兒童）之澳門居民身份證正本購買5個小童口罩和5個成人口罩。口罩以衛生局購入之成本價售出，8澳門元可買到10個口罩。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令口罩成為市民防疫的必需品。疫情初期，市面一度出現口罩荒。2020年1月23日，特區政府推出保障口罩供應澳門居民計劃，市民和外僱可以每人每輪購買10個口罩；其後，2月12日推出的第三輪計劃，加入了兒童口罩的供應，家長可憑合資格兒童（滿3周歲至8歲的兒童）之澳門居民身份證正本購買5個小童口罩和5個成人口罩。

疫情初期，市面一度出現口罩荒。2020年1月23日，特區政府推出保障口罩供應澳門居民計劃，市民和外僱可以每人每輪購買10個口罩；其後，2月12日推出的第三輪計劃，加入了兒童口罩的供應，家長可憑合資格兒童（滿3周歲至8歲的兒童）之澳門居民身份證正本購買5個小童口罩和5個成人口罩。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所有入境口岸除體溫監測措施外，更於2020年1月23日下午4時30分開始實施健康申報，設紙本或電子方式申報，衛生局呼籲市民誠實填寫健康申報表，以助傳染病健康追蹤的工作。

新冠肺炎主要是透過飛沫和接觸傳播，因此口罩成為防疫的必需品。為了緩解市場的口罩荒，2020年1月23日，特區政府推出保障口罩供應澳門居民計劃，市民和外僱可憑身份文件到政府協議的56間藥房購買，每人每輪購買10個口罩，每輪為10日。為方便市民在農曆新年期間購買口罩，1月25日起，衛生局轄下八間衛生中心及兩個衛生站，提供購買口罩服務。隨後，自第二輪起，市民除了可到藥房和衛生中心購買口罩外，也可於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和澳門婦女聯合總會轄下的服務點購買。7月29日，特區政府保證口罩供應充足的情況下，公佈調整口罩售賣期間至30日，並從第20輪計劃起實施。口罩計劃推出逾一年之後仍然繼續，成為市民其中一項最滿意政府的防疫措施。保寧藥房藥劑師李小姐：“口罩配購沒大家想得那麼簡單，我們每天都會親自去衛生局取口罩，取口罩回店後，同事會互相配合，一部分（同事）會在店面幫助市民配購，另一部分就會先消毒再包裝口罩，十片一包，再出售予市民。工作過程中，我體會最深的是大家對疫情的重視，也提高了防護意識；而最大的體會就是大家同事之間有一種使命感，為了加快和不間斷地提供配購服務，大家會願意減少休息時間，又或者休假時也回店幫手，就是為了不間斷地持續提供服務。”

台灣星宇航空於2020年1月23日正式啟航，台北至澳門航線成為該公司的首條航線，其澳門宣傳的口號為“澳門的天空從此不一樣”。星宇航空的定位為精品航空公司，目標是高端市場，並計劃在台北打造成樞紐中心，日後往來澳門的旅客可搭乘星宇航空的航班往來北美等地。

聖保祿學院，作為遠東第一座西方大學，曾經是匯聚歐洲及遠東地區神職人員和學者的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