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1月18日─1551年2月4日)11月6日，葡萄牙贵族阿丰索•诺罗尼亚(Dom Afonso de Noronha)出任葡印总督，至1554年9月16日。 费尔南•平托：《远游记》下册第134章，第398页注释3。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1月23日─1556年2月10日)9月16日，在日本丰后城的路易斯．阿尔梅达神父写给澳门的努内斯．巴莱多神父的信上标明有Macoa，11月23日，努内斯．巴莱多神父的回函葡、西两种文字底本均作Macoa，Macoa亦是当时对澳门的另一种拼写。阿儒达宫图书馆：《耶稣会会士在亚洲》，转自金国平、吴志良：《过十字门》，第101页。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1月26日－1714年2月13日）9月16日，澳门议事会欠债2200两，迫切需要借贷，但议事会成员和本城要人都说目前处境艰难，很难筹集贷款，只有里斯本．阿尔梅达（José de Lisboa de Almeida）有钱。最终，里斯本．阿尔梅达同意借给议事会3000两。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134.

乾隆十一年（1746年1月22日－1747年2月8日）9月16日，两广总督策楞等上奏：兹查广州府属香山县澳门地方，目前明嘉靖年间西洋人来中国贸易船泊澳门后，遂认地建房，携眷居住，每年纳地租银五百两，由香山县征解。今天下各省地丁钱粮既荷殊恩通免一次，所有澳门夷人丁卯年应完地租银五百两，租出于地，原与地粮无异，可否仰恳圣主一视同仁，免其输纳。但未获乾隆批准。《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策楞等奏请蠲免住澳葡人丁卯年应完地租银折》，第217—218页。

清嘉庆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5月29日，澳门圣若瑟修院院长科雷亚•瓦伦特携带几位传教士从里斯本返回澳门。这几位传教士是遣使会修士阿尔瓦雷斯•贡札加（Luís José Alvares Gonzaga）、若阿金•萨赖瓦（Joaquim de Sousa Saraiva）、若瑟•安图内斯（José Antunes）、米格尔•丹塔斯（Miguel Dantas）。7月19日，瓦伦特院长病逝于海上，其他几位修士则于9月16日抵达澳门。瓦伦特病逝后，由若阿金•莱特接任院长。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6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e n Sua Diocese, Vol. 3, p. 386及Vol. 8, p. 309; 方立中:《1697—1935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第561页。

清嘉庆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9月16日，美国商人吩哪船一艘运载银子来广州买货，抵达氹仔洋面湾泊。《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代理香山知县狄尚纲为饬查明寄泊潭仔之美英船只事下理事官谕》，第689页。

清嘉庆十年（1805年1月31日─1806年2月17日）9月10日，西班牙国王御医沙维尔•巴尔密斯又携带3名出过天花的男童乘葡萄牙战舰前往澳门。16日在澳门上岸，受到王室大法官眉额带历的欢迎。抵达的当天，眉额带历和果阿大主教贾廷诺就在家中接种了牛痘。眉额带历还召集了很多市民前来观看，目的是使市民打消对接种牛痘的恐惧与偏见。此后，多明戈斯•戈麦斯医生协助巴尔密斯，使澳门的种痘事业走上正轨，每10天接种一次，而且每次种痘皆记录在案。至1806年1月5日，澳门共有314人接种。从1806年2月初至1807年1月12日，经戈麦斯医生接种者就有377人。可见，当时澳门的牛痘接种已经初具规模，开中国种痘之先河。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p. 96—98.

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1月25日─1812年2月12日）9月16日，有葡人舢板装载鸦片烟泥出口，在娘妈阁外被关口巡役盘查，葡人即驾舢板急逃，船适搁浅，不能远遁。随将船内货物一面抛弃落水，一面赴水登岸逃散。在舢板内起获鸦片烟泥5箱。其葡人均在黑夜窜逃，未能并获。《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署香山知县郑承雯为饬禀明蕃人三板私运鸦片烟泥事行理事官劄》，第129页；《署香山知县郑承雯为奉宪谕饬将私运鸦片三板蕃梢交差解省讯详事行理事官劄》，第131页。

清道光八年（1828年2月15日─1829年2月3日）9月16日，“联合（Union）”号自马尼拉抵达澳门，随船而来的有新任福建教区代理主教若尔达（Esteban Jordá）神父。Benjamin Videira Pires, 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ⅩⅥ a ⅩⅨ, p.89.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2月13日─1832年2月1日）9月16日，澳门理事官弗洛瑞安诺·兰热尔（Floriano António Rangal）致澳门同知郭际清函称：在北湾一带及板樟堂后面均有一些华人房屋聚众赌博，请求官员予以禁止。金国平、吴志良编：《粤澳公牍录存》第7卷，第451页。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2月9日─1835年1月28日）9月16日，律劳卑在黄埔染病。19日，广州举行由官府、当地商人和英国商人参加的会议，与会者一致赞同请律劳卑离开黄埔，恢复外国在华贸易。21日，律劳卑乘坐一艘由广东秘密提供的船只离开广州。同时，英国军舰也接到了撤离珠江口的命令。26日，律劳卑抵达澳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56—58页；Chinese Repository, Vol.3, No.8, pp.346—351.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2月10日─1843年1月29日）9月16日，下午4时16分，澳门发生地震。开始是轻微的隆隆声，随后而来的是伴随着轻微发抖的较高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像一只沉重的中号桶在房屋的远处滚动。Chinese Repository, Vol.11, No.9, p.520.

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3月5日，亚马留总督禁止中国税馆对自澳门港出口到中国内地的货物征收任何关税，并要求广东巡抚在8日内撤走这些在澳门执行公务的海关人员。3月12日，亚马留总督悍然派兵封闭澳门关口，驱赶中国海关官员。此举结束了中国对澳门有效管辖的最后一点权力。8月22日，亚马留总督在关闸附近遭到沈志亮等七名中国居民袭击身亡。8月25日，葡人攻占北山岭（Passaleão）。攻占北山岭的突出人物是一个土生葡人美士基打（Vicente Nicolau de Mesquita）。9月16日，两广总督徐广缙致函澳葡政府委员会，通报杀死亚马留总督的沈志亮被捕获、审判、处决的消息。沈志亮被华人视为英雄。澳葡当局允许在澳门设立“番摊”赌博，开澳门博彩业先河。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9月16日，两广总督徐广缙致函澳门政务委员会，告知广东政府对刺杀亚马留一案凶犯处理情况，并将凶手的供词交给澳门政府，还决定在9月27日交还亚马留的头和手，要求换回葡兵在关闸掳获的三名汛兵：湛逢亮、薛连标、邓得升。但遭葡方拒绝，葡方认为，刺杀亚马留另有主谋，应继续追查。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庚午条。

咸丰三年（1853年2月8日─1854年1月28日）6月25日，圣若瑟神学院院长若阿金‧莱特神父在澳门圣若瑟修道院逝世，终年89岁。若阿金‧莱特神父，1764年9月16日生于葡萄牙，1801年5月20日来到澳门，他在修道院任教52年。若阿金‧莱特神父是圣若瑟学院的最后一名教师。从1804年起担任神学院院长，1824年由于支持立宪派人士而被捕两次。1836年继续担任神学院院长。随着老神父的去世，圣若瑟神学院的教学也寿终正寝。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17页；《澳门教育》1860年7月1日第68期，第213—214页，转引自安文哲（António Aresta）：《葡萄牙汉学回顾》，载《文化杂志》第32期，1997年。阿雷斯塔称莱特神父逝世于1854年；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p. 386-387.

咸丰五年（1855年2月17日─1856年2月5日）9月16日，澳门港务厅厅长佩德罗‧罗利路（Pedro José da Silva Loureiro）在澳门逝世。罗利路1793年生于亚速尔群岛（Arquipélago dos Açores）的圣米格尔市（S. Miguel）。到澳门后与当地葡籍姑娘罗沙‧阿尔梅达（Ana Rosa I de Almeida）结婚，育有16个子女。其中刘易斯‧罗利路（Luís João da Silva Loureiro）、彼得罗‧罗利路（Pedro José de Almeida Silva Loureiro）、弗朗西斯科‧罗利路（Francisco José da Silva Loureiro）、爱德华多‧罗利路（Eduardo José da Silva Loureiro）四人曾于1840年进入圣若瑟修院学习。1847年罗利路主持修建氹仔炮台，受亚马留总督表彰，后又参与制定澳门港务细则。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22—123页；文德泉（Manuel Teixeira）：《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看到的澳门》注释9，载《文化杂志》第7—8期，1989年。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9月16日，澳门土生富商法兰西斯科．席尔维拉（Francisco António Peireira da Silveira）在澳门大堂区逝世，法兰西斯科．席尔维拉是澳门富商贡萨洛．席尔维拉（Gonçalo Pereira da Silveira）的长子。1797年12月2日生于澳门大堂区，少修读于圣若瑟修道院，1818年毕业。由于父亲遇海难突然去世，他放弃了去科英布拉大学深造的机会，开始主持家政，打理公司事务。1819年与澳门名门皮奥．马葵士（Domingos Pio Marques）之女贝内迪塔．马葵士（Ana Benedita Marques）结婚，使其在澳门更为声名显赫。他凭著在圣若瑟修道院接受的教育及其家族在澳门的地位，担任过很多公职，曾在议事公局担任过各种职务，1822年担任议事公局市政议员，1843年担任理事官。后来还在仁慈堂兄弟会任职，其最后一个公职是法院书记官，直至退休。他有5个孩子，第三个孩子奥比诺．佩德罗（Albino Pedro Pereira da Silveira）非常富有，是20世纪初澳门最大的资本家之一。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3, pp. 801─802; 阿马罗（Ana Maria Amaro）：《1842年澳门市政厅选举和当地“长老”》，载《文化杂志》第19期，1994年。

光绪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9月16日，氹仔炮台司令官林慕士中尉与13名划小船的华人遭遇，他们不听从叫他们靠近的命令，甚至对连开两枪示警也不理会。该船驶往小横琴岛并在那里登岸。林慕士命令6名士兵和7名民防队员乘小船紧紧追赶。他们一到鲫鱼湾（Chai Ngui Van）村，就见匪徒正在袭击一户人家，原来这伙人是海盗。士兵逐渐缩小包围圈，终于抓获9人，有4人逃脱。村民们由于士兵到来而受到鼓舞，三五成群地去搜寻逃走的海盗，但无所获。被捕的海盗都是原中国罪犯。两广总督曾请求将他们引渡到广州。在他们的船上发现8支枪、长矛、1支手枪和3门炮及相应的弹药。鲫鱼湾，又名鲚鱼湾、洋船湾，小横琴岛上地名。《澳门专档》第l册《遵札驳阻葡人在大小横琴岛盖兵房挂门牌》第539页称：“小横琴岛东边小地名洋船湾，又名鲚鱼湾，与葡人已占之十字门口相隔一河仅二里之遥”。洋船湾，又作洋船环，省称洋环。今横琴岛东侧之洋环村即鲫鱼湾村。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20页。

光绪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9月16日，从里斯本来的公共工务部工程师囉利囉（Adolfo Ferreira de Loureiro）少校抵达澳门。其任务为研究起草一份关于澳门港口状况及需要的报告。据1865年至1881年的一份统计资料，内港堆积的沉积物形成的淤塞层已达1. 25米厚，当澳门的经济需要进一步向海上发展时，情况就越发严重。葡国工程师的方案于1884年公布，但因不具备条件而未实施。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31页；王文达：《澳门掌故》，第30页提到的1883年修改内港填筑计画的工程人员罗利老应即是阿道夫．罗莱路。

《知新报》第六十五期刊登《总署却比使要求》、《窥论俄法异谋》、《美西议和草约》、《妙制净铜》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宣统元年（1909年1月22日─1910年2月9日）9月13日，仁慈堂委员会将好景酒店租给法国人奥古斯托‧维尔农（Augusto Vernon）经营，月租250港元，从9月16日开始。1913年1月8日，维尔农因病返回欧洲，遂将酒店转租给阿尔贝特‧沃特京西（Albert Watkinsi）。仁慈堂委员会为避免麻烦，也同意了这一非法转让。但澳门政府于2月15日发布公告，否认这次转让，坚持以维尔农继续为承租人，并任命阿尔贝特出任酒店经理。因维尔农缺乏资金继续经营，不久废除合同。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1, p.313; Luís Andrade de Sá, Hotel Bela Vista, pp.30—32.

民国十年(1921年1月1日─1921年12月31日)9月16日，广州国民政府军队在香山县沿海一带执行缉捕海盗任务时，葡萄牙驻澳海军竟越过澳门内港水域，至湾仔银坑干涉国军缉盗，并开炮轰击国军部队，国军予以反击，击毙葡警2人，伤3人，一时暂告平息下去的粤澳关系又趋紧张。银坑滩至湾仔一带船户，均逃避一空，银坑附近居民，亦不敢过澳，惧遭殃及，史称“九一六事件”。广东政府在 “九一六事件”后，对澳门政府采取了强硬态度，谢绝第三国调停，一方面加强香山县的防务，调集3000人的军队在香山集结，一方面再派出两艘鱼雷快艇在澳门附近水域游弋。省长陈炯明当时正在广西前线，得悉葡军舰越界至湾仔炮轰中国军队的事件后，屡电回粤，飭令万勿让步失权，“该国(葡萄牙)如侵犯我国主权，确以无理相加，即行强硬手段对付，无庸退缩”。葡方亦称，“奉本国政府命令，特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对于‘九一六事件’所受之损失，保其向求赔偿之权利”。由于中葡冲突再次爆发，一直处于备战状态，原定于今日解散机枪连，一直推迟至1922年2月。同时，葡萄牙人请求英国的援助，英国虽然声称，他们绝不会为澳门与中国开战，但他们还是派出炮舰“鸟蛛”号前往澳门，与中国舰艇正面相对。《(广州)民国日报》1921年9月29日及10月4日；《澳门专档》第4册《葡萄牙公使致北京外交部照会》，第449页；《中华民国十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1922年2月21日)，载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335页；《关于处理澳门问题电》[原载《(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0月3日]，转引自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下卷)，第690页；英国档案局：CO129，转引自杰弗里．C. 冈恩：《澳门史：1557─1999》第5章，第155页。同时《澳门专档》第4册《澳门案》第 499─451页葡使称，“9月16日，有中国水雷艇1艘驶入澳门，不服葡舰命令，并先行开枪，击毙葡国机匠1人，伤3人”，又称“在澳门城之外街击毙警察2人，民人1名，此外受伤巡警3人”。而施白蒂称，9月16日，应一华人舢板的求援，港务局一条快艇出动，这一快艇在内港我方水域中受到中方一武装船只的截查。一士兵以两把左轮枪威胁艇长，迫使该艇撤退。港务局另一船只见到快艇的警报后，驶往舢板方向。华船上的士兵退至对面山边界一带，躲在岩石后面向摩托艇猛烈开火，将其驾驶员当场击毙。摩托艇上的若阿金．努内斯(Joaquim Nunes)还击10炮。若阿金．努内斯、艇长及一名警员中弹后，摩托艇撤退。参见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151页。

民国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9月16日，香港《士蔑西报》记者在广州访问陈炯明，询问其对澳门局势意见。陈笑答：“自孙逸仙离粤后，予对于省中工党愈抱乐观，工人之有工会本非新奇。如工人行动不逾工人之合法问题，予不反对之。不幸孙逸仙乃以工党为国民党之傀儡。至澳门问题，全属工人之事。孙逸仙现已离粤，可信易于解决。陈炳生为工党之领袖，常惟予言是从。”《在广州与(士蔑西报)记者的谈话》(1922年9月16日)，转引自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下卷，第901页。

民国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9月16日，葡萄牙属务部致函澳门政府，表达葡国对澳门动乱之态度，并申明第1347号律例：一、所有本年5月28、29日在澳门犯变乱之罪者准予特赦；二、所有鼓动挑拨或督率作乱者不在特赦之列；三、属地政府日前因本案所取之方法或将来认为合宜之一切设施，如均系在许可权范围者，不受本律例拘束。《澳门政府宪报》1922年9月19日第37号，第649页。

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1日─1928年12月31日)9月16日，省港澳水上运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海军司令陈策出任会长，澳门派队员参加。《(广州)民国日报》1928年9月17日。

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1日—1929年12月31日)9月16日，高若瑟主教任命安东尼奥．巴雷托(António Barreto)神父为澳门圣若瑟修道院副院长。巴雷托神父1883年1月9日生于里斯本，1906年9月9日在澳门晋铎。1911年10月10日，前往肇庆传教团。1918年被任命为澳门圣若瑟修道院的教务长及教师，支持圣若瑟修道院工作至1930年8月。Manuet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Ⅲ, p. 401.

民国二十八年 (1939年1月1日-1939年12月31日)9月16日，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冈崎致电外务省称：“考虑到今后澳门有被中国方面各机构各团体利用作为抗日反汪策动的倾向，建议在澳门设置驻在员。”23日，冈崎又发电文称：“在澳门发生任何问题都与我军的军事行动有密切关系。”冈崎之建议被日本外务省接受，1941年，日本在澳门设立领事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记录：《在外帝国公馆关系杂件设置关系葡国部》，转引自宜野座伸治：《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澳日关系》，载《澳门研究》第5期，1997年。

民国二十八年 (1939年1月1日-1939年12月31日)9月16日，先是，国民党驻澳机构展开抗日活动，声讨汪精卫，为此澳门警察本日以“国民党澳门支部设在妈阁街15号中德中学内，纠集抗日分子作种种抗日运动，危害澳门治安，日本驻华南海军司令提出抗议，海军武官亦来澳门要求严办”为借口，出动警察搜查国民党澳门党部，拘拿国民党广东侨务处长周雍能至警务厅问话，并要求国民党驻澳机构停止抗日活动。国民党澳门支部自本年8月奉命改组，以广东侨务处处长周雍能任常务委员，“党内同志日益团结，侨界团体日益融洽，澳门国民党党务获空前发展”。后因周雍能召集澳门各界开会签名通电声讨汪逆，大触汉奸之忌，遂怂恿日本海军司令出面抗议，致有本日澳警搜查澳门支部之举。事后，周雍能不肯规避，继续策动讨逆。汉奸们遂造谣中伤，称周雍能是以中国官员身份居留澳门。《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 (22)第417号，载黄鸿钊：《中葡澳门交涉史料》第2辑，第319—320页。

古桂芬，原名古金汉，字汉松，号苍雪，原籍香山县神前乡（今属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神前村），生于秘鲁利马京城一个华侨商人家庭。农学家。 父亲古益寿自幼家贫，克勤克俭，从面包铺工人到店主、面粉批发商，最后成为房地产富商，在利马京城西北拥有大农庄，并在利马市内拥有一条街。 桂芬五岁时，奉父命随母亲凌氏回国接受中华文化教育，在家乡书塾接受启蒙，后来全家迁往澳门定居；11岁时随兄长古金旋、古金祥入读澳门培基小学和陈子褒学校；高中时转入广州河南南武中学读书，两年完成高中课程，18岁时毕业。 桂芬读书时，正值辛亥革命。他虽年幼，逐渐觉醒并投入到革命大潮中。他与同学冯秋雪、冯印雪串连培基小学同学成立非儒会，致力思想解放，从事实际救国活动。桂芬被会员推选为干部，全校高小优秀同学一致参加。桂芬密切地联系干部与会员，经常交流爱国思想，保持正义信念。 1911年广州黄花岗革命起义失败，但辛亥革命高潮即将来临。桂芬和冯秋雪、赵连城等爱国学生毅然加入澳门中国同盟会组织，参与孙中山革命救国事业。 澳门中国同盟会组织由孙中山委派谢英伯领导，在澳门创办公开的濠镜阅读书报社，传播革命思想和掩护秘密的会员组织革命活动。桂芬加入时14岁，成为年纪最小的革命同志，被同盟会会员称为“小朋友”。他参加革命后，敢于对组织负责，满腔热情投入革命事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南北各省纷纷响应，先后脱离满清政府，宣布独立。澳门同盟会分批开赴香山前山、湾仔接管各级地方政权宣传，需要孙中山所撰《革命方略》一书，作为接收工作指南。当时该书不能公开印刷，同盟会决定由组织内有文化少年会员突击手抄。桂芬平日爱好吟诗填词，练出一手流畅的书法，他接受任务后，只用三天时间，突击完成《革命方略》手抄书两本，同志们无不佩服他的效率和才能。 同盟会后改为国民党，当时党人争权夺利，国民党逐渐变成腐败无能组织。桂芬和冯秋雪等创办“雪堂诗社”，出版诗社月刊，抨击党人腐化堕落、贪污舞弊。他出版诗集，发扬正气，以正人心。后来，桂芬追随老同盟会员刘思复加入心社，揭露当时社会的虚伪道德与丑恶制度，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提倡无种界、无国界进入大同社会的空想社会主义。桂芬青年时期形成刚直的性格，一生善良正直，“出于污泥而不染”。 桂芬19岁时，考入岭南大学，先在农科预科班就读两年，系统地学习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生物各科和外语；1918年升入大学农科本科班攻读农学各科；1922年大学毕业，取得农学士学位。同时，桂芬与同学杨桂琼女士结婚。杨桂琼父亲杨德初与孙眉一起加入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的兴中会，从事商业，积极支援孙中山革命。 在岭南大学读书期间，桂芬决心以农业科学作为服务祖国的终生职业。他既受父亲早年经营秘鲁农庄种植甘蔗的影响，又受家乡农民生活困苦的影响，决心学好农业科学，改善农民生活。他接受当时中文总教习钟荣光所说的中国人必须自办农业大学的引导，学习西方农业科学，藉以改良中国落后的农业技术。桂芬特意着重钻研热带经济作物和农业化学、农产品加工等有关科目，自学成才，为日后更好服务祖国发展农业科学事业作出贡献。 大学毕业后，桂芬前住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生院进修农业化学、农产品加工硕士学位课程。桂芬具有充实专业基础，每年很快完成各科学业，可以空出较多时间在加州和檀岛进行实习。 杨桂琼家人是世居檀香山的华侨商人，在檀岛交游甚广，岛上华侨多经营甘蔗园，与夏威夷糖业公司都有业务来往。桂芬借此机会，通过杨家友人介绍进入该公司实习，他很快掌握要领，驾轻就熟地工作，为公司解决生产上实际问题，不久被聘为技师。经夏威夷大学学位评审委员会考核后，发出证书给加州大学农业研究生院，桂芬取得学习硕士学位课程的机会，他考察各糖厂机械化生产和技管工作，大大充实他的糖业建设本领。 在加州农场实习，桂芬主要解决他对经济作物果品生产与果品农产品加工的感性知识问题，长期劳碌奔波于国内外农场实习，养成艰苦奋斗的高尚情操风格，表现出富有恒心和毅力。 1924年底，桂芬取得农科硕士学位后，回到父亲遗下的秘鲁庄园，与哥哥古金旋、古金祥共同经营农庄。 古氏农庄，内称古益寿农庄，外称发隆公司农场，位于秘鲁利马西北百家米省，拥有土地1500多亩。当时主要生产甘蔗、粮食、蔬果和六畜。桂芬与家人商量后，决定自己担任农场主任，全面负责农场日常生产经营工作。他首先规划农场的改建和扩建，组织工人与农机进场开垦荒地500亩，扩大果品种植、畜牧饲养和农产品加工用地。转变原有单一甘蔗生产为多种经营，为开办果园、牧场、农产品加工厂创造条件。 第二步工作是种植秘鲁木瓜、石榴、番荔枝等传统优良果品，引进檀岛凤梨、香蕉，加州桃李，巴西咖啡和可可，吕宋芒果，越南山竹、人参果及西班牙玫瑰茄等品种。 1925年5月，桂芬开始为钟荣光前期考察秘鲁做好准备，首先是会见秘鲁华侨总会（秘鲁通惠总局）领导，递交岭南大学致总局的公函。说明岭南大学经孙中山大元帅府批准可在校内原农学系扩大建立农学院，故校方委托钟荣光出国往南北美洲向华侨筹款兴办岭南农业大学（后改为农学院），及顺道考察美国与秘鲁农业，望旅秘华侨社团给予协助。 旅秘华侨与华人一直热心支持祖国教育事业和兴办实业，秘鲁通惠总局出面与华侨各社团联络，为组织欢迎钟荣光来秘鲁筹划款项与考察，专门成立办事机构。桂芬以岭南大学代表身份参加筹组办事处和开展欢迎工作。钟荣光监督赴美洲主持募捐，共筹得美金五万余元。 桂芬陪同钟荣光考察利马郊区农业，参观在秘鲁古印加帝国时遗下的传统农业地带和农田水利灌溉系统。钟荣光在农庄住下，接受古家招待并在夜间兴致勃勃地听取桂芬详细汇报农庄的经营管理。钟荣光独具慧眼，经考察秘鲁农业和视察古氏农庄后，他断言：秘鲁农业条件与中国广东自然条件类同。 他对桂芬说，既然在秘鲁经营农业，目前正扩建农场，不妨将在中国所学的知识、在美国所学的知识和秘鲁古印加的优良农业传统三者结合起来，创办农场。钟荣光深入浅出提出运用三国不同的农科技术于中国农业技术建设的方法，使桂芬深受启发。之后，桂芬满怀信心地办好古氏庄园，积累为祖国未来农业技术应用的经验和智慧。 1922-1927年，经过桂芬三年改革扩建，发隆公司农场业务蒸蒸日上，经济长足发展。 1927年底，钟荣光辞去南京政府侨委工作职务，回到广州重任岭南大学校长。目的是办好农学院及扩大校务，准备条件成熟时，把孙逸仙医学院合并改为岭南大学附属孙逸仙医学院。当时，钟荣光考虑召回岭南大学前农学系的毕业学生回校工作，因此经华人校董会研究，决定聘桂芬回校当农学院农学系讲师。 1928年春，桂芬回国时，路经檀香山，上岸探望杨氏亲人外，详细考察夏威夷罐头生产。同年4月，桂芬到香港后，转澳门抵达广州，下学期开始在岭南大学工作，担任农学院农艺系助教，兼任广东省建设厅技正；1929年任岭南大学附中农业高中部主任；1930年广东省设立农业局，桂芬被聘为该局技正；1931年升任为岭南大学农学院副院长兼岭南大学农艺系主任、岭南大学校部农场主任、中山县会同岭南实习农场主任及中山县翠亨村省农林局孙中山纪念农业试验场主任。[1] 为了报效乡梓，桂芬在中山县会同村（今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设立中山县会同岭南实习农场、中山县翠亨村省农业局、孙中山纪念农业试验场。现今珠海那洲农场就是当年桂芬的农业试验场。会同和那洲农场到处瓜果繁茂，奇花异果，仍保留当年农业试验场兴盛时期的影子。[2] 1931年11月，广东省农林局改组，岭南大学校友冯锐担任局长。 1932年，桂芬向原广东省政府主席兼财政厅长林云陔介绍说，该校教授冯锐对蔗糖业很有研究，大可重用。接着，冯锐向林云陔提出一份发展广东蔗糖业的意见书，意见书上认为广东省的气候、土壤非常适合于发展蔗糖事业，同时广东的土蔗糖有良好的基础，每年运销华北各地的土糖数量很大，如改种高产的渣华（爪哇）蔗种，改用新式机器制糖，就会有很大的发展前途；而且投资少，利润多，见效快。 林云陔十分赞同，不久委任冯锐为广东省农林局长，主办其事。桂芬担任该局技正兼农艺主任。在林云陔和冯锐的努力下，只用两年时间，全省建成了顺德、番禺、东莞、惠阳、揭阳等榨量达1500吨以上的制糖厂七个，并附设有酒精厂。 当时太古洋行买办、会同村人莫应溎看见了商机，引进国外一流的制糖机器。桂芬利用他们家族在秘鲁的制糖产业优势，把中美洲先进的制糖技术引进珠海。三人深谋远略和天时地利的条件造就声名大振的珠海制糖业，同时为民族资本的发展史留下光辉的一笔。[2] 1933年，桂芬提升为岭南大学农艺系副教授，仍任农艺系主任；1934年任岭南大学农学院代院长；1935年任岭南大学农学院院长；1937年提升为农艺园艺学教授仍兼任农学院长、校农场主任；1938年以岭南大学农学院任务繁重为由，申请辞去农林局副局长一职，经批准后，他专志农科教育事业，为国家培育农科人才。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岭南大学迁往香港复课，桂芬三次往返香港与韶关，不辞劳苦地为内迁农学院回国开办而奔波。迁校期间，1940年9月16日，桂芬因劳累过度在曲江病逝，年仅43岁。 古桂芬在曲江循道会河西医院去世后，钟荣光为纪念桂芬而题词，公正评价其一生： 生为农学，死为农学；既忠于校，尤忠于国；效基督之牺牲，难苦仍乐；甫大一家当今大时代中，毋志此先知先觉。 古桂芬为祖国农业教育，为祖国农业生产建设，劳苦功高，言行堪为世范。教育部决定通令褒扬。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偕夫人吴菊芳女士亲自到曲江循道会医院向古桂芬遗体告别，褒扬他为祖国农科教育所作的贡献。[1] [1]区达权：《古桂芬传略》，载《珠海文史》（第15辑），珠海：珠海政协，2005，第164-170页。 [2]《岭南大学农学院首任院长古桂芬：投身革命农业报国》，载《珠海特区报》，2011年10月14日。

拍摄时间：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九月十六日 前排左起：陈立民、翻译官罗比、柯麟、澳督柯维纳、何贤、谢保明、李宽； 后排左起：陈毅生、周介眉、澳督随员、朱给、林德彰。

佐治．欧华利像于1954年9月16日揭幕。

1991年9月10日至18日期间，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内地委员来澳访问八天，主要是透过座谈会的形式，直接听取各界人士对澳门基本法的意见。9月13日，内地草委与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专责咨询小组委员、外邀成员举行座谈。参考资料：《华侨报》1991年9月7日及14日报道。

1991年9月16日，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在澳门中华总商会何贤纪念堂举办“基本法公听会”。

1995年9月16日，由澳门基本法协进会，澳门歌演艺联会合举办的“共携手、创明天”全澳励志歌曲创作大赛决赛在综艺馆隆重举行，出席活动的嘉宾和评判等与参赛歌手于赛后合照留念。参考资料：《华侨报》1995年9月17日报道。

2002年9月16日，社会文化司司长崔世安出席教科文组织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的“第三轮文化部长级圆桌会议”。

图中为快艇头街和皇子街的交汇处，开设有“时香花生”和“德利祥”两间老字号店铺，“时香花生”是澳门老字号花生店，在1962年开业，其主要客源为内地客，老板为岑海岳先生；“德利祥”杂货店为澳门老字号杂货店。因第二代老板坤哥去世，于2013年结业。

大量的水客对出入境造成压力，影响往返旅客，自2011年开始，珠澳两地严厉打击水客活动，水客进入艰难时期。图中为华大新村的水客。

澳门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批给公开竞投委员会于2022年9月16日早上进行开标，共有7间公司入标。竞投委员会主席、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委员会成员、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以及已递交标书的公司代表等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