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1 东方基金会正门,陈显耀摄
“花园大屋”(Casa-Garden)
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来到澳门。登陆之始,只能利用木板稻草为原料,搭建简陋房屋栖身。随着商业的迅速发展,逐渐建起坚固的永久性的西式房屋。澳门半岛到处都是“高栋飞甍,栉比相望”的景象。18世纪之时,那些多出现在南湾,松山及幽雅僻静之地的政府官邸,贵族豪宅及公司会址,建筑风格纷纷跟随欧陆时尚,多为两层高的建筑物,中间为富丽堂皇的主体,外附以圆拱走廊和阳台,周围则包围着前后花园和围墙。
1770年,葡萄牙贵族、澳门保险业创始人之一的富商俾利喇,建起一座两层半高的花园式别墅,其华丽高贵傲视群芳,不可一世,被当时在澳门的美国商人吉迪恩称之为“宫殿”一般。

图2 东方基金会大楼,陈显耀摄
如果没有一件意外插曲的发生,这座建筑物的意义可能仅仅限于一座普通的豪宅而已。就像一个“超级靓女”不可避免地要外嫁给非富即贵的人家一样,这座“宫殿”也必然被外人看上。1780年,俾利喇将其租给了英国东印度公司。
“新来的租客带来了其国家的建筑模式和方法,又将其修缮一番,使之具有英国的影响。”时人因此发明了一个葡英合体的新字——“花园大屋”(Casa-Garden)来形容这座豪宅大屋。别墅几经修葺。最初为地面两层建筑,变成现在单层建筑,附有半地下室。建筑物中轴对称,中部五开间,两翼各两开间。室外宽阔的西班牙式的楼梯直通中部大堂的主入口。门廊有两根塔司干方柱支撑。坡屋顶改为平屋顶,两边对称的拱形窗楣,一副十足的欧陆风格。

图3 东方基金会一角,陈显耀摄

图4 东方基金会鸟瞰,陈显耀摄
葡萄牙的东进,以澳门为据点,通过丝绸、茶叶和瓷器贸易,获得巨额财富,引起西方各国的嫉妒和觊觎。英国人不甘落后。1600年,以五条大船为基础,英国女王伊莉莎白批准成立英国东印度公司,使之获得与东半球各国进行贸易往来的特权。
从此,“花园大屋”成为东印度公司商务监督和大班驻澳门总部及办事处。一个封闭而又平静的中国从这个“花园大屋”之处开始被搅得天翻地覆。事实上,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澳门的办事处有两处。一处在南湾附沿岸,即“十六柱”附近,从钱纳利的风景画中还可以看到它的身影。东印度公司把“十六柱”作为分部,俾利喇花园别墅作为总部。

图5 东方基金会大楼台阶,陈显耀摄

图6 东方基金会大楼外部栏杆,陈显耀摄
英国意图打开天朝大国的大门
另一边厢,局势并不平静。为了收复为郑成功占领的台湾,清政府在17世纪中叶封锁了本国的东南沿海各处。如果没有北京耶稣会传教士向皇帝求情,以外贸维生的澳门也几乎身受城鱼之殃。1683年清收复台湾。两年之后,康熙皇帝正式下旨,开放澳门等地为对外贸易港口。然而,出自短视的原因,澳葡当局向清政府提议,反对其他外国商船驶入澳门港口,只准他们停泊去广州的黄埔港口,以图阻止西方各国与中国贸易。澳门因而出现一片冷清的景象,经济凋敝不堪,民生败坏堕落。澳门三千多葡人甚至贫困潦倒到“没有办法打发每天廿四小时”的地步。18世纪中叶,澳葡当局终于在现实面前低下头。他们被迫放弃了封闭政策,允许外国人入澳进行贸易活动。
1773年,跟在不少西方国家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公司(以下简称东印公司)在这个半岛正式成立了。英国人急不可待,要迫切打开中国的大门。
1792年9月26日,英国政府任命马嘎尔尼为正使,乔治.斯当东为副使,以贺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出使中国,这是西欧各国政府首次向中国派出的正式使节。1793年8月5日(清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廿三),英国使团乘坐一艘带60门炮的军舰“狮子”号和两艘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的随行船只抵达天津白河口,之后换小船入大沽,受到直隶总督的欢迎,送上大量礼物与食品。
9月13日,使团抵达热河,向中国政府代表和珅递交了国书,却就礼仪问题与之发生激烈争执。最终双方达成妥协,英国作为独立国家,其使节行单膝下跪礼,不必三跪九叩。
9月14日,乾隆帝正式接见使团,马嘎尔尼代表英国政府向其提出了七个请求,要求签订正式条约,其中包括:
- 开放宁波、舟山、天津、广州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
- 允许英国商人比照俄国之例在北京设一仓库以收贮发卖货物,另在北京可设立常设使馆;
- 允许英国在舟山附近一岛屿修建设施,作存货及商人居住;
- 允许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作英商居留地,并允许澳门英商自由出入广东;
- 允许英国商船出入广州与澳门水道并能减免货物课税;
- 允许广东及其他贸易港公表税率,不得随意乱收杂费;
- 允许英国圣公会教士到中国传教。
同时,英国使团向中国政府赠送了一批国礼,其中包括:前膛枪等武器、望远镜、地球仪等天文学仪器、钟表和一艘英国最先进的110门炮舰模型。
乾隆帝以无先例为由拒绝了英国的要求,他认为中国作为天朝上国,不需要外国的商品即可自给自足,双方不存在平等贸易的基本条件。
9月21日,使团悻悻地回到北京。12月9日抵达广州,两广总督在广州送行。之后,使团在澳门停留了一段时间,并于1794年3月17日离开中国,9月6日回到英国朴资茅斯军港。
阴谋的诞生:取代葡国占领澳门
正是在澳门这座花园大宅中,马嘎尔尼想到很多。除了对着一堆乾隆帝赐予的赏赐外,他还有什么收获?一路上所见的中国人的愚昧和屈从,皇权统治的专制和无知,深深留在脑海之中。西方人心中关于中国最后一点崇高的形象崩塌了——中国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马嘎尔尼给住在这里的英国同伙留下了一个阴险的计谋。这就是英国应该取代葡萄牙而占领澳门。
1802年,英属印度殖民政府借口防止法国占领澳门,派遣军舰6艘、兵员数千驶入澳门水域,强行在十字门下碇,此举引起葡萄牙人的惊恐。最后在清朝广东地方政府的压力下,英国人不得不从澳门水域撤离。1808年,英国又以防止法国占领澳门为理由,派遣海军少将威廉.度路利(William O’brien Drury)率9艘兵舰前来澳门。躲在花园大屋里的英国贸易监督,出谋划策,公然不顾清朝官员和澳门葡萄牙人的反对,强行指使英军在澳门登陆,“阴藉保护之名,徐图占领”。9月21日英军登陆,300多名英国士兵入驻东望洋山炮台、南湾炮台及被封闭的圣保禄学院等处。10月下旬,英国又从印度调来军舰,两批共计兵舰13艘,兵员760人。
为了欺骗中国官府,英舰一律悬挂葡萄牙国旗,士兵则改穿葡兵制服,又占据妈阁炮台、加思栏炮台及圣奥斯定堂等处。面对英军入据澳门这一重大事变,清朝官员吴熊光等掉以轻心,并未积极采取措施。直到度路利于10月下旬率3艘兵船闯入虎门、进逼黄埔,要求清政府同意英军在澳门驻防,才向朝廷禀报情况,而且是作一般公文发出。嘉庆帝直到11月中旬才获知澳门发生的事变,大为震怒,急令广东方面迅速断绝澳门一切供应,封锁交通,调集水陆军队,准备驱逐入驻澳门的英军,并断绝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英军于12月18日才全部撤离澳门。英军虽走,马嘎尔尼之行的阴魂并没有散去。
东印公司取得鸦片贸易的垄断地位
面对中华帝国传统的丰富出口货物,西方各国只有招架之力,而无还手之功,逐渐陷入巨大的贸易逆差之中。然而,他们灵敏的嗅觉发现了一种“既适合中国市场需要又可以为购买茶叶提供足够资金的商品”,这就是鸦片。
这种由六百多种物质提炼而成的药膏,不仅可以窃去白银,也逐步摄去了吸食者的灵魂。除中国朝廷严令禁止,连西印公司也警告其下属不得沾惹。但是,在不断亏蚀的无情生意帐本面前,东印公司不得不屈从,“从体面贸易的正道滑入了走私的歧途”。
东印公司在印度形成了孟加拉等三大管区,从这里收购的、源源不断的鸦片汇流向了蕞尔的澳门,进而流向了广阔的中国大地。从此,东印公司加入了鸦片走私的行业,并取代了葡萄牙人的鸦片贸易的垄断地位。时人评论道,“鸦片于是就成为东印度公司赖以投资茶叶的主要产品”。“(鸦片)带来的巨额收入使英国政府和国家从政治上和财政上获得无法计算的好处。”
时至1842年,鸦片走私的污泥浊浪终于汇成漫天的大潮,冲垮了中华帝国腐朽的摇摇欲堕的藩篱。澳门,只有泪眼汪汪看着这场悲剧的产生。
1834年,东印公司结束后,俾利喇家族的后人再次成为花园房屋的主人。1885年,这里的物业由澳门政府购入。1920年,大宅改建为贾梅士博物馆,1989年转售给东方基金会作办事处。
词曰:
唐多令(东方基金会)
名士爱登楼,风光胜九州。
异国情,惊“凤”1回眸。
玉树临风拥倩影,
池水碧,映清幽。
茫眼岁悠悠,无言江水流,
俏舞台,怪剧难休。
贵冑、大班相继现,
中外事,诉源头。
注释:
1. 东方基金会址在凤凰山侧。
贾梅士花园房屋旧址(现东方基金会会址)
本文出自《澳门世界遗产(续篇)》,该书之参考书目如下:
[1] 胡根,《澳门近代博彩业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年12月
[2] 香港历史博物馆及香港艺术馆编,《东方印象——钱纳利会画展》,2005年
[3] 郑德华、彭海铃,《庐廉若公园与庐氏家族》,澳门民政总署,2010年
[4] 林广志,《晚清澳门华商的崛起及其社会地位的变化》,澳门基金会,2008年
[5] 吴宗岳,《澳门教堂之旅》,培生教育出版南亚洲有限公司,2010年
[6] 何刘一星,《细说主教座堂》,澳门主教座堂堂区出版,2010年
[7] Lindsay & May Ride, An East India Company Cemeter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Bernard Mellor, 1995
[8] ALVES, Pe. António M., Congregações Marianas na China e em Macau, Notícia Histórica, 1904
[9] BARRETO, Luís Filipe, Cartografia de Macau – Séculos XVI e XVII,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da Missão de Macau, em Lisboa, 1990
[10] BOXER, Charles Ralph, Macau na Época da Restauração, Lisboa, Fundação Oriente, 1993
[11] COATES, Austin, Macau Calçadas da História,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Gradiva, 1991
[12] COUCEIRO, Gonçalo, A Igreja de S. Paulo de Macau, Livros do Oriente, 1997
[13] INFANTE, Sérgio e al, Cem Anos que Mudaram Macau, Governo de Macau, 1995
[14] JESUS, Montalto de, Macau Histórico, Livros do Oriente, 1990
[15]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Ta-ssi-yang-kuo, Vol. I e II Fundação Macau, 1995
[16] SILVA, Beatriz Basto da, 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 Volume II, 1995; 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 Volume III, 1993
[17] TEIXEIRA, Mons. Manuel, Paróquia de S. Lourenço, 1937.; A Confraria de N. Senhora do Rosário e a Igreja de S. Domingos, Macau,1965.; A Voz das Pedras de Macau , 1980, Imprensa Nacional
[18] VALENTE, Maria Regina, Igrejas de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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