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去在江苏扬州工作，对于岭南而言，我是北方人。对于港、澳而言，我属于一些人所称的“表叔”范畴。对于澳门工作，我甚为生疏。对于与法律相关的工作，我也是外行。一方面通过向长期做港澳工作的老同志及法律专家学习，另一方面循调查研究的路子走。

1991年7月，《澳门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问世。9月初，我结束澳门工作，至今已逾26年，时间不算短呢。

欢迎澳门大学的学者来访。骆教授全程参与了《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了解《澳门基本法》的来龙去脉。你们既然给我出了“基本法探源”这样的题目，我回顾思考了一下。我未准备按朋友们的提纲一一作答，仅谈谈参与基本法起草工作的一些粗浅感受。

我想从对基本法的认识谈起。我个人感到要对基本法进行探源，首先要探思想之源，其次要探组织安排，最后要探法律文本。

先说一下基本法的思想之源。我个人感觉《澳门基本法》可以用八个字来说明，叫“立意高远，实事求是”。所谓“立意高远，实事求是”，谈直接的源头，我们需要贯彻的灵魂和指导方针无疑是“一国两制”。起草《澳门基本法》，是以“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为指针的，就是要把“一国两制”具体化为法律。“一国两制”的方针，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是科学的、经得起检验的。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被人们奉行，逐步呈现勃勃生机。

就港澳工作而言，如何既保证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的统一、领土完整，又维护香港、澳门地区的稳定、发展和繁荣，国家适时组织有关人员赴港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为了上述崇高目标，提出符合实际的报告。香港这个地方很特别，我离开澳门以后，到香港工作了六年多。香港面积比澳门大一些，大概1,100平方公里，不但资本不断流动、人员不断流动、信息不断流动，而且各种政治势力不断涌动。

香港一定要回归的，国家一定要统一，但当时香港同胞也有一定的顾虑，若干人士担心回归以后在香港贯彻一些“左”的东西；担心回归后生活方式会不会改变，回归后“马能不能跑，舞能不能跳”。有鉴于此，中央所确定的方针政策既要保证香港的回归、领土的统一，又要保证香港不会有大的动乱、社会要稳定、经济要保持发展的态势。不能香港回归以后不少人走了、资本外逃了。毕竟在20个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我们国家养香港还是比较困难的。调查研究提出报告，最后，国家做出决策，实行“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思想站位高，我个人理解，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国家利益与香港特区利益，两方面利益都照顾到。

中央高瞻远瞩，确定大政方针。一切科学，均要符合实际，取得实证，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不例外。“一国两制”的方针，符合香港实际，受到广大香港人拥戴，受到国际赞誉。我最近看到澳大利亚有一篇文章评价说，“一国两制”是一种天才的创造、天才的方针。

“一国两制”方针适用于香港，自然也适用于澳门。有《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的实践和范本在前，《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大可参照，将相关的方针具体化，以法律条文呈现出来。目前，朋友们要探求《澳门基本法》之源，我以为首先要探“一国两制”这一指导方针之源，那就是“实事求是”这一哲学命题，这一思想路线。

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可以说是起草基本法的时代背景。

起草基本法，是改革开放大潮中一朵耀眼的浪花。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一时间，中国沿海14个城市率先开放，广东、福建四个城市搞经济特区，广大农村兴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计划经济不断用市场经济调节，市场经济逐步启动，上层建筑领域和人们的思想逐步活跃。此时的港澳工作，呈现新的思路，是契合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所必需的。这是“一国两制”方针产生和起草基本法工作的时代背景。我们起草基本法也必须适应时代对我们的要求，也就是要与时俱进。

起草《澳门基本法》，确保澳门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经济进步，是国家对澳门长期关爱的继续和发展。国家对澳门的关爱由来已久。早在毛主席、周总理时代，港澳工作由廖承志同志分管，做澳门上层人士的工作卓有成效，如何厚铧先生的父亲何贤先生（20世纪80年代过世），那时是华人代表。他们与广东、与国家的关系密切。在金融、贸易领域有一批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单位及驻澳机构为澳门服务。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前身是澳门南通银行，对澳门金融起到了重大作用。在新闻、报刊与教育领域具有资望的人士参与，对社会有影响力；在工会、街坊、妇女等基层方面的工作也颇有传统和根基。

中央驻澳机构谋划过渡时期的工作，为特区政府的建立、为澳门社会、经济的发展，做了必要的前瞻性的安排。譬如，促进澳门筹建机场。早在南光公司期间我们就跟当时的澳督文礼治洽谈。初步计划要筹资32亿澳门元，其中由澳葡政府出8亿，由澳门当地财团（以澳门旅游娱乐公司为主）出8亿，让外资（以美商资本为主）出8亿，由在澳门的中资（以澳门中建牵头）集8亿。

那一时期，邻近的珠海也在酝酿筹建机场，他们请我们到一个叫三灶的地方看过。那儿有日本侵华期间小型军用机场旧址，说有条件扩大建机场。珠海的党政负责人对柯正平先生）很尊重，对我们也很友好，但在太靠近的两地之间，谁建机场就存在竞争。他们明确说，澳门建机场，飞机一起飞，就要影响珠海的环境。在珠海建，比较有条件。我在澳门做过调查，澳门每年有多少人经香港出境、经珠海到内地，特别是世界各地有多少人要经香港到澳门来，香港、台湾、内地有多少人来，没有航空线路，就限制了澳门发展，不利于“一国两制”的事业。

后来，国务院港澳办召集澳门、珠海的相关负责人去北京讨论，做协调工作。我代表南光公司去了，陈述了澳门的意见。港澳办权衡利弊，提出报告，国家两位负责人批示同意在澳门建机场。我离开澳门后，听说澳门国际机场投了70多亿，因为物价上涨了，建造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总之，国家批准同意澳门建机场，充分体现了对澳门的关爱。

在《澳门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草委以各种方式多次听取澳门公众的意见。在具体条文中最大限度地、合理地体现澳门公众的要求，照顾澳门的利益，无不表现出国家对澳门的新关爱，这种关爱既是国家对澳门长期关爱的持续，更是对长期关爱集中的、多姿多彩的、动人心魄的新发展。当然，起草《澳门基本法》不是说照搬《香港基本法》，在《澳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国家还是因应澳门的社会实际，针对澳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新的安排。在澳门国际机场建设期间，《澳门基本法》规定：

这为澳门民用航空事业的开拓及营运提供了法律保障。

澳门的历史已为众人所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收回澳门可说探囊取物。我们国家领导人盱衡国际大势，平衡香港问题，要选择适当时机解决澳门问题，不疾不徐。在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后，解决澳门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1987年4月，中葡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表示，“一国两制”的方针要以法律具体体现出来。法律较之一般的政策更具稳定性和持久性。我国领导人更表明，“一国两制”要50年不变，甚至要实行100年。我个人认为这既有当时安抚人心、稳定局势的作用，也有对解决台湾问题的考虑，更有对社会主义大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相处关系的考虑。

“一国两制”是战略决策，它在港澳要长期实行，这不是一般诗人的即兴之言，它是伟大政治家的睿智之语；它是悬于高空指引方向的星斗；它具有旺盛的、持久的生命力。

总之，基本法所体现的“一国两制”的方针，不是凭空出现的，不是孤立出现的，不是突然出现的，也不是昙花一现！

当然有这样一个宏大的志向，所谓立意高远，但真正做的时候也不能眼高手低，不能纸上谈兵。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二探组织措施。起草基本法的组织工作坚强有力。

中央对《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其重视程度不同于一般的国家立法。尽管澳门面积不足30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内地的一个普通乡镇，人口不足50万人，仅相当于内地的一个县、区。对于起草《澳门基本法》，完全与起草《香港基本法》一样，成立了由数位重量级人物负责的起草委员会，层次之高，史上少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亲自发聘书给每个草委，在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设宴招待，国家主要领导人集体接见，给予起草委员会委员很高的荣誉。如此隆重，显示澳门虽小，却地位特殊。如此隆重，显示《澳门基本法》起草工作，关系到澳门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关系到祖国统一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充分体现国家对澳门的优待，对草委的鼓励、期盼和嘱托。

《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总共由48人组成，如上所述，领衔的主任、副主任是国内富有德望的人物。内地委员均是各相关部门的负责官员或代表，如外交部是一位副部长和邵老（邵天任），金融界是周小川，以及法学界资望甚高的学者、教授，如王叔文、吴建璠、许崇德、萧蔚云等委员。

按名额分配计划，澳门本地有22位（其中包括三名驻澳机构人员），均是权衡再三，遴选出的各界代表人物。长期工作生活在澳门的土生葡人如宋玉生、黎祖智，作为土生葡人有一定的代表性，也被吸纳进来。这体现了国家的宽容、思想的解放。这些委员都可谓一时之选。澳门也有代表担任草委会的领导成员。澳门除了过去人们常说的何、马、崔三大望族，还有何鸿燊先生，他的分量也很重，他不仅在澳门博彩业是领军人物，而且在香港也很有分量。

这些委员工作起来还是比较积极的，对《澳门基本法》的起草都是认真参与的，包括吴荣恪委员、曹其真委员等。曹小姐当时的企业规模在澳门很大，也很有代表性。还有黄汉强，他是北大毕业的，是一位自由知识分子，既是东亚大学某一研究机构的成员，也是澳门《华侨报》的主笔，所以他说自己是“一仆二主”，东亚大学校长薛寿生和澳门《华侨报》社长赵汝能都是他的领导。当时考虑吸纳他作为草委，主要是考虑他在澳门还是比较活跃的、比较有想法的，至于他的想法是不是全对，我们不去计较，主要就是希望讨论时要有不同的声音。草委中既有专业人士的代表，也有群众组织的代表，如工联会的刘焯华等人。国家总的方针就是要将澳门社会比较活跃的、有自己想法的人吸纳进来，面要广，要具有广泛代表性，能够为澳门社会建言献策。当然《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最终还是港澳办报中央有关领导审定。

内地草委中有些人曾参加过《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富有经验。有些人是饱学之士，将“一国两制”的构想具体化为法律条文，可谓轻车熟路，所要下功夫之处在于了解澳门实际，摸准澳门律动的脉搏。就澳门当地委员而言，他们比较熟悉社会情况，但也需要分清有关问题的主次、轻重，特别是要认识“一国两制”的深刻内涵，方能担负起委员之职。两地委员都做得很好。在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彼此坦诚交流，相互切磋，友好合作。其间，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均属正常现象，或者对某些问题有所争论，但都比较心平气和。我未闻有什么激烈冲撞，大家都是为了起草好基本法这个共同目标一起努力工作。

国家通过驻澳机构，或以其他方式，对澳门工作已有相当的基础。起草基本法，发动澳门各界关注和参与也甚为自然。由澳门有名望的人物领衔，我们还成立了众多社会人士参与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过去一个时期，在澳门最早由何贤先生领头，何贤先生过世之后，多半由马万祺先生领头，马先生已是草委副主任了，在成立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时考虑选崔德祺先生当头。为什么选崔先生？因为他能作画、能写诗、会葡语，也是建筑业的行家，在澳门有影响力。廖泽云先生、崔世昌先生等都很积极。其间，动员和吸收了若干青年才俊参与基本法的咨询工作，如贺定一、陈丽敏，她们像是姐妹一样，初期比较腼腆。

在咨委中，也有跨港澳的，我们就请陈永棋、区宗杰等人参与其中。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在设置方面比香港还多了一种毛遂自荐的方式。总之咨委会就要广纳人才，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没有被吸纳到草委会的人才大都被吸纳进咨委会了。

此外，各界还成立了若干基本法关注小组，他们也开展了不少有益的活动。一时间，地方不大的澳门，人们谈基本法起草，宣传“一国两制”，接待内地草委来澳调查研究，踊跃参加座谈，积极反映意见、建议，表达内心诉求或组织团队到内地（北京）反映经过梳理的意见、建议。各种活动，灵活多样，好不热闹。草委会和咨委会的积极活动，既有利于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有利于“一国两制”方针深入人心，又有利于澳门顺利过渡，有利于发现人才和促进治澳人才的成长，同时也为《澳门基本法》的贯彻实施打下良好基础。

在《澳门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除几次全体会议或一些专题小组会议在北京或广州召开外，还组织一些专题小组到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四川、广西等地开会，也邀请咨委会成员组团访问北京后参访内地一些省、市。这些活动都是富有成效的，不仅宣传了基本法，而且增进了委员之间的感情，还增进了澳门草委、咨委对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巨大变化的直观了解。草委、咨委所到之处，引起了有关省、市对“一国两制”方针的重视，得到了他们对《澳门基本法》起草工作的支持。有关省、市都很热情，或介绍当地情况，或设宴招待，或陪同参观（崂山道士热情讲解，岷山饭店职工夹道欢迎，苏州竹辉饭店邀请入住……）这些安排，对起草工作很有帮助。

《澳门基本法》通过之后，澳门成立了基本法协进会，他们当中不少人是咨委会的骨干力量。不能说基本法协进会是完全按照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模式运作的，它也有新的发展，但廖泽云委员、崔世昌委员等，他们对基本法的贯彻落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澳门特区区旗、区徽的图案设计，更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稿，引起了若干人士的关心、支持，既优化了图案，又宣传了澳门，宣传了起草工作。

时下不少社会大型活动，有主办单位，有承办单位。不妨可以说，起草基本法的主办单位是全国人大，承办者是起草委员会，实际具体筹划的是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简称“港澳办”），它是专职机关。它并不因为有起草《香港基本法》的经验可以参照，而不精心筹划。港澳办制订了周密的计划，有条不紊地推进基本法的起草过程，如及早召开基本法结构小组会议，从法律框架抓起。它并不因为比较了解澳门情况而代替内地委员了解澳门实际情况，几次组织内地委员到澳门调查研究，并采取不同方式与广大咨委成员沟通，了解民意诉求。起草《澳门基本法》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充分体现民意、反复讨论研究，整个起草过程的安排，很有章法。在《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中，港澳办发挥了枢纽作用，具体负责者殚精竭虑，受到人们的称赞。

在《澳门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中央政府驻澳机构，除负责人参与起草工作，还全力配合草委会在澳门做了若干工作。

起草《澳门基本法》，国家隆重其事，主管机构慎重其事，有关方面支持其事，草委投身其事，起草工作甚为顺利。

《澳门基本法》很好地体现了“一国两制”的方针。对此已有不少人写文章做了介绍、阐发，文章之多，虽不能说是汗牛充栋，但对于澳门来说，也可谓洋洋大观。我所谓的探法律文本，仅是做一些补充而已。

为此，近期我又学习了一次《澳门基本法》，也浏览了一次《香港基本法》。对《澳门基本法》总的感觉是：关系设定精当，内容规范周详；切合澳门实际，深具长远眼光；条款富有创意，蕴含宽宏度量；结构逻辑严谨，文辞简练超常。

其一，起草委员在国家精神的熏陶下，表达出泱泱大国的宽广胸怀。葡萄牙在欧盟诸国中并不算先进，葡语在世界并非主流语言，澳门土生葡人人数也不是很多，但《澳门基本法》的文字，对葡萄牙比较客气，有关条文对葡语比较宽容。

其二，“一国两制”是《澳门基本法》的灵魂，它贯穿整个文本。就中央和澳门的关系而言，总则表述清楚，有关条文表达精当。这与《香港基本法》文本基本一致，但《澳门基本法》文本具体表达时，在第四章设了一节“宣誓效忠”，很有必要。《澳门基本法》更重视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对国家的忠诚。

第14条特区的防务，表达比较简约。某次在北京召开的有关小组召集人会议上，有人提出葡萄牙已有很长时间不在澳门驻军了。在内地，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没有在所有地方驻军，照样负责全国防务。建议不必在《澳门基本法》中表明是否驻军。经讨论，中央人民政府负责澳门的防务既是责任，也是权力，故文字表达甚为简约。这也不妨碍中央在澳门实际驻军。前一段时间，澳门发生风灾，街上很多垃圾清理不掉，天气又热又潮湿，易发生瘟疫，我驻澳部队全力以赴、表现突出，帮助澳门解决困难。我从报纸和电视上都看到了相关的报道，不仅及时高效地清理了灾后垃圾，更安抚了民心，受到称赞。

其三，在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方面，有关条文更加充实。1990年11月，在成都召开的专题小组会议上，有澳门草委充分表达了意见，主要是宋玉生先生，内地成员予以倾听，后来王叔文先生等也查阅了葡萄牙相关法律。此后，《澳门基本法》为澳门居民规定了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如（在第33条中）增加了“有依照法律取得各种旅行证件的权利”，增加了第36条写明的权利；（第42条）更表明了对葡萄牙后裔居民利益的保护和尊重，等等。

其四，在政治体制方面，澳门特区既不能套用内地社会主义的法律，不能搬用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也不能沿用葡萄牙的政治体制。《澳门基本法》对此进行了甚为精当的规定，如突出了行政长官的地位，虽然也有限制，相比香港而言规限更为宽松，仅规定行政长官“在任职期内不得”具有外国居留权。《澳门基本法》对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条文表述均甚为精细，体现了三权之间合理的关系。我在前几年为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写的《通情达理，继往开来》拙文中已做介绍，此次不赘。在澳门过渡时期，我驻澳机构曾组织力量对澳门当时的法律进行梳理，即组织懂澳门当地情况的、懂法律的、懂葡语的三方面的人才，对在澳门实施的法律进行调查摸底，逐步开展一些翻译工作，特别是对澳门法律人才的培养，做了相应的工作。对照香港这几年在立法、司法方面遇到了一些困局，澳门在有关方面的工作总体上颇为顺利，这是令人欣慰的。

其五，在经济方面，有关条文完全符合澳门实际，意在促进和保障澳门的经济发展。主要参与的委员有勇龙桂、万国权等。万国权是懂经济的，他提出澳门经济不能全靠赌业，要开辟新的新兴产业，现在的用语是“经济要适度多元”。如在“序言”部分，就开宗明义地表明，制定《澳门基本法》是为了“有利于”澳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在有关条文中（第五章第114条）写明“改善经济环境”、“开发新产业和新市场”。对于在澳门社会经济中举足轻重的旅游娱乐业，（第118条）规定澳门根据“整体利益”制定政策等，都甚有针对性，切合澳门实际。

《澳门基本法》的其他章节及几个附件，其内容与《香港基本法》相应的条文基本相同，这是完全合理的，不必再做区处。

《澳门基本法》的文字表达，草委们下了功夫。除上述第六章的标题甚为精炼，若干条款的文字亦显严谨。如（第22条）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进入澳门特别行政区须办理批准手续，较之《香港基本法》相似条文规定的“中国其他地区的人”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须办理手续，就显得精准了。再如（第80条）立法会议员非经立法会许可不受逮捕，“但现行犯不在此限”，这样表述更显妥当、合理。若干条款的文字更显周详，如（第10条）关于国旗、国徽、区旗、区徽的“悬挂”和“使用”之表述，（第64条第6款）特区政府委托官员列席立法会会议“听取意见”之表述等；有的条款内容表达更符合逻辑（如第28条所述内容的秩序排列）；有的条款修辞更加讲究（如第18条整个句式是“在……时”，这个“时”字，不宜省却）等等。

总之，《澳门基本法》起草工作，历经几个春秋。文本几经琢磨，字字珠玑，是个精品。草委们深入实际，广纳群言，民主协商，通力合作，不辱使命，完成的《澳门基本法》是草委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含金量高，擎起时金光四射，放下时触地有声，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国家对澳门予以特别关爱，对制定《澳门基本法》做了特殊安排。特区成立后，又赋予澳门省一级地方行政区域的法律地位，可谓“恩宠有加”。虽然我已经离开澳门颇久，但是作为一个在澳门工作过六年多的人，对澳门未曾忘怀，想说几句话。

新时期澳门似应考虑如何对国家做出贡献，做出回报。历史上，澳门曾是先贤观察世界的窗口，曾是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从行医救人转向革命救国的驿站，曾是国家通向外部世界的桥梁。现在，举国开放，实行“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在这样的新时代，澳门如何有所作为，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是朋友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我认为澳门似应有所担当，做出应有贡献。

对于《澳门基本法》，我们应当珍惜它、实施好它。《澳门基本法》既是国家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澳门的最高法律。《澳门基本法》的一些条款明确提出，贯彻基本法，尚要完善一些法律（如第115条），要根据澳门的实际，制定一些管理制度（如第117条）。至于第23条的附属立法问题，这在基本法中就有专门要求，是对基本法的合理细化，是贯彻基本法应有的配套之举。在澳门，应当进一步发扬社会公众对国家热爱之情，不能允许有任何对国家造成破坏的政治活动，如出现，要按“自行立法”之规定，予以追究。

所以，澳门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澳门基本法》要在这方面做出安排，防患于未然。

澳门似应把培养有国家观点、有国际视野、立志献身澳门社会的人才放在突出位置，造就一批在科技事业上有创新能力，在经济营运上有开拓能力，在文化艺术上能崭露头角的才俊。过去我听说冼星海、容国团都曾受过澳门文化的影响。未来，澳门人才在南国、在中华脱颖而出该有多好呀。如果能够出现新的对澳门社会经济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或是在国家舞台表演的艺术家，在全运会领奖台上领奖的运动健儿，那时，作为曾经在澳门工作、生活过的吾辈，也跟着沾些光呢。

澳门应在内部发展多元经济的同时，积极向外拓展。如有余资，似可组织有经验企业家到内地、到外部世界去开辟市场，包括粤港澳大湾区等。可以借鉴新加坡、冰岛（33万人）等先进国家或地区的经验，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和澳门的稳定发展闯出新局，为子孙后代开辟出发展空间。

对“一国两制”精髓的认识并非易事，事实上不应以人的地位的高低做出判断。对于“一国两制”，既不是每个身处高位的人都已了解透彻，也不是普通人就不能理解。澳门的学者搞基本法探源研究很有必要，这服务于“一国两制”的伟大事业，有助于《澳门基本法》的贯彻执行。我在未来岁月要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