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社胜，1929年在澳门出生，爸爸妈妈也是在澳门，我一直都是在澳门生活，我可以说是没有乡亲，我的村子都被烧光了。我老家在新会，在火烧村子后，我爸爸20多岁就去了南洋学做木，学做木以后就回来澳门结婚。

我爸爸是在抗战香港失陷的那一年去世的。那一年我12岁。是妈妈养大我们的。我有11个兄弟姐妹，我是老五。抗战那时候有两个大姐去了广州湾，差不多就是做妓女了，那段时间很艰苦的。

那时候我们在澳门住在亚利鸦架街俾利喇巷，是租的砖瓦屋。抗战那时候，称不上是甚么生活，我去市场捡两条菜来维持生活，菜摊的老板有时候会给我吃少少米饭，我就捡两篮菜回去。

那时候经常看到饿死的尸体，可以载满几辆捡尸体的车，巷子内很黑暗，有时候会踩到那些饿死的人。在澳门街，虽然没有战争，但是要挨世界、挨饿，有些人熬不过就回家乡，在回家乡途中死了，尸体就被丢在路边，没有人处理。

我的十个兄弟姐妹，有四个送人的，有一个大妹就送回家乡。和平¹之后，我没有跟进情况，送给了人，就是别人的，跟进也没有用。另外有三个送给拖船的人，船只经常被炸弹炸毁，若有炸弹炸船，可能就没命了，抗战时期日军经常丢炸弹的。

那时候我12岁，没有人要我，他们说我年纪大，把我养大了你走回去了怎么办。我就这样留下来了，所以直到今天我还留在这里。送人的几个弟妹有三四岁吧，确实年龄记不清楚了。

小时候我没有读书，只在抗战时期读夜校，那时候的夜校生是要等日校生放学后，替日校生倒掉痰盂罐后才上课的，读了几年就没继续读书了。

和平后是应该有夜书读的，但那时候我要顾着学师，没有时间，学师九年出来后，自己又要揾食，想读夜书，但自己又不识字，所以考不到夜校。现在我只会认字，不会写字。

我12岁就去了剪发铺当学徒。和平之后，就去学木工。

和平之后第二年，在镜湖马路陈潮记当学徒，在那里学师九年才出来社会工作。以前就算学师学了多少年，出来工作后还是要继续奋勇前进，争取表现，交出成绩。

为什么我会学师九年？是很少见的，讲到工作效率，师弟庞四较快，我手门（操作）较慢，他比我小三岁，他学师只有四五年，就出外工作，只有我怕出来揾不到食，才学师这么久，要稳阵一点。是师傅掟我出来，“你出去揾钱啦”，那个时候说真的，若自己手工不够好，出来是揾不到食的。

我主要是做傢俬出身的，之后工程转淡就做石屎、做模板，后来年纪大，40多岁不能做模板，体力不继，就再转回做傢俬、装修。

我一直都在澳门生活，没有过香港，那时候九王（邓杰光）、何华全就叫我到香港领身份证，我说：“香港身份证我拿来有甚么用！生长在边处（哪里）就在边处揾食。”所以我没有到香港拿证件。

我替很多地方做过的，我们这行业多做散工，哪里用人就到哪里打工。张祖奇（张祖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是做得最多的。

我30多岁结婚，有三个女儿。

出来做日工的时候，工资是五元一日，澳门生活最稳定、物价最稳定的时期就是九元一日那段时间。若以1966年“一二．三”时期为分界，“一二．三”初期为七元，那是1967年。

我们建造工人福利会就是在新花园那段时间开始争取建立的，以维护工人权益，以前掘地，房屋倒塌压死人，求其给你一副木板就算数，没有金钱赔偿。之后福利会成立，工人开工一天，建筑商就要支付两毛钱作保险费，争取工人的福利。以前主要建平房，建筑工业的危险性就不大，后来要建公屋，五六层的楼宇、大型的建筑物，那时候出现较多的工伤事故，曾经最严重的工伤事故发生在万胜戏院，现在已清拆了。

在兴建的时候，大横梁突然倒塌，压死多位建筑工人。通过这件事故，建筑工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没有保障，生命没有保障。之后我们向资方争取，但不被接纳，所以我们就开始斗争。停工都不行啊，当时他开咖啡室，我们一班工人就轮番到咖啡室坐着饮咖啡，阻碍他们做生意，但是我们没有“搞搞震”捣乱。

这些应该是60年代的事情。在“一二．三”后，大约是1967、1968年的时候，成立的建筑行业的福利会。这个福利会主要是应对工人因工受伤的处理问题，资方要给四毛钱工人，这四毛钱是以工资计算的，后来建筑商不满要交足四毛钱，提出工人亦要支付一半，所以后来就交两毛钱，通过劳资双方的洽谈，多间公司或企业的处理方式不同，但从福利会的角度，一定是一个工人开工一天，就必须收四毛钱。

就这样，福利会利用每个人每日四毛钱来帮助工人购买保险，再透过保险公司来承担风险；另一方面，福利会拨出一定资源，作为赔偿工人因轻伤的一些普通治疗费，并将剩余的资源作为该名工人的储蓄，所以在20年之后工人就可以领到约1,500元。

最初的四毛钱必须交到福利会的，当你加入这个会，再经过数年之后，所储蓄的金钱，有剩余的资源，你就能全数拿回。所以这样就起到一个工伤保险和储蓄的作用。

福利会已经很久不用支付四毛钱了，现在主要负责保险，当工人需要买保险可以到福利会购买，而且收费便宜。

这个福利会只有上架木艺工会前期的会员才能加入。我们会员可以到福利会聊天、喝茶。后期的会员都不能加入这个福利会了，因为这些过去剩下来的资源，已不足以与现在的会员共享，所以这些福利只供前期的会员享受。这些是历史的资源了。

我是1954年6月7日参加上架木艺工会的（指着会员证），排在第461号。这个会员号是永远不变的。

现在的工联也都是由木艺工会的人出来搞的，一班人不断组织、组织而创立的。木艺工会在澳门已有很长的历史，当时“西洋鬼”²停办全澳所有工会，不批准人们组织工会，唯独剩下木艺工会直到现在。那时“西洋鬼”不给组织工会啊，我们的工会就一定没有问题。

这当中是有一件特别的事件，当时发生了葡兵在街上强奸妇女（的事件），就是“五．二九”事件，在1922年。当时我国弱势，即使在广东省有人有干预这事件，但是因为能力弱，当时的统治者就不管这事件，所以就把全澳许多工会、社团取消，这就是“捷成事件”³。

当时好像有过百的工会被取消。我们的工会得以保存下来，是因为我们供奉鲁班，我们只作为鲁班师傅的庙，我们每年都有祭祀鲁班的活动，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工会才得以传承下来。我们有会馆。

在（农历）六月十三日师傅诞摆酒，八个人一席，在门口派饭，晚上就有粤剧，那时候我在学师。

我师傅介绍我入会的，以前入会不是那么容易的，要有师傅担保你才能入会，以前入会是很严的。我师傅是陈潮，就算学满师出来找工作，雇用你的人会挑拣的，看你是跟谁学师，手工利落不利落。有些学师的师傅名气不大，就比较难被人雇用，而陈潮记的学徒是伍培⁴专门雇用的，差不多个个学徒都在陈潮记那里学师的，做了很多年。

上架行永寿堂是一个会馆，当工人没有工开，就会到会馆集合找工作，这会馆是一个堂口，工人集中地、工人候工室。若一班工人们赚到钱，或是一些资本家拨出部分钱购买一些旧房屋，就是这样得以维持会馆。这会馆“永寿堂”是木艺工会的前身，以前两个会馆都是在同一个地方聚集，后来才把木艺工会分出来。

长生就是仙游。上面这个说明写的很清楚，当工人为永寿堂（做了）多少年会员，就有多少钱，那时是几两钱。说明说得很清楚，五年多少钱，七年多少钱。我爸爸去世的那一年，是抗战时期，死的人比较多，永寿堂就没有钱，工人不能一次拿到全数，就要分摊，分期到永寿堂拿抚恤金，每个月逐步地拿钱。1954年我入工会的同时亦成为永寿堂的会员，那时候入工会就一定要入永寿堂，现在已经不能入永寿堂，因为现在工会的经济不好，有人去世就要给抚恤金，其收入和支出不平衡，所以就取消了。

入永寿堂要一次全数交会费。那时底银大约十元五毛，底银就是基金。

我的红色会员证代表我是第1,933个会员。我们老一辈的就会明白是甚么意思，现在的名词跟以前的名词不一样。

每年的师傅诞一定要参加。年轻的时候，我在工会是很活跃的，在1958、1959年的时候，整个工会打乒乓球啊什么的，都很活跃。我喜欢摄影，这里有很多当时我参与活动的相片，全都是我拍的，保存了很多相片。

工会的活动按季节而定，若天气清凉，适合打乒乓球，便会举办乒乓球活动。我年轻时就多晚上活动，现在因为环境不好，早关门。

以前澳门街很太平的，现在不行了，因为现在人种混杂，各国家的人都有。以前来来去去都是同一班人，所以澳门街以前很太平的，即使你睡在屋外亦不会有人进屋偷窃，现在澳门的社会混乱了。

我们的会址重修的时候我没有参加，但有向外推动，找外面人来帮忙，如果有空就来帮忙，因为那时候我们都要工作，所以就不能帮工会工作。

那时候，澳门的生活环境很困难，我们生活很艰苦，不像现在的人。现在这些人，没有钱、房屋就可以找政府援助，那时候我们是没有这样子的，如果你要在这社会生存，你就要靠自己争取，你不争取就没有饭吃，现在时代不同了。

我在2001、2002年回归后，大约74岁退休。我没有退休金。我们是日薪，没有退休金，甚么也没有的，连社会保障基金我们也没有的，我们的年代是没有的，要到后期才有社会保障基金。其实回归前都有保障金，但我们的行业有一个特点，我们是散工的形式。散工没有的，即是我们是日薪，所以没有。

就算是月薪，以前政府没有监管，一样是没有的。现在特区政府规定一定要有，不管你是日薪还是月薪都一定要有，以前就算你是月薪，都不一定会帮你办理保障金。因为要老板们帮忙供款，即使你是月薪，老板不愿意替你供款，你都是没有的。原则上你可以申告，但是一般雇员只为食两餐，都不会申告，所以就迟迟不能入（社保）网，当过了这段时期，你就不能享受这个福利。

现在澳门有劳工法保障市民，但以前是没有劳工法保障的，总之就自己私下协商。

现在的生活是靠自己一点点积蓄，但是不多。

现在我们都有保障基金，交出8,100元，一个月就可拿回1,000元，这个都是后期加上去的。因为最近这两年，政府推行双层社会保险［注：应为双层式社会保障制度］，容许有一定年龄的人都可以追回保障金。交出8,100元，五个月后就可以拿回一半金额，正式的会员有2,000元，我们就有1,000元。

后来有段时间要自供，那一年我75岁。自供就是自己供款，供款完可拿回全部保障基金，那时我75岁，我就不愿意了。我一个工人，生存到今天，已经75岁，我已心满意足，何必要挨多五年，拿回全部保障金呢？所以我就没有争取，后来我就争取8,100元，拿回一半金额，现在我就能收取一半金额，都能够生活了，政府资助一些，基金又一些，又不用交屋租，都足够我生活了。

50年代，我参加工会之后，那时候斗争相当激烈，当时澳门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但以共产党为头的人最多，那时期的斗争是打到你死我活的，两党派经常叫齐人马，大家都打到头破血流，好严重的。

初初解放时，国庆节我们要建牌楼，于10月10号前要全部拆卸，那时建牌楼也很艰苦的，要开夜工。我建了很多年了，有些人爬到（牌楼）高处时打瞌睡，那个人爬下来后跟我说，他抱着枝竹睡，我说你不要，很危险的。但没办法，那时候要赶工交货。

我们还在工会守夜，工联也有守夜，总之被安排到哪里就到哪里守夜，牌楼也要守夜。

以前工人们很积极参加的，与现在不同，现在人们向钱看，以前当国家有甚么困难或需要，人们都会勇往直前。

1966年“一二．三事件”后，工人们也很活跃、很齐心，慢慢就比较差了，彼此间开始疏远。当经济好转时，人们斗心就没有那么强，以前经济差，人们就不断争取，香港也是，经济击倒人们的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