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定澄教授手中总是攥着笔和小纸条，他灵敏地抓住音乐的瞬间，用文字或是乐谱将它们记录，当看到他在乐谱上写得满满的音乐分析手稿“bE羽调，带F复音……”会让人充满好奇，音乐在他的感官世界，总有着别人发现不了的秘密，而他也不断窥探这些音乐的规则。这次见到戴教授，从他在高校从业近40年，以及他最重要的学术成果谈起。

戴定澄1957年出生于上海，为家中的幼子。由于父亲及兄姐都喜爱音乐，八岁由善奏多种中西乐器的二哥启蒙，九岁后开始随音乐导师学习。由于充满对音乐热诚和情感，琴艺日增，中学时在合唱团担任键盘伴奏，受到指挥家老师最初的音乐理论知识教导，也开始萌生以音乐为学习目标的志向。在上海完成音乐学士学位后，1994年赴日本静冈大学音乐学部跟随须贝静直教授学习作曲理论，这时候的音乐研究大多数为巴罗克时期到后浪漫派时期，而戴教授选择了研究西方早期音乐，他认为最早期音乐这一块，特别从9世纪开始的人声的多声部音乐，到16世纪达到一个历史的高点，这中间有很多值得去探讨、梳理的音乐。欧洲早期音乐研究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新视角，经过两年刻苦研究，两万余字的论文《初期多声部音乐中的双音原理》(《初期多声音中における双音原理について》)公开表于日本的国际艺术刊物上。对戴教授而言，严谨细致是在日本研修的最大体验。

1996年，戴教授如愿以偿地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桑桐院长（1923-2011）唯一的博士研究生， 亦是国内首位作曲理论专业博士。师恩如海，戴教授已发表多篇文章缅怀桑先生。桑先生是作曲家与音乐理论家，是中国运用无调性作曲技法创作的先锋，代表作有《夜景》、《在那遥远的地方》等，深受各界瞩目。桑先生整整三年对戴教授一对一指导，而桑先生对他的第一课，正是与他详谈他留日写的这篇论文，着实让他相当惊讶。桑先生熟识西文，却也能阅读日语论文，他一直与国际音乐学术界保持着良好沟通并享有很高的声誉，并经常提供给戴教授来自欧美和日本音乐界寄给他的最新现代作品乐谱和相关资料。

但对于欧洲早期音乐研究，总会面临资料匮乏、部分资料所存在的语言、文字上的障碍以及中国境内学术界在此领域中较为薄弱的研究现状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因此戴教授在最初的研究阶段，主要是依据几个得以着手的线索与资料来进行，诸如：经过英译或日译的古欧语著作；早期多声部作品的现代译谱；当代以英、日、中三种语言翻译或著述的音乐史书籍，包括了音乐通史、相关的断代史、理论事史、辞典条目中相关的理论等。戴教授没有因为困难而停止，幸运地，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应邀担任英国纽卡素大学音乐学院客席教授、以及在欧洲多地为学者访问期间，得到国外同行学者提供的大量学术资料和学术体验，这些难以忘怀的经历让戴教授对欧洲早期音乐研究坚持了二十多年，获得丰硕成果。

2003年，戴教授来到澳门，为了尽快融入当地文化环境、了解音乐生态，他花了两年写了一百多篇音乐评论，并相继出版了《音乐教育在澳门》、《音乐表演在澳门》和《音乐创作在澳门》。2008年，受到前《澳门日报》总编辑李鹏翥先生支持在《澳日》发表澳门城市音乐专题。

戴教授提炼出一个著名观点，即澳门城市音乐是“西乐东渐、中乐南移的文化汇聚”。还专门为此写了《西乐东渐、中乐南移的文化汇聚──论澳门音乐历史传统的独特性》予以精辟论述，他指出──澳门城市音乐是多元化、多层次、多样性、多地域音乐汇聚的有机复合体，是东西方音乐文化互相交融促进、内地和澳门本土音乐文化互相交流结合的产物，其意义十分重大。

在戴教授看来，澳门音乐的西乐东渐，中乐南移，构成了澳门城市音乐体系。澳门城市音乐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具有继往开来、包罗万象、兼收并蓄的音乐实体。他认为澳门音乐包含了本土的民间民俗音乐，五百年来从葡萄牙传入的音乐，本土作曲家收集和创作的音乐，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的科仪音乐，内地进入的音乐等等。每一种音乐都是研究的课题。

“西乐东渐”更多指的是欧洲神父到澳门所创作的天主教音乐，从16世纪便发生了，这在华人地区是绝无仅有的，这些发现让戴教授充满了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和探索欲望。在澳门期间，戴教授有机会收集到天主教音乐的乐谱、手迹、音响等一手资料，这让他感到十分亲切、熟悉，与他研究多年的早期欧洲多声部音乐有着太多相似之处，包括到近年意大利的司马荣神父（1910- 2000）、葡萄牙的区师达神父（1917-1993）在澳门所创作的音乐，更有相对完整的收集和演出。他受到启发，洋洋洒洒撰写了《二十世纪澳门天主教音乐》，此著作已译为英语、葡语出版，受到广泛关注。而“中乐南移”这里更主要指的是道教科仪音乐，戴教授出版的《口传心授、五代相承的澳门吴氏道乐》引起广泛关注，协助澳门道教科仪音乐成功申报了澳门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持续跟进，带学生去体验，帮助他们传承，总结其音乐的特点。这些研究成果也陆续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透过这些成果让大家逐渐重视到澳门城市音乐。

戴教授回忆从1985年进入高校工作，已经近40载，戴教授把学术生命看得重要，他认为这是一名学者的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越是积累得多，越是出版发表的成果多，越是受到社会的一些回馈，就越感到责任感不减，希望为社会做出一些文化上新的贡献。

2003年澳门理工学院(现澳门理工大学)看中了戴定澄教授出类拔萃的多方面才能，聘请他担任艺术高等学校校长及教授。他谈到编著的《音乐教育展望》是国内音乐教育研究生考试的必用书，到澳门后也主编了一套《澳门高等艺术教育丛书》，让理论和实践像结合。戴教授认为理论是推动实践发展的提示，实践是在理论基础上发展效果的实施，两者缺一不可。

戴教授对澳门音乐教育发展的效果感到欣慰，当时艺术高等学校的实施是在《高等艺术教育学科展望》理论框架下进行，在与同事齐心努力下，让澳门理工学院从专科、夜校班到澳门首所全日制本科班，同时开放向内地招生，与今日的教育政策方向都吻合。

2019年，戴教授看到澳门城市大学对办学的抱负和使命感，开办了澳门首届的音乐学博士班，为更多年轻学者提供可能性，甚至关注到少数民族的学生。博士班师是精英教学，每班10-13 人，以研讨会形式讲授与探讨，体验与交流，并组织举办有澳门城市音乐特色的音乐会。他寄望在当今变化很大的环境下，学生能保持正直、良好的学者人格，把学术的清风带往各地。不仅在学术上出成果，为社会作贡献，对自身的为人、学术规格、规范上严格要求。

戴教授对学术研究的态度要求客观，在研究过程中，假设和结果往往不尽相同，对于一些相关信息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比如有研究土生葡人音乐的学生，发现了土生葡人经常到香港演唱英文歌而非葡文歌的情况，这是他们在守正与创新中平衡等的问题，不能因为与研究者原本的研究假设不同就不能继续了。

戴教授认为博士班的办学有三个层次：最基本的要求是帮助学生取得学位，引导、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中层次是希望学生能够写出对社会有贡献，在学术界有反响的论文。更高层次是博士毕业后，成为有独立研究能力，充满学术热情的学者。

戴教授亲力亲为，花大量时间做田野工作，采集、记录、梳理、探讨、归纳，挖掘了澳门音乐的历史，为澳门的文化传承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戴教授相处，被他对学术的专注、被他儒雅的言谈所感染，他面带微笑、平易近人又踌躇满志。戴教授以身作则，用他的学术清风影响着身边的学生、学者。祝愿戴教授带着莘莘学子们，摘取更多学术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