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2月10日─1549年1月28日)5月3日，由於駐泊雙嶼港的華人海盜許二(許棟)、李光頭與葡萄牙人及倭寇勾結，勢力越來越大，以致無法無天，“大為福興諸府沿海患”。並對沿海居民殺掠搶劫，惡行不斷，受害者呼聲強烈。地方奏報頻傳中央，明廷降旨，命朱紈在福建組織一支強大艦隊，把海盜(包括葡人、華人、倭人)從寧波沿海驅逐出去。並張貼告示：有獲許二、許四一名者，賞銀一千兩，舉官萬戶侯。許二、許四逃去西洋。朱紈遂於本日命海道副使沈瀚及把總俞亨率福建兵船開始對雙嶼港進行圍剿。9日，獲大賊船一艘，攻殺番賊，落水不計其數，生擒倭酋稽天、新四郎二名及海盜林爛四等53名。5月12日，把總指揮潘鼎、張維四又擒獲雙嶼港海盜頭目李光頭及徐錦、徐鵬等。5月14日，雙嶼港內各國海盜船突圍出港，朱紈遂命指揮張漢等兵船追敵，又督委定海衛千戶王守元等帶兵入港清剿餘匪，將港內10餘間天妃宮(教堂)、20餘間寮屋及大小船隻27艘全部焚毀。明追兵至海閘門糊泥頭外洋及橫大洋二處，齊放銃炮，擊沉海盜船2艘，落水溺死盜賊無數。又與盜賊草撇船、叭喇唬船戰，斬賊首姚大總，獲黑番3人，其他賊首10餘人。費爾南•平托稱，這次雙嶼之戰“基督徒死亡人數達12000人，其中800名葡萄牙人。這些人分別在35艘大船和42艘中國帆船上被活活燒死。據說僅白銀、胡椒、檀香、豆蔻花、核桃及其他貨物就損失了150萬金”。費爾南•平托記載這次海戰的資料明顯誇大，基督徒死亡者絕達不到12000人，葡人死亡數也沒有800人。其實大部分葡人均逃出了雙嶼港，一部分在走馬溪之役被俘，一部分逃回廣東海面。胡宗憲：《籌海圖編》卷4《福建倭變記》。鄭舜功：《日本一鑒》卷6《流逋》。叭喇唬船，簡稱唬船，即Prahu，一種爪哇人製造的多櫓船，船體輕巧靈便，船速輕疾，明代沿海水寨中多用叭喇唬船充當哨船。“底尖面闊，首尾一樣，底用龍骨，直透前後，闊約一丈，長約四丈，末有小官倉，櫓面兩旁各用長板一條，其兵夫坐向後而棹槳，每邊用槳十支或八支，其疾如飛。有風豎桅，用布帆。槳斜向後，准作偏柁。亦能破浪，甚便追逐。哨探倭奴號曰軟帆，賊亦畏憚。”(王鳴鶴：《登壇必究》卷25《水戰》。)朱紈：《甓餘雜集》卷2《捷報擒斬元兇蕩平巢穴以靖海道事》。費爾南•平托：《遠遊記》第221章，第700頁。湯開建：《平托Liampo紀事考實》，載《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第50—51頁。據鄭舜功的《日本一鑒》卷6《流逋》稱還有一部分“番人(葡人)”與賊首朱獠複回浙海。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2月7日─1607年1月27日）5月3日，出生於安哥拉的土生葡人巴蒂斯塔•馬沙多神父來到澳門，在澳門居停3年，1609年赴日本傳教。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Ⅶ, p.9.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2月4日─1621年8月27日）5月3日，那不勒斯耶穌會會士熊三拔在澳門逝世。熊三拔，意大利人，1575年生，字有綱。1606年來華，曾以發明水利機械備受寵信。1617年，他與龐迪我神父一起被從北京驅逐到澳門。他把歐洲醫學和蒸餾法帶到了中國。同時著作《泰西水法》，集歐洲古典水利工程學之精華，是我國第一部介紹西方農田水利技術的專著。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182頁。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冊，第169—171頁。

1620年（明泰昌元年）5月3日，熊三拔（Sebbatino de Ursis）在澳門逝世。他以發明靈巧的水利機械而贏得皇帝的好感。1617年，他與龐迪我神父一起從北京被驅逐到廣州，後到了澳門（1618年）。他把歐洲醫學和蒸餾法帶到了中國。7月，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將西書7000部運抵澳門。這些集西方學術之大成的作品，後來被部份譯成中文，促進了為西學東漸。

天啟三年（1623年1月31日─1624年2月18日）5月1—3日，澳門議事會理事官稱：澳門至馬尼拉的航海貿易收入大約為150萬比索。從這些收入中，澳門既要支付地方的軍事開支，又要支付士兵軍餉和城堡維護的費用。澳門商人透露，澳門議事會將澳門至馬尼拉兩次航行獲得的利潤全部用於購買大炮、軍火及修建炮台方面，估計花去40萬帕塔卡。C.R.Boxer, O Grande Navio de Amacau, pp.241—245; 羅里多：《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澳門和馬尼拉看中國》，載《文化雜誌》第53期，2004年。

崇禎五年（1632年2月20日─1633年2月7日）5月3日，鑒於澳門市民遵從國王陛下命令並向王室金庫交納贈品1000擔銅，果阿終審法院大法官塞巴斯蒂昂•帕伊斯（Sebastião Soares Paes）以菲利浦四世名義下令寬恕於1623年反抗弗蘭西斯科•馬士加路也總督的市民。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39—40頁。

崇禎七年（1634年1月29日─1635年2月16日）5月3日，時任陝西道監察御史的廣東人胡平運為廣東深受澳夷之患上疏稱： 澳夷占住濠鏡，而闌入之路，不特在香山，凡番、南、東、新，皆可揚帆直抵也。其船高大如屋，上有樓棚，疊架番銃，人莫敢近。所到之處，硝黃、刀鐵、子女、玉帛，違禁之物公然搬載，沿海鄉村被其擄奪掠殺者，莫敢誰何？官兵間或追之，每被殺傷，而上司亦莫之敢問。往者番哨不過數只，今打造至於近百，出入無忌，往來不絕，藐視漢法，挾制官司，居然有據防以叛之意矣。往者夷不滿數千，近且報至數萬。試思此數萬人者，日食若干，無非粵人之膏血。犬羊桀驁之倫，肯貼然相安乎？人知澳夷叵測之為害大而烈，不知其名為忠順，實則日日搶犯害久而且長也。一旦有事，此數萬夷人，何逞不得。此大可憂者也。而大蠹則在閩商。其聚食於粵，以澳為利者，亦不下數萬人。凡私物通夷，勾引作歹，皆此輩為之祟。官兵盤獲其船，則以匿金匿寶誣捏反噬。財力所至，鬼神為通。官司亦被其播弄。乞勒督臣，嚴責道將，設法禁制，不許縱容番哨出入內地，仍行牌責令澳夷將番哨進行拆毀。凡通夷勾夷者，拿獲審實，即行重典，庶犬羊稍戢乎。兵部批復稱： 以粵人談粵事，自言慎切可行，為今之計，惟有驅蠹以弭憂而已。澳夷所恃者，巍艦巨銃也，而以閩商之勾連，番哨之名目，益肆無忌，為害最深。第查該省沿海一帶，向有哨船分守，使能課其實用，足為捍禦之資，又何藉於番哨？今欲絕弊源，宜禁閩商之勾引，番哨而不用。倘不遵守，立置三尺，則奸宄屏跡，澳夷之害杜矣。明朝利用葡人“番哨”防海不知始於何時？而至天啟末、崇禎初，番哨對廣東珠三角地區的為害已頻見於文獻。據胡平運之疏，澳門人口已發展至“數萬”，與當時大量的福建人進入澳門有關。《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兵部尚書張鳳翼等為廣東深受澳夷之患等事題行稿》，第16—19頁。《崇禎長編》卷34，崇禎三年五月丙戌盧兆龍稱：“閩之奸徒，聚食於澳，教誘生事者不下二三萬人。”

康熙元年(1662年2月7日－1663年2月7日)5月3日，廣東6名低級官員抵澳，並攜帶有清廷全部實行遷海令的詔書。 John E.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p. 87.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2月12日－1688年2月1日）5月3日，澳門教區署理主教莫拉斯•薩門托致函荷蘭人弗蘭斯•弗勒廷格（Frans Flettinges）稱：羅馬天主教將由法國人用武力推進，兩年之內，將不必再請求荷蘭人允許天主教在他們的地方公開傳教；故建議設法讓一個來自巴達維亞、有寫作和語言知識的人去澳門當秘書。衛思韓：《關於1662—1687年耶穌會中國傳教團的一些荷蘭史料》，載《清史資料》第6輯，1990年。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2月16日－1704年2月4日）3—4月，澳門地區發生曠日持久的乾旱，接下來又是一場災荒。澳門人認為這是受上帝的懲罰，他們或懺悔，或列隊出遊來請求寬恕。教堂與教堂之間，行走著對天祈禱的懺悔隊伍，場面異常壯觀。但還是滴雨不下。人們又抬著聖安多尼像出來遊行，賈修利主教則跪到藥劑聖母像前乞求幫助。5月3日，人們抬著藥劑聖母像在澳門城中莊嚴遊行。4日，下了一點雨。緊接著，大雨傾盆而下，一直下了幾天。這使澳門異教徒驚奇萬分。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104頁。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2月3日－1708年1月22日）5月3日，康熙南巡抵杭州，浙江、福建傳教士11人在杭州候駕，這11人為浙江代理代牧弗朗索瓦•孟尼（François de Montigny）、福建代理代牧董默覺（François Le Breton）、多明我會士巴祿茂（Bartolomeu Carvalho）、萬多默（Tomás Croguer）、萬濟國（Francisco Cantero）、賴鳴遠（António Diaz）、羅森鐸（Francisco Gonzales de San Pedro）、山蘭若（Juan Caballero y Esquivel）、艾毓翰（Juan Astudillo）、山若谷（Francisco Caballero）、郭多祿（Pedro Muñoz）。直郡王多羅接見11名教士，盤問是否願意遵守利瑪竇規矩，教士們回答不能遵守。又問是否願意留在中國修道而不傳教，回答仍是不願意。直郡王將此事稟告康熙，康熙大怒，下諭：將弗朗索瓦•孟尼等10人驅逐前往澳門，郭多祿在廣東天主堂居住。6月18日，這一批多明我會士抵達廣州，7月24日夜抵達澳門，但至澳門者只有7名多明我會士。到澳門後，這批支持鐸羅主教立場的多明我會士立刻感受到了澳門政府的敵意，澳督戴冰玉及一些澳門的高級神職人員處處為難他們。25日下午3時，這批多明我會士才住進板樟堂內。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第122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總管內務府為知照頒給印票與否西洋人等名單事致禮部咨文》，第82頁；José Marí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2, pp.63—64.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2月4日－1716年1月23日）5月3日，先是，若奧五世下令葡印總督：禁止船隊將“妹仔”從澳門運往果阿或其他地方，否則嚴懲不貸。葡印總督遂於本日命令澳門議事會必須向果阿主教提供從澳門前往果阿的中國男女的名單，以便他在適當時候處理這些人的自由問題。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89頁；文德泉：《關於澳門土生人起源的傳說》，載《文化雜誌》第20期，1994年。

雍正八年（1730年2月17日－1731年2月6日）4月7日，廣東巡撫傅泰前往順德、香山、新會及澳門等地勘查防務。5月3日，在奏報中稱：“前山寨係西洋人及內地之人往來隘口，關係緊要，距縣甚遙，其在澳貿易民人或有作奸走漏等弊，武員止司防守，不能彈壓，似應於此處添設同知或通判一員，與武職協同稽查，遇有爭毆、偷竊、漏稅、賭博等事，便可就近發落，而文武互相牽制，其巡查亦必倍加謹慎。至原駐都、守二員，若添設文職，應酌撤一員回駐縣城。”即雍正八年（1730）時，傅泰已提出添設澳門同知一職。《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署廣東巡撫傅泰奏報親赴地方確勘請在前山寨添設同知或通判以便稽察控制摺》，第159頁。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2月11日─1794年1月30日）5月3日，印度總督寫信給澳門議事會，次日寫信給主教，關於大教堂、聖老楞佐堂以及聖安東尼堂的修繕問題：議事會決定修繕大教堂；而 聖老楞佐堂和聖安東尼堂則應弄清過去和現在的情況再進行。[1] [1]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692.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2月12日─1851年1月31日）5月2日，官也總督乘坐葡萄牙戰艦“若奧一世（João I）”來澳，該艦攜帶22門大炮，艦長吉馬良士（Isidoro Francisco Guimarães）。3日，攜帶32門大炮的戰艦“瑪麗亞二世（Maria Ⅱ）”抵達澳門，艦長阿西斯．席爾瓦（José de Assis Silva）隨船還帶來部分陸軍，以保護澳門；第三艘“彩虹（Iris）”號正在趕往澳門的途中。《中國叢報》的記者猜測，當第三艘戰艦來到澳門後，葡萄牙政府的行動計劃和意圖將會公佈。自從去年8月的悲劇事件後，澳門一直十分平靜，昔日商業繁榮的街道到現在還沒有恢復，目前，澳門重現先前的重要和買賣交易地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Chinese Repository, Vol. 19, No. 6, p. 344.

咸豐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5月3日，澳門政府規定在澳華人有欲搭蓋篷棚，為唱戲、打醮等事，從今以後，應先赴議事公局領取牌照，牌銀10元。《澳門政府憲報》1851年5月10日第25號。

咸豐十一年（1861年2月10日─1861年8月5日）5月3日，小佩德羅‧羅利路（Pedro José da Silva Loureiro Jr. ）被任命為葡萄牙駐長崎領事，以代替伊文思（J. H. Evans）。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45頁。

光緒十二年（1886年2月4日─1887年1月23日）5月3日，澳門主教明德祿同意將青洲部分以1200兩年金租與英人青洲水泥有限公司（Green Island Cement Company）。7日，聖若瑟修院與青洲水泥有限公司香港法律代辦伊文斯（Creasy Ewens）簽訂合約。四天后澳門政府把在青洲建立上述工廠的許可證交給了伊文斯。由英國商人向聖若瑟神學院租地建立的水泥廠於本年在青洲投產，附帶生產磚瓦石灰。程佐衡《勘地十說》稱：（青洲）山南麓，英洋灰泥公司新建粉紅色洋房二所，淡黃色窯房一所，黃黑色磚砌高方煙囪一座。山西及北，小屋數處，為工人居住。聞去年（1886）三月始向葡人承租，每年納洋蚨一千五百元，約以五十年為期。居山總辦灰泥者為蔡清石，澳門人。山東西各有一井汲淡水，供飲饌。衡在香港時，即聞同船唐姓者說，葡人初尚不敢公然盜典，自開英葡協辦洋藥之議，葡遂誇傳澳門附近一帶將來皆為葡有，遂與公司狼狽為奸。山東南隅大石上，新鑿方局數尺，尚未雕字，聞俟中葡和約定後，便擬鐫為鐵券矣。山東北破碎數十丈，露出紅土，據土人雲，系灰泥公司建造房屋所掘，山邊開鑿石條，丁丁之聲不絕於耳。衡假風水之說，扣之蔡清石，乃於山西叢莽中輾轉覓得容氏祖墓四棺，皆咸豐己卯重修。據蔡雲，即副陳荔秋使美之容閎祖墳，春秋祭掃者，現居南屏鄉沙尾村。然山有窯基，代石挖土，終日煆煉，恐礙民墳。中國以重民為心，官地近民墳者，尚不忍出此，況盜非其有而典之。澳門青洲英泥廠是中國境內出現的第一家水泥廠，水泥品質極優，其所制“砵侖”號士敏（Cement）土馳名於東方各地，凡有建築偉大工程如船塢、水塘、港口、工廠、炮壘、政府機關、道路等莫不用之。青洲水泥系用澳門之泥、英德縣之灰石合煉而成，其水泥品質可與英國名牌水泥媲美，產品除本地使用外，還輸往中國內地和帝汶。Green Land（Ilha Verde）Cement: Hong Kong's Key Industry had its Beginning at Macao, By J.M.Braga. The Macao Review, February, 1930, p.2. 關於青洲水泥廠創辦者，最早應是華商餘瑞雲，據《轉呈香山縣邑紳稟》稱：“光緒八九年間，商人余瑞雲擬於青洲地方倡辦紅毛泥公司，成立後辦理未善，複頂與美商旗昌洋行。”（見靳智輯《澳門界務交涉史料選編》，載《近代史資料》第89號，1996年）光緒十五年（1889）唐廷樞給李鴻章的稟帖亦稱：“嗣於光緒十二年冬間，請假回粵，路經澳門，知有餘姓友人合資十萬元，開辦細棉土廠，詢其所用物料，系用澳門之泥、英德縣之灰石合煉。去年購存澳門廠所制細棉土一桶，經送天津軍械局試用，作錠秤核，其力之堅，不亞英國希敦字型大小佳土。再查澳門細棉土廠，資本十萬元久已用罄，其廠現已停工，現聞香港有人複行招股接辦。”（見梅士敏《中國水泥工業百年，第一家是本澳青洲》，載《澳門日報》1986年12月14日）可知青洲英泥廠創辦時間應在1882—1883年，創辦最初是華商餘瑞雲，創辦資本為10萬元。到1886年資本用盡，後賣給美商旗昌洋行，因旗昌洋行1891年後易主，主要是英商參股，故施白蒂稱英國商人建水泥廠。1886年作為外國人正式創建青洲水泥廠的時間，1922年《澳門年鑒》上刊登該公司出產“翡翠牌”英泥廣告，其商標注明：“工廠：青洲、澳門、一八八六年建立。”這裡省去了華商餘瑞雲創建之原始階段。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47頁；金國平、吳志良：《青洲滄桑》，載《鏡海飄渺》，第453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幕客程佐衡著（勘地十說）》，第337頁。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編：《啟新洋灰公司史料》，第20頁；王燕謀：《中國水泥發展史》，第38頁；1932年《澳門指南》，第395頁；梅士敏：《中國水泥工業百年，第一家是本澳青洲》，載《澳門日報》1986年12月14日。

光緒十五年（1889年1月31日─1890年1月20日）5月3日，澳門政務委員會（Conselho do Província）同意將政府專營權收益的2%撥給澳門教育事業。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58頁。

光緒十五年（1889年1月31日─1890年1月20日）5月3日，首任拱北關稅務司法來格離任，由英國人賀壁理繼任。拱北海關編：《拱北海關志》之《大事記（1887—1990）》，第264頁。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5月3日，拱北海關稅務司帛黎卸任，由美國人柯爾樂（F.A.Carl）接任。拱北海關編：《拱北海關志》之《大事記（1887—1990）》，第267頁。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2月13日—1908年2月1日）3月11日，葡萄牙政府任命馬奎士‧韋達爾（João Marques Vidal）爲澳門地區大法官。5月3日韋達爾抵澳履任。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182.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清末腐政民生難，國內各地水災、風災疊來，米珠昂貴，百姓陷於困境，澳地與國內唇齒相依，鏡湖醫院總理發起籌辦“平糶”工作，並將澳門各廟宇存款及善長擔保之按揭，籌集巨款由外地購米平價售予貧苦市民。圖為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1907年5月3日）額外堂期集議。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5月3日，澳門按察司判定匯通銀店東主兼司事李鏡波倒盤。李鏡波，又名李昭，字公甫，住花王堂坊沙梨頭街。1904年任鏡湖醫院值理。《澳門政府憲報》1911年2月25日第8號及1905年12月9日第49號；《鏡湖醫院征信錄》上，第17頁。

清宣統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5月3日，葡國頒令：澳門被判流放刑者的服刑地由安哥拉及莫桑比克改為帝汶。6月30日，再次頒令修訂上令：帝汶判流放刑者發往澳門，澳門判流放刑者則發往印度受刑。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53頁；《澳門政府憲報》1911年8月26日第34號。

民國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5月3日，胡漢民復任廣東都督，為王和順等人平反，認為陳炯明“據所布罪狀，一謂僕私買槍支與石錦泉、王和順等，可謂冤極矣”，但是也警告其不得利用“扶正同盟會”進行第二次革命，反對廣州政府。因胡在民軍中沒有太大號召力，“扶正同盟會”依然存在，為此孫中山決定親自前往澳門進行調停談判。《黃世仲在押留中遺書》，載《(香港)華字日報》1912年5月3日。《廣東電報》，載《(上海)民立報》1912年5月23日。

民國八年(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5月3日，葡文報刊《自由報》(O Liberal)出版，至1924年1月20日停刊，共出版199期。報紙初為獨立共和派週報，自1922年1月5日起改為雙週刊。報社設在議事亭前地17號，主編為馬丁斯．施利華，從1922年1月5日起，改由前參議員恩里克．瓦爾德斯(Henrique Valdez)擔任主編，康斯坦修．施利華(Constâncio José da Silva)擔任社長，巴波薩．皮雷斯(Barbosa Pires)擔任編輯部秘書。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103-104.

培名白眼，柳没垂青；冤結黃魂，水嘗為赤，此歷史之紀念地，實足資一談者。偶憶《兩行堂詩鈔》有：“自陳炯明請孫下野後，余走澳門，行經白眼塘舊地，感懷五二九事件及死難同胞。”七言絕句二首云：“工潮劫後總無聲，土味猶聞帶血腥。咫尺關河呼不應，誰能遣此可憐生。”“人為刀俎我銜冤，喋血街頭氣象嚴。太息國家民族淚，卻隨潮夕自年年”白眼塘，即今澳門工會聯合總會之地址，古時該處本是一泓清水，三面泥磯，中灣成坳，為濠鏡墺北灣中之一環。潮來時，擊砂作白沫，故名白眼塘。昔日北灣中之水上人家，多碇舟於此，倘遇颶風暴雨，更以該處作避風塘。清朝同治年間，澳賈何老貴，嘗向當局承批得此白眼塘，向漁艇徵收停泊租稅，方準船艇泊於此間。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王祿父子填築福隆新街及清平直街之海時，及至白眼塘，因地權關係，不得不與何老貴洽商，合股填塞該塘。王氏以塘中艇戶衆多，填塞後無地灣泊，故斥資另在沙梨頭土地廟右側，新築一石圍塘，以安置原來之艇家，然後始填塞此白眼塘。攷白眼塘，其原來面積頗廣，計由福隆下街、沿蓬萊新巷，直達深巷口一帶地段，俱屬舊日白眼塘址。同治十一年，經王氏填塞後，成為一片瀕海曠地。當時之澳葡兵頭，為使該區繁榮起見，囑在該處建立一街市，故曾擇蓬萊巷口，築成一個市亭。惜亭內攤檔之生意有限，日漸零落，不久，迫得將市亭改回舖戶耳。市亭側之空地，舊時稱為白眼塘前地。白眼塘前地，即今之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及澳門酒店等地址也。該處初時建成，三面皆是舖戶，衹餘西面臨海，中成一幅廣場，風涼水冷。漸且貨攤食檔，蓬帳匝地；賣武弄法，鑼鼓喧天。雖届黃昏，尤勝白畫。更有唱木魚、講故事者，燃香計時；照田鷄，論相命者，持燈掩映；售藥賣欖，聚賭評棋，不一而足。蓋昔日澳中甚鮮娛樂消遣地，故工餘閒暇者咸集其間，備極熱鬧焉。後商人利其地漸繁盛，遂於瀕海隄前，建成一所電影院，稱捷成戲院。捷成戲院，迺當年澳中實業巨子容穆堂及古嘉南二人所合辦者。戲院當時只有放映默片，設備簡陋，門面更質樸無華，建築宛如倉棧，無樓上樓下之分，有前座後座之別。後座看黌背面，收價廉宜，適合大眾化，初時亦頗興旺。繼以澳中戲院漸多，且設備落後，因而不數年便告歇業。後由澳葡政府將院址收回，改作警察分署焉。當年白眼塘前地，前為火船頭街，有省港澳輪船碼頭；後有人昌押，該押本迺昔日澳商何老貴之物業。白眼塘尚未填塞時，人皆稱後者為人昌押護池，蓋何老貴曾承得船艇停泊白眼塘之租稅權，故直視白眼塘如己物也。迨白眼塘被填塞後，蓬萊新巷及十月初五街直達白眼塘前地，其時兩傍，左有江南酒家，右有濠鏡酒店，娼寮妓寨，環設其間。嘗讀清末之《鏡海叢報》，曾有一段新聞云：“西兵不法——白眼塘妓寮，煙花之下藪也。某日有某甲在該處妓寮尋芳取樂，方橫短塌，呼吸煙雲，突遇西兵履聲橐橐而來，闖進其房、拔刀喧逐。蓋其時客座已滿，無可盤桓，西兵故以怒目金剛，為秦庭之逐客。始已登明該兵號數，嗣緣畏究求寬，以護名娘，各宜深警。”似此，足見當年澳門之弛娼禁，肆鴉片，兵無法紀也。白眼塘前地海濱之捷成戲院，歇業後改作澳葡警察分署。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事緣菲兵肇禍，致拘禁工人，各團體到警察分署請願釋放工人，一時聚集於白眼塘前地逾萬人。後因與警兵衝突，傷斃多人，遂引致全澳各界罷市，罷工，罷課，為澳門之一次嚴重事件。據中國歷史記載，稱此次事件為“五二九事件”。攷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在白眼塘前地發生之事件，中葡雙方均有記載：且先將中國方面所紀始末，照錄如下。據曾如夢編之《五二九事件哀思錄》有云：“起初澳葡政府由菲洲招來一幫黑兵……初來時，不懂人性，肆無忌憚，途人見之，畏如蛇蠍……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七時，迺在萬目共睹之區——新馬路新光公司門口，居然明目張膽，攔途強抱我國婦女調戲，以償其獸性行為。於是婦女疾聲乞援，致使激動公憤，羣起上前阻止。尚敢恃勢毆人，呼警協助，肆亂摧殘，反誣我們違犯警律，擾亂治安，電召陸戰隊於九時四十分鐘蜂湧而來，如臨大敵……即逮捕理髮工友周蘇一人……工人睹此情形，即夕立開緊急會議，議決一致聯赴海傍舊日捷成戲院之警署，請願釋放囚禁者，通宵達旦，非達到目的不止。延至二十九日，全澳一致罷工，罷市，罷課……不料至上午十時九分鐘，彼軍警突然發槍，向赤手空拳之工人射擊，是時血肉橫飛，屍骸枕藉……“最後我國提出交涉……結果失敗，但是次失敗之原因，卻因為陳炯明中途叛變……上則傾覆政府，下則破壞罷工。罷工因此受其淘汰，無所措施。先後不及半載，頓歸無形，自消自滅耳。” “五二九事件，在中國文獻記載，既如上述。至於葡人方面則另有一種說法，據朱薩士所編之《澳門史》關於此次事件紀稱：“……在澳門因與一菲兵爭執，而導致一場反葡示威運動。憤怒的羣衆在街上遊行，封鎖交通，左右各方，皆為‘暴動’者。當時一在職軍官，為維持秩序被羣衆襲擊，且被丟去佩刀，軍隊因此向暴動羣眾開火，一時死傷多人。經此彈壓後，衆皆恐懼，不一刻便解散而平靜下來。最後仁慈堂嘗為死傷者盡一點力焉。澳門正遭遇極度騷動，適因孫中山下台，廣州政變，已無暇兼顧，而澳門遂得到復原狀態也。”以上就是中葡雙方記載，當時澳門之罷工事實，是無可隱諱者。蓋斯時澳中之各行各業工會，異常蓬勃，正孫中山先生回粵護法時期也。白眼塘之五二九事件，實迺當年全澳華人自行發動之罷工，罷市，罷課風潮，為廣東僅有兩次大罷工中之一次。根據鄧中夏所編之《中國職工運動簡史》述及之廣東罷工潮有云：“……廣東自發罷工也有，均無若何結果，大約罷工有兩次：即鹽業罷工和澳門罷工。”“五月二十九日澳門全體華人總罷工……此次罷工，因西人侮辱中國婦女，有華工見而毆之，被租借地政府拘捕。華人請願釋放，遭槍擊，大憤，全體華人罷市罷工，由廣東政府交涉。但廣東內部，不久發生政變，無結果，罷工自行潰散。”查當年澳中之工會團體頗盛，據民國十五年五月初三日，在前山舉行各界追悼澳門五二九事件之死難同胞大會，澳門之工會團體赴會者，計有：保生、保益、工羡、同心、酒樓、炮竹、打銅、羣達、百貨、旅業、宏藝、白錢、上架、聯慶、車衣、理髮、油漆、同合、康羣、興和、文藝、勵進、仁達、茶居、超明、東樂、縫業、聯永勝、打石、聯義、廣結、廣義、協安、革履、公誠、協研、罐頭、維業、協進、叙賢、果菜、械器、固澤、聯和、協源、志羣、愛羣、利羣、合慶、羣友、公義、藥材等，實極一時之盛者也。白眼塘前地，自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五月二十九日之“五二九事件”後，翌年，澳葡當局便將該處海傍之警察分署拆去，擴展火船頭馬路，一改舊觀，致過此者，無復認識當年之血印也。及一九二七年，岐關車路建築完成後，岐關車路有限公司又在白眼塘前地中心，興築一所五層洋樓，作為澳門辦事處，更以門前作為岐關車總站焉。岐關車路有限公司背後，隨後亦建成一幢高樓旅館，即今澳門酒店。於是整幅白眼塘前地，遂為兩所洋樓高踞矣。而環繞該兩所洋樓之白眼塘餘地，成為三條短巷。據“澳門市街名冊”釋稱：“白眼塘前地——原日座落在十月初五街附近，該地現由私家房屋兩間及十月初五巷、蓬萊新巷、道德巷等佔用，現已不存。”我國解放後，澳門各行業之工會復興，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於一九五零年在白眼塘前地成立，於今不覺又十餘年。“工聯十年福利文體成績展覽會簡介”有云：“工聯在一九五零年成立，十年來祖國不斷的躍進，日益強大的鼓舞下，全澳工人的團結努力，工聯的正確領導下；和各界人士的協助，工聯團結了澳門各行業工人，大力發展了工人福利文教康樂體育事業，取得了很大成績。”

1989年5月3日，青年委員會舉辦青年節專題講座。何厚鏵副會長和賀定一副主任在專題講座主席台。

1989年5月3日，中總青年委員會舉辦青年節專題講座，青年委員會向主講嘉賓李鵬翥致送紀念品。

物理治療師龍綺汶表示，小兒麻痺症感染者大部份為不明顯感染，約百分之一的感染者會出現麻痺症狀，嚴重時可能會影響呼吸，而小兒麻痺的死亡率可達百分之五至十。小兒麻痺症的倖存者會出現例如疲勞，新發生的肌肉無力，肌肉與關節疼痛等問題，稱為“小兒麻痺症後期症候群”。物理治療是其中一種可以輔助患者成長的療法，運動訓練，生活模式改變，使用輔具和儀器治療可以提升小兒麻痺症倖存者的日常生活能力，減輕症狀。例如改善了脊椎側彎，減低脊柱及胸腔被壓迫的情況，有助提升心肺功能，減低兩側肢體的不對稱性，預防未來跌倒及勞損的機會。龍綺汶提醒，踏入中年之後，肌肉會逐年流失，小兒麻痺症患者更應提防肌肉提早老化。故此，當年曾受感染的人士，如今都已50歲左右，就更需要注意小兒麻痺後期症候群。患者如發現本來步行兩小時沒問題，近期發現無法負荷同樣的運動量，就要用今日的感覺來推測前一日活動量會否過量，從而再訂立日後的運動量，一旦發現體力急測下降須立即求醫。同時若患者跌倒的話，非常容易發生骨折，且恢復期亦會較長，所以適時的休息及預防跌傷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