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1月23日─1556年2月10日)12月1日，耶稣会士路易斯•彿罗依斯(Luís Fróis)的信函称，去年葡萄牙商人获准进入广东贸易。阿儒达宫图书馆：《耶稣会会士在亚洲》，Cód, 49-Ⅳ—5, ff9.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1月24日─1564年1月13日)12月1日，泰玛诺神父记录澳门的情况称：在澳门的800或900名葡萄牙已婚者在不同的港口奔走，但真正的葡萄牙居民只有500人。这些人口数字，均未将华裔妇女计算在内。据黎沙(Almerindo Lessa)称：葡萄牙人一开始在澳门拥有的大部分妇女都是从马来语地区——整个南洋群岛，甚至锡兰(这便是若奥•巴罗斯和贾梅士笔下的Traporbana)带去的。当时葡萄牙人名气很大，因为在我们所进行的第一次航行中，有一个浪漫的插曲。由于一个女子的通报，或不知多少女子的协助，我们的人免遭屠戮。“他们从士兵和当地人那里了解情况后，将一切通知了我们的人，因为她们知道所有的命令。这些马六甲的妇女非常钟情，愿意满足一个男人的愿望，甚至不惜为他们的男人献出生命”。这已经为我们所津津乐道。洛佩斯(Fernão Lopes)曾经说道，大部分妇女都很漂亮，“皮肤黝黑，穿著名贵的丝绸，外披一件短衫。大部分都很漂亮”。杜阿尔特•巴尔波萨 (Duarte Barbosa)也有这样的说法。博克塞亦称：“建于约1555─1557年的澳门城，在最初期的殖民者当中是没有白种妇女的。他们也没有与邻近的香山县的华人融合在一起，与他们一同居住的妇女一般是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印度来的，而这些妇女身份多数是奴仆。可是过了一阵子，一群为数不少的华人开始定居于逐渐发展的港口，由于在明朝时期，中国禁止与日本贸易往来，所以澳门很快形成了中日贸易中心。因此，葡萄牙的男人开始与中国女人通婚；不过中国女人的角色仍以妾或契约女佣(妹仔)居多。”Manuel Teixeira, Primórdios de Macau, p. 36.Almerindo Lessa, L'Histoire et les Hommes de la Premiére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de l'Orient: Anthropobiologie et Anthroposociologie de Macao, p. 103.C. R. Boxer, Mary and Misogyny: Women in Iberian Expansion Overseas(1415—1815): Some Facts, Fancies and Personalities,1975, p. 84.

自从一五八一年四月十六日，西班牙国王菲腊二世将葡萄牙本国并吞后，自号为葡王菲腊二世。而澳门葡人不甘臣伏，遂有澳葡主教贾尼路，发起组织澳门议事局之举，实行自治，以保存澳葡独立精神。直至一六四零年十二月一日复国后，六十年来，澳门未尝遭到西班牙武力干涉。盖西班牙国王亦知道葡人居澳门，是得蒙中国皇帝特许，不容他人占据者，所以不敢妄动耳。惟旧日中国对西欧各国情形，多认识不清，如《中国交通史》云：“明人对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初皆称为佛郎机，其后迺有(葡都丽家)及(干系腊)之分耳。”《澳门纪略》又云：“佛郎机，后又称干腊国，今称弗郎西，或曰法郎西。”盖明人竟以葡萄牙与西班牙两国，蒙混为一，而不知葡萄牙实被西班牙并合为一也。对于西班牙不敢妄动澳门事，如李燕伯刺史《以澳葡情形上当道书》所谓：“……后来葡夷东南洋所立埔头，悉为诸夷所夺据，仅恃澳门一区，藉各国之利以为利，其不为他夷所据者，实我庇护之恩也。”后来葡王约翰四世复国后，竟以此次澳门效忠，迺归功于澳葡市民，尤以为澳门市议事局之独立，最具效力，特于一六五四年敕令本处俾利喇将军，题一额曰：“上帝名城，尊荣无比。”“Cidade Do Nome De Deus，Não Ha Outra Mais Leal.”该额悬诸议事亭入门堂中之石级门头处，以旌表扬云。可是在一五八一年至一六四零年之六十年中，西班牙国王虽并吞了葡萄牙国土，但仍未忘怀其远东居留地──澳门。盖西班牙对远东素具野心，观其占领吕宋时，据《中西交通史料汇篇》尝称：“西班牙国王以太子菲腊伯(Philip)之名，名麦哲伦所至之羣岛为菲律宾，终查理之世，西班牙舰队凡三至菲律宾云。”故西班牙国王菲腊四世，对远东葡人居留之澳门，亦未尝不思染指，蓄谋欲攫为己有者，其证据现仍俱在。当澳葡将扩充议事亭，增设博物馆时，曾向澳门各处搜罗有关历史纪念之石刻碑碣，以资陈列。当时尝在本澳下环街之烂花园中，寻获一件西文石碑，其文译意大约为：“菲腊四世皇朝，此炮台上尉苏沙贾七度置石。时一六三三年。”案此碑首书菲腊四世，盖西班牙国王菲腊四世即是葡王菲腊三世，而葡王绝无菲腊四世，是即此碑以西班牙王统治作纪录。苏沙贾士度定必是亲西份子，被任命为此炮台守尉，而拟于一六三三年举事，占领澳葡某一炮台者。后来不知因何缘故，未有发作，致此碑终于埋没在下环街之烂花园中耳。据高美士之《澳门史略》有云：“当西班牙王菲立四世──即兼葡王菲立三世，盖着王冠为葡王的当儿，年纪仅十六岁。西国国民号他为‘伟大者’，这是因他秉政期内，欧洲的版图，几是操于西国掌握里 。”又云：“不惜将葡国国力，降为一附庸地位，称为西国之一省。”又有谓：“所以派出许多西班牙卫戍队，进屯各地炮台，以为监视。”由此观之，当时西王菲腊四世，雄霸欧洲，视葡若附庸。其对澳葡握有之炮台，宁肯放过，故委贾士度为守尉。而在一六三三年，正是葡国沦陷于西班牙武力下之时代也。现该碑尚砌在议事亭壁间，可为历史攷据。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2月20日─1595年2月8日）12月1日，澳门圣保禄学院在新校舍举行开学典礼。圣保禄学院首任院长由孟三德神父担任，当年住校学生人数为19人，还有8～l0名日本修士和12名欧洲修士正在来澳途中。圣保禄学院是在圣保禄初级学校基础上创办的，学院创办后，初级学校仍然保留。由于澳门圣保禄学院的宗旨是使日本的传教事业得以为继，它同早已在澳门建立的耶稣会会院不同。因此，范礼安制定了一套有关这两个耶稣会机构应遵守的相互关系准则：两个机构互不隶属，会院负责管理教堂，学院则是对耶稣会同道施行教育。甚至规定，学院与会院之间的通道之门要经常关闭。里斯本海外历史档案馆第1695号钞件，转自李向玉：《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第33页；José Montanha, Apparatos Para a História do Bispado de Macao, p.294.李向玉：《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第33—35页；Domingos Maurício Gomes dos Santos, Macau, Primeira Universidade Ocidental do Extremo-Oriente, pp.17—29.魏若望：《着眼于日本：范礼安及澳门学院的开设》，载《文化杂志》第30期，1997年。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2月20日─1595年2月8日）12月1日，托梅•安东尼奥（Tomé António）逝世，葬于奥斯定会圣宠圣母修道院，他的墓碑是至今在澳门发现的最古老的墓碑。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27页。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2月13日─1612年2月1日）12月1日，李玛诺再次出任澳门圣保禄学院院长兼本堂神父。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86页。

崇祯元年（1628年2月5日─1629年1月23日）12月1日，葡印总督任命葡萄牙军官热罗尼莫•施维拉（Dom Jerónimo Gonçalo de Silveira）担任澳门总督。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38页。

崇祯三年（1630年2月12日─1631年1月31日）12月1日，贡萨洛•施维拉正式出任澳门总督。澳督贡萨洛•施维拉亲自前往日本，与日本当局谈判，希望解除因欠债而推行的禁止葡人在长崎贸易的政策。经过他的努力，日本方面解除了禁令，5艘葡萄牙船从长崎满载而归，但货款大部分仍是以抵押方式借自日本商人的银子。而贡萨洛•施维拉本人被当作人质，他的船被当作抵押物留在日本。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39页。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p. 122.

崇祯五年（1632年2月20日─1633年2月7日）12月1日，澳督贡萨洛•施维拉卸任，由葡萄牙军官卡玛拉•罗郎也（Manuel da Câmara Noronha）接任，为第四任澳督。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40页。

崇祯十三年（1640年1月23日─1641年2月9日）12月1日，葡萄牙贵族在里斯本发动政变，恢复葡萄牙独立，推翻西班牙人总督，拥立布拉甘沙公爵（Duque de Bragança）为国王。15日，布拉甘沙正式加冕成为葡萄牙国王，称若奥四世（João IV）。葡西分立后，西班牙人立即下令禁止澳门葡萄牙人在马尼拉的贸易。诺埃尔：《葡萄牙史》第10章，第253—254页。

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6月11日，明廷禁止澳门葡人入广州贸易。12月1日，葡萄牙摆脱西班牙统治，恢复独立。

康熙十九年（1680年1月31日－1681年2月17日）12月1—3日，柏应理神父离澳返欧启程日期原定于本月，但由于新任中国副省会长毕嘉收到闵明我于1676年在马德里出版的《中国王朝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论》一书的第一册，对这位多明我会士的观点极为不满，决定要反击他的诽谤，遂于本月初从北京赶抵澳门，并竭力劝阻柏应理推迟行期，以便带走耶稣会回应闵明我攻击的文章。于是，柏应理的行期被决定推后一年，而且，毕嘉仅同意两位“准备入会和接受铎品的年轻华人陪同，而反对其他人同行”。Francois Boneinck, La Lutte Autour de la Liturgie Chinoise aux XVII et XVIII Siécle, pp.199-200.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1月23日－1709年2月9日）12月1日，被逐出中国的奥斯定会士抵达澳门，计有：托玛斯•奥尔梯兹（Tomás de Ortiz）、若奥•巴路埃罗（João Barruelo）和若奥•努内斯（João Nunes）。江西代牧主教白万乐当时并未被驱逐，因为年老，他自己离开南京退居澳门。麦神父（Pe. Mai）也未被驱逐，因为害怕，而逃至澳门。还有一位菲律宾奥斯定会士伊那爵•诺路埃卡（Ináicio de S. Teresa Noruega）则留在广州。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561;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58.

雍正十三年（1735年1月24日－1736年2月11日）12月1日，前澳门王室大法官加斯巴•法兰古遗孀伊莎贝尔•埃萨(Isabel da Cunha de Eça)请求议事会批准其全家返回果阿。加斯巴•法兰古1680年以船长的身份来到澳门，在澳门与伊莎贝尔•埃萨结婚。1712—1722年出任澳门王室大法官，不久去世。加斯巴•法兰古在澳门居住有40余年，多次指挥航行赴马尼拉贸易。1708年，加斯巴•法兰古曾作为澳门使节赴葡萄牙，并为澳门议事会争取到28项特许权。因加斯巴•法兰古为澳门政界及商界的重要人物，故伊莎贝尔•埃萨的要求获得议事会的批准。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7.

乾隆十二年（1747年2月9日－1748年1月29日）12月1日，教宗发布通谕，任命巴黎外方传教会让．白蒂斯特．麦格罗（Jean-Baptiste Magrot）为云南、贵州及四川署理主教，并兼任巴黎外方传教会驻澳门帐房，将湖广管辖权留给了澳门主教。热拉尔．穆赛等编：《1659—2004年入华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列传》，第870页。

清道光七年（1827年1月27日─1828年2月14日）12月1日，《广州纪录报》载文描述了澳门没落的情形及其鸦片贸易：澳门在宽敞的住宅、货栈、教堂和防御工事上表示出往日富饶和繁盛的残迹；颇能在时髦和雅致方面挽回它在商业方面的损失。自从17世纪以来澳门已日趋没落，到19世纪初期，它已不再是一个重要的贸易站了——这是母国没落的直接结果。越来越多的英国侨民从广州商馆一个“季度”的圈禁生活中逃出来，在“这讲究仪表和礼节的沉闷的地方”，沉迷于纯英国式的“欢欣鼓舞的娱乐”——音乐会、化装跳舞会、赛马、业余戏剧。这个地方的巨大吸引力之一就是女人异常之多。东亚这个最古老的西方贸易据点已经变成一个很光怪陆离的城市。18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禁止孟买贩运白皮土之后，葡萄牙船成了惟一的运输工具，依照中国规定，它们只能在澳门卸货。但是由于葡萄牙人要在鸦片上尽可能地抽征税款，由他们坚持外国人在澳门经营贸易只能由葡萄牙代理人经手，英国的白皮土商人就被驱逐到黄埔了。澳门政府因为担心他们的生计，1819年提出一项计划，拟划一对英葡两国船舶所课征的关税，惟东印度公司须同意停止在孟买推销白皮土，并补偿澳门海关在达曼贸易上的损失。当澳门政府这项建议被宁愿使用群岛的英国商人拒绝之后，葡萄牙人便迁怒于伶仃的英商船队。英国商人可以用来抵制澳门的另一理由，就是它的司法腐败。马地臣写道：“自眉额带历死后，此间就没有一个正式的法官。如果你希望在这里得到公平待遇，你就应该尽量设法运动里斯本朝廷派出一位令人尊敬的法官。”麦尼克警告孟买的达曼鸦片货主不要把货运到澳门，免得受该（澳门）政府的损害，该政府行事的原则使在它控制下的外国人的财产毫无保障或安全可言。英国人认为，一度繁盛的殖民地落到目前的凄凉景况，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中国人所加的约束过于驯伏。The Canton Register, Vol.1, December 4th, 1827, No.4;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19—123页。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1月29日─1836年2月16日）12月1日，英国散商亚历山德勒·博依德（Alexander P.Boyd）与“马克·雷恩（Mark Lane）”行威廉·巴寇（John William Bucke）先生的女儿夏洛蒂·巴寇（Charlotte Bucke）在澳门举行婚礼。Supplement to the Canton Register, June 28th, 1836.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2月7日─1846年1月26日）4月23日，澳门土生葡人若奥．辛德曼（João Hyndman）以他本人及其子女的名义对居澳巴斯商人希尔治皮．鲁斯托姆治（Heerjeebhoy Rustomjee）提出诉讼。鲁斯托姆治为著名鸦片商，1840年后一直租居辛德曼家族在南湾大马路第34号公馆，年租金600元。到1845年时，鲁斯托姆治破产，不仅拖欠房租，还无力支付按金，故被辛德曼家族告到澳门法院。同时，鲁斯托姆治还欠葡萄牙人安东尼奥．高美士（António Gomes）的债，澳门法院于12月1日下令封存其家俱为抵押。施其乐（Carl T. Smith）：《珠江三角洲的巴斯客商》，载《文化杂志》第59期，2006年。

咸丰四年（1854年1月29日─1855年2月16日）12月1日，香港半岛东方汽船航运公司公布，有汽船新航班航行于澳门、香港、黄埔和广州之间，适当时候停靠金星门。每周六的广州汽船和周二的香港汽船中途停靠澳门。这是首次省港澳之间的通航。《澳门政府宪报》1854年12月9日第8号；Luís Virgílio de Brito Frazão, História e Desenvolvimento dos Correios e das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Vol. 1, p. 322.

同治七年（1868年1月25日─1869年2月10日）12月1日，奥古斯托‧施利华（Luís Augusto Rebelo da Silva）颁布《葡萄牙海外属地管治及行政组织章程》，旨在“谨慎分权”。该章程规定，总督由国王委任，配备一名副官辅助。澳门政务委员会由九名委员组成，大部分成员为澳门公务员，如属重要事情，尤其在处理立法性质或规章性质的措施时，必须听取该委员会的意见。总督享有一切由《行政法典》赋予行政长官的权力，还有权任用某些人员和某些地方机关人员。但对总督的许可权也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如禁止总督就经济、财政税务、司法组织、基本权利等事宜进行立法。总督行使紧急立法权限，必须取决于政务委员会表决确认紧急情况的出现。萧伟华：《澳门宪法历史研究资料（1820—1974）》，第33—34页。

同治七年（1868年1月25日─1869年2月10日）12月1日，最后一名多明我会修道士若奥‧圣特雷沙（João de Sta. Teresa）神父在澳门逝世，他是一位离开修道院的修士，也是把遗骨留在澳门的最后一位多明我会修道士。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637.

同治八年（1869年2月11日─1870年1月30日）12月1日，澳门政府为加强对氹仔、路环两岛的管治，特颁布法令成立离岛议事公局，同时2名警司、2名警官和21名警员被派驻离岛。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77页。

1869年（清同治八年）11月18日，葡海外部决定将《民事法典》延伸到殖民地。第8条规定：“中国人的风俗习惯须在华政衙门权限中予以重视。”12月1日，成立离岛市政厅。澳门立契官公署成立。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8月10日，军人医院第一期平整土地工程开工。贾华玉少尉主持这一工程。11月l1日，在东望洋山已平整的土地上修建一所新军人医院的方案和预算均获批准通过。该方案发表在1872年第47号《政府公报》上。12月1日，欧美德总督主持举行盛大的奠基典礼。议事公局将该医院命名为“圣雅努阿里奥（São Januário）军人医院”，即今澳门山顶的仁伯爵医院。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88─189页。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12月1日，腊一炮台动工奠基。图纸由工程师塞尔卡尔男爵小梅洛先生设计。炮台于第二年5月间建成。该炮台为海岸防御工程，位置在南湾的最东端，与嘉思栏炮台互为犄角。该炮台为露天炮台，总面积为1374平方米，共架5门大炮，3门铜炮，2门铁炮。1888年该炮台增建一个不规则四边形立体防御工事，1900年炮台着火爆炸。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89页；Jorge Graça, The Fortifications of Macau, pp. 114—115; 文德泉：《阿尔诺索伯爵笔下的澳门》，载《文化杂志》第78期，1989年。

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12月1日，仁伯爵医院（山顶医院）奠基。

光绪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6月20日，葡国上谕对澳门政府4月2日所呈递澳门、氹仔、过路湾户口册，“深为俞允”。该户口册系在1878年12月1日所办。并褒美澳门户口册总局主席辅政司噶哋‧唎哑，奖誉该总局及分局各与有力协办者，称他们“于此要件认真办理，实堪嘉尚”。《澳门政府宪报》1881年8月6日第32号。

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1月2日，《澳门省政府公报》重新出版，直到1927年12月31日。3月26日，金登干与葡外交大臣巴罗果美（Henrique de Barros Gomes）在里斯本草拟《中葡里斯本草约》。12月1日，前澳门总督兼葡萄牙全权公使罗沙与清朝大臣多罗庆亲王共同签署包含有54项条款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其中第二条确认葡萄牙对澳门的永久占领和管理，而葡萄牙承诺未经中国同意不得转让澳门。两广总督访问离岛。根据中葡协议，澳门鸦片经营权的税收采用和香港相同的作法。

光绪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6月下旬，葡萄牙国王特使及全权公使、前澳督罗沙抵达澳门。7月7日乘船至天津，7月13日抵达北京。8月4日，展开中葡立约谈判。经过三个多月的反复谈判，于12月1日，双方签订了条约五十四款、缉私专约三款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各约均用中、葡、英三种文字书写缮就，一式两份。其中有关澳门地位最关键的两款在《里斯本草约》的基础上改为：“前在大西洋国京都理斯波阿所订《预立节略》内，大西洋国永居管理澳门之第二款，大清国仍允无异。惟现经商定，俟两国派员妥为会订界址，再行特立专约。其未经定界以前，一切事宜俱照依现时情形勿动，彼此均不得有增减改变之事。”“前在大西洋国京都理斯波阿所订《预立节略》内，大西洋国允准，未经大清国首肯，则大西洋国永不得将澳门让与他国之第三款，大西洋国仍允无异。”罗沙在条约签字后，迅即南返澳门。这个条约起因于鸦片税厘并征，但清廷最后同意签署的原因，除了鸦片税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害怕葡萄牙人将澳门交给法国或其他欧陆强国，这样才会令中国南疆的形势更为不安。这一条约的签订对葡萄牙人来说虽然没有如愿争取到对面山及撤销澳外关卡，但获得了争取数十年而一直未曾获得的“澳门地位条款”及“最惠国待遇”，故于澳门葡人仍是一大喜事；对中国来说，除了海关的鸦片税大增这一十分实惠的经济利益外，确定澳门地位只不过是承认一个数十年以来存在的事实而已，对清廷损失十分有限，而通过确定澳门地位以落实澳门不会转移到其他欧陆强国手中，这使清政府多年以来的担心变为放心，这更应是这一条约签订后带来的最为正面的效应。中文条款的“永居管理”，其英文为Perpetual Occupation，为“永久占有。之意，而条约又是以英文为准。于是1887年之后澳门的法律地位不是如何如何确定，而是更加含混，对澳门的属性便出现了“割让地（Cession）”、“租借地（Leased territory）”、“占领地（Occupation territory）”及“管理地（Administration territory）”等等多种说法。参见谭志强：《澳门主权问题始末：1553—1993》第3章，第178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奏报葡约已议成请旨派员画押折》，第370一381页；《清季外交史料》卷74之《总署奏葡约现已议成请派员画押折》。

《葡萄牙与中国友好通商条约》 / 1887年12月1日由两国全权代表在北京签署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月22日─1899年2月9日）12月1日，澳门嘉思栏兵营步兵联队司令波尔菲里奥‧索萨（Porfírio Zeferino de Sousa）中校因被其下属杀害，于本日举行葬礼。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97页。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2月4日─1906年1月24日）11月15日，氹仔、路环白鸽票及澳门山票生意开投，港商余蔼国以最高票计每年出饷282000元投得，合同以六年为期，从1905年12月1日至1911年6月30日止。承充人有权在澳门设立分厂牌仔，售卖山票，不日即可开办，拟每月开彩三四次。山票是晚清彩票的一种，光绪末年为了弥补闱姓被取消后的税饷损失而创制的彩票赌博。其赌法是：从《幼学千字文》中选出书中最前一部分由“天地玄黄”到“遐迩一体”止，合共120字。投买者在其中任意挑买15个字，5个字为一条，每会收票若干，每月于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开彩三次，开彩前一天截止投买。徐珂称：“粤东有山票者，其注用《千字文》首篇一百二十字，较白鸽票多四十字。猜买者以十五字为限。每次开三十字，收票可至数十万条，每条须银一角五分，于数十万条中，取中字最多者得头彩，同中同分。票盛时，头标可得数万元。”郑观应称：“山票毫半近闻半毫亦可猜买，而得猜有数十倍、数百倍至数干倍之多，其引人入胜之法可谓妙矣。”《广东日报》乙巳年（1905）十月二十七日；《澳门政府宪报》1905年11月25日第47号。徐珂：《清稗类钞》第10册赌博类《山票》，第4893页。又参见胡根：《澳门近代博彩业史》第l章，第15—16页。《郑观应集》下册《致广州两粤广仁善堂董事徐君树堂书》，第400页。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2月2日─1909年1月21日）12月1日，据葡国报纸报导，因澳门形势紧急，葡萄牙政府已秘密派遣三艘军舰前往澳门，担心“属地有失守之虞。”黄培坤：《澳门界务争持考》之《叙》。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2月2日─1909年1月21日）12月1日，澳门华绅在镜湖医院恭设两宫慈禧与光绪灵位，自是日起，连续三日举行哭临典礼。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光绪三十四年拱北口岸华洋贸易情形论略”，第256页。

宣统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12月1日，批定禁运高根（为可卡因之葡语译音）章程。自1910年12月1日以后所有华洋各人，一概禁止在中国制造高根及刺高根之药针等器具。除有各项医务学执照之外国医生及外国药铺，以及各省地方医院、军医院、军医学堂，准照以后所列之办法，将高根及刺高根之各等器具运入中国外，其余华洋各人一概禁止输运进口。《澳门政府宪报》1911年1月7日第1号。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10月12日，澳门著名汉学家、翻译家伯多禄．施利华(Pedro Nolasco da Silva)逝世。伯多禄为澳门土生诺拉斯库．施利华家族的第四代，其父为澳门帝汶、果阿间航行船长，母亲为英国血统。伯多禄1842年5月6日生于澳门大堂区，幼年求学于圣若瑟修院，后以学生身份入华政厅任翻译，升至厅长。1887年，以翻译身份陪同葡萄牙特命全权公使汤玛斯．罗沙(Tomáis de Sousa Rosa)伯爵赴北京谈判，并于同年12月1日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伯多禄曾任圣若瑟修院和商业学校的中文教师，曾编辑出版过若干语言教材，特别是《澳门土生青年汉语教科书》最为有名。他还是澳门土生教育促进会的创办人之一，也是商业学校的创办人，并担任第一任校长，后该校即以其名命名为“伯多禄商业学校(Escola Comercial 'Pedro Nolasco')”。自1903年起，先后获任市政厅副主席及主席之职，在他当政期间，主持改造了营地街市，并为澳门所有街道安装了街灯。在仁慈堂的支持下，他还成功地组织过一次博彩活动，极大地改善了他的财政状况。他在香港出版《人民回声报》，还在澳门担任《澳门土生人报》和《澳门土生回声报》的主编。他精通古汉语与中国文化，且具有极为出色的中文翻译能力，曾荣获葡萄牙基督军事骑士勋章。伯多禄生前与华人关系融洽，《镜海丛报》曾评他“深通华俗，性和品正，才练望崇，邙亦慈和，接物端正持躬”。澳门政府为纪念他，于1942年4月22日将澳门中区的白马行街命名为“伯多禄局长街”(Rua de Pedro Nolasco da Silva)。《镜海丛报》1894年11月28日《公局举绅》。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Ⅱ, pp.395-397; 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2, pp.765-766；李长森：《明清时期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发展及变迁》，第362-363页。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12月1日，从即日起，《祖国报》(A Pátria)由周报改为日报，副标题改为《捍卫葡人利益的日报》(Diário Destinado a Defesa dos Interesses Portugueses)。该报从即日起发行至1926年6月30日，共出版835期。林玉凤：《澳门新闻出版四百年》，载《澳门史新编》第4册，第1233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190页。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二月一日第二十二次理事常会会议案，记载镜湖医院救伤队于十二月一日成立。

镜湖医院救伤队于1933年12月1日成立。

民国三十二年 (1943年1月1日-1943年12月31日)12月1日，夜半，日本商社船“公益丸”在澳门领海爆炸，八名日本乘客获救，九名中国人死亡。据日本方面称，这次与11月22日军用船“屋岛丸”事发地点几乎在同一海域。日方为此怀疑是按照谋略使用飞机发射水雷造成的，于是要求澳门总督予以关注，取缔中国式帆船，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可总督表示出不同意机雷说的姿态。日本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国情杂件‧葡萄牙部分》，载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 (下册)，第2098页。日本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国情杂件‧葡萄牙部分》，载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 (下册)，第2098页。

《灵修小丛书》由澳门慈幼印书馆印行，共十二册。原著录：《灵修小丛书》（1944年始）抗战期间（1944年始）慈幼印书馆印制之系列丛书―《灵修小丛书》。

民国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 )12月1日，澳门记者公会正式成立，取消“新闻协会”原名。先是本年9月26日，国民党改组新闻协会，由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机关的袁锦涛出任筹委会主席进行改组。同时为联络和推动澳门新闻界对三民主义的宣传，由袁锦涛出面，与朱伯英、黄衡仲、陈大白、何曼公等发起筹组中国新闻学会澳门分会。澳门记者公会采用常务理事制，选举许国潮、黄浩然、何曼公为常务理事，文非一、陈仲霭、陈大白、陈少伟、陈天心等六人为理事，以民生报社为会址。12月15日，呈请党部备案。《市民日报》1945年9月26日、11月14日、12月2日、12月15日；陈大白：《天明斋文集》，第160页。

抗战期间，澳门教育发扬了高尚的爱国精神和团结自救精神。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澳门师生已关注时局。1937年“芦沟桥事变”，澳门广大师生逐步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中。抗日救亡成为这个时期澳门学界的“主旋律”，演讲、戏剧、歌咏、作文、书展等都以救国为主题。师生走出校园，参与社会上的抗日活动，爱国精神根植心中。原著录：《抗战诗集》1938年10月，日军入粤。培正教师李竹侯感触而作，自勉勉人，发扬气节，鼓舞抗日。

民国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12月1日，葡国青年团游艇部举行开幕典礼。澳督柯维纳亲临参加，此外澳门主教罗若望、青年团团长、军政当局长官、各界名流均莅临现场。《最近三年澳门属地完成及改善各项工程概况 (1947年9月至1950年9月)》，第9页。

上排左起：黄杰孙、颜国瑞、黄景韶、林得铭、李君正；中排左起：林绮、朱婉蓉、陈玉清、黄玉英、崔燕霞、彭惠珍；后排左起：冯仕莙、崔元举、盛光运、邓景范、张鐡军、黄景澜。

1990年12月1日，葡京酒店大火，葡京酒楼全层焚毁，赌场停业半天，损失逾亿元。

1995年12月1日，新加坡至澳门首航。

台北航空运输商业同业公会与澳门航空公司代表于1995年12月1日签署《台澳通航协定》。复兴航空于同年12月4日首航，先后开办台北至澳门及高雄至澳门两条定期航线，成为首家经营台澳航线的航空公司。由于经营出现问题，该公司在2016年11月22日停航。

新加坡航空于1995年12月1日，使用185座的空中巴士A310宽体客机开办新加坡至澳门航线。受美国911影响客量下跌，新加坡航空于2001年10月底停飞澳门航线，后交由子公司胜安航空营运。到2005年，改由新航旗下的欣丰虎航空（已改名为酷航）以低成本模式营运。

2002年12月1日，公安部部长助理朱恩涛率团来澳出席“ 内地公安机关与澳门警方合作第六次工作会晤”。

政府机构除了直接提供爱滋病检测服务外，政府亦资助一些非政府机构提供有关服务，防治爱滋病委员会亦资助工人医疗所、澳门关怀爱滋协会、戒毒康复协会等非政府机构针对不同的人群提供免费的爱滋病咨询和检测服务。澳门关怀爱滋协会提供热线咨询和面谈辅导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