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1月29日─1597年2月15日）12月10日，弗兰西斯科•卡布拉尔在果阿写给耶稣会总长助理的信称：据来自澳门的人说，那里的事态比果阿更为糟糕，在果阿的行为多少还较为慎重，而澳门则一切都是公开的，无人不晓。一位有声望的富人在范礼安手下担任主要的代理商，且长期管理这些商业活动的巴尔塔萨尔•科埃略神父在2～3天前对我说，在澳门，人们对耶稣会存在着巨大的不满，在那里，日本的司库米格尔•苏亚雷斯在学院有自己的交易所，有大量的货币进出，中国商人频繁出入其中，尽管该神父通过他人进行买卖，但他自己也去店里求购货币。他还告诉我，除了大量投资于送往日本的商品，米格尔•苏亚雷斯神父还在当地购买货币，高价转卖，金额巨大，所有的人都在控诉此事，不论是否在澳门的朋友及各个修会，都对此事表示了极度的不满。为此，会院中的神父们感到非常耻辱，几个神父流着眼泪对我说，无论自己感到多么耻辱，也无能为力。因为范礼安神父免除了米格尔•苏亚雷斯神父在买卖上服从院长命令的义务。高瀬泓一郎：《ィェズス会と日本》卷1，第182—190页。

耶稣会神父曾德韶关于中国事务的信件【手稿】

康熙十七年（1678年1月23日－1679年2月10日）12月10日，葡印总督帕依斯•桑德（António Pais de Sande）参政大臣之子、葡萄牙贵族、前莫桑比克总督沙加路（António de Castro de Sande）就任澳门总督，但仅在任数月。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60页。

乾隆十八年（1753年2月3日－1754年1月22日）12月10日，澳门的贫穷迫使议事会向葡印总督塔佛拉侯爵（Marquês de Távra）禀报四件事：1.取消议事会议员的薪酬；2.撤销老楞佐“坚屋”并该坚屋之官兵；3.停止聘用外科医生贝尔南德斯．里贝罗（Bernardes Ribeiro）；4.动用已故南京主教的白银。27日，澳门议事会又向葡印总督禀报，今年又损失了3艘船及船上的财产。另外，澳门已经陷入了极度贫穷，葡国国王如果不救济，“他的皇冠上肯定会失去这颗宝贵的明珠”。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51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473.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1月31日─1795年1月20日）12月10日，活跃在粤澳两地的亚美尼亚巨商马休斯•约翰尼斯在广州病逝。他的遗嘱的执行，在澳门引起极大的关注。因为涉及几十万西班牙银元。根据遗嘱，马休斯赠给澳门主教5000元，用以分发给各教堂及神职人员；又捐其10岁孩子的教父马努埃尔•巴罗斯（Manuel Vicente Rosa de Barros）5000元，给孩子的保姆埃莱纳•格雷亚斯（Elena Gracias）200元，给仆人哈龙（Haron）400元，留下1000元由仁慈堂布施给澳门的穷人。剩下的财产分为五个部分：将第一部分留给其妹妹的女儿玛丽亚•比古姆（Maria Begum），马休斯规定，这一部分财产投资一桩有保障的生意，赚钱用来维持他这位侄女的生活。第二部分财产用来安抚他本人的灵魂。它将交付一家有名望的公司用来进行可靠的投资，其利润分成 四份分别交给耶路撒冷、阿拉拉特（Ararat）、俄罗斯及尤尔法城（Julpha）的亚美尼亚教堂。剩下的三部分即财产的3/5留给他儿子约翰尼斯（Matheus Johannes）投资所用，但马休斯规定，这一部分遗产由他的生意伙伴佩古斯 •亚当（Pegus Adam）、约翰尼斯的母亲沃塔尼斯（Vertannis）及马休斯的兄弟拉扎罗•约翰尼斯（Lazaro Johannes）共同管理。他的遗产中有12张债务单据，分别为亚美尼亚、英国、瑞典、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总值为112500元。他留下的内港附近的豪宅价值6000元，马休斯生前的财产远比澳门的年度财政预算要大得多，许多澳门政府部门都要依赖于他的资金，以致掌握这座城市命脉的人们不允许他转移走他的财产，以防这座城市的财政崩溃。他的兄弟拉扎罗继续留在澳门来照看未完成的生意， 当然也试图积累起自己的财富。马休斯的家族对澳门与广州有巨大的影响。在1802年，拉扎罗和他的家族移居到了加尔各答。其子小拉扎罗•约翰尼斯（Lázaro Johannes Jr.），出生在澳门，由两位中国籍天主教徒抚养大，并教他中文。施其乐、范岱克：《追寻澳门亚美尼亚商人的足迹》，载《文化杂志》第55期，2005年；施其乐：《一位18世纪澳门亚美尼亚富商》，载《文化杂志》第50期，2004年，文称马休斯逝世于1794年12月24日。Paul A.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pp. 122—134; 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 23, p. 237; 施其乐：《一位18世纪澳门亚美尼亚富商》，载《文化杂志》第50期，2004年。

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2月2日─1833年2月19日）10月18日，本日晚及12月10日晚，葡萄牙剧团演出了西班牙戏剧《灰姑娘》。据当时观众的记载，“音乐和画面很好，女主角不算漂亮。派瓦（Paiva）先生为指挥。”Harriett Low,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p.450, 474.

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2月17日─1837年2月4日）12月l0日，葡萄牙海事暨海外部长萨·班德拉（Marques de Sá da Bandeira）向议会提交报告时承认：“该城（澳门）居民近三万，其中葡萄牙子民仅四五千之多，大部分为华人。中国当局以中国法律对其加以管理。鉴于此种情况，考虑到与中华帝国的关系（本殖民地或商站完全依附中国），本澳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管理方式。任何一种改变将是十分微妙的。”班德拉宣布在葡萄牙全境废除奴隶制度，并下令禁止从海上进口奴隶。海事及海外部部长萨·达·班德拉于1836年提呈议会的报告，转自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第1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64页。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1月23日─1842年2月9日）12月10日，英国人托马斯·比尔最后一次在澳门露面，直至次年1月12日被发现陈尸在澳门㓥狗环，1月14日被移往新基督徒坟场下葬。比尔生前欠下往来公司的11.2万澳门元巨额债务，因无力偿还而走上绝路。他留下一封遗书，请求得到上帝、家人、朋友宽恕。他是因为在加尔各答投机彩票而破产的，那一次他押上了全部财产。比尔于1781年抵达澳门，后因从事鸦片交易而致富。他那幢位于白马行街的住宅，因有奇异珍贵的植物而闻名远东。他的私人图书馆也颇有名气。为他带来了声誉。Chinese Repository, Vol.11, No.1, pp.59—60.

咸丰七年（1857年1月26日─1858年2月13日）10月16日，议事公局通知在澳门的基督新教差会，自12月10日起，市区内不得再埋入任何死者，新教徒坟场亦需关闭。1858年，新教徒会在望厦一带购置了新地块“卡内罗花园”，以安葬死者。自此，此地被称为新坟场，贾梅士广场附近的坟场则叫做旧坟场。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31页。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12月10日，葡萄牙海外省事务部长安德拉德．科尔沃（Andrade Corvo）颁令禁止利用澳门港口对外输送契约中国劳工。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93页。

光绪四年（1878年2月2日─1879年1月21日）12月10日，在八月间，有卖熟洋烟之人违犯公物会与承充人所订合约条款，该承充人禀请照约惩办，澳门华政衙门理事宫不允办理。其时正值澳门饷项大宗番摊招人投充前一日，显然有碍时宜。而凡公物会酌定事宜，以保护承充人权利，理事官应行遵照。是以澳督飭令改正，并将管理华人事务官撤任停俸。管理华人事务官不服，上告至里斯本，葡廷以为澳督所为实符澳门应行定例及超显澳门政事紧要，谕令俱著照澳督所议办理。《澳门政府宪报》1879年2月1日第5号。

1910年（清宣统二年）3月5日，两广总督及北京政府要求澳葡港务局撤除在阿婆石与青洲之间设立的一水炮，未遂。5月27日，在帝汶购买白、黑桉树籽，引植于氹仔及路环山地。7月，海盗在广州与澳门之间一学校内绑架数十名学生并将其劫持至路环躲藏，向受害者家属勒索3万5千澳门元赎金。澳葡政府出动军警救出人质和被俘者。10月5日，葡萄牙宣布成立共和国。10月12日，葡萄牙颁布法令，规定6月24日为澳门节日。11月4日，成立贾梅士博物馆。11月19日，耶稣会会士被逐出澳门。12月10日，新建滨海大马路启用。被命名为民国大马路。

宣统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12月10日，新建滨海大马路启用。按照议事公局提议，将其命名为“民国大马路（Avenida da República）”。同时又将靠近内港的泗[口孟]街改名为“十月初五街（Rua Cinco de Outubro）”。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47页；谭志强：《澳门主权问题始末：1553—1993》第4章，第212页。

清宣统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12月10日，澳门政府租用圣嘉辣堂楼房以安置洛伦索‧玛尔科斯（Lourenço Marques）民防特遣队。由于中国内地爆发革命运动，亟需加强澳门的防卫。有士兵约600名由非洲、印度等处调来澳门，并巡舰1艘，载有水军约200名，亦为驻澳之用。至1911年底澳门拥有：莫桑比克混合炮兵小队、洛伦索‧玛尔科斯民防特遣队、印度土著步兵连。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59页；《华字日报》1911年12月16日《澳门增兵》。

民国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12月10日， 粤澳政府虽多有努力， 但拱北口外海盗依然猖獗， 以致民船仅离澳门数里之遥， 即遭抢劫， 甚至有海盗扬言攻击拱北口泥湾门关厂。本日， 一帮盗匪冒充旅客搭乘“广州湾”号轮船， 刚过三洲堂海面时即行劫掠， 葡人船主当场毙命， 并造成一名带水华人重伤。另有一只贼船在附近高澜岛接应， 将办房之洋银24000元及其他货物一概抢去。《中华民国二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1914年3月30日)， 载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 第288─289页。按：拱北关税务司报告称， “闻船只往来所不幸者， 系因海盗麇集本口， 时出抢劫”， “民船终岁每遭盗劫， 轮船亦无幸免， 遇事之处多在泥湾门附近地方。故香港民船之往阳江、水东者， 鉴于东澳及高澜两处之危险， 即改道转由马骝洲驶行。海盗披猖， 肆行无忌”。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11月5日，澳门国课衙门发布公告，宣布拟于12月10日上午11时在国课衙门大堂内将澳门、氹仔及路环开收白鸽票、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期限为3年，即自1926年1月1日起至1928年12月31日止，押票银8000元。《澳门政府宪报》1925年11月5日第45号。

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1日─1926年12月31日)12月10日，弗雷德里克．巴波沙上尉(Frederico Tamagnini de Sousa Barbosa)出任治安警察厅厅长，直至1930年5月23日。罗巴度(António Júlio Guimarães Lobato)出任氹仔及路环区统领和政务厅厅长(又称海岛市公局局长)，直至1933年在任上逝世。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fas de Seguranca de Macau, p. 53.]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324页。

民国十九年 (1930年1月1日-1930年12月31日)12月10日，巴波沙预定即日由澳门动身回国，但后来又决定带夫人到日本访问，受到日本官民的热烈欢迎。《有关澳门总督更换件》，载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 (下册)，第2089页。

澳门中国青年救护团澳门中国青年救护团成立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月二十四日，由澳门社会人士暨镜湖医院值理等五十三人，在商会举行发起人大会，公推镜湖医院值理徐伟卿为团长，柯麟为训练部长，暂借镜湖医院一部份为该团办事处，公开招收第一期学员，取录男女学员五十人。

民国三十二年 (1943年1月1日-1943年12月31日)12月10日，澳门政府的油船发生爆炸，总督为此改变了反驳日本领事关于“屋岛丸”、“公益丸”事件是机雷说的态度，肯定上述事件是因机雷而遭遇害，认定11月15日夜半低空飞来的飞机投下的水雷，并答应扫荡海域与保障航路安全的要求。不过，总督始终持续反对日本领事提出的陆上谋略团策划的机雷说，所以否定陆上说，就是要回避责任。从周围情况看，也是用心思来掩盖英国领事等的谋略。总督因惧怕招致国际纠纷，而坚持飞机说，对日方说：“相信是美国飞机所为，已用电报向本国政府报告此事。”过些时间，为了进一步确认上述的结论，要求以公文说明承认日本方面保留提出损害赔偿的一切权利，正式写明爆炸原因时，总督不予确定，表示困惑的样子。日本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国情杂件‧葡萄牙部分》，载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 (下册)，第2098页。

民国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12月10日，被召回国的葡驻华公使费雷拉‧丰赛嘉向葡萄牙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承认新中国的长篇报告，报告指出“无论从军事还是经济的角度看，澳门在海上或陆地上，均无防卫可言。中国如果愿诉诸武力，就可以对澳门进行军事占领”，为此“既然澳门不具备军事防御的能力，而且不能抵抗任何形式的封锁，那么，如何保住澳门的问题，就必须从政治和外交方面去考虑”，也即“必须同共产党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何况澳门只能依靠中国”，“葡萄牙政府只有立即宣布承认新政府，才会对葡萄牙有利”。与此同时，丰赛嘉还强调葡萄牙政府若要保持在澳门的利益，绝不能依赖美国和英国的支持，“除非在 (澳门)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能够确保得到军事上的援助，否则必须立即承认”。丰赛嘉的这一立场得到了澳督柯维纳、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卡尔韦特‧马加良斯、驻上海总领事罗博‧西蒙埃斯 (A. Lopo Simões)、驻香港总领事布拉藏 (E. Brazão)、葡萄牙外交部秘书长兼政务司司长法利亚 (A. de Faria)等人的支援，他们均主张从维护葡萄牙在澳门的地位及葡萄牙在华利益出发，葡萄牙应当放弃依靠外援的幻想，尽早承认新中国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但他们的主张却遭到希望得到美国支持的萨拉查及其拥护者的强烈反对。《周恩来致葡驻华公使公函》，载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 (下册)，第2105页；Arquivo Histórico-Diplomático do Ministério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PEA, M158B.

前排左起：陈菊、胡兰钿、周英、黄文生、李晃、张耀、陈忠； 后排左起：何少霞、江珍、麦宝珠、林苏、卢辉、苏礼权、陈潮。

1989年12月10日，“公益金百万行”隆重举行。2万人参与，筹得善款290多万元。

1994年12月10日，中国民政部副部长阎明复应澳门日报读者公益基金会邀请访澳。

1995年12月10日，“公益金百万行”隆重举行，葡萄牙总统苏亚雷斯、中国民政部副部长徐瑞新等主持剪彩，参加人数破纪录，筹得善款560万元亦破纪录。

1996年12月10日，中国公安部长助理兼国际刑警中国国家中心局局长朱恩涛访澳。

拍摄时间：1997年12月10日 左一 ：崔世安校长； 左四起：黎祖智、澳督韦奇立将军、马万祺主席、柯小刚副社长、韦思理局长、梁秀珍院长。

莲花大桥是澳门第三座大桥，也是陆路通往内地的第二条通道，连接京珠高速公路，对珠澳交通、经济将会起着促进作用。这是珠澳两地友好合作、迎澳回归的大型建设，更显示澳门与大陆一脉相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莲花大桥命名，因为莲花是澳门的象征。它西起珠海横琴岛，东接澳门路氹填海区，横跨两地之间的十字门夹马口水道，全长一千七百多米，宽三十米，双向六线行车，气势宏伟，宛若长龙。大桥分行车道及行人道，中央是珠澳分界线，两地共投资二亿元人民币建造（其中澳门段七百二十米，造价近八千三百万元），一九九八年九月和十月间分别施工，九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合拢，十二月十日揭幕，待各项工作准备妥当，二零零零年三月廿八日通车。由于两地行车交通不同，本澳车辆靠左行，而内地车辆靠右行，为解决过境换线问题，珠海段桥头设计了新颖的双圆引桥，使得双方车辆经过引桥时完成自动换线行驶。澳门段的配套工程路氹城边检大楼，设有旅客出入境柜台廿八个，水警稽查队柜台四个；大楼左右两侧设有出境或入境车辆检查通道；外围还有停车场、候车站和巴士站等设施。整座边检大楼占地六公顷，建筑面积九千平方米，各项设施齐备。 在大桥开幕礼上，前澳督韦奇立和前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王启人均表示莲花大桥是珠澳“双方努力合作的结果和结晶，象征友谊、合作和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么说，莲花大桥是一座通向未来的桥。

1999年12月10日，身份证明司宣布回归后特区政府将签发往来香港特区旅游证，本澳合资格居民可自由往港。

1999年12月10日，莲花大桥落成剪彩。

乘车经过扩宽后的路氹连贯公路，见到行车线中间的安全岛上，设置十二座生肖系列大型石雕塑像，一字排开，颇具气势；而雕像之间种植花木，绿化环境，既作分隔来往车辆地带，也增加了新景点，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十二生肖是我国古代用十二种动物配十二地支，表示人的出生年的属相和吉祥之物，按次序是：子属鼠、丑属牛、寅属虎、卯属兔、辰属龙、已属蛇、午属马、未属羊、申属猴、酉属鸡、戌属狗、亥属猪，也称十二属。而今，连贯公路上系列生肖雕塑，并不是按地支排列，却作了调整，由龙开始，据知原因当年二零零零年是中国传统龙年，而龙又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故以龙为首，以连贯公路氹仔路口作起点，排列开去，每座雕像相隔约一百米，直至路中段莲花圆形地。雕像一般高约三米，宽约四至七米不等，重量超过三十吨，统一以黑色云石作底座，更加衬托雕像雄伟。据说，这组雕塑是世界最高最大的同类作品，造价一千三百万元，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日揭幕。 这系列大型雕塑由本澳艺术家梁晚年设计，河北省曲阳县石雕厂施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唐锐鹤敎授当顾问，其中蛇、鼠、兔、马、羊、猪采用北京房山汉白玉，牛、龙、虎、猴用河南晚霞红石，鸡、狗用河北曲阳桃红石，利用石料的自然色泽和纹理，运用中国民间石雕技巧，结合西方雕塑手法，塑造各种不同形态的动物，朴素粗犷，形象生动，工艺精湛。

2002年12月10日，“第四届粤澳消防技术研讨会”在澳举行，国家公安部消防局政委李向华率团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