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12月2日，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于里斯本病逝。19日，若奥三世(João III)登上葡萄牙国王位。若奥三世即位后，鉴于第一、二次使华的受挫，中葡关系断绝，通商蒙受重大损失，遂改变乃父的观点，调整葡萄牙对华政策，并且“希望马六甲兵头能设法把中葡关系恢复到最初状况，保持同中国的和平友谊”。葡萄牙学者山度士．阿尔维斯(Jorge Manuel dos Santos Alves)认为，若奥三世即位后其对华政策有三大原则：一、与在中国海做生意的葡萄牙和葡—亚私营商贾中采取实用主义原则。葡萄牙王室认为，通过其在地方接触中富有成效的协作，可以获得葡萄牙重新进入中国港口。二、通过与亚洲商业团体(特别是在马来半岛帕塔内港建立的团体，甚至是伊斯兰教团体)进行贸易的方式增加容许度。并认为为重新打开中国港口与其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三、在选择中国对话者时，采用灵活的现实主义态度。对葡萄牙王室来说，中国皇帝不是第一目标，而各省地方官才是葡萄牙外交的首要目标。他们认为在这些当政者手中掌握了接受或拒绝葡萄牙贸易的实际决定权。诺埃尔：《葡萄牙史》第5章，第146页。奥利维拉：《葡中接触五百年》，第37页。阿尔维斯(Jorge Manuel dos Santos Álves)：《澳门开埠后葡中外交关系的最初十年》，载《文化杂志》第19期，1994年。

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12月2～3日，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São Francisco Xavier）在台山上川岛与世长辞。葡萄牙远征日本舰队司令官索萨（Leonel de Sousa）率领商业舰队至广州。上川岛成为葡萄牙与中国贸易的主要场所。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1月30日─1558年1月19日)12月2日，葡萄牙人帮助广东政府平定漳州巨盗澳门“阿妈贼”老万集团，广东政府允许葡人侨寓濠镜。 费尔南．平托的记载为：“1557年，广东官员在当地商人的要求下，将澳门港划给葡萄牙人做生意。”《耶稣会会士在亚洲》称：“是年(1557)，广东的官员将这澳门港给了葡萄牙居住。他们先是在上川，然后在浪白滘。从这些岛屿，他们同华人和日本人做了几年的生意。”《葡萄牙17世纪文献》：“直至1553年，葡萄牙与华人在上川岛进行交易。华人于1555年将他们由此移往浪白滘，并于1557年迁至澳门，官员将此港给他们进行贸易。葡萄牙人为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确认了澳城其港、其地的让与这功劳便是歼灭了骚扰广东的巨盗。为此，华人将葡人迁至距广州较近的这一港口。”《16世纪澳门史资料》：“该城居民于1557年击溃横行中国沿海的漳州巨盗，所以从伟大的中国国王处获一‘chapa(札)’，将他们现居住的港口及其地赐给了他们。”《1644年前日本纪事》：“1557年时，有若干中国叛人凭据澳门，抄掠广州全境。省中官吏不能剿灭盗贼，求助于上川的葡萄牙人。葡萄牙人为数仅400，赖天主及圣方济各之助，击散群盗。中国奖其功，许葡萄牙人在澳门停留居住，惟不许筑城置炮。”可见，将1557年视为广东地方官绅允许葡人正式定居澳门的年代应是确定的，但这一允准并未通过明朝中央政府的承认。这一年亦为澳门建城之始。汤开建：《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笺正》，第49—54页。之所以将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定在12月2日，主要依据于萨赖瓦(Joaquim de Sousa Saraiva)主教手稿称“此事发生于1557年12月2日星期五”。萨赖瓦主教手稿藏埃武拉公共图书馆及档案馆Cód，CXV I/2—5。费尔南．平托：《远游记》第221章，第698页。阿儒达宫图书馆：《耶稣会会士在亚洲》Cód. 49-Ⅳ-66, f1. 46.荷兰殖民地档案馆藏：《葡萄牙17世纪文献》，第12—13页。Jordão de Freitas, Macau: Materiais para a Sua História no Séulo XVI, p. 20.嘉尔定(António Francisco Cardim)：《1644年前日本省报告》第1部分，第6页。

万历六年（1578年2月7日─1579年1月26日）12月2日，兵部回复两广总督凌云翼、福建巡抚刘思问之建议，对闽、广下番船实施挂号给告制度，由海道副使挂号，验其丈尺，审其货物，当出海回籍后，俱照数盘验，不许夹带违禁货物。《明神宗实录》卷81万历六年十一月辛亥。

崇祯十四年（1641年2月10日─1642年1月29日）12月2日，葡萄牙耶稣会士林本笃（Bento de Matos）在澳门发愿。林本笃，字存元。1600年生于维迪格拉，1615年进入初修院。1627年到达交趾支那。1630年至1635年在福州传教。1635年在海南传教，为海南天主教的开教者之一。1640年在澳门，后又进入海南传教。最后于1651年在海南岛被海盗杀死。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419—420页。

顺治八年(永历五年/1651年1月21日－1652年2月8日)12月2日，澳门总督费苏沙致函葡印总督称，本年澳门派往广州的三位代表受到靖南王耿继茂的热情接待，同时免除了澳门每年支付的600两地租银。费苏沙还称，如果葡印总督以国王的名义派使臣携带礼物出使广东，探讨恢复贸易关系及相关税收问题，将对澳门大有裨益。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p. 86-119.

清顺治八年(永历五年/1651年1月21日－1652年2月8日)12月2日，刘易斯．飞基烈图( Luís Pinto de Figueiredo )担任澳门王室大法官。 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39.

康熙十九年（1680年1月31日－1681年2月17日）12月1—3日，柏应理神父离澳返欧启程日期原定于本月，但由于新任中国副省会长毕嘉收到闵明我于1676年在马德里出版的《中国王朝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论》一书的第一册，对这位多明我会士的观点极为不满，决定要反击他的诽谤，遂于本月初从北京赶抵澳门，并竭力劝阻柏应理推迟行期，以便带走耶稣会回应闵明我攻击的文章。于是，柏应理的行期被决定推后一年，而且，毕嘉仅同意两位“准备入会和接受铎品的年轻华人陪同，而反对其他人同行”。Francois Boneinck, La Lutte Autour de la Liturgie Chinoise aux XVII et XVIII Siécle, pp.199-200.

清雍正七年（1729年1月29日－1730年2月16日）12月2日，葡萄牙奥斯定修士热罗尼莫．圣奥斯定（Jerónimo de St.Agostinho）被选为澳门奥斯定堂本堂神父及修道院院长。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605.

雍正十一年（1733年2月14日－1734年2月3日）12月2日，西洋人戴进贤、巴多明、徐懋德及德理格向雍正帝进献西洋器物，计有洋木百套杯一尊，比例尺一个，取方向仪一个，垂线平仪一个，罗经一个，日晷一个，千里镜大小四个，眼镜六副，规矩两套，景物画图十幅，容镜一个，珐瑯戒指一个，珐瑯片两个，银星玳瑁筒一对，花磁盒一个，花银盒一个，西香两匣，火漆十六条，小剪一套，罗斯玛立诺露两瓶，避风巴尔撒木香六盒，巴西弟辣四瓶，鼻烟六瓶。雍正帝仅收千里镜、眼镜、珐瑯片、容镜、避风巴尔撒木香及西香等六样，其余退回。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1册《西洋人戴进贤、巴多明、徐懋德、德理格进西洋奇器礼单》，第72—73页。

清乾隆三年（1738年2月19日－1739年2月7日）8月28日，新任主教欧热尼奥．特里格依罗斯（又称德主教）乘坐“圣佩德罗．圣若奥（S. Pedro e S.João Baptista）”号战舰抵达澳门，大三巴炮台鸣礼炮23响欢迎。9月8日，他作为主教第一次进入澳门主教座堂。12月2日，他就忏悔神父和道德问题发布论教书。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26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p.371—372.

乾隆十二年（1747年2月9日－1748年1月29日）12月2日，意大利耶稣会士法方济各（汉名法福履）在澳门病故，葬于小三巴堂。法方济各，康熙五十八年（1719）八月来华，后至北京传教，雍正七年（1729）因避教难返回澳门，于是日病故。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67《广州府详报会审江南案涉 案倪维智等人》，第238页；费赖之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及荣振华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均无法方济各之详细资料。

清嘉庆三年（1798年2月16日─1799年2月4日）12月2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巴韦尔（Barwell）”号抵达澳门，也是空船没有装载货物，但澳门方面却提供了一名引水而引入内河，没有受到任何阻碍。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2卷，第632页。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11月15日，香港英国圣公会（The United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USPG）传教士乔治．施美夫（George Smith）牧师乘快船离开广州，并于本日抵达澳门，想到澳门进行疗养，同行者还有两位美国人。施美夫抵澳，先住在一家葡萄牙人开的旅馆，后则转至美国长老会娄礼华牧师家中居住。娄礼华家是当时美国来华长老会传教士的据点，所以，施美夫在娄礼华家中休养的两星期中，常有机会同美国来的传教士交流。12月2日上午，施美夫乘船离开澳门返回香港。他在《五口通商城市游记》中记载了当时的澳门：澳门的风景，从海湾眺望，非常壮观。澳门是中国对外国人开放的人间乐土。两个世纪以来，澳门在葡萄牙人的管理下，呈现出欧洲城市的风貌，到处是教堂、塔楼和堡垒。澳门坐落在香山岛不太起眼的海角，在地峡处被一道狭窄的筑垒与大陆分割。筑垒以前由中国人守卫，用于阻止与内地的交通。澳门有两个优良海港，一里一外，建在岛两边的岬上。半圆形海滨上，马路平坦宽阔，到处可见形形色色的人种。中国人和欧洲人的后裔构成澳门的主要人口。欧式房屋室内宽敞，外观华丽。鸦片战争结束之前，澳门是外国商人唯一可安家之处。广州不允许外国商人携带妻子前来。香港的租让，以及中国政府对外国女子在广州居住条例的放宽，使得几乎所有英国人和美国人乔迁他去，如今只有几家美国人还留在澳门。在很多方面，澳门像英国一样，是个时尚的海滨胜地，物质生活舒适优雅，甚至媲美欧洲生活的奢侈。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居然没有开发传教热忱，没有人向当地人推崇我们的宗教。然而，澳门是中国这一宽容的帝国在边界上唯一对外开放的通道，其他地方都对基督教亮起红灯。住在澳门的新教徒不多，还常有不如意的地方。一方面，澳门的罗马天主教教士与当地政府关系密切，随时准备将皈依新教教会的企图扼杀在繈褓之中。另一方面，传教士与堕落的华人大众的联系十分有限，很难使这些异教徒遵循福音的基本原理。此外，澳门受葡萄牙和中国政府双重管辖，体制混乱。两国权力到底是怎么划分的，一直混淆不清，且时有变化，以至于双方非得相互容忍，罔顾事实，方能行使幼稚而低效的手段，使华人在道德方面得以解放。英华战争爆发前夕，澳门只有四个新教教会传教士能流利地说汉语。天主教的耶稣会总部最近从澳门移至英国管辖的香港。施美夫：（George Smith，1815年6月19日—1871年12月14日），又名“四美”。英国教会向中国派遣的最早的两名传教士之一，1849年出任首任香港英国维多利亚主教。施美夫（George Smith）著，温时幸译：《五口通商城市游记》，第53—57页。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2月12日─1851年1月31日）12月2日，上谕命徐广缙防范澳门夷人勾结香港英人。据徐广缙称澳夷兵头潜至香港，向港督文翰唆播，上谕著徐广缙加意防范，随时侦探，据实密奏，不得以现在无事，稍涉大意。两广总督徐广缙随即差人赴澳门调查居住在澳门的各国夷人数，并呈报清廷：英吉利住澳门还有7家：吧?眷属在南湾二（字）行避暑暂住；扢臣（即屈臣，Thomas Boswall Watson）眷属住大庙脚；罗臣眷属在南湾一字行避暑暂住；吟啼眷属在打铜围口避暑暂住；吐啐地保鬼眷属住菩提行；尾呛顿眷属住南湾公司行；吐吻酒店鬼住叻司照埔。美国住澳门有4家：嚩时眷属住波罗行；哺时眷属在㗑吧婆行避暑暂住；思?吪大班住下环街花旗行；土笪?眷属系西洋婆住十六桩（柱）左侧。法国住澳门有：兵头陆英（Forth Rouen）住南湾乌烟行左侧；大班住加司栏埔；不知名尼姑数人，在澳行医，住医灵庙。西班牙大班，不知名，住大庙脚。港脚白头鬼有三四家系客商，尽住南湾，往来不定。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馆藏档案，馆藏号：01—02—001—02—058。 《清文宗咸丰实录》卷20，道光三十年十月丁亥；《禀呈现住澳门各国夷人家数》，载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澳门档案史料选编》第343页。

咸丰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12月2日，澳门原定本日举办一场游艇比赛，由澳督吉马良士主持，比赛距离为30英里，胜利者获总督杯奖金，价值150元。每位参赛者须交10元入场费。赛事秘书为威廉‧亨特。但此次赛事却因为天气原因被告推迟。The Friend of China, July 3rd,1852, Vol. 11, No. 61, pp. 242-243.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9月16日，澳门土生富商法兰西斯科．席尔维拉（Francisco António Peireira da Silveira）在澳门大堂区逝世，法兰西斯科．席尔维拉是澳门富商贡萨洛．席尔维拉（Gonçalo Pereira da Silveira）的长子。1797年12月2日生于澳门大堂区，少修读于圣若瑟修道院，1818年毕业。由于父亲遇海难突然去世，他放弃了去科英布拉大学深造的机会，开始主持家政，打理公司事务。1819年与澳门名门皮奥．马葵士（Domingos Pio Marques）之女贝内迪塔．马葵士（Ana Benedita Marques）结婚，使其在澳门更为声名显赫。他凭著在圣若瑟修道院接受的教育及其家族在澳门的地位，担任过很多公职，曾在议事公局担任过各种职务，1822年担任议事公局市政议员，1843年担任理事官。后来还在仁慈堂兄弟会任职，其最后一个公职是法院书记官，直至退休。他有5个孩子，第三个孩子奥比诺．佩德罗（Albino Pedro Pereira da Silveira）非常富有，是20世纪初澳门最大的资本家之一。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3, pp. 801─802; 阿马罗（Ana Maria Amaro）：《1842年澳门市政厅选举和当地“长老”》，载《文化杂志》第19期，1994年。

光绪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12月2日，澳门政府批准华商李汉源、梁旺贤在竹仔室第四号屋宇开设爆竹厂。经查，所设该厂并无妨碍骚扰，即询诸最近邻居子爵塞咖（Visconde de Cercal）之寡妇，亦不嫌该厂在此开设。该处以前曾开设一爆竹厂。即以该处地方而论，可算为澳门郊外之区。《澳门政府宪报》1881年12月10日第50号。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12月2日，几名澳门华人购地建立一间名为“同善堂”，为贫苦华人施医赠药。

民国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8月14日， 袁世凯军队攻入广州， 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广东政府怀疑有革命党人逃亡澳门， 要求引渡他们。广东政府为引渡之事特别照会葡萄牙驻广州领事馆， 明确指出被追缉的革命党人确在澳门， 他们在那里纠集党徒， 一到站稳脚跟， 即潜回广州发动革命。鉴于广东政府已正式提出引渡要求， 华政厅不得不展开调查， 但无意把此事当真。其时， 孙中山、陈炯明不在澳门， 孙眉确实居留澳门， 且与华政厅颇为熟悉。最终华政厅只证实来到澳门的只有两个不大重要的革命党人， 即曾超佑和曾实佑。署理总督美珊枝对调查结果并不满意， 于是责成负责华政厅的古斯坦西奥．达席尔瓦(Gustâncio José da Silva)律师继续调查；同时召见卢廉若商议此事， 卢遂出面解围， 以使澳门政府在表面上和广东政府合作。最后，1913年12月2日美珊枝署理总督致函龙济光， 称被追缉的主要人物并不在澳门， 其他谋反分子也处于澳门政府的严密监视之下， 不会做出有损中国安定的举动。若昂．哥德斯：《孙逸仙与澳门和革命》， 载《文化杂志》第17期，1993年。

民国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12月2日，澳门政府宣布准备修筑尿房七所：一所在板樟堂坊 (Beco S. Domingos)公局新市南街 (Rua Sul do Mercado de S. Domingos)尾，一所在大关斜巷 (Calçada do Amparo)与关前后街 (Rua de Nossa Senhorado Amparo)左右相接，一所在沙梨头街 (Rua da Ribeira do Patane)附近十月初五日街之墙、该墙向沙梨头墙，一所在白眼塘前地，一所在康公庙前地 (Largo do Pagode do Bazar)附近美基街 (Rua de Miguel Aires)，一所在卖草地街 (Rua da Palha)斜向草地围 (Pátio da Cabala)、直向大炮台街 (Rua do Monte)，一所在水坑尾街。《澳门政府宪报》1914年第48号，第637页；第50号，第664页。

大三巴向为贫民聚居之所，日前火灾百余灾民无家可归，由镜湖医院安置，然查该处澳葡政府不准搭葵棚，灾民难于安置，镜湖医院派值理偕同警察厅长往见督宪处理。图为镜湖医院民国十四年（1925年）十二月二日议案，获准搭葵棚二十间，暂为灾民住所。

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1日─1928年12月31日)12月2日，澳门镜湖医院附设镜湖小学新校舍落成，澳督巴波沙亲临揭幕礼。开幕礼由镜湖医院首总理卢煊仲、镜湖小学校长何宝严主持。吴润生主编：《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史：1871─2001》，第209页。

民国十九年 (1930年1月1日-1930年12月31日)12月2日，泰国王子帕阁拉．甘篷碧 (Purachatra de Kambaeng Beira)访问澳门。泰国驻澳门领事飞南第第三伯爵 (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在其位于民国大马路的豪宅里为王子举行盛大欢迎会。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243页。

1984年12月2日，澳门日报读者慈善基金会主办第一届“公益金百万行”，筹得善款240万元。

1996年12月2日，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王启人就近期本澳治安恶化问题发表谈话，督促澳葡当局切实搞好社会治安。

2003年12月2日，行政长官何厚铧赴京述职，分别向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汇报特区情况。

这间位于莲茎巷的饼店是“晶记饼家”的分店，图中的一对夫妇为“晶记饼家”的伙记，而“晶记饼家”总店位于卢九街。主要售卖节庆期间的糕点及一般糕饼。

“红星理发室”老板是莫昆先生，拍摄当年为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