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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2月2日─1555年1月22日)9月17日,嘉靖帝命户部市龙涎香。叶铃称:“世宗喜用龙涎香。查是香出苏门答刺国西,有龙涎屿峙南巫里(Lamuri)大洋之中,群龙交戏其上遗涎也。国人驾独木舟伺采之。舟如龙形浮海面,入伏其中,随风潮上下,旁亦桨,龙遇之不吞。每一觔值其国小银钱一百九十二枚,准中国铜钱九千文。《印度香药谈》:龙涎香“在华人中价值连城,是我们葡萄牙人将龙涎香贩往中国的。1斤合20盎司,可售1500克鲁扎多。据华人言,此物对同妇女交欢具有特效,可健脑补胃”。谈迁:《国榷》卷61《世宗》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己丑。南巫里,又作蓝无里、南巫里、南浡里、南渤利等,为苏门答刺岛古国Lamuri之译音,地在苏门答刺岛北部班达亚齐。叶𨱅:《明纪编遗》卷2《诸番朝贡大略》。Garcia da Orta, 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da Índia, Vol. 1, pp. 51─52.
天启三年(1623年1月31日─1624年2月18日)5月1日,游击张焘、都司孙学诗率领的24名西洋铳师队伍与24门英国火炮经过半年的长途跋涉,来到京城。天启皇帝给予褒奖,“犒之酒食,赀以相应银币,用示优厚”。5月18日,天启皇帝还亲自接见了这些葡萄牙人。并命葡人铳师首领独命峨等在京“制造火器、铳车,教练选锋”。居数月,教艺、炼药,俱有成绩。多次训练和演习都十分成功,兵部尚书及许多京师高官都十分高兴和满意。9月l7日,举行第三次演习,由于火炮突然炸膛,除受伤者外,两位华人和点炮的葡萄牙铳师若奥•哥里亚(João Correia)均被炸死。由于此一事件的影响,明廷于1624年初以水土不服为理由将葡萄牙铳师送返澳门。据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1徐光启《钦奉明旨录呈前疏疏》及《镌古今兵家筹略》之陈震生《火器》,当时实际运到京城的火炮应为23门。徐疏称:“天启元年,光禄寺少卿李之藻督造军需取到次大者二十三门,内以十二门解发宁远。”陈文称:“后取到次大者(火炮)二十三门,以十二门解发宁远。”关于这次运炮进京,黄一农依据《石民四十集》卷55,第11页,何大化的《远方亚洲》,茅元仪的《石民横塘集》卷4,第12页,方孔昭的《全边略记》及《明熹宗实录》卷24、卷26、卷29、卷31之材料作了如下表述:由于荷兰的威胁已缓和,两广总督胡应台亦应允澳门葡人就拆城墙一事上疏求情,澳门遂积极协助解铳,在孙学诗抵澳付过铳师等人的酬金之后,即于10月底出发至两广总督所在地肇庆报到,接着将20余门炮经水路运至南雄,在当地得到耶稣会士费奇规(Gaspar de Ferreira)的帮助,一行人于是越过大庾岭的梅关而进入江西,在此翻山越岭的过程中,每门炮共动用36人搬运。运至赣州时,又受到江西巡抚韩光佑的隆重接待。船抵南昌,则受到一位奉教皇亲的热烈欢迎。李之藻原本欲募360人来京教炮用炮,但两广总督胡应台认为若只是“习铳”,就无必要“多募远夷”,“致骇观听”。又董汉儒虽曾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序李之藻《頖宫礼乐疏》,知两人应有一些交情。但初亦不主张进用夷人,最后在帝命难违的情形下,始修正己意。李之藻为安排澳人入京,当时还曾将一具珍贵的千里镜赠与当事官员做礼物(黄一农:《欧洲沉船与明末传华的西洋大炮》,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3分册,2004年)。《明熹宗实录》卷33,天启三年四月辛未。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1韩云《战守惟西洋火器第一议》。何大化:《远方亚洲》第6编第5章,转自金国平、吴志良:《镜海飘渺》,第80—82页;何乔远:《镜山全集》卷66《钦恤忠顺西洋报效若翰哥里亚墓碑》;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1《委黎多》。
康熙十七年(1678年1月23日-1679年2月10日)4月,葡萄牙使节白垒拉入京进贡。使团成员还有白垒拉之子及其家属,副使亚格拉•佩雷拉(Manuel de Aguiar Pereira),随团葡萄牙神父1人、外科医生1人、1名训狮人及6名仆役。使团9月17日抵京。此次贡物主要是一头非洲狮子,其表文有宣誓效忠清廷之意,曰:“仰瞻巍巍大清国宠光,因谕凡在东洋所属永怀尊敬大清国之心,祝万寿无疆,俾诸国永远沾恩等日月之无穷。”这一使团主要目的是请求清朝允许澳门自由航海贸易,以纾海禁之困,为此向清廷提出4个请求:1. 允许澳门自由航海贸易,并免船钞舶税;2. 允许澳门对埋葬玛纳,撒尔达聂的墓地享有所有权;3. 允许澳门居民自由来京,无须广东官员批准;4. 允许澳门葡人径往广州贸易,而华商下澳与彼贸易。《清圣祖康熙实录》卷76,康熙十七年八月庚午。John E.Wills,Embassies and Illusions: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p.133.
乾隆元年(1736年2月12日-1737年1月30日)9月17日,停泊于黄埔的法兰西船大班地里亚氏贰(M.Devulaire)带着该船船主及船员在黄埔看舱。18日中午,几位法国人上岸至仑头村一带打猎。其中务美猎枪走火,打伤乡民莫伦志,后医治不愈而死。同时受伤的还有法国人秀花也氏和照伊本,后秀花也氏也因伤重而死。广州地方官闻讯赶来,坚持要求交出凶犯,并将其关进监狱。12月21日,番禺县知县审讯此案,法国大班地里亚氏贰亦被传至庭,并命令其下跪。翌年1月4日,进行了第二次审讯,并将大班地里亚氏贰及务美也监禁起来。1月6日,其二人得释放。据说,这是通过贿赂两广总督鄂弥达而实现的。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51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鄂弥达奏复莫伦志案查系误伤不便因此不准洋船湾泊黄埔折》,第183—184页。
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2月7日─1808年1月27日)9月17日,澳门富商伊纳修·里贝罗(Inácio Vieira Ribeiro)逝世。伊纳修是澳门土生维埃拉·里贝罗家族的第三代,其祖父、祖母是纯粹的华人,其父维埃拉·里贝罗(Tomás Vieira Ribeiro)继承了华人善于经商的传统,成为澳门颇有名气的商人,以至澳门政府将位于白鸽巢前地附近的一条街命名为“托玛斯·维埃拉街(Rua de Tomás Vieira,中文名新胜街)”。伊纳修1731年2月22日生于花王堂区,他不仅经商,还在澳门担任多项公职,曾任海关书记和澳门议事会商务监理。他作为纯正华人血统的土生人能够被葡萄牙政府接受并重用,这在当时实为罕事。逝世后,留下许多物业与财产,其中在大炮台街有房屋一幢,在花王堂街靠近英国东印度公司住宅有房屋一幢,还有医院街(白马行)房屋一幢。另外,还留下了7名帝汶奴隶。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3, p.991.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5月7日,及9月8日、17日,朱梅官(即朱作宁)、朱哲堂、郑怀魁、陈荣禧、许鸣乔、徐秀官各贩茶叶、布匹赴澳门售卖,有西洋人咹哆唎(Adélio)等以胡椒、海参等货,与朱梅官等兑换茶布,以货抵兑外,咹哆唎尚应找朱梅官番银3480元、朱哲堂番银2300元、陈荣禧番银1220元、许鸣乔番银3400元。又郑怀魁、徐举业(即徐秀官),于8月30日,合运冰糖等货至澳门,由葡人咹哆唎收买,赊欠货价番银1200元。咹哆唎于是年九月底载运各货回国,船泊香山县属外洋,朱梅官等闻信赶至咹哆唎船内,逼索欠银。适有西洋不识姓名洋船驶到,咹哆唎当向借银还欠。因无现银,只有鸦片烟泥,如可抵欠,情愿问借鸦片烟泥作银抵清欠项。朱梅官等因咹哆唎即须回国,虑及欠项无著,当各应允。咹哆唎随给朱梅官鸦片烟泥120个,每个约重2斤七八两,给朱哲堂80个,给陈荣禧41个,给郑怀魁、徐秀官共40个,给许鸣乔80个,抵清前欠。朱梅官等因内地查拿严禁,不敢载入口岸,各在洋面将鸦片烟泥陆续卖给不识姓名过往船户,朱梅官共得价银3840元,朱哲堂共得价银2560元,陈荣禧共得价银1380元,郑怀魁、徐秀官共得价银1320元,许鸣乔共得价银3500元。朱梅官等人贩卖鸦片并非秘密,亦多有人向清政府举报。负责此事的官员曾向朱梅官等人索贿8万元不得,遂兴发事端,以私贩鸦片开始缉捕朱氏等人。《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两广总督蒋攸铦等奏报查获贩卖鸦片烟人犯朱作宁等审明定拟情形折》,第41页。井上裕正:《关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鸦片问题》,载费正清等著:《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册,第65页。另有一说是朱梅官案之揭发是张保仔投降清政府后,负责福建沿海的驻防,由于他是海盗出身,对鸦片走私的内情十分熟悉,所以缉获若干鸦片走私船,审讯后招供鸦片来自澳门,并探知澳门有一个鸦片贩卖团伙,福建遂将情报送至广东,朱梅官事遂发。参见穆黛安《华南海盗:1790—1810》,第156页。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9月17日,在先拿.飞南第伯爵及阿尔比诺.安东尼奥(Albino António da Silva)等杰出土生葡人代表的努力下,澳门土生人教育促进会(APIM)正式成立。29日,公布该会章程。该会成立的宗旨是推动澳门土生族群教育及文化事业的普及与发展。该会注册资金1. 1万澳门元,共有31名股东,马西米雅努.李美雕(Maximiano António dos Remédios)任理事长,罗沙.布拉加(João Joaquim Rosa Braga)任司库,若奥.施利华(João Maria da Silva)任秘书。经福尔加斯研究,已查到组建澳门土生人教育促进会的17名股东名单,他们是:阿尔比诺、马西米雅努.李美雕、马西米盎奴.李美雕(Maximiano António dos Remédios Sr. )、先拿.飞南第、巴尔托罗梅乌.佩雷拉、若奥.施利华、克莱蒙特.叭之咕(Domingos Clemente Pacheco)、费罗梅诺.贾喇唦(Filomeno Mário da Graça)、埃莱乌特里奥.阿尔梅达(João Eleutério de Almeida)、罗沙.布拉加、霍蒙.卡瓦略(José Francisco Homem de Carvalho)、小佩德罗.罗利路(Pedro José da Silva Loureiro Jr. )、米格尔.施理华(Miguel António Aires da Silva)、劳伦索.马葵士和里卡多.苏沙,这些股东均为澳门土生葡人中的精英。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p. 618;潘日明:《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第181页。
《知新报》第三十一期刊登《论今日西学当知急务》、《论中国不能变法之由》、《马医之良》、《色相新奇》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民国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9月17日,澳门政府批准仁慈堂在荷兰园正街及塔石街 (Rua do Tap Siac)各兴建两座楼房,整体设计采用西方古典主义和东方各种成分混合的风格,这些建筑现今均列为文物。José Manuel Fernandes, Macau, entre os séculos XIX e XX, urbanismo e infraestruturais de 1820 a 1920, in Revista de Cultura, n.゚s35/36,1998;澳门历史档案馆藏民政管理档,第545号卷宗,第S-P号文件,转引自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133页。
民国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 )9月17日,葡萄牙国会制定第2009号法律,对《一九三三年宪法》及《殖民地条例》进行修订,此修订亦使《帝国组织章程》翌年被1946年5月29日第2016号法律所修改。1945-1946年的修订所带来的主要改变在于对海外殖民地的立法权限方面。首先,国会除过往已具有的专属立法权限外,现在更享有概括性的立法权限,可以就“宗主国与所有殖民地或某些殖民地有共同利益的事宜”做出规范,而政府亦具有此立法权限。然而,国会制定的法律在海外殖民地的适用仍然取决于殖民地部部长做出规定,载明该法律必须在殖民地的《澳门政府宪报》上公布。其次,由于扩大了国会的立法权,殖民地部部长不再拥有专属许可权,仅就某些事宜具有“本身立法权限”,其若干权力转移予部长会议及会议主席。再次,殖民地部部长有权给予总督立法许可,让其就公务员的薪俸立法,并设立收取薪俸的职位及扩大人员编制;同时,土著制度不适用于澳门,此点巩固了在澳门适用关于个人权利方面的共同宪法规定。此前,葡萄牙国会亦曾在第一个立法会期 (1935年至1938年 )制定了1935年5月21日第1900号法律及1937年2月13日第1948号法律,分别对《殖民地条例》及《帝国组织章程》做出细节性的修改。萧伟华:《澳门宪法历史研究资料 (1820-1974 )》,第6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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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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