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2月2日，北京及广东诸大臣向皇帝上疏，说葡萄牙人借行商之名窥探中华大地，然后图谋武装入侵。凡他们涉足之处无不以此种方式掠夺他人土地，入印度、占满刺加均用此法，因此不宜允许他们进入中国的任何地方。针对葡萄牙人在东涌的野蛮行径，朝臣纷纷疏言，请将葡萄牙人及船只驱逐出澳。其中，监察御史丘道隆言：“满刺加，朝贡诏封之国，而佛郎机拼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赏，于义决不可许。请却其贡献，明示顺逆，使归还满刺加疆土之后，方许朝贡，倘或执迷不悛，虽外夷不烦兵力，亦必檄寻诸蕃声罪致讨，庶几大义以明。”御史何鳌亦言：“佛郎机最号凶诈，兵械比诸夷独精。前年驾大舶突进广东省下，铳炮之声震动城郭。留驿者违禁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今听其私舶往来贸易，势必至于争斗而杀伤，南方之祸殆无极矣。”大臣们的阻挠，也是明武宗不接见托梅•皮雷斯的原因。《若昂•德•巴罗斯亚洲史——旬年史之三》第6篇第1章，第146页。《明武宗实录》卷194，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丑条。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12《杂论》。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1月21日─1567年2月8日)2月2日，教宗敕令，命埃塞俄比亚教区主教安德雷亚斯•奥维埃多 (Andreas de Oviedo)赴中国与日本传教，并担任该教区主教。又命第一副主教贾尼劳协助。安德雷亚斯•奥维埃多主教拒绝任命，而当时在果阿患病的副主教贾尼劳无事可做，遂以贾尼劳副主教署理。但直到1567年秋，贾尼劳才在马六甲收到教宗的小敕书，由于不清楚大主教安德雷亚斯•奥维埃多的想法，不敢擅自行动的贾尼劳听从医生的建议以身患严重哮喘病为由，又滞留马六甲半年，才于1568年赴澳门任。H. チ一スリク：《キリシタン时代にぉける司教问题》，第381—382页及第378—379页。 (后面征引《キリシタン时代にぉける司教问题》一书资料，均出自戚印平的《远东耶稣会史研究》一书，不再作说明。)戚印平：《远东耶稣会史研究》第11章《16至17世纪远东主教问题》，第480—481页。

万历八年（1580年1月16日─1581年2月3日）2月2日，圣方济各天使圣母修院（Nossa Senhora dos Anjos da Prociúncula）及圣堂在澳门南湾（Praia Grande）附近的小山上建立，这是澳门第五座教堂。其创始人为佩德罗•阿尔法罗。中国人后称其为“噶斯栏（嘉思栏）庙”，在澳城东隅。嘉思栏，当即西班牙语Castillas或葡语Castela，汉籍中称作“干系腊”，利玛窦《坤舆全图》称“加西郎”，即指西班牙。黛乌斯（Jacinto de Deus）《植物与鲜花的乐园》记载：修道院位于城东一片美丽沙滩起始处的小山上，海浪拍打着修道院的围墙，修道院东面和北面朝向大海。修士们在院内开办了一所学院（Colégio），有20个青少年在里面受教育，他们有的是正在改变信仰的信徒子女，有的是基督徒子女，在天主教义的良好薰陶下，他们将成为当地的传道员。他们还用大量的时间学习中文，希望他们之中有些人将来可以重返广州城。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p. 415—416.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金国平：《嘉思栏名称溯源》，载金国平、吴志良：《镜海飘渺》，第257—260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406.

澳门的修院如今已经缩减到最简单的规模，但是在当时是城市里最大最雄伟的建筑。 有趣的是，它们都不是被葡萄牙人建成，而是1580年至1640年间在菲律普王朝管治下由西班牙人建成。 ……这反映了方济各会士和多明我会士之间观念完全不同，和其他宗教信仰者耶稣会会士也不同，后者可以说是澳门的创建者。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2月13日─1612年2月1日）2月2日，巡按广东监察御史王以宁上《请蠲税疏》称： 诸夷互市于澳门，世庙以前不过岁月一至，履霜不戒，渐至窃据内地，数万余人；借口防番，收买健斗倭夷以为爪牙，亦不下二三千人；而闽粤之作奸射利窟穴其间者不与焉。潜聚既厚，器械更精，桀骜嚣凌，目中已无汉法。犹曰诸夷贪我财帛，祸或缓也。倭奴一鼓而下琉球，谋且及于鸡笼、淡水，此其志岂特称雄于海外已者？万一垂涎澳门厚利，顺风扬帆而至，内外应合，即诸夷恐不能制诸倭之死命，沿海将吏何以待之？王以宁称当时窃据澳门之诸夷有“数万余人”，澳门收买的倭奴有“二三千人”。王以宁：《东粤疏草》卷1《请蠲税疏》。

天启六年（1626年1月28日─1627年2月15日）2月2日，受教区委派的亚吉乌利诺•巴尔迪诺蒂（Aguiulino Baldinodi）神父率领日本教友山田•马里洪（ゃまだマリコ一）乘坐澳门“加斯帕尔•波尔热斯（Gaspar Borges）”号商船离开澳门，出使东京，并调查东京王国的基督教情况。3月7日，抵达东京（河内）。东京国王对巴尔迪诺蒂的数学与天文学知识很感兴趣，想将其留在身边。但因未获上级的指示，他仍于9月26日返回澳门。梅迪纳：《耶稣会士亚历山大•德•罗德斯在科钦支那和东京：1591—1660》，载《文化杂志》第45期，2002年。

康熙五十年（1711年2月17日－1712年2月6日）2月2日，澳门总督贾士度致函若奥五世，禀告总督和议事会之间的诸多不和，并提议应当取消议事会。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82—83页。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1月26日－1714年2月13日）2月2日，澳门总督晏多尼致函议事会，提出在澳门各区建立巡逻队维持公共秩序。潘日明：《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第107页。

雍正八年（1730年2月17日－1731年2月6日）2月2日，葡萄牙耶稣会士日本省会长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抵达澳门，出任圣保禄学院院长。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379； 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560页。

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1月21日─1766年2月8日)7月2日，华籍世俗神父杨执德(Étienne Laforest)和高仁(Aloys Kao)在洛里昂(Lorient)乘船抵达澳门。杨执德，字德望，高仁又称高类斯，俱北京人。先在蒋友仁(Michel Benoist)神父引领下在北京进修。1751年，两人被保送去法国拉弗莱歇(La Flèche)公学深造，攻读法文、拉丁文和人类学。1759年，入耶稣会，并在路易公学专攻神学。耶稣会解散后，他们在遣使会修院最后完成学业。法国国务大臣佩尔丁(Peletier)先生允诺充当他俩的保护人。1764年，又在法国科学院普礼逊(Brisson)和卡德特(Cadet)两位院士指导下，从事物理、自然史及化学多项研究，他们学会了硝酸制版印刷法，并参观了里昂的丝绸纺织厂、金银器皿制造厂和火器制造厂，最后他们带着法国王室赠送的礼品，其中有一架轻便的印刷机，以及国务大臣佩尔丁的赠言前往中国。两人抵达澳门后，在澳门居停27天，于7月29日到广州，翌年2月2日到达北京。荣振华(Joseph Dehergne)：《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749─750页；费赖之：《明清时期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第1141─1142页。

咸丰六年（1856年2月6日─1857年1月25日）6月17日，澳门著名医生塞维洛．席尔瓦（João Severo da Silva）因患心肌梗在澳门逝世。席尔瓦系里斯本人，1815年来到澳门，1816年开业行医，1817年获准在当时的摄政王子营（Batalhão Príncipe Regente）任外科医生，1846年起成为澳门海外省外科大手术的主刀人。后根据1855年1月政令退休。由于其卓越的工作奉献，1848年2月2日发布的政令授予他圣母骑士勋章。席尔瓦还曾数次在议事公局、仁慈堂任职服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27页。

同治六年（1867年2月5日─1868年1月24日）2月2日，澳门总督柯打宣布，考虑到仁慈堂收容遗弃女婴对社会风俗有害无利，禁止再从事此类善举，并拆除孤儿院收置婴儿的柜子。数字显示，1857年1月1日，仁慈堂收容45个弃婴，1866年12月31日时达到107个，10年间收容总数为2286名。负责研究论证仁慈堂设立之必要性的委员会主席洛佩斯‧席尔瓦在他的报告中说：“弃婴死亡率之高十分少见，10年中死亡婴儿占95. 5﹪，几乎全部是中国儿童。”总督新法令于当年2月8日生效。至此，仁慈堂只负责照料此前已收容的婴幼儿。然而法令并不能改变现实，柜子虽被取消，但仍有很多弃婴被抛弃在仁慈堂大门口，后者亦不得不收容他们。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66页。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2月2日，成立接种牛痘的机构。4月28日，《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在天津换文。5月5日，广东总督李鸿章向澳葡政府提出在澳门与广州之间设一条电报线路的建议。

清宣统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1月5日，氹仔政务厅兼公局长戴玻打‧科斯塔（Antero Eduardo Taborda de Azevedo e Costa）亲自选定7月13日路环战事之日为离岛区节日，并称是日“因系上年将路环之贼驱清，中国政府以及路环居民均认实路湾系西洋居住、管辖之地方，无疑各兵士出力保护地方之纪念日也”。为此，澳门政府2月2日批准施行，以7月13日为离岛区公共休息假期。到目前为止，氹仔政务厅兼公局并无其他纪念之日。《澳门政府宪报》1911年2月4日第5号及7月1日第26号。

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1月1日-1932年12月31日)2月2日，葡国巡洋舰“阿达马斯托尔”号离开香港，全速开往上海，支援租借守军势力。同时，“吉尔．埃亚内斯” (Gil Eanes)号运兵船也准备妥当，一旦形势恶化，就会从澳门运送一批军队增援。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Cinema em Macau Ⅲ (1932—1936), in Revista de Cultura, No. 23,1995.

民国二十四年 (1935年1月1日-1935年12月31日)2月2日，“联合兄弟有限公司”又一间影院—平安戏院在新马路正式开业，结束了国华影院一统天下的局面。该戏院初名“卡尔登戏院”，由地开张几个月后，多次出事，风云先生建议改名，于是遂改名为“平安戏院”。该戏院楼高4层，共有座位1038个，为澳门第一座“现代电影院”。首演片为西片《风流寡妇》 (Merry Widow)。由于域多利影院关闭，平安戏院成为米高梅 (MGM)公司、联美 (United Artists)公司和派拉蒙 (Paramount)公司电影的独家代理商。后因音响设备太差，无法与国华影院相抗衡。《澳门政府宪报》1936年9月12日第37号；飞历奇：《澳门电影历史：有声影片时期 (1932—1936)》，载《文化杂志》第23期1995年；金丰居士：《二战时坚持放爱国电影的平安戏院》，载《新报》2007年3月22日。

图为澳门崇实中学附小一年级成绩报告表（1940年）。

民国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2月2日，日本驻澳门领事馆首任领事福井保光 (ふくぃゃすみつ)、书记官朝比奈泰晖于松山做完早操返回领事馆途中在连胜马路遭到两名华人刺杀，福井身中两枪，重伤，朝比奈中一枪。两人随之被急送政府医院，但因伤势严重，福井于次日死亡。事发后，澳门政府密切配合，全力侦察，但始终没能掌握案件的具体隐情与重大线索。葡萄牙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恩里克‧瓜雷斯马 (Henrique da Guerra Quaresma)也为此亲自前往日本驻里斯本公使馆致歉。福井死后，日本外务省立即派出广东大使馆事务所领事岩井英一 (ぃちぃぇぃぃち)赴澳门出任领事一职，并准许了岩井所谓以孙嘉华为首的10位广州青年组成的卫队同赴澳门的请求。岩井2月内抵澳，5月离任，卫队增至50人。岩井原籍爱知县名古屋市中区东田町，1899年10月生于爱知县爱知郡中村大字稻叶地。1921年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汉语十分流利。岩井来澳后，重点处理福井被刺案，并经请示外务省同意，提出四点解决方案： (1)逮捕犯人； (2)总督有责任维持治安； (3)对死伤者予以赔偿； (4)对日本人的安全今后予以保障。同时，岩井支持南京日本军司令部以保护侨民为名占领澳门的建议，不过最终因缺乏具体实施的步骤不了了之。但日军还是从广东对澳门实行了惩罚性的封锁，后在日本驻葡萄牙公使森岛守人 (もりしまもりと)的建议下才予以取消，造成了澳门的食粮短缺，以致街有饿殍。《西南日报》1945年2月19日《岩井英一氏继任日驻澳门领事》；葡萄牙国家档案馆萨拉查档 (Arquivo Salazar)，Aos\CO\UE10APT4，转引自金国平、吴志良：《抗战时期澳门未沦陷之谜》，载《镜海飘渺》，第153页；房建昌：《从日本驻澳门领事馆档案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在澳门的活动》，载《广东文史》第4期，1998年；房建昌：《有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外交与特工人员在澳门活动的几点补正》，载《民国档案》第4期，1999年。房建昌据日本驻澳门领事馆档称，两人遇刺是2月3日早上，福井当场毙命，朝比被击穿腹部。

1957年2月2日（农历年初三），镜湖医院郭信坚副院长（前排左九）与香港中医师春节旅行团在镜湖医院门楼前合照留影。

郑彼岸，又名郑岸父，号伯瑜，香山县濠头乡（今属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濠头村）人。同盟会会员、革命家、史学家、诗人。 少年时代，彼岸有神童之誉，参加童试中获得秀才第一名，后放弃功名，赴日本留学；相遇孙中山并接受其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在日本时开始信仰无政府主义。 1906年，彼岸与林君复等奉孙中山之命开展活动，负责策划香山起义。1908年，他和李怜庵等办《香山旬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以文声讨清王朝。[1] 1910年，彼岸与林君复受命在澳门设立同盟会南方统筹部，积极吸收会员，扩大组织，并做从广州调驻前山的新军和前山边防军的官兵的思想工作。在澳门，彼岸和林君复等组织“醒同仁”剧社（后称“仁声”剧社），暗中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2][3] 1911年，彼岸回到香山策动城乡兵勇和组织群众接应起义。农历九月十六日，香山县回应武昌的武装起义，他身先士卒，率领革命武装入城夺取政权。光复县城后，他和林君复共同率领香军支援广州起义，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广东都督府委任彼岸为香山县第一任县长，但他无意仕途，婉言辞绝。龙济光祸害粤时，1914年，彼岸因受到广东都督府通缉，逃往美洲，漂泊20多年。期间，他做店员、报贩、酒家佣工等职业，自食其力；当教师时，向华侨子弟灌输祖国文化。在加拿大，因组织华人工党，维护侨工利益，他被驱逐出境。 1937年春，中山县长杨子毅深知彼岸学识渊博，精通古学，治学严谨，特邀请他回国主编修《中山县志》。彼岸回到濠头村居住，并执教于乡，藉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不及一年，日寇入侵，中山沦陷，彼岸迁居香港，修志暂搁。不久，香港也沦陷。彼岸回乡与族人创办五峰中学，并任教职。因筹集经费困难，薪金不足以糊口。当时，岭南大学澳门分校想聘彼岸为教授，但他为了坚持办好五峰中学，没有答应，放弃月薪500元葡币的职位。 因办学和负责文献会工作，彼岸认识一批青年，他经常不辞劳苦帮他们找工作，对有才干的青年更是关怀备至，引导他们不断进步，从而受到青年们尊崇和爱戴。 1946年初，一位与彼岸共事半年的青年共产党员云，在五桂山区被前来扫荡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逮捕。彼岸与他共事期间，因信仰不同发生过思想交锋，使彼岸认识马克思主义、了解到马克思主义者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 为了营救这位青年出狱，彼岸经常冒着大暑天从乡下跑到石岐。事情不能马上解决，云妻不时背着六七个月的孩子来到彼岸家打听消息。当彼岸知道她生活困难时，叫家人把抽屉里的钱尽数给了她。后经彼岸多方努力，亲自作保把云救出牢狱，并聘请他在刚成立的修志处工作。在当时“匪”与“戡乱”的关头，彼岸冒着极大的风险，救过两位青年，一位是清末被人诬控的徐桂，另一位是刘思复。 1940年，简又文、叶恭绰等在香港般咸道冯平山图书馆举办一个“广东文物展览会”。主持人标榜展览会的主旨是“研究乡邦文献发扬民族精神”。当时，彼岸避居香港，参观后，他立刻指出该会有50多件展品有违民族精神，乃以“宝筏”笔名，撰写一篇题为《评广东文物展览会》的文章，在上海《宇宙风》第100期发表。简又文立即撰文展开论辩。 彼岸继续在《宇宙风》发表第二篇文章。两文旁征博引，史料丰富，证据充分有力，论证详博；特别是对邑人何吾驺、伍瑞隆的投降问题，他研究过20种史籍，在文中就何吾驺降清列举大量史实，进行无可置辩的考证和论断，使人为之折服。 彼岸两次主修《中山县志》。1937年春，受当时县长杨子毅的邀请，他从夏威夷回乡主修县志。他遍访大江南北史学方志专家，与他们磋商志例等问题，并搜集大量文献，以及各县志书数十种，以资参考。可惜不及一年，中山沦陷，他迁居香港，仍继续工作。 之后香港沦陷，修志停止，所征集的重要志料大部分付诸劫火。 1946年秋，由中山县参议会建议成立修志办事处，聘任彼岸为《中山志》主编。1947年，修志纳入文献工作，改为中山县文献委员会，彼岸仍任主委。当时文献会以报纸和刊物两种形式出版有关中山文史资料。 彼岸对于县志编纂首订大要，体例精严，纪述侧重社会方面，注重外患；而且提出，烈女不必另设类目，以破除歧视妇女的观念，如有可传者，只记述懿行才艺，至于节烈异行不宜宣传；风景不宜沿用八景，凡古迹名胜照片应随文附刊；又提出增加民系氏族俗等，并厘正前志之讹误。他认为修志事关重大，不能求之速成，要考证确实。他见识过人，治史严谨认真，将重修县志作为毕生事业，可惜未能完成，成为终生遗憾。 彼岸在濠头任教时，与村夫、牧童为伍，发掘乡村歌谣、民谚，如濠头当时流行的灯棚歌等，在这些歌谣里去采集活的语言，并创作《新新乐府》，这些诗歌是采撷人民的语言；加以净化，融合自然的韵律，使之充溢着新鲜活泼的气息，而其取材是沦陷期间受苦人民的生活实录。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篇《走翠薇》，描写日寇统治区苦斗的一个小孤女长途负贩养母的动人故事。由于诗歌内容真实，充满朴素的感情，能激起读者内心的共鸣，一时为之传诵。 1946年，彼岸对县当局给他的县参议员一职，在报上登出启事，声明不当，而乐于接受担任实干的文献修志工作。 他乐善好施，扶助弱小。他创办保育善会，帮助孤苦百姓。他用漂泊美洲20多年血汗挣来的金钱，全部捐助穷苦的人。回国时，除百余卷书压囊外，只有两袖清风。中山沦陷期间，他在家乡濠头，生活清苦，但亲友、师生遇到困难，他总是有求必应，倾囊相助。中山光复后，石岐郑氏族人重建祠堂，他利用这个机会，办起义门小学，专门吸收失学的贫苦儿童，他自任校长，将一个学期应得的薪金全部捐出作为免费学额，让贫苦儿童有机会读书。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威望越来越高，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越来越广泛，彼岸的思想发生转变，他抛弃长期的政治信仰，勇于接受真理，逐步成为一个拥护马克思主义、热爱共产党的民主人士。解放前夕，他以高涨的政治热情坚守岗位，安定民心，勉励中山修志处和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加强团结，保护文物和所有史料，功不可没。1949年，中山解放，彼岸转任中山纪念图书馆馆长； 1951年被调到广东文物保管委员会任职，不久改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他一生致力于文史研究工作，晚年时期一直坚持看书学习，并用北方话拉丁拼音文字做日记。[2] 1975年2月2日，彼岸病逝，终年96岁；著有《孙子年考》等书。[1] [1]《郑彼岸》，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0年2月5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240。 [2]余蕴洁、吴冉彬、徐绮妮：《郑彼岸先生思想言行初探》，载《中山文史》（第11辑），中山：中山政协，1987，第49-56页。 [3]王奋强、丁庆林：《郑彼岸：革命志士两袖清风》，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25日。

1990年2月2日，新华社澳门分社举行新春酒会，澳督文礼治（Carlos Montez Melancia）出席。

平安戏院位于现时澳门新马路135号，于1935年2月2日开幕，设有1,038座位，播放西片、粤语及国语等电影，亦曾上演话剧及粤剧。在上世纪末，由于电影市道欠佳等因素，平安戏院于1993年2月1日结束营业，最后播放的一出电影为《男与女》。在平安戏院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犹其在抗日战争期间，成为宣传抗战之地方，如1937年妇女慰劳会筹款为前方抗日将士购买棉衣，邀请粤剧老倌薛觉先在此演出粤剧；同年12月"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女士在此发表题为"抗战与妇女"的演讲。图为平安戏院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前座戏票。

拍摄时间：1998年2月2日 前排右二︰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王启人

2004年2月2日，施工期长达两年、耗资约1.35亿澳门币的关闸新边检大楼启用，大楼内71个出入境柜台能每日处理30万人次出入境，而设有22条进出境车辆通道，每日可处理2.4万辆次出入境车辆。

每逢农历二月初二的土地诞，雀仔园福德祠均举办“神功戏＂的表演。“神功戏”，意即“为神造就功德”，藉戏曲表演娱神娱人、神人共乐，达至酬谢神恩和祈愿平安的两大目的。神功戏是往昔本地渔民及陆上居民信仰习俗的重要组成部份。

2020年2月2日，随着第二轮的保障口罩供应澳门市民计划开始，口罩售卖点增至89个；市民除了可在本澳的卫生中心和政府协议药房购买口罩外，亦可于三个社团（工联、街总、妇联）辖下共23个服务点购买，以减少市民购买口罩的轮候时间。口罩计划推出逾一年后仍然继续，至2021年5月26日仍保留83个售卖点。惟自第三十轮（2021年5月27日）开始，卫生中心及卫生站停售口罩，并保留由三个社团和协调药房售卖口罩的安排，全澳各区共设72个售卖点。

2020年2月2日，随着第二轮的保障口罩供应澳门市民计划开始，口罩售卖点增至89个；市民除了可在本澳的卫生中心和政府协议药房购买口罩外，亦可于三个社团（工联、街总、妇联）辖下共23个服务点购买，以减少市民购买口罩的轮候时间。口罩计划推出逾一年后仍然继续，至2021年5月26日仍保留83个售卖点。惟自第三十轮（2021年5月27日）开始，卫生中心及卫生站停售口罩，并保留由三个社团和协调药房售卖口罩的安排，全澳各区共设72个售卖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