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2月19日-1720年2月7日)12月6日,澳门议事会向葡印总督禀报关于澳门与巴达维亚的航行问题;总督曾下令每年只能派四艘船去巴达维亚,议事会在大会上已经就此作出决定;两位重要商人没有参加该会——当时被关押的安东尼奥.多乌特尔和正在生病的克依罗斯.佩雷拉(Manuel de Queirós Pereira)神父。这两个人于1719年10月30日向议事会和总督提出反对意见,议事会和总督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他们的理由是:巴达维亚是当时唯一能获得巨大租船费的港口;由此获得的利润可以供养澳门的很多军官和海员;这些利润可以维持他们“因为船只和财产遭受巨大损失”而大受影响的家庭;克依罗斯和乌特尔的家庭“用二千两白银也难以支撑”。因此,这一禁令造成的损失太大,他们不能接受。因为,如果这些船只不去巴达维亚,就会“在河中搁浅和腐朽”,因为谁也不肯拿船只到其他港口冒险;况且议事会也要遭受损失,因为在上一年议事会对“与巴达维亚的海上贸易的征税达三万两白银”。中国人出海贸易的禁令取决于中国皇帝,皇帝可能开放海上航行,那么澳门贸易就彻底被毁。澳门和它的市民靠的是船主们。1719年12月20日,议事会作出对船主们有利的决定。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2, p.301;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10.
澳门市议事局,既成立矣。在当时只不过是澳门土生葡人之行政机构而已。而中国尚设有澳门县丞,以专责察理澳门民夷者也。惟澳葡对其自己之议事局,自当有权维系之者,据朱萨士之《澳门史》云:“自从一五八零年以还,澳门已有葡政府委任之治安判事(委黎多Ouvidor),其任命权虽非由澳门土生葡人选举,但仍须得澳门土生葡人同意,始能行使职权也。及至澳门市议事局成立,即由澳门之行政长官、治安判事、葡舶司令、及澳门土生之葡人代表,共四人合组而成者云。”又据龚翔麟之《珠江奉使记》载称:“澳中议事亭,蕃目四人,受命于其国,更番董市事。凡市经四人议,众莫敢违。及官司有令,亦必下其议于四人者。议得。当以报闻。”中国官吏方面,对议事亭之行政权,初时虽遭到两广总督陈瑞之诘责,及受贿后,则持放任态度。惟中国地方官对于澳门之司法权,则一向坚持节制。如万历时,香山知县蔡善继条议制澳事,据《香山县志》录称:“香山知县蔡善继甫履任,即条议制澳十则,上之。未几澳弁以法绳夷目,夷譁,将为变。善继单车驰往,片言解,缚悍夷至堂皇下,痛笞之,故事夷人无受笞者。善继素廉介,夷人信之,故帖息。”观此,蔡善继之廉介,与陈瑞之贪贿,相去远矣。故后来澳门之司法权,一直都由中国官吏保持。迨至清朝道光时,迺由澳门兵头亚马勒,捣毁议事亭之御碑后,中国在澳门之司法权才停止耳。澳门议事局成立后,澳葡遂拟向中国方面承购该议事亭地,及其后方之华人屋宇地段,以为改建新议事局,及监牢之用。据一七八三年十二月六日,澳葡议事局之判事官关耶氏(J•J•Mendes da Cunha)署名之档案,曾提及谓:“尝与地段业主商订价值,承买该地,以备重新兴建议事局及监牢,并附送该建筑全面图则云。”随于一七八四年,澳葡建筑成现在之议事局。故现在议事局之面目,已非如昔日之红墙绿瓦,中国之亭台格式,只留有议事亭之名耳。试观其三角形之破风,伊奥匿式之门柱,厚厚的坭墙,处处表现出一派古老朴实的西方建筑姿态。据柏力架著之《美丽的澳门(Picturesque Macao)》说:“当时议事局之建筑,其营造经费,属于中国当时现行之货币,为白银八万両云。”及至一九四零年,澳葡当局更将此古老建筑物之内外全部,重修整饰,惟仍保存其门面原有之朴素轮廓。至于其内部之粉饰,大堂之陈设,家私之布置,悉照昔日葡王约翰第五皇朝时代之图案式样配置。由香港兰卡喇佛公司承造者。当初该建筑物,原为前方作议事局,后方作监牢。后来贾伯乐提督街之监狱建成后,才将局后之监牢拆卸。当年其傍有监牢斜巷之称,现则改称东方斜巷矣。澳门议事亭,在明末时期,实为中国向澳葡办理外交事宜之唯一对象,所以一切有关夷务,均在议事亭宣谕,或交由澳葡议事亭判事办理。如英国人在明末第一次到中国,初拟通商,讵在虎门发生冲突,被中国官吏扣留人货。事后中国当局责令澳葡议事亭判事,将英国人货具保领回澳门,然后驱逐出境。盖斯事迺英人最初来中国事迹,与议事亭有关者。据《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张星烺之《明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篇内略谓:“明朝崇积十年(一六三七)。英王査理ー世组织东方印度公司、拟来中国通商,委任威德尔(Weddell)为主任,蒙忒内(N. Mountney)为总经理,授以军法全权。一行人驾帆船,经印度抵达澳门海外,澳葡百端阻其通商,迫得转泊虎门,侵扰炮台。威尝接澳葡议事会来书称:英人来广东贸易,妨害葡人利益,故请其速离中国海岸……”又据《明清史料》有《兵部题(朱名会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内洋洋万言,详叙该事。大约述称:“红夷货舡五只,于崇祯十年六月间来粤,潜泊虎门,欲扰铳台。官兵堵御,及放火攻之。又先后在潖州附近,及广州揭邦俊宅,缉获夷目三人,夷奴二人,及奸揽李叶荣暨华洋货物等。后来转谕澳夷有云:贸易之权,仍归诸澳;羁留之夷,仍归诸澳;而相机解散之责,仍归诸澳。而市舶司称:曾到澳会同香山县寨差官,及提调备倭各官,唤令通夷事目揽头等至议事亭宣谕,督促赴省具结。旋由澳夷嚟哆(即议事亭判事)起文,将红夷五人,及银货等具领回澳。后呈报夷舡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开洋云。”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2月2日─1784年1月21日)12月6日,澳门议事会理事官门德斯‧官也与业主商购今议事亭地段之土地,并以澳门币2000元承买该地,准备重建议事会大楼及监狱。建筑方策由帕德里希奥(Patrício de S. José)神父编制,并设计好新议事会大楼的全部图则。到1784年,新议事会大楼竣工,总共耗资8万两白银。 新议事会大楼高两层,基础部分是花岗石,其余部分,包括壁柱在内,用灰浆和砖头砌成。屋顶由柱子支撑,檐口饰有绿色彩釉花瓶。大门山墙、门牌坊及窗户均为古希腊式。建筑物十分宽敞,里面有一座“无原罪圣母小教堂”,议事会成员在开始处理公务之前,在这里听弥撒。在大门的上方镌刻有葡萄牙纹章,其下刻有“无与伦比忠贞的天主圣名之城”的铭文。但阿奎诺‧吉马良斯(José de Aquino Guimarães)1828年评价称:议事会大楼宽敞但不雅观。1830年钱纳利(George Chinnery)所绘的议事会大楼建筑与今天大同小异,只是正面部分不同。Rogério Beltrão Coelho, Leal Senado de Macau, p. 17, p. 27; 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28—29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81页。
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2月,林则徐在广州创立的翻译房出版《澳门消息报》,用汉语报道外国人在华活动动态。每月还将发过的文章分类汇总在《澳门月报》上。3月9日,澳门议事会颁布法令,禁止在澳门收存、吸食鸦片,严禁各国居民向卷入鸦片买卖的中国人提供庇护。3月22日,义律请求澳门总督对英国侨民提供保护。边度(Adrião da Silveiro Pinto)总督接受了请求,但申明所有卷入鸦片交易纠纷的英国人不在此列。4月1日,前山寨守官致函澳门检察官利马(José Baptista de Miranda e Lima),转达钦差大臣要澳门交出所有鸦片的命令。4月27日,前山寨守官致函澳门检察官,命令在3日内必须交出所有藏于葡萄牙居民家中的鸦片,否则将封闭澳门进出通道。5月24日,英驻华贸易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上尉和英国商人离开广州前往澳门。8月26日,由于澳葡政府在中英交恶中宣布中立,在澳门居住的所有英国人,在义律的劝说下,离开澳门前往香港。9月3日,钦差大臣林则徐访问澳门。在莲峰庙召见澳门葡萄牙官员,勒令私藏鸦片者一律在限期内上缴,否则严惩不贷。9月12日,义律请求边度总督允许英国商人到澳门避难,并建议将澳门外港作为英国人贸易中心。边度总督拒绝了上述建议。11月3日,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12月6日,清朝官府下令禁止英国人在澳门逗留。
《知新报》第一百三十期刊登《儒教宗旨述》、《萧何治未央宫论》、《荷使入京先声》、《直藩被监缘由》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1日─1926年12月31日)12月6日,巴波沙乘法国邮船抵达香港,8日至澳门出任总督,直至1931年。这是巴波沙第二次出任澳督,其政府对澳门华人采取“诚信相孚”的政策,对澳门华人“其行政设施皆本友善之精神,务以适合华人性质及风俗习惯为宗旨”,澳门社会内部的反葡、仇葡情绪逐渐平息,紧接着粤澳长期争执不休的勘界问题也不再提及,双方进入和平共处时期。《关于澳门新总督就任件》,载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下册),第2083页;陆翼南:《葡人治澳之政绩》,载《澳门年鉴:1927年》,澳门历史档案馆藏铅印本,1927年,第104页;陈席儒:《澳门年鉴书后》,载《澳门年鉴:1927年》,第105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8日。
企业家、社会活动家、慈善家。广东番禺人。少时读过私塾,13岁即出外做工,15岁在顺德陈村一间店铺当掌柜,后到广州发展,与何善衡、马子登等相好组成“汇隆银号”,出任经理。抗日战争广州沦陷期间,避难到香港经商,1941年香港沦陷,转到澳门经商,并投入金融界,任大丰银号经理。40年代后期,大丰银号扩展业务,创办了包括银行、餐厅、戏院、巴士和的士、自来水等公司,其事业突飞猛进,成为澳门工商钜子。在澳门,举凡爱国活动、社会福利、文教体育、慈善事业,他均出钱出力,经常出面调解社会纠纷。他对故乡建设极为热心,40年代后期扩建岳溪学校,50年代建造澄溪医院,援建番禺县造船厂,60年代捐赠汽车、拖拉机、机船等物品,1979年捐建番禺宾馆。1981年捐资修莲花塔,建县人民医院碧秋大楼、县妇幼保健院,后又与霍英东等捐资修建大石大桥与著名的洛溪大桥。曾任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华全国工商联常委、中国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暨南大学校董会副董事长;又任澳门大丰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主席、澳门东亚大学校董会主席、澳门立法会副主席。1983年12月6日病逝,澳门各界人士及祖籍番禺人士分别进行隆重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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