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慈堂博物馆位于议事亭前地仁慈堂右巷2号的仁慈堂大楼内，通过一条花园小巷抵达正门，沿着楼梯拾级而上即可到达。整座大楼约建于18世纪，19世纪时曾改建，1905年始成今天的规模。两层高的建筑为新古典主义风格，以白色为主色，属于澳门慈善机构仁慈堂的物业，而2005年整座建筑以澳门历史城区之名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内。仁慈堂原名“圣母慈善会”，是葡萄牙的民间慈善团体，由葡萄牙王后莲娜于1491年8月15日在里斯本创办。到1569年，葡籍传教士贾尼路创办澳门仁慈堂，成为澳门最早的慈善机构，经常赈济寡妇、孤儿、贫病老人，并开办了中国第一间西式医院——白马行医院（医院初名为“贫民医院”，俗称“医人庙”，1974年结业），还在会下设有育婴室、痲疯院和老人院等机构。过往仁慈堂在中国文献中被称为“支粮庙”，“支粮”是指它属下机构员工到该处领取薪金，而“庙”则是由于过往仁慈堂内设有圣堂，包括祭坛及圣像，犹如小教堂般，故合称为“支粮庙”。仁慈堂大楼1楼曾为澳门政府第一公证处（2016年迁往黑沙环政府综合服务大楼），转角处有一历史石碑，是澳门市政厅1998年3月在罗结地巷1号发现的1569年仁慈堂附属孤儿院石碑，2楼则是仁慈堂博物馆，于2001年12月14日正式揭幕，门票的收益将用作仁慈堂的慈善用途。博物馆内藏品以宗教或与仁慈堂发展历史有关的物品为主，共有300多件，大部分均是来自仁慈堂值理会主席飞安达的私人珍藏，当中的瓷器展品对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外销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而最令人注目的展品是一部1627年草拟通过，1662年写成的《澳门仁慈堂章程》手抄原件，内里甚至连首页的宗教人物图案亦是手绘，它是该堂最早、保存最久的历史文献。其他较为突出的展品还有：创始人贾尼路主教的头颅遗骨以及当年陪葬的十字架、贾尼路主教的全身油画像、19世纪耶稣圣心像、18世纪葡属印度时期的圣母及耶稣雕塑、前白马行医院的铜钟及众多印有耶稣会徽号（JHS）的陶瓷器皿等。这些展品不仅反映了仁慈堂在东西方文化交汇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同时亦反映出天主教东传亚洲并在邻近地区衍生的文化特色。主展厅的左方是一间会议室，内里墙壁挂放着捐赠人的画像，无论一枱一椅都仍保留了20世纪典雅的布置风格。从会议室往外走即能通到2楼的白色外廊，这里摆放着墨绿色的桌椅，此外还有旧式的风扇在缓缓转动。由外廊近窗处俯瞰便可看到有着黑色波纹状图形的议事亭前地一带及喷水池景色。

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1658年2月2日－1659年1月22日)12月14日，巴城总督马特索科尔称，两艘英国船只“国王费迪南(King Fernandes Reformation)”号和“理查－马萨(Richard and Martha)”号抵达澳门，试图与中国人进行贸易。其中较大的那艘船装备有四门大炮。运去的货物有一大批胡椒和织物。但他们在广州没有买到货物，于是没交船钞就私自逃走。他还称，英国人在澳门的贸易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事业也将造成危害，久而久之，葡人将把澳门置于英国人的保护之下。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97；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沙：1624－1662》，第505页。

康熙五年（1666年2月4日－1667年1月23日）12月14日夜，澳门派人乘船偷偷出海赴果阿，向葡印总督求援，要求葡印总督支援澳门食物、军需品及加强驻军，并提出由葡王派出一个使团访问北京。 John E.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p. 95.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2月3日－1686年1月23日）12月14日，澳门议事会决定由船东们出巨资贿赂海道官员，以便在丈抽船只时得以少计算总量。关于澳门中国海关的征税办法，龙思泰称：在一个选定的日子里，澳门总口的主要官员或他的副手，在理事官和船长在场的情况下，登上待丈量的船。停泊税依船只的大小而定，并付现金。许多年来，这一口岸的分支机构由广州粤海关监督每年委派的次级官员掌握，他负责丈量随季候风而来的船只，并将岁入送至广州。直至1685年，还没有关于这种税收确定、成文的规定。船主们通过理事官的帮助，向委派征收航海税的中国官员建议，收下一些价值不菲的私人礼品，并接受这种条件：最大的船征收500两船钞，对小一点的船则按比例征收。似乎双方都对这个价钱表示同意，因为议事会担保会如期履行协议。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63页；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106页。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2月11日－1699年1月30日）12月14日，澳门议事会将航行马尼拉贸易的“圣安东尼奥（S. António）”号船收益的1%付给了理事官菲利佩•古德罗斯（Filipe Fróis de Quadros）。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8.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2月19日－1701年2月7日）12月14日，澳门议事会会议记录，王室代理商维韦罗斯•卡瓦略（João Viveiros de Carvalho）以国王的名义将一笔众多商人贸易而赚的钱从帝汶带给澳门议事会，并由领航员马努埃尔•佩雷拉（Manuel Pereira）送往澳门。1699年，议事会将此事告知葡印总督，这笔钱为多人所有，无法进行公平分配。议事会遂建议将其存储，并列出利率和税款。每年年初，议事会可借用部分存款用于本城开销，但必须按时归还。最后王室代理商维韦罗斯•卡瓦略决定将这笔定额资金存储于圣保禄学院金库，称之为“佩雷拉存款”，但并不属于这位领航员所有。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10.

雍正八年（1730年2月17日－1731年2月6日）12月14日，米格尔．阿马拉尔（Miguel de Amaral）神父去世，他曾为澳门建立一个大贸易公司写出了长篇建议书。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16页。

雍正十年（1732年1月27日－1733年2月13日）12月14日，澳门议事会举行会议，邀请了总督阿马拉尔•梅内塞斯、各教会的神职人员、各位元老及主要社会人士，会议主要讨论使澳门摆脱困境的办法。会上达至共识，即请求国王若奥五世授权澳门每年派遣一艘大船前往巴西，并无须途经里斯本纳税，还可以在回程中带回白银。作为交换条件，澳门愿意承担赴中国使团的费用。但遭国王拒绝。 雷戈：《澳门与巴西的直接关系：一个不可实现的梦想》，载《文化杂志》第22期，1995年。

乾隆十七年（1752年2月15日－1753年2月2日）12月14日，乾隆帝遣六库郎中官柱同钦天监正刘松龄神父抵澳门迎接葡萄牙巴哲格使团。二人抵澳后，受到了澳门议事会及总督贾士度的热烈欢迎。20日，使团离开澳门，使团共为71人，包括数学家林德瑶和外科医生张继贤。使团共携带方物29箱：主要有自来火长鸟枪2把，自来火手把鸟枪4把，洋刀、文具各1个，鼻烟12瓶、银装蜡台、装饰花、花缎、多罗绒、毛毡、葡萄酒、露酒、西洋糖果、香饼及巴尔撒木油等。25日，抵达广州。在广州又受欧洲各国代表的欢迎和问候。两广总督阿里衮根据乾隆帝的旨意给予使团优待，为使团的行程提供1100两白银的补助。《巴哲格大使敬呈唐．若泽一世国王报告1752年出使京廷记》，载金国平：《中葡关系史地考证》，第215—217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l册《六库郎中官柱为行抵广东澳门接护葡萄牙使臣进京事禀文》第260页及《广东巡抚苏昌题报葡萄牙贡使所带贡物数目并料理起程赴京日期本》，第261—262页。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1月29日－1760年2月16日）12月14日，两广总督李侍尧制定《粤东地方防范洋人条规》：一、夷商在省住冬，应请永行禁止。外洋夷船向系五六月收泊进口，九十月扬帆归国，即间有因事住冬，于洋船出口后即往澳门寄住。二、夷人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三、借领外夷赀本及雇请汉人役使，并应查禁。四、外夷雇人传递资讯之积弊宜请永除。五、夷船收泊处所，应请酌拨营员弹压稽查。两广总督李侍尧制定的防范外夷条规五则反映了清政府在维护合法贸易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外国商人活动的管理和限制，而且明确规定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人必须在澳门住冬。因此，大多数外国商人都获广东政府发出的准照，每年在澳门居住数月，至下年（7—8月）季候风船只来到之时。《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李侍尧奏陈粤东地方防范洋人条规折》，第336页。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1月25日─1763年2月12日)12月4日，澳门“圣米格尔”号船装载了帝汶的檀香木返回，这批货有2000担，同船而来的还有两位神父。14日，费尔南德斯．施利华 (João Fernandes da Silva)的“嘉谟圣母(Nossa Senhora do Carmo)”号前往果阿。20日，路易士．科埃略(Luís Coelho)的“圣米格尔”号又从澳门前往巴达维亚购买欧洲染料以送给中国皇帝。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513.Benjamin Videira Pires, A Vida Marítima de Macau no Século ⅩⅧ, p. 45.

英国人司各脱因杀人被清朝地方政府处决一案。1772年（清乾隆三十七年）12月14日，在商船上当舵工的英国人司各脱（Francis Scott），与由他雇请来澳门工作的华人刘亚米斗殴，刘亚米被司各脱用刀砍伤致死。澳葡当局逮捕、审讯司各脱后，由于他拒不认罪，即认为他无罪，并拒绝把司各脱依法送往香山县丞衙署受审。广东当局遂关闭关闸，停止对澳门的粮食供应，澳葡当局被迫交出罪犯。中国官员对司各脱进行审讯，司各脱起初继续抵赖，后因有人出庭作证，才供认不讳。经广东大吏覆核，司各脱罪行确凿。1773年2月23日，广州知府到澳门与澳葡当局一起处死了司各脱，结束了这一场冲突。居澳的各国人士包括葡人，都进一步认清了当时葡萄牙在澳门的地位，澳门的真正长官，是驻扎澳门的香山县丞。

1836年（清道光十六年）5月12日，广东官府和前山寨守官命令在澳门修建道路，完善现有军事设施。应葡人要求，他们同意修缮三巴门炮台和东望洋炮台，但炮台前不得有任何建筑。12月14日，英国政府派驻中国的贸易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上尉从澳门致函给广州知府，要求准许他在澳门居住。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10月18—22日，耆英针对中法谈判中法方强请他弛禁天主教事连续上奏，请求道光帝对天主教弛禁。道光帝与耆英等人反复商议，最后，于11月26日由耆英拟写一“简明节略”的奏报，而由道光帝批复“依议”，于12月14日正式公布称：“原所以禁中国借教为恶之人，并非禁及于西洋各国所崇奉之教也。今据佛兰西使臣拉萼尼请将中国习教为善之人免罪之处，似属可行，应请嗣后无论中外民人，凡有学习天主教并不滋事为非者，仰恳天恩，准予免罪。”这是清政府正式发布的解除教禁的公文，从此，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获得了合法地位。《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6册卷72，第2900页；《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534页；郭卫东：《清朝基督教弛禁的澳门交涉》，载《文化杂志》第54期，2005年。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2月12日─1851年1月31日）12月14日，澳门政府发布缉拿来澳匪徒告示。澳门管理华人事务官劳伦索．马葵士为晓谕事：“照得本公会现在查闻有贼匪烂崽来澳偷抢，已经严行定令，除绝此弊，以安良善。本公会惟知严行办理，至尔各铺户船艇，切勿窝藏匪类。倘查出，必定严责。凡各良民有能知贼匪住足之处，即宜前来禀报，以便拿办，为此晓谕各人知悉。特谕。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初七日谕。”《澳门政府宪报》1850年12月14日第5号。

同治二年（1863年2月18日─1864年2月7日）12月14日，著名钢琴家罗德‧西普（Rod Sipp）和意大利男低音歌唱家格罗西（Grossi）在塞尔卡尔男爵府邸中举行音乐会。《政府公报》的记者们评论钢琴家水准超过李斯特（Franz Liszt）!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53—154页。

光绪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12月14─21日，华人举行康公庙建醮大会，澳门华政厅为此出示严禁各东洋车通行康公庙前地巴嗉咑尔古街、沙梨头海边街、通商街、美基街、伯多禄街，并不准各人在该时间内在以上所禁之街，施放爆竹。澳门西洋政务厅亦出示，在此期间，所有外国人等，如有到该处游玩者，务须善视华人，不可争闹。《澳门政府宪报》1892年12月7日第49号，1892年12月15日第50号。

《知新报》第四十期刊登《纽约举官》、《新书广智》、《筹兵款钜》、《究论金源》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月8日─1903年1月28日）12月14日，澳门土生葡人富商劳伦索‧马葵士（Lourenço Caetano Cortela Marques）在澳门花王堂区白鸽巢前地的家中病逝。劳伦索‧马葵士是澳门土生马葵士家族第三代，是皮奥‧马葵士（Domingos Pio Marques）次子。1811年8月7日出生于澳门老楞佐堂区，他精通葡语、英语与法语，并能准确运用这些语言写作，故很早即参加澳门政府的工作。1839年任议事公局商务监理，1842年任市政议员，1846年任大堂区和花王堂区代理初级法官。1846年同澳督亚马留（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一起组建澳门临时步兵营，后多次出任澳门议事公局理事官，使澳门市政情况明显改善。是他决定安装路灯，为街道命名，并且设置门牌号码。1865年被选为议事公局副主席，1871年任主席。同时还担任华务司理事官。任议事公局主席时，命令建立纪念抵抗荷兰进攻获胜的得胜花园。1871年还发起成立澳门土生人教育促进会，推动澳门土生人的教育事业。1871年，劳伦索‧马葵士被评为对澳门贡献最大的40人之一。1838年8月7日他与当时巨商俾利喇（Manuel Pereira）的长女玛丽亚‧若瑟芬（D.Maria Ana Josefa Pereira）结婚，其岳父俾利喇去世后，将其所建俾利喇行宫及花园全部留给了他。他在对俾利喇行宫及花园的47年管理中耗费了不少心血，多次对花园进行改造和美化。1866年，他在皮内罗（Manuel Maria Pinheiro）工厂铸造贾梅士半身铜像，并置立于贾梅士石洞前，为澳门这一葡萄牙伟大诗人的遗迹增辉。因此，他被授予基督勋章。劳伦索‧马葵士晚年家境窘迫，经济十分困难，当时法国耶稣会曾出高价收购这一宅第和花园，他拒绝卖予，而是卖给了报价很低的澳门议事公局，使贾梅士石洞和花园一直能保持在葡萄牙人手中。澳门人都很尊重他，许多人都喜欢到他家做客，不论贫富，他都热情接待。葡人亲切称其为“劳伦索‧马葵士叔叔”，华人则称其为“白鸽翁”。因为他在花园中养了大量的白鸽。他对澳门历史特别感兴趣，是他向《历史上的澳门》作者徐萨斯讲述其担任行政工作期间所发生的事，为徐萨斯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2, pp.564—565.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12月14日，鉴于澳门地区华商众多，且长期没有自己独立性组织，为体现本行业实力与社会地位，更好地团结行业同仁，华商萧瀛洲等发起筹备组织商会，拟具纲领，向澳门政府申请注册，至本日终获葡京政府批准立案，命名为“澳门商会(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Macao)”，同时核准《澳门商会章程》，共分3章45款。章程明确该会“以振兴澳门商务、工艺、船务并办理关于商务、工艺、船务各事件为宗旨”。章程规定：“凡居住本澳之商人、铺主、工艺人、各行店司事人、代理人、经纪人、商船之船主并入伙均可入会为会友。”章程还规定：“本会公举正总理一人，副总理一人，值事七人，一年为任满。”澳门未有商会以前，举凡华商遭遇商业纠纷，均投诉镜湖医院加以解决。澳门商会成立后，同时被授予商事裁判权，“凡秉公断结，视为与官厅判断无异，无论如何不得上控”，遂成为华人在澳设立最重要之机关，亦为调解商业纠纷的权威性民间组织，为此改变了澳门商人向无团体，每遇事故只得借镜湖医院集议解决的局面，日益发展成为澳门地区与镜湖医院慈善会、同善堂(Tong Sin Tong)并称的华人重要团体，起到了沟通政府与民间的渠道作用。关于澳门华商发起成立商会的时间，一般认为是1911年。此年，萧瀛洲等华商鉴于澳门华商日众，乃发起筹备成立商会，拟具纲领，条陈澳门政府，请求批准。[参见《澳门中华总商会成立85周年纪念特刊(1913-1998)》、《澳门中华总商会成立90周年纪念特刊(1913-2003)》、《澳门工商年鉴(1951-1952)》等]，Ano de 1913-Boletim Oficial-№. 9-1 Março, p. 111. 然据澳门历史档案馆所藏民政厅档案(1909年第9/A)可知，早于宣统元年(1909)3月22日，华商萧瀛洲、李镜荃、赵立夫等三人就曾呈请澳门政府，请求批准开设华商会。但该会成立不久，即被里斯本政府下令撤销，故于本年再次申请注册。(参见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第240页。)又莫世祥等编译的《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103页称：“经里斯本批准，澳门华人商会于1914年12月1日成立。”不知何故海关报告误差两年。1932年《澳门商会筹建会所碑记》，转引自吴润生主编：《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史：1871-2001》，第11页；《澳门中华总商会成立75周年纪念特刊(1913-1988)》，第7页；《澳门政府宪报》1913年第9号，第109-112页；商务印书馆编印1941年《澳门指南》，第46页，澳门大学图书馆藏。

民国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12月14日， 澳门举行葡萄牙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市政选举。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 第75页。

民国四年(1915年1月1日─1915年12月31日)12月14日，澳门顺利轮船公司发布公告，宣布该公司已经购买省城侨轮公司轮船，将船更名为“海安”，来往马骝洲、雷州，并公推钟寿石、刘柏盈二人为司理。《澳门政府宪报》1916年第4号，第54页。

民国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12月14日，澳门政府承认殷理基．施利华为荷兰驻澳门领事；至22日，又任命殷理基．施利华大律师为本法区副立契官，而当时的立契官为卡洛斯．黎登。澳门历史档案馆藏民政管理档，第399号卷宗，第S-N号文件，转引自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100页。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1月，1947年12月14日香港报界报道，中国及澳门葡萄牙当局在广州已签订“大米协议”。据此，广东政府向澳门供应大米，停止对澳门的经济禁运威胁。3月4日，澳门总督柯维纳与中国中央银行代表签订一项金融协定。该协议于3月13日生效。4月，罗保（Pedro José Lobo）与梁昌组建的“澳门航空运输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首架双引擎水陆两用飞机命名为“澳门小姐号”。6月16日“澳门小姐号”遭劫持，机长遇害，飞机坠毁。5月2日，由澳门教区主办的《号角报》（O Clarim）再次出版。1948～1952年间为周刊，1952～1983年间为双周刊。1983年起恢复周刊至今。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何贤将“八角亭”捐为公众阅读室。

林妹殊，女，又名林冠明，画名“清溪痴人”，香山县（今属中山市三乡镇平南村）[1]人。著名画家、教育家和体育家。 父亲林文，是广州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之一。妹殊以半工半读的方式，毕业于广东省立高级师范学校艺术系，她爱好体育活动，荣获广州市第一届长跑冠军。 妹殊毕业后，在广州时担任三所中学的体育主任，成为学校中最年青、最忙碌的教师。她教学认真，富有正义感，对不合理的教学方法，敢于抗争。当时15岁的学生陈江夏，爱好玩球，上课钟响了，还不回课室。班主任抽出童军棍，把陈江夏打得遍体鳞伤。妹殊知道后，立即要该学生入童军团办事处检查伤势，并向学校提出交涉。结果，迫使校长辞退了这个班主任。 广州沦陷前夕，日军飞机不停轰炸广州，妹殊在抢救受伤同胞时，不幸被炸伤右腿，转到香港治疗。当时伤还没有痊愈，她就出院担任海外抗战的宣传工作。同时，她与学生张乃梅、吴村人、苏海奏、莫徘徊、陈江夏等人，在香港新界办起志德、同德、培德等艺术学校，从事爱国艺术教育，尽管当时课室简陋，经费严重困难，但她坚持了三年八个月。 当时，妹殊和四个女学生住在沙田孤岗一间茅舍里，她们一边坚持教学，一边从事绘画写生。在简陋的茅舍里，开辟了一个小画室，她向学生灌输爱国艺术思想，极力鼓励学生回国参加抗日斗争。她对学生黄华泰说，抗战乃是国家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你们是有为青年，应该以国家民族为重，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全力挽救国家民族，这才是你们应尽的责任！在她的教育和熏陶下，黄华泰返回内地，投考了空军。 1938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妹殊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任职于广东省社会局，并参加救国抗日团，担任团部总务主任。 1941年底，日本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妹殊带着苏海奏、莫徘徊两个学生来到澳门，看望年过半百的老母亲，准备从澳门转回内地。由于母亲旧病发作，一家数口勉强生活。妹殊在澳门雨芬中学任教。同时，妹殊发动组织“未来画社”，以研究艺术为目标，联络动员青年返内地参加抗日活动。当时参加画社的青年有200多人，很快被日探获悉，对澳葡当局施加压力，勒令妹殊解散“未来画社”，并监视他们的行动。 抗战胜利后，妹殊回到广州转赴上海，1946年任上海艺术学院院长，致力于绘画艺术教育工作；同时遨游祖国的名山大川，进行艺术创作活动，作品在全国各地和香港展览30多次。 1947年11月，她应香港妇女会邀请举办画展，把所得款项全部捐给香港的福利会及托儿所。 1948年3月，她回到家乡中山县举办画展。孙干评论说，林妹殊绘画资力不浅，精于山水，绘画之天才，都有过人之处。就20年来所知，成名者，仅林妹殊一人耳。妹殊在中山所展《半江斜日识妇人》、《风静引闻人》、《步履逐泉声》、《带醉忆重逢》等国画，被誉为罕见珍品。 1948年秋，妹殊接受暹罗（今泰国）警察副总监坤针连夫人简丽初女士的邀请，赴暹京游历，后转往印度、台湾邀游作画，艺术取得更大的成就。 1950年，应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之邀，妹殊在北京国画学院任教。“文革”期间，妹殊身心受到摧残，不幸患上肠癌。她以顽强的斗志，坚持练习外祖父、外祖母传授之气功疗疾，把肠癌治好了。她把这种气功命名为“郭林气功”，以纪念外祖父母（外祖父姓林，外祖母姓郭），并编写出版《郭林气功疗法专辑》等著作。 妹殊在北京公园练功时，许多病者慕名前来学习，疗效甚佳。可是，时值“文革”高潮，那些造反人物说她搞迷信活动，把她拘留起来。后来，群众自动把她保了出来，请她继续教授气功。为了安全，她经常转换地方，派人放哨，使“郭林气功”得到推广，并取得较好效果。 一次，一位朝鲜姑娘在公园唱歌，妹殊听出她患了癌症，就教她练功治病，结果把病治好了。佛山沙堤机场一位女干部，80年代初因患癌症而动了手术，仍未痊愈，后来她专程赴京向妹殊学习气功半年，结果把癌症治好了；回到医院复查时，医生感到非常奇怪。 为了把这种气功献给人民和传之后世，妹殊把气功的经验著书，继续出版《郭林气功疗法》、《治癌病例选编》、《新气功疗法图解》、《新气功补充读本》等书。 妹殊从事绘画艺术50多年，成为一个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女画家。她擅长山水画，继承历史上名画家石涛、石溪二氏之画法，功力雄厚，力透纸背，作品多颖奇境，林峦幽深，一丘一壑，山水云烟，独树风采。她周游于祖国名山大川之间，写出山水之真情。她游览杭州时，把西湖名景描绘得洒脱活现；游玩台湾时所写之台北风光“碧潭”胜景，笔法类似八大山人。她旅居澳门时，带着学生所绘之松山《八松图》，虬枝鹤骨，郁郁葱葱，顽干劲节，真如能擎日月，撼动风雷。[2][3] 1984年12月14日，妹殊因患脑溢血在北京去世[1]，终年75岁。中山三乡镇政府特地在颐老园建了一座林妹殊纪念亭，以缅怀这位出色的艺术家。[2][3]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第239-240页。 [2]《林妹殊》，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300。 [3]赵荣芳：《名画家林妹殊》，载《中山文史》（第22辑），中山：中山政协，1991，第126-128页。

1990年12月14日，澳门高等法院因建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3000余万元欠款突查封马会电脑房，赛马会宣布无限期停赛。

1997年12月14日，“公益金百万行九七”在工人球场举行起步礼，共筹得善款500万元，逾3.5万人参加步行，创历届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