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年（1582年1月24日─1583年1月23日）12月18日，澳门议事会正式承认西班牙菲利浦二世（Filipe II）为君主，萨主教也向菲利浦二世宣誓效忠。由于阿隆索•桑切斯神父的努力， 澳门合并在卡斯蒂利亚王室管辖之下。根据西葡合并的规定，葡萄牙人 对澳门的管理依旧，仍然悬挂葡萄牙国旗，原有贸易照常进行，还提出条件是在菲律宾与中国的贸易中，必须由澳门充当仲介，并要求不让中国人知道澳门统治权的变更。 Pablo Pastells, Labor Evangélica de los Obreros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en las Islas Filipinas, Vol. 1, p. 265; H. チースリク：《キリシタソ时代における司教问题》，第391页。Manuel Teixeira, Primódios de Macau, p. 20; 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21页。

1582年（明万历十年）12月18日，澳门当局正式承认西班牙菲利浦二世（D. FilipeⅡ）为君主，条件是在西属菲律宾与中国的关系中，必须由澳门充当中间人，以及统治权的变更绝对不让中国人知道。

崇祯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12月18日，巴城荷兰总督范•迪门（Antonio van Diemen）的报告称：现在我们要留心澳门葡萄牙人的举动，失去日本贸易会使他们山穷水尽。我们相信，他们的贸易很可能由中国人继续进行，或与英国的“科尔亭（Courteen）”船队合作。中国人或英国人若通过这种方式从澳门购货被日本人得知，他们也将遭到禁止，并像葡人一样被驱逐出日本。同时，还存在一种可能，即葡人在东京或其他海域对我们没有武装的船只发动攻击，对此我们要加倍提防。我们仍在琢磨，究竟是将葡萄牙人赶出澳门，还是暂时把他们孤立起来，使他们不攻自灭更合适。如果赶他们出澳门，没有中国人的准许，我们仍无法在那里驻扎。假如我们采取行动（按我们的能力完全可以做到），冒险极大，不但不能在广州取得贸易权，而且会失去大员。所以事情需倍加谨慎、理智地处理，三思而后行。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莎：1624—1662》，第215页。

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年2月6日－1656年1月25日)12月18日，教宗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re Ⅶ)接见了卜弥格神父，并交给他罗马教会致永历政权王太后及庞天寿的回信。教宗与卜弥格谈话后，即建议他马上动身返回中国。 爱德华•卡伊丹斯基：《中国的使臣卜弥格》第11章，第127页。

康熙六年（1667年1月24日－1668年2月11日）12月18日，传教士广州会议召开。被驱逐并扣押在广州的欧洲传教士在广州耶稣会旧教堂内举行会议，与会者23人，其中耶稣会士19人，多明我会士3人，方济各会士1人。会议主持人为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成际理（Feliciano Pacheco），意大利耶稣会士李方西（Jean-François Ronusi de Ferraris）担任秘书长。广州会议持续一个多月，讨论了40多个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传教工作中的中国礼仪之争问题。方济各会士利安当表现最为突出，坚决反对祭孔祀天等中国礼仪，并获得陆安德、聂仲迁、张玛诺、汪儒望等4位耶稣会士的支持。但是大多数与会者则表示赞成中国礼仪，在会议最后表决签名时，连过去一直坚持反对中国礼仪的多明我会士闵明我神父亦表示同意。成际理根据会议决议，用中文整理了一份42条的《圣教规程》，规定了中国教友的信教守则，并表示对中国礼仪的认可。最后，推举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作为代表赴罗马向教宗汇报会议通过的议题。 赵殿红：《“康熙历狱”中被拘押传教士在广州的活动（1662—1671）》，载《澳门研究》第19期，2003年12月。

康熙八年（1669年2月1日－1670年1月20日）12月17日，晚19时，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闵明我从广州拘禁所逃脱抵达澳门，匿藏于多明我会修道院。18日，闵明我来到澳门的消息被公开。几个中国人在路上看见了闵明我，有人支持他的意见，有人反对他的意见，还有人表示无所谓。但几名耶稣会士特别发表声明反对闵明我。耶稣会巡视员甘类思先后两次见闵明我，对他进行了访问。澳门主教区的负责人原是闵明我的好友，现在则成了公开的敌人，并极力加害于他，力劝澳门城的总督禁止其离开，但时任澳督的施维路是闵明我的密友。当时耶稣会士希望教区法庭判处闵明我的罪行，但当时澳门两个教会司法区——主教法庭和圣教会法庭都赦免了他。因为在审判员眼里，闵明我并没有犯罪，所以闵明我在澳门根本无需躲藏，完全可以公开活动。翌年元月11日，闵明我在澳门总督施维路的帮助下从澳门乘船往果阿，于1672年3月抵达里斯本。闵明我在澳门期间，将其所见之澳门记录于1676年在西班牙出版的《中国王朝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论》一书第17章中：澳门是从岛上延伸出来的一小条土地，从中国人立的界墙到此地，整个周长不超过一里格。其中包括高地、洼地、山峰和谷地，除了岩石和沙子什么都没有。商人们开始在这里盖房。第一座教堂和修道院是我们教派的，命名为圣母玫瑰堂，但被葡萄牙人据为已有。后来，耶稣会奥斯定会和方济各会的神父去了那里。一些年后，从马尼拉来的圣嘉辣苦修女们建立了圣嘉辣苦修道院。建立这个修道院未经陛下的批准，所以他接到这个消息后很不满意。这里不信教，地方也小，不需要修女。很多年里，那座修道院是该城市的一大麻烦。鞑靼人占领中国时，修女们害怕他们来澳门找麻烦，要求市里将她们送往其他地方。经分析研究后，市民们叫修女们不用害怕，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就带两桶炸药来修女院，把所有修女送上天，这样她们就不用担心鞑靼人的任何不良企图了。这是安慰修女们的好办法。城里有五座修道院、三个教区、一座教堂，还有仁慈堂、拉匝禄麻风院和耶稣会会院，有一个大炮台和七个小炮台。城市的布局非常差，因为是一点点建的。后来建造了主教堂。第一位主教是我们教派的，到我离去时为止，没有任何其他房产主获得确认。……同日本的贸易终止后，澳门开始衰落，而同马尼拉的贸易终止后，澳门几乎破产。在那个城市人们是这样说的，也可以看到（居民们）遭受的贫困。以前供养二十四位教士的修道院现在只能勉强供养三位，同日本和马尼拉的贸易终止后，澳门商人继续向中国贩卖帝汶的檀香、暹罗的槟榔、安息香、藤条和其他东西，从中国人那里买丝绸和其他货物运到暹罗和望加锡卖给西班牙人。澳门一直向中国人缴纳房屋和教堂租金，以及停泊船只的费用。船只到达澳门港口时，从广州来的一位官员对此进行估价，按照他计算的货物量和他认为合适的标准收税。船离开时，他再来估价征收一次。他们每年定一个新标准。这与葡萄牙人声称是这块土地的主人相符吗？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因此希望将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据为己有。中国人统治时期，澳门人俯首称臣。现在鞑靼人当政，他们又成为鞑靼人的臣民。城里有买卖时，要派人去见驻在离城不远的官员，跪下向他申请。官员在公文上批示：“这些蛮人乞求此事，准（或不准）。”然后他们肃穆地返回城里。办这些事情由绅士出面，胸前佩戴上基督的标志。那里现在有一个我熟悉的人，他被人在脖子拴上两条锁链带去广州，投入监狱，交了六千银币才获得自由。如果他的国王知道这些事情，很难允许。自从鞑靼人把他的人撤离沿海很远以摆脱蓄发汉人的袭击后，对澳门更加严厉。在离城四分之一里格远，这条土地宽度缩小的地方，中国人许多年前建造起一道墙，这道墙从海的一端到另一端，中间开一道有城楼的大门，总有士兵警卫，不让澳门人过去，也不让中国人过来。有段时期，中国人可以自由进入澳门，但从不允许葡萄牙人进入内地。大门多年关闭。一开始，每五天开一次门，让葡萄牙人购买吃的东西。以后，管制变严，每月仅开门两次。这期间，为数很少的富人能够买足十五天所需的一切东西，但是穷人没有能力，很多人死于贫困和饥饿。后来又下令像以前一样每五天开一次大门。中国人卖给他们所需的东西。中国人一直在澳门生活，从事修理行业，卖给城里商品。（中国）当局多次强迫中国人离开澳门，这是造成澳门大衰败的原因，因为许多居民，以及一些修道院仅有几间小屋租给中国人，他们走后就收不到房租。闵明我对当时的澳门给予了真实的描写，是我们认识这一时期澳门历史的珍贵资料。 闵明我：《上帝许给的土地——闵明我中国行记和礼仪之争》第16章，第166—167页。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p. 164; 闵明我：《中国王朝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论》第17章，载《16和17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第258—267页。

雍正五年（1727年1月22日－1728年2月9日）12月18日，麦德乐使团返回澳门。这次出使使澳门负担了3万两白银的巨大数目。麦德乐交给议事会一封信，若奥五世在信中要澳门居民理解，他将高兴地接受为这次出使和送给皇帝的礼物的大笔开支而进行的捐赠。结果是日本会省耶稣会士捐赠1000两，中国副省耶稣会捐赠500两，澳门耶稣会捐赠200两，12名澳门市民捐赠3000两，其中富商万威．味先地．罗咱捐赠726两，澳门议事会财政支出25300两，总计3万两。但这次出使并无收获，雍正帝继续禁教，使澳门变成所有传教士的避难地，到澳门的传教士不下40人，还包括几位主教。 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122页。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1月30日─1787年2月17日）12月18日，澳门市民领袖安东尼奥‧罗咱被授予与越南南方阮氏政权谈判的权责。阮氏国王阮福映于本日给果阿葡印总督的信中，要求派遣三十艘战船和一万名士兵，并提供一年的军需品，一万支枪，一万个盾牌和一万套盔甲。而阮福映答应给葡萄牙人最优厚的待遇，或者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臣民，并允诺给葡萄牙人一块土地，他们有权在土地上建造堡垒， 并悬挂他们的国旗。1787年罗咱在阮王的一位大臣、一位将军及60名士兵的陪同下到达果阿，并将草拟的谈判条款交给葡印总督库尼亚‧梅内泽斯（Francisco Cunha de Meneses）。但由于当时葡印政府无法招募和征集到对方所需要之援军和物资，故谈判实际上失败。但谈判者离开果阿返回时，阮福映还是高兴地奖赏了罗咱，并给了他一个荣誉性的官职。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153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88页称，这次出使要求派援军、战船及枪支之事是黎维祁（Li-Wei-Chi）而不是阮福映，与龙思泰所记差异甚大。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2月11日─1794年1月30日）12月18日，澳门议事会致葡印总督马蒂纽•科斯塔（Martinho de Melo e Castro）的信称：从1787年至今，澳门共有十一艘额船沉没。据统计，当时每一艘船只的平均损失为2万元。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 3, pp. 141—143.

同治四年（1865年1月27日─1866年2月14日）前澳门主教热罗尼莫‧马塔神父在他的家乡葡萄牙下贝拉塞尔坦市阿尔诺亚镇去世。马塔主教是塞尔纳谢‧多‧邦雅尔丁皇家学院（Colégio de Cernache do Bonjardim）赴远东传教之先驱。生于1804年12月18日，为遣使会传教士。他18—20岁时就读于塞尔纳谢神学院。1825年10月抵达澳门。又在澳门圣若瑟学院完成神学课程。1829年在马尼拉晋铎。返回澳后，在圣若瑟修院教数学和其他课程。1846年出任澳门副主教，并主持澳门大堂的重建工作。1849—1850年还主持澳门政务委员会工作，行使总督职权。1852年返回葡萄牙，途经锡兰与孟买，他在行使职权时，惹出了一个涉及教会教规的严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返回澳门。1857年最终回到葡萄牙，随即提出辞呈，到1862年才获批准，不久去世。塞尔纳谢‧多‧邦雅尔丁皇家学院是由若奥摄政王于1791年在里斯本创办。该学院的创办是应里斯本大教堂主教席尔瓦（Manuel Joaquim da Silva）家族请求的结果。该学院的使命是为塞尔坦市的教堂和教区培养世俗教士。但因为早期掌管该学院的神父也接纳在澳门神学院供职的中国传教团神职人员，因此，1880年，葡萄牙政府将唐‧若奥五世之妻唐‧马丽亚‧安娜（D. Maria Ana）皇后留给东方传教团的一笔遗产收益全部拨给了该院，塞尔纳谢学院于1834年被取消，1855年又重开且合并了1844年创办的邦巴拉尔学院（Colégio das Missões do Bombarral），而邦巴拉尔学院曾指定为利用北京耶稣会传教团留下的资金来培养中国传教士。正因为该学院与东方传教团的关系密切，故从19世纪60年代后不断派毕业生来远东传教，特别是澳门与帝汶。白尼奥：《在远东的塞尔纳谢‧多‧邦雅尔丁学院的神父》，载《文化杂志》第57期，2005年。白尼奥：《在远东的塞尔纳谢‧多‧邦雅尔丁学院的神父》，载《文化杂志》第57期，2005年。

清嘉庆年间（1796—1820）两广总督吴熊光和广东巡抚孙玉庭因英军入驻澳门事被革职一案。1802年（清嘉庆七年）3月，英国以协助葡萄牙防守为名，派兵船6艘、官兵数百驶抵氹仔海面，准备登陆澳门。由于澳葡当局及广东官府的拒斥，英舰主动撤退。1808年，英国借口法国要侵占澳门，派海军少将度路利（William O' Brien Drury）率9艘兵舰于9月11日抵达澳门港口。最初，葡人抵抗，拒绝英军登陆，后经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分公司经理斡旋，于9月21日准许英军登陆，300多名英国士兵入驻东望洋山炮台、南湾炮台及被封闭的圣保禄学院等处。10月下旬，英国又从印度调来军舰，两批共计兵舰13艘，兵员760人。为了欺骗中国官府，英舰一律悬挂葡萄牙国旗，士兵则改穿葡兵制服，又占据妈阁炮台、嘉思栏炮台及圣奥斯定教堂等处。面对英军入据澳门这一重大事变，吴熊光及孙玉庭均掉以轻心，并未积极采取措施。直到度路利于10月下旬率3艘兵船闯入虎门、进逼黄埔，要求清政府同意英军在澳门驻防，才向朝廷禀报情况，而且是作一般公文发出。嘉庆帝直到11月中旬才获知澳门发生的事变，大为震怒，急令广东方面迅速断绝澳门一切供应，封锁交通，调集水陆军队，准备驱逐入驻澳门的英军。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英军于12月18日全部撤离澳门。事后，清政府鉴于吴、孙两人对英军入据澳门之事严重失职，将其革职。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1月28日─1809年2月13日）12月11日，英国人见势不妙，遂委托澳门判事官眉额带历作为调停人转恳香山知县彭昭麟，澳门葡人亦担心清朝军队开进澳门后，澳门之局面就更难处理。于是，就在本日，以澳督花利亚、新澳督区华龄嘉及判事官眉额带历为一方，以韦格纳林（Wgnelin）上校、乔治．罗伯逊上校及东印度公司商务监督托玛斯．帕特尔（Thomas Charles Pattle）为另一方签订协议：既然澳门属清政府保护，眉额带历应向清政府提出让英国贸易享有以前的地位作为撤军的条件。香山县令彭昭麟则提出“限以七日下船回国”。18日午夜前，英军未逾七日之限而挂帆回国。香山知县彭昭麟以英兵退，作《澳门纪事并序》：澳门旧号濠镜，自关闸下一线莲茎突起，莲峰有庙曰新庙，迤逦乃结。澳门中广八九里，前明嘉靖初，林富请通蕃市，随为佛郎机所据，中间杂入倭奴。天启中，利玛窦西来，居澳二十年，其徒来者日众。至本朝，尽易西洋人，而华人亦杂处焉，自此佛郎机遂绝迹矣。英吉利者，红毛一种，其地无土田，人不耕稼，惟恃贸易及劫掠为生，而贸易以粤东为大。尤重中国茶，彼国人数日无茶，即成双瞽。向日货船到粤，由黄埔丈量后，即归省会洋行定其价值，售毕转易别货归国。司其事者曰大班，随船来去。至清乾隆三十年间，因洋商货价未清，始有在澳压冬者，赁居澳夷屋，不惜重费。初不过一二人，殆后接踵而至，遂有二班、三班及十班之号。盖彼在澳，既免风涛之艰险，又识货价之高低，洋商不能上下其手，并有携家而至不肯归国者。习见澳夷出洋之船岁仅输船税二万，其余货物，听彼国自行抽分，获利无算，遂起觊觎，欲为垄断，计久未得。间会佛郎西与英吉利抅兵，遣人告西洋王母，与英吉利通。英吉利闻知，先遣兵船数十，诱胁西洋王，随英吉利迁美加利洲。大班拉弗侦知其事，致书伊国孟加刺之总管遣兵头度路利来澳，以防护佛朗西为名，于嘉庆十三年八月初二日拥入澳门。澳夷弱，不能拒。其理事官委黎多乃禀余。及余驰往，已无及矣。余揣知彼为贸易而来，必不敢妄动，其国所恃者惟炮大船坚。至陆路一无所用，诛之甚易，但恐不服其心，或转致他患，惟有封舱，俟彼粮尽，并撤买办禁服役之沙文为上策，因禀请大府，俱蒙允准。八月十九日，前潮州太守陈公镇及抚标游击祁世和至。九月中，香山协许公廷桂亦带兵驻前山寨为声援，余及都阃余公时高进驻北山岭以为犄角。度路利惧，随具禀恳太守陈公转呈大府，词未恭顺。余因劄西洋理事官转谕度路利，令其速退，否即用火烧船，并捆缚其人，治以违抗，又严禁华人与之贸易。度路利益惧，遂将伊国带来黑鬼暗换夷兵，下船与大班拉弗乘夜半至黄埔，旋赴省，恳请开舱，大府不允，其请奏奉谕旨，用兵驱逐。经广州府太守福公明及中协张公往黄埔开读，而东炮台及黄埔一带俱驻重兵，更饬提标参府宝兴抚标游击祁世和和右翼镇都司老格带兵至焉。度路利之入黄埔也，因恐余火其船，遂晋省，胁制洋商，俾转为禀恳可以逞其私计，及见旨意严切，进退无路。余侦知之，乃益严拘买办及服役沙文澳门内。余又命绘巡船壮勇日夜巡缉。二班叭厘等恇惧无措，乃求西洋国使眉额带历转恳余，余限以七日下船回国，并谕眉额带历乘夜驾小舟，与余之练总叶恒树驶至黄埔，见度路利，晓以利害。度路利俯首服罪，随与眉额带历至澳门，夷兵即日下船，挂帆回国。七日之限未逾焉。英吉利夷兵之入澳也，以八月初二日，其去也，以十一月初七日，盖已三阅月矣。而撤兵善后，又复月余。余之在澳不为不久，至带兵及委员诸公，其官阶皆在余上，使各存意见，不听余言，事难告蒇。幸蒙大府垂慈一切，命毋掣余肘，而诸公亦降心相从，兵虽备而不用，澳门华夷男妇安堵如故，此岂余之所能为力哉！其在澳出力最久者为黄圃司巡检张永津，而运筹帷幄，则余友袁君思亭也。因记其颠末于左。一线莲茎路，天然结澳门。三方楼阁峙，四面海涛喧。贡市前明始，台隍旧迹存。澳门之有蕃市，自都指挥黄庆始。蕃人之入澳，自海道副使汪柏始。事皆在明嘉靖中，其地先为佛郎机所据，殆后倭奴以为逋薮。自利玛窦入中华，西洋人遂得居澳，安居乐业，二百余年，无异编户矣。卓哉形胜地，千古壮篱藩。澳门炮台有六，夷人守之，皆面海，最为形胜扼要。喜人而怒兽，夷性本同科。嗜利膻趋蚁，争强鼓击鼍。狡焉思启土，倏尔欲称戈。毕竟垂头去，何曾损太和。英吉利以嘉庆十三年八月初二日入澳，至十一月始去，首尾四月。传闻英吉利，从古号红毛。地近黄祈国，人如碧眼猱。干戈为稼穑，枕席藉风涛。英吉利其地无田，人不知耕稼，以船为家，以抢劫为事。外国号之曰红毛贼，其国与黄祈国相近，人则碧眼黄毛，有如猕猴，贪淫好货，无复人理。不沐生成德，饥鸢枉自号。英吉利为诸国所畏，近为佛郎西困其贸易，非粤则无地可行，其人非贸易则无以为生，若断其贸易，必致穷饿，须茶尤急，无则成瞽，彼岂敢与中国抗哉？郎西虽鸷悍，教亦奉耶稣。法郎西即佛郎机，其人鸷悍，为诸夷所畏。然与西洋人同奉耶稣教，固无怨也。本欲依唇齿，宁期致龃龉。佛郎西始意欲西洋拒绝英吉利，殆英吉利闻知，先至西洋挟女王至美加利洲，因借口来占澳门。夷贪其得间，地沃必争趋。岂识中朝大，前禽不用驱。彼入澳门，不必动兵，只封舱封澳，而该夷已遁去矣。调和难众口，兵事敢称能。谨慎师诸葛，危疑仿信陵。青铜朝自鉴，白发夜来增。佽助伊谁力，西南庆得朋。此次蒇事多藉余友袁思亭及巡检张君永津之力为多。其在事诸公，位在余上，幸不掣肘，然亦众口难调，危疑过甚矣。宵肝婴宸虑，群公擘画详。攻心原上策，服罪本中肠。此次兵备不用英吉利伎俩，俱穷盖心服而去也。百里烽烟靖，普天日月光。怀柔征□德，万国尽梯航。彭昭麟记澳门及天主教事多误，但记嘉庆十三年（1808）英人入澳一役则是当时人纪事之最详者，于正史实录多有补正之处。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148页；彭昭麟：《从征诗草》卷4《岭南草》之《澳门纪事并序》。马士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88页称：“12月10日，喥路唎司令与中国当局达成退出澳门的协议，15日军队开始上船，20日上船完毕。24日，开放英国散商船贸易，26日，开放对东印度公司商船贸易。”彭昭麟：《从征诗草》卷4《岭南草》之《澳门纪事并序》。

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12月18日，在商谈黑旗帮郭婆带投诚事宜时，招降张保仔的工作也在进行。当时澳门舰队总司令阿尔科福拉多·索萨致信张保仔，规劝其投诚，张保仔于本日复函称：张某无何所惧，正在考虑与葡人讲和，只要你们不与我张某为敌，我张某决不为难你们。但我张某人决不能与中国人和解。Júlio Firmino Júdice Biker, Suplemento à Colecçāo de Tratados, Convençōes, Contratos e Actos Públicos celebrados entre a Coroa de Portugal e as mais Potências desde 1640, tomo XⅦ, p.33; Ângela Guimarāes, Uma relaçāo especial: Macau e as relaçāes Luso-chinesas(1780—1844), pp.108—109.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12月18日，代理澳门同知香山知县马德滋行判事官眉额带历劄，答复英国大班嗌花臣的一些请求：外商来粤贸易，须用民人为挑夫、守门，所用不下数百丁，以十三行及澳门公司馆，每处需用若干名，应请移知粤海关，酌定名数；同意前来护送货船来粤英国战船在川鼻、校椅、伶仃、鸡颈等洋面湾泊时，照常安排买办；英国人如有日常交涉事务，需赴澳门同知、香山县及县丞衙门就近禀报。各国外商来粤贸易，统归粤海关衙门经管；其有交涉地方事务，在澳门者则归澳门同知、香山县及县丞经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代理澳门同知香山知县马德滋为饬遵照督宪批行司道议详覆英国大班嗌花臣禀请各款事行判事官眉额劄》，第724—726页。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2月5日─1819年1月25日）12月18日，澳门议事会决定在26日下午3时在议事会前地广场举行庆祝若奥六世即位活动。26日，澳门举行隆重臣服若奥六世的活动。该处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议事会做了主教弥撒，国王肖像在议事会典礼厅揭幕。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3页。

清道光九年（1829年2月4日─1830年1月24日）12月18日，香山县下令禁止一些不法之徒在议事会前地和板樟堂附近摆摊收购黑奴偷窃的赃物，重申禁止铜铁匠向外国人出售各种铜制品。金国平、吴志良编：《粤澳公牍录存》第7卷，第166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47—48页。

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12月18日，澳门四处张贴公告，规定将严惩窝藏鸦片者。葡萄牙海外领地开始称为“海外省”。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12月l8日，伦敦会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医生与米怜（William Milne）之子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来到澳门，住在裨治文家中。不久，合信加入澳门医院工作，成为雒魏林的助手，美魏茶则搬至马礼逊教育会协助罗宾斯·布朗工作。Chinese Repository, Vol.8, No.12, p.626; Alexander Wylie, Memórials of Protestant Missonnareies to the Chinese, p.122.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1月23日─1842年2月9日）12月18日，澳门议事会理事官埃斯特旺·卡内罗（Bernardo Estêvão Carneiro）致函广州海关署，抱怨朝廷下旨后，人们停止了鸦片易货贸易，加上官府设置障碍，致使广州出口到澳门的茶叶减少。他请求放宽茶叶出口到澳门的限制，不要人为阻挠。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81—82页。

咸丰四年（1854年1月29日─1855年2月16日）12月18日，葡萄牙王国于1852年通过的刑法典在澳门实施。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21页。

1854年（清咸丰四年）12月18日，1852年通过的葡萄牙刑法典在澳门实施。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12月18日，澳督欧美德致函两广总督，抗议清官府禁止将中国大米输往澳门。从中透露的资讯，似乎此事是粤东地方为禁止贩人出洋而向澳门政府施压的一个策略。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93页。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12月18日，澳门又立招工出洋新章。澳门之禁贩人出洋，雷厉风行，一时皆以为尽绝根株。不谓近日又有别设出洋新章，共列26款。况闻澳门地方闾阎不靖，盗贼公行，所为整顿计者，正不宜复设招工。《循环日报》1873年12月18日《澳门招工新章》。

光绪四年（1878年2月2日─1879年1月21日）12月18日，葡萄牙政府派遣亚非利加轮船装载巡捕200名来澳，加强澳门治安巡捕力量。《申报》1878年12月18日《澳门添捕》。

光绪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12月14─21日，华人举行康公庙建醮大会，澳门华政厅为此出示严禁各东洋车通行康公庙前地巴嗉咑尔古街、沙梨头海边街、通商街、美基街、伯多禄街，并不准各人在该时间内在以上所禁之街，施放爆竹。澳门西洋政务厅亦出示，在此期间，所有外国人等，如有到该处游玩者，务须善视华人，不可争闹。《澳门政府宪报》1892年12月7日第49号，1892年12月15日第50号。

光绪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12月18日，孙逸仙由澳门绅商吴节薇担保向镜湖医院借款1440两银，不久，又借第二笔款为1728两，共计3168两。在澳门草堆街80号开设“中西药局”，向病人赠送西药，其住所则在仁慈堂近邻（议事亭前地14号）。该药局又获澳门绅商卢焯之、陈赓虞、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何穗田、曹子基等人资助，给到中西药局治病或往孙先生寓所延请诊治者，赠送“医金”。孙逸仙在澳行医期间，其医生之品德及高明的医术获得澳门舆论的盛赞。后因澳门“葡人定律，凡行医于葡境内者必须持有葡国文凭，澳门葡医以此相齮龁。始则禁阻予不得为葡人治病，继则飭令药房允有他国医生所定药方，不得为之配合。以是之故，而予之医业之进行猝遭顿挫，资本损失为之不少，旋即迁徙至广州矣”。冯自由称：孙逸仙“居澳半载，时欲物色热心同志如郑士良、陈少白其人者，杳不可得。只有同邑人陆皓东、杨鹤龄、杨心如等数人往来石岐、香港、澳门间，相与畅谈时政，余人皆不敢引为知己，因之遂有易地广州另创门面之意。刚好此时当地葡医因总理医业兴盛，大招所忌遽提出禁止外籍医生在澳门操业之议。总理早认识澳门一地不能为政治之活动，乃乘机收束中西药局而移于广州”。孙中山中西药局从澳门迁广州时在1893年9月以后。广东社科院历史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揭本生息赠药单》，第6页。吴润生主编：《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史：1871—2001》，第23—24页。《会史》称：“吴节薇后期代孙中山还了一笔，1919年孙中山先生自还1728两。”吴节薇为杨鹤龄妹夫，而杨又是孙中山之革命同志加密友，孙中山在澳期间，所往来者主要是陆皓东、杨鹤龄、杨心如等数人。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72—73页。据镜湖医院残存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年正月二十一日（1907年3月5日）记录：光绪十九年（1893）由吴节薇担保，中西药局还向镜湖医院借过一笔2400元的款项，五年归还，一分息。参见吴润生主编：《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史：1871—2001》，第24页。陈席儒，华侨富商陈芳次子，西名东尼‧阿芳，是陈芳夏威夷的妻子朱丽亚所生，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随父回国后，在港澳两地经商，曾出钜资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15年任镜湖医院主席，又与陈炯明私交笃厚，于1922年任广东省省长。1936年逝世。参见《珠海市文物志》第3章“陈席儒墓”，第125—126页。《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第17—18页；《镜海丛报》1893年7月18日《镜湖耀彩》及9月26日《春满镜湖》。《镜海丛报》1893年7月25日《神乎其技》。广东社科院历史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伦敦被难记》，第50页。阿马罗称：“孙中山精通中医和西医，由于他的学历证书是香港的，在当时葡萄牙管治的澳门无法律效力。或是这个原因，或是政治原因，他返回广州。在澳门，根据当时的法律，他只能是一位郎中。这是当时葡萄牙法律对没有葡萄牙医学文凭的中医地位的唯一规定。参见《澳门医学：名医、药房、流行病及医务治疗》，载《澳门史新编》第3册，第995页。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72—73页。

光绪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12月18日，华商蒲文安（Pou Man On）、李福元（Li Fit Un）以及毛和（Mal Vô）申请批准在澳门设立一间葡币铸造厂。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71页。

孙中山先生于1892年9月到镜湖医院担任义务西医。镜湖医院于1892年12月及1893年4月，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先后两次借给孙中山先生合共白银3168两。该金额接近镜湖医院当时全年支出经费的一半（镜湖医院1892、1893年支出经费分别为7021两及7152两）。镜湖于1892年12月18日借予孙中山先生第一笔款项贰千大[圆]，相当于白银1440两。揭单中列明：该款是借予孙中山先生在澳门大街开办中西药店，言明百[圆]每月行息[壹圆]，托孙中山先生代办西药向贫苦百姓赠药。担保还款人吴节薇是“四大寇”杨鹤龄的妹夫（1893年担任镜湖总理，也是镜湖属下镜湖学校义务英文教师）。其他借款知见人全部为前任或当年总理。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2月13日─1897年2月1日）12月18日，澳门著名土生画家毕士达（Marciano António Baptista）在香港凯拉街的住宅中病逝。毕士达，1826年6月5日生于澳门一个贫困的土生葡人家庭，且为私生子。1838年6月入圣若瑟学院小学部读书，青少年时期一直在澳门生活，少年时即认识著名画家钱纳利（George Chinnery），成天追随钱纳利，为钱氏做各种杂活，结下深厚的师徒之谊。在钱纳利的指导下，毕士达很快成为澳门一名优秀的画家。他以后虽然在绘画上有自己独创的风格，但作品中仍可看出钱纳利对他的影响。1857年，毕士达全家移居香港，住奥斯瓦尔朵平台路2号，此后，他本人一直居住香港。为了谋生，他身兼数职，有画家、美术教师、绘图员、图书插页设计师、舞台美工等等，后来还当过摄影师，而且在这些领域造诣都很精深。毕士达留下了很多美术作品，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即是为我们展示一个正在消失的澳门，从他的画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古塔、城堡和19世纪中国和欧洲的楼宇，而且可以看到澳门、香港、广州各式各样、色彩斑斓的帆船。1875年他应该回过一次澳门，并留下了当时在东望洋山的写生素描。1914年席尔瓦‧门德斯称他为“杰出的水彩画家”，更多人评价他为“19世纪以来澳门最杰出的画家”。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l, p.358; 胡纪伦（César Guillen-Nuñes）：《马西亚诺‧巴蒂斯塔一生及其艺术》，载《文化杂志》第11—12期，1993年，胡纪伦认为毕士达生于1826年5月，与福尔加斯异。

民国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12月18日，葡萄牙外交部正式致函中国驻葡使馆，明确表示对澳门界务的态度，坚决坚持原澳督马楂度1909年7月22日于中葡澳门勘界谈判第二次会议上提交的文件。《澳门专档》第4册《外交部收驻葡萄牙代办郭家骥函》，第126页。

民国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12月18日，被称为“七君子”之一曾被国民政府监禁的史良女士应澳门中国妇女慰劳会、中国妇女后援会、妇女互助社三团体联合邀请抵达澳门。史良参加了澳门各团体在商会举行的欢迎会。先在中华总商会发表演说，藉以阐明抗战的意义以及后方民众应有之责任。其后史良又参加了全澳妇女界在平安戏院举行的欢迎大会，发表了题为“抗战与妇女”的专题演讲，说明抗日救亡的责任男女各半，妇女群众应担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华侨报》1937年12月18—23日。

1961年12月17～18日，印度派出5000官兵收复果阿、达曼和第乌。有些人转来澳门， 并分乘三艘船返里斯本。上述事件对澳葡官员产生一定影响。

1987年12月18日，澳葡政府与海港管理公司签署承诺书，兴建及经营九澳深水港。

1996年12月18日，司警首次破获位于慕拉士马路及氹仔的翻版影碟集团，搜出生产设备及逾百万张制成品，13人带署调查。

1997年12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澳门基本法协进会、澳门日报协办的“澳门基本法讲座”开播仪式在北京举行。

澳门回归的时间是根据邓小平先生的指示，本世纪末我们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其中记得有一轮中葡谈判，葡萄牙提出澳门是否可以在2000年之后再回归，因为是跨入一个新的世纪，中方说不行，因为本世纪末是在2000年以前，所以最后葡萄牙就提出了一个方案——我记得很有趣——提出能不能定于1999年12月31日最后一天，在12月31日举行政权交接仪式，葡方第二天回去的时候就是新的世纪了，中国就可以宣传是在本世纪末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而葡方也可如愿在新的世纪开始之后回去。后来中方谈判说恐怕这也不是太合适，因为过新年了，大家都忙着，就没有人注意到澳门回归的事情了。他们提出将回归日期定于1999年12月31日，中方不同意，总之最后就要在12月份完成，所以周南副部长就建议在12月20号把这件事情完成，葡方可以回去过圣诞节，因为圣诞节对外国人很重要，我们也可以在年底筹办一些庆祝活动，最后双方就达成了一致意见，所以1999年12月20日是商量的结果，不是基于历史上的原因。你可以定在18日，也可以定在25日都可以，因为这是一个双方协商的结果，同时这也正符合邓小平先生说，本世纪末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指示。

2000年12月18日，中联办主任王启人及外交部驻澳特派员原焘出席中华总商会庆祝回归祖国一周年酒会亮灯仪式

2002年12月18日，财政部长项怀诚率领国务院专家小组考察拱北口岸及横琴口岸运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