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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年(1582年1月24日─1583年1月23日)7月6日,一艘中式帆船从澳门出发前往日本贸易。该船船主是葡萄牙人文氏奴(Bartoloméu Vaz Landeiro),船长为安德烈•费优(André Feio)。该船很大,满载澳门货物,有乘客300余人,还有4位欧洲神父及1位修士,其中包括著名西班牙耶稣会士阿隆索•桑切斯神父及克里斯托旺•戈麦斯神父,还有阿尔瓦罗•托陆(ÁlvaroTouro)和克利斯托旺•摩列拉(Cristóvão Moreira) 神父则是陪巡视员范礼安一同来澳门,现返回日本述职。16日,遭遇台风,船触礁石,断成碎片,乘客被抛在台湾岛的海滩上。遇难者在台湾岛停留了两个半月,后用沉船的材料打造了一艘小帆船于10月4日返回澳门。周婉窈:《1582年美丽岛船难余生记》,载《艾尔摩萨:大航海时代的台湾与西班牙》,第26—34页。
崇祯十三年(1640年1月23日─1641年2月9日)6月22日,刘易斯•帕切科(Luís Paes Pacheco)、桑切斯•帕德雷斯(Rodrigo Sanches de Paredes)、贡萨洛•卡瓦略(Gonçalo Monteiro de Carvalho)及西蒙•摆华(Simão Vaz de Paiva)等4名有日本贸易经验且在澳门颇有声望的市民带着靠典当物件向市民借贷的6000两白银的活动经费及40万两归还日本商人的欠款,乘一艘商船离澳赴日。船上共载员74人,其中葡萄牙人61人,黑人13人。7月6日抵达长崎,到埠后即被扣留,船上的大炮也被拆卸。4位使者通过长崎奉行三郎左卫门向幕府将军递交了外交备忘录及相关文书,其文称:“闻之陛下禁止葡萄牙人入国,我处居民陷于难以笔墨形容之惨境。彼等困穷不能救其妻子,因饥饿而死亡,是为悲惨经验所明示,在我等出发之前,亦有陷入极度悲哀者,以编成卡斯特罗•布兰科(D. Francisco de Castelo Branco)船队,将皇帝禁令与我等苦状报告西班牙、葡萄牙及印度。同时澳门市主要人物及教会与实业界钜子召开会议,以为澳门市赖陛下之恩惠,如同赤子受养,是故遵从陛下之命令,自属当然之事。又西班牙国王陛下违背日本皇帝之意,不予禁止传教士及其宗教进入日本,乃属事实。我们又对马尼拉通知我等之决议。已于(1639年)11月15日由澳门派2人至马尼拉,马尼拉方面已下令任何人切勿派神父及其他宗教相关者至日本,违者处以罚金4000两,不缴纳者处以死刑。”而在幕府答复前,他们即被关进监狱。8月2日,由日本皇帝自江户派遣之特使2人,即加加爪忠澄(かがつあただすみ)和野野山新兵卫(ののゃましんべぇ)抵达长崎,即时召见葡萄牙人全员及黑奴13人,葡人大喜,以为会受到厚待,谁知日本政府不仅拒不接受葡萄牙人的请求,还将4名澳门使者及57名随行人员全部处以“有情之死刑”,烧毁葡萄牙商船,仅让l3名医师水手仆役乘坐一艘小船返回澳门,转达日本政府的谕令: 宽永十七年(1640)诛耶稣邪徒谕阿妈港。……阿妈港之蠢蛮,平素尊天主教,欲弘其邪法于本朝。比年所来之船中,或雇唐船,以载耶稣之徒号伴天连者至于此。盖是以此教唆我里民,窃有觊觎本朝之志。故大君震怒,捕伴天连及其徒,悉斩之磔之,下令禁之。有信其法者,罪及三族。……去岁使节至长崎,谕汝国人,向来必无向于本朝,若有再来,悉戮其舯人,以无孑遗云云。而今背其严旨,诈乞和平者,重到于此地。官事无监,制令何变。某等谨奉钧命,不知其它,不敢赦之。即坏其舟,执其徒若干人,枭首长狥于市,其余者无少长皆诛之。但船子及医师者,准彼则其罪轻,且欲令汝国觉知此事,故免其死刑,别造小船放还之。使此状告于本国也。凡阿妈港近邻首长闻之者,宜仰本朝之德,以察武威之严也。文德泉:《伊纳西奥•萨尔明托》(载《文化杂志》第9期,1992年)一文称:6000两白银从满清官员手中借贷。村上直次郎原译,郭辉中译:《巴达维亚城日记》第2册,第266—267页。村上直次郎原译,郭辉中译:《巴达维亚城日记》第2册,第269—270页;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6章,第142—143页。在这些殉难人员中有2名来自帝汶和索洛的奴隶,他们都是澳门葡萄牙商人的财产。(C. R. Boxer, Francisco Vieira de Figueiredo e os portugueses em Macassar e Timor na época da Restauração 1640—1668,转自苏一扬:《澳门与帝汶:殖民管理,贸易与传教》,载《澳门史新编》第2册,第604页。)林复斎:《通航一覧》卷182《南蛮》。
天主教传教士。葡萄牙埃武腊(Évora)人。1767-1770年间在埃武腊大学学习。1769年入圣方济各教会一教派。1773年12月2日在里斯本正式入会。1779年获科英布拉大学数学博士学位。1782年被选为北京主教。1783年2月7日在里斯本郊区一修道院中领主教神品。1783年4月离里斯本东来。1784年7月28日入澳。1785年11月8日抵达北京。葡女王唐娜‧玛丽娅一世(D. Maria)遴选汤氏出任北京主教时向其下达宗教、政治双重任务。前者为缓解因1780年意大利神甫若昂‧达马塞诺‧萨鲁斯蒂(D. João Damasceno Salusti)被祝圣为北京主教而引发的葡萄牙王室与梵蒂冈的矛盾,但坚持葡萄牙王室的东方保教权。后者则为结束中国当局对澳门的压制,尤其《张汝霖制夷十二条》所规定的严厉管束。为此,海事及海外国务秘书卡斯特罗(Martinho de Melo e Castro)于1783年4月4日为统治澳门的葡印总督F. G. 索札(Federico Guilherme de Souza)下达了41条详细的指令,令其为汤士选入华作好准备。除此正式的指令外,尚有一题为《在果阿应为北京主教提供的指令的札记及消息》的备忘录,其内容更加细致。葡印总督接卡斯特罗指令后,亦起草一指令并于1784年4月7日正式下达。同时责成澳门议事会为汤士选执行政治任务准备材料。汤士选抵达澳门后,议事会于1784年9月12日又为他提供了一份由19条组成的指令。虽然接受了上述指令,汤氏的北京主教身份在华从未公开,他仅以数学家和天文家学的身份为清廷服务,自然无法执行那些为他下达的指令。1808年7月6日卒于北京南堂,享年57岁。赐葬栅栏教堂。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1月28日─1809年2月13日)7月6日,葡萄牙籍方济各会士、北京主教汤士选在南堂逝去,享年57岁。汤士选,1751年生于埃武拉,年轻时即加入方济各会。1772年毕业于科英拉布大学,获数学学士学位。其后,在里斯本耶稣会修道院教授哲学和数学。1782年7月被任命为北京主教,1785年1月抵达北京。在赴京之前,里斯本宫廷赋予他重要使命,要他赴中国朝廷保护葡萄牙和澳门的利益。抵达北京后,汤士选发现,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严厉禁教政策,他根本无法完成里斯本赋予的使命。1787年,汤士选出任钦天监副,他定期向清政府主要大臣提供自己从澳门和印度用特权收到的鼻烟和鸦片,以博清政府官员的欢心。汤士选管理北京教区的大量财产。在其任北京主教期间,北京教区教友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主教亚立山(即汤士选)秉政之时,因其德表,众皆悦服。至论其传教救人之灵,无不周详;且为国当差之事,亦尽勤劳,自以君臣皆敬皆喜。”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出使北京时,乾隆帝命令他与索德超、安国宁检验马戛尔尼送来的天文仪器。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挑拨离间,诬陷英国人,以挫败英国人对华的出使。汤士选去世后,9月,葡王即任命葡籍遣使会士若阿金·萨赖瓦神父继任北京主教,但萨赖瓦仍然无法去北京赴任,于是萨赖瓦任命在北京担任钦天监副的李拱辰出任署理主教,代他管理教务,而他自己则在澳门对北京教区进行遥控。樊国阴:《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132页;《汪若瑟等致葡萄牙国王书》,载《葡萄牙图书馆档案馆藏中文文献:1726—1855》,第78页;亚卡西奥:《18—19世纪葡萄牙传教士在中国》,载《文化杂志》第18期,1994年;阿布沃雷(António Graça de Abreu):《北京主教汤士选与马戛尔尼勋爵使团》,载《文化杂志》第32期,1997年;赵庆源:《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首长接替年表》,第30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79页。而樊国阴及栅栏汤士选之拉丁文碑均称1808年汤士选逝世为67岁,误。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2月12日─1851年1月31日)7月6日,海军上校、总督官也感染霍乱,8小时后不幸逝世,终年49岁。他被葬在圣保禄坟场的教堂后面。鲁安达市(Luanda)特为他立了一座半身雕像,纪念他在安哥拉任总督期间所做的突出贡献。卡洛斯.卡尔德拉(Carlos José Caldeira)的《札记》称:官也总督执政不几天,便获得了葡萄牙人的尊敬,甚至在华人中亦颇有威望。尽管官也在澳门任职时间短暂,但他为推动地方贸易、增加岁入、善待华人,以及求得和睦气氛所做的贡献,均能说明他的逝世是澳门一大损失。有消息称,官也对中国钦差大臣提出了非常强硬的要求,这是毫无根据的,在他任职期间,没有与广东当局进行过任何联系。Chinese Repository, Vol. 19, No. 7, p. 404;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第179页。
咸丰七年(1857年1月26日─1858年2月13日)7月6日,圣奥斯定修道院原址被改造成陆军医院,医院大楼由四部分组成,整个形状为正方形,里面有一庭院,内设68张床位,每年可接待士兵710人。由于旧军人医院十分简陋,故促使政府考虑建新医院,而且奥斯定修道院因驱逐传教士后一直闲置,故将修道院改为军医院,主要是外科主任医师佩雷拉.克雷斯伯(António Luís Pereira Crespo)的建议。原1789年所建军人医院楼房出售。当时的卫生局长卢西奥.施利华(Lúcio Augusto da Silva)是澳门非常有名的医生,他反对将陆军医院建在奥斯定修道院内,因为奥斯定修道院过于陈旧。他呼吁,应该将陆军医院从修道院中搬出来,并建一间现代化的新医院。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587; 阿马罗(Ana Maria Amaro):《澳门医学:名医、药房、流行病及医务治疗》,载《澳门史新编》第3册,第1000—1001页。
光绪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7月6日,澳门政府批准华人何连旺开设粤和昌缫丝厂,厂在和隆园内东便附近二龙喉花园马路。该厂四至:北向茶仓,东南向马路,西向街上。同日,亦准华人潘礼臣在沙梨头开设复和隆缫丝厂。其厂四至:北向田畔街,南向凉水巷,西向硝皮铺,东向田地。其中有规定蚕茧渣不得贮在厂内,亦不得在厂开晒,每日该厂主应分飭令工人将蚕茧渣挑往别处,该处要少人居住,方可安放。另应分将所有围厂之沟渠盖密,并要设法将围厂之水疏通急流。何连旺开设“粤和昌缫丝厂”后,他将其开设的彩票总厂及分厂全部取名为“粤和昌”。缫丝厂停办后,该厂之二龙喉总部即建成“粤和昌”彩票总厂,为一幢南欧风格的三层楼大宅。这座彩票总厂实际上为一“贵摊”,由何老桂的第十个儿子何连钟主持。参见金丰居士:《文第士街“粤和昌”》,载《讯报》2007年10月12日。《澳门政府宪报》1882年7月8日第27号。
民国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7月6日,澳门土生葡人富商布拉斯.博特略 (Braz Joaquim Heitor Botelho)在澳门大堂区 (sé)逝世。布拉斯为澳门土生博特略家族第六代。1876年2月26日生于香港,其父辈是最早去香港发展的澳门土生葡人之一。布拉斯同其兄弟佩德罗 (Pedro Vicente Heitor Botelho)和安东尼奥.博略特 (António Alexandrino Heitor Botelho)在香港共同创办“绍和洋行” (Botelho Bros),成为香港早期重要的企业。该公司总部设在香港亚历山大大厦,并在上海、三藩市和纽约等城市设有分公司,这在当时已经是规模很大的跨国公司,主要经营进出口贸易和航运业,专营西班牙皇家运输。其兄安东尼奥1920年在香港病逝。其弟佩德罗曾任香港九龙娱乐总会主席,后在天津去世。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Ⅰ, pp. 548-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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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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