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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報 | 第 1 期

电子报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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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界总星图,约1630年

见界总星图,约1630年

汤若望是德国籍耶稣会士,1619年与金尼阁、邓玉函、罗雅谷等人同船抵达澳门,之後入京学习汉语,1630年经徐光啓推荐与罗雅谷一道进入历局。本图是西学东渐後的第一幅实测星图。明末崇祯初年,礼部尚书徐光啓奉旨督修历法,在他的主持下对闽粤以北可见诸星进行了测绘,根据这些实测数据,汤若望编撰了本星图,并製作单刻本刊行。星图以中国传统盖图方式和分圆周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的古度来表示赤道经度(内圈)和分出二十八宿距度,并依西方製图学标準,按球极坐标等距投影绘製而成,收录1462颗星体。这张星图是近代天文学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成果,从恆星的测量和推算、星座的组织和体制、星图的形制和表绘方式等多个方面改进了我国传统星图的形式和内涵。由於该星图印张较大、印量少,加上单页刻本难以保存,以至於中国本土失传。汤若望曾两次寄送星图给教廷布佐神父(P. Buzu)。梵蒂冈图书馆现存两件《见界总星图》,分别是明代进呈初刊本和清代刻本,均为海内外孤本。本图标题右边有一长方阴文篆印“功赞羲和”,左边署名“极西耶稣会士汤若望撰”,并有三方阳文篆印,分别是“通微教师”、“光禄大夫”、“汤若望印”。明清交替後,汤若望受到顺治皇帝的优待,1653年被授予“通玄教师”称号,後因避讳康熙之名玄烨,将“玄”字改为“微”字;1658年,汤若望被授予正一品“光禄大夫”,是文臣的最高官阶,并按例诰封其祖先三代正一品官衔。汤若望於康熙五年(1666)去世,故本图应是清代康熙初年的木刻本。参考文献:

主题词徐光启,1562-1633罗雅谷,1593-1638清顺治,1638-1661

见界总星图,约1630年

见界总星图,约1630年

汤若望是德国籍耶稣会士,1619年与金尼阁、邓玉函、罗雅谷等人同船抵达澳门,之後入京学习汉语,1630年经徐光啓推荐与罗雅谷一道进入历局。本图是西学东渐後的第一幅实测星图。明末崇祯初年,礼部尚书徐光啓奉旨督修历法,在他的主持下对闽粤以北可见诸星进行了测绘,根据这些实测数据,汤若望编撰了本星图,并製作单刻本刊行。星图以中国传统盖图方式和分圆周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的古度来表示赤道经度(内圈)和分出二十八宿距度,并依西方製图学标準,按球极坐标等距投影绘製而成,收录1462颗星体。这张星图是近代天文学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成果,从恆星的测量和推算、星座的组织和体制、星图的形制和表绘方式等多个方面改进了我国传统星图的形式和内涵。由於该星图印张较大、印量少,加上单页刻本难以保存,以至於中国本土失传。汤若望曾两次寄送星图给教廷布佐神父(P. Buzu)。梵蒂冈图书馆现存两件《见界总星图》,分别是明代进呈初刊本和清代刻本,均为海内外孤本。本图标题右边有一长方阴文篆印“功赞羲和”,左边署名“极西耶稣会士汤若望撰”,并有三方阳文篆印,分别是“通微教师”、“光禄大夫”、“汤若望印”。明清交替後,汤若望受到顺治皇帝的优待,1653年被授予“通玄教师”称号,後因避讳康熙之名玄烨,将“玄”字改为“微”字;1658年,汤若望被授予正一品“光禄大夫”,是文臣的最高官阶,并按例诰封其祖先三代正一品官衔。汤若望於康熙五年(1666)去世,故本图应是清代康熙初年的木刻本。参考文献:

主题词约1630年天文测量星图

见界总星图,约1630年

见界总星图,约1630年

汤若望是德国籍耶稣会士,1619年与金尼阁、邓玉函、罗雅谷等人同船抵达澳门,之後入京学习汉语,1630年经徐光啓推荐与罗雅谷一道进入历局。本图是西学东渐後的第一幅实测星图。明末崇祯初年,礼部尚书徐光啓奉旨督修历法,在他的主持下对闽粤以北可见诸星进行了测绘,根据这些实测数据,汤若望编撰了本星图,并製作单刻本刊行。星图以中国传统盖图方式和分圆周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的古度来表示赤道经度(内圈)和分出二十八宿距度,并依西方製图学标準,按球极坐标等距投影绘製而成,收录1462颗星体。这张星图是近代天文学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成果,从恆星的测量和推算、星座的组织和体制、星图的形制和表绘方式等多个方面改进了我国传统星图的形式和内涵。由於该星图印张较大、印量少,加上单页刻本难以保存,以至於中国本土失传。汤若望曾两次寄送星图给教廷布佐神父(P. Buzu)。梵蒂冈图书馆现存两件《见界总星图》,分别是明代进呈初刊本和清代刻本,均为海内外孤本。本图标题右边有一长方阴文篆印“功赞羲和”,左边署名“极西耶稣会士汤若望撰”,并有三方阳文篆印,分别是“通微教师”、“光禄大夫”、“汤若望印”。明清交替後,汤若望受到顺治皇帝的优待,1653年被授予“通玄教师”称号,後因避讳康熙之名玄烨,将“玄”字改为“微”字;1658年,汤若望被授予正一品“光禄大夫”,是文臣的最高官阶,并按例诰封其祖先三代正一品官衔。汤若望於康熙五年(1666)去世,故本图应是清代康熙初年的木刻本。参考文献:

主题词徐光启,1562-1633罗雅谷,1593-1638清顺治,1638-1661

见界总星图,约1630年

见界总星图,约1630年

汤若望是德国籍耶稣会士,1619年与金尼阁、邓玉函、罗雅谷等人同船抵达澳门,之後入京学习汉语,1630年经徐光啓推荐与罗雅谷一道进入历局。本图是西学东渐後的第一幅实测星图。明末崇祯初年,礼部尚书徐光啓奉旨督修历法,在他的主持下对闽粤以北可见诸星进行了测绘,根据这些实测数据,汤若望编撰了本星图,并製作单刻本刊行。星图以中国传统盖图方式和分圆周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的古度来表示赤道经度(内圈)和分出二十八宿距度,并依西方製图学标準,按球极坐标等距投影绘製而成,收录1462颗星体。这张星图是近代天文学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成果,从恆星的测量和推算、星座的组织和体制、星图的形制和表绘方式等多个方面改进了我国传统星图的形式和内涵。由於该星图印张较大、印量少,加上单页刻本难以保存,以至於中国本土失传。汤若望曾两次寄送星图给教廷布佐神父(P. Buzu)。梵蒂冈图书馆现存两件《见界总星图》,分别是明代进呈初刊本和清代刻本,均为海内外孤本。本图标题右边有一长方阴文篆印“功赞羲和”,左边署名“极西耶稣会士汤若望撰”,并有三方阳文篆印,分别是“通微教师”、“光禄大夫”、“汤若望印”。明清交替後,汤若望受到顺治皇帝的优待,1653年被授予“通玄教师”称号,後因避讳康熙之名玄烨,将“玄”字改为“微”字;1658年,汤若望被授予正一品“光禄大夫”,是文臣的最高官阶,并按例诰封其祖先三代正一品官衔。汤若望於康熙五年(1666)去世,故本图应是清代康熙初年的木刻本。参考文献:

主题词约1630年天文测量星图

三张图
耶稣会士上康熙皇帝书、并礼部奏疏,1712年

耶稣会士上康熙皇帝书、并礼部奏疏,1712年

康熙五十年(1711)御史樊绍祚向皇帝奏称天主教异端惑眾,请求全国禁教。在京传教士派出苏霖、纪理安、巴多明三人向康熙上书请愿、恳祈保全,图一即为上书议稿的钞本。康熙把此事交给礼部处理。图二即为礼部议定的奏折,文首缺“礼部为妄立异教、惑眾诬民等事”之句,在樊绍祚的奏疏之後,援引康熙三十一年发佈的敕令,认为西洋人为朝廷治历法、造军器,著有功绩,传教也得到批准,因此无可指摘,不可能危害国家,从而否决了樊绍祚的奏折,其中提到“……西洋人等,有内务府印票者,任其行走居住,不必禁止;未给印票者,凡堂不许居住,往澳门驱逐,等因具奏……”。决议得到了康熙的批准,避免了对传教士的进一步指控。苏霖是葡萄牙籍耶稣会士,1680年抵达澳门,1707-1711年任耶稣会中国副教省会长。纪理安是德籍耶稣会士,1694年抵达澳门,次年入京,由於精通数学、天文,深得康熙器重。巴多明是法国籍耶稣会士,1698年抵达澳门,後奉召入京为康熙讲授西学和担任外交翻译,曾向康熙提出由传教士测绘皇舆全览图的计划。参考文献:

主题词

佚名世界地图,约1530年

佚名世界地图,约1530年

这是一张关於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航海图,绘製在羊皮纸上,无标题、无日期,也没有关於作者的资料,部分破损。图上画有玫瑰线和教宗子午线,地图原有的印度洋部分应是被人割去。羊皮纸右上部分(地图中的东方)缺失约22×40 cm大小的一块,在右下角也被切掉几乎相同大小的一块,因此表明此处应是羊皮的脖颈处。地图左侧有撕裂的痕跡,还有一个大洞和几个小洞,非洲部分也有一个相当尺寸的洞;另外有几处因受潮而受损。有几个註记因褪色或磨损而无法辨认。 这张地图以航海图方法绘製,只有沿岸的地名而罕有内陆的地名。与里贝罗地图类似,应当源自皇家样式(Padron real),但註记精度很差且潦草。这张地图的佚名作者似乎是一个意大利人(很可能是威尼斯人),但地图的地名与註记使用的是葡萄牙语。作者在绘製时非常匆忙草率,在注释和复製等方面有多处错误。 沿岸的地名使用蓝色、黑色和红色标註;用红色、绿色或蓝色绘製岛屿,尤其是小岛;用褐黄色或暗绿色绘製山脉;用淡蓝色绘製河流;使用一种浅淡的洋红色表示一些特定的城镇或村庄。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绘有船舶。图四周绘有小天使头像。 在地图的边缘有一个註记表,其中有一个“Insule Maluche”,有一些菲律宾现在仍沿用的岛名,如“Medanao”(棉兰老岛)、“Maton”(妙彤)、“Cailon”、“ Hunhan”;还有一些其他的岛屿如“Ambon”(安汶)以及“Timor”(帝汶)、“Maluca”,等等。还有一个部分描绘了中国的沿海,其中有显示有通往“cantan”(广州)的两条水道及其附近的一些沿岸地名,其中最近的是“macan”(现已基本无法辨认)和另一个地名“[...] Pescadores”。参考文献:

主题词

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1714年

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1714年

这部36幅承德(热河)景观图册来自於巴尔贝里尼特藏。图册前後各有3页蝴蝶页,主体是36幅风景画,西洋纸铜雕版印製,每幅画页尺寸为29.2×32.5 cm,画面大小为27.2×30 cm;页面对折,封面覆黄色丝绢,图册尺寸为31×17.4 cm,蝴蝶装。马国贤在“礼仪之争”期间被教会传信部派往中国。1711至1723年,他在北京作为製版师为康熙皇帝服务,将欧洲的铜版印刷术传入中国,期间製作了这部铜版印刷的三十六景避暑山庄图册。原稿应是他与中国宫廷画师合作完成。马国贤向康熙帝上交了70本画册,并可能留了30册为自己所用。他将这些图册作为礼品送给了他的亲戚,以及教廷、那不勒斯、英国和法国的达官显贵。1724年他从中国返回欧洲在伦敦逗留期间,据说他向伯林顿伯爵及其朋友圈介绍了这套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其中就有景观设计师威廉.肯特(1685-1748)。肯特後来在英格兰推出了一种新式的“中式英国园林”,闻名全欧。展出的这套梵蒂冈藏本,是马国贤从中国送给他在罗马的保护人红衣主教弗朗西斯科.巴贝里尼的两套图册中的第二套,第一套因故未能送达。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保存了大量马国贤与巴贝里尼之间的通信,其中主要是马国贤关於中国传教的重要事务的报告。以下展示的13幅图即从该图册中选出。参考文献:

主题词

耶稣会士上康熙皇帝书、并礼部奏疏,1712年

耶稣会士上康熙皇帝书、并礼部奏疏,1712年

康熙五十年(1711)御史樊绍祚向皇帝奏称天主教异端惑眾,请求全国禁教。在京传教士派出苏霖、纪理安、巴多明三人向康熙上书请愿、恳祈保全,图一即为上书议稿的钞本。康熙把此事交给礼部处理。图二即为礼部议定的奏折,文首缺“礼部为妄立异教、惑眾诬民等事”之句,在樊绍祚的奏疏之後,援引康熙三十一年发佈的敕令,认为西洋人为朝廷治历法、造军器,著有功绩,传教也得到批准,因此无可指摘,不可能危害国家,从而否决了樊绍祚的奏折,其中提到“……西洋人等,有内务府印票者,任其行走居住,不必禁止;未给印票者,凡堂不许居住,往澳门驱逐,等因具奏……”。决议得到了康熙的批准,避免了对传教士的进一步指控。苏霖是葡萄牙籍耶稣会士,1680年抵达澳门,1707-1711年任耶稣会中国副教省会长。纪理安是德籍耶稣会士,1694年抵达澳门,次年入京,由於精通数学、天文,深得康熙器重。巴多明是法国籍耶稣会士,1698年抵达澳门,後奉召入京为康熙讲授西学和担任外交翻译,曾向康熙提出由传教士测绘皇舆全览图的计划。参考文献:

主题词

佚名世界地图,约1530年

佚名世界地图,约1530年

这是一张关於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航海图,绘製在羊皮纸上,无标题、无日期,也没有关於作者的资料,部分破损。图上画有玫瑰线和教宗子午线,地图原有的印度洋部分应是被人割去。羊皮纸右上部分(地图中的东方)缺失约22×40 cm大小的一块,在右下角也被切掉几乎相同大小的一块,因此表明此处应是羊皮的脖颈处。地图左侧有撕裂的痕跡,还有一个大洞和几个小洞,非洲部分也有一个相当尺寸的洞;另外有几处因受潮而受损。有几个註记因褪色或磨损而无法辨认。 这张地图以航海图方法绘製,只有沿岸的地名而罕有内陆的地名。与里贝罗地图类似,应当源自皇家样式(Padron real),但註记精度很差且潦草。这张地图的佚名作者似乎是一个意大利人(很可能是威尼斯人),但地图的地名与註记使用的是葡萄牙语。作者在绘製时非常匆忙草率,在注释和复製等方面有多处错误。 沿岸的地名使用蓝色、黑色和红色标註;用红色、绿色或蓝色绘製岛屿,尤其是小岛;用褐黄色或暗绿色绘製山脉;用淡蓝色绘製河流;使用一种浅淡的洋红色表示一些特定的城镇或村庄。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绘有船舶。图四周绘有小天使头像。 在地图的边缘有一个註记表,其中有一个“Insule Maluche”,有一些菲律宾现在仍沿用的岛名,如“Medanao”(棉兰老岛)、“Maton”(妙彤)、“Cailon”、“ Hunhan”;还有一些其他的岛屿如“Ambon”(安汶)以及“Timor”(帝汶)、“Maluca”,等等。还有一个部分描绘了中国的沿海,其中有显示有通往“cantan”(广州)的两条水道及其附近的一些沿岸地名,其中最近的是“macan”(现已基本无法辨认)和另一个地名“[...] Pescadores”。参考文献:

主题词

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1714年

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1714年

这部36幅承德(热河)景观图册来自於巴尔贝里尼特藏。图册前後各有3页蝴蝶页,主体是36幅风景画,西洋纸铜雕版印製,每幅画页尺寸为29.2×32.5 cm,画面大小为27.2×30 cm;页面对折,封面覆黄色丝绢,图册尺寸为31×17.4 cm,蝴蝶装。马国贤在“礼仪之争”期间被教会传信部派往中国。1711至1723年,他在北京作为製版师为康熙皇帝服务,将欧洲的铜版印刷术传入中国,期间製作了这部铜版印刷的三十六景避暑山庄图册。原稿应是他与中国宫廷画师合作完成。马国贤向康熙帝上交了70本画册,并可能留了30册为自己所用。他将这些图册作为礼品送给了他的亲戚,以及教廷、那不勒斯、英国和法国的达官显贵。1724年他从中国返回欧洲在伦敦逗留期间,据说他向伯林顿伯爵及其朋友圈介绍了这套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其中就有景观设计师威廉.肯特(1685-1748)。肯特後来在英格兰推出了一种新式的“中式英国园林”,闻名全欧。展出的这套梵蒂冈藏本,是马国贤从中国送给他在罗马的保护人红衣主教弗朗西斯科.巴贝里尼的两套图册中的第二套,第一套因故未能送达。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保存了大量马国贤与巴贝里尼之间的通信,其中主要是马国贤关於中国传教的重要事务的报告。以下展示的13幅图即从该图册中选出。参考文献:

主题词

耶稣会士上康熙皇帝书、并礼部奏疏,1712年

耶稣会士上康熙皇帝书、并礼部奏疏,1712年

康熙五十年(1711)御史樊绍祚向皇帝奏称天主教异端惑眾,请求全国禁教。在京传教士派出苏霖、纪理安、巴多明三人向康熙上书请愿、恳祈保全,图一即为上书议稿的钞本。康熙把此事交给礼部处理。图二即为礼部议定的奏折,文首缺“礼部为妄立异教、惑眾诬民等事”之句,在樊绍祚的奏疏之後,援引康熙三十一年发佈的敕令,认为西洋人为朝廷治历法、造军器,著有功绩,传教也得到批准,因此无可指摘,不可能危害国家,从而否决了樊绍祚的奏折,其中提到“……西洋人等,有内务府印票者,任其行走居住,不必禁止;未给印票者,凡堂不许居住,往澳门驱逐,等因具奏……”。决议得到了康熙的批准,避免了对传教士的进一步指控。苏霖是葡萄牙籍耶稣会士,1680年抵达澳门,1707-1711年任耶稣会中国副教省会长。纪理安是德籍耶稣会士,1694年抵达澳门,次年入京,由於精通数学、天文,深得康熙器重。巴多明是法国籍耶稣会士,1698年抵达澳门,後奉召入京为康熙讲授西学和担任外交翻译,曾向康熙提出由传教士测绘皇舆全览图的计划。参考文献:

主题词

佚名世界地图,约1530年

佚名世界地图,约1530年

这是一张关於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航海图,绘製在羊皮纸上,无标题、无日期,也没有关於作者的资料,部分破损。图上画有玫瑰线和教宗子午线,地图原有的印度洋部分应是被人割去。羊皮纸右上部分(地图中的东方)缺失约22×40 cm大小的一块,在右下角也被切掉几乎相同大小的一块,因此表明此处应是羊皮的脖颈处。地图左侧有撕裂的痕跡,还有一个大洞和几个小洞,非洲部分也有一个相当尺寸的洞;另外有几处因受潮而受损。有几个註记因褪色或磨损而无法辨认。 这张地图以航海图方法绘製,只有沿岸的地名而罕有内陆的地名。与里贝罗地图类似,应当源自皇家样式(Padron real),但註记精度很差且潦草。这张地图的佚名作者似乎是一个意大利人(很可能是威尼斯人),但地图的地名与註记使用的是葡萄牙语。作者在绘製时非常匆忙草率,在注释和复製等方面有多处错误。 沿岸的地名使用蓝色、黑色和红色标註;用红色、绿色或蓝色绘製岛屿,尤其是小岛;用褐黄色或暗绿色绘製山脉;用淡蓝色绘製河流;使用一种浅淡的洋红色表示一些特定的城镇或村庄。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绘有船舶。图四周绘有小天使头像。 在地图的边缘有一个註记表,其中有一个“Insule Maluche”,有一些菲律宾现在仍沿用的岛名,如“Medanao”(棉兰老岛)、“Maton”(妙彤)、“Cailon”、“ Hunhan”;还有一些其他的岛屿如“Ambon”(安汶)以及“Timor”(帝汶)、“Maluca”,等等。还有一个部分描绘了中国的沿海,其中有显示有通往“cantan”(广州)的两条水道及其附近的一些沿岸地名,其中最近的是“macan”(现已基本无法辨认)和另一个地名“[...] Pescadores”。参考文献:

主题词

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1714年

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1714年

这部36幅承德(热河)景观图册来自於巴尔贝里尼特藏。图册前後各有3页蝴蝶页,主体是36幅风景画,西洋纸铜雕版印製,每幅画页尺寸为29.2×32.5 cm,画面大小为27.2×30 cm;页面对折,封面覆黄色丝绢,图册尺寸为31×17.4 cm,蝴蝶装。马国贤在“礼仪之争”期间被教会传信部派往中国。1711至1723年,他在北京作为製版师为康熙皇帝服务,将欧洲的铜版印刷术传入中国,期间製作了这部铜版印刷的三十六景避暑山庄图册。原稿应是他与中国宫廷画师合作完成。马国贤向康熙帝上交了70本画册,并可能留了30册为自己所用。他将这些图册作为礼品送给了他的亲戚,以及教廷、那不勒斯、英国和法国的达官显贵。1724年他从中国返回欧洲在伦敦逗留期间,据说他向伯林顿伯爵及其朋友圈介绍了这套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其中就有景观设计师威廉.肯特(1685-1748)。肯特後来在英格兰推出了一种新式的“中式英国园林”,闻名全欧。展出的这套梵蒂冈藏本,是马国贤从中国送给他在罗马的保护人红衣主教弗朗西斯科.巴贝里尼的两套图册中的第二套,第一套因故未能送达。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保存了大量马国贤与巴贝里尼之间的通信,其中主要是马国贤关於中国传教的重要事务的报告。以下展示的13幅图即从该图册中选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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